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嫁”一词，在日语中意指新娘。所谓“大陆花嫁”即是侵华战争期间嫁到中国的日本新娘。这些新娘不过双十年华，她们怀揣着对日本政府宣传的美好生活的向往，踏上了满洲大地，殊不知，她们的祖国把她们当做一枚弃子，日本政府布下的大网慢慢收束，将她们拢在其中，再也逃脱不得。

历史爱好者或许知道，侵华战争期间，日本政府曾提出一项满洲移民计划——为了加快对中国的侵略步伐，日本派遣移民团和满蒙开拓青少年义勇军前往中国东北，在东北肥沃的土地上耕种开垦，企图达到缓解日本国内人口压力和殖民同化中国的双重目的。

1936年，伪满洲国同意了日本关东军拟定的《二十年百万户送出计划》，广田弘毅正式通过了这一大规模向中国东北移民的计划，并将其列为日本七大国策之一。该计划以5年为一期，共计4期，第一期向中国移民10万户，此后三期分别为20万,30万,40万户，总计一百万户。若一户以五人计算，二十年后日本人口将占伪满洲国人口的十分之一。通过改变满洲人口构成状况，日本得以实现政治统治的目的。

移民需要土地，而耕种的沃土从哪来？从中国人民的手里抢。

日本移民团多是三十岁以下的单身男性，到了中国，他们抢走了东北人民赖以生存的土地。中国人民反抗不得，因为开拓团的成员全副武装，人人持枪，还装备有迫击炮，日日提防抗日游击队的袭击。

中国人民自然不甘心祖辈耕种的土地被敌人白白夺去，时时尝试夺回土地。对日本殖民团而言，频繁的战斗、每日的放哨，艰苦的耕种、无涯的严冬，这样艰苦的环境太难挨，团中情绪低迷，部分团员退团，团中风纪崩坏，时常有人抢夺中国人饲养的牲畜。队员由于劳累过度营养不良，多人病倒，移民团内互相争斗仇视，排斥领导干部，退团人数不断增多。这种集体性的精神疾病被称为“屯垦病”，“屯垦病”令日本移民计划到了崩溃边缘。

满洲移民计划备受争议之时，“满洲开拓之父”东宫铁男认为，配偶在精神上的抚慰可以治疗“屯垦病”，由此提出“大陆花嫁”计划——让日本女性前往满洲，嫁给开拓团团员，稳定团员情绪。

为了推行“大陆花嫁”政策，日本政府展开了各种各样的舆论宣传。东宫铁男亲自写下“新日本少女嫁到大陆”的诗歌，并恳请画家小仓圆平为“大陆花嫁”创作宣传画，描绘“大陆花嫁”女子幸福的婚后生活。

日本政府赋予“大陆花嫁”崇高的使命感和荣誉感。“大陆花嫁”被赞誉为支撑满洲的光与水，用国家主义思想赋予她们爱国的热情，婚嫁被寄予“为国奉献”的政治意图，每一个自愿前往满洲的女性不仅在为自己创造美好的每天，更是为国家的未来做贡献。前往满洲的行为受到政府鼓励，被视作崇高的行为。

日本政府宣传中的满洲生活，是富足闲适的。大陆花嫁们过着富裕的生活，有善解人意、坚强可靠的丈夫，妻子只需要操持家务，不用担心婆媳关系，不用为生计担忧。传统的完美日本婚姻生活，似乎在满洲成为了现实。

在这样的宣传中，无数日本女性充满了对新生活的期待，自愿向政府报名，成为大陆新娘。她们向当地政府申请，经过训练，坐上前往中国东北的船只。海风习习，托着这些少女明快的心，飞往陌生之地。

对中国而言，大陆花嫁是日本殖民者的一员，对日本而言，大陆花嫁是殖民计划中一枚用完就可以丢弃的棋子。

到了东北，花嫁们的幻想完全被撕碎。虽然这里的确如宣传所说，土壤肥沃且物产丰饶，金色的麦浪在晚霞的映射下，装点着丰收的喜悦。而当她们来到开拓团，就发现媒体报道的满洲生活的虚假。开拓团的男性并非勤劳勇敢的完美丈夫，更多的是粗鄙的农民，团内风纪败坏的事件时有发生。而“大片无主的沃土”是从当地民众手中抢来的，日本开拓者深受当地居民的仇视，在尖锐的民族矛盾中艰难度日。

她们想跑，可跑不掉。回到日本的一张船票价格高昂，若不委身为妇更是难以在这样的环境中生存下去。于是，她们只能不情愿地嫁给开拓团成员，生下一个个孩子，为日本培养更多的“殖民预备役”。

随着中日战争进行到后期，“大陆花嫁”们的处境越发艰难。战争局势转向不利后，日本将关东军南移，开拓团内的青壮年男性越来越多入伍充军。到了1945年7月，日本政府征召所有居住在东北地区18-45岁的日本男性，开拓团内，除了妇女几乎就只剩老人和儿童。面对苏联军队入侵，东北大乱的局面，开拓团的村庄遭到袭击，她们孤立无援。

妇女携老人儿童匆忙逃离，四处逃亡。当时北满各地连日暴雨，河水猛涨，关东军慌乱逃离后毁去桥梁。开拓村的老幼妇孺面对滔滔江水无路可走，有的跳河自尽，有的服毒自杀，还有很多试图泅水而过，却被水流裹挟不见踪迹。火车站沦为混乱的战场，很快铁路也被毁，除了徒步跋涉，别无他法。在艰难的逃亡路上，她们常遭遇苏军轰炸，死伤无数。当地的群众仇恨开拓团之前夺走了自己的土地，趁机报仇。无数妇女被强奸，她们随身带着一包用于自杀的氰酸钾，在走投无路之时，绝望自杀。

在《满洲开拓史》一书中，收录的开拓团死亡者数据显示，当时的瑞穗村、哈达河，各有四百多人自杀，大部分团员死亡。自杀事件中，最悲惨的当属阿城县的开拓团自爆自杀。1945年8月16日，团长名胜美郎召集剩下的所有团员训话，在屋子中央放了一个藏有炸药的大木箱，半夜引爆。全团一百四十多人基本都是妇女和孩童，除了一位小女孩幸存，其他人全部惨死。吉林省大日向村开拓团幸存的武者政子回忆当时的场景：日本投降的消息传来，移民团遭到许多满人的攻击。团中的妇女收到命令，要求处死孩子后自杀。一个护士冷漠地掏出绳子，勒死了自己的两个孩子，服氰化钾自尽。自杀的情况在各个开拓团中普遍存在，因为青壮年男性都被征兵，开拓团在一片混乱中难以自保，留下的老弱妇孺害怕被报仇泄愤，宁愿自尽保全体面。

更为凄惨的是，当时死去的很多日本妇女，是被日本人杀害的。苏军365师曾发现被遗弃在卡车内的400多具日本妇女老幼的尸体。这些人头扎白布带，身上有弹孔，神情平静肃穆。据被俘日军供认，在撤退时没法带走妇女孩子，在征得她们“同意”后，把她们全部杀死。几乎同时期的王爷庙开拓团侨民，跟随日本部队撤退，经过葛根庙附近的深谷时，日军命令妇孺同胞自行跳入深沟。呆滞惶恐的妇人不愿跳下深谷，日军用子弹和刺刀了结她们，并用手榴弹炸死了自愿跳下深沟的妇孺。日军在惨败撤退的路上，没有精力保护、庇佑同胞妇孺，只是把她们当做麻烦的累赘，为了自己能够早日撤离活命，他们的刀枪转向自己的同胞。

还有部分“大陆花嫁”为了活命，匆忙嫁给当地的贫苦的中国农民、搬运工、小贩，寻求庇护。满洲地区，在日本投降的数月内，与中国人结婚的日本妇女，是1931年到1945年总和的数倍。这种不平等的婚姻下，是日本妻子此后几十年的卑微地位和辛勤劳作，她们名义上是妻子的身份，实际上是丈夫的奴婢。据沈阳日侨日俘管理处在遣返时的不完全统计，和中国人结婚的、同居、成为女佣的日本妇女数量在10万以上。

历经种种艰难坎坷，战后成功返回日本的“大陆花嫁”很少。战后日本人编纂的《长野县满洲开拓史》一书中，记录了密山县城子河开拓团在战败后的情况。该开拓团内共有229户，共计1055人。其中有264名妇女，返回日本的仅有115人，不到半数，有两人留在中国，其他人全部死亡。

“大陆花嫁”用自己的人生推进日本殖民扩张的事业，又用自己的生命祭奠日本帝国主义的破灭。她们本应该像普通的日本少女一样，待在日本，长大成人，结婚生子，却因为一腔爱国热情成了日本政府的棋子，在战败后被抛弃，死在异国他乡。

兴，百姓苦，亡，百姓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