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说，资本主义必然得不到满足，进入到帝国主义。
现实说，资本主义是农业社会积累财富走向富足的最快道路。
但是，社会的物质现代化不等于社会完全现代化，比如，资本主义就容易在发展的过程中歪楼。现在西方国家的高福利和政权“民主“（？）就很大程度上抑制了歪楼，，，，
马无夜草不肥，人无横财不富，我们不能既想着大踏步，又害怕抻着筋。关键是看各个时期大政策的侧重，而“适度”问题，却是专业的细致的工作，老百姓看热闹不可怕，可怕的是瞎起哄的暴民。

资料解答：
　　（一）近代历史上，西方资本帝国主义及基督新教（耶稣教）、加特力教（罗马公教）（天主教应改为加特力教或罗马公教）对我中华民族文化侵略的途径和形式有那些？
　　现将“近代以来西方对华文化侵略的历史演变”一文的有关部分内容，摘选如下，予以作答。
　　近代以来，西方资本帝国主义及基督新教（耶稣教）、加特力教（罗马公教）对华的文化侵略是与对华政治控制、军事侵略、经济掠夺同时进行并为之服务的，因此，他们文化侵略的目的就是宣传西方资本帝国主义及基督新教（耶稣教）、加特力教（罗马公教）对华政治控制、军事侵略、经济掠夺是合理的；宣扬“基督新教（耶稣教）、加特力教（罗马公教）的殖民主义奴化思想，麻.醉中国人民的精神，摧毁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摧毁中华民族炎黄子孙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要让中囯人民接受西方资本帝国主义及基督新教（耶稣教）、加特力教（罗马公教）的侵略和奴役，不反抗不斗争，进而达到他们永远控制奴役中华民族的目的。
　　在近代历史上，西方资本帝国主义及基督新教（耶稣教）、加特力教（罗马公教）对华文化侵略的途径和形式主要有以下两种。
　　其一，在华发展传媒事业，制造对西方有利的殖民主义奴化思想舆论，从而麻.醉中国人民的精神。
　　自1840 年鸦片战争结束后，西方列强及基督新教（耶稣教）、加特力教（罗马公教）撞开了中国的大门，在领事裁判权的庇护下，为了在华发展传媒事业，更好地制造对华奴化思想舆论，他们在中囯的办报活动由华南沿海逐渐扩展到华中、华东和华北。在19 世纪 40 到 90 年代的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内，他们先后创办了近170 种中、外文报刊，约占同时期我国报刊总数的 95 %，其中大部分是以教会或传教士个人的名义创办的。
　　西方列强及基督新教（耶稣教）、加特力教（罗马公教）之所以将发展在华传媒事业作为文化侵略的途径，是基于他们认为只要控制住在中国出版的“主要的报纸”和“主要的杂志”，“我们就控制了这个国家的头和背脊骨”（李提摩太：《给英驻上海领事白利兰的信》）。他们认为要毒化、奴化中国人民的思想，办医院、办学校、办教堂固然重要，但是收效仍嫌太慢。“我们还有一个办法，一个更迅速的办法，这就是出版书报的办法”（玛·布朗宜：《没有更迅速的道路》）。因为，“别的方法可以使成千的人改变头脑，而文字宣传则可以使成百万的人改变头脑”（李提摩太：《给英驻上海领事白利兰的信》）。因此他们很重视书报出版工作，尤其重视报刊的出版工作。他们在办报上投入了很大的力量。1860 年外国教会和外籍传教士在中国出版的报刊达到 32 家，比鸦片战争以前增加了一倍。1⑧90 年发展到 76 家，比1860 年又增加了一倍。这些报刊和同时期以教会名义编印出版的一千多种中文书籍，形成了西方资本帝国主义及基督新教（耶稣教）、加特力教（罗马公教）毒化和奴化中国人民思想的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
　　这一时期外国教会和传教士在中国创办的中文报刊主要有：
　　《遐迩贯珍》、《六.合丛谈》、《中外新报》、《香港新闻》、《中外杂志》、《中外新闻七日录》、《教会新报》、《中国读者》、《中西闻见录》、《益闻录》（后改名《格致益闻汇报》）、《圣教杂志》、《圣心报》、《学塾月报》、《新学月报》、《通问报》等。
　　这些刊物的主编人都是随着西方资本帝国主义的军旗闯进中国，在不平等条约的庇护下进行文化侵略活动的外国传教士。如：麦都思、林乐知、李提摩太、艾约瑟、丁韪良、慕维廉、傅兰雅、奚理尔、理雅格、李佳白、玛高温等。这些刊物虽然由教会和传教士主办，但它们并不那么热衷于“阐发基督教义”。有些刊物象《遐迩贯珍》、《中西闻见录》等，则几乎完全以“各国近事”，商业消息和一般的新闻评论为主，很少刊载宗教材料。尤其是《教会新报》，从一份本该专言基督教教会内容的刊物，却最后发展成为一份以刊载时事性政治材料为主的刊物。它的后期的英文报名“The Review of the Times”（时代评论报）恰当地反映了它的这一变化。这一情况充分说明，西方传教士披着宗教外衣在华创办的报刊正是西方对华文化侵略的重要途径。
　　这些刊物首先致力的，是用文字来消除中国人民对西方侵略者的仇恨。他们大念“和平经”，重弹 “天下不啻一家，万民皆如同胞”之类的老调；宣扬他们这些人“越七万余里航海东来”，其目的只不过是“与中国敦和好之谊”；他们的“传教”，是“替天行道”；他们的“通商”，是“以有余补不足，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因此，只要中国人民放弃抵抗，“不尚武功”，去掉他们所说的那种“仇敌之根性”，就可以“盛享”他们所描绘的那种“中外和平之幸福”。说穿了，就是要中国人民认敌为友，束手就擒，听凭他们宰割，不要有任何的反抗。
　　这些刊物在中国人民的反帝爱国斗争蓬勃开展、帝国主义者及基督新教（耶稣教）、加特力教（罗马公教）与中华民族的矛盾日趋尖锐的情况下，有时也自行掀掉伪装，不顾一切地赤.裸裸地进行反.华叫嚣。它们恶狠狠地反咬中国人民对他们“不以为德，反以为仇；恫吓中国人民“不宜拘守疆域，自隘其爱人之量”；把参加反洋教斗争的人民群众一律诬诋为“愚.民”和“乱.民”。出于对充当帝国主义走狗媚外残民的清朝政.府的支持，它们对国内一切足以动摇封建统治基础的革命斗争，都极端仇恨。他们攻击太平天国的革命队伍是“发逆”、“贼党”、“红头贼”。诬蔑参加反清起.义的农民武装是“奸人”、“莠民”。咒骂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孙中山是“孙汶”、“孙逆”；说他“鼓煽狂言”，“目光如豆”；叫嚷一经“拘获”，就应“明正典刑”。这充分暴露了它们的盗憎主人的丑恶心理。
　　西方资本帝国主义及基督新教（耶稣教）、加特力教（罗马公教），为了更好地加强组织管理在华的文化侵略活动，他们于1887 年在上海创立了一个规模宏大的社团“广学会”。在以后的半个世纪的时间内，广学会成为西方资本帝国主义在宗教的掩护下对中国人民进行文化侵略的一个重要机构。广学会是一个国际性的组织，参加广学会工作的传教士分隶于英、美、加拿大等国的不同教派的不同差会。它的董事会的董事除传教士外，还有英、美两国驻华的职业外交官、上海租界工部局的官员和在华的外籍知名人士。充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职务达四十九年之久的英国人赫德，是它的第一任会长。曾任英国派驻埃.及的总督、富有殖民地统治经验的克罗梅爵士，充当过它的顾问。仅此即可以看出广学会的殖民主义性质。广学会以“输入最近知识，振起国民精神，广布基督恩纶”为幌子，在不到四十年的时间内先后编译出版了累计达 369377530 页，包括神道、哲理、法律、政治、教育、实业、天文、地理、博物、理化等十几个方面的两千多种书籍和《成童画报》、《万国公报》、《中西教会报》、《大同报》、《女铎》、《福幼报》、《明灯》、《道声》、《女星》、《平民家庭》、《民星》等十几种中文报刊。把“开放” “中国人的头脑”的工作，纳入他们的轨道，进行了广泛的欺骗、愚弄和奴化毒害中国人民的宣传。
　　广学会的主要机关报是《万国公报》。它先后出版近四十年，累计近1000 期，是外国传教士所办的中文报刊中历史最长，发行最广、影响最大的一家。参加编辑和撰稿的都是当时知名的外国传教士，林乐知、慕维廉、韦廉臣、李提摩太、丁韪良、狄考文、艾约瑟、潘慎文、花之安等。《万国公报》名义上是一个教会报纸，但是有关教会的新闻和阐明教义的文章却不多见。刊物上大量刊载的是评论中国时局的政论和介绍西方国家情况的文章，是一个综合性的时事刊物。
　　《万国公报》的文章，极力为帝国主义及基督新教（耶稣教）、加特力教（罗马公教）侵略罪行作辩护。它极力称道帝国主义及基督新教（耶稣教）、加特力教（罗马公教）对中国的帮助，吹嘘教会慈善事业对中国人民的“造福”，威胁中国人民必须老老实实、心悦诚服地接受他们的奴役和统治。尤其是那些美化帝国主义及基督新教（耶稣教）、加特力教（罗马公教）的史论文章，在中国的知识分子当中散布了崇外、媚外、惧外的思想，引导他们按照帝国主义及基督新教（耶稣教）、加特力教（罗马公教）的蓝图来“改造”中国，加深中国的殖民地化。在戊戌变法时期，《万国公报》则主张一切变法新政都必须在他们这伙“西士”的指挥下来搞，上自皇帝的顾问，下至各部的总管，外交、内政的大员，和筹款、筑路、办学等事的督办，以至于拟议中的国家日报的主编，都必须由“西人”来担当。中国人不但应该把实行变法的大权拱手.交给他们这伙“西人”，而且还“不得存域畛之见”，可见他们在思想和精神上麻痹、奴化中国人民的文化侵略，其最根本的目的就是要完全控制和奴役中华民族。
　　象林乐知、李提摩太这样披着学者、出版家、教育家、慈善家的华丽外衣的传教士，在西方资本帝国主义及基督新教（耶稣教）、加特力教（罗马公教）对华文化侵略的活动中是扮演着重要角色的“重量级人物”。也由于这些传教士在对华文化侵略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他们也都得到了本国帝国主义政.府的褒奖。英国代.理上海总领事白利兰曾经亲昵地称呼李提摩太为他们的“阴谋家”美国政.府也赞誉林乐知是为他们“播种中国的人”。林乐知回国休假时，还曾经受到当时的美国总统在白宫的特别接见。这都说明了他们在中国的这几十年间（林乐知在华 46 年，李提摩太在华 45 年），确实为帝国主义及基督新教（耶稣教）、加特力教（罗马公教）的对华文化侵略活动立下了特殊的功劳。
　　其二，通过教会在中国办学，直接培养亲西方的“精英人士”， 西方资本帝国主义及基督新教（耶稣教）、加特力教（罗马公教）企图使文化侵略在意识形态层面更有效地影响中国，以便达到掌控中国政治、外交、思想文化教育等各领域的目的。
　　传教士刚进入中国的时候，采取的是大规模的向下层群众传教的策略，可是收效甚微。他们逐渐意识到：在封建社会的中国，“士大夫们充斥在帝国各地而且受到高度的尊敬，事实上他们乃是这个帝国真正的灵魂，并实际地统治着中国。这就很明显，如果我们要影响整个中国，就必须从他们下手；只有当我们愈是博得士大夫的尊敬，我们在中国的事业才愈能顺利进行。”[1] “我们的目的——尤其是基督教大学的目的，是要培养一种特殊的人才。此种人才，不独要有专门学识和训练，对于改造国家的影响，可因少数坚决的领袖而转移，影响到该地区人民以后的历史。”[2] 美国传教士狄考文说“西方文明与进步的潮流正向中国涌来，这股不可抗拒的潮流将遍及全国。许多中国人都在探素，渴望学习使西方如此强大的科学。”在这一形势下，“传教士要努力培养在中国这场……变革中起带头作用的人才”。[3] 美国新教圣公会全国委员会曾议订了一个所谓《设在中国之教会学校标准》，其中提出的基本原则是：教会学校是作为基督教信仰的客观标志，以传播福音手段而建立起来的。学校当局和作为教会代表的主教，必须尽一切努力建立和促进学校的宗教特点。倘若基督教学校能产生出持有基督人生哲学和道德裁判力的领袖人才，倘若他们能参与指导中国文化和国家生活进步的方向，而且能有实力令这种进步得以实现，这便是基督教教育永久特殊贡献。[4] 要实现这样“伟大”的目的就必须依靠在中国的高等教育。基于这种认识西方资本帝国主义更加强调培养能控制中国未来发展方向的骨干力量。因此，高等教育作为对中国社会（尤其是对士大夫们）精神渗透的手段必然也就越来越受到他们的重视。从这些教会大学创办人的讲话，可以清楚地了解到教会大学的办学方针：是要在改变中国人的信仰让中国人接受基督教的同时，传播西方文化和西方价值观，并培养一大批精通西学且完全接受了西方价值观的“精英”知识分子，从而通过他们来更有效地实现西方资本帝国主义及基督新教（耶稣教）、加特力教（罗马公教）控制奴役中华民族的目的。
　　依仗不平等条约中各种特.权和帝国主义的枪炮军事威胁与割地赔款的政治、经济危机的压迫，西方资本帝国主义各国教会在近代中国建立起了教会大学的基本框架。从1882 年美国长老会在山东将登州文会馆正式升为学院开始，到 20 世纪 20 年代末，西方资本帝国主义各国教会在中国办教会大学进入高速发展时期。有资料证明，这一时期外国人在中国开办的学校的学生数占整个中国在校学生的 32 %，其中高等教育竟达 80 %。1919 年又成立了“中华基督教大学.联合会”，包括了燕京、齐鲁、金陵、东吴、圣.约.翰、之江、协和、岭南、雅礼、文华等14 校，学生共 2021 人，常年经费共1222000 银元。此时的中国国立大学为 5 所。即北京大学、东南大学、北洋大学、山西大学、上海商科大学常年经费为 1492223 银元。[5] 可见，在经济实力上，教会大学已经基本可与当时的国立大学相抗衡。在这些教会大学中，绝大多数是由美国的基督教差会开办的，其中包括美以美会、长老会、公理会、浸礼会和圣公会等。这也是近代中国教会大学发展的特点之一。
　　西方资本帝国主义及基督新教（耶稣教）、加特力教（罗马公教）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在华办学活动中，教会大学作为文化侵略的主阵地之一，其核心目的是掩盖西方侵略，欺骗中国人民，奴化中国人的思想意识，培养控制中国发展的所谓精神领袖。美国退还庚子赔款时，伊利诺大学校长詹姆士曾致函罗斯福总统说“哪个国家能在教育这一代中国青年的事上成功，哪个国家就会付出一定的努力，而在道德、知识和商业的影响上取回最大可能之收获。如果美国在十五年前就做到把中国学生之潮流引到美国来，并使这个潮流不断壮大，那么，我们今天就一定能够通过从知识和精神上支配中国的领袖们，来对中国的发展进行一种最令人满意的又最为巧妙的控制。”[6] 1907 年在华传教士大会报告中，传教士分析了基督教会可以将所培植的人物输送到中国政.府各部门。他们认为，必须在那必将到来的更大的机会来到前，就做好准备；现在就应该训练我们之青年人，使他们将来在担任政.府职务时能够胜任。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向帝国主义过渡，他们对华的侵略也具有了新的历史特点。一是在经济上对华以资本输出取代商品输出，二是展开了划分势力范围的角逐。为适应这种经济政治侵略的需要，对中国的精神文化侵略也要求深化。为此教会大学便成为其渗透西方文化，奴化中国人的思想意识最有效的手段。他们毫不隐晦地说“传教士们是值得我们援助和支持的。如果我们让他们失掉支持，我们国家的名誉将要受到损害。毫无疑问，他们一走，我们的商业，就会遭到极大的损失，我们之外交就会失掉支柱。”[7] 解放前夕，协和医学院美国校长顾林写信给国民党政.府卫生部的美国顾问兰安生说：“用一百万美元来支持个教会大学，比用两百万美元帮助蒋介石维持军队更有用。军队会叛变，至于由我们培养出来的学生则更为驯服可靠，忠诚不变。”[8] 由此可见，西方国家支持教会大学是有其特殊的目的和作用，绝不止于办教育本身，也不仅仅是帮助教会传播基督教思想，而是有其更深远的政治目的。这一点，在1908 年《日本外交时报》刊载的《论各国以国际竞争争夺中国教育权》一文中都明确指出了：美之奖励中国青年，意亦甚殷，派遣学者赴华，传授教育，其精神活泼，能使人知其宗旨为情爱主义之宗教，而不知其为政治之竞争。
　　在教会大学里，传教士们把西方资本帝国主义及基督新教（耶稣教）、加特力教（罗马公教）的对华侵略行径神圣化。由于中国人民对西方侵略者的野蛮、残.暴行径深恶痛绝并屡次掀起反帝爱国运动性，因此基督教的一项使命就是为野蛮的侵略掩饰，把他们的侵略和掠夺美化为上帝委托的一项道德使命。例如，美国的基督清教徒自封为上帝的选民，受上帝派遣建立美国，为落后和劣等民族及整个世界树立一个典范。他们坚信用基督教去征服其他民族文明是上帝赋予他们的神圣使命。基督教领袖阿伯特曾为美国在华的侵略扩张辩护说：“有人认为我们无权进入未开化民族的土地，并且干涉他们的生活；也有人认为他们已经习惯了那种野蛮的生活，并且有权保持他们现有的生活方式。我不承认一个野蛮的民族在当今世界上有保留自己领地的权利，我愿意重申我的观点，野蛮不能享受被文明尊重的权利，文明人虽然应该尊重野蛮人很多权利，但对他们保持野蛮生活的权利，则没有尊重的必要。”用基督教使命意识把对华政治、经济、军事的侵略扩张美化说成是上帝使命的一部分，使其神圣化，这是近代中国教会大学对中国学生进行巧妙欺骗的惯用说法。
　　所以，我们中华炎黄子孙必须清楚地看到：“像西方对中国发生影响的许多事例一样，教会大学的建立是出于西方人的需要，而不是中国人的需要。”[9] 西方资本帝国主义及基督新教（耶稣教）、加特力教（罗马公教）在中国办教会大学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培养听命于他们的“领袖人物”，以文化侵略的方式，追求着政治目的和经济利益，使西方可以自由地扩展他们在华的政治、经济、文化影响。这一活动构成了近代帝国主义及基督新教（耶稣教）、加特力教（罗马公教）侵略中国的另一个侧面。教会学校在办学过程中，始终将 “使学生成为社会上和教会有势力的人物，成为一般人民的教师和其他领袖人物。”[10] 作为他们的头等大事，极力为西方侵略中国辩护，诬蔑中国人民的反帝爱国斗争，并肆无忌惮地宣扬帝国主义及基督新教（耶稣教）、加特力教（罗马公教）入侵有理，种族优劣论，西人高贵，培养学生.殖民心理。奴化学生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充当了西方列强及基督新教（耶稣教）、加特力教（罗马公教）侵略中国的工具，这对近代中国社会尤其是一些知识分子产生了很深地消极影响。
　　（二）中华炎黄子孙应该这么办？
　　近年来，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程度的日益加深，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及基督新教（耶稣教）、加特力教（罗马公教）对中国的文化侵略也在广度和深度上有扩展和延伸。尤其是近几年，通过互联网更有“提速” 的势头。回顾一下近代以来，西方资本帝国主义及基督新教（耶稣教）、加特力教（罗马公教）对中国文化侵略的历史演变，可以看到，今天西方国家及基督新教（耶稣教）、加特力教（罗马公教）对中国不断加紧西化、分化促其演变的一系列活动，虽与近代以来他们对中国实施的文化侵略在途径和形式上有所不同，但其总的目的是一脉相承的。这一点，很值得我们中华炎黄子孙深思和警示。
　　尤其是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基督新教（耶稣教）、加特力教（罗马公教）（天主教应改为加特力教或罗马公教），不择手段对我中华民族的文化侵略一刻也没有停止过。目前，它们更是不择手段，它们利用所有能利用的文化载体，利用所有能利用的机会，尤其是利用互联网、地下教会组织，大肆对我中华民族进行文化侵略，大肆传播基督新教（耶稣教）、加特力教（罗马公教）荒谬邪说，大肆发展基督新教（耶稣教）、加特力教（罗马公教）教徒，大肆推行它们的“一神论”“唯一性”及“排他性”理念，大肆诋毁我们中华文明、优秀传统文化，企图加速“毁灭.中华文化”，妄图实现所谓“中华归主”之美梦。对此，我们中华炎黄子孙必定坚决抵制、予以痛击！
　　（参考资料来源于大学网，文作者：郑言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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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答：
　　一、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的现代，西方资本帝国主义及“基督新教（耶稣教）、加特力教（罗马公教）（天主教应改为加特力教或罗马公教）”对我国文化侵略的手段及途径主要有那些？
　　现将约16000字的“近代以来西方对华文化侵略的历史演变”一文的有关部分内容，摘要如下，以作答之。
　　1949 年新中国成立后，西方资本帝国主义及“基督新教（耶稣教）、加特力教（罗马公教）”在华办的刊物和学校，很快就结束了其在华历史。其后虽然他们从未放弃文化侵略与“和平演变”社会主义中国的战略目标，但因上世纪 50 至 70 年代整个世界大环境，尤其是中国自身环境的限制，使西方资本帝国主义及“基督新教（耶稣教）、加特力教（罗马公教）”没有找到一种可实施的最有效的对华文化侵略的途径。自上世纪 80 年代始，特别是经济全球化浪潮涌起之后，西方资本帝国主义及“基督新教（耶稣教）、加特力教（罗马公教）”又找到了可实施的最有效的对华文化侵略的途径。
　　值得注意的是，近代西方资本帝国主义及“基督新教（耶稣教）、加特力教（罗马公教）”的第一轮.大规模文化侵略的目的是美化西方对华侵略，用宗教“基督新教（耶稣教）、加特力教（罗马公教）”的殖民主义思想奴化中国人民，使中国人民对西方列强及“基督新教（耶稣教）、加特力教（罗马公教）”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等方面的压迫不反抗、不斗争，极力维持中国永远处于贫穷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从而达到他们企图永远政治上控制、经济上奴役中华民族的总目的。当历史进入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现代社会，因为他们不愿意看到或接受日益和平崛起的社会主义中国，因此，新一轮.大规模文化侵略的目的就演变为极力改变中国的社会主义颜色，使中国放弃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转而走资本主义道路。为此，文化侵略就以美化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极力宣扬所谓“人权”、“民主”、“自由”、“多党轮流执政”、“议会制”、“多元化”、“普世价值”等为其内容，旨在转变中国人民的世界观、价值观，最终以“西化”、“分化”中国的形式实现“和平演变”中国。从而在 21 世纪又可以达到他们早在19 世纪就企图永远政治上控制、经济上奴役中华民族的总目的。可见，第一轮文化侵略是要极力维护旧中国那个社会性质（半殖民地半封建），第二轮文化侵略是要极力改变新中国这个社会性质（社会主义），一个维护，一个改变，都是为实现西方资本帝国主义及“基督新教（耶稣教）、加特力教（罗马公教）”永远政治上控制、经济上奴役中华民族的总目的。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现代社会，西方资本帝国主义及“基督新教（耶稣教）、加特力教（罗马公教）”对华文化侵略的手段和途径主要有以下几种。
　　其一，利用互联网及其它传媒、文化交流、高层论坛、电影电视、学术研讨等途径进行文化侵略。
　　近年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通过网络微博推.特、外交渠道、报刊杂志、广告、电影、电视、艺术表演、名人演讲、学术研讨会、美.国.之.音广播、组织基金会等各种途径等，对中国大量宣传西方的资本主义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诋毁和批判我们的主流意识形态和民族文化。尤其是美国的意识形态及其价值观不断地渗透到我们的思想文化宣传阵地，他们想用这种软性攻击形式进行西方思想文化的强制性灌输，达到彻底颠覆我们民族原有的价值观、世界观和是非观的目的。尼克松在《1999：不战而胜》一书中曾说，应该制订一个在铁幕里面同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和平竞赛的战略”，即在军事遏制的基础上，发挥美国的经济优势，以经济援助和技术转让等条件，诱使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开展“意识形态竞争”，打“攻心战”，扩散“自由和民主价值观”，打开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变革之门”。
　　美国通过各种文化表现形态实施的这种旨在改变我们民族原有的价值观、世界观和是非观的文化侵略，也是美国进行和实现“和平演变”、颜色革命成功的必要过程。没有这个“洗.脑”过程，美国企图实施对华的“和平演变”是根本不可能的。
　　事实上，网络已是美国对中国输出美国价值观的主要途径，目前中国的网民数量迅速增长，尤其是发达地区的年轻人基本上都会上网，而美国是互联网技术最先进的国家。最近几年，美国无论是在东欧、中亚的颜色革命，还是在北非、中东的政局巨变中能够屡屡得手，主要是通过“推.特”和“脸谱”等网络工具来传递消息和煽动群众。可见，互联网已成为美国对华实施“和平演变”和对其他国家发动颜色革命的有力武器。
　　为了更好地集中优势用好这一有力武器，美国政府决定从 2021 年10 月1 日起，美.国.之.音将全面停止中文短波、中波以及卫星电视广播，全面取消粤语广播。这意味着美国政府对中国进行广播政治宣传的时代将结束。不过，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将被保留。其普通话节目将转入互联网。美国广播理事会战略与预算委员会主.席恩德斯·温布什是该计划的支持者。他说，在中国收听短波广播的人数过去几年一直微不足道，而中国现在是世界上使用互联网人数最多的国家。
　　2021 年 2 月 15 日，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在华盛顿乔治大学发表网络自由讲演。她表示，美国国.务.院在使用阿拉伯语及波斯语发送“推.特”信息后，还准备推出中文及俄文的“推.特”账户。并且，美国今年将花费 2500 万美元，用来保护网络作者，帮助他们突破网络限制。美.国.之.音停播华语与“推.特”被美国政府热捧，此消彼长之间实际上是美国政府内部宣传资源的一种调整。从中不难看出，美国政府正日益重视互联网等新媒体的文化侵略影响力，希望借此加强对中国的宣传攻势。
　　2021 年，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在会见各大网络公司的负责人时公开表示，美国会利用网络推行“民主化进程”。美国政府希望利用网络达到政府目的。目前，控制国际互联网的 13 台域名根服务器全部被美国所把持。美国不顾世界各国的强烈反对和多次要求，拒不交出根服务器的管理权，宣布美国商务部将无限期保留对13 台域名根服务器的监控权，这样美国就在事实上把持着国际互联网的生杀大权，随时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给别国断网。2009 年 5 月微软公司根据美国政府禁令，切断了古巴、朝.鲜、叙利亚、苏丹和伊朗等 5 国用户的 MSN 接入服务，这表明美国利用互联网这一有力武器不仅用于文化侵略也是对其它国家最大的潜在威胁。
　　从本质上来说，利用互联网这一新式战略武器是延续了近代西方资本帝国主义及“基督新教（耶稣教）、加特力教（罗马公教）”在意识形态领域对华进行文化侵略的网络翻版。撇开漂在表层的信息技术的浮沫，美国推进使用互联网这一渗透手段，与近代西方列强及“基督新教（耶稣教）、加特力教（罗马公教）”在华大力发展传媒事业办各类报刊杂志从事欺骗宣传活动，并无本质区别。无非是文化侵略的载体发生了变化——从传统传媒（纸制）到网络（无纸化）。至于其它途径，如报刊杂志、广告、电影、电视、艺术表演、名人演讲、学术研讨会等也都是美国等西方国家仍然紧抓不放地对华文化侵略的手段和形式。
　　其二，仍然紧紧抓.住宗教“基督新教（耶稣教）、加特力教（罗马公教）”作为对华文化侵略的有效手段。
　　“基督新教（耶稣教）、加特力教（罗马公教）”之宗教渗透曾是近代西方资本帝国主义对华文化侵略的主要载体，“传播福音”是他们披的华丽外衣。由于“基督新教（耶稣教）、加特力教（罗马公教）”是一种具有历史延续性的传统模式和具有现实渗透力的社会意识形态。因此，西方资本帝国主义才极力借助“基督新教（耶稣教）、加特力教（罗马公教）”把西方的思想意识和文化价值理念传播渗透到中国，以达到从精神世界统治、奴役中华民族。对于我国现阶段来说，“基督新教（耶稣教）、加特力教（罗马公教）”之宗教渗透作为西方文化侵略的一个方面，主要表现为以宗教交流、传播为掩护，以宗教信仰自由为借口，使非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从西方社会渗进来，浸透到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现实土壤中并将其逐步社会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有目的、有计划、有步骤的占领和控制社会主义思想阵地，消融和瓦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影响和同化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人民，干涉宗教事务，破坏祖国统一，颠覆社会主义制度。
　　“基督新教（耶稣教）、加特力教（罗马公教）”之宗教渗透是政治活动而非宗教活动，政治恶意性是其最核心的特征。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意识形态领域推行和平演变战略，利用“基督新教（耶稣教）、加特力教（罗马公教）”之宗教对抗和削弱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以此实现向社会主义国家的渗透是他们的惯用伎俩。苏东巨变中，受西方支配的罗马教皇携带西方的阴谋计划，亲自到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传道布施，推销资本主义的“政治多元化”理论。
　　美国前国务卿舒尔茨明确说过：从宗教信仰到政治行动只有一小步距离。所以西方某些国家一直利用宗教尤其是“基督新教（耶稣教）、加特力教（罗马公教）”反.华，如支持达.赖喇.嘛谋求西.藏.独立，鼓动法.轮.功邪.教分子闹.事，并出巨资160 亿美元要“把中国基督教化”等等。美国《时代周刊》前驻北京记者艾克曼在他所写《耶稣在北京》一书中指出：“根植于西方的大陆基督教会，崇尚美国的宗教自由和民主价值，倾向支持中国走向民主。”[11]“在中国，上至政治学术精英，下至农民.工人百姓，信仰基督的人数占人口比例虽极少，但还是可利用的一个力量”[12]“未来30年，中国经济在实现持续高速发展的同时，基督徒的人数要达到中国人口的三分之一，中国这条东方的巨龙，或许会被基督的羔羊所驯服。”[13]
　　特别是一些打着学术交流、研讨、传授宗教文化普及人文知识的旗号，进行着较为隐性的“基督新教（耶稣教）、加特力教（罗马公教）”之宗教渗透更值得警惕。
　　2005 年以来，在英国某基金会的资助下，中国国内一些著名大学连续举办“科学与宗教”系列讲座，“面向那些关注基督教信念和科学理论相联系的大学读者”，[14] 描绘了一幅科学与宗教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壮美图景。
　　以北美某基督教学会为例，2001 年以来，该学会已经连续举办数届“美国宗教与文化暑期高级研讨班”，每届研讨班都有10 位左右的中国学者组成，其中不少都是中国高校和研究机构宗教学及相关学科系、研究所的领导人和学科带头人。比如，在 2002 年的第二届研讨班上，共安排了八次讲座，分别由波士顿大学神学院、圣公会神学院、环球圣经公会和大使命中心等机构的中美神学教授和牧师主讲。此外，研讨班还组织了一系列考察和体验活动，包括参观早期欧洲清教徒到达美洲乘坐的五月花号船和居住的普利茅斯等历史遗迹，探访美国东西两岸的近 20 家中美教会，与教牧人员进行深入的对话和交流，其间还参加了四次仪式各异的基督教.主日崇拜、七次团契和查经活动、一次布道会，亲身体验了基督教丰富多彩的敬拜活动和宗教生活。在随后的几届研讨班上，又渐次增加了拜访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接触美国国会和政府人士，参观各种类型的华人教会和家庭、感受华人同胞在美国社会的真实处境等内容。
　　主办者很明确地说出了举办这个研讨班的目的，就是“为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学者提供一次亲身考察、理解、感受和认识美国宗教文化与社会的机会”[15] ，这“对于他们认识美国的宗教文化，反省中华民族的历史、现状以及更加全面地把握未来发展的方向，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思想启迪”。[16] 参加研讨班的一些中国学者也真“受益非浅”，一方面表示“现在对美国的基督教有了更具体、更切身的认识和体会”，[17] 从中“看到了信仰的力量，看到了信仰如何使他们的生命变得喜乐与丰盛、更有意义”；[18] 另一方面认为“这种美国经验，对当下中国大陆，可鉴之处甚多”，“把基督教中有益于社会、个人的文化精髓发扬广大是有必要的，对于中国的进步和人民的幸福也是有价值的”，“这对于重构中国当代社会的信仰体系和价值坐标不无启示意义”。[19]
　　更值得关注的是，国外的神学教授、神职人员己经在中国的一些高校内或开课程，或做讲座，有的甚至被聘为兼职教授、客座教授。如，新加坡某神学院院长、英国伦敦大学荣誉神学士 M 就到北京某大学哲学系开设“基督教思想史”，并被聘为客座教授。此后，M 多次到该系任教，给研究生开设“现代基督教神学著作选读”，给本科生开设“《圣经》神学及其现代意义”。不仅如此，M 还经常应国内一些著名高校的邀请，举办诸如“圣经导论”、“基督教的人文精神”、“基督教思想与西方文化的关系”等专题讲座。1992 年，M 又被上海某大学聘为客座教授。更有甚者，2004 年12 月 26 日至 2005 年1月12 日，北美某基督教学会竟来中国举办了跨数省长时间的基督教“学术讲座”。北美某基督教学会会长带领两位美国基督徒学者──旧金山大学生物系某教授和波士顿大学神学院某教授，三人的首站选在北京，然后是哈尔滨、长春、南京、杭州。18 天时间在五座城市的八所大学中作了十场讲座和座谈，举办者称，“为中国知识分子了解科学与宗教的全新关系打开了一扇新的窗口”。这到底是一扇什么样的窗口？看主办者的身份和以宗教为主题的讲座就不言自明了。[20]
　　2004年以来，受美国某基金会的资助，北京某大学连续六年举办“宗教学高级研讨班”。研讨内容涉及欧洲和北美洲基督教的现状、当代流行的宗教社会科学理论、全球化背景下不同宗教传统对公众生活和利益的影响与贡献等。虽然不能说这些讲座都是宣教，但其掩盖了宗教所具有的文化以外的其他功能，这对于消解中国宗教研究的无神论本色、扩大宗教的意识和观念在知识分子和大学生中的影响无疑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这样的研讨班不仅免收学费，而且依据学员出勤、学习态度和成绩等情况，评选杰出学员和优秀学员。杰出学员每人奖金 2000 元，优秀学员每人奖金 1000 元。另从杰出学员中推荐最优秀者，赴美国某大学做访问学者，费用由研讨班提供。2009 年，该研讨班进一步推出一项研究和培训项目，项目分为“研究中心课题”和“个人课题”。“研究中心课题”主要面向中国大陆大学的研究中心或研究所，每项资助金额在 5 万到 10 万美元之间；“个人课题”主要资助由1 或 2 位研究者进行的研究课题，每项资助金额在 1 万到 3 万美元之间。与课题申请配套，该项目还将举办三期培训工作坊。第一期将于 2021 年暑期在中国举办，邀请第一阶段入围的 30 位申请者参加，为期大约两周，由该项目提供食宿费用和旅费补贴。第二期及第三期将分别于 2021 年及 2021 年暑期在美国举办，每期一个月，由获奖的 12—15 位研究者参加，费用同样由该项目提供。面对如此研究和培训计划，我们实在有些匪夷所思。研讨班何以如此慷慨？又是在慷谁之慨？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思考和警觉。[21]
　　由此可见，西方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新教（耶稣教）、加特力教（罗马公教）”之宗教对社会主义实施文化侵略，把“基督新教（耶稣教）、加特力教（罗马公教）”之宗教作为了“西化”“分化”中国的突破口。上述事实充分表明，针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基督新教（耶稣教）、加特力教（罗马公教）”之宗教渗透活动，从本质上说是为颠覆社会主义制度这一政治目的服务的，根本就不是什么宗教意义上的活动，也远远超出了“学术交流”之本意。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西方“基督新教（耶稣教）、加特力教（罗马公教）”之宗教渗透活动的手段和范围也会扩大。因此，我们中华炎黄子孙必须将危害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督新教（耶稣教）、加特力教（罗马公教）”等之宗教渗透活动予以高度警惕，采取有效措施抵御西方帝国主义旨在“西化”“分化”“和平演变”中国的任何形式的宗教尤其是“基督新教（耶稣教）、加特力教（罗马公教）”渗透活动。
　　其三，通过资助、扶持中国的某些“西化精英”，实现“和平演变”中国。
　　前文所述，近代西方资本帝国主义在第一轮对华文化侵略中，办教会大学有一现实目的即在华培养听命于他们的“领袖人才”。那么，当前西方帝国主义正在实施的第二轮文化侵略，则是通过某些基金会资助、扶持中国的某些“西化精英”，来实现他们“和平演变”中国之目的。
　　美国前国务卿赖斯曾经阐述过，控制中国不能主要依靠武力，要通过控制中国精英来影响中国决策，辅之以控制战略威慑，使中国更加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如美国福特基金会和洛克菲勒基金会。福特基金会与中国的关系可分为两个部分：前期以资助美国及世界其他地区对中国的研究和了解为主，后期即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直接与中国建立联系，资助有关项目和机构。该基金会最早介入中国的项目是 1949 年调查从大陆流到香港的大批知识分子“难民”情况，并协助对他们的安置。根据基金会驻京办事处的最新资料，自1988 年1月在中国建立办事处起至 2001 年 9 月，基金会在中国资助总额为 1.28 亿美元，项目包括人权与社会公正、治理和公共政策、教育与文化、国际事务、项目支持等。在这些资助中即培养了某些西方国家需要的“西化精英”。洛克菲勒基金会早在 1916 年就开始在华资助美国教会办的协和医学院。改革开放后特别是近年来，该基金会更是与中国很多领域科研机构合作。正如美国前国务卿赖斯所言，要通过控制中国精英来影响中国决策。
　　特别应当指出的是美国通过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控制中国的某些社会活动家和法学家，在中国制造政治动荡和分裂。“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又译为“国家民主捐赠基金会”，简称 NED）下属四大机构，即共和党的国际共和研究所、民主党的全国民主研究所、美国商会国际私营企业中心及劳联·产联的国际劳工团结美国中心。此外，还有许多所谓非政府组织受其资助，包括《民主杂志》、世界民主运动、国际民主研究论坛、国际媒体援助中心等等。它虽属非政府组织，但和美国国.务.院、国际开发署、中央情报局有密切的联系，被认为是中情局的“另一块招牌”。因为 NED 有非政府组织（NGO）的招牌，不易引起注意，甚至连西方的研究报告都说，“在向非政府组织提供战略资金方面，美国外交政策精英们认为 NED 比秘密支援更可靠”。这个 20 世纪 80 年代初成立、主要靠美国政府拨款从事活动的“非政府组织”在世界很多地方扮演过特殊的政治角色。如在拉美、独联体、西亚、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的政治影响非同小可，主要是受到其颠覆活动或推动“颜色革命”的影响。NED 还频频资助中国的“民.运”、“藏.独”、“东.突”等各种反.华势力，直接.干涉中国内政。NED 拨款大多来自美国国会，服务于美国的国家利益。二战后，一些美国志愿者组织被发现暗中接受中情局的秘密资金，在国际上引起了激烈争论。1982 年，美国总统里根在一次重大外交政策演讲中提出促进“民主基本建设”的计划，在全球“推广民主”。1983 年11月，美国国会通过《国.务.院授权法》，拨款 3130 万美元成立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并让其享受美国税法 501（C）3 条款免税待遇。有统计显示，美国财政对该组织的拨款 2006 财年为 7404 万美元、2007 财年约为 5000 万美元、2008 财年为 8000 万美元。此外，国会还有专项的旨在颠覆他国的所谓民主项目。[22]
　　为了扶持他们的“西化精英”，2021 年10 月 8 日，诺贝尔委员会接受希拉里·克林顿的建议，把诺贝尔和.平.奖公然授予了曾无耻地、赤.裸裸地说 “香港一百年殖民地变成今天这样，中国那么大，当然需要三百年殖民地，才会变成今天香港这样，三百年够不够，我还有怀疑。”“中国人有什么？中国只有一堆非驴非马的大杂烩。”“全盘西化就是人化、现代化，选择西化就是要过人的生活，西化与中国制度的区别就是人与非人的区别，换言之，要过人的生活就要选择全盘西化，没有和稀泥及调和的余地。”“我无所谓爱国、叛.国，你要说我叛.国，我就叛.国！就承认自己是挖祖坟的不孝子孙，且以此为荣。”[23] 并早在 19⑧9 年制造动.乱的、颠覆国家政权的犯罪分子刘.晓.波，这不是西方帝国主义扶持中国的某些“西化精英”，实现“和平演变”中国的明证吗？曾作为访问学者赴美国康涅狄格州立大学政治系从事研究一年，并在日本东京大学攻读国际政治学的某位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的国内高级学者，因触犯泄漏国家机密罪而于 2009 年被捕，2021 年2 月被法院处14 年有期徒刑。这一事例也告诉我们必须高度警惕西方帝国主义扶持的这些中国“西化精英”，他们是西方帝国主义对华文化侵略和实现“和平演变”中国的马前卒、急先锋。[24]
　　总之，由于近代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西方资本帝国主义及“基督新教（耶稣教）、加特力教（罗马公教）”在对华政治、经济、军事侵略的同时，可以采取公开的对华文化侵略的途径如办教会办报刊办学校等，而当前的对华文化侵略己不可能再采取己往公开的途径了，他们必需采取非常隐蔽的途径进行。通过互联网、广告、电影电视、报刊杂志、高层论坛、学术交流研讨、讲座培训、基金会资助等表面正常的各种文化形态暗中输入他们的价值观念。历史上采取公开的文化侵略，目的是使中国人民接受“基督新教（耶稣教）、加特力教（罗马公教）”的殖民奴化思想，使中国社会永远处于被西方殖民主义者统治压迫的境遇。而现在采取非常隐蔽的途径进行文化侵略，目的是使中国人民接受西方的价值观和资产阶级的那套政治理念，从而使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和平演变”成资本主义。而无论是过去要维护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还是今天想要改变中国的社会主义为资本主义，其总目的都是一个，即梦想永远控制、奴役中华民族。但是历史终将会雄辩地证明，西方资本帝国主义及“基督新教（耶稣教）、加特力教（罗马公教）”的这一战略企图必将会伴随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遭到可耻的失败。
　　（参考资料来源于大学网，文作者：郑言雨）
　　二、中华炎黄子孙应该这么办？
　　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西方资本帝国主义列强及“基督新教（耶稣教）、加特力教（罗马公教）”，不择手段对我中华民族的文化侵略一刻也没有停止过。目前，它们更是不择手段，利用所有能利用的文化载体，利用所有能利用的机会，尤其是利用互联网、地下教会组织，大肆传播“基督新教（耶稣教）、加特力教（罗马公教）”荒谬邪说，大肆发展“基督新教（耶稣教）、加特力教（罗马公教）”教徒，大肆推行它们的价值观、政治理念、文化理念，企图加速“毁灭.中华文化”，妄图实现所谓“中华归主”之美梦。对此，我们中华炎黄子孙是绝不会袖手旁观的！一定会坚决抵制、予以痛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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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前我国正处在激烈的社会转型期，因此，要正确认识群体性事件，必须了解社会转型的基本观点和转型期社会的特点。“社会转型”一词来源于西方发展社会学和现 代化理论，社会学家运用此概念来描述社会结构具有进化意义的转变。当前，“社会转型”已成为社会科学界普遍使用的一个热门术语，其基本内涵是指社会的整体 性变动，它不是指社会某个领域的变化，更不是指社会某项制度的变化，而是指社会生活具体结构形式和发展形式的整体性变迁。社会转型是一个复杂的历史变化过 程，它反映了一个社会由初级到高级、由落后到先进的演变。它体现着时代不断前进、不断进步的历程。
这 种具有全局性的社会变动，并不都是一帆风顺的，而是充满着复杂的社会矛盾、冲突与曲折。社会转型有时是不完全的，甚至是不成功的，这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 程，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完成的。我们必须以一种科学的态度，冷静地看待中国的社会转型。中国社会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是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的。农民在生存压力下对人民公社体制的挑战是这一转型的突破口。在邓小平领导下，“改革”和“开放”成了时代的“主旋律”。
在此后近十年的时间内，社会各个阶层特别是工人和农民的物质利益均在一定的程度上得到了满足，人民生活有了明显的改善。但是，上世纪90年 代以来，随着改革的推进，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地区差距逐渐拉大，经济和社会发展不协调，教育、医疗、养老等民生问题日益凸显。很多底层民众被排斥在体制 之外，生活状况还非常艰难，没有均等地享受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在社会转型期，社会群体分化和社会利益分配格局的变化，部分人群的相对剥夺感更为突出，社 会成员的公民意识、政治参与意识以及对国家实现市场经济后的期望也在不断增长，社会群体之间的冲突加剧。也就是说，“传统国家处于现代性的影响下，已冲破 传统生活方式的束缚，面对着经济、社会和政治变革的压力，遭受着新的、更好的经济生产方式和经济保障方式的冲击，由于现代化的变革进程，特别是由于政府无 力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期望，而受到挫折。这种挫折的产生与泛滥会造成政治上的不安定”。而同社会处于转型期所具有的不确定性和变动性一样，这个时期的社会 冲突也具有目标的变动性和形式的多样性这样一些特征。而一旦出现经济（特别是金融）、政治和社会环境急剧恶化的情形，就有可能发生大规模的社会政治骚乱。
2008年，我国人均GDP达到3300美元，从国际发展经验来看，人均GDP达到3000美 元左右是一个国家经济起飞的关键阶段。在这个阶段，既充满新的机遇，又面临着各种社会风险，往往是产业结构快速转型、社会利益格局剧烈变化、政治体制不断 应对新的挑战的时期，因此必须高度重视这个阶段的稳定发展问题。主要表现在：这是一个社会生产力升级、加快发展的时期；也是人们的消费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的 时期，人们告别了温饱型向小康型过渡，从基本的以衣、食为主的消费转向了住、行的消费。住房、汽车等将是人们的消费目标，消费的结构升级，消费力的增强将 促进生产的发展，这个时期也是工业化由初期向中期过渡的时期。根据国际发展经验，当一个国家或地区人均GDP达到3000美 元，经济发展将步入加速成长阶段，经济社会主要的特征表现为：经济结构不断优化，第三产业将加速发展，经济增长的稳定性明显增强；在消费结构中，消费呈现 升级变化，消费将更加多样化；在社会结构中，中等收入阶层将逐渐成为社会的主体，社会从业人员收入形态向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转变。
人均GDP进入3000美 元时期，一方面生产力和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普遍有了较大提高，这自然有利于激发广大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有利于经济社会向前发展，所以是社会主 义事业的黄金发展期。另一方面由于历史原因与现实的差异，所有制形式与分配方式的差异等，各地区各民族经济文化发展相对处于不平衡状态，各经济实体中人民 群众的收入水平也出现了逐渐拉大差距的趋势，甚至引发局部贫富不均的现象。这必然要影响一部分人的生产积极性，成为各类社会矛盾的突显期，从而对生产力和 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不良影响。鉴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已经进入人均3000美元的时期，我们要以马克思 主义社会基本矛盾与主要矛盾的基本原理为指导，高度关注经济社会发展中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转变发展观念，坚持以人为本，不断创新发展模式，在发展生产的 基础上，调整经济、社会政策，兼顾社会公平公正，缩小贫富差距，关注社会弱势群体，正确地处理各类社会矛盾，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搞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 们就能不断提高发展质量，将我国的经济社会转入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轨道。
虽 然诱发群体性事件的因素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都会存在，但从根本上来看，这些诱因是社会发展带来的失衡，是发展中的问题，其解决还是要靠发展。当然，如果仅将 社会矛盾的多发看作世界各国历史上的普遍现象，就有可能掩盖中国社会矛盾的特殊性；静待以经济发展来解决“发展中的问题”，也有可能会错过机制变革体制调 整的最佳时机。群众也可以理解“治疗顽疾”需要时间，但是也需要看到变革的迹象，看到矛盾有逐步缓解的趋势和希望。
事 实上，群体性事件是社会冲突的一种形式，因此，要正确认识群体性事件，还必须理解社会冲突的性质和功能。就社会冲突学派而言，有两个基本的理论传统。第一 种理论传统以马克思和达伦多夫为代表，强调的是社会冲突的破坏作用，认为社会冲突是一种功能失调的“社会病态”现象，具有破坏、分裂社会的反功能。如“马 克思认为冲突最终会变成革命性的和暴力性的，并导致体系的结构性变迁”,达伦多夫也执此观点。正如 结构功能主义大师帕森斯所认为的，冲突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在某种程度上又是可以避免的，它是人类社会的“特有病态”。另一种理论传统以齐美尔和科 塞为代表，更多地注重社会冲突所具有的社会整合作用。他们认为，社会冲突是一种正常的社会现象，能够缓解社会系统的压力，具有社会安全阀和促进社会进步的 积极功能。如齐美尔“经常分析积极的现象——提高团结、整合，产生常规变迁的不那么激烈和暴力的冲突”。同齐美尔一样，科塞也“没有跟随马克思或达伦多 夫，强调冲突的破坏性后果。相反，科塞通过强调冲突对社会系统的整合性与适应性功能来修正达伦多夫的分析。这样，通过批判功能主义忽视冲突和批评冲突理论 过分强调冲突后果，科塞确立了自己的理论贡献”。他的这些理论贡献集中反映在《社会冲突的功能》这部学术巨著之中。他指出：“冲突可能有助于消除某种关系 中的分离因素并重建统一。在冲突能够消除敌对者之间紧张关系的范围内，冲突具有安定的功能，并成为关系的整合因素。”“结构松散群体和开放社会由于允许冲 突的存在，这样就对那种危及基本意见一致的冲突形成保护层，从而把产生有损核心价值观念的分歧的危险减少到最低程度。对立群体的互相依赖和这种社会内部冲 突的交叉，有助于通过互相抵消而把'社会体系缝合起来’，这样就阻止了沿着一条主要分裂线的崩溃”。
因 此，冲突是一切社会的常态，而不是社会的病态，一个社会不可能没有冲突，冲突是社会变迁的重要动力。冲突发生的根源在于力的对比，所有的冲突分为工具性冲 突和价值性冲突。这两种类型的社会冲突在目标特征、行为方式、组织资源、政治化水平、暴力程度、持续时间、社会影响等各个方面均有所不同，但又可以在一定 的条件下相互转化。
只 要社会冲突在可控的范围内，就不必强求绝对的稳定。但是，由于过去我们对“稳定压倒一切”的机械的理解，导致现实生活中当前中国的稳定成为一种“刚性稳 定”，所谓“刚性稳定”主要是指一个社会的政治和社会结构缺乏必要的韧性和延展性，没有缓冲地带，执政者时刻处于高度的紧张状况，试图运用一切资源来维系 其执政地位，最终可能因不能承担十分巨大的社会成本而使政治统治断裂和社会管理秩序失范。绝对稳定、绝对和谐的社会是不存在的，纠纷的存在是一个社会成功 实现其目标的标志。这就像一个好的婚姻里，双方常常发生争论一样。一个成功的社会应该去善于管理冲突，而不是杜绝冲突。通常来讲，最具有活力的社会恰恰充 满了抗争活动。
因此，一个健康的社会追求的应是“韧性稳定”，刚性稳定则是一种看似强硬实则脆弱的稳定，并且维护成本很高。变刚性稳定为韧性稳定，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不必将群体性事件视为破坏安定团结大好局面的洪水猛兽，而应该看到它有暴露问题以便解决的一面。

　　一篇文章奉上，请参考：
　　如何辩证地看待群体性事件

　　我国进入了社会矛盾凸显期，社会稳定形势比较严峻。而影响社会稳定的最大因素就是群体性纠纷和事件，对此各级党委政府做出了巨大努力，而人民也是有目共睹。但以我六年来从事基层维稳工作的经验来看，我们的基层政府在此方面仍存在一些不足的地方，其中最严重的问题就是工作积极性差，如拖延、遮掩、隐瞒以及仅仅为了平息事态而解决问题，从而导致工作形势非常被动，甚至有形成恶性循环的趋势。我认为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就在于执行者看不清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办法和可能因此带来的好处。而要想改变这种状况，就需要我们找到群体性纠纷和事件产生的根本原因和解决办法，认识到我们是可以通过努力将这种坏事变成好事，由此看到解决问题的希望以及解决问题可能为我们带来的丰厚回报。

　　引发群体性纠纷、事件的原因

　　这篇文章中，我将未激化的群体性矛盾纠纷称为群体性纠纷，而将群众使用了非法、过激的行为来应对的、已激化的群体性矛盾纠纷称为群体性事件。

　　一、为什么说将群体性纠纷、事件的根本原因归于利益受损是错误的

　　人类社会的最大作用就是人与人的分工合作，合作意味着资源的集中使用，集中就必然导致部分人占有的资源减少，而另一部分人增加。而占有的物质、人力等资源换个名称就是利益。因此可以说利益的增加减少对于人类社会来说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如果想要通过避免利益受损来预防群体性纠纷、事件的发生，就需要让人类社会倒退回“老死不相往来”的原始社会之前才能够做到，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因此，这种认识不仅毫无实际的指导意义，而且会将我们如何解决问题的思路引入死胡同。并可能由此滋生退缩和失望的情绪，从而对我们解决问题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

　　就如天气变化引发部分人感冒生病，如果把天气变化当作感冒的原因，那么预防感冒只能是将地球改造成一个恒温恒湿的大温室才可能，这种结论显然也是毫无意义的。而对于感冒原因的研究方向应该是，天气变化了，为什么有些人感冒而另一些却没有感冒？同理，探究群体性事件的根本原因，我们只有回答了“为什么有些人利益受损后可以妥协忍让，而另一些人则坚持不让步？为什么有些人在维护自身利益时采用合法手段，而有些人则采取过激行为？”，才能找到有实际意义的答案。

　　二、引发群体性纠纷的原因

　　我认为研究引发群体性纠纷的原因，应该从主客观两方面来看：

　　（一）利益冲突的必然存在，这是引发纠纷的必要客观条件。其中我们需要认识到隐性利益以及迁怒现象的存在。

　　隐性利益主要指公共利益以及其他可能群众内心安全、未来希望的很多东西。例如，杭州富家子飙车案，很多人认为群众和网民与此事无利害关系，纯属起哄闹事。但实际上群众和网民内心关注的重点并不是那位富家子卑微的命运，而是背后的司法公正与否。司法公正关系到所有人，乃至国家与民族的整体利益，而群众和网民的义愤又怎能说是无理取闹。说句危言耸听的话，如果连司法公正都不在引人注目，那将是国家混乱的开端。

　　迁怒是指人在忍受多次利益损失之后，在新的纠纷中突然爆发，并变得极度情绪化，不可沟通。迁怒虽然人人都知道不好，但它就像人类的一种本能很难避免。现在很多纠纷中的当事人胡搅蛮缠，无法理喻，政府部门处置人员因此以刁民来看待此类人员，这种现象背后往往就是迁怒在作祟。执法部门特别是公安机关感觉执法环境日益艰难，我认为其原因也是群众的迁怒。在一些复杂的纠纷中，处置人员必须看的高一些、远一些，认真调查考虑是否有迁怒的现象及为什么会有迁怒，这样才能找准纠纷的症结在哪里，从而进行妥善处置。

　　（二）、群众对利益冲突的态度，为其主观条件。态度可以分为谦让、妥协、坚持三种，谦让和妥协的态度一般不可能引发纠纷，坚持不让步的态度则必然引发双方之间的纠纷。

　　群众对冲突的态度取决于当事双方或多方之间的关系。团结合作关系的群众一般会采取谦让或妥协的态度，如父母与子女之间，抚养和赡养都是减少一方利益以增加另一方利益，实质上这也是利益冲突的一种，却一般不会发生纠纷。竞争甚至仇视关系的群众发生利益冲突时，一般会采取坚持不让步的态度，进而引发纠纷，如现今常见诸于报端的“口角之争引发血案”等。

　　由此可见，群众与群众（包含群众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是否和谐就是引发群体性纠纷的根本原因，而利益冲突仅仅是引发群体性纠纷的触发条件。

　　三、导致群体性纠纷变为事件的原因

　　人们在发生纠纷以后，通常只能通过两种手段来挽回自身的利益，一是合法的手段，通过第三者以仲裁、调解、判决等手段来挽回损失；二是非法的手段，以过激的手段威胁对方屈服或直接抢夺，这种办法往往事与愿违，造成损人不利己的后果。

　　促使人们采取合法手段的原因在于人们相信政府、社会的公正、公平；而采取过激手段的原因无非就是人们不相信可以通过第三者来为他们挽回损失，以为只能通过自己动手来挽回损失。因此，人们对政府、法律、社会的不信任就是导致群体性纠纷变为群体性事件的根本原因。其中我认为，因为只有熟悉、清楚了才能谈的上信任，所以对政府、法律的认识不清如法盲等也可以称为不信任。

　　这里以及这篇文章其它的“政府”，泛指所有的公共权力机关，即老百姓眼中的政府，毕竟在他们看来，无论是人大、政协、法院、公安以及狭义上的政府机关等都只不过是一个整体的不同部分而已。

　　由此可见，人们对政府、法律、社会的不信任就是引发群体性事件的根本原因，群体性纠纷是群体性事件的触发条件。

　　群体性纠纷、事件的影响

　　群体性纠纷、事件的影响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是经济、权利、义务等客观利益方面；二是认识、态度等主观意识方面。

　　客观利益方面，从国家和社会的总体利益来看，只要不发生打砸抢烧，就仅仅是内部利益如何分配的问题，利益的总量并不发生改变。就像把东西从左手交到右手，最多是交接过程中发生了些微损耗。由此可见，解决群体性纠纷、事件无论什么手段，只要能平息事端，客观利益方面的影响将没有什么本质区别。这点可以用“总量守恒”来解释。因此，这方面的影响没必要去深究。

　　主观意识方面是指，群体性纠纷、事件的发生、发展以及平息的整个过程，将影响和改变当事者及旁观者对政府、社会的认识，而这种认识将决定未来群众与政府、群众与群众的关系。

　　人与人之间依照左中右可以分为信任、怀疑、敌视三种关系。与不熟悉的人交往时，一般人都会先持怀疑态度，而在打交道的过程中，通过小心印证来加深或形成认识，由陌生变成熟悉，再根据认识的结果来决定双方之间未来的关系是信任还是敌视。

　　由于市场经济、政府改革、职能转变、老人离去、新人辈出等种种历史的、现在的、客观的、主观的原因，造成当今的群众对现在的政府并不熟悉。群体性纠纷、事件的发生则给群众带来了一个与政府打交道的机会。因此，群体性纠纷、事件在为政府带来麻烦和压力的同时，更给予了政府一个让群众认识政府的机会，也就是给予了政府一个取信于民和团结群众的机会。

　　依据群体性纠纷、事件的整个发展过程，群众会自己判断“政府、法律、社会、朋友等是否可靠、可信”，形成认识，进而决定与其他群众以及政府之间的关系是相互信任的还是敌视的。对我们政府换个角度来说，就是民心向背的问题；而对社会来说，则是和谐与不和谐的问题。

　　“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这句话大家都耳熟能详，但有不少人质疑“民心真有那么大的影响力吗”。我国古代有“爱屋及乌”和“邻人疑斧”的典故，他们讲明了两种态度导致的两种截然相反的结果。这也说明了态度对人们的行为有着无比巨大的影响力。抗日战争中有日寇报复性的扫荡和“三光”政策，解放战争中数以百万计的民工支前，抗美援朝时各族人民更是勒紧了裤腰带，这些背后群众利益遭受的损害根本是无法统计的，但群众对党的支持始终未变，这就是“得民心”的好处。当今社会，政府还未有何风吹草动，无论好坏，都可能引起网民的质疑，导致政府工作效率的急剧下降，这就是群众对政府半信半疑的结果，也可以说是“既不得民心，也不失民心”的表现。至于“失民心”的后果恐怕真会出现“漫天烟尘，遍地反贼”的景象吧。

　　由此可见，群众与群众、群众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如果是相互信任的，那么很多事情会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如果是冷漠仇视的，那么小事会变成大事，无事也要生出波折。因此，每一起群体性纠纷、事件的处置善后对于我们都至关重要。如果我们能够在群体性纠纷、事件的处置中取得人民群众的信任，不仅会为我国未来的发展铺平道路，还会为发展提供强大的动力。

　　这就是毛泽东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所说：“在我们的社会中，群众闹事是坏事，是我们所不赞成的。但是这种事件发生后，又可以促使我们接受教训，克服官僚主义，教育干部和群众。从这一点上说来，坏事也可以转变成为好事。乱子有二重性。我们可以用这个观点去看待一切乱子。”

　　群体性纠纷、事件的根本解决

　　由前文可知，群众对政府、法律、社会的不信任就是引发群体性事件的根本原因，群体性纠纷是群体性事件的触发条件。而群众与群众（包含群众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是否和谐又是引发群体性纠纷的根本原因。信任也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种。因此，群体性纠纷、事件的根本解决就在于改善群众与群众、群众与政府之间的关系。

　　政府不仅是社会的上层建筑，而且也是其中最大的一个群体，拥有其他人和群体无以比拟的榜样示范作用，改善群众与群众、群众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政府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至于如何做，政府就要先从取信于民，使群众信任政府开始。

　　在心理学中，人的基本需求从低到高依次有：生理需要、安全、归宿（爱）、和尊重。我认为，我们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就是要依次解决绝大部分人的基本需求。经过30年改革开放，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我国经济取得了长足进步，可以说已经基本上解决了人们的温饱问题即生理需要。因此现阶段我们社会发展的目标就应该是满足人们“安全感”的需求。我认为，安全感应包括生存和发展两个方面，生存安全包括生活、就业、医疗等，发展安全指发展机会的公平性包括垄断、贫富差距等。而人们是否信任政府等执法机关将严重影响其“安全感”的满足。因此，政府取信于民不仅关系到群体性事件的根本解决，同时也是构建和谐社会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

　　群众对政府的信任源于群众对政府的认识，而具体的认识则源于两个方面：一是政府的具体行为以及历史为群众留下的印象等；二是群众自身判断和认识事物的准则，即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等，这一点主要体现在是社会风气和氛围上面。因此，政府取信于民一是要通过实际行动表现出值得群众信任的形象，二是树立良好的社会氛围和风气引导人民群众对政府的行为做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对此，我有一些思路，写出来供大家参考。

　　一、值得群众信任的形象体现在品德和才能两个方面。其中品德决定了政府与群众有没有共同的利益，而才能决定了共同利益的发展前景如何。

　　（一）、品德的好坏用来回答“政府会不会帮助群众”这个问题，这影响到群众愿不愿意与政府合作。例如，“腐败”造成的物质利益损失相对于国家整体而言并没有多大，但就其性质而言，它是拿着人民和国家给的薪水，办着损害人民和国家利益的事情，这是一种典型的背信弃义的行为。天下恐怕没什么人会愿意与背信弃义的人合作吧，即使迫不得以与之合作也必然是处处提防，时时小心，导致工作效率的低下。因此，诸如“腐败”等品德败坏的行为的损失及危害是无法估量的。国家与社会不是政府一个群体的，它们属于每个人、每个群体共同所有，国家的发展、社会的和谐需要所有人和群体的共同合作努力。因此，品德对于政府、社会、国家都是至关重要。

　　品德，主要体现于人们对各类事物的看法和态度，而这些看法和态度实际上就是具体事物和人们的世界观、价值观等意识形态相互结合的产物。相较而言，事物是偶然的、具体的，意识形态是必然的、普遍的，因此，品德的好坏取决于世界观、价值观等意识形态。我个人总结了以下几点与品德相关的认识：

　　1、对利益的认识和态度

　　利益意味着资源，金钱意味着物质资源，权利意味着人力资源。政府对利益的认识和态度将决定着政府作为公众资源的分配者在群众眼中的形象是吝啬的、大方的、奢侈的还是节俭的。这些不同的形象源于资源的稀缺性和使用方面的不同。资源不可能满足人们各种各样的欲望，这决定了资源的使用必然是有选择性的。资源的使用有三个目的，一是生存，二是发展，三是享受。对于生存和发展使用的多就是大方，少就吝啬；对于享受方面使用的多是奢侈，少是节俭。因此，政府在对于资源的分配使用上，针对不同的使用目的需要有不同的态度，对于民生、发展等方面应宁滥勿缺，对于享受、服务等方面应宁缺毋滥。

　　我们当地有一破产国企有200多名伤残退休职工，很多都是60岁以上的老人，按劳动法的规定应享受工伤补贴合计800余万元，政府拖了两年多没有给予解决，说是数目太大，不好办。反之，有一单位局长配了两辆车，一轿车、一越野车，合计100多万，还不计每月的油钱、修理、保养费用。我想，让10来个局长节约节约，这800余万就应该有了吧。这样对比下来，政府如何能够给群众留下好的印象。

　　就资源的使用方式来讲，集中使用可以减少浪费，提高使用效率，所以政府在近几年的发展中倾向于做大做强，这也符合中国的国情，它的正确性也毋庸置疑。例如现在社会的经济发展比前10年、20年稳定、有秩序的多，这体现在质量的提高、品牌的发达和坑蒙拐骗、假冒伪劣的减少。但资源的稀缺性也注定这种使用方式必然导致少数人发展机会增多，多数人发展机会减少。多数人发展机会的减少必然会带来经济发展活力和潜力的减弱。这在当今社会体现在90年代流行公务员下海经商，如今一个公务员的位置往往会有数以百计的考生去争取。而资源的过度集中导致发展机会的不平等，发展机会的不平等导致贫富差距的拉大，贫富差距的拉大导致发展机会更加不平等，从而形成恶性循环。这也应该是上世纪初美国制定反垄断法的最根本原因吧。因此，政府在资源使用上一定要深刻体会科学发展观，把握好集中的度，做到“全面可持续”的发展。

　　换个角度来看投资，拿1亿元给一个富翁，仅仅换来一个“锦上添花”，同样拿给1万名下岗职工却可以换来1万份“雪中送炭”。这其中的差别一目了然，所以，“全面”不应该仅仅局限于物质方面，也应将感情和精神方面包含进去。

　　2、关于对规则的认识和态度

　　规则指现实中的道德、法律、规定、原则等，这点本质上也应该是“科学发展观”的一部分内容。对规则的认识和态度决定了人的做事方式，是灵活的还是死板的，是有原则的还是不择手段的。规则服务对象是有区别的，我们可以将服务于全局、全体、普遍对象的规则称为普遍规则，主要表现为法律、道德等；将服务于片面、部分、具体的对象的规则称为特定规则，主要体现为特定群体、部门的规章、规定等。当规则和我们具体的需求发生冲突时，如果规则是普遍规则，那么，遵守规则是有原则的，不遵守规则是不择手段的；如果规则是特定规则，那么，遵守规则就是死板的，不遵守规则是灵活的。

　　普遍规则，如道德、法律等，它们代表的是全体人民的利益，对于政府来说，遵守这些规则才能体现出政府与群众利益的一致性，不遵守自然会使政府与群众利益分离开来，进一步导致政府与群众的对立。因此，对于普遍的规则，政府一定要坚持遵守。

　　特定规则，如部门规章、特定时期的特殊规定以及上不得台面的潜规则等，它们代表着特定群体的利益，对于政府来说，遵守这些规则意味着将人民全体的利益置于特定群体的利益之下，这必然导致全民、公共的利益损失；反之，不遵守这些规则，坚持自身的行为就可以被视为维护了全民、公共的利益。因此，对于特定的规则，政府要敢于改革，勇于创新。

　　正确合理的建立使用新规则往往可以一劳永逸的解决一系列问题，就如现在很多政府部门和机关都非常喜欢通过建立新规则来解决问题，如下发文件、制定制度等，但在此同时，也必须对过度建立使用规则的危害有深刻的认识。对于群众，过度建立和使用规则不仅增加了做事的成本，也抑制了其创造性和活力；对于政府，它不仅同样增加了管理的成本，也为官僚主义、推诿扯皮等现象提供了滋生蔓延的环境和温床。因此，对于建立规则的一定要慎重，避免出现过犹不及的现象。

　　当今社会有一种很不好的现象，“领导一重视，没事办不成；领导不重视，没事能办成”。之所以办成与办不成因为，领导不重视，遵守的规则就太多，事情自然办不成；领导一重视，很多规则就可以忽略，事情自然能办成。它引申出来的的含义往往造成群众的误解，领导的指示高于规则，领导可以不受规则的限制。这就导致了，即使通过“领导重视”解决了问题，也会给带来群众带来威胁的心理暗示引发不信任，甚至也变相的验证了“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的论调。因此，政府在行使职能特别是处置群体性纠纷、事件时，必须要严于律己，淡化“领导的作用”，强化“法律的作用”，即便因此会增加一定处置的成本。

　　3、对自身的认识和态度

　　对自身的认识和态度决定着一个人是骄傲的还是谦虚的，是积极主动的还是消极被动的。

　　骄傲的表现在于认为自身无所不能、是不可取代的存在。一个不可取代的存在是不需要伙伴的，更不会真正的信任和尊重那些可以被取代的人的。但是你不信任别人，别人又怎么会信任你呢？

　　从唯物历史观来看，经过了文艺复兴、大航海时代、宗教改革、资产阶级革命之后，欧洲的生产力提高，科学、技术方面的矛盾日益被人重视，这种情况下，如果牛顿爵士没有发现物理学三大定律，那么，10年或者几十年之后，必然会有另一个欧洲人，更可能是一个英国人发现这些物理学定律。因此说，牛顿是非常伟大的，但他绝不是不可替代的。这也应该是他说出“假如我看得远些，那是因为我站在巨人们的肩上”的原因。再如，秦始皇统一中国、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开创了中华文明的新纪元，但他同样不是不可替代的，即使没有他，中国也必然会出现一个
“楚始皇”或者“汉始皇”之类的人物来做同样的事情。

　　正确的认识应该是，千千万万的人民群众创造了历史，历史又选择了某一些人作为了自己的代表，这些代表又发挥自己的才能或加快或减慢了历史前进的步伐，但这其中没有一个代表是不可以替换的，不可替换的只有广大的劳动人民。

　　现在社会上常常听到“李XX市长在这里修了甲工程，造福于民”，但实际上没有“李XX”，也会有“张XX市长”拿“修甲工程的钱”在这里修个乙工程来造福于民。因此最大的功劳不应挂在某个人身上，应归于创造了财政税收的所有人民群众身上。对于社会，常有房地产商甲，说自己修了多少多少房子，缴纳了多少税收，做了多大贡献。但实际上，如果没有了甲，人民群众创造的房地产市场，必然会选择另一个“乙”，来“修多少多少房子，缴纳多少税收”甚至还更多。因此房子和税收的最大的功劳，仍然应归于全体人民以及他们创造的市场，而非极个别的富翁。

　　谦虚的表现则是在于不仅深知个人能力的不足和局限性，也知道要弥补自身的不足和局限性，必须融入到集体和人民群众当中，信任他们，听取他们的意见，相互帮助，共同发展。我们党很早以前就提出的“人民公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等口号，实际上也是谦虚的间接表现。

　　根据辩证唯物主义，我们知道意识源于物质，但又反作用于物质。人类的意识虽不可以改变物质的
“存在”，但却可以通过改变物质的“存在方式”来为人类服务，这是人类社会之所以发达的原因。在现实中就是，我们相信客观世界的客观存在，但我们同时也相信经过我们的努力可以给现实世界带来变化，这也是积极主动的表现。用铁人王进喜的话就是：“有条件要上没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如，虽然我们坚信“800元不可能交换到价值1000元的东西”的市场理论，但同时我们也认为可以通过“分期付款”、“以工代钱”等很多办法先将“1000元的东西”交换到手。

　　相对还有两种错误认识：一是认为意识高于物质，过高的估计了意识的作用，表现为盲动或冲动；二是认为意识应完全服从于物质，忽视了意识的能动性，表现为消极被动。我国五千年的传统文化和当今文化的主流都以无神论为主，唯物主义在我国深入人心，因此“盲动、冲动”的错误在我国相对较少，“消极被动”的现象相对较多。“盲动、冲动”的害处在于破坏，例如中国革命史中“左倾”路线造成的危害；“消极被动”的害处在于缺乏面对困难的勇气，轻则不思进取，重则“背叛”。例如，抗日战争中的“重庆政府”和“汪伪政府”，它们的共同点就是迷信于飞机大炮的威力，这也必然导致了其屈服于飞机大炮的后果。与之形成鲜明对比就是共产党自强不息的信心勇气和“自力更生”政策。

　　现在，很多政府部门在寻找工作失利的原因时，第一条原因往往是缺钱少人。这个原因导致政府不断成立各种各样的专职部门，增加各种各样的编制和规章制度。我们单位在1990年前后总共也就七八十人，而如今却有三百多人，二十年涨了四倍还多，需要遵守的规定也从一本书变成了很多本书，结果实际的力量虽增加了不少，但工作效率也下降了很多。

　　资源的稀缺性，注定了没有人可以始终有足够的资源储备去应对这个世界千变万化的情况。而且人类历史上所有的革命和变革的初期无一是储备了足够的资源以后才开始的，因此对于困难我们必须找到自力更生的勇气和信心，否则会失去前进的动力。如今的维稳工作面临很多困难，如果始终将工作做不好的原因归于金钱、人力、部门、制度不足的话，此项工作将永无结束之日。

　　4、对人民群众的认识和态度

　　唯物历史观告诉我们，国家和社会不是政府的，它是全体人民的。国家和社会的发展不是政府一家的责任，而且政府也没有能力承担这样重的责任，因为发展最核心的生产任务是由广大劳动人民来承担的。政府的职能在于为广大劳动人民创造一切便利的条件，让人民可以更好更快的进行生产，也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就告诉我们，政府与群众的关系是合作伙伴的关系。

　　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朝廷将人民群众要么看作奴才，要么看作敌人，即使最英明的皇帝也最多将人民群众看作自己的子民。在这种认识态度之下，朝廷因为一己之私，自然希望人民群众越笨越好，这就是愚民的由来。而其直接后果就是鲁迅先生所说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间接后果是国家与社会发展的缓慢，例子是中国近现代110年的屈辱。

　　聪明、勇敢和有集体观念的人民群众虽然有些时候为政府带来了一些压力，但同时他们更多的是为政府带来前进的动力和为民族带来复兴的希望。如“法国大革命”之后的拿破仑帝国、普及全民教育之后统一德国的普鲁士以及明治维新后的日本等。

　　为了拥有聪明、勇敢和有集体观念的人民群众，我们政府应该建立健全机制以激励那些有见解、见义勇为、关心群众集体财产及其他公共利益的人和事，并批评那些人云亦云、懦弱、自私自利的人和事。现在有些领导一听到有关群体性的东西，第一反应就是调查幕后指使之人并打击处理之，处理完之后，还得教育人家：“管好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就行了，谁叫你管这么多闲事。”如果让这种现象继续蔓延发展，恐怕国家危难之时将无真正的可用之才。

从已有的情况看，随着社会转型、利益格局多样性的演进和民众民主意识、自卫意识的进一步增强，我们正面临着越来越多的以实现各种不同的利益为中心的矛盾冲突，也就是说，我们正面临着发生更多群体性事件的可能性。我们需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统一对群体性事件的看法与认识，也就是解决好如何看待群体性事件的问题。只有解决好这一问题，才有可能在统一思想的指导下采取相应的措施，化解各种矛盾冲突，妥善处置已经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并消除更多发生群体性事件的可能性，从而促进社会的和谐与发展。

对于群体性事件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认识：一是不能容忍，一是不当回事

从某种角度看，一部中国近代史，也就是中国落后挨打的屈辱史。造成这种屈辱局面的原因，一方面是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另一方面是中国社会制度的落后。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是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产物，是资本主义国家开拓殖民地、争夺世界霸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列强侵华方式与特点的变化，是与整个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与矛盾息息相关的。西方列强的侵略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既阻碍了中国近代化的步伐，同时客观上刺激了中国新的生产关系的兴起。本主题的内容可从两个方面去注意：一方面是西方资本主义发展与列强侵华的关系，一方面是列强侵华与中国社会各阶级的探索抗争、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变化的关系。
第一阶段：鸦片战争到甲午中日战争前（1840～1894年）。这一阶段，西方列强侵华的主要手段是发动战争，主要方式是商品输出，侵华的主要国家是英法美等西方工业发达国家，还有沙俄。这一时期，英法等国为掠夺原料、开拓市场，俄国继续其一贯的侵华政策，他们从海、陆发动了对中国的侵略，先后发动了两次鸦片战争和中法战争，强迫中国签订了《南京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国领土主权丧失。列强的侵略使中国开始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成为列强倾销商品和掠夺原料的场所。
第二阶段：甲午中日战争到一战结束（1894～1918年）。这一时期西方列强侵华的方式，在政治上先是掀起瓜分狂潮后又逐渐实行“以华治华”政策；经济上由商品输出为主向资本输出为主过渡。当时西方国家侵华的主要格局是共同支配，美国占优势，到一战期间日本暂时独霸中国。这一时期，英法美等国的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俄国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接着，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向帝国主义过渡。他们开始进一步对外扩张，他们之间即勾结又争夺，以武力和战争造成中国广大边疆地区的危机，发动了甲午中日战争、八国联军侵华等侵略战争。他们以大举输出资本来控制中国的经济命脉，在中国抢夺路矿权、提供政治性贷款、大规模设厂。他们强占租借地，划分势力范围，企图瓜分中国，变中国为殖民地。而美国“门户开放”政策的提出，标志着美国有了独立的侵华政策，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列强共同宰割中国的同盟。在义和团运动的打击下，帝国主义改变了瓜分政策，实行“以华治华”的策略，先是扶植清政府，辛亥革命后又扶植袁世凯。这一时期，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三国干涉还辽、日俄战争、府院之争、日本对德宣战等就是这些矛盾的体现。
第三阶段：一战后到二战结束（1919～1945年）。这一时期列强侵华的主要方式是从“以华治华”到强占中国。当时侵华的主要国家先是由列强共同支配，后由日本独占。一战后，日美成为争夺中国的主要对手，华盛顿会议打破了日本独霸中国的局面，使中国重新回到了列强共同支配的局面。国民政府统治前期，美国在保障侵华权益、坚持“门户开放”政策的前提下，纵容日本侵华；日本加紧推行“大陆政策”，1931年发动“九一八”事变，亚洲战争策源地形成，1937年又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形成了日本独霸中国的局面。
第四阶段：二战后到朝鲜战争（1945～1953年）。这一时期，帝国主义的侵华方式先是“以华治华”，后发展为孤立、封锁、包围。侵略中国的主要国家是美国。二战后美国确立了世界霸权地位，控制中国，支持蒋介石打内战。新中国成立后，美国又采取了政治孤立、经济封锁、军事包围等政策，发动朝鲜战争威胁我国安全，派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阻止我国解放台湾。
在中国近代，近代化也就是工业化和与工业化相伴随着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发展变化。经过鸦片战争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进入中国以后，要原封不动地保持封建社会已不可能。帝国主义不允许中国统治势力闭关自守，也不允许他一切保持原样。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近代化出现两种倾向，一种是在帝国主义允许范围内的现代化，即不根本改变封建政治经济制度，只在某些方面在有限的程度内进行向资本主义制度靠拢的改变。洋务派是其最早的代表。一种是突破帝国主义许可的范围，争取实现民族独立自主，从而实现现代化。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是其先驱。中国封建社会内部的资本主义萌芽之所以没有正常发展起来，使中国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原因就在于帝国主义控制了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命脉。固然，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对中国自然经济起了瓦解破坏作用，从而促进了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但中国民族资本不仅遭到具有特权的外国资本的排挤，而且无力抗拒在中国社会中居于统治地位的前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帝国主义支持代表地主阶级和买办官僚资本利益的军阀势力。封建的土地关系、商业高利贷资本和一切前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及其上层建筑，由于受到帝国主义的维护而得以继续存在。帝国主义的侵略阻断了中国的工业化、民主化的独立发展的道路，使中国在成为半殖民地的同时，又处于半封建的境地。因此，在近代中国，面临两个问题：如何摆脱帝国主义统治和压迫，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如何使中国近代化。这两者密切相关。以首先解决近代化问题为突破口显然是不可能的，中国近代史的事实说明了这一点。只有先解决民族独立问题，才能谈得上近代化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建设。

我觉得：从1840年开始的两次鸦片战争，以及以后签定的各种条约（ 《南京条约》《虎门条》《马关条约》《辛丑条约》）对当时的中国来说无疑是巨大的灾难和耻辱，但是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却是有利的，它是中国开始了解世界，开始反思自己在世界上的命运.（如林则徐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严复的“天演论”，及近代的各种学术思潮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并不断作出努力（从早期的洋务运动到后来的革命运动），这一切都始与1840年的外部入侵，加快了中国步入世界的时间，虽然其中的民族的，个人的辛酸痛楚难于言说，留下了惨痛的回忆和教训，也为中国人敲响了入世的警钟，对于中国走向世界却起了加速的作用！

从某种角度看，一部中国近代史，也就是中国落后挨打的屈辱史。造成这种屈辱局面的原因，一方面是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另一方面是中国社会制度的落后。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是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产物，是资本主义国家开拓殖民地、争夺世界霸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列强侵华方式与特点的变化，是与整个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与矛盾息息相关的。西方列强的侵略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既阻碍了中国近代化的步伐，同时客观上刺激了中国新的生产关系的兴起。本主题的内容可从两个方面去注意：一方面是西方资本主义发展与列强侵华的关系，一方面是列强侵华与中国社会各阶级的探索抗争、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变化的关系。
�第一阶段：鸦片战争到甲午中日战争前（1840～1894年）。这一阶段，西方列强侵华的主要手段是发动战争，主要方式是商品输出，侵华的主要国家是英法美等西方工业发达国家，还有沙俄。这一时期，英法等国为掠夺原料、开拓市场，俄国继续其一贯的侵华政策，他们从海、陆发动了对中国的侵略，先后发动了两次鸦片战争和中法战争，强迫中国签订了《南京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国领土主权丧失。列强的侵略使中国开始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成为列强倾销商品和掠夺原料的场所。
��第二阶段：甲午中日战争到一战结束（1894～1918年）。这一时期西方列强侵华的方式，在政治上先是掀起瓜分狂潮后又逐渐实行“以华治华”政策；经济上由商品输出为主向资本输出为主过渡。当时西方国家侵华的主要格局是共同支配，美国占优势，到一战期间日本暂时独霸中国。这一时期，英法美等国的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俄国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接着，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向帝国主义过渡。他们开始进一步对外扩张，他们之间即勾结又争夺，以武力和战争造成中国广大边疆地区的危机，发动了甲午中日战争、八国联军侵华等侵略战争。他们以大举输出资本来控制中国的经济命脉，在中国抢夺路矿权、提供政治性贷款、大规模设厂。他们强占租借地，划分势力范围，企图瓜分中国，变中国为殖民地。而美国“门户开放”政策的提出，标志着美国有了独立的侵华政策，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列强共同宰割中国的同盟。在义和团运动的打击下，帝国主义改变了瓜分政策，实行“以华治华”的策略，先是扶植清政府，辛亥革命后又扶植袁世凯。这一时期，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三国干涉还辽、日俄战争、府院之争、日本对德宣战等就是这些矛盾的体现。
��第三阶段：一战后到二战结束（1919～1945年）。这一时期列强侵华的主要方式是从“以华治华”到强占中国。当时侵华的主要国家先是由列强共同支配，后由日本独占。一战后，日美成为争夺中国的主要对手，华盛顿会议打破了日本独霸中国的局面，使中国重新回到了列强共同支配的局面。国民政府统治前期，美国在保障侵华权益、坚持“门户开放”政策的前提下，纵容日本侵华；日本加紧推行“大陆政策”，1931年发动“九一八”事变，亚洲战争策源地形成，1937年又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形成了日本独霸中国的局面。
��第四阶段：二战后到朝鲜战争（1945～1953年）。这一时期，帝国主义的侵华方式先是“以华治华”，后发展为孤立、封锁、包围。侵略中国的主要国家是美国。二战后美国确立了世界霸权地位，控制中国，支持蒋介石打内战。新中国成立后，美国又采取了政治孤立、经济封锁、军事包围等政策，发动朝鲜战争威胁我国安全，派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阻止我国解放台湾。
在中国近代，近代化也就是工业化和与工业化相伴随着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发展变化。经过鸦片战争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进入中国以后，要原封不动地保持封建社会已不可能。帝国主义不允许中国统治势力闭关自守，也不允许他一切保持原样。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近代化出现两种倾向，一种是在帝国主义允许范围内的现代化，即不根本改变封建政治经济制度，只在某些方面在有限的程度内进行向资本主义制度靠拢的改变。洋务派是其最早的代表。一种是突破帝国主义许可的范围，争取实现民族独立自主，从而实现现代化。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是其先驱。中国封建社会内部的资本主义萌芽之所以没有正常发展起来，使中国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原因就在于帝国主义控制了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命脉。固然，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对中国自然经济起了瓦解破坏作用，从而促进了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但中国民族资本不仅遭到具有特权的外国资本的排挤，而且无力抗拒在中国社会中居于统治地位的前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帝国主义支持代表地主阶级和买办官僚资本利益的军阀势力。封建的土地关系、商业高利贷资本和一切前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及其上层建筑，由于受到帝国主义的维护而得以继续存在。帝国主义的侵略阻断了中国的工业化、民主化的独立发展的道路，使中国在成为半殖民地的同时，又处于半封建的境地。因此，在近代中国，面临两个问题：如何摆脱帝国主义统治和压迫，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如何使中国近代化。这两者密切相关。以首先解决近代化问题为突破口显然是不可能的，中国近代史的事实说明了这一点。只有先解决民族独立问题，才能谈得上近代化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建设。

在中国近代史上，外国资本主义经济是适应西方列强侵略需要而出现的经济形式，随着中国半殖民地化程度深，其在中国的势力不断增强，与封建自然经济、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官僚资本主义经济和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关系，即瓦解着封建自然经济、束缚着又推动着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阻碍着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发展相互勾结依赖也相互矛盾。总之，外国资本主义经济对近代中国社会产生过深刻的影响.

以下是参考,不用都写

一、外国资本主义经济在近代中国的历史概述

1 、从 19 世纪 40 年代起，即鸦片战争后，来华商船增多，为了维修船舶，外国商人投资擅自设立船坞料和劳动力，外国商人在中国通商口岸非法开办了一批加工厂，如砖茶厂、缫丝厂等。从此，外商企业在主义经济在华产生。 2 、 19 世纪 60 年代起，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在中国投资经营轮船公司，如美国旗昌轮船公司、英国外国侵略者还把持了中国海关管理权，逐步控制了中国经济命脉，中国社会经济日益陷入资本主义市场。

3 、从 70 年代后期起，外国侵略者非法对华资本输出，在通商口岸开办各种工厂，设立银行等。

4 、甲午中日战争后，由于 《 马关条约 》 允许日本在华投资设厂，其它列强援引“利益均沾”的条款，使列出合法化，此后，各资本主义国家纷纷在中国投资设厂。外国资本主义经济由于享有政治、经济特权，在中分中居于垄断地位。

5 、 19 世纪末，帝国主义国家大规模地对华资本输出，抢夺路权、矿权，开设银行，开办工厂，并附加苛刻的

件。 《 辛丑条约 》 签订后，外国资本主义经济在华势力不断增加。

6 、一战期间，由于西方列强无暇东顾，日本乘机扩大投资，一度形成独霸中国的局面。战后列强卷土重约 》 的签订，使门户开放政策下的共同支配局面再度形势。

7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列强继续扩大对华资本输出，进一步控制中国的金融财政和重工业。

8 、抗日战争时期，在沦陷区，日本侵略者将矿业、钢铁工业和交通运输业等定为“统制”事业，由日本公司殖民地经济形成，在“以战养战”的目的下对工矿业、农业和财政金融业实行野蛮的经济掠夺；在国统区，强。

9 、解放战争期间，美国通过 《 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 》 获得政治、经济、文化及军事方面的特权，品市场和投资市场。

10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没收了帝国主义在华企业，肃清了外国资本主义经济在华的侵略势力。

二、外国资本主义经济在华势力的消长及其原因

1 、 19 世纪中期，英国在侵华中占据优势。主要原因：清朝封建统治日趋衰落；世界资本主义处于上升完成了工业革命，成为世界霸主。

2 、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形成列强共同支配中国的局面。主要原因：在第二次工业革命影响下，世界本主义过渡，出现了发展不平衡，英法发展缓慢，美国、德国、日本、俄国迅速发展。 19 世纪末列强掀起了瓜分

美国提出“门户开放”政策，促使列强协同侵华。

3 、一战期间，形成日本独霸中国的局面。主要原因：大战主要在欧洲进行，欧美国家无暇东顾，日本乘机势。

4 、一战后初期（ 20 年代），中国重新回复到列强共同支配局面，日本、美国成为争夺中国的主要国战后，英法力量遭到严重削弱，美国、日本力量迅速增长，俄国成为了社会主义国家。

5 、 30 年代 —— 40 年代中期，日本再次取得侵华优势。主要原因：在 1929 —— 1933 年经济危机影响下机，走上了法西斯道路，扩大对华侵略战争；美国忙于处理经济危机，对日本采取中立政策；英法为了保全水东引”，对日本推行绥靖政策。

6 、二战后，美国成为侵华的主要势力。主要原因：二战后，日本被处置，英法遭到进一步削弱，美界霸主，并推行扶蒋反共的对华政策。

7 、新中国成立初期，外国资本主义经济在华势力在中国消亡。主要原因：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民党反动派在大陆的统治，没收了外国资本主义的在华企业，使其成为了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

第四点::::对外国资本主义经济的认识 1 、外国资本主义经济是适应西方列强侵略需要而在近代中国出现的经济形式。其实质是商品经济和市开放、充满活力；其特点是以整个世界为活动舞台，具有开放性、扩张性和侵略性。随着中国半殖民地化程度其在中国的势力不断增强。近代前期列强纷争，英法为先；近代后期，日美争雄。外国资本主义经济对中局，以中日甲午战争为界限分为两个阶段：之前，是以商品输出为主，资本输出为辅；之后，是以资本输为辅。

2 、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起，外国资本主义经济逐渐控制了中国经济命脉，并进而操纵着中国的政治和外交为了凌驾于清王朝、北洋军阀之上的“太上皇”。其是造成近代中国人民苦难、阻碍近代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因

国贫穷落后的根源之一。因此中国要进步、要发展、要富强就必须反对外国资本主义经济势力的侵略。

3 、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一方面瓦解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造成农民和手工业者的大批破产，灾难；另一方面，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产生和发展造成了商品市场，客观上又推动了中国的近代化国开办企业，是中国大地上最早出现的近代企业，虽然其主观目的是经济侵略，但客观上又给中国带来了近代备以及企业的管理制度，同时也造就了中国最早的产业工人。

4 、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与代表近代中国的反动势力如清政府、北洋军阀、蒋介石国民政府和官僚资本主同剥削和压迫近代中国人民。但是，当近代中国的反动势力走向覆灭之日，就是外国资本主义经济在近代中 5 、外国资本主义既促进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又阻碍了中国近代化的实现，其作用是双重的。但历国资本统治之下的中国没有也不可能富强，只有在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取消其在中国的特权之后国家积极引进外资，才有利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

现在是影响:

三、外国资本主义经济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影响

1 、消极影响：外国资本主义经济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具有阻碍作用，这是主要的。外国资本主义经济对近代中的主权逐步丧失，半殖民地半封建统治秩序逐步确立，使中国近代化发展最终失去了独立发展的可能性，治等方面完全沦为资本主义世界的附庸。外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入侵导致中国资金大量外流，加剧了中短缺；帝国主义国家贷款给中国军阀官僚，造成军阀混战，中国局势动荡不宁，使中国的经济建设缺乏和平安正常进行。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设立工厂，开采矿产，修筑铁路，利用特权，与中国民族企业争夺市场，民族企业。中国近代化趋势在外国资本主义的压迫和束缚下发展艰难。

2 、积极影响：外国资本主义经济在客观上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具有推动作用。外国资本主义经济的侵略，使中矛盾成为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入侵，逐步破坏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方的先进生产技术、经济制度、经营管理方法和科技人员，从而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条件和可能；随着民族矛盾的尖锐，又推动先进的中国人积极向西方学习、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大力宣主义政治、经济制度与资产阶级思想文化，并在实践上积极努力，客观上又推动了中国经济工业化、政治民主进程.以上是经济的影响.

简要概述就是:经济上，随着列强向中国倾销商品和对中国丝、茶等农副产品的收购，逐渐把中国卷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在中国占主导地位时期结束,中国自然经济开始解体，开始进入半封建社会。这在客观上促进了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有利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兴起。

政治:其实政治上很简单

随着中国的领土、领海、司法、关税和贸易主权开始遭到严重破坏，逐渐由一个独立自主的主权国家沦为半殖民地。

阶级上:

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矛盾更加尖锐；中国无产阶级先于中国资产阶级产生。这时的阶级关系可以说已经稳定在了这一层面,因为过去的奴隶主与奴隶的关系已经在某种意义上消亡了.

社会矛盾: 因为西方列强的入侵给近代中国带来了深远的影响,所以外国资本主义同中华民族的矛盾成为了首要的第一的矛盾,人们并不甘心受外强欺负,所以社会矛盾的两个就是外国资本主义同中华民族的矛盾、本国封建主义同人民大众的矛盾。

还有一点就是意识形态的改变, 因为过去的中国闭关锁国,致使中国与西方列强的差距,当然无论在经济,政治体系还是其他方面都明显存在很大差距的,所以西方列强的入侵也使的 一部分知识分子开始注目世界，寻求强国御侮之道，新思潮萌发，冲击了封建思想.

太多了 不好理...1840 鸦片战争 中方战败 <<南京条约>>
1842年8月11日至29日的条约谈判，清朝代表在英方的军事压力下毫无反抗能力。英方不允许清方对其提出的条件做任何修改，屡屡以进攻南京相要挟。条约中的中英文本完全是英方一手制定的。8月29日，耆英、伊里布与英国全权代表璞鼎查于南京江面上的英国“汗华丽”战舰上签署了和约。南京当时称江宁，该条约又被称为《江宁条约》，今人惯称为《南京条约》。
中英《南京条约》共13款，主要内容是：1．宣布结束战争。两国关系由战争状态，进入和平状态。2．五口通商。清朝政府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为通商口岸，准许英国派驻领事，准许英商及其家属自由居住。3．赔款。清政府向英国赔款2100万元，其中600万元赔偿被焚鸦片，1200万元赔偿英国军费，300万元偿还商人债务。其款分4年交纳清楚，倘未能按期交足，则酌定每年百元应加利息5元。4．割地。清朝政府将香港割让给英国。5．另订关税则例。清朝政府将以公平的原则颁布一部新的关税则例，以便英商按例交纳。6．废除公行制度，准许英商与华商自由贸易。
《南京条约》是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强加在中国人民身上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英国以武力侵略的方式迫使中国接受其侵略要求，这就使中国主权国家的独立地位遭到了破坏。强占香港，损害了中国领土的完整。通商口岸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进行殖民掠夺和不等价交换的中心。巨额赔偿加重了清政府的财政负担，同时转嫁到劳动人民的身上，使他们的生活更加艰苦。《南京条约》签订后，西方列强趁火打劫，相继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从此，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中俄北京条约》
1856年，以英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加强了对中国的侵略。1858年5月，俄国逼迫清政府签订《瑷珲条约》。同年6月，又逼迫清政府签订《中俄天津条约》，从中大占便宜，但仍不满足于所获得的特权和利益。当英、法向中国进行更大勒索的时候，沙俄竭力怂恿英法联军北上进攻京、津，试图利用英、法的军事侵略来讹诈中国；同时又拉拢美国，伪装中立，以“调停人”的身份出现，试图最大限度地获取侵略利益。
1860年（咸丰十年）10月，英法联军攻占北京，将举世闻名的圆明园洗劫一空，并扬言要炮轰北京城、捣毁清皇宫。奉命谈判的奕？求和心切，卑躬屈膝地请求俄国驻华公使伊格那季耶夫出面调停。伊格那季耶夫乘机要挟，要求清政府必须在与英、法谈判时事先就谈判的全部内容征求他的意见，并同意他在此前就领土问题所提出的要求。吓破了胆的奕？慌忙表示接受。在中国同英、法分别签订《北京条约》刚过几天，伊格那季耶夫就坚持中俄谈判要对英、法保密，并向奕？提交了一份中俄条约草案作为谈判的基础，逼迫清政府接受俄国的苛刻条件。中方代表在谈判中受尽屈辱，任人宰割，对俄方的要求不敢提出异议。11月8日，咸丰帝下谕准许奕？签字。14日，奕？被迫与伊格那季耶夫签订了《中俄北京条约》。
《中俄北京条约》共15条，主要内容有：1．中俄东段边界以黑龙江、乌苏里江为界，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划归俄国；原住这一地区的中国人，仍准留住。2．中俄两国未经划定之西部疆界，今后应顺山岭的走向、大河的流向以及中国现有常驻卡伦路线而行，即从沙宾达巴哈界牌起，经斋桑湖、特穆尔图淖尔至浩罕一线为界。3．俄国在伊犁、塔尔巴哈台、喀什噶尔设领事官；“遇有大小案件，领事官与地方官各办各国之人，不可彼此妄拿、存留、查治。”4．东北新定边界地区准许两国之人随便贸易，并不纳税；新疆贸易除伊犁和塔尔巴哈台外，增辟喀什噶尔一口；恰克图贸易，俄国商人可由恰克图照旧到京。
《中俄北京条约》确认了中俄《瑷珲条约》的效力，再次承认了沙俄对中国黑龙江以北领土的侵占，并把《瑷珲条约》规定为中俄“共管”的乌苏里江以东40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强行割占。同时《中俄北京条约》的签订，又为沙俄进一步割占中国西部领土制造了“条约依据”。这个条约极大地破坏了中国的领土完整。
天津条约是指1858年中国清政府与俄、美、英和法四国在天津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包括《中俄天津条约》、《中美天津条约》、《中英天津条约》和《中法天津条约》。 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清政府与英、法、俄、美签订的条约。1858年(咸丰八年)5月，英法联军侵入天津，并扬言进攻北京。清政府派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为钦差大臣，赴天津议和。于6月26日、27日分别与英、法订立中英、中法《天津条约》。中英《天津条约》共56款，附约1款；中法《天津条约》共42款，附约6款。主要内容是：①公使常驻北京；②增开牛庄(后改营口)、登州(后改烟台)、台湾(后定为台南)、淡水、潮州(后改汕头)、琼州、汉口、九江、南京、镇江为通商口岸；③外籍传教士得入内地自由传教；④外人得往内地游历、通商；⑤外国商船可在长江各口岸往来；⑥修改税则，减轻商船吨税；⑦对英赔款银400万两，对法赔款银200万两。在此之前，俄、美公使利用“调人”身分，分别于6月13日、18日与清政府签订中俄《天津条约》12款、中美《天津条约》30款，攫取了除赔款外与英、法所得几乎一样的侵略特权。中俄《天津条约》第九款还特别规定，两国派员查勘“以前未经定明边界”，“务将边界清理补入此次和约之内”，以便日后解决，从而为沙俄进一步掠夺中国领土埋下了伏笔。英法政府远不满足从《天津条约》攫取的特权，再次挑起战争，迫使清政府签订了《北京条约》。咸丰帝令桂良交涉修改《天津条约》，但是，英法方面反对变易《天津条约》的各项条款，并坚持要在北京换约。

《马关条约》
日本明治维新后，向外“开疆拓土”，陆上西进的目标是朝鲜和中国大陆。1876年日本强迫朝鲜签订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江华条约》，由此日本侵略势力进入朝鲜。清朝与朝鲜有宗藩关系，日本极力破坏这种关系，在朝鲜造成与中国的尖锐矛盾和多次冲突。1885年3月中日签订《天津会议专条》，确立了两国在朝鲜的对等地位。此后日本即有计划地大力开展了针对中国的扩军备战活动。
1894年春，朝鲜爆发东学党农民起义，朝鲜政府请求中国出兵帮助镇压。日本政府表示对中国出兵“决无他意”。但当清军入朝时，日本以保护使馆和侨民等为名大军入朝，于7月25日突袭中国北洋舰队，挑起中日甲午战争。战争打响后，两国海军进行了黄海大战。陆上战斗军从朝鲜打到奉天（今辽宁），占领大片领土。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初又侵占山东威海。清政府无心抗战，一再求和，最后派直隶总督李鸿章为头等全权大臣前往日本马关，与日本全权代表、总理大臣伊藤博文和外务大臣陆奥宗光议和。
3月20日双方在春帆楼会见。李鸿章要求议和之前先行停战，日方提出包括占领天津等地在内的4项苛刻条件，迫使李鸿章撤回了停战要求。24日会议后，李鸿章回使馆途中突然被日本浪人刺伤。日本担心造成第三国干涉的借口，自动宣布承诺休战，30日双方签订休战条约，休战期21天，休战范围限于奉天、直隶、山东各地。此时日军已占领澎湖，造成威胁台湾之势，停战把这个地区除外，保持了日本在这里的军事压力。4月1日，日方提出十分苛刻的议和条款。李鸿章乞求降低条件。10日，日方提出最后修正案，要中方明确表示是否接受，不许再讨论。在日本威逼下，清政府只得接受。4月17日，李鸿章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
《马关条约》（又称《春帆楼条约》）共11款，并附有“另约”和“议订专条”。主要内容有：1．中国承认朝鲜的独立自主，废绝中朝宗藩关系。2．中国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及澎湖列岛给日本。3．赔偿日本军费银二亿两。4．开放重庆、沙市、苏州和杭州为商埠。5．日本可以在中国通商口岸开设工厂。
《马关条约》是1860年中英、中法等《北京条约》以来外国侵略者加给中国的一个最刻毒的不平等条约，它使日本得到巨大的利益，也适应了帝国主义各国向中国输出资本的愿望。条约签订后，由于俄、德、法三国的干涉，日本将辽东半岛退还给中国，中国付给日本“酬报”银三千万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