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一发明”——筷子及其哲学
——兼论中华民族复兴统一伟大思想新武器

当西方“四大发明”载人飞船、原子弹、克隆术、网络业风行于世时，史称拥有东方“四大发明”的那个国度没寂了。这是由于率先发明造纸、印刷、火药、指南针的先贤没能给炎黄子孙带来永久的殊荣。曾几何时，西方的造纸与印刷术反超中国，指南针令尔等发现了新大陆和诸多殖民地，火药与洋枪洋炮最终轰开了自家的门户。非但如此，中国四小发明陶瓷、纺车、景泰蓝、地动仪，与四件国粹丝绸、茶叶、中药、京剧也每况愈下，难怪不少国人作忧天状，嗟叹中国有几多当代发明就有几多遗憾。难道没有一件中国古代大发明可以振奋当代同胞的自豪与自尊？

天方日谈——第一发明

面对这困扰人而百思不得其解的难题，真不知道如何对孩子的孩子们加以诠释。我只是凭着多年来传统的爱国主义教育，因而近乎偏执地自信，具有上下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国必定有一种先于古代四大发明、优于异国异邦文明起源的造化物。否则何以在太平洋西岸、亚洲大陆东南部能出息繁衍全人类最庞大的一个族群。物择天竞，适者生存。适应这伟大族群生存与发展的力量和智慧以怎样的载体、作何等的传承呢？
循着生命实体的第一生存需求，追溯这个崇尚民以食为天的国度里，自华宗汉祖之先民自从懂得刀耕火种而改变茹毛饮血的原始陋习，转而在火中取栗和汤中取食时的某种需求。由于火焰与热汤的高温不允许沿用伸手抓捏的习惯，于是出现了手指的替代物一支箭一柄矛或一根树枝。显然，单枝独箭只具有扎和挑的功能，远不及两根手指拿捏之便捷。先民们最质朴的思维已经懂得了灵巧的拇指可藉作两根树枝而延伸，更何况先民们狩猎和劳动的技能已将手指锻炼得运用自如，将两根小树枝捏在手中，竭尽插扎穿挑夹、捞扒拌搅拉之能事，还可供递喂播舀、煎卷烤炸，真乃十八般食艺可得心应手。由此可推断，华汉先民的第一种创造发明得以诞生。其之所以称之为发明创造，是由于筷子完全符合当今对于发明创造赋予的三大定律：新颖性、创造性、实用性，而且还具有取之有竭的原材料可用来加工批量制作。因此，又可以进而断言，祖先除发明创造了弓箭长矛和某些农具，那么最初的第一件民间日用品非筷子莫属。随着筷子的普及和大量使用，制作筷子的材料渐次演变为树枝、木条、竹枝、竹条、骨条和牙条。其形制和长度也逐渐形成定规。其长度缘于原始部落和围着食器聚餐的习俗，必须具有一定的长度方能伸手夹取食物。而这长度又必得便捷于手腕在食器与嘴之间作半径活动，手臂的运动半径亦受制于腕骨到肘骨这两个支点的牵制，于是小臂的长度大体成为了筷子的长度标准。这一见解十分重要，先民的长度概念难道真的同筷子有关吗？事实上，原始人对距离与长度的最初确认，往往是按人体工程学的原理，以自我为尺度来确认的，包括拳头、手指、步幅，又引伸到长矛和箭的射程，但这类成法显然不如筷子来得便捷。由于筷子的诞生，不但确定了围食的习俗，而且依据筷子加手臂的长度作为半径，确定了用以聚餐的方桌与圆桌的直径与宽度，确定了餐桌周边长度与食客空间人数的惯例。最终使得筷子成为原始尺寸的长度单位，一市尺约等于小臂加拳头的长度，最初的筷子也大体如此。只是由于木竹筷子容易弯曲，加上民居与食器的发展，使人们逐渐从野外移至室内，食桌食器筷子渐渐短小精致。至于筷子的形制取上方下圆，大概同先民崇尚的天地方圆说相关。既然天圆地方自居中国，将方圆把握于掌股之间亦理所当然。有趣的是，氏族部落之间的许多理念和原始等级，也由筷子反映出来，依牙骨竹木品质与制作难度，按筷子长短粗细优劣与刻意制作的不同纹饰，决定了执筷人的等级尊卑与长幼身份。为了适应传统礼仪之邦的各种需求，筷子又演化为礼品供品祭品。当祭祀神灵供三牲五谷时，人们把筷子插入供品。为了确定祭拜的时辰，有人燃点竖着的木竹筷子以作计时之用。继而又发现某种木料所制筷子燃点后会发出香味，或形成幽幽冥冥的火光，似能起到驱避蚊蝇虫蚁并驱赶饿鬼厉鬼的作用，更增添了祭典的神秘感。固而有了最初的焚香与火烛，直到后人懂得在筷子上粘裹香料和石蜡，才有了蜡烛与燃香问世，但其载体还是根筷子。
筷子果然妙用无穷，是由于先民赋予它巨大的可塑性，它又转而启迪着同胞的创造性。因为原始人部落人发展生产的同时，也在创造着文明与文化，筷子担当了无可取代的角色。在筷子成为长度单位的同时，人们对量与数引起同等的关注。如何记录劳动果实呢？在数字诞生前，人们开始以筷子作筹码，一二三Χ正的递进式和记码法应运而生，但当数量累进需使用太多筷子时，为便于替代因而以长短粗细为制，以十根短的换取一根长的，以十根长的换一根粗的，十进位制数学由此形成。初期创造的方块数字即是长短不均的筷子，加上弯曲的和长短折剩的筷子头尾，基于形成了横竖勾折撇捺点的数字雏形。以象征和会意为特征加上筷子形制创造的古汉字，必然形成方块字型，因为作为造字和书写工具的硬笔原本也是随手拾起的一支筷子。木竹牙骨之笔在地上桌面墙面勾画之余，又发现在笔端扎上羽毛兽毛，醮上植物矿物中提取的颜料或最初的土色兽血，居然大有用场。筷子中尤以竹筷一端空管中充塞羽毛最为易行，于是大量书写描绘工具的使用产生书法绘画及涂满屋宇祭坛物件衣饰上的色彩和纹样。附着于筷子毛笔上的削刮绘烙雕刻诸般工艺，也堂而皇之附着于甲骨钟鼎岩玉墙壁殿堂之上。适逢礼祭天文战事之需，长于玄学道术的先祖立地为坛，划地为方圆阴阳曲直，设一把筷为占卜问卦之籖，复将长长短短的籖围绕阴阳鱼之圆心而为阴阳之爻，这乃是首以象牙为箸的纣王始所未料的。其实，筷子最初即以“箸”相称，因俗民讳言其音与“住”相近，复改而寓“快”之意而称“筷”，认定取食宜快而进餐更属人生一大快事，何能往而不进？正是非同小可的一双筷子，令人强化了手指延伸与拿捏夹取的概念，以致派生出火钳剪刀等物器。又由筷子纵横交叉的排列法，由小及大由短及长，使得洞穴鸟巢中生息的祖先颖悟了柱梁檩栏和樊篱牢笼的构成与功能，鲁班的祖师便用筷子演示了中国古代第一具建筑横型，相沿至今的古建寺塔宫楼中，筷式排列或严谨有序或勾心斗角，当然那鸟笼和牢笼也属筷子的造化。由此而联想到同步进化的西方民族，同样凭着一双手，拿捏的却是刀叉，不同的取食进餐法则绵延成不同样式的文化与理念。左刀右叉一字排开乃至成为长条餐桌。没有筷子的乐趣，造字成因于手语与指掌的变化，写字得力于一管羽毛。至于垒屋造房，无论是哥特式罗马式无非是石头的堆彻，确乎少了这份筷子的灵性和韵味。直至经历了几千年文明发展历程的欧美宾朋，但凡要享用中国烹调之妙，无一不从筷子学起。然后才明白全人类最文明的美筵绝不是舞动刀叉者流，巧用两支精美的筷子，随心所欲地作相对运动，可见“炎黄斯坦”的原始相对法要早于西方人数千年。
岂只是原始相对法则呢，中国人仅仅从一双筷子中感悟到了太多太多的事物，又由此而形成了中国人独有的筷子情绪与筷子哲学。毫不夸张地说，纵观几千年中国文明史，还有什么东西比筷子这项发明创造更为伟大的了。倘若笔者把筷子描述为情感的载体和文化的传承，描绘为中国古代“第一发明”，难道会有人非议我的浅陋和偏颇？是的，自从十余年前的某一天笔者食不裹腹、迫于饥寒而咬定筷子作杞人状时，恍然顿悟的我立刻将嘎然咬断的筷子攥在手心，突发奇想的狂人不禁捧着断筷如获至宝。是的，断筷令我当时鬼使神差般玄想着两个有关筷子的寓言。其一说的是：公元前周灭商前世道大乱，各地义将聚会为公推首领而纷争不止。某将当即命众人把餐桌上筷子拿起折之，果然轻折即断。该将复使一把筷子攥在手中竟折而不断，便晓以众人抱团结帮之理。众人因之折服称臣，公推其为周武王，商朝于是灭于西周。其二说的是：古时某大家族因人口众多，常因取食不均而生事端。家长为此特制三尺长竹筷命家人执筷取食。无奈筷长而不能自喂，只能取食喂于对桌之人。家长因而晓以“将欲取之必先与之”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理义家规，明理义而使事端烟消云散。“筷子如此不凡，我当为筷子立言立传，为列祖列宗立典立碑！毕竟是凭这寻常而非凡的筷子佐餐四十年，才明白同胞们每逢佳节，置筷思亲的至德。原来人如筷子，而摆开的筷子就是人字啊……”写罢一段似乎天方日谈的文章，笔下更涌动无尽情思。

罗氏物语——筷子情绪

第一双中国筷子始于何年何代，发明于何氏何人，皆已无可考。限于学识和佐证，笔者只能以天方夜谭的方式杜撰筷子的变迁史。尽管历经十余载研究探索，其间亦撰写和发表过数篇关于筷子的文章。其中尤以1998年7月16日发表于《中国改革报》学者论坛栏目中的署名文章《艺术新表现主义的哲学思考》；1996年10月在京城大学所作的“哈罗新表现主义演讲”；以及2000年12月23日发表于中国科学院主办、中国工程院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共办的《科学时报》头版文章《第一发表——筷子及其哲学》引人关注。按照文责自负的原则，我毅然勇敢地担负起了罗氏筷子学说的相关责任，不厌其烦地将同胞们咬来嚼去、伸来缩去的筷子们当成研究对象和话题。我明知缺乏任何史料和佐证，却要凭着臆想断言筷子的种种神话，纵然这种推断有着极大的合理性，但究其学术价值终究难免令人置疑。因此，我宁肯寄希望地执笔提出反证的人们加以辨析或共同探讨，否则还得容笔者滔滔不绝地在“罗氏物语”篇中说下去。究竟“筷子情结”又是为何物？
且不说“置筷思亲“有多么悠久的历史。年夜饭前父母总将美味佳肴上插满筷子，请祖辈赏光品尝。中秋佳节倍思亲，往往在缺席者的空酒盅旁置筷为念。幼童上桌入席的第一课即是执筷之法以及使筷子就近夹菜的家训。至今记忆犹新的平生第一次家法，就是因为夹菜位置靠前因而被家父当头一击，便听得两根筷子点击着我硕大的脑门。初学字习文时为节省纸笔，便是仿效家父以筷子醮水在一方石块上涂抹汉字。儿时的寓言又是母亲讲授的“一根筷子容易断，一把筷子折不弯”。母亲不但知书达理，还工于编织与玻璃画。她用来编织棕床藤椅的竹针便取材于几支竹筷，儿子们的毛衣更是用竹筷削成的毛衣针织成，后来我也如此这般把筷子削细切短，串起一堆木珠子，制成了蒙童就读后的第一把土算盘。我想，祖先发明第一把算盘时，大概也是用筷子串珠而成。此后我用筷子缠上布条，制成少儿打水仗时所用的竹筒水枪中的活塞杆，还截成二胡共鸣筒上的小小琴码，或削成小风筝上的细龙骨。但此举未及同妈妈商量便擅自盗用了一小把筷子，还在削龙骨时被菜刀划伤了小嫩手。妈妈操起筷子要打儿子的小手心，这才看到手指上伤口和血迹，竟又伤心得落下泪来。是的，筷子要紧儿子更要紧。她二话没说，买回一根竹子来，用她年轻打工时削过蜡烛芯的双手剖开楠竹，削了大把竹筷子和风筝龙骨。“自己动手做比什么都强。筷子太短竹子才够长，这叫物有所短亦有所长……”听了母训，我们有所悟，因为我见识了筷子，更看到了竹林。被誉为中国楠竹之乡的湖南益阳，到处有成百上千亩竹林，用做竹筷的竹子，还被生产成驰名海内外的竹席竹帘竹器的竹工艺品。大到竹楼竹墙竹床，小到竹凳竹笼竹勺，令竹乡的百姓世代受用。及至我完成初等学业时，正赶上当地政府为发掘继承千百年的竹器工艺而批准竹艺厂招收艺徒，不足14岁的我因具有美术和雕刻基础，被破格录入厂学艺。听技艺精湛的老师言传身教，第一堂课当然是讲竹艺传统。“知道吗，这些竹器原本是我师傅的老师傅的老老师傅传下来的，到底谁是宗师谁也说不清，但第一件产品就是筷子，传说益阳还是竹筷的发祥地呢！”言者无心闻者有益。我至少亲眼所见全国的第一架竹筷机诞生在此地的厂房中，那质量与工效简直令手工劳作的匠人们咋舌惊呆。我看着雕刻机、烙花机之类在筷端上完成的福寿喜字或龙凤花纹，看着成双成对的礼品筷精品筷封入精美的包装盒中，益发感受到工友们夜以继日的辛劳和无私奉献的精神，赋予竹筷们怎样的情愫。直到某年某月得悉筷子包装盒上添加了“中国制造”的字样，才得知近如咫尺的邻邦国家中除华侨华人，还有着众多喜欢筷子和中餐的洋人。因为在他们看来，筷子是中国人的特殊情结，也是中国人的传统文化。所为在日本韩国和新马泰境内，筷子比比皆是，使用筷子的人们在享用中餐时彼此总多一分好感。
筷子的确是这样的不可思议。一个占全球人口四分之一的伟大族群，几千年来总是不离不弃这件国粹。我想其外观不及金樽玉簪银盘瓷碗富丽奢华，而其价值也远不及与之匹配的礼器祭器饰器食器般珍奇昂贵，但人无分尊卑长幼在筷子面前总看似平等。特别是就其实用性而言，委实是大多数日常器物所无法比拟的。然而，筷子就是筷子，尽管因为它的存在而衍生出那么多造化物，尽管由于它的功能而影响到亿万万人的饮食生存，它却安于其名份和地位，扮演一个极为寻常的角色。时至今日，甚至没有人把它奉为中国古代一大发明，更鲜为有人从它的诞生发展过程中去诠释它对于中国文明有过怎样的伟大贡献。
筷子仅仅是筷子吗？如前文所述，岂是一个是与否字能解答的，倘若笔者解析筷子的上述说法能够成立，那么，由于筷子而激发的实用主义原则和理想主义思维，在如此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无疑投射在国人的精神层面中，并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中国人的思维和情感。又由于这种世世代代的影响力，转而使人们对筷子赋予了某种人文主义的内涵。就像国人杜撰的生肖，赋予那十数种动物以人格，同时也赋予子虚乌有的龙凤、朱雀、麒麟之类以人格。人既然可以用诸多生肖来比照自身作自我观照，必定也可以将自己的许多造化物藉以自比。其实四大发明、四小发明、四大国粹一度是国人最引为自豪的东西，也一直以这些造化物观造自我，并由此提升自我形象和自我人格。只是由于长期以来将国粹们提升到了不适当的高度，一旦在这些领域中面临着后来居上的西方人，大多数人便顿时失去了荣耀感和自尊，少数人甚至惶惶然妄自菲薄，一改往日唯我独尊的那等仪容。恰恰在这时，筷子们不卑不亢地挺起了脊梁，不但砥柱了中国人的神经，还像阿基米德描绘过的那杠杆，显示出它足以撬动地球的力量。难道不是吗，有谁能大略地计算出一个亿万万人口的大国，几千年间鲸吞过多少吨食物，味必这天文数字一般沉重的食物不足以与地球相比。奇迹就在于这么沉重的食物，原本不过以两根袖珍型的杠杆便轻而易举地叼进了嘴巴里。这就是筷子式的逻辑思维，源于筷子情结，却激发成了难以言述的创新精神与创造力。无怪于仓颉要把筷子拿将过来构文造字，难怪老子要把筷子拿将过来制爻作卦，假如当代人不把筷子也拿将去精心打造，那能对得起喂他养他的这双筷子、能对得起令他口舌生津精神为之一振的中国筷子吗？至少“罗氏物语”有如筷人筷语，道出也其中的许多真谛。我辈莫如扪心自问，使筷子吃尽的滋味！只是劝君有些些留心，万莫狼吞虎咽般暴食筷子，这直来直去的两根线条可不会随着胃肠转弯。

盛世奇言——筷子哲学

当好端端的白纸上第一次显现“筷子哲学”这一异化于经院体系的新词条时，这支笔便因此履行着义不容辞的注释权和辩护权。笔者何其荣幸，大可写一篇哲文来传承中国人亘古相传的一双筷子。尽写出筷子文化、筷子情结，一如祖先们最初祭祀神灵般将筷子插满三牲，而今尽可将筷子遍插我的灵肉，我宁愿把自己供奉在哲学的神圣殿堂里。
绝没有人敢斗胆冒犯和亵渎先哲。我明白以筷子二字为哲学冠名，确乎会引起大不敬的嫌疑。因为尽人皆知筷子原本不过是区区两条直线，倘若将其从繁复的功能中抽象出来，这两条直线还那么神秘而不可测吗？答案是肯定的。正所谓愈是简单的事物，往往富有极为艰深的道理，筷子的高深玄妙也就在这两条直线之间。笔者因而年复一年地面对这两条直线，试图发掘和总结筷子哲学的确切定义。“直面中国古人发明的两根筷子，从其复杂的材质与功能表象中提取两根抽象的相辅相成的直线。基于其相对运动中平行或交叉排列，因而呈现所富有的哲学涵义，即：1、人与物体在运动中对立统一的关系；2、一组几何线条同周边事物产生互动的联系；3、古代厚德载物伦理与筷子情结教范释义；4、实用美学造型及黄金分割点的形成概律；5、人体工程学与力学杠杆作用原理的应用；6、中国古算数量概念及汉字符形成之推论；7、两条直线导致形象思维创新思维之意义；8、筷子文化寓意理想主义实用主义研究范畴。这八大探讨课题构成了筷子哲学所涵盖的新颖性、潜在性、交叉性、应用性研究领域；形成了中国古代“第一发明”筷子特殊定位的物质属性、实用价值、文化内涵、理念特质；从而确定了本哲学命题的研究方向与目的——全面论证第一大发明筷子是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实证与传承，全面论述筷子哲学并弘扬筷子文化这一国粹和瑰宝所象征的创新精神和民族精神，为促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并营造祖国千秋盛世而打造品牌和武器。因为中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象征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的特殊品牌，比任何时候都需要振奋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的特殊武器。“我不得不写下这么一段冗长凝重的“定义”。好在绝无任何人委托笔者起草教科书中的新八股教条，我也没有理由为了简练而割舍筷子哲学的教义。且不说笔者为了探竟此定义，迄今已耗费了整整15年的心血，真乃“笔下万字文，心血十五春”，未曾成篇，我倒要为自己这番苦心而感动了。
岂只是感动或陶醉，我整个灵肉都为这定义而由衷地震颤了。就凭着我们中国人发明和拥有的这双筷子，就足以表明了中国的伟大。难道还有外人能像超越“四大发明”一般超越中国筷子的造物主么？虽说从制造水准而言，当今日本人使用的日本产漆艺筷、韩国人使用的韩国产不绣钢筷、南洋人使用的南洋产高档塑料筷各有千秋。然而，唯有中国人自产的竹木筷子才富于浓厚的筷子情结、筷子文化与筷子哲学内涵。只是这“哲学”二字，名可名非常名，道可道非常道，天经地义般写来道来更何妨。
让我们回到筷子哲学的基本定义上来，从这两条相辅相成的直线中，诠释相关的哲学概念。首先，请允许笔者回到问题的起点，用较为规范的文字表述中国筷子与中国人之间的最基本关系。简而言之，发明于中国古代的筷子，乃是以木竹骨牙或金属塑料等材料制成的中式餐具。使用人以右手或左手的四根或三根手指执筷，靠指关节、手腕、肘臂的协调运动，使筷子按人的意愿和进餐规范，将可供餐用的主食和菜肴送入口中食用。于是乎，关于中国筷的一组相关数字便由笔者推算出来。这组天文数字包括5000年间中国总人口、总食用量、筷子的生产总量。
A、中国5000年概念推算人口数：设定5000年前人口基数为20，000人；每30年繁衍1代。迄今共繁衍166代；每300年基数人口增加1倍，迄今共增加17倍。以此法则推算，可知5,000年前基数人口为20,000人，5,000年后基数人口已达1,310,720,000，累计5,000年间中国总人口为157.9亿人（计算数为157,900,20,000人≈157.9亿人）。
B、中国人口总食菜肴数量：设定人均寿命60年，日均食物1公斤，每人一生60年食用量为21,600公斤，即21.6吨。人均食用总量与人口总量两组数字相乘，共计全体中国人5,000年食用总量为340,964,432,000吨≈3,400亿吨。
C、中国筷子5,000年间生产制作总数：设定中国人均寿命69年，年均使用筷子1双，每人一生筷子使用量为60双。已知中国5,000年人口总量为157.9亿，将总人口数与人均筷子使用量两组数字相乘，共计全体中国人5,000年间使用筷子总量为9474亿双。设定中国筷子总产量为总用量加上10%的库存流转量，即为总产量=总用量9474亿双+总库存流转量947.4亿双，共计生产总量为10421.4亿双≈10,000亿双。
结论是：中国人在5,000文明史中，为总人口159.9亿生产制作了约1万亿双筷子，并用筷子佐餐，输送了3,400亿吨食物！
天文数字啊，若再联想到筷子的其他相关数字，如总产值、总材耗、总重量等，更会令世人瞪目结舌。不妨作一道趣味数学题，计算5,000年间中国筷子总产量的总长度。已知5,000年间筷子总产量为1万亿双、2万亿根，设定每根筷子平均长度为0.25米，则总产量与每根长度相乘，乘积为5,000亿米，又为5亿公里长。已知地球赤道长度约为4万公里，则中国筷子总长度可绕赤道12,500圈。又知地球全部经纬线共计约为120万公里长，则中国筷子总长度约为地球经纬线总长度的416倍！416倍于经纬线总长度的中国筷子。能密密匝匝地将地球捆上12,500个圈……
这就是中国古人发明的、被排斥于伟大发明之外的、能将地球捆得死去活来的筷子么？
这就的集18般功能、若干材质、若干纹样、适应为餐具、礼品、祭器的第一发明筷子么？
这就是衍生出香烛尺笔、筹码八卦、篱笆屋檩、算盘字符乃至中国古算+-×÷><=的筷子么？
而今我们大可将筷子解析为两条相对运动的直线。它是相对的，缺一而不成其为筷子；它是统一的，用两条直线构成一个简单而伟大的造化物；它是运动的，在平行和交叉运动中按人的主观意愿，完成选择、获取、输送、改变对象的方位和存在方式，实现人体最基本的生存需求。中国先民基于筷子，面对两根手指并延伸为两根筷子的狭义相对概念具有浅显而深刻的理解。又基于这两条几何直线的运程运势，以致同周边事物产生着共存与互动的广泛联系.由于佐餐这一生存需求的适应与实现,进而激发和引起改进完善周边事物并创造新型关系的动机与动因，由一事物衍生近似的或可供借代形制的新事物，促进原始社会物质文明的发展进程。正是由于筷子在中国社会各阶层人群指掌间运用把持，又在民以食为天的土壤中担当作中介和承载的作用，因而在这个礼义之邦的各种教范中扮演着一招一式不可轻举妄动的角色，逐渐形成以筷子为特定文化内涵和民族情结。对于先民崇尚的“厚德载物”之民风而言，其实略将文字易位为“厚物载德”，那倒更真切地反映了天工开物年代以物载德的唯物论思想。可以设想，在造化物如此简陋的初期，民间的每一种工具兵器什物的发明及改进，往往需经由无数人无数次的完善。在人类应用类科学尚没被总结认识之前，祖先在主要餐具造型上何以发明和选定筷子之形制，而不是勺子叉子刀子之类。而手指执筷的部位不取最高亦不取最低，恰巧取于筷子总长度中上部大约黄金分割点的位置，这一定位点取舍的成功概律究竟如何推算，也许后人永远也不得而知。但筷子在手，令指腕肘臂、头颈眼口如此协调合一，又将碗筷餐桌、杯盘菜肴如此统筹兼顾，完全符合现代人体工程学的原理，恰到好处地体现了以人为本、以我为主、以食为中心的设计理念。再观察两根小小筷子在握，居然将指关节、手腕、臂关节这几个力学支点及力距力臂设计得无懈可击。执筷者就餐时操持有度、远近相宜，举重若轻，雅俗无涉，一生中竟能夹食数以吨计的美味，真不知该如何感谢那轶名的发明家，说到筷子的杠杆作用，不能不言及数学大亨阿基米德那句名言。但问天下者谁，能凭藉两条小木竹条敢撬动地球。地球重量虽不得而知，赤道与经纬线长度非不可测量。倘若将筷子视为一根绵长的线，以便织成一个硕大的网袋，大可得地球像西瓜一样兜在网中。假如阿基米德翁九泉有知，他也许更折服于一把筷子能演绎出中国古代数学中的数量概念及数字汉字雏形字符。如果这一新说能够成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真该将中国筷子当作无比珍贵的活化石和人类遗产。这是一笔无比丰厚的人类遗产，筷子代表的两条直线，启迪了多少代人的形象思维与创新思维。这个无穷的“二”，等同于人世间的所有造化物。其线性排列的形式，足可解释为=或‖的二方连续有序排列，又可解释为><×÷的交叉斜置和连断的无序排列-|为重叠与合并现象，井丰卅口中、丁干土上下、又刀力山工、大王父爻木是为基本组合现象。我们不得不面对这两条直线成其为“∧”形时的深思，谁在目睹其状后能非议筷子不是圆规的原型，岂能断言筷子式圆规与圆周率面积的概念了无联系呢？至少“兀”的造型同三根曲直的筷子近似。本人创新思维公式，即是成因于一双筷子。在近二十年间一度忙于发明创造并获得国家发明专利时，我曾试图建立自己的创新思维定律，无意间注视着置于餐桌上的一双呈“十”字状的筷子而顿有所悟。没错，一就是纬线亦是种概念，|就是经线亦是属概念，我将一根手指穿过十字交叉点即是斜线和交叉概念，这三条线和三大概念足以构成万事万物。“筷子定律”由此产生时正逢爱女十岁生日，我连夜挥毫写信，将一个硕大的“十”字画在信中，又以联想法将与“十”相关的概念如星辰路口医院基督教红十字会等，以及筷子定律全然倾注在字里行间。让一个十岁女儿从“十”字颖悟经纬线、焦点状、幅射感、四维时空之类艰深的哲理委实太过勉为其难，其实我想说的还不限于此。筷子所代表的一种本土传统文化，最能代表中国人的理念取向和人生取值。毋宁说筷子就是两笔构成的一个“人”字，一撇一捺取向于精神层面和物质层面，依存于文化需求和经济需求，冲突于不偏不倚与亦偏亦倚的双重境界，奉行于理想主义与实用主义的复合准则。“人”字能惟妙惟肖于这个取中庸为道、冠“中”字为族群和邦国之根基的古老神州。其实,以人为本才是国人所谓天、地、人中的出发点和归宿，若非是几千年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桎梏，全球人文思想和人本主义的发祥地原本就在中国。且看华宗汉祖建树的中国“人”，昂首远瞩,挺胸阔步，靠自己两条直立的腿标志着从动物种群中

关于筷子的发明，有很多不同的传说。以下仅供参考：
筷子是中华民族发明的进食工具。据考古资料证明，在远古时代，先民已懂得用树枝和竹枝夹取食物。关於筷子的起源，中国东北地区流传着这样的故事：

大禹为治好水患，曾经三过家门而不入，就连吃饭、睡觉，也舍不得躭误一分一秒。有一次，大禹在野外煮肉吃，陶锅的肉很烫手，无法立刻用手抓食，他不想浪费时间，便砍下两根树枝，把肉夹出来吃。久而久之，大禹练成了用树枝夹取食物的本领，他的部下见他这样吃饭，既不烫手，也不会把双手弄脏，於是纷纷仿效，这样就产生了用筷子吃饭的习俗。

筷子古称箸，古籍《韩非子·喻老》载：“昔者纣为象箸，而箕子怖。”纣王为商代末期的君主，可见早在公元前11世纪我国已出现象牙精工制造的筷子。也就是说，我国有史记载的用筷历史已有3000多年。此外，民间关于筷子的传说也不少，一说姜子牙受神鸟启示发明丝竹筷，一说妲己为讨纣王欢心而发明用玉簪作筷，还有大禹治水时为节约时间以树枝捞取热食而发明筷子的传说。

1961年云南祥云大波那铜棺木出土3根圆铜筷，经碳14测定为公元前495年左右春秋中晚期文物。

　　《汉语拼音方案》已经公布45年了，在这个纪念日子里，回顾一下我国汉语拼音运动的历史，可以温故而知新，还是很有意义的。
　　汉语拼音的古代史
　　我国原来没有拼音字母，采用直音或反切的方法来给汉字注音。直音，就是用同音字注明汉字的读音，如果同音字都是生僻字，就是注了音也读不出来。反切，就是用两个汉字来给另一个汉字注音，反切上字与所注字的声母相同，反切下字与所注字的韵母和声调相同。周有光先生称反切是“心中切削焊接法”。这两种注音方法，用起来都不方便。
　　唐代守温在分析汉语声母韵母和声调的基础上，制定了描述汉字语音的三十六字母，说明当时我国的语音分析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可惜他用汉字来表示这些声母和韵母，因此，这样的字母没有进一步发展成拼音文字。
　　500年前我国部分穆斯林少数民族中曾经使用“小经”文字，这种文字是一种阿拉伯文字。用阿拉伯字母来拼写汉语，比唐代守温用汉字来表示声母和韵母又进了一步。共有36个字，其中4个字母是特有的，这可能是我国最早的用来拼写汉语的拼音文字，它不再带有汉字的痕迹，完全采用拼音字母。“小经“同时也为东乡、撒拉等民族使用。
　　明朝末年西方传教士来中国传教，为了学习汉字，他们开始用拉丁字母来拼写汉语。1605年，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MatteoRicci,1552-1610)在北京出版了《西字奇迹》，其中有4篇汉字文章加了拉丁字母的注音。这是最早用拉丁字母给汉字注音的出版物，比“小经”用阿拉伯字母给汉字拼音稍晚，“小经”大概是最早用字母文字给汉字拼音的尝试。《西字奇迹》原书已不容易找到，据说，梵蒂冈图书馆尚有藏本。
　　1626年，法国耶稣会传教士金尼阁在杭州出版了《西儒耳目资》，这是一本用拉丁字母给汉字注音的字汇。注音所用的方案是在利玛窦方案的基础上修改的。
　　利玛窦和金尼阁的方案是以“官话读书音”为标准设计的，适于拼写北京语音。这种新颖的拼音方法给中国学者以很大的启迪。明末音韵学家方以智说：“字之纷也，即缘通与借耳。若事属一字，字各一义，如远西因事乃合音。因音而成字，不重不共，不尤愈乎？”清朝学者杨选杞说：“辛卯户糊口旧金吾期翁家，其犹子芸章，一日出《西儒耳目资》以示余，予阅未终卷，顿悟切字有一定之理，因可为一定之法”。但是，在两三百年间，利玛窦和金尼阁的方案只是在外国传教士中使用，没有在中国人当中广为传播。
　　1815年到1823年之间，在广州传教的英国传教士马礼逊编了一部《中文字典》，这是最早的汉英字典，字典中用他自己设计的拼音方案来拼写汉语的广东方言，实际上是一种方言教会罗马字。接着，在其他的方言区也设计了不同方言的方言教会罗马字。其中厦门的“话音字”1850年开始传播，仅在1921年就印刷出售五万册读物，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前，大约还有十万人左右使用这样的方言教会罗马字。其他各地的方言教会罗马字，在南方的通商口岸传播，主要用来传教。
　　1867年，英国大使馆秘书威妥玛(ThomasF.Wade)出版了北京语音官话课本《语言自迩集》，他设计了一套拼写法，用拉丁字母来拼写中国人名、地名和事物的名称，叫做“威妥玛式”。
　　1931年到1932年间，有两个外国传教士提出了“辣体汉字”，这是一种根据《广韵》设计的、以音节为单位的汉语拉丁字母文字，同音字几乎都有不同的拼写法，拼写的是方言。
　　这些用拉丁字母拼写汉字的方案，为以后的汉语拼音运动提供了经验。
　　汉语拼音的近代史
　　中国人自己的汉语拼音运动是从清朝末年的切音字运动开始的。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挽救民族危亡和振兴中华的热情，激发着一些爱国知识分子提出了教育救国的主张，梁启超、沈学、卢戆章、王照都一致指出，汉字的繁难是教育不能普及的原因，因此，掀起了一场“切音字运动”。
　　梁启超在《沈氏音书序》中指出，“国恶乎强？民智斯图强，民恶乎智？尽天下之人而读书，而识字，斯民智矣”。沈学说：“欧洲列国之强，……有罗马之切音也。人易于读书，则易于明理，理明，利弊分析，上下同心，讲求富强”。卢戆章说：“以切音以识汉文，……全国皆能读书明理，国家何致贫穷？人民何致鱼肉？”王照说：“列位啊，咱们个人都要点儿强吧，瞧瞧咱们中国都成什么样儿啦？”“中国政府非注意下层教育不可，欲去下层教育的障碍，非制一种沟通语言的文字使言文合一不可”。
　　卢戆章(1854-1928)是我国第一个创制拼音文字的人。1892年，他在厦门出版《一目了然初阶》，公布了他创制的“中国切音新字”，用拉丁字母及其变体来拼厦门音，声韵双拼，左右横写，声母在右，韵母在左，另加鼻音符号和声调符号，增加声母后还可兼拼泉州音和潮州音。他认为，汉字“或者是当今天下之文字之至难者”，而切音新字“字母与切法习完，凡字无师能自读”，这样一来，“省费十余载之光阴，将此光阴专攻于算学、格致、化学，以及种种之实学，何患国不富强也哉！”卢戆章并不要求废除汉字，他主张“切音字与汉字并列”。后来，他又编写了《中国字母北京切音教科书》和《中国字母北京切音合订》，用切音字来拼写官话。
　　继卢戆章的《一目了然初阶》之后，开始了延续20年的切音字运动。几乎每隔一二年就有新的切音字方案出现，如吴敬恒的《豆芽快字》，蔡锡勇的《传音快字》，沈学的《盛世元音》，王炳耀的《拼音字谱》，王照的《官话合声字母》，劳乃宣的《增订合声简字》等。这些切音字方案多数是声韵双拼式的汉字笔画式字母方案的，大多数只在小范围内传习，没有广泛推行，只有王照的官话字母和劳乃宣的合声简字推行较广。
　　王照(1859-1933)曾参加戊戌变法，失败后逃往日本，受日本假名的启发开始拟定汉语拼音字母，1900年秘密回国，以“芦中穷士”的笔名发表《官话合声字母》，采用汉字笔画作为字母基础，声韵双拼，并且主张以北京话为标准官话。他说：“京话推广最便，故曰官话；官者公也，公用之话，自宜择其占幅员人数多者”。他并不主张废除汉字，他说：“有力读书，有暇读书者，仍以十年读汉文为佳”，“汉文俗话并行，互相补助，为益更多”。1903年，王照在北京设立“官话字母义塾”，为了取得合法身份，他自首入狱，得到释放后全力推行他的官话字母，“十年之中，坚忍进行，传习至十三省境”，其精神令人钦佩。
　　劳乃宣(1842-1921)是音韵学家，他积极支持王照的方案，在官话字母的基础上补充方言字母，拟定了南京、苏州、福建、广东等访言的方案，统称“合声简字”。推广这种“合声简字”的成绩十分显著，“不识字之妇女村氓，一旦能阅读书报，能作函札，如盲者之忽而能视，其欣快几乎无可名状”。
　　切音字创制者的目的，虽然不想用它来代替汉字，但是他们希望切音字能够成为一种拼音文字，与汉字分工，并行使用。然而，他们的愿望没有实现。
　　在切音字运动中提出的拼音字母方案是多种多样、琳琅满目的，大致可以归纳为三大系：
　　①假名系：模仿日文假名，采用汉字部首作为拼音符号。1892年卢戆章的《一目了然初阶》一书中提出的“中国切音新字”，1901年王照的“官话合声字母”等都属于假名系。
　　②速记系：采用速记符号作为拼音符号。1896年到1897年两年间出版的蔡锡勇的《传音快字》、沈学的《盛世元音》、王炳耀的《拼音字谱》等书中提出的方案都属于速记系。
　　③拉丁系：采用拉丁字母作为拼音符号。1906年朱文熊的《江苏新字母》、1908年刘孟扬的《中国音标字母》和江亢虎的《通字》、1909年黄虚白的《拉丁文臆解》等书中提出的方案都属于拉丁系。
　　1913年2月，读音统一会在北京召开，会议的主要任务是“审定一切字的国音发音”和“采定字母”。会议开了三个多月。在这次会议上，审定了6500个汉字的读音，用各省代表投票的方法确定了“标准国音”；拟定了一套注音字母，共39个，这套字母采用汉字笔画式，字母选自古代汉字，音节采用声母、韵母和声调的三拼制，对双拼的反切法进行了改进，其用途仅在于标注汉字读音，不作为拼音文字。这套注音字母后来减为37个（声母12个，韵母13个，介母3个，比双拼切音字的方案中的字母几乎减少了一半。
　　会议对于注音字母的作用和地位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最后决定注音字母的作用是给汉字注音，不能与汉字并行使用。黎锦熙明确指出，注音字母的职能是“伺候汉字，偎傍汉字”。
　　注音字母通过之后，搁置了五年，才于1918年由北洋政府教育部正式公布。1920年，全国各地陆续开办“国语传习所”和“暑期国语讲习所”，推广注音字母，全国小学的文言文课一律改为白话文课，小学教科书都在汉字的生字上用注音字母注音。北京还成立了注音字母书报社，印刷注音字母的普及读物，还办了《注音字母报》。从1920年到1958年，注音字母在我国使用了近40年的时间。这对于统一汉字读音、推广国语、普及拼音知识起了很大的作用。1930年，上层官员中有人觉得“注音字母”的名称不好，改称为“注音符号”，以强调这不是一种与汉字并行的文字。
　　周恩来在《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中，高度评价了注音字母的作用。他说：“辛亥革命之后产生了注音字母，这是中国第一套由国家正式公布，并且在中小学校普遍推行过的拼音字母。注音字母对于识字教育和读音统一有过一定贡献。尽管今天看来，注音字母还有不少缺点（例如，作为各少数民族的共同基础和促进国际文化交流的工具，注音字母显然远不如拉丁字母），但是注音字母在历史上的功绩，我们应该加以肯定。对于近四十年来的拼音字母运动，注音字母也起了开创的作用”。
　　五四运动之后，于1918年，钱玄同在《新青年》四卷四期上发表《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的文章，提出了“废孔学”、“废汉字”的主张。他说：“欲废孔学，不可不先废汉文；欲驱除一般人之幼稚的野蛮的顽固的思想，尤不可不先废汉文”；甚至说：“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必以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他提出：“废汉文之后”，“当采用文法简赅，发音整齐，语根精良之人为的文字Esperanto（世界语）”。
　　这显然是一种非常激进的言论，而且把汉语和汉字混为一谈，分不清语言和文字的区别，在学术上是错误的，因而受到了陈独秀的批评。陈独秀指出，语言和文字“此二者关系密切，而性质不同之问题”绝不能混淆，所以，是“仅废中国文字乎？抑并废中国语言乎”还值得研究，因此他提出了“先废汉文，且存汉语而改用罗马字书之”的意见。
　　这个意见得到了《新青年》同人的支持。钱玄同也接受陈独秀的意见，一同倡导国语罗马字，开始了国语罗马字运动。1923年，《国语月刊》出版了《汉字改革专号》，采用罗马字的呼声达到高潮，国语罗马字运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钱玄同发表《汉字革命》的论文，否定汉字，说“处处都足以证明这为老寿星的不合时宜，过不惯二十世纪科学昌明时代的新生活”，“所以汉字革命，改用拼音是绝对可能的事”，“惟有响响亮亮的说汉字应该革命！如此，则汉字改革的事业才有成功的希望”。他不满足于注音字母，认为“汉字根本改革之根本改革”应该采用罗马字母。
　　黎锦熙发表《汉字革命军前进的一条大路》，提出“词儿连书”的问题，对于这个重要的问题，进行了系统的研究。赵元任发表《国语罗马字的研究》，提出了“国语罗马字的草稿”，使用国际通用的拉丁字母，用字母表示音节的声调，不造新字母，不加新符号，并提出了系统的词儿连写规则。
　　1923年8月，教育部召开国语统一筹备会，决议组织“国语罗马字拼音研究委员会”。
　　1925年9月在北京的部分委员和一些语言学者自动组织“数人会”，提出了《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
　　1928年9月，大学院院长蔡元培正式公布《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作为“国音字母第二式”，用于给汉字注音和统一国语，“与注音字母两相对照，以为国音推行之助”。在国语罗马字运动中，出版了一些读物，如《国语留声片读本》等。
　　1932年教育部公布的《国音常用字汇》，用注音字母和国语罗马字两式对照。但是，国语罗马字始终没有走出知识阶层的圈子，没有在社会上普遍推行，它的影响远不如注音字母。
　　国语罗马字一直在台湾使用，1984年台湾发表国语罗马字修订草案，征求意见之后，于1986年1月28日正式公布，名称为《国语注音符号第二式》，改用于《汉语拼音方案》相同的符号标调法来表示声调。
　　新文化运动中的汉语拼音发展
　　在国语罗马字运动稍后，我国还开展了拉丁化新文字运动。中国的拉丁化新文字是20年代末30年代初在苏联创制的，其目的是在苏联远东的10万华工中扫除文盲，今后在条件成熟时，用拉丁化新文字代替汉字，以解决中国大多数人的识字问题。当时的苏联政府把在苏联远东地区的华工中扫除文盲也列为苏联本国的工作任务，于是，在苏联的中国共产党员瞿秋白、吴玉章、林伯渠、萧三等人与苏联汉学家龙果夫、郭质生合作，研究并创制拉丁化新文字。瞿秋白写成《中国拉丁式字母草案》，于1929年由莫斯科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出版社出版，1930年，瞿秋白又出版了《中国拉丁化字母》一书，引起很大反响。1931年5月，苏联各民族新文字中央委员会科学会议主席团对中国拉丁化字母的方案进行了审定，并批准了这个方案。
　　1931年9月26日在苏联海参威召开的中国文字拉丁化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又通过了书面方案《中国汉字拉丁化的原则和规则》。其主要内容是：1.中国拉丁化新文字的原则（13条）；2.中国拉丁化新文字的规则（包括:①字母,②拼写规则,③写法规则）。拉丁化新文字是在国语罗马字的基础上制定的，在标调方式上与国语罗马字不同，国语罗马字对于所有的音节都要标声调，而拉丁化新文字规定：原则上不标声调，只是在极有必要或极易混同的情况下才标声调。例如，“买”和“卖”容易混同，“买”写为maai,“卖”写为mai。于是，拉丁化新文字运动正式开始，这个运动推动了中国语文现代化的历史进程。
　　拉丁化新文字的创制者和国语罗马字的创制者之间曾经进行过激烈的论战，前者叫做“北拉派”，后者叫做“国罗派”。后来他们都发现，两派在一些根本问题的认识上是一致的，只是在个别枝节问题上有分歧。周恩来在《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中说：“拉丁化新文字和国语罗马字是中国人自己创制的拉丁字母式的汉语拼音方案中比较完善的两个方案。在谈到现在的拼音方案的时候，不能不承认他们的功劳”。
　　拉丁化新文字方案通过后，首先在华工中推行，出版书籍47种，刊印10多万册，许多华工学会了新文字，可以用新文字读书写信。
　　1933年，拉丁化新文字介绍到国内。1934年8月，上海成立了“中文拉丁化研究会”，出版介绍拉丁化新文字的书籍。接着，在北方和南方的一些大城市都先后成立了拉丁化新文字团体，甚至在海外华人中也成立了这样的拉丁化新文字团体，据统计，从1934年到1955年二十一年中，拉丁化新文字团体总共有300多个。
　　拉丁化新文字的传播还得到了文化教育界人士的热情赞助。1935年12月，蔡元培、鲁迅、郭沫若、茅盾、陈望道、陶行知等688位知名人士，共同发表文章《我们对于推行新文字的意见》，其中说：“我们觉得这种新文字值得向全国介绍。我们深望大家一齐来研究它，推行它，使它成为推进大众文化和民族解放运动的重要工具”。这是拉丁化新文字运动的一份革命宣言。
　　1936年9月22日，毛泽东看了这篇文章之后，亲自写信给蔡元培说：“读《新文字意见书》，赫然列名于首位者，先生也。20年忽见我敬爱之孑民先生，发表了崭然不同于一般新旧顽固党之簇新议论，先生当知见之而欢跃者绝不止我一人，绝不止共产党，必为无数量人也！”毛泽东对于当时新文字运动给以极大的赞赏。毛泽东对于新文字运动是积极支持的。他在1940年1月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中说：“文字必须在一定条件下加以改革，言语必须接近民众”。1941年1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新文字工作委员会”，正式宣布新文字与汉字有同等的法律地位。同年，在延安出版的《SinWenziBao》（《新文字报》)第一期上，发表了毛泽东的题字：“切实推行，愈广愈好”；朱德也题了字：“大家把实用的新文字推行到全国去”。
　　在抗日战争的最紧急年代里，拉丁化新文字的传播形成一个与民族解放运动相结合的前所未有的群众性文化革命运动。这场运动不但没有被战争的炮火摧毁，反而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里在全国各地到处开花结果。新文字在陕甘宁边区推行，效果很好。据吴玉章说，“延安县市冬学中，不到三个月，就扫除了1500余文盲，他们学会新文字，能写信、读书、看报，收到了很大的成绩”。
　　拉丁化新文字运动一直延续到1958年《汉语拼音方案》公布时为止，历时近30年。它对中国的文字改革事业，对制定和推广《汉语拼音方案》，都有着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现代汉语拼音方案》的出笼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就马上着手研制拼音方案。1949年10月成立了民间团体“中国文字改革协会”，协会设立“拼音方案研究委员会”，讨论拼音方案采用什么字母的问题。
　　在1951年，毛泽东就指出：“文字必须改革，必须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但是，究竟采用什么形式的拼音方案，他本人也是经过了反复斟酌的。毛泽东到苏联访问时，他曾经问斯大林，中国的文字改革应当怎么办；斯大林说，中国是一个大国，可以有自己的字母。毛泽东回到北京之后，指示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制订民族形式的拼音方案。同时，上海的新文字研究会停止推广北方拉丁化新文字，等待新方案的产生。
　　1955年10月15日，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在北京举行。叶籁士在发言中说：“从1952年到1954年这个期间，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主要进行汉字笔画式拼音方案的研究工作，经过了三年的摸索，曾经拟定几种草案，都放在《汉语拼音方案草案初稿》（汉字笔画式）里头”。这次会议上印发给代表们六种拼音方案的草案，有四种是汉字笔画式的，一种是拉丁字母式的，一种是斯拉夫字母式的。会议之后，当时的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主任吴玉章向毛泽东报告，他说，民族形式方案搞了三年，难以得到大家都满意的设计，不如采用拉丁字母。毛泽东同意采用拉丁字母，并在中央开会通过。
　　在中国制定拼音方案的时候，苏联已经不再搞拉丁化，改为搞斯拉夫化，把所有的拉丁化民族文字一律改成了斯拉夫字母。蒙古人民共和国也把蒙古字母改成了斯拉夫字母。50年代，中国向苏联一边倒，有人主张采用斯拉夫字母，跟苏联在文字上结盟。苏联派到中国的语言学家谢尔久琴柯也提出使用斯拉夫字母的建议。据说，苏联的一位副总理来中国访问时，曾经向陈毅副总理说，希望中苏两国都采用相同的字母。陈毅副总理回答说，中国文化必须跟东亚和东南亚联系，东亚和东南亚都习惯用拉丁字母。这样，中国才没有采用斯拉夫字母。如果我国当时采用了斯拉夫字母，我们今天使用计算机将会遇到更多的困难。中国政府当时在字母选择上的决策，是非常正确的。
　　1956年1月20日，毛泽东在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发表了赞成拉丁字母的讲话。他说，“吴玉章同志的发言讲的很好。关于文字改革的意见，我很赞成。在将来采用拉丁字母，你们赞成不赞成呀？我看，在广大群众里头，问题不大；在知识分子里头，有些问题。中国怎么能用外国字母呢？但是，看起来还是采用这种外国字母比较好。吴玉章同志在这方面说得很有理由。因为这种字母很少，只有二十几个，向一面写，简单明了。我们汉字在这方面实在比不上。比不上就比不上，不要以为汉字那么好。有几位教授跟我说，汉字是‘世界万国’最好的一种文字，改革不得。假使拉丁字母是中国人发明的，大概就没有问题了。问题就出在外国人发明，中国人学习。但是，外国人发明中国人学习的事情是早已有之的。例如阿拉伯数字，我们不是久已通用了吗？拉丁字母出在罗马那个地方，为世界大多数国家所采用。我们用一下，是否就大有卖国的嫌疑呢？我看不见得。凡是外国好的东西，对我们有用的东西，我们就是要学，就是要统统拿过来，并且加以消化，变成自己的东西。我们中国历史上，汉朝就是这么做的，唐朝也是这么做的。汉朝和唐朝，都是我国历史上很有名很强盛的朝代。他们不怕吸收外国的东西，有好的东西就欢迎。只要态度和方法正确，学习外国的好东西，对自己是大有好处的。”（转引自郑林曦《论语说文》）。
　　此期间，群众中也创制了不少的文字方案，寄到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根据统计资料，从1950年到1955年8月31日全国文字改革工作会议为止，寄来的方案有655个，从1955年8月31日到1958年2月汉语拼音方案公布为止，寄来的方案有1000多个，从1958年2月到1980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为止，寄来的方案有1667个。群众设计的各种各样的文字方案总共有3300多个。这种创制造文字方案的积极性，在中国文化的发展历史上是空前的。这充分说明了语言规划的社会性。
　　1955年2月，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设立了“拼音方案委员会”，开始设计汉语拼音方案，提出了《汉语拼音方案（草案）》。1956年2月12日，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发表《汉语拼音方案（草案）》，公开征求意见。这个草案共有31个字母，其中有5个新字母（无点的i；长脚的n；带尾的z,c,s），以便实现“一字一音”，不用变读和双字母。草案发表后在全国范围内引起热烈的讨论，甚至海外华侨和留学生也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1955年10月，国务院成立“汉语拼音方案审定委员会”，经过一年的工作，于1957年10月提出《修正草案》，11月1日由国务院全体会议第60次会议作为新的《汉语拼音方案（草案）》通过，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1958年2月11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正式批准《汉语拼音方案》。1958年秋季开始，《汉语拼音方案》作为小学生必修的课程进入全国小学的课堂。《汉语拼音方案》是拼写规范化普通话的一套拼音字母和拼写方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定拼音方案。这个方案吸取了以往各种拉丁字母式拼音方案，特别是国语罗马字和拉丁化新文字拼音方案的优点，它是我国三百多年拼音字母运动的结晶，是六十年来中国人民创造拼音方案经验的总结，比任何历史上一个拉丁字母式的拼音方案都更加完善和成熟。
　　《汉语拼音方案》有如下特点：
　　①只用国际通用的26个字母，不增加新字母；
　　②尽量不用附加符号（只用了两个附加符号）；
　　③尽量不用变读；
　　④采用y,w和隔音符号“”来隔音；
　　⑤采用四个双字母zh, ch, sh, ng；
　　⑥采用四个声调符号来表示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四个调类；
　　⑦采用拉丁字母通用的字母表顺序，并确定了汉语拼音字母的名称。
　　周恩来在《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的报告中说：“现在公布的汉语拼音方案，是在过去的直音、反切以及各种拼音方案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从采用拉丁字母来说，它的历史渊源远则可以一直追溯到350多年以前，近则可以说是总结了60年来我国人民创制汉语拼音方案的经验。这个方案，比起历史上存在过的以及目前还在沿用的各种拉丁字母的拼音方案来，确实更加完善。”
　　《汉语拼音方案》自制订以来，得到迅速的推广和应用。主要有如下方面。
　　①用于给汉字注音：从1958年秋季开始，全国小学的语文课本采用汉语拼音给汉字注音，接着，中学教科书、字典、词典以及通俗读物、扫盲课本也采用汉语拼音注音。《人民日报》等用汉语拼音字母给难字注音。1958年10月，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和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联合发出通知，要求各种商标图样和商品包装上加注汉语拼音字母。邮电局名、铁路站名、气象站名、城市街道名也都使用汉语拼音标注。1982年6月19日国家标准局发布了国家标准《中文书刊名称汉语拼写法》，规定国内出版的中文书刊在封面、或首页、或封底、或版权页上加注汉语拼音书名、刊名。
　　②用于教学普通话：《汉语拼音方案》公布后，陆续出版了利用汉语拼音编写的普通话教材、读物、字表、字典、词典，促进了普通话的推广和普及。在对外汉语教学中，《汉语拼音方案》已经成为外国人学习汉语进行全面训练的不可缺少的工具。
　　③用于字典、词典的注音、排序，书刊的索引。75卷的《中国大百科全书》采用汉语拼音排序，正文的每一个条目都注上了汉语拼音。
　　④作为我国少数民族创制和改革文字的共同基础。我国已经有壮族、苗族、侗族、哈尼族、僳僳族、佤族、黎族、纳西族、土族等少数民族采用汉语拼音字母相一致的字母形式。
　　⑤用于不便使用或不能使用汉字的领域：《汉语拼音方案》为盲文的点字和聋哑人的手语的制定提供了依据。汉语拼音还可用于手旗通讯、灯光通信中，用同汉语拼音字母对应的手旗讯号或灯光符号来传递信息。在电子计算机输入汉字方面，拼音输入法是一种最为普及的输入方法。
　　1977年，联合国地名标准化会议决定采用《汉语拼音方案》作为拼写中国地名的国际标准。1978年9月，国务院转发了《关于改用汉语拼音方案作为我国人名地名罗马字母拼写法的统一规范的报告》。1982年8月1日，国际标准化组织(ISO)文献工作技术委员会决议采用汉语拼音作为世界文献工作中拼写中国专有词语的国际标准，标准号：ISO7098-1982。《汉语拼音方案》已经从中国标准发展成为国际标准。
　　汉语拼音目前还是拼写汉字的辅助工具，不是拼音文字。汉语拼音的应用范围将会越来越广

1955年10月，国务院成立“汉语拼音方案审定委员会”，经过一年的工作，于1957年10月提出《修正草案》，11月1日由国务院全体会议第60次会议作为新的《汉语拼音方案（草案）》通过，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1958年2月11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正式批准《汉语拼音方案》。1958年秋季开始，《汉语拼音方案》作为小学生必修的课程进入全国小学的课堂。《汉语拼音方案》是拼写规范化普通话的一套拼音字母和拼写方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定拼音方案。这个方案吸取了以往各种拉丁字母式拼音方案，特别是国语罗马字和拉丁化新文字拼音方案的优点，它是我国三百多年拼音字母运动的结晶，是六十年来中国人民创造拼音方案经验的总结，比任何历史上一个拉丁字母式的拼音方案都更加完善和成熟。

楼上的好猛

楼上讲得很全啊！

弗洛伊德是个学术和生活不分家的人。他往往一段时间中和某个人打得火热，然后好上一段时间后发现自己被背叛的伤心事实，最后在极度愤怒之中与之彻底断绝来往，老死不相往来。弗洛伊德真是个非常有个性的人呢！

在他建立的精神分析神坛中，有一个任何人都触碰不得的基石性概念——“俄狄浦斯情结”。谁碰谁滚！阿德勒提出“自卑情结”，将弗洛伊德老爷子的“俄狄浦斯情结”架空了，结局是出走、自立门户。弗老爷子的“王子”荣格也不例外，他也自立门户了（G-U-N）了，还发展得不错。

那么,弗洛伊德为何对“俄狄浦斯情结”如此情有独钟，不离不弃呢？今天咱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

一、流行的“俄狄浦斯”与由实验而来的“情结”

我们有一种错觉，好像是弗洛伊德在19世纪末发现了潜意识。真的不是！19世纪的后半叶，哲学家、心理学家们不仅承认了潜意识的存在，还将潜意识的冲突与心理疾病联系起来考虑了。就连那位和弗洛伊德一起写了《癔症研究》的布罗伊尔都说了，“人们是否拥有潜意识或下意识念头，实在没有必要再争论了，在日常生活中，这是最普遍不过的事实。”

“俄狄浦斯斯情结”这个术语却结结实实是弗洛伊德本人提出来的。货真价实！他经常对自己的早期著作修修改改，经考证这一词大约出现在1905年左右。“俄狄浦斯”的部分来自古希腊的经典悲剧《俄狄浦斯王》，“情结”则与荣格有很大关系。前者的流行度让“俄狄浦斯情结”这个新术语迅速深入人心，后者则让弗洛伊德在提出这个新术语的时候腰板挺挺的（嗯，这个可是被实验证实了的哦）。

《俄狄浦斯王》是古希腊的剧作家索福克勒斯的经典悲剧。在剧中，俄狄浦斯出生之前，他的父亲受到了诅咒，说自己会被自己的儿子杀死。为了避免诅咒应验，他的父亲故意不与妻子同房，结果还是不小心生下了他，天意难违啊！于是父亲将他遗弃了。但是，命运之手显然在暗中运作。俄狄浦斯被隔壁的国王捡起来当孩子养了，后来这位邻国王子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无意中杀死了亲生父亲，成为国王，娶了自己的亲生母亲，还生下了两儿两女。他得知真相后无法原谅自己，戳瞎了自己的双眼。

这一戏剧在欧美国家可谓是家喻户晓，普及程度绝对不亚于当年的“还珠格格”，因此为弗洛伊德的“俄狄浦斯情结”广为流传奠定了群众基础。

“情结”这一术语被弗洛伊德采纳的过程颇有意思。“情结”一词实际上源自弗洛伊德的死对头——特奥尔多·齐亨。齐亨是一位柏林的精神病学家，旗帜鲜明地强烈反对弗洛伊德的癔症研究。1904年，当时的荣格在布尔格霍兹利精神病医院当医生，他天才地发明了“单词联想实验”。实验发现，如果被试者对单词的反应延迟或者没有反应，这说明这个词在他心中引发了干扰反应。荣格把“情绪上的紊乱”称为“情结”。齐亨对荣格对自己术语的新发展可是非常恼火的。

心理学大师卡尔·荣格

正所谓各花入各眼，弗洛伊德看到荣格对情结的新解释，高兴得要死。他接纳了荣格的“情结”，认为“情结”是被性本能驱动的、无意识中的欲望。另外，还要注意的是，荣体的“情结”研究触动了弗洛伊德心上的一颗“朱砂痣”——实验法。

弗洛伊德早年进入维也纳大学的医学系，他经常出入实验室，还有了不得的解剖技术。后来他做了可卡因与吗啡实验，过于着急地发表了一些荒唐的实验报告，导致他在1886年狼狈退出了传统的学术领域。从此，实验法成为弗洛伊德心头的朱砂痣，他一生不再碰触。“情结”由实验而来，自然对弗洛伊德具有独特的吸引了。

二、弗洛伊德就有“俄狄浦斯情结”

种种迹象显示，弗洛伊德就有杀父娶母的“俄狄浦斯情结”，而且这种情结与他的家庭、童年经历直接相关。

弗洛伊德的家庭结构混乱又复杂。母亲艾玛莉亚在20岁的时候嫁给了40岁的雅各布，还成了两个和自己年龄相仿的继子的继母。弗洛伊德出生时，两个哥哥与父亲从事羊毛生意，在家里颇有话语权。不论怎么琢磨，这个家庭结构都够复杂！

弗洛伊德和父亲的合影

母亲对自己的长子弗洛伊德极为宠爱，这种关系在弗洛伊德看来是完满的。妈妈叫他“黄金西格儿”（西格蒙德的昵称），对他寄予厚望。他天资聪颖，记忆力好，学习成绩也非常不错。他学习的时候，家里妹妹练钢琴的声音打扰了他，家人就毫不犹豫地撤走了钢琴。他在一生中从未流露过对妈妈的任何不满情绪，在学术上也对母亲、儿子之间的完满关系极为推崇。

16岁的弗洛伊德与他38岁的母亲艾玛莉亚

弗洛伊德和父亲的关系就颇为紧张了，可以说是爱恨交织。他恨父亲的懦弱、无能。当时犹太人所处的人文环境是不甚宽容的，小弗洛伊德显然对父亲的隐忍不发极为憎恨。

“俄狄浦斯情结”的一部分就是儿子要杀死父亲，取代父亲。这种杀死不一定是身体上的，也可以是精神上的。小弗洛伊德就非常憎恨父亲的懦弱。在他的童年发生过一个帽子事件。当父亲外出时，被一个没有礼貌的基督徒羞辱了，还掉了帽子，雅各布并没有反击，而是默默捡起了帽子。这件事情令小弗洛伊德非常反感、愤怒、鄙视。他认为父亲不够勇敢，欠缺男性气魄，太懦弱。在那个关头，小弗洛伊德显然在精神上已经“弑父”了，他的强人性格取代了自己心中的父亲。

复杂的大家庭，第一排左三位弗洛伊德

弗洛伊德显然又是爱父亲的。父亲对他来说象征着与社会、与自身的和解。我们没有明确证据证实小弗洛伊德对父亲的怨恨是否与母亲当时的情绪有关。但是根据我们的日常经验，生活在复杂家庭中的主妇通常不会太开心，也往往会对丈夫心怀怨恨。

另外，弗洛伊德在父亲临终前已经在内心中完成了与父亲的和解，明确承认了自己对父亲的爱意。雅各布死于1896年10月，他在11月给弗里士写信，“我对他的评价很高，了解他至深，他的性格融合了深度的智能与绝妙的自在无虑，对我的人生有重大影响。”当时的弗洛伊德正在提出“诱奸”假设。根据这个假设，雅各布曾经试图猥亵过小弗洛伊德与他的妹妹们，导致他们都患有强迫症！雅各布死后，这一假设的研究也停止了。

这是因为家庭的原因，家庭的环境不好，就容易让人产生“俄狄浦斯情结”的。

因为人从小就跟随自己的母亲长大，难免会对母亲有些依恋之情，所以就导致了这种情结

其实就恋母情结，原因就是从小缺爱，然后长大后潜意识希望得到心理补偿。

“俄狄浦斯情结”是恋母情节，小时候缺爱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寻找这方面的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