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忠孝仁义,本身就是封建君王用来维护统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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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人都是如此的自私，都只考虑子女如何孝顺自己，却从不考虑或极力避免自己为人父母应当如何慈爱子女。

维护孝道的人：
一种是卑鄙的人，他们有很强的权力欲，想利用孝道达到其他目地。古代的君王，当官的大多如此。
一种是思想情感上的废物，他们利用子女对自己的天然依赖，希望通过子女建立他的自我感。
一种是无情无义的商贩，他们希望对子女的投入得到最大的回报。
一种是找不到自己的人生意义，却寄托于子女身上的蠢货，他们把自己作为一个人应该做的工作说成是为了子女。荒唐之极。
一种无耻的无赖，他们会对子女说不管我对你做什么，我都是为你好，或希望你好。他们企图掌控子女的思想和行为，还一幅大恩人的样子。

长辈可以犯错误而不道歉，子女却只能逆来顺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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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自卑，没有安全感。所以追求面子。获得安全感。为了有面子。追求虚伪。
对自己人恶毒。对别人伪善。

守道德。心肠不好。就是好人、老实人
不守道德，心肠好的。反成了坏人
黑白颠倒
心肠不好的恶人。因为守纪律。反而成了好人。
最后成了。越虚伪。越光荣。越是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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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不承认人性有兽性.排斥。计较 。压迫。假道学/没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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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承认人性中有兽性.同情。包容。宽容。理解。平等。自由.真道德.真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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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敬，孝顺是行善的基础，也是十方诸佛成佛之因（十方诸佛就是修孝敬，孝顺慢慢修成佛果的，佛寿命无量，不生不灭）。也是本性本来的面目。种善因得善果，种恶因得恶果。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两大基本传统道德行为准则之一，另一个基本传统道德行为准则是忠。几千年来，人们把忠孝视为天性，甚至作为区别人与禽兽的标志。忠孝是圣人提出来的，却不是圣人想出来的。它是我国古代长期社会实践的历史产物。http://baike.baidu.com/view/476985.htm?fr=ala0

因为很难做到，所以才要强调，古今一理！

中国孝文化源远流长，在中国历史上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孝”作为一种文化体系、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变迁而发展的，而在当代孝文化作为一种最基本的亲亲关系，应该也可以发挥它应有的当代价值，有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中国传统孝文化是在华夏数千年历史中孕育、诞生和发展起来的。
黑格尔曾说过“中国纯粹建筑在这一种道德的结合上，国家的特性便是客观的家庭孝敬。”
中国传统孝文化历经了古时期的萌芽、西周的兴盛、春秋战国的转化、汉代的政治化、魏晋南北朝的深化、宋明时期的极端化直至近代的变革，是在中国长期的历史发展中积淀而成的。
孝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文化现象，从不同的视角来审视可以得出不同的结论。在当代，我们不能对其作简单的二元对立分析，而要从孝文化的历史与内涵中重新审视其当代价值。
孝作为一种社会意志是随着人类社会的产生而产生的。
先秦：孝道的形成与确立
在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有“率见昭考，以孝以享”之语，充分说明了孝之原始意义。人们在生产劳动，与大自然的不断斗争中，为乞求平安而进行的一种尊祖敬宗的祭祀活动。
殷商、西周是传统文化的开端和创造时期，也是孝观念的初步形成和确立时期。
殷人把祖先视为喜怒无常、令人惧怕的鬼神，他们对祖先的祭祀更多的是一种宗教意义上的祈求，并没有更多的伦理内涵。
到了西周，人们依然对祖先进行虔诚而隆重的祭祀，不过与殷人不同的是，周人对祖先的祭祀既是一种宗教行为和政治行为，又包含着浓厚的敬仰、追念等血缘亲情，是一种伦理行为。
值得注意的是，西周孝观念除了祭祀祖先这层含义之外，还增添了奉养父母的新意义。
祭祀祖先是贵族的特权，奉养父母作为平民的义务，使孝观念向着“子德”的方向演进，并逐渐取代祖先祭祀，成为后世孝道德主要内容。
春秋战国时期，儒家文化开创者孔子在其思想理论中丰富和发展了孝文化的内涵，提出了“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的观点，“仁”是众德之总，而“孝弟”则又被视为众德之源、之总的“本”，其地位在整个传统理论中升到了核心，同时确立了“孝”对于所有人的道德要求的普遍性，“孝”也从此成为协调亲子关系的伦理规范，并成为古代社会宗法道德的基础。
孟子提出了“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观点，并指出，“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其天下太平。”还进一步强调“事亲，事之本也”，认为尊亲、事亲是人生最大的事情。
孔孟对孝的论述，已经涉及到后世孝道的方方面面，从而确立了传统孝道的基本面貌。
汉魏隋唐：“以孝治天下”
汉代是中国帝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全面定型的时期，也是孝道发展历程中极为重要的一个阶段，它建立了以孝为核心的社会统治秩序，它把孝作为自己治国安民的主要精神基础。随着儒家思想体系独尊地位的确立，孝道对于维护君主权威、稳定社会等级秩序的价值更加凸显，“以孝治天下”的孝治思想也逐渐走向理论化、系统化。
《孝经》、《礼记》以及“三纲”学说集中体现了孝治理论的风貌。
孝道由家庭伦理扩展社会伦理、政治伦理，孝与忠相辅相成，成为社会思想道德体系的核心，“以孝治天下”也成为贯彻两千年帝制社会的治国纲领。
西汉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孝治国”的王朝，并实施了一些举措，提倡和推行孝道。
例如，除西汉开国皇帝刘邦和东汉开国皇帝刘秀外，汉代皇帝都以“孝”为谥号，称孝惠帝、孝文帝、孝武帝、孝昭帝等等，都表明了对朝廷的政治追求。
除此以外，西汉也把《孝经》列为各级各类学校必修课程，还创立了“举孝廉”的官吏选拔制度，把遵守、践行孝道与求爵取禄联系起来，这成为孝道社会化过程中最强劲的动力。
魏晋至隋唐五代七百余年，孝道观念虽然时而淡薄时而强化，但各朝统治者都坚持汉代孝道的基本精神，比如“举孝廉”作为察举的主要内容之一，一致为后世所承袭沿用，清代的“孝廉方正”仍是进宫入仕的重要途径。
其间最值得强调的就是孝道向法律领域的全面渗透，凭借法律力量推行孝道，进而实现对整个社会的控制，这也是“以孝治天下”的重要方法。
宋元明清：孝道走向极端化、愚昧化
宋元明清时期，程朱理学成为社会正统思想，理学家认为孝道是与生俱来的、先天的伦理属性，儿子孝顺父母是天经地义、不可违抗的，与此同时孝道的专一性、绝对性、约束性进一步增强，对父母无条件顺从成为孝道的基本要求，“父母有不慈儿子不可不孝”成为世人的普遍信念，孝道进一步沦为强化君主独裁、父权专制的工具，在实践上走向极端愚昧化。
族权的膨胀和愚孝的泛滥，就是孝道畸形发展的具体表现，如“族必有祠”、“家法伺候”等等。后来的“割股疗亲”就是愚孝发展到极致的产物，这时孝道被异化到面目全非的地步。
近代：孝道的变革与社会适应
近代社会，尤其到了晚清民初，随着中国现代化的步伐加快，西方文化的渐渐侵入，民主、自由的思想开始深入人心，人民的自觉性和主体意识不断增强，一大批文化先驱站在时代的高度，从自然人性的角度来揭露封建孝文化的专制性、绝对性。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受到严厉批判的传统孝文化开始洗去尘封多年的封建专制性，转而向新型孝文化发展。
在此引导下人们的时代意识、社会意识逐渐增强，许多人冲破家庭的牢笼和羁绊，站在时代前列，以天下和社会为己任，为民族尽其大孝。比如，在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都曾以儒家忠孝道德作为动员、团结民众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精神力量和思想武器。

1939年3月12日，国防最高委员会颁布的《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及实施办法》中指出“唯忠与孝，是中华民族立国之本，五千年来先民所遗留于后代子孙之宝，当今国家危机之时，全国同胞务必竭忠尽孝，对国家尽其至忠，对民族行其大孝。”
1939年4月26日，中国共产党的《为开展国民精神总动员告全党同志书》指出“一个真正的孝子贤孙，必然是对国家民族尽忠尽责的人，这里唯一的标准，是忠于大多数与孝于大多数，而不是反忠于少数和孝于少数。违背了大多数人的利益就不是真正的忠孝，而是忠孝的叛逆”，在这里，孝成为民族团结、兴旺的精神基础，成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核心。
孙中山先生曾经说过“现在世界中最文明的国家，讲到孝字，还没有像中国讲到这么完全。所以孝字更是不能不要的……要能够把忠孝二字讲到极点，国家便自然可以强盛。”
从历史的不断发展中我们可以看到，传统孝文化在促进国家和谐、人际关系和谐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除了天然的力量差别外，孝道还是极权文化为了自保而给予父母一种武器，目的是消灭孩子的自我意识。极权文化的天然敌人就是自由发展的人性，为了把这样的自我扼杀在摇篮之中，社会要求父母对此加以严格控制。好像打仗要发给士兵武器一样，孝道就是极权文化发给父母的精神武器，它希望能够抹杀天然的舐犊之爱，而代之以社会教化的支配权，使得孩子通过支配式的家庭生活训练，顺从于社会中主奴逻辑与极权道德。
除了与父母的关系外，孝道还能在社会中起到回避问题和转移矛盾的作用。由于对孝道的过分强调，中国人评价某人的时候，总是把他与父母联系起来，而忽略其余的部分，这又维护了中国文化的极权逻辑。一个强盗尽管作恶多端，但只要他能尽心养活自己的老母亲，似乎也是可以得到原谅的。一个艺术家为了尊严不与世俗同流，只能过穷苦的生活，可是却会因为无力尽孝而遭到讥讽。看来在中国文化中，孝的魔力的无穷的，这里我只能套用莎士比亚的名言来说明了，“孝这东西，只这一点点，就可以使黑的变成白的，丑的变成美的，错的变成对的，卑贱变成高贵，老人变成少年，懦夫变成勇士。它可以使受诅咒的人得福，使害着灰白色癫病的人为众人所敬爱，它可以使窃贼得到高爵显位，和元老们分庭抗礼，它可以使鸡皮黄脸的寡妇重做新娘”。
中国文化中的孝道恰恰是利用并且玷污了这一点，把它改造为培养奴才的工具。而对于中国社会中的种种弊端，像孝道这样的扼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