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70年代中期文学思潮
第一次文代会，建国初期三次文艺思想斗争，五、六十年代的文艺政策调整
了解建国——70年代中期的文学思潮，掌握“双百”方针及文艺政策调整的三次会议，能运用文艺理论分析重大文艺思想斗争

第二章 50——70年代中期小说
50——70年代小说发展概况，杨沫、柳青、茹志娟、王蒙、赵树理小说代表作及特色
了解50——70年代小说的发展特点，并能运用文艺理论研究分析作家作品

第三章 50——70年代中期诗歌
建国——70年代诗歌发展轨迹，贺敬之、郭小川、闻捷的诗歌代表作及特色
了解诗歌发展概况，能运用文艺理论分析作家作品

第四章 50——70年代中期散文
50——76年散文发展概况，杨朔、秦牧、刘自羽散文代表作及特色
了解本时期散文发展情况与不足，能运用文艺理论分析作家作品

第五章 50——70年代中期戏剧
50——70年代戏剧发展概况，田汉、郭沫若的历史剧，老舍戏剧代表作及特色
了解本时期戏剧发展情况，能运用文艺理论分析作家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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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50年代、60年代文学运动与文学思潮

一、第一次文代会

第一次全国文代会，于1949年7月2日至19日在北平举行。大会总结了五四以来文艺工作的成绩与经验，确定了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新中国文艺事业的总方针，指出了新中国成立以后文艺必须为人民服务、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总方向，成立了以郭沫若为主席、茅盾、周扬为副主席的全国文艺界的组织-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这次大会标志着中国新文学以此为起点，进入了当代文学的阶段。

第一次文代会对50年代初期文学思潮的形成和后来文学思潮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以解放区文艺为新中国文学的楷模，继承和发展了解放区文艺的精神内核：以文艺为政治服务并从属于政治为文艺工作的性质和地位，以工农兵生活和工农兵形象为文艺表现的主要内容，以民族化和大众化为文艺创作的主导风格，以“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为文艺批评的标准，以作家深入工农兵、改造世界观为实现上述任务的保证。

第一次文代会存在的局限：

首先，由于对新的形势、新的环境估计不足，对建国后和平时期文艺工作的新特点研究得不够充分，以至于简单地照搬了战争年代解放区文艺运动的政策、经验和做法，致使文艺工作产生简单化、教条化的毛病。

其次，由于沿用了解放区文艺的做法，因此对毛泽东指明的文艺与生活的关系做出了狭隘的理解，具体说来就是由文艺服务于政治，到文艺服务于政策、服务于当前中心任务，忽略了文艺自身的规律，导致创作中出现公式化、概念化倾向。

再次，由于把解放区文艺作为新中国文艺的楷模，相比之下对于国统区的文学艺术成就估计偏低，不能正确对待从国统区出来的广大作家，把他们一概视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再加上文艺队伍中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宗派主义情绪未能清除干净，因此不免影响到作家队伍的团结，影响了一些作家的积极性。

建国初期的文艺批判运动就是在这样的指导思想的影响下开展起来的。

二、建国初期的文艺思想斗争

1、1951年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

《武训传》是编导孙瑜根据山东贫苦农民武训“行乞兴学”的事迹改编而成的，影片摄制于1948年，建国后剧本做了修改重新拍摄，1950年底在全国上映。影片描写武训为了让穷苦的孩子也能念书，忍受屈辱行乞40余年，兴办三所义学，从而歌颂了武训精神，肯定了武训所走的道路。影片放映之初获得一片赞美之声。不久，对《武训传》的宣传与赞扬引起了中央有关部门的重视，认为这种现象反映了文艺界严重的思想混乱,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撰写的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严厉批评了《武训传》。 “讨论”随即转变为声势浩大的批判运动。

2、1954年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

俞平伯与胡适等同是“新红学派”的主要代表，20年代出版了《红楼梦辨》，后经修改，于1952年以《红楼梦研究》重新出版，还将新写的论文辑成《红楼梦简论》出版。对《红楼梦》的版本、作者和文学上的承继关系进行了大量去伪存真、核实正误的工作，并且吸收了西方现代人文精神与美学观点，对《红楼梦》的艺术手法、艺术风格作出了有别于传统的批评、阐释，开创了红学研究的现代格局。俞平伯的观点和方法受到刚从山东大学毕业的李希凡、蓝翎的质疑与批评，他们的文章受到了毛泽东的重视。毛泽东指出，李、蓝二人的文章“是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看样子，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毛泽东的意见改变了这场学术讨论的性质，使之发展成波及整个思想文化界的大批判运动。

3、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

胡风（1902-1985）是我国现代著名的诗人、文艺理论家。原名张光人，湖北蓟春县人，他的文艺思想极为复杂，其核心在于强调作家的“主观战斗精神”，提倡创作主体的“自我扩张”与“自我斗争”，用主观拥入“客观”，表现描写对象“精神奴役的创伤”，主张创作方法大于世界观，认为它们是现实主义的关键所在。对胡风文艺思想的论争，可以追溯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只是当时属于正常的理论论争。 1952年文艺整风期间，胡风发表了对文艺问题的不同意见，不久受到文艺界部分同志的批评。1953年《文艺报》先后发表林默涵、何其芳的《胡风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和《现实主义的路，还是反现实主义的路？》，对胡风文艺思想进一步展开批判，胡风不服，于1954年向党中央递交了30万言的《关于解放以来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反驳了林、何等人对他的批评，同时全面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文艺观点，受到毛泽东的首肯，然而时至1955年1月，《人民日报》开始看在批判胡风观点的文章，2月，中国作协主席团决定对胡风资产阶级文艺思想展开全面、彻底的批判。5月《人民日报》将胡风等人的私人通信作了摘录，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升级为政治上的对敌斗争，在全国掀起了粉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高潮。胡风被捕入狱，2100人受到株连，造成新中国成立以来罕见的冤假错案。

1980年9月，胡风以及“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在政治上得到平反。1988年6月，中央有关部门又对胡风文艺思想等方面的几个问题复查，撤销和纠正了以往的一些错误提法。

胡风（1902～1985）

现代文艺理论家、诗人、文学翻译家。原名张光人，笔名谷非、高荒、张果等。湖北蕲春人。1920年起就读于武昌和南京的中学，其间开始接触“五四”新文学作品。1925年进北京大学预料，一年后改入清华大学英文系。不久辍学，回乡参加革命活动，后一度任职于国民党的宣传、文化部门。

1929年到日本东京，进庆应大学英文科，曾参加日本普罗科学研究所艺术研究会，从事普罗文学活动。1933年因在留日学生中组织抗日文化团体被驱逐出境。回到上海，任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宣传部长、行政书记，与鲁迅常有来往。1935年编辑秘密丛刊《木屑文丛》。翌年与人合编《海燕》文学杂志，写了《人民大众向文学要求什么？》，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革命文艺队伍内部由此开始了一场关于“两个口号”的论争。这一时期发表大量文艺理论批评文章，结集出版了《文艺笔谈》和《密云期风习小记》，还出版了诗集《野花与箭》与一些译作。抗日战争爆发后，胡风主编《七月》杂志，编辑出版了《七月诗丛》和《七月文丛》，并悉心扶植文学新人，对现代文学史上重要创作流派“七月”派的形成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曾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常委、研究股主任，辗转于汉口、重庆、香港、桂林等地从事抗战文艺活动。1945年初主编文学杂志《希望》。这一时期著有诗集《为祖国而歌》，杂文集《棘原草》，文艺批评论文集《剑•文艺•人民》、《论民族形式问题》、《在混乱里面》、《逆流的日子》、《为了明天》、《论现实主义的路》，散文集《人环二记》，译文集《人与文学》等。

1949年起任中国文联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理事、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其间写有抒情长诗《时间开始了》，特写集《和新人物在一起》，杂文短记《从源头到洪流》等。

胡风的理论批评文字涉及多种文体及中外作家作品、“五四”新文学运动中出现的理论问题等，但中心是围绕着现实主义的原则、实践及其发展而展开的。对胡风的一些理论主张，长时期内一直存在着不同意见，展开过批评，发生过论争，胡风坚持自己的观点，进行了反批评。1954年向中共中央写了《关于几年来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即“三十万言书”），被毛主席亲自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之首，被捕入狱，并开展全国范围的批判、斗争。1979年获释。1980年平反。后出任第六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文联委员、中国作家协会和文化部文学艺术研究院顾问等职。他的文学理论著述辑为3卷本《胡风评论集》出版。

三、“双百”方针的提出与反右斗争扩大化

1、“双百”方针的提出

1956年5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其内容的核心是：主张在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确定“双百”方针是发展科学和文化事业的重要方针。随后中央发表了关于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动员各阶层人士“大鸣大放”，帮助党整风。整风运动的动员和开展使人们畅所欲言，作家们批判官僚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给新中国文艺事业带来的危害，文学批评和文学创作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活跃局面。

2、文艺界的反右派斗争

1957年6月，经毛泽东知识和亲自部署的反击“右派分子”的斗争迅速在全国展开。“双百”方针的提出所带来的令人欣喜的活跃局面很快发生了逆转，创作自由和学术自由被打成资产阶级的反动口号，许多文学作品和争鸣文章被打成“大毒草”、“修正主义的文艺观点”，连同冯雪峰、丁玲等在内的一大批评家、作家被打成“右派分子”。1958年2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周扬的《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对文艺界反右派斗争作了总结，并对这场斗争的意义作了高度的评价。

文艺界开展的反右派斗争全然否定了贯彻“双百”方针、批判教条主义的积极成果，使“左”的思潮进一步蔓延，给新中国的文艺事业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失。

四、党的文艺政策的调整与“左”倾思潮的泛滥

1、党对文艺政策的调整

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由于政治和经济工作中的“左”的作物，加上严重的自然灾害等客观原因，我国进入了连续三年的国民经济严重困难时期。1960年冬，中央决定对各方面的工作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与此同时，文艺政策相应调整，周扬、夏衍、邵荃麟等文艺工作负责人在周恩来、陈毅等中央领导同志的支持下，在力所能及范围内纠正“左”的偏向，给文艺工作带来了生机。1961年第三期《文艺报》发表了《题材问题》的专论，提倡题材的多样化，破除题材问题上的清规戒律。同年6月，召开了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新侨会议），会上，周恩来做了重要讲话。希望发扬民主，改变文艺界的作风。

1962年3月，全国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在广州举行，周恩来到会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着重阐述了如何正确评价与对待知识分子、如何改善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问题。陈毅也到会讲了话，高度评价了中国知识分子在党的领导下所取得的成就和做出的贡献。

同年5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的社论，社论指出文艺的服务对象，应由为工农兵服务，扩展到“为以工农兵为主体的全体人民服务”。

同年8月，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在大连举行。着重研讨文艺创作如何反映人民内部矛盾，更好地为社会主义服务的问题，邵荃麟提出“现实主义深化”、“写中间人物”的主张。

这几次会议和社论都在不同程度上总结汲取了前一阶段文学工作的经验教训，澄清了一些理论是非。文艺创作方面有的一些新的变化，出现了一些表现普通人生活的较优秀的作品。

2、“左”倾思潮的泛滥

党对文艺政策的调整所带来的某些新局面，很快又被“左”倾思潮的升级淹没。由于毛泽东同志错误地估计了形势，致使他在1962年9月召开的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向全党全民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

从1962年到1965年，林彪、康生、江青一伙相互勾结，利用毛泽东对文艺形势的错误判断，策划了一系列全国性的大批判，其中影响最为恶劣、规模最大的是1965年11月开始的对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批判。

第二节 “文化大革命”十年文艺思潮

一、“文艺黑线专政论”

为了对文艺界实行“全面专政”，林彪委托江青于1966年2月在上海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形成《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炮制了所谓“文艺黑线专政论”。

林彪、江青一伙对新中国文艺事业的洗劫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他们把新中国成立以来文艺理论方面的代表论点归纳为“黑八论”，即“写真实”、“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现实主义深化”、反“题材决定论”、“写中间人物”、反“火药味”论、“时代精神汇合论”和“离经叛道论”。

其次是把大批优秀作品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

第三、大兴文字狱，文艺工作者或被关进牛棚，或被流放监禁，致使冯雪峰、邵荃麟、老舍、田汉、赵树理、闻、杨朔、海默等数百名文艺家被迫害而死。蒙受冤假错案劫难的更是不计其数。

第四，强行解散全国文联、作协及其各地分会。全国文艺刊物，除《解放军文艺》外，全部被迫停刊。各种文艺团体、文化设施，一律停止活动。

二、帮派文艺

江青攫取《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等京剧改革的成果，又炮制了京剧《奇袭白虎团》《海港》《龙江颂》，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等，封为“革命样板戏”。

炮制了小说《虹南作战史》《初春的早晨》和电影《欢腾的小凉河》《反击》《春苗》《决裂》等，作为向老一辈革命家发起进攻的武器，这些所谓的文艺作品是文艺与江青等人的政治阴谋结合的产物。

江青一伙根据他们的创作经验总结出一套理论纲领，即“根本任务论”“三突出原则”“主题先行论”。

进步文艺

一类是不愿完全遵从政治之命的文学。长篇小说又黎汝清的《万山红遍》、克非的《春潮急》、姚雪垠的《李自成》（第二部）、曲波的《山呼海啸》等，中短篇有李心田的《闪闪的红星》、蒋子龙的《机电局长的一天》、话剧《万水千山》、湘剧《园丁之歌》、晋剧《三上桃峰》，电影《创业》《海霞》等。

一类是地下文学。小说有张扬的《第二次握手》、靳凡的《公开的情书》，诗歌有郭小川的《团泊洼的秋天〉，舒婷的《春夜》《船》，食指的《相信未来》等，以及1976年“四五”天安门诗歌。天安门诗歌推动地下文学进入可歌可泣的高潮，谱写了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最为悲壮的挽歌与战歌。

人物脸谱化，剧情程式化，题材单一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