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很多的局限性，更多依靠官吏自身的廉洁，特别是失去监督以后

官吏考核制度事关行政效率、吏治清明乃至民心向背，对国家发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中国历代统治者多重视对官吏的考核。韩非子认为：“明主治吏不治民。”唐太宗李世民把“选用廉吏”作为治国安民的四大方针之一；汉宣帝刘询曾感叹：“与朕共治天下者，其唯良二千石乎！”他对以称郡守为代表的地方官吏在国家治理中重要性之高度肯定可见一斑。

中国古代官吏考核制度为古代社会的有序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为今天的相关制度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历史镜鉴。

发展演变

原始社会是中国古代官吏考核制度的萌芽阶段。中国早在黄帝时期就开始立百官、制典章、举贤能，尧、舜时期官吏考核制度正式萌芽，《尚书·舜典》中就有“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庶绩咸熙”的记载，意思是说，舜每隔三年就要对官吏的政绩进行考核，经过三次考核，昏庸的官员将被罢免，贤明能干的官员将获得提拔，于是，各项工作都顺利地开展起来。舜正是通过考核官吏，使“优者上、庸者下、劣者汰”，激发官吏工作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西周至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古代官吏考核制度的形成阶段。据《礼记》记载，西周实行“以八法治官府”“以听官府之六计，弊群吏之治”等官吏考核制度，即所谓的“八法”“六计”。“八法”是对政府部门的考核，主要考察各部门间隶属关系是否清晰、是否严守部门职责范围、部门间的联络沟通是否遵守相关规定、部门常规事务处理是否得当、各部门是否按章办事等等；“六计”则主要是从廉善、廉能、廉敬、廉正、廉法、廉辩等六个方面对官吏加以考核。春秋战国时期，官吏考核制度开始形成比较完备的法律法规。秦国实行“上计制度”和“法官法吏制度”，并颁布专门的《为吏之道》。“上计制度”是中央通过预算和决算方式考核地官吏，即要求地方官吏每年年初把赋税收入预算上呈朝廷，年终再把实际收入和开支损耗等报告朝廷，中央政府两相比较，就可以判断出相关主政官员之政绩优劣。“法官法吏制度”是指秦国在朝殿、丞相和御史衙门各置法官一名，在地方郡县衙门各置法官和法吏一名，让他们学习、核对法令，并负责向吏民进行法律条文的宣传和解释工作，以使“吏不敢以非法遇（愚）民，民又不敢犯法”。《为吏之道》是一套较为完整的官吏行为规范，也是官吏考核和升黜的基本标准。其中规定，吏有“五善”，即中（忠）信敬上、精（清）廉毋谤、举事审当、喜为善行、龚（恭）敬多让，“五者毕至，必有大赏”；也有“五失”，即夸以迣、贵以大（泰）、擅裚（制）割、上弗智（知）害、贱士而贵货贝。这些标准既讲信念、责任，又讲能力、作风，让官吏为官做事有法可依、有章可循，从而做到心中有数、知所进退。

汉魏时期是中国古代官吏考核制度的发展阶段。汉代官吏考核主要有“上计”和“监察”等制度。汉代的“上计制度”在秦国的基础上有较大发展，它是由地方官吏定期向上级呈报上计文书，汇报地方各方面治理情况。当时，中央设置计相掌郡国上计，郡国设置上计吏、上计掾等掌地方上计。据《汉书》记载，汉宣帝刘询曾“诏使丞相、御史问郡国上计长吏守丞以政令得失”。汉武帝刘彻于元封五年（前106年）将全国分为十三州部，每州部设一刺史“以六条问事”，负责监察郡国守令，汉朝正式建立国家监察制度。上计制度以赏为主注重考绩，监察制度以罚为主注重考失，两者相辅相成，大大提高了官吏考核的成效。相较于汉朝，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官吏考核制度更趋完善。魏明帝曹叡曾令散骑常侍刘劭定“都官考课七十二法”，制度规定颇为严密，惜未得到切实推行；西晋杜元凯“为黜陟之课”，通过严明升降制度对官吏加以考核；北魏孝文帝更是“内官通班以上，皆自考覈，以为黜陟”。

唐代是中国古代官吏考核制度的成熟阶段。唐时尚书省下的吏部位列“六部”之首，“掌天下官吏选授勋封，考课之政令”，其下置主事、司封、司勋、考功四司，其中考功司专门负责文官考核。各级地方官员对其所辖官吏也负有考核之责。与此同时，中央设御史台负责监察内外诸官，地方设十道负责监察州县行政。这些机构互相配合，形成较为严密的官吏考核体系。唐代考核官吏的主要标准是所谓的“四善”“二十七最”。“四善”指“德义有闻，清慎明著，公平可称，格勒匪懈”，注重考查官员的德才识能；“二十七最”则注重考查官员的政绩。唐代考核官吏的主要程序则分司考、校考两步。司考即初考，由本部门负责主事官员主持，凡应考官吏须具录当年功过行能，主事官员当众宣读，公评优劣，考绩定等，考核结果报送尚书省备校考；校考由尚书仆射和侍郎负责，考功郎中和员外郎主持，并由皇帝亲派使臣校之，因此得名。

宋、元、明、清时期是中国古代官吏考核制度的完善和继续发展阶段。主要制度基本因袭唐制而略有损益。这一时期的官吏考核重点由“任贤使能”逐步转向加强对官吏的控制，这与当时专制主义中央集权趋势不断加强是一致的。宋设审官院负责考核京官， 考课院负责考核外官，并置御史台负责纠察百官。宋朝官吏考核为每年一考，官员三年为一任，任满根据历年考核结果决定黜陟。考核标准大体沿袭唐代。宋太祖赵匡胤将“四善”改为三等：政绩优异者为上，职务粗理者为中，临事弛慢者为下；宋真宗赵恒又将“四善”的内容进一步调整，改为公勤廉干、惠及民者为上，干事而无廉誉、清白而无治声者为次，畏懦贪婪者为下。宋朝还强化了监察权，给予御史“闻风弹人”之权，御史甚至可以弹劾宰相。明太祖朱元璋制定了近乎全覆盖的官吏考核办法，考核分考满与考察两种形式。考满按年资、政绩进行考核，考核结果有称职、平常、不称职三种，据此决定被考核官员黜陟；考察按贪酷、浮躁、不及、老、病、罢软、不谨等七条标准执行。为进一步强化官吏考核制度的威慑力和影响力，朱元璋还将考核 制度与礼仪制度相结合，制订了朝觐之法，亦称“察典”。每三年举行一次 ，即于丑、辰、未、戌年举行，将外官朝觐者分三等，称职无过者，赐坐有宴；有过称职者，宴而不坐；有过而不称职者，不予宴，序立于门，让官吏有强烈的荣辱感，从而激发他们勇于作为的工作激情，遏制他们无所作为甚至贪赃枉法的不端行为。清朝以“四格八法”考察官员，评定官吏职守、政绩情况。“四格”指“守、才、政、年”四项标准；“八法”指：贪与酷者，革职提问；软与不谨者，革职免官；年老与病者，退休离职；才力不及与治事浮躁者，酌情降调。

主要特点

一是规章制度完备化，考核工作有法可依、有章可循。从各方面明确了具体标准和方式方法，使官吏考核工作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考核工作流于形式。同时，在具体考核过程中，中国古代统治者普遍重视定性与定量结合。例如，唐朝 在考核地方主政官员时，既以所辖区域的政治、经济、文化、民风发展的总体状况对其政绩进行定量考核，以衡量其工作能力；又用“四善”等标准，对其政德、政风和为官操守进行定性考核。

二是考核机构专职化，考核工作成为常态、有责可追。秦汉时期的御史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考功郎、考课尚书郎，唐朝的吏部考功司、考功郎中、考功员外郎，宋朝的审官院、考课院，明清时期的考功清吏司，都具有专门考核官吏的职责，体现出中国古代官吏考核机构的专职化发展。通过设置专门的官吏考核机构，不仅使考核工作更加专业化、常规化、系统化，还确立了官吏考核工作的责任追究机制，确保考核工作的系统性、严肃性和权威性，对于推动中国古代官吏考核工作的不断进步和吏治发展起到重要作用。

三是考核内容标准化，考核工作目标明确、依据清晰。中国古代官吏考核，非常看重官吏在人口、农业、水利、盗讼、灾情、教育、治安等七个方面的实际成绩，同时注重在地方的口碑，即要求官吏能够做到德才兼备。从秦国的《为吏之道》，唐代的“ 四 善 ”“二十七最”，到宋代的“四善”，清代的“四格八法”等，对官吏考核之内容都规定得比较具体、细致和全面，能较为全面地衡量一个官吏的实际政绩，使考核工作持之有据、易于执行。

四是考核程序层级化，考核工作层层落实、有效推动。中国历代官吏考核基本都遵循着大体相同的程序：先由部门主事官员对下属官吏进行初考；再由京师各部门和地方政府将初考情况具文送至中央主管机关，由中央主管机关委派专职官员进行复考；最后再将复考情况上奏皇帝，由皇帝亲自裁定批准。中央考核地方，上级考核下级，考核程序自下而上层层推动、级级落实，使考核工作落到实处。

五是考核过程公开化，考核工作公开透明、防止舞弊。如汉代考课就实行公开评议，即采用会议形式，主考官员向被考核官吏提出各种问题，被考核官吏须当堂作答，再由主考官员结合被考核官吏先前提交的“年度工作总结 ”等相关文字材料，定出考核等次。汉光武帝刘秀就曾亲自“召见诸郡计吏，问其风土”。皇帝率先垂范，郡守等地方大吏自然也以同样方式考核属官，公开考核官吏在汉代遂成风气。唐代在考核官吏过程中，主考官员须当众宣读应考官吏提前具录的当年功过行能，然后公评优劣，考绩定等。

此外，将官吏考核制度与监察制度有机结合，也是中国古代官吏考核制度的一大重要创造。

中国古代官吏考核制度具有种种优势，因而能够有力推动吏治的发展和行政效率的提高，为社会秩序的良性发展起到重要保障作用。当然，由于阶级和时代局限性，中国古代官吏考核制度也存在一定问题。例如，缺乏自下而上的官吏考核监督机制，考核只局限于上级对下级的监督，而缺乏下级对上级、百姓对官员的监督；官吏考核与专制制度相结合，使其具有鲜明的等级性，难以做到同一标准面前一视同仁；中国传统“人治”社会的特性使得考核的具体规章制度和标准难以落到实处等等。但毋庸置疑，它对于今天建立更加科学、合理、公正、有效的官员考核制度，仍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安徽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副教授 梁仁志）

古代管理也是有一定的考核制度的，一般都是上级对于下级的一个考核和标准评价

一、坚持民族平等团结 在中国，民族平等是指各民族不论人口多少，经济社会发展程度高低，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异同，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平等一员，具有同等的地位，在国家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依法享有相同的权利，履行相同的义务，反对一切形式的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民族团结是指各民族在社会生活和交往中平等相待、友好相处、互相尊重、互相帮助。民族平等是民族团结的前提和基础，没有民族平等，就不会实现民族团结；民族团结则是民族平等的必然结果，是促进各民族真正平等的保障。 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作为我国解决民族问题的政策，在中国的宪法和有关法律中得到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一律平等。国家保障各少数民族的合法权利和利益，维护和发展各民族的平等、团结、互助关系。禁止对任何民族的歧视和压迫”。 二、民族区域自治 民族区域自治，是中国政府解决民族问题采取的一项基本政策，也是中国的一项重要政治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一样，同为我国三大墓本政治制度之一。民族区域自治是在国家的统一领导下，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使少数民族人民当家作主，自己管理本自治地方的内部事务。 民族区域自治是与中国的国家利益和各民族人民的根本利益相一致的。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保障了少数民族在政治上的平等地位和平等权利，极大地满足了各少数民族积极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愿望。根据民族区域自治的原则，一个民族可以在本民族聚居的地区内单独建立一个自治地方，也可以根据它分布的情况在全国其他地方建立不同行政单位的多个民族自治地方；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既 保障了少数民族当家作主的自治权利，又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有利于把国家的方针、政策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有利于把国家的发展和少数民族的发展结合起来，发挥各方面的优势。 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有如下两个显著的特色：一是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是在国家统一领导下的自治，各民族自治地方都是中国不可分离的部分，各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都是中央政府领导下的一级地方政权，都必须服从中央集中统一的领导。上级国家机关在制定各项政策和计划、进行国家经济文化建设时，必须充分考虑各民族自治地方的具体情况和需要，动员各方面的力量予以帮 助和支持。二是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不只是单纯的民族自治或地方自治，而是民族因素与区域因素的结合，是政治因素和经济因素的结合。在中国，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既要有利于国家统一、社会稳定利民族团结，又要有利于实行自治的民族的发展和进步，有利于国家的建设。 截至目前，中国有民族自治地方155个，其中自治区5个、自治州30个、自治县（旗）120个。 三、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事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尽一切努力，促进各民族的共同发展和共同繁荣。国家根据民族地区的实际情况，制定和采取了一系列特殊的政策和措施，帮助、扶持民族地区发展经济，并动员和组织汉族发达地区支援民族地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中，有十三条规定了上级国家机关帮助民族自治地方发展的义务。国家在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时，有计划地在少数民族地区安排一些重点工程，调整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结构，发展多种产业，提高综合经济实力。特别是随着近年来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发展，国家加大了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投资力度，加快了少数民族地区对外开放的步伐，使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呈现新的活力。 近年来，为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发展，国家还采取了以下三项措施： 一是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西部是少数民族的主要聚居区，有40多个民族，人口占全国少数民族人口的7l％；全国155个民族自治地方中，有5个自治区，27个自治州，84个自治县（旗）在西部，占西部地区总面积的86.4％。云南、贵州、青海三个多民族省也在西部；湖南的湘西土家族自治州、湖北的恩施土家族自治州及吉林的延边朝鲜族自治州虽不在西部，但也享受西部大开发优惠政策的待遇。因此，西部大开发就是民族地区大开发，就是加快民族地区发展。 二是开展“兴边富民行动”。这一行动是国家民委落实中央提出的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加快边境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的举措。实施的范围包括分布在我国2.1万公里陆地边界线上的135个县（旗、市）。主要内容有三个方面：一是加大基础设施建设；二是大力培育县城经济增长机制和增强自我发展能力；三是努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截至2002年底，全国“兴边富民行动”实际投入资金已达150亿元，兴建兴边富民项目数万个，2100多万人受益。 三是重点扶持22个人口较少民族的发展。人口较少民族指人口在10万人以下的民族，全国有22个，总人口不足60万人。由于历史、地理等方面的原因，这22个民族发育程度比较低。今后10年内，国家计划每年投入5亿元帮助发展，共50个亿。 四、培养少数民族干部 大力培养少数民族干部，是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解决民族问题的关键。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历来十分重视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把少数民族干部队伍的状况看作是衡量一个民族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根据不同历史时期的实际情况，党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 一是根据民族工作以及社会发展的需要，通过各级各类院校培训学习，全面提高少数民族干部素质。二是注重实践锻炼，各地、各部门有计划地开展干部交流、岗位轮换，选派少数民族干部到中央、国家机关和经济相对发达地区挂职锻炼，培养了大批少数民族干部，促进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三是在坚持德才兼备原则的前提下，同等条件优先选拔和使用少数民族干部，使少数民族干部在各级党委、政府、人大和政协等领导班子中占有适当比例。 五、发展少数民族科教文卫等事业 在发展少数民族教育事业方面，国家坚持从少数民族的特点和民族地区的实际出发，积极支持和帮助少数民族发展教育事业。如赋予和尊重少数民族自治地方自主发展民族教育的权利，重视民族语文教学和双语教学，加强少数民族师资队伍建设，在经费上给予特殊照顾，积极开展内地省市对少数民族地区教育的对口支援等。 在发展少数民族科技事业方面，国家采取了许多特殊措施，如：重点培养、培训少数民族科技人员，在普通高等院校有计划地招收少数民族学生或举办民族班；帮助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引进人才和先进技术设备，改造传统产业和传统产品，扶植提高传统科技，提高经济效益等。 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卫生事业，国家有关政策强调，要加强少数民族地区卫生队伍的建设，切实做好防病治病和妇幼卫生工作，大力扶持发展民族医药事业等。 在繁荣少数民族文化政策方面，国家扶持和帮助少数民族发展文化事业，组建民族文化艺术团体，培养少数民族文艺人才，繁荣民族文艺创作。 六、使用和发展少数民族语言文字 中国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语言文字的自由和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语言文字的自由。”“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在执行公务的时候，依照本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条例的规定，使用当地通用的一种或者几种语言文字。”《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第十条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保障本地方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第二十一条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在执行职务的时候，依照本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条例的规定，使用当地通用的一种或者几种语言文字；同时使用几种通用的语言文字执行职务的，可以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的语言文字为主。”第三十七条规定：“招收少数民族学生为主的学校(班级)和其他教育机构， 有条件的应当采用少数民族文字的课本，并用少数民族语言讲课。”“各级人民政府要在财政方面扶持少数民族文字的教材和出版物的编译和出版工作。”第四十七条规定：“保障各民族公民都有使用本民族浯言文字进行诉讼的权利。” 七、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 中国各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的风俗习惯，表现在服饰、饮食、居住、婚姻、礼仪、丧葬等多方面。国家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少数民族享有保持或改革本民族风俗习惯的权利。在社会生活的各方面，政府对少数民族保持或改革本民族风俗习惯的权利加以保护。第一，尊重少数民族的饮食习惯。第二，尊重和照顾少数民族年节习惯。第三，尊重少数民族婚姻习惯。第四，尊重少数民族丧葬习俗。第五，在大众传播媒介中，防止侵犯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事情发生。第六，尊重少数民族改革自己风俗习惯的自由。 八、尊重和保护少数民族宗教信仰自由 中国是一个有着多种宗教的国家，主要有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等。中国少数民族群众大多有宗教信仰，有的民族群众性的信仰某种宗教，如藏族群众信仰藏传佛教。有一些民族信仰同一种宗教，如我国有10个民族信仰伊斯兰教。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在中国，宗教信仰自由，即每个公民有信仰宗教的自由，也有不信仰宗教的自由；有信仰这种宗教的自由，也有信仰那种宗教的自由；在一种宗教里面，有信仰这个教派的自由，也有信仰那个教派的自由；有过去不信教现在信教的自由，也有过去信教现在不信教的自由。目前，中国有清真寺3万座。在西藏，有藏传佛教各类宗教活动场所1700多处。 中华人民共利国成立以来的实践证明，中国的民族政策是成功的，走出了一条符合自己国情的解决民族问题和实现各民族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的正确道路。中国政府相信，随着国家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中国各民族必将得到更快、更好的发展，中国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的关系必将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发展。

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各民族共同繁荣，原因你得问说这个原则的人。

平等 团结 互助 和谐

秦朝设立了三公九卿制度，汉朝实行了内外朝制度，大大的削弱了相的权利，唐朝设立了三省六部制，通过三省的互相牵制来分散相权，从而加强了封建王权。宋朝宰相下设参知政事、枢密使、三司使，相权一分为三，便于皇帝总揽大权。 这些措施都有这同一个目地，就是分散相权，加强王权。

古代帝王有四种类型，一曰明君，一曰昏君，一曰庸君，一曰暴君。从第一个皇帝秦始皇到最后一位皇帝宣统帝，历经几百帝，既涌现了像一代英杰刘邦、“文景之治”的刘恒、刘启，“光武中兴”的刘秀，“贞观之治”的李世民，“开元盛世”的李隆基，“康乾盛世”的康熙、乾隆这些明君，亦有秦二世胡亥、东吴帝孙皓、隋炀帝杨广这样的暴君，还有像“乐不思蜀”的刘禅、“白痴皇帝”司马德宗、“儿皇帝”石敬瑭、吊死皇帝朱由检等这样的大批碌碌无为、昏庸腐朽的平庸皇帝。

大凡“有道之君”往往具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有艰苦创业的经历和守业的坚定信念、意志。他们不仅能严于律自，洁身自好，而且能够把祖宗基业放在第一位。第二，有不屈不挠的雄心，败而不馁的大志。面对困境和危局，他们能勇于改革，励精图治，安稳度过瓶颈危机。第三，善于招贤纳士，用人不论亲疏，“唯才是举”。第四，虚怀若谷，从谏如流。第五，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和个人品德。第六，善于总结前代灭亡的教训，以史为镜。第七，心存百姓和社稷，不贪图一己之利。

秦亡汉兴，隋亡唐兴，两代杰出帝王汉高祖刘邦、唐太宗李世民虽出身不同，但都亲历农民战争的风暴，亲眼目睹了百姓的力量，总结历史教训，分别以“清静无为”和“存百姓”的思想立国。刘邦反秦之弊，与民休息；李世民轻徭薄赋，劝课农桑，深深认识到“君舟民水”的道理。他们皆身体力行地调整统治政策，革除时代弊政，从而为汉唐的强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们消除安乐思想，确立了良好的治世态度、民生态度和个人生活态度，可谓帝王之中的典范。

守业皇帝文帝、景帝，继续实行汉高祖的“休养生息”政策，唐玄宗亦发扬“贞观遗风”。尤其是文帝虽贵为帝王，却为人谨慎，富有谋略。他选贤治国，大度安邦，提倡节俭，反对奢华，多次强调“农业是天下的根本”。他的节俭是历史上罕见的。

机智敏锐，励精图治的唐玄宗，把贞观以来的大好形势推进到全盛时期。其前期的统治，重视农业，重用人才，裁汰冗员，改革科举和军事，其统治达到了整个封建社会的顶峰，以至于杜甫写出了“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白米，公私仓廪俱丰实”的佳句。

纵观皇帝历史，剖析为君之道，才能、智慧、仁德乃治国驭人三个重要因素。他们当中，有的名垂青史，有的遗臭万年；有的世代称颂，有的昙花一现。许多帝王宽厚待人，心思百姓，爱民、德民。也有许多古代帝王虽高举仁德的旗帜，却大施残暴之政，成为祸国殃民的罪魁祸首。历史就是这么真实而残酷，而历史又是如此丰富多彩。历史“数风流人物”，又“引无数英雄竞折腰”。

答案一：第一，作为一个皇帝，第一要心胸足够宽阔，俗话说“宰相肚里能撑船”，作为宰相尚且需要足够的胸襟，最为一国帝王，更加需要足够广阔的胸襟去包容许多的东西，作为一国之君，你的任何决定都可能影响到千万人，绝对不能因为个人的喜好心情而影响到你的决策，例如历史上的李世民，他明明是极其的厌恶魏征的，但是作为一个足够贤明的君主，他就以无上的胸怀容忍了魏征！
第二，足够的谨慎和坚韧不拔的意志，作为一个君主，事实上，你不需要特别的聪明，因为你有足够多的人帮你出谋划策，但一定要足够的谨慎，任何一件事情的决定，你都要足够的小心，要反复的思量，权衡各个方面的利弊之后才可以做出决定，而一旦做出决定，就不要轻易的去修改它，遇上任何的困难都要去勇于面对，不要退缩（隋炀帝之败在于不够谨慎，做事操之过急，崇祯的失败则在于过于的谨慎而没有足够的坚持，做事情总是三心二意，朝令夕改）。第三，作为君主，不能有过于强烈的善恶观念，世界上的事情，过于的复杂，很多的事情不是简单的对与错，黑与白就能分的清的，忠臣做的就不一定是好事，正确是事，奸臣贪官做的就不一定是坏事错事，作为一个君主你要考虑的不是事情的经过而是事情的结果！忠臣有忠臣的用法，小人奸臣有小人奸臣的用法，作为一国之君什么样的人才都需要！第四:作为君主，要耐得住寂寞，不能跟任何人过于的亲近，称孤道寡的结果就是真正的孤家寡人，你不能对任何人表现出过于的亲近宠信，否则就会可能被别人利用，让人看透你，作为君主，只有你利用别人，更加不能让人真正的看透你！第五，杀伐决断的心肠，作为君主，你在很多时候要表现的足够的仁慈，但是你永远要有一颗杀伐决断的心，你要有一颗毫不犹豫的抹杀任何可能威胁到你的统治的心肠，有一个即使对自己也足够狠得心肠！正所谓脸厚心狠！第六：作为君主，你必须要是一个合格的演员，因为你面对大多数人的时候都是在表演，你不能对任何的人真情流露坦露你的真实想法，帝王要保持足够的威严，其要诀之一就在于神秘！
答案二：所谓的帝王之书其实说穿了就是平衡之术，做任何的事说任何的话下任何的决定，你都要考虑到各方面的势力和利益，既不能让某方面得到的利益过多也不能过于损害某方面的利益，既不能让你手下的某方势力过于强大，也不能让你手下的某方势力过于弱小，既不能让你手下各方势力过于团结，也不能让你的手下势力斗争的过于激烈，一切都要求维持一个微妙的平衡！
（你上的答案都是看书看资料总结出来，浅薄的很，毕竟咱们谁也没真的做过皇帝，甚至也没见过真正的皇帝，不过做皇帝确实应该是一件很难的事情，说是最难做的事情也不为过！）

一、儒家对皇帝的要求：以德治国——敬天、法祖（孝）、勤政、爱民。
皇帝是理论上假设的“大圣大贤”，要遵守帝道，《春秋》一言之褒，荣于华衮；一言之贬，严于斧钺。
内圣而外王，正心诚意，修身齐家，平国治天下。
对民众则施以道德教化，使之成为一种主流的价值观：
比如提倡“孝”，实质上是给了父权很大的权威，从而达到一定的自治目的。
比如提倡“忠”，深入人心，从而使得臣僚们无法撼动皇权的权威。
可以说，用思想改造人民从而达到思想专制，这是儒家比法家有有助于皇权的东西。可谓内儒外法。
二、处理臣子、子民、后宫要学唐太宗
纳谏：
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
魏征、裴矩、长孙皇后
用人：
近君子，远小人——良吏、酷吏。
文法吏和儒生——德才之争。曹操有“唯才是举令”。
察举：举孝廉——品德为先，靠推荐
科举：举进士——文才为先，靠考试
不拘一格降人才，
1、魏征，原太子属下
2、马周，布衣。
3、不任人为亲，拒绝大量提拔原秦王府的人。
4、任用蕃将，胡越一家
三、唐太宗晚年要引以为戒
征高丽失败，对邻国不可大肆用兵，劳民伤财。
服食丹药，迷信害死人。
杀兄弟，夺帝位，虽说后来被自己正说了，但此做法不值得提倡。
继承人出问题。

品质：
谦虚、纳谏

处理事情：
要注意用贤才和虚心纳谏
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唐太宗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君主好比是船，百姓好比是水；谁能够承载船行走，也能够把船掀翻。所以说君主要善待老百姓。
这是有我学过的知识自己写的

帝王之术：以我的观点：大体意思
是鉴人学
主要讲的内容：
老板成功十字真言：了解人，理解人，无所不能。做对人，找对人，锦绣前程，人错了，所面临的就全错了。
帝王之术的核心：知人善用，为政之本。
用人之道，首在鉴人，次在用人，终在聚人，德才需鉴，不鉴必失，用人有道，失道是祸，聚人为果，振兴为因。
知人者，王道业，知事者，臣道也；无形者物之君也，无端者事之本也；鼓不欲五音而为五音之王，有道者不为五官之士，而为理事之主。
臣以自任为能，君以用人为能，臣以能为能，君以能听为能，臣以为行为能，君以能赏罚为能。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
由于时间限制、能耐有限如有不当之处请各位斧正！
谢谢！

首先，要了解世情，并具有丰富的统治经验。即位后，在政治上采取多种措施以巩固自己的皇位。首先是消除异己，分化瓦解诸皇子集团。设立行之有效的立储制度，限定皇位继承权。耗羡归公和养廉银，限制、减少官员的贪赃舞弊和横征暴敛。针对各地亏空钱粮严重，严格清查，对贪官污吏即行抄家追赃，对民间拖欠，命在短期内分年带征。使无论贫富力役负担比较合理。解决人口日益增长所需粮食问题，鼓励垦荒，强调粮食生产，支持种植经济作物，并支持开矿和发展手工业。兴修水利，除治理黄河、建筑浙江海塘外。与此同时，实行社会改革。大规模地推行改土归流政策，取消云南、贵州、广西、湖南、四川等省的一些土司，加强了中央对该地区的统治。在全国上下大规模的开展清查亏空，设立会考府，实行耗羡归公，实行养廉银制度，取缔陋规等多项工作。将人丁税摊入地亩，按地亩之多少，定纳税之数目。地多者多纳，地少者少纳，无地者不纳。高薪养廉。扩大了可向皇帝上奏折的人数，不同身份的官吏可以及时反映情况，报告政务，使皇帝洞察下情，以便制定政策;也使官员们相互监督，皇帝得以了解他们的贤愚、勤惰、政绩、操守。加强国家与南洋地区进行经济文化交流。
后宫设六局—尚宫局、尚仪局、尚服局、尚食局、尚寝局、尚功局，管理宫中一应事务；六局首席女官尚官、尚仪、尚服、尚食、尚寝、尚功就是后宫的六部尚书。六局下面统领二十四司，各司女官分别为司记、司言、司簿、司闱、司籍、司乐、司宾、司赞、司宝、司衣、司饰、司使、司膳、司酝、司药、司饎、司设、司舆、司苑、司灯、司制、司婇、司计；还有二十四典、二十四掌以及宫正、阿监、彤史、女史等等各级女官。各有品级、供给，她们分别管理著礼仪、人事、法规、财务、衣食住行等等各项宫廷事务。宫官既是职事官，也就不必讲究色、宠，只须挑选良家出身、才德兼备者充仕。
兄弟之间，多一分敬重，稳重。实在不行封个王。（大不了位子让他坐呗！）
王道、霸道合一，走霸王道 帝王之术最大特点是言行不一 推出很高的道德标准，其实是让别人遵守的，而帝王本身做一些见不得光的勾当。
中国历史有“两千年之学，旬学也，两千年之政策 ，秦政也”的说法。而荀子在孔子的思想上加上了“法”的要素，尽管很露骨，但是非常实用，帝王宣讲的是孔学，做事的参考却是荀学。任用人才重在平衡。给其足够的发展和信任.同时要有长远眼光。自古帝王皆如此嘛… …

严格说来，现代管理只有100年的历史。对中国而言，现代管理是在辛亥革命后随着现代化大生产而兴起的。现代管理经过100年的发展，已经发展成为包括工商管理、社会管理、技术管理、公共管理、战略管理等很多的学科。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出现一个问题，中国古代文化中体现出的管理思想，在当今全球一体化和国际化的浪潮中是否已经过时？它在现代的管理科学中是否有指导作用？比如阴阳五行理论在古代可以解释事物的一切成因和现象，而当今我们如何运用？我认为不能采用鸵鸟政策视而不见，而应该有一些讨论和争鸣，认识到哪些是伪理论、伪科学，要认识到在什么意义上古代文化有什么价值。

中国古代管理实践有它自身的特点，特别是军事管理理论，以《孙子兵法》为代表，“五经”、“七书”就是竞争的理论，里面的许多观点和理论已经被很多西方人认可。春秋战国时期，还有三国时期，中国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军事斗争的表现形式达到顶峰，实力的斗争与对抗、智力的较量与角逐，在实践中演绎并抽象到极点。如果从竞争的角度来说的话，当时的历史环境使竞争达到你死我活的程度，现实的矛盾走到了极端，使思想的张力达到巅峰，因此中国古代的军事理论在现代社会很值得借鉴，军事理论中重要的战略思想、策略思想、谋略思想正因为都有着深厚的实践基础，因此它不会过时，不能用抽象的时间概念来评价它已经过时了。因此，中国古代军事理论对现代的竞争学说是有指导意义的。

中国古代已经拥有了有效的政府与组织的管理，追溯起来从夏朝开始至今已经有4000多年的历史，古代政府与组织管理的理论与实践，经过时间与历史的考验，沉淀了很多有价值的东西可供现代人学习与借鉴。特别是在人才选拔制度、组织结构管理、财政管理等方面，古人留给我们的不仅仅是文字，更重要的是理论和思想，是理念的启迪和指导。

古代一个王朝的兴衰与现代一个企业的管理有着很多内在的相似地方，一个王朝各个阶层的人都有，就像现在一个公司里什么样的人都有一样。秩序如何建立，价值观如何统一，社会的凝聚力如何形成等等。事实上，社会管理是靠一种文化来管理，于是中国古代入世的儒家思想，出世的道家思想，无论对古代社会还是现代企业，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无论古人还是今人都有人性的共性，因此古代的哲学思想亦可以指导现代人进步。

中国的科技在现代虽然不是很发达，但在古代，却达到了高峰。就拿中国的工程管理来说，例如长城、青铜燕钟、古代王朝的宫殿等等的制造与建成，无论从技术还是对人的管理上，都可以看出古代工艺与科技的辉煌与成就以及管理的有效性和先进性，制造的每一个环节中都包括了过程管理和流程管理。如今人们做任何事业，都知道要做好过程管理和流程管理、流程再造以及打造宣传壁垒，这些都是现代人运用古代的智慧和管理经验总结的理论和方法，是革命性的又是继承性的。

总结起来我认为可以归纳为几个方面：

第一，中国古代文化中军事斗争与管理的成果。对当今社会中，任何一个组织在对外的竞争过程中都具有指导意义；

第二，中国古代政府管理的成果，对于现代企业与组织内部的成绩管理和人员的管理起着重要作用；

第三，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管理，为现代人的进步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哲学与理论指导。

第四，中国古代技术与实践的进步是人类智慧和经验的结晶，现代人更应好好总结经验吸取养份。事实上，上述的四点正好涵盖了管理体系的四大方面。

社会管理、政府管理、组织管理、科技管理等方方面面都是非常复杂的，要使管理更有效、更成功，不仅要学习中国古代文化中有价值的东西，还要将西方文化及管理经验，用中国化的方式进行理论接受，变成有差异化的东西，相互可以吸收养分，但西方的文化是工具性的东西，而中国文化是修炼性的东西：一为术，一为道，其内核不同，是两种不同内涵的东西。如果一个人不仅能够掌握“术”，同时还能掌握“道”的话，那么他就不仅是聪明而且具有了智慧，用智慧的方式对待人与事，才能获得真正的成功。

古代帝王用人之道——忠诚管理

诸葛亮在《将苑·知人性》中讲道：“夫知人性，莫难察焉。”可见，连“智圣”也不免对选人用人发愁。选用能胜任的员工难，选用能忠诚的员工难上加难，这需要我们掌握足够多的方法。这些方法当中，有一些是中国传统的做法，我们称其为“去圣绝学”的大智慧。尤其是中国古代的帝王将相，对忠诚管理有着深入思考和丰富经验，我们不妨学习一二。

智慧之一：汉武帝让“大区经理”感到“身边有我”

令当代企业经营者头痛的大区经理管理问题，也一直困扰着过去的皇帝们，既不能管得过严过细，更不能不管。除制度管理外，汉武帝还常使用三种必要的沟通方法：问候、问罪、问想法。

《容斋随笔》记载了以下案例，一位太守庄助报汇频率下降了，武帝写信给他说：“阔焉久不闻问”，借表达阔别思念之情，行提醒对方及时报通之实，这就是常说的问候法。另一位“大区经理”业绩偏着，与从前表现略有出入，怀疑是否听信了谗言，武帝发诏责问“甚不称在前时，何也？”这摆明是问罪的。还有位“大区经理”汲黯在闹情绪，不听从调派，武帝知其嫌弃官小，以“吾徒得君重，卧而治之”(意为“我们仰仗您的威望才能治乱啊1)进行了抬举式的激励。我们知道，面对如此厚望，又有几个人能挺得祝
这一系列的问法，在不十分了解具体情况的时候，起到了督促安抚下属的功效，足见武帝御人手法之丰富。正是运用了这些好的手段，使其汇集了大量人才，在“有非常之功，必待有非常之人”的号召下，将汉王朝推至巅峰，为世人留下“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的事实去回味。

智慧之二：宰相之杰的“看人”、“用人”和“调人”

张居正被称作“宰相之杰”。其23岁中进士，先后为国家当政十年。因其起用名将戚继光、提高行政管理效率等功绩载誉千古，谥号“文忠”。对于治理臣民众生，他的管理方法“工于谋国”而立等见效，令人称奇，我们不妨借鉴一下这位管理天才的“看人”、“用人”、“调人”方略。

看人：克服六大误差。张居正的名言是“世不患无才，患无用之之道”，他在著名的《陈六事疏》的“核名实”一篇中，专门论述了用人方略。其间，总结了他前后主持十年国事的用人体验，提出看人容易出现的六大误差：徒眩于声名、尽拘于资格、摇之以毁誉，杂之以爱憎，以一事概其平生、以一眚掩其大节。就是说，不听名声而看行为，不问资历而看潜力，不听闲言而看功实，不凭好恶而趋理性，不以一事论英雄，也不以一错定平生。

用人：讲究考核检查。考核与检查必须双管齐下，目前，企业管理者往往在考核和检查中有意无意地倾向于一种，有的倾向于考核，凭借人力资源部出台一套考核方法，实现用人以功实的管理。有的管理者倾向于检查，即以过程监督为主，进行事中管理而不是秋后算账，张居正则认为这两种方法必须兼顾。

调人：感到是一种提拔。巧用而不是滥用平级调动，把岗位轮换用得使员工当成一种提拔，可以化平凡为神奇。一般而言，岗位轮换都有其目的性，不外乎三个想法：一是锻炼人才，提高其综合素质，尤其到基层负责是一般的上升通道，因为这样符合中国人的老规矩“名将出身行武”；二是瓦解帮派，任职时间一久就形成了习惯势力，不便于全局管理，按明朝当时的祖宗旧制，“三、六年考”是规矩，也就是三年就有可能岗位轮换了，比现在通常使用的四年制任期还短；三是利用新人的加入产生新的制衡关系，以利于最高领导控制全盘人马。因此，岗位轮换成为许多决策者的御人大法。
但张居正告诫了其中的不可为之处。首先，岗位差异太小的平级调动，不可过度频繁，正如《陈六事疏》所讲“不必互转数易”，因为这样的调动是为了调动而调动，会流于形式，前述三大功能都无法实现。第一项激励功能因岗位差异太小，对员工没有疗效；第二项分解功能因频繁调动根本就形不成危胁，所以失去了意义；第三项制衡功能因员工缺乏感恩之情，导致忠诚打折，别说去监视他人，连其本人也会因频繁调动而萌生去意。其次，岗位轮换之前要有合适的后备，以实现“人有专职，事可责成”，不能乱了自己、稳定了敌方。第三，最好是事出有因，把调动做出激励效果，给员工以“用人必考其终、授任必求其当”的良好形象，对管理者的资信水平提升有很大帮助。这就是讲，对一些有功之臣、心怡之将，可以采取此类方略达到前述三个目的，最终使其走向绝对忠诚，而管理者也得到张居正所谓“用人必考、授任以当”的好口碑。

中国传统的管理思想，分为宏观管理的治国学和微观管理的洽生学。治国学适应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的需要，包括财政赋税管 理、人口田制管理、市场管理、货币管理、漕运驿递管理、国家行政 管理等方面。治生学则是在生产发展和经济运行的基础上通过官、民的实践逐步积累起来，包括农副业、手工业、运输、建筑工程、市 场经营等方面的学问。这两方面的学问极其浩瀚，作为管理的指导 思想和主要原则，可以概括为如下一些要点。
1．顺“道”。中国历史上的“道”有多种含义，属于主观范畴的 “道”，是指治国的理论，属于客观范畴的“道”，是指客观经济规律，又称为“则”、“常”。这里用的是后一含义，指管理要顺应客观规律。
《管子》认为自然界和社会都有自身的运动规律，“天不变其常，地不易其则，春秋冬夏，不更其节。”(《管子?形势》)社会活动，如农业生产，人事，财用，货币，治理农村和城市，都有“轨”可循， “不通于轨数而欲为国，不可。”(《管子?山国轨》)人们要取得自己行为的成功，必须顺乎万物之“轨”，万物按自身之“轨”运行，对于人毫不讲情面，“万物之于人也，无私近也，无私远也”，你的行为顺乎它，它必“助之”，你的事业就会“有其功”，“虽小必大”；反之，你如逆它，它对你也必“违之”，你必“怀其凶”，“虽成必败”，“不可复振也”(《管子?形势》)。
司马迁把社会经济活动视为由各个个人为了满足自身的欲望而进行的自然过程，在社会商品交换中，价格贵贱的变化，也是受客观规律自然检验的。他写道“贱之征贵，贵之征贱”，人们为求自身利益，“以得所欲”，“任其张，竭其力”，“各劝其业，乐其表，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民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对于社会自发的经济活动，他认为国家应顺其自然，少加干预，“故善者因之”，顺应客观规律，符合其“道”，乃治国之善政(《史记?货殖列传》)。
“顺道”，或者“守常”、“守则”、“循轨”，是中国传统管理活动的重要指导思想。
2．重人。“重人”是中国传统管理的一大要素，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重人心向背，二是重人才归离。要夺取天下，治好国家，办成事业，人是第一位的，故我国历来讲究得人之道，用人之道。
得民是治国之本，欲得民必先为民谋利。先秦儒家提倡“行仁德之政”，“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论语?尧曰》)，“修文德以来之” (《论语?季氏》)，使“天下之民归心”，“近者悦，远者来”(《论语?尧曰》)，“天下大悦而将归己。”(《孟子?离娄上》)《管子》说：“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国家心须“令顺民心”，“从民所欲，去民所恶”，乃为“政之宝”(《管子?牧民》)。西汉贾谊说： “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国家的安危存亡兴坏，定之于民；君之威侮、昏明，强弱，系之于民；吏之贵贱，贤不肖，能不能，辨之于民；战争的胜败，亦以能否得民之力以为准。”(《新书?大政上》)这些思想历代都有，逐步成为管理国家的准则。
得人才是得人的核心。要得人才，先得民心，众心所归，方能群才荟萃，故《管子》把从事变革事业，注重经济建设，为人民办实事，视为聚拢优秀人才的先决条件，叫做“德以合人”，“人以德使”(《管子?五辅、枢言篇》)。
我国素有“求贤若渴”一说，表示对人才的重视。能否得贤能之助，关系到国家的兴衰和事业的成败。“得贤人，国无不安广…?失贤人，国无不危”(《吕氏春秋?求人》)。诸葛亮总结汉的历史经验说：“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之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之所以倾颓也”(《前出师表》)。《晏子春秋》则把对人才“贤而不知”，“知而不用”、“用而不任”视为国家的“三不祥”，其害无穷。
在治生学方面，我国也有重视人才的传统。司马迁提倡“能巧致富”，他说：“巧者有余，拙者不足”，“能者辐辏，不肖者瓦解”(《史记?货殖列传》)。唐代陆贽说：“夫财之所生必因人力，工而能勤则丰富，拙而兼隋则篓空”(《陆宣公集?均节财税恤百姓》第一条)。西晋的傅玄说：“夫裁径尺之帛，形方寸之木，不任左右，必求良工”。(《傅子?授职篇》)凡能工巧匠，或对生产建设有重大贡献者，如春秋时发明木作工具的鲁班，战国时修建都江堰的李冰，修建郑国渠的郑国，汉代发明二牛耦耕法和三脚条播器(三脚耧)的赵过，发明和改进炼铁鼓风器(水排)的后汉的杜诗和韩暨，对发展纺织工业有重大贡献的元代黄道婆等人，都传颂千古，流芳百世，为人典范。《管子》一篇国情普查提纲(《问》)中列专项调查国内的生产能手，树立“人率”，进行表彰。司马迁《货殖列传》记载，齐国的“奴虏”，即下等人，人皆贱之，唯刀间独具慧眼，赏识这些人的才能，收取重用，“尽其力”，“使之逐渔盐商贾之利”，“终得其力，起富数千万”，发了大财。
3．人和。“和”就是调整人际关系，讲团结，上下和，左右和。对治国来说，和能兴邦；对治生来说，和气生财。故我国历来把天时、地利、人和当作事业成功的三要素。孔子说：“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管子》说：“上下不和，虽安必危”(《管子?形势》)。“上下和同”，“和协辑睦”(《管子?五辅》)，是事业成功的关键。战国时赵国的将相和故事，妇孺皆知，被传颂为从大局出发讲团结的典范。
求和的关键在于当权者，只有当权者严于律己，严禁宗派，不任私人，公正无私，才能团结大多数。《管子》提出“无私者容众”，要求君主切不可有“独举”、“约束”、“结纽”这些宗派行为，不可“以爵禄私有爱”，要严禁“党而成群者”(《管子》五辅、法法等篇)。李觏说国家的统治者必须“无偏无党”，“循公而灭私”，“天子无私人”，从国家机构中清除那些嫉贤妒能，钻营利禄，大搞宗派，戕害民生的 “恶吏”，以改善官民关系。唐太宗是个讲团结的君主，他不仅重用拥护自己的人，而且重用反对过自己的人，他救下了曾反对其父李渊的李靖，委以重任。魏征曾力劝李建成除掉李世民，太宗就位后不计前隙，照样重用，且平时能“从谏如流”，“爱谏诤”，思己短，知己过，使群臣乐于献策，齐心治国。正因为唐太宗广泛团结人才，形成一个效能很高的人才群体结构，贞观之治才有了组织上的保证。
近代成功的企业家也都注重人和，创办申新纱厂的大企业家荣德生治厂以“《大学》之‘明德’，《中庸》之‘明诚”对待属下，“管人不严，以德服人”，“使其对工作不生心，存意外”，“自治有效”。他说用人“必先正心诚意，实事求是?，庶几有成。若一味唯利是图，小人在位厂…?不自勤俭，奢侈无度，用人不当，则有业等于无业也”。 (荣德生：《乐农先生自订行年纪事续编》)刘国钧办大成纺织染公司，以“忠信笃敬”为厂训。宋菜卿在公司悬挂孔子名言“己所勿欲，勿施于人”作厂训，他说“你愿人怎样待你，你就先怎样待人”。这些皆反映从自我管理入手实现人和，从而达到系统管理以协力推进事业的管理思想。
4。守信。治国要守信，办企业要守信。办一切事业都要守信。信誉是人类社会人们之间建立稳定关系的基础，是国家兴旺和事业成功的保证。
孔子说：“君子信而后劳其民”(《论语?尧曰》)。他对弟子注重 “四教：文、行、忠、信”(《论语?述而》)。治理国家，言而无信，政策多变，出尔反尔，从来是大忌。故《管子》十分强调取信于民，提出国家行政应遵循一条重要原则：“不行不可复”。人们只能被欺骗一次，第二次就不信你了，“不行不可复”者，“不欺其民也”。“言而不可复者，君不言也；行而不可再者，君不行也。凡言而不可复，行而不可再者，有国者之大禁也”(《管子?形势》)。 、?治生亦然。商品质量、价格、交货期，以至借贷往来，都要讲究 一个“信”字。我国从来有提倡“诚工”，“诚贾”的传统，商而不诚，苟 取一时，终致瓦解，成功的商人多是商业信誉度高的人。明代徽商 唐祁，其父曾借某人钱，对方借据丢失，唐祁照付父债，后来有人拣 得借据，向唐祁讨债，他又照付。别人嘲笑他傻，他说，“前者实有是 事，而后卷则真也”(《安徽通志》196卷)。徽蚶另有一商人翁生，经 商“巧而不贼”，取得社会的信任，“人莫不以为诚而任之”，“虽不矜 于利，而贾大进，家用益富”(《王遵岩文集?黄梅原传》)，可见守信 是进财之道。
5．利器。生产要有工具，打仗要有兵器，中国历来有利器的传统。孔子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论语?卫灵公》)。《吕氏春秋?任地》篇说，使用利器可达到“其用日半，其功可使倍”的效果。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纸、印刷术、指南针、火药)及其推广，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经济、文化和世界文明的发展，并使“利器说”成为中国管理思想的重要内容。历史上许多重大发明，如西汉出现的新式粮食加工机械——水碓，“役水而舂，其利百倍”。东汉和三国时出现的新式炼铁鼓风器——水排，大大提高了铁的质量，从而提高工具和兵器的质量，这些都是在当时政府官员的主持下发明和推广的。明清时代在长江下游乃至全国先后推广松江地区先进纺车，和纺技，也多是由地方官员出面相邀和主持，说明利器思想已引起当时国家管理机构的重视。
及至近代，一再出现机器兴邦说。如郑观应主张维护民族独立要靠“商战”，商战必赖机器，机器生产，“工省价廉”，“精巧绝伦”，可与外货竞争，因此必须自制各种机器。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孙中山实业救国的核心是技术革命，实现现代化，“用机器去制造货物，……把国家变成富庶”，争取驾乎英美日之上。可见，“利器说”贯乎古今，成为兴邦立业的重要思想。
6．求实。实事求是，办事从实际出发，是思想方法和行为的准则。儒家提出“守正”原则，看问题不要偏激，办事不要过头，也不要不及，“过犹不及”，过了头超越客观形势，犯冒进错误；不及于形势又错过时机，流于保守。两种偏向都会坏事，应该防止。
《管子》提出“量力”原则和“时空”原则。凡事量力而行，“动必量力，举必量技”，“不为不可成，不求不可得”。指挥作战，要知道自己兵力，装备的承受能力，“量力而知攻”，“不知任，不知器，不可”。切不可不顾主观条件的“妄行”，“强进”，“妄行则群卒困，强进则锐士挫”。(《管子》牧民、霸言、形势解等篇)用人也应注意因材施用，扬其所长，避其所短。不可求全责备，“毋与不可，毋强不能”。
“时控”原则就是办事要注意时间(时机)和地点等客观条件。 “事以时举”，“动静”、“开阖”、“取予”“必因于时也，时而动，不时而静”(《管子?宙合》)。治国和治生，不顾时间的变化，用老一套的办法，不注意“视时而立仪”(《管子?国准》)，“审时以举事”(《管子?五辅》)，必然招致失败。空间不同，政策措施也应有异，不可将一套办法到处运用，治家、治乡(农村)、治国(城市)各有特殊性，“以家为乡，乡不可为也；以乡为国，国不可为也；以国为天下，天下不可为也”(《管子?牧民》)。韩非说：“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事异则备变”。他以守株待兔的故事，告戒治理国家者不可是“守株之类也”。这是一切管理者都应引以为戒的。
7．对策。我国有一句名言：“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史记?高祖本纪》)说明在治军、治国、治生等一切竞争和对抗的活动中，都必须统筹谋划，正确研究对策，以智取胜。研究对策有两个要点：一是预测，二是运筹。
有备无患，预则成，不预则废。《孙子》认为：“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管子》主张“以备待时”，“事无备则废”(《管子?霸言》)。治国必须有预见性，备患于无形，“唯有道者能备患于无形也”(《管子?牧民》)。范蠡认为经商要有预见性，经商和打仗一样，“知斗则修备”，要善于 “时断”和“智断”，比如要预测年景变化的规律，推知粮食供求变化趋势，及时决断收购和发售。他提出“旱则资舟，水则资车”的“待乏”原则。要观察市场物价变动，按“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的规律，采取“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的购销决策。(《史记?货殖列传》)
中国古代有许多系统运筹成功的实例。战国时期，田忌和齐王赛马屡败，后来他按照谋士的筹划，按马力的强弱，以己之下马对彼之上马，己之上马对彼之中马，己之中马对彼之下马，结果二胜一负，转败为胜。宋朝丁谓奉命修复焚毁的皇宫，需从远处运土和建材，他挖开大路取土，引水成河，船运各种建材，宫室修好后又以建筑垃圾填河恢复道路。一项正确决策使取土、运料、处理垃圾结合起来，“一举而三役济，计省贯以亿万计”(4》L笔》卷二)。在军事上通过运筹对策，以计谋取胜者更是不胜枚举。历史上的著名战役，如三国时代孙权、刘备对曹操的赤壁之战，诸葛亮的空城计，孙膑的“减灶骄敌”，都是运用战略策略以弱胜强的典范。
8．节俭。我国理财和治生，历来提倡开源节流，崇俭拙奢，勤俭建国，勤俭持家。节用思想源于孔子和墨子，孔子主张“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述而》)。墨子说：“其财用节，其自养俭，民富国治。”(《墨子?节用上》)苟子说：“臣下职，莫游食，务本节用财无极，”(《苟子?成相》)“强本(生产)而节用，则天不能贫，……本荒而用侈，则天不能使之富。”(《苟子?天论》)陆贽说：“桀用天下而不足，汤用七十里而有余，是乃用之盈虚，在节与不节耳。不节则虽盈乃竭，能节则虽虚必盈。”(《陆宣公文集》卷二二)纵观看史，凡国用有度，为政清廉，不伤财害民，则会国泰民安。反之，凡国用无度，荒淫奢费，横征暴敛，必滋生贪官污吏，戕害民生，招致天下大乱。这是中国国家管理历史提供的一条真理。
在治生方面，节俭则是企业家致富的要素。司马迁说：“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纤啬筋力，治生之正道也。”(《史记?货殖列传》)汉初有个经营农业的任氏，一反当时“富人争奢侈”之风气，力行“家约”，“折节为俭”，以致“富者数世”，成为阊里的表率，受人赞颂。(《史记?货殖列传》)近代中国的企业家也多有勤俭治厂的经验，创办南通大生纱厂的张謇在办厂时去上海联系业务，曾在街头卖字以解决盘缠所需，节约经费。在他的带动下，全厂上下力求节俭。张謇说：“通厂之利，人皆知为地势使然，然开办之初始竭蹶艰维，而上下同心力求撙节，其开办之省亦中外各厂所无。”(《实业文钞》卷一)
9．法治。我国的法治思想起源于先秦法家和《管子》，后来逐渐演变成一整套法制体系，包括田土法制，财税法制，军事法制，人才法制，行政管理法制，市场法制等等。韩非在论证法治优于人治时，举传说中舜的例子，舜事必躬亲，亲自解决民间的田界纠纷和捕鱼纠纷，花了三年时间纠正三个错误。韩非说这个办法不可取， “舜有尽，寿有尽，天下过无已者。以有尽逐无已，所止者寡矣。”如果制定法规公之于众，违者以法纠正，治理国家就方便了。他还主张法应有公开性和平等性，即实行“明法”、“一法”原则。“明法”，就是“著之于版图，布之于百姓，”使全国皆知。“一法”，即人人都得守法，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各级政府官员不能游离法外，“能去私曲就公法者，民安而国治。”

用刘邦和刘备的例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