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金天聪九年（公元1635年），后金出兵察哈尔往征插汉儿国时，获得玉玺一枚，印文为汉篆的“制诰之宝”。相传此玉玺时历代帝王相传之宝，大元顺帝逃离北京时，携玉玺逃至沙漠，元顺帝死后玉玺丢失，二百多年，忽有人牧羊于山冈下，见一山羊，三日不食，每以蹄踏地，牧者发之，遂得此玺。

其实，从汉代开始，皇帝的玉玺便不只一枚。秦至西汉逐步发展出皇帝六玺的制度，每个玉玺都各有不同的功能。早期皇帝的玉玺本身就象征皇权，其转移也象征天命之转移，不一定要是传国玉玺才有这样的效果，但随着十六国时期各政权之正统之争愈演愈烈，才使刻着“受命于天，既寿永昌”的传国玉玺的传说可是广为流传。

“受命于天，既寿永昌”的传国玉玺，相传是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统一中国，命李斯用小篆雕刻传国玉玺，印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以作为“皇权天授、正统合法”之信物。

在宋元明时代，皇帝有八玺制度，也就是皇帝的身边有至少八枚玉玺作为皇权的凭证。而刻有“制诰之宝”字样的玉玺在明朝才出现，所以后金找到的这枚“制诰之宝”玉玺极有可能是明朝的玺或是北元据明玺所伪造之物，但蒙古人将其当作秦始皇的“传国国玺”，以增强自己的号召力。

尽管如此，当皇太极得知获得这枚玉玺时仍然十分的兴奋。《满文原档》称其为过去历代帝王一直使用的玉玺，不认为玉玺仅是元代帝王所用。孔有德说：“窃观自古受命之主，必有受命之兆。昔文王时凤凰绕于殿阙，今汗得宝玺，二兆略同。此宝实非寻常，乃汉时相继而传，迄今二千余年，他人不得，惟汗得之。”耿仲明也说：“夫玺者乃天子之大宝，国家之珍瑞，有天下者所必用也。”他们都认为这枚玉玺乃是汉代相传而来，亦即所谓的秦玺，同时表示玉玺乃珍瑞，有天下者所应有，皇太极能得之代表将有天下。可见当时后金国君臣真的认为自己得到了秦汉以来的传国玉玺。

得到玉玺后的皇太极认为能够获得秦汉以来的传国玉玺，那么就是“天命所归”，后金将得天命与正统，可以取代明朝，或至少是可与明朝分立天下。于是皇太极隔年就易国号为“大清”。

不过，这枚“制诰之宝”玉玺在顺治中期之后就不再使用了，可能因为皇帝身边汉臣日益增多，了解到“制诰之宝”并非秦玺。

虽然不再使用这枚玉玺，但对于玉玺的正统作用，清朝的皇帝还是很看重的。雍正七年(1729)，破获四川杨承勋等人结党图谋不轨案时，雍正皇帝见奏报提及杨承勋自称有“金镶玉印”，遂云:“至于贼党所供金镶玉印之语，尤属荒诞。夫民间所谓金镶玉印，即历代传国玺也，当日元顺帝将此玺携归沙漠，是以明代求之未获。我太宗文皇帝天聪九年，察哈尔林丹汗之母将此宝进献，至今藏于大内。”可见面对民间叛乱，雍正皇帝还是选择强调清皇室拥有传国玉玺一事。由于传国玺本身被赋予的意义，清皇室即使不再用此玺，也不敢宣称此玺无用，且直至此时仍称之为历代传国玺，只是不明言印文为“制诰之宝”。

关于“制诰之宝”玉玺的下落，史料记载：乾隆十三年五月，乾隆皇帝令人将此玉玺原有的“制诰之宝”四个字磨掉，另镌刻清文篆字“制诰之宝”四字，并声称“君人者在德不在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