2021-03-30

一

十九世纪是英国人的世纪，征服的殖民地遍布全球，号称日不落帝国。但在1879年，它在南部非洲却吃了一个从未有过的败仗。两万名使用木盾长矛的祖鲁族部落战士，把一支装备最先进火枪火炮、编制整齐、训练有素的约2000人的英国远征军，全歼了！

对比下鸦片战争就知道这种失败有多不可思议。从1840到1842年，英军和中国军队交手两年多，战场总伤亡五百多，其中战死大约五六十。最主要的伤亡来自1842年7月在镇江的最后一战，英军轻敌，互相抢功，结果战死39，伤一百多人。比起战场伤亡，英军水土不服，光在舟山病死的倒有四五百。（伤亡数字来自茅海建的《天朝的崩溃》。）如果不算中国水土的杀敌奇效和英军最后一战中的大意，整个战争中英军几乎可以算零战损，就把大清的主力全部击溃，逼迫大清求和。

还要考虑到，1840年的英军，陆战队装备的是原始的前装燧发滑膛枪，和清军的前装火绳滑膛枪相比，只是30秒开一枪和90秒开一枪的区别。双方都是每开一枪都要把枪管立直，先捅一阵，再塞入火药子弹，又捅一阵，然后再端起来开枪。射程和精度也很低，一百米外击中属于踩了狗屎运，两百米外无可能。英军火枪队既无法对清军火枪队形成压倒性的火力，面对骑兵冲锋也没有很大胜算。如果清军以优势兵力正面火枪对射，侧翼骑兵突袭，英军能逃回船上就是万幸。清军还有大炮，和枪支一样，虽然比英军落后一些，但也不是太多。唯一确实无法比的是战舰，因此海上不可能取胜。但作战都是扬长避短，完全可以避开海岸线，诱英军深入内陆决战。当然英军是一支战术水平很高的军队，每进一步都会周密侦查，重新判断敌情，绝不会轻涉险境。

而1879年的英军，已经装备了使用制式子弹的后装线膛枪，每分钟能开十枪以上，已接近现代步枪。而祖鲁战士是典型的原始人，只有木盾长矛，全身上下只有腰间象征性地裹了点东西，没有马匹，不穿鞋，光脚冲锋，以三四千人的代价就把比鸦片战争时强好几倍的英军全歼了。

大清和祖鲁人的差距在哪里呢？

十九世纪初，祖鲁族出了个传奇英雄沙卡酋长，改革军制，建立了一支百战百胜的军队，统一了各部落。原来的祖鲁部落间战斗，只是远远地对射标枪，哪方害怕，先逃跑了，就算战败了。一场战斗下来很少伤亡，简直是春游。沙卡训练士兵放弃标枪，改为持短矛冲锋过去白刃战。他又创建了一种两翼包抄、中央突破的“野牛阵”。那些只会扔标枪的部落遇到这种经过严格训练、有严格纪律和战术的军队，自然无法抵挡。同这种军制相配合，他又发明了一种“妇女专婚”制度，把战士编成几个年龄组，到规定的年龄才能结婚，姑娘们也只能在规定的年龄组中选择配偶，擅自找年轻男子结婚就要处死。这很不自由很不女权，但确实很有效。跟着国王好好干，到一定年龄自然能获得老婆，也只能通过这种方式获得老婆。沙卡后来在内战中被杀，但他的制度却被一直被继承。

沙卡建立的实际是一个远古的中央集权国家的雏形。国家掌握核心资源的分配，“妇女专婚”实际是祖鲁版的“盐铁专卖”。整个国家的生产、调度、分配井井有条。当它决定和英军开战时，实际已等于进行了全国总动员，所有的人力物力都集中起来用于那一战。而大清虽然有四亿人口和广袤资源，武器也没落后多少，但政治组织落后，根本发挥不出这些人力物力。官员对皇帝蒙混了事，人民对政府应付了事，士兵混口饭吃。整个社会实际是无政府状态。祖鲁人军事经验丰富，和欧洲人的枪炮早已交手过，知彼知己，懂得合理安排战术，在最有利的时机发动突袭。攻击令一下达，祖鲁战士就严格执行既定战术，不管前边倒下多少同伴都继续冲锋。清军却毫无谋略，连基本的纪律、勇气都阙如。据英军回忆，陆战时清军只会远远对射火枪，英军一上刺刀冲锋，清军就成鸟兽散。所以同那些影视作品的伪造相反，真实的历史是英军用“大刀长矛”击败了清军的“洋枪洋炮”！

1879年的祖鲁人实际正处于我国远古尧舜禹的时代，尚未有文字。禹统一各部落，想必就是和沙卡一样改革军制内政，建立了一支新军队。如果按照正常历史发展，祖鲁人会在沙卡的基础上，经过几百上千年的分分合合，内战、统一再内战、统一，慢慢吸纳各种文化，统一南部非洲，发展出属于黑人的独特文明。但是，时间没有给予祖鲁人机会，欧洲人来了。英国人想要祖鲁人的土地，于是借口祖鲁国王搞独裁，不民主，要求祖鲁王允许妇女自由结婚，允许士兵自由回家。祖鲁王拒绝了这种极端无理的要求。英国军队于是傲慢地开进了祖鲁人的土地。祖鲁人一共只有几十万，虽然全歼了第一波侵略军，不可能抵挡英国人的后续军队。英国人把统一的祖鲁王国分割为十三个小部落，让这些酋长们互相斗，这样推翻了祖鲁王的“暴政”，“解放”了祖鲁人。祖鲁文明在雏形就瓦解了。

这是被英军擒获后送回国内展览的祖鲁国王赛奇瓦约。英国人非常敬佩这位他们宣传口径中的 “蛮族暴君”，没有杀害他，还礼遇他。赛奇瓦约也非常聪明，很快学会了英语和英国人的习俗，将本民族的历史口述了出来。

二

公元前450年左右的雅典，正处于它的黄金时代。波斯人从希腊败退后，雅典人在领导希腊各邦反击波斯的过程中，渐渐统治了整个爱琴海，各邦都向它纳贡。伯利克里以“第一公民”的名义统治着雅典帝国。雅典是全希腊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那些游学的学者，来到这圣地，和同伴漫步街头探讨诗韵、雄辩术时，看到那金碧辉煌的雕塑、繁忙的海港、高大的战舰、从这里发向各邦的一道道命令，肯定没有人会想到，几十年后，它不但维持不了统治，连自身都难保。伯利克里对自己也充满信心。

我国有明确记载的历史是从西周末的大乱开始的。古代雅典有明确记载的历史也是从公元前七世纪的大乱开始的。这时的雅典是一个贵族寡头制城邦。贵族们组成一个叫“战神山议事会”的元老院，元老院选举出执政官，轮流执政。这些贵族霸占公共资源，瓜分公共财产，掘到第一桶金，又大放高利贷，大搞土地兼并。小农纷纷破产，卖身还债，沦为他们的奴隶。比奴隶好一点的是叫“六一汉”的佃户，意即他们租贵族的田地，能得到产出的六分之一。不肯服从的，贵族的军队就要以法律的名义来抓。或者当六一汉和奴隶，或者逃亡，或者反抗。

公元前630年，一个叫库隆的贵族带着外国雇佣军，试图趁乱夺取政权，当僭主（独裁者），揭开了大乱的序幕。群众仇恨贵族，但不知他的目的何在，没有支持他，因此他被贵族集团合力赶走了。

为了缓和矛盾，贵族集团先是在前621年颁布了德拉古法。这个法律虽然是完全维护贵族利益的，只是把贵族的利益公开声明了一遍，譬如说懒惰罪、盗窃罪一律处死，对平民的苦难毫无缓解，但起码有了明确的成文法，民众就可以要求贵族依法治国，不能随心所欲使用权力。到了公元前594年，惶恐不安的各派贵族达成协议，共同选举名望很高的梭伦出任执政官，授权他变法。梭伦取消了一切债务，释放了债务奴隶，把被卖到海外当奴隶的平民也由国库出钱赎回了，把田地发还给他们。并立法禁止以人身和田地做借债担保，禁止个人拥有超过数额的土地，限制借贷利率，防止再出现平民被卖身为奴。这些措施史称“解负令”。梭伦又创立新的四百人议会和陪审法庭，架空了贵族掌控的元老院。又大赦历次党争中的政治犯，以示和解。

改革是不可能通过一部法律解决问题的，必然要经过反复的斗争。就算法律很完善，也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权把法律推行下去。梭伦担任了22年执政官，他离职后，雅典内争又越来越激烈。庇西斯特拉图在民众的支持下夺取政权，出任僭主。他捍卫了梭伦的法律，并进一步把叛乱的贵族的土地分给农民，向农民提供低息贷款，调低赋税，发展工商业，建立海军，争夺海外领土。在他统治下，雅典开始繁荣。

但他的儿子们没有父亲的才能，滥施权力，失去民心，于是流亡的贵族们找来斯巴达干涉军，于510年打回雅典，复辟贵族寡头制。民众发动起义，赶走了斯巴达军队，恢复四百人议会。流亡贵族中的一些人在几十年流亡生涯中也学到了教训，不再仇视民众，而是站在民众立场上主动改革。贵族克里斯提尼于前509年出任执政官后，彻底废除了梭伦立法中仍存在的限制民众参政的财产和氏族限制。所有雅典公民，不分财产出身，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他们选出一个五百人议会，管理雅典的一切内外事务。经过百年斗争后，雅典的内乱终于平息，建立起了一个团结的、稳固的制度，使国家蒸蒸日上。伯利克里继承的就是这样一个遗产。

雅典的先进制度，加上伯利克里个人的才干，使雅典统治了整个爱琴海。但这个帝国实际上是人数很少的雅典公民对人数众多的属民、奴隶的统治。拥有雅典公民权的人数，各种记载差异很大，甚至有说五六千的，再往高估计也不会超过十万。十万雅典公民，统治着数百万臣民，只管搜刮他们，不理会他们的政治诉求。雅典实际上已经再一次处于前七世纪大乱的前夜，那时几百个贵族统治着几万平民，只顾自己发财，不理会平民死活。

如果按照正常的历史发展，这个帝国必然会爆发内乱，而内战中的一方渐渐会意识到，这些属民无论哪方面都不比正宗的雅典公民差，于是从属民中征召军队，战胜后授予这些士兵完全的公民权，并产生相应的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变革。反复的内战后，会出现一个独裁君主，镇压旧势力，把改革成果巩固下来。最终，这个帝国的各邦渐渐融合，不再有雅典人和某邦人，只有希腊人和统一的希腊国家。这是能够持久繁荣的古代民族的必然历程。

但是，雅典的变革太晚了，还没走到那一阶段，就遇上了斯巴达，并被斯巴达击败了，没有机会履行它的历史使命。

三

雅典的对手斯巴达也是同样的命运。

斯巴达是蒙昧时期入侵希腊半岛的多利安人的后代。他们征服荷马史诗时代的原住民，把这些原住民变为属民、奴隶。斯巴达原来同别的城邦一样，是贵族寡头制，工商业发达，文艺也发达，器物精美，有全希腊闻名的音乐家、诗人。但它在镇压属民的过程中，发觉因内部贫富分化，越来越无力镇压属民。于是大约在公元前七八世纪，进行了一系列被合称为“来库古立法”的改革，最终形成后世著名的斯巴达制度。所有土地被平分为九千份，每个成年男子都分到一份，由希洛人奴隶帮他们耕种。所有男子从小接受严格的军事训练，弃绝任何物质享受，吃粗食，穿粗衣，在公共食堂用餐，谁也不能搞特殊化。废除金银货币，换用笨重的铁钱，使金钱变得无用又麻烦。政权仍然掌控在贵族议会手里，但既然贵族和平民在物质上已经彻底平等，不存在富人耽于逸乐穷人却无法维持生计，平民也就不需要来争夺权力。内部平等了，斯巴达对外扩张、镇压属民就非常有力。就像雅典内部平等了，镇压起爱琴海上各邦就非常有力。

国家的强盛，必然是因为在重大的历史关头进行了改革，适应了新形势。雅典和斯巴达都进行了变法，虽然变法的方向不同，建立的政体不同。后来波斯入侵，那些未进行过变法的贵族寡头制城邦上下离心，纷纷投降，当了伪军，只有雅典和斯巴达上下齐心，有能力有信心抗击外敌，击退波斯后也有能力有信心争夺希腊领导权。而国家的衰落，总是因为形势已经变了，统治者却抱残守缺，形成顽固的利益集团。

在希波战争和伯罗奔尼撒战争后，斯巴达社会受到外部花花世界的冲击，贵族们开始或明或暗地积聚钱财，土地兼并也开始了，大批平民竟因贫困失去了土地，也失去了公民权。“来库古立法”所欲建立的平等和质朴的精神荡然无存。内部贫富分化严重，对外就必然软弱无力，斯巴达不但很快失去了霸权，连属民都越来越无力镇压了。到了公元前三世纪，两任国王相继试图改革。阿基斯四世宣布废除债务，重新分配土地，并带头献出自己的财产。贵族议会发动政变，以僭主罪处死了他。接替他的克列欧美涅斯三世，吸取了他的教训，明白改革必须以武力为后盾。他先通过对外征战，在军队中树立个人威信，再带领军队回国，解散贵族议会，杀死贵族寡头，建立独裁，而后顺利地推行了改革，废除债务，重新分配土地，并吸收属民为斯巴达公民。

如果按照正常的历史进程，斯巴达在克列欧美涅斯三世领导下将复兴，并有望统一希腊，因为各邦都深陷贫富分化，人民欢迎他去解救。

但是，马其顿人来了，克列欧美涅斯三世被马其顿人击败，不得不逃亡埃及，以雇佣兵的身份凄凉地死于那里。贵族议会在马其顿人扶植下复辟了。斯巴达从此一蹶不振。

历史并不是单线程，并不总是留给改革者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