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本纪》是一本由叶舟著作，译林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158.00元，页数：1229，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敦煌本纪》读后感(一)：敦煌本纪

　　以颇具特色的河西走廊方言勾画出义门索氏、商人胡恩可、医生沈破奴三个家族两代人的兴衰荣辱，故事波澜壮阔，引人入胜。

　　相对于胡梵义高大上、红光亮的足金形象而言，孔执臣虽然所用篇幅不多但人物形象丰满，给予读者足够的想象空间。

　　作者似乎在用诗歌的跳跃手法来处理小说的故事情节，致使某些情节推进未免生硬，索氏一门兴衰转折稍显突兀，故事结局略显急促。

　　《敦煌本纪》读后感(二)：敦煌本纪

　　拖音瞭见孔执臣走了过来，停在了自己的面前。孔执臣略微含了含腰身，将双手捧住的一只木鱼递送了过来。拖音赶紧迎上前去，将其紧紧地抱在了手中。

　　“石头木鱼？”

　　“正是。”

　　“实心的？”

　　“不过，即便是实心的，恐怕也有敲响的那一天吧。”答复道。

　　这一刹，拖音突然泪下如雨，内里潮起了一股感念的汁水，漫漶无际。当年不该种相思，一种一世舍利子。待拖音收住了泪水后，这才发现整个佛堂内空空荡荡的，只有他自己。

　　《敦煌本纪》读后感(三)：关于地域性写作

　　读《敦煌本纪》两卷。一场大光阴，大气，宏大叙事，波澜壮阔，语言之美令人震撼。《敦煌本纪》《白鹿原》等小说结构都可以追溯至《百年孤独》。（以后这样的结构可能不适宜再用了。）《敦煌本纪》可以说是乡土文学变体，带有浓浓的禅意和历史感，没有过度追求情节，它接地气也通往天上，即对生活的观察与想象力结合，读罢仿佛听见大西北驼铃声。粗犷之地，灵性之地，也让人想去敦煌看看。生活经验并非不重要，要能够转化成文字；还有一些关于写作的思考，要能够吸收进文字。阅读也是一样，多读固然好，但是要消化成自己的。写作存在地图现象，地域对于人的生活和心境的影响会加注于写作，形成独特风格。人文，普通人的生活状态是地区重要组成部分。纵向看来，随着时间推移，这样的风格也许又会发生嬗变。城市而言，应该去关注这里的人如何出生，如何相爱，如何老去。其中被经济社会漠视的，如何相爱应该由是文学作品来呈现。写什么很重要，不能变成文字游戏。好的作品产生也是一个相遇的过程，一种心灵触动，所以难得。法无定法，最后想试着忘记一切条条框框。过一个写作者和学者的生活，多么幸福的事。

　　《敦煌本纪》读后感(四)：三分给作品，一分给情怀

　　煌煌109万字，越往后面，越让人读的急促、焦虑、发懵和生气。上部明显好于下部，无论在哪一方面。可能是随着背景的展开，线头的增加，历史长度和空间宽度的扩充，作者没有办法处理这种家族式、史诗一般的庞杂的关系和结构，才造成了这种力不从心和匆忙行笔。虽然作者花了将近二十年的时间，但想向白鹿原致敬，大概除了时间的积累和素材的掌握，对于自身写作的野心，也要有一个理性的权衡。作品的架子很宏阔，野心很大，如果再能扩充三五十万字。应该就合适，不然的话，照现在这个，删除一些不必要的文字和伏线，缩一下野心，才更显紧凑。 可以说，急递社是《敦煌本纪》下部的一根线，这根线串起了急递社所在中心，也就是沙州城和城外二十三坊的大小事件。然而，作为小说的主线，关于急递社这十几年来究竟是如何发展壮大，乃知遍布河西一线和西域大道，以及北上俄境，南下当金山如此大的势力，小说却几乎从未涉及，这就导致急递社的核心人物，本书的主人公，胡梵义形象与性格的直接坍塌，不够饱满和清晰，这个灵魂人物的模糊也反过来钳制了小说主线的推进痕迹，仿佛一条时断时续的游丝，飘忽不定，最终令小说中出现的大小事件不能被统摄起来，显得十分零散。而作者补救的方法之一便是时不时让胡梵义这一当家人出场，以一种无所不知的神通形象出场，进行一番深明大义和高瞻远瞩的发言，弥合一下篇幅的松散，调动一下读者的阅读疲劳。 而且，读完这部大著之后，并未给人一种繁华覆尽、世事苍凉的悲阔之感。就像我们读白鹿原，读雪漠的作品之类的厚重小说一般，那种情感缠绕你久久不去，这也是检视这类小说成功与否的一个私证。

　　《敦煌本纪》读后感(五)：冥冥定

　　《敦煌本纪》，异域，苍茫，混沌，神气。

　　广袤的西北土地如一锅蒸笼，揭开盖儿饿狼似扑面的水汽迷了人眼，却掩不住点心的甜香，白胖胖的点心勾摄着唾液，却慵懒地持滚烫之态，不肯入俗客的口。或许他们在瞭望着什么：肉食等着出家人来超度，素菜静待屠夫去唾弃，剩下的些吃食则巍然不动，似乎自身生命的意义，全在于风化与腐烂。

　　其实距读完《敦煌本纪》的那一刻已有些时日，而那一刻离产生写写感想的决定那一时，又隔了些日子。好的美食家在品鉴前皆以清水漱口，以追求味蕾纯质的敏感体验，而我是个十足的门外汉——无论品鉴前还是后，都越过了这一步骤，只任由数种滋味在腔囊中博弈发酵，及至要言说敦煌之味，或许口鼻中萦绕着巴尔干海水的咸腥（《黑羊与灰鹰》），抑或是唇齿间流溢出老北京豆浆的酸腐（《骆驼祥子》）。不过敦煌不会因此问责于我，因为她是那样诡谲凶奇，干厚泥淖，那样乐意包托万物，却又无情禁锢茁壮长成，寄情自由的生灵；她是天地混沌的继承人，并一直默默领会，甚至隐隐有超越之势；她的容颜，是数以万计的绘画鬼才以马良之笔，蘸取无意打翻画盘，进而混合出的超绝之色调，也绝不会描摹得出的致幻美貌。所以请纯粹主义者入乡随俗，饮下这一杯混杂四方给养，醇香得即将孕育出精灵的酒水。而在开始醉梦以前，愚蠢的智者将挣扎着去扯最粗的布革，匆匆包裹、埋藏下内心的恐惧；灵光一现的笨蛋则会敞开心扉，与崩陷的遭遇坦诚相见。

　　血衣索门。一代又一代的索家人有多少性命，就填了世间多少件不平之事。索门义庄，仿佛整个家族的基因都与常人不同样，常人思考转脑子，义庄人动心思——转脑子的盘算着吸人的血鼓胀自己的血管，不到极限不罢休；动心思的任血液冲动地喷涌，洒向干裂的土地，浸红沉甸甸的庄稼，洗刷硬冷冷的财富，等到最后一滴血干喽，才心满意足地去。

　　只是义庄到了索敞一代，似是力竭了，老东家，老东家的两个儿子，老东家的管家，撑画了驱不散的妖鬼气，客串了挥不去的妖魔人。

　　胡家坊，胡家主与胡家主的三个儿子。“要做个精良纯明的人。”胡家主去得早，元神却在敦煌大地久久徘徊；大儿子梵义继承衣钵，挣扎长成了家族仪表堂堂、威风凛凛的守护者；借老一辈的光儿，做大了急递社，当了游击的少东主；听了法师的话，成了守护千佛洞佛经的金刚伙伴。二儿子梵同面糊心不涂，承蒙鸣沙书院院长开释，幸亏兄长梵义支持，出走敦煌，走向远处的革命世界，与索家二公子的冰冷不同，他择的是红火热血光明的路。三儿子梵海天生跛脚，似是如盆栽般扭曲了，但内里从未偏离老父亲的教诲，虽入绿林，却稳坐扎袋人的位子，与大哥一同将罂粟遏止于敦煌数十年。

　　沈家医堂，或许沈破奴行医是为赎买前半辈子的罪孽，作为异乡人的他，却有着与敦煌一般的复杂混沌，敦煌注定成为他绕不开的坎儿。与宏大的构局相比，女儿性元的心性显得小气，却更有烟火味儿，若不是她钉住了生活的侧面，恐怕敦煌的故事真要成了神话传说，湮灭在众生怀疑的轻笑里。

　　一众罂粟的信徒，为钱而聚，为利而散，在罂粟香中熏黑了心肠，头脑却清楚得很，练就一身功夫——玩儿阴的下死手，比呼吸更容易。他们就是一锥子，在敦煌的旧布面疯狂地扎着口子，期盼着哪怕一粒罂粟种子，从身处的大口袋中漏出去，摧枯拉朽，凿出金矿来。

　　后来大口袋是破了，但如梵同样儿精良纯明的革命者，将以星星之火重塑敦煌之肉身，持崇高的革命热情护卫敦煌之精魄，原来的大口袋么，在开放互助的新时代，自然也是不需要的了。

　　人一辈子，想着去掠夺，去争取的时候，就觉得时间太短了，正如某位女士的描述“兔子的尾巴”；可一旦转攻为守，一厢情愿去留住点什么，又不免责怪余下的岁月太长，长得含有太多失去的机会了。这么说，从未想过得到些什么的人，倒成了最幸福的那一群，不，也不绝对——贪念强悍的贼将不择手段盗取任何人的一切，即使是从不期望得到什么的人，在提及失去时，依旧谈虎色变，也就经受不住恶贼的掠夺，也就免不了陷入了“守护”的怪圈了。破坏摧毁的力量是那样大，以至于完完好好地富足一生，几近成了遥不可及的梦。

　　《敦煌本纪》读后感(六)：《敦煌本纪》读后感

　　只有歌谣，没有介绍，寡落落又醒目地缀在书皮上，实难推测是什么个内容什么个风格。 因为对河西走廊有近十年的向往，在作者签售会上，我才毫不犹豫地携着一腔好奇带走了它。 实际比我预想要出色很多。 可能由于作者有诗人的经历，在这一字一述上充满了想象力的形容。这些想象不是凭空捏造，而是源自生活。比如吃过烂山楂的都知道什么滋味，作者精短地写“像咬了一口棉花”。诸如此类贴近生活的准确形容密密匝匝，使得通篇都拥有了世俗的美感。 俚语土话不觉干瘪，咬文嚼字不觉卖弄，因为两者相得益彰，让人想到在普通话还没推行的过去，地方上看书写字就是要土话词藻一起用的。正如看过一篇对此书的采访说的，这里面不会让文字光往晦涩走，一股力出现，就让故事行云流水般荡走。 几年还是十几年，作者说他完成的具体时间，我记不清了。但能因此很明显地感受到，这个故事恢宏庞大却不分散，谨慎而不怯懦，作者应为之准备充分了，带着满腹内容才能游刃有余地泼墨。像“绍介”、“释解”、“礼性”这类令人陌生又懵懂的古话，一概源自作者对彼时敦煌风土人情的考察。 有了文笔的加持，故事才能入眼。 敦煌有件血衣，故事就从这讲起。血衣飘在索门一族的头顶，索家世世代代有人身披血衣，为百姓舍身取义，因此索门又有义庄之称。到了索敞这一代，他深居简出，把牌匾上的光亮看得比什么都重要，嘴里常挂祖先和名声，然而这样本末倒置的观念，终于埋下恶果。 人性之复杂不堪以善恶划分，究竟是人性催变了世事还是世事催变了人性？其实没有答案，却引人深思。 书中几个人生巨变的角色有个共同之处，害过人。 窥视心上人被发现的索敞，因为怕坏了名声，于是用锥子戳瞎了郭弦子。 大儿子索朗去学给棺材画图，却被一心念着名声的索敞断了梦想。被锁后院的日子里，将妻子当作出气筒不断家暴，逼得妻子上吊自杀。几十年后又因为吸食鸦片，乱语三千地杀了无辜孩子。 二儿子索乘为了维护革命的名声，眼也不眨地枪决了哥哥索朗。 凭借一些零碎的“证据”，误认为养父是杀父仇人的沈破奴，砸伤了养父，逃命似的来了敦煌。 为夫求药路上，被牧羊人强奸的胡梵义，敲死了施暴者。 而最后这一位，日后为擦亮河西走廊这条锈带，领着一群游击，开张了急递铺。 显然，看一个英雄，不会清算他手上的错，而看一个罪人，则要啐一口因果报应。 那么有没有其他可能？假如索敞的母亲没有时时用裹脚布绷紧他，那么索敞或许会坦坦荡荡地求娶一位姨太太。假如没有人阻止索朗画棺材，那么索朗或许能用这唯一的爱好幸福度日。假如沈破奴再感恩一些，或许不会让亲生母亲伶仃苦等，他也能继承医馆做一个磊落干净的医生。假如胡梵义一路上没有遇到有情有义的陌生人，或许他腾不起家国情怀。 更有连公子、丁荣猫、汤世瓶各个赤裸裸的反派，假如不是获不到一点信义温情的对待，也难以成长为邪念的走狗。 书中另一点令人惊骇之处，是宿命感。 很多结果回过头去看，发觉早已种下，只是当时的人们无知无觉，毕竟人活一次，任谁都老练不了。 宿命感最重的当在胡梵义和僧人拖音身上。 早些年梵义从莫高窟捎回来一本经，回去路上他父亲胡恩可就中了风，不久，拖音来看望病倒的胡家老财东，歇在梵义房间时发现了那本经，是一本写满诅咒的书。拖音连夜走了，烧书时他默默地说，要是有什么不幸就转嫁到他身上。 事隔经年，官商结伙意欲打通鸦片的销路，急递铺终究切不断这条路，独木难支，短短十几年由盛转衰。因为拖音和胡家儿子们长得很像，阴差阳错的，拖音被当成梵义乱枪打死。 至此那句话像偈语，生路成了梵义的路。 在这个佛法僧齐聚的圣地，佛号里的任何一句诵念都可以广谱凡世，当地人常常用佛经里的内容来解答人生种种变故，以此应付心酸难肠，豁然处事。钧旋毂转，周而复匝，时至今日，无论科技如何发展，信仰能给予人们的千钧力量从来不可小觑。 信义究竟是什么？义庄的先人们扛着它，胡氏儿子们也背着它，它就像心里的一股绳，攒着劲越拉越长，不敢懈怠，可要是问他们为什么拉这股绳，他们只会回答你，为了信义。 初见这群人，颇俱古人的厚重感，那么豪迈、那么复杂，直到合上书，你会发现这群人就站在身边，他们抗洪救灾去了，他们救死扶伤去了，他们舍身取义，言出必行。 原来各个人生必定相似也绝对不同，势必要苦心经营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势必要决断人生的可为与不可为，不过还需记得——“潮起一份感念”，不枉擘画一生。

　　《敦煌本纪》读后感(七)：《敦煌本纪》，敦煌人的史诗吗？

　　索门倒下了，胡家起来了，时代变了，但敦煌的信义一直被坚守着。

　　有人说，河西走廊有了《敦煌本纪》，就像渭河平原有了《白鹿原》一样。营销过度了。

　　人生有涯，书如瀚海，自从明白这个道理后，选起书来便有了一丝慎重，总希望读到的书是值得读的，这样才不至于浪费光阴。

　　叶舟的名字，很早前就听过，但是也只是听一听而已，不知他写过什么，但我想以后，如果有人问我，叶舟是谁，我可以回答他：“写《敦煌本纪》的那个人。”关于敦煌的书，以前看过日本作家井上靖的《敦煌》，讲的是一个宋朝的落第书生，在西夏的故事。

　　知道《敦煌本纪》这本书，是朋友圈看到这一届的茅盾文学奖入围作品的一篇文章，正好是前几天刚看过一篇写茅盾文学奖的一些评奖内幕，于是点开看了。点之前还有些犹豫，一方面是这些权威的奖项，为我们节省了许多挑选读物的时间成本，但是另一方面，那些背后的龌龊却又让人怀疑它的权威性，进而怀疑这些作品——这种怀疑，早在2019年苏童的《黄雀记》得奖后，我就有了。从个人来说，在那之前的五六年里，我多么喜欢苏童，即使找到的只是关于他只言片语的文章，都要读一下，以致于有一次做梦还梦到他，黑夹克、牛仔裤，黑着脸不给我签名，梦醒后还失落了一会儿。但是《黄雀记》中，真的很多地方，看到他将作品无论是从时间还是篇幅的长度拉开时，明明力有不逮，却要勉力为之，总觉得《黄雀记》不是他的水平，拉低了他的水平——或许是我没有读懂。言归正传，那篇稿子里，是这样评论叶舟的《敦煌本纪》的：河西走廊有了《敦煌本纪》，正如渭河平原有了一部《白鹿原》。

　　本纪，司马迁写《史记》，帝王才配享有这个词，但作者将这个词用在了凡人身上，气象一下就雄浑朗阔了起来。

　　于是，就去看了，先在豆瓣看，后来转战微信读书平台，一开始敦煌义人索氏一族六代人为敦煌献出七颗人头的大义，就深深地吸引了我，于是一扎头读了下去，接下来出现的人越来越多，索家、胡家、沈家，还有敦煌开元寺的和尚、道士王圆箓......众多的人物一个接一个冒出来，以致于我经常张冠李戴，但好在我只是当故事看，没想要每个人物都能被我记下来，于是继续跌跌撞撞往下读。

　　胡恩可带着两个儿子胡梵义、胡梵同，拜访了索家又拜访沈家，一遍又一遍声明，自己是在给两个儿子铺路，可是到底铺的是啥路？还没交代清楚，胡恩可从敦煌开元寺回家的路上却晕倒了，这一倒，一直就到了故事结束。

　　胡梵义跟着父亲拜访沈家时，顺手扯走了沈性元一条白色手帕，就这一个小小的伏笔，险些误导了我，以为胡家会是故事里的反派，不曾想，故事里最让人唏嘘的，居然会是一步步走向衰落的索家，长子索朗伙同管家丁荣猫，囚禁了父亲索敞，并在党河里制造了父亲遇难的假象，次子索乘离家出走十几年，成了不念家不念亲情的革命军人，后来为树立自己的威望和背后的一些龌龊交易，亲手枪毙了哥哥索朗。而与索敞、索朗父子有染的女人娥娘，居然是索敞的长女，父女、姐弟乱伦，当这一切被居心叵测的管家丁荣猫挑明时，让我目瞪口呆，没想到作者会在“敦煌义人”的头上，下这么大这么一盘让人拍破桌案的大棋。

　　另一盘棋，下在沈家，而且由丁荣猫和胡恩可同时下在了沈家，沈先生的人物刻画，到显露出真实的身份后，在庙里隔着窗户和丁荣猫对话的部分，真的是绝妙的，是这本小说里，任何人物刻画部分都难以企及的。

　　但真正下大棋的，却是那个傍晚偷偷扯了沈性元的手帕塞进怀里的胡梵义，他下河西为父亲延请名医，半路被放羊的老头在冰天雪地的荒漠里鸡奸，一怒之下杀死了老头，却并没有因此走上另一条血腥的路，反而成为了“河西司马”，开起了“急递铺”，明里是个快递公司，实际上却在急递铺下铸建了一座“伽蓝密室”，偷梁换柱将敦煌藏经洞里的文献一件件复制了，留下了真迹，并还之于敦煌，为敦煌保存了历史和文脉。

　　世家倒下了，新的势力起来了，时代变了，但敦煌的信义一直被坚守着。

　　此外还有敦煌的文武和事会、画匠、和尚、警察、百姓，以及往来于敦煌的各色人等，都在书中有不同的刻画，唯一略显不足的是，书中有些配角的刻画，有些毛躁，例如种罂粟的汤世瓶、和游击陈小喊、胡家次子胡梵同、乃至酒泉洪门父子都有些突兀。

　　而且在一些情节的转化上，有些强硬，读来不是水到渠成的那种，更像是为了故事的发展需要而转，另外故事的最后，拖音因为外形酷似胡梵义而被洪门晚辈杀死后，胡梵义的一番话似乎有一个更大的故事等在后面，但没有任何故事；胡梵同与索乘的对话，颇有一些向权力示好的意思在其中。

　　总之，谋篇可以看得出作者的雄心，书中的故事也很不错，但是无论是语言还是一些情节，都有些拖沓，和《白鹿原》还是不可同日而语的，甚至在很多可以荡气回肠的地方，没有引起读者——至少是我——的情感共鸣，叶舟在写敦煌人物的信与义上，可以说是成功的，但是没有写出敦煌的磅礴苍凉——或许这是我一厢情愿的想象吧。

　　《敦煌本纪》读后感(八)：《敦煌本纪》，重述河西走廊尘封千年的精神秘史

　　一、叶舟：敦煌是我的文字安身立命的疆土

　　作者叶舟，第六届鲁迅文学奖得主，他对敦煌的迷恋，似乎是与生俱来的。从1９岁写下第一首关于敦煌的小诗开始，这些年来，他已经陆续写出了《大敦煌》《敦煌诗经》《蓝色的敦煌》《敦煌卷轴》《敦煌短歌》等篇章。“敦煌是我诗歌的版图，是我的文字安身立命的疆土，也是我个人一命所悬的天空。与其说我是迷恋，不如说这是一种皈依；与其说我在供养，不如说此乃一块福田。”

　　“2000年大年初一，我独自一人流连于莫高窟的千佛灵岩下，我当时就发愿，将来一定要为敦煌写一部长篇小说。实际上，描写敦煌的优秀作品太多了，张抗抗写过，阿来写过，冯骥才写过，余秋雨也写过，本土的两部大型舞剧《丝路花雨》和《大梦敦煌》已经足够经典，但我还想另辟蹊径，去探究敦煌土地上的父老百姓是如何生息的，她的来路与归途，她的今生与前世，这才是我需要用作品来解决的。幸运的是，上天助我，如今我兑现了当初的诺言，又一次将自己的心血之作奉献给了圣地敦煌。”

　　二、全景还原清末民初的河西走廊

　　敦煌是河西走廊的通衢要地，是中亚、新疆连接中原的隘口。自从汉武帝设立河西四郡以来，河西走廊的兴衰屡屡受到时局影响，时而经贸繁荣、文化昌盛，时而闭锁一隅、百业凋敝。《敦煌本纪》的故事发生在清末民初，用书中的话说，同治乱局平定后难得的人心思稳、尘嚣落地、门户洞开，又因为辛亥革命的爆发而陷入困顿，河西走廊成了一条“锈带”。战祸频仍，莫高窟藏经洞的佛经典籍也随之飘零尘世。

　　《敦煌本纪》的故事空间聚焦在沙州城，向外辐射到敦煌二十三坊，并随着主要人物寻路、开路、拓路的历程延伸至整个河西走廊。作者叶舟依据大量的文献资料，同时极尽想象，勾勒了一幅全景式的地理图卷，远到新疆哈密、祁连山麓、乌鞘岭，近到沙州城里的一条巷道、一间店铺，点面俱到，纵横交错，为情节的发展搭建了一个虚实结合、具体可感的空间框架。官吏乡绅、贩夫走卒、妇孺老幼、三教九流穿梭其间，他们过浴佛节，吃胡锅子，讲敦煌话，唱秦腔戏……上百位人物，组成了传统中国热辣辣的乡土社会；每个人物身上，都是活生生的西部精神。

　　由此，作品以敦煌沙州城为俗世支点，莫高窟为信仰高地，一幕惊心动魄的长篇史诗就此展开。

　　三、三大家族跨越半世纪的生死传奇

　　许多作品中的敦煌如虚悬的海市蜃楼一般，而《敦煌本纪》是野生的，目光平视，春秋丛聚，犹如旷原上那一片故事的胡杨林。

　　清末，时局动荡，大厦将倾。古老的河西四郡身处边陲，少人问津。故事就从这里开始。

　　索氏一族被尊为“敦煌义人”，几辈祖先在河西一带为民请命，不惜舍生取义，捐出了七颗脑袋，直到“血衣”传到当家人索敞。索敞谨小慎微，深居简出，生怕家族的血腥宿命降临在自己身上，然而他不知，深宅之内，一个密谋已久的圈套正在向他逼近。

　　世兴堂名医沈破奴，早年逃难流落至敦煌，凭借个人的天资与勤勉有了立锥之地，日子虽不富贵，但也裕如，他的身世隐藏着关外三县最大的秘密。

　　敦煌沙州城的小商人胡恩可，一次偶然的中原之行，让他深感道路闭塞、贸易乏力。他颇具手腕，开始秘密地给儿子们“铺路”。先是许诺在莫高窟的崖壁上，给索氏开一座家窟，以彰显其祖辈的忠勇功绩，而后又威逼利诱，与沈破奴结成了儿女亲家。岂料，这一番行为突然中断，胡恩可罹患了中风，缠绵病榻，看尽了人世上的冷暖和恩仇。从此，儿子们这一辈人的大光阴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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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叶舟在他构建的沙州城和城外二十三坊里，安顿下了这些身世各异的苍生赤子，让他们活命于一幕幕湍急而颠沛的光阴中，去看尽人世上的悲欢炎凉。还刻画了一座鲜为人知的莫高窟，包括藏经洞和大量的卷子，也包括王道士与斯坦因。以及一群匡危扶倾的滚烫少年，在山河板荡的年代一路走向了悲剧性的终局。这部小说廓开了一条朴直而壮烈的大道，在广阔的西北，为当时的中国保存下最后的一份元气。

　　有评论家说，河西走廊有了这部《敦煌本纪》，正如关中平原有过一部《白鹿原》。对此，叶舟说：“《敦煌本纪》和《白鹿原》有某种相似之处的话，那只能是一种致敬的产物。相似的其实是这种文化的底色，它就像一个巨大的母亲的宫房，难以剥离。命运吊诡，即便在那个战乱频仍、兵连祸结的时代，白鹿原一直是亮的，关中也始终处于政治漩涡的中心，但敦煌乃至河西走廊却被抛弃了，遗忘了。”为敦煌正名，为河西立传，这个心愿叶舟酝酿、发酵了十六年，实地勘察十余次，终于，他用这个大部头，形塑了敦煌的威仪与不朽，让它凌空独尊，卓立天际。

　　四、敦煌是中国的一座佛龛，安放着我们民族最初的血脉

　　《敦煌本纪》不仅仅是一部百万字的故事，它实则微缩了河西走廊从秦汉走向近代的历史，那些光耀史册的英雄和寂寂无名的人们，都幻化成了《敦煌本纪》中的芸芸众生。这部作品直指西部精神、历史命运与民族性格的命题。

　　《敦煌本纪》中浓墨重彩的，是一群精良纯明的少年，他们是古老敦煌土地上的新生力量，走南闯北，结社邑义，犹如刚刚打制出来的刀子，在历经淬火和风霜之后，誓要在沉疴累累的河西“锈带”上拓出一条生路。他们就像我们民族的少年时代秦汉，在某种意义上，他们就是刘彻、班超、卫青、霍去病……叶舟笔下少年的命运，就是河西走廊的命运。焰火喷涌的秦汉之后，是燃情的大唐，是臃肿的明清，那么相对应地，少年将何去何从，河西走廊将走向何方？

　　这部作品是拒绝预设的，人们是那么饱满，情节的走向一次次出人意料，它是那么不可定义。其中反思之深刻，参悟之痛彻，唯有读过方能领会。

　　如果说，小说是一种发明的话，那么在叶舟百万言的《敦煌本纪》中，他发明了一座全新而劲拔的敦煌，在大时代的激变中，在人生命运的长途上，去扣天问地，去生死悲欢。不懂中国的西部，便不懂中国，而名著天下的敦煌不仅仅是一个伟大的遗址，实则是一座中国的佛龛，安放着我们民族最初的血脉。

　　“如果说，敦煌以及河西走廊，包括那些沉痛的历史，它们曾经是一片绵远而斑驳的‘锈带’的话，那么现在的重述，今日的辩护，将是一份除锈的天课，一切才刚刚开始。”叶舟说，“我的答案就在《敦煌本纪》中。”

　　《敦煌本纪》读后感(九)：“少年中国”的史诗气韵

二十年来，尽管叶舟有多种题材的小说问世，但他的创作始终围绕敦煌展开。他用诗歌、散文、小说、音乐剧等多种艺术形式描绘敦煌景观，如同莫高窟上的匠人不厌其烦而又妙笔生花地彩绘出石窟的巍峨壮美。这是一个作家与其精神领地相互成全的故事：一方面，敦煌奠定乃至孕育了诗人兼小说家叶舟的精神资源和文学版图，成为作家写作的根据地；另一方面，叶舟也在数十年间用文字供养敦煌，试图重新发现我们这个民族来自西部的精神秘史。从构思到写作，叶舟历时十六年完成的《敦煌本纪》以一百多万字的长篇巨制为敦煌立传，显示出作家非凡的勇气和文学抱负。更重要的是，叶舟书写《敦煌本纪》不仅是为敦煌树碑立传，更是为找寻那些失落已久的民族血脉和气韵。——那里汇聚着被岁月侵蚀得锈迹斑斑的古旧中国，却也氤氲着被世风打磨却初心不改的少年中国气。

在中外文学史上，将某个实际或想象的地域，用于作家构筑自己文学版图的做法早已不再新鲜。作家凭借经验与想象，自由地书写它们的历史与现实，进而建立起自己的文学王国和文学领地。当然，这些文学王国的建立也给作家带来一定的挑战。他们必须运用各种手段和方法，充分调动起已有的知识和想象，编织起令人信服的历史的形式，从而在叙述中建立起人与世界的稳定联系。在这些小说中，不同性格的人物，和他们发生的故事足够丰富而迷人。那些从未走远而纷至沓来的地貌、建筑、民俗，仿佛拟造一种身在现场的历史感；那些古老而灵异的仪式、神话和传说，令我们得以窥见整个民族文化的秘史。然而，《敦煌本纪》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以本纪的体例书写敦煌，这就为叶舟的才能和野心提供了足够的施展空间。叶舟的写作功底和表达思想的方式在这种体例中得到了较好的接纳。本纪自司马迁在《史记》中首创以来，历代修史者只用于记述帝王家世和丰功伟绩。叶舟选择本纪的方式为敦煌立传，这本身就暗含了作家对自身及书写对象的认知。一部本纪是历史精华的压缩，是时代光阴的自由穿梭，更是民族文化的追根溯源，隐藏了一个民族的精神秘史。

无论从哪个角度说，《敦煌本纪》都是一部令人望而生畏的作品。巨大的篇幅容量、恢弘的气势格局、细密复杂的叙事线索、盘根错节的人物关系——这些都使得小说带有当下久违的史诗品格。这种史诗品格是由语言和材料搭建出的历史的形式构成的。小说中大量材料的运用使得考证、引用、阐发比比皆是，人物的塑造、语言的运用、场景的设置和细节的处理都透露出作家扎实的功力。不过，从小说选取的时间节点与历史事件来看，宏大叙事并非作家的本意，因为它们已经融入人物性格的发展变化之中，而非作为主体去表现。《敦煌本纪》将人物置于动荡年代中塑造，以凸显人物的性格特征，再将性格置于故事之前，也就是把恢宏的历史事件作为人物塑造和家族叙事的背景加以展现。

《敦煌本纪》虽然人物众多，但着重描写的则是一群精良纯明的少年。小说借李豆灯的视角写道：“这敦煌的土地上，竟然呼啦啦地冒出了这么一茬子人，如此英勇慷慨的一群俊朗少年，明晰地站在了自己面前，仿佛横空出世一般……此乃一股异己的势力，野生的呼啸，他们没有任何的服属，天不惧，地不怕，犹如一把刚刚打制出来的刀子，需要淬火，需要开刃，才可以一试风霜，有所报偿。”此番论述着实精彩而准确。生长于河西走廊一带的少年们始终以义字为先，他们不甘于永久困居在早已沦为“锈带”的西部边陲，而是要立志做沙州城的当世护法，为河西走廊开路。在小说中，少年们用脚开路，驰骋河西一带，凭借热血、智慧和勇敢为锈迹斑斑的河西走廊打开了一条崭新的生路。

开路在敦煌乃至整个西部的意义自不待言。这首先是一条贯通河西走廊的生命之路，其次还隐喻了西部作为中华民族原初的精神之路，最后也暗含了为近代中国开辟一条崭新道路的决心。因此，开路这一行为就不只是连通中西地域这么简单，而是蕴藏了找寻中国绵延千年却失落已久的精神血脉。《敦煌本纪》写了少年们开路的壮志义举，写了他们在岁月与世道磨砺中的不断成长，也写了他们面对顽固势力的坚守和落寞。这群少年用他们的行动践行了何为信义。他们在经历了种种考验与磨难之后，依旧不改其精良纯明的本心，坚守住自己内心笃定的正信。叶舟借这样一群无畏少年的豪言壮举，不仅刻画了鲜明的人物形象，更用他们的行为图绘出一幅带有少年中国气的笔墨丹青。

这种少年中国气最终凝聚成少年英雄们的勇敢无畏——他们敢为天下先的坚决果敢，他们与恶势力作斗争的不屈不挠，还有他们走向末路时的视死如归。然而，这一切都因小说笼罩在磅礴的史诗气韵的之中而令人肃然起敬。按照康德著名的“美与崇高”的区分，《敦煌本纪》的书写显然属于崇高的范畴。如果说自然之美要求我们自身之外去寻求其存在的依据，那么崇高则是在我们自身的内部，即我们的心灵中去寻找，是我们的心灵把崇高性带进了自然之表象中的。小说没有过多描写西部的壮美，但却激活了西部的历史传承、文化意蕴乃至民族精神——这是长期缺席于当代文学的异质经验，也是小说所要传达的气韵所在。说到底，敦煌本纪只能由敦煌人自己书写。梵义为河西走廊开路，孔执臣抢救莫高窟和千佛灵岩，还有从敦煌出走而投身革命的索乘、梵同，他们凭借信念和理想在敦煌开出的灿烂之花足够美丽而迷人。他们孤身犯险，用脚开路，践行个人英雄主义的同时又顺应了时代大势。这些共同构成了《敦煌本纪》彰显少年中国的史诗气韵。

《敦煌本纪》回到风云激荡的年代，回到年久失修的“锈带”，所要寻找的正是这失传已久的少年中国气。叶舟坚信，《敦煌本纪》所要找寻的精神文化之根并未消失殆尽，还保留在未被全面开垦的边疆。从时间的维度上说，这种精神气概还在史前史的意义上存留于20世纪前期的中国。小说中的少年中国气，非但不是梁启超“少年中国”式的进化思维，反而是通过回溯古旧中国和探寻西部边陲的民族精神从而实现的。正如叶舟谈到的，全球资本的不断扩张使得经济活动占据了我们全部的生活，而情义在资本的面前早已溃不成军。我们今天正面临着巨大的情义危机。这也就不难理解小说为何高举“义”字大旗，写义庄的由来、繁荣和落魄。《敦煌本纪》所要彰显和呼唤的正是“义”的力量。这种力量甚至不只属于某个人或家族，而是敦煌数千年来孕育的正信，也是少年英雄们最珍贵的品格。

“惟有一愿在，能呼观世音。”——这是《敦煌本纪》反复出现的谶语，也是作家最想传达的观点。叶舟通过小说告诉我们，人的精神力量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强大，足够令人安身立命，甚至气吞山河。小说中，人物的精神世界呈现出博大与卑微的不同层面，这注定了他们或为“利”而生，或为“义”而死。这种对精神世界的探求同样熔铸于少年中国的气韵之中，只不过它被推演到更具普遍意义的人性的高度。

进一步说，叶舟在《敦煌本纪》中的少年中国，是要通过对西部边陲的人性的张扬，为当下中国片面发展的现代化找寻到一个合法的基础乃至良方。毫无疑问，叶舟找到了地方性这一路径用来连接起20世纪的中国历史，并将之推演到当下的中国现实，使之以总体性的形式回应中国的历史、当下与未来。将历史带入地方性的书写，令叶舟暂时摆脱了他对现实抱有的怀疑与游移，使其得以沉浸在民族文化的想象之中。《敦煌本纪》借“传统”和“地域”之名重新反思现代逻辑，回归世道人心。通过地方文化的书写，叶舟试图找回人性中最为深沉古朴的东西，用来抵抗现代性（主要是工具理性）对人性的异化。叶舟运用陌生化的手法将自我不断丰富与历史化，另辟蹊径地反思现代逻辑。小说由此借助地方性的书写转向现代性和民族性的想象，这是小说最具时代意义的价值所在。

最后，从人类文明进程的角度说，叶舟对于敦煌的发现让我们重新思考文明的发展与演变。《敦煌本纪》动摇了长期以来内陆文明从属于海洋文明，东方文明从属于西方文明的西方中心主义，相反是以更加多元、包容的视角重塑全球化时代的新的世界文明的想象。小说中的少年英雄为河西走廊开路，如同叶舟以一部《敦煌本纪》为西部文学贡献新的高度。应该说，《敦煌本纪》深入到民族血脉之中，挖掘我们这个民族的精神源泉，也打通了一条东西方文明彼此借鉴互通之路，使之在21世纪成为一条焕发生机的生命带。总之，《敦煌本纪》不仅在全新的意义上拓展了当代文学的版图，还站在世界文明的高度重新审视文明的发展，作家叶舟的努力无疑值得肯定。

　　《敦煌本纪》读后感(十)：宏大叙事、诗性语言与世俗敦煌 ——叶舟《敦煌本纪》论

　　叶舟以诗成名，叶舟的诗则以“敦煌”成名。他的诗歌中“敦煌”作为永恒的母题被不断书写和歌颂，从诗集《大敦煌》开始，这一母题作为他写作的源头和高地，被不断赋予新的意义和使命。从2019年获得第六届鲁迅文学奖短篇小说奖的《我的帐篷里有平安》开始，叶舟开始以小说家的身份示人，显然在此之前他已经在这一领域做了长久的耕耘，但无论是诗人叶舟还是小说家叶舟，对于“敦煌”的迷恋和书写从未停止。时隔四年，直到这部洋洋百万字的巨著《敦煌本纪》的出现，我们看到了他耕耘之后的硕果，小说也入围了第十届茅盾文学奖的提名。《敦煌本纪》作为叶舟“丝绸之路三部曲”的开篇之作，是首部以小说笔法为敦煌立传的长篇巨制，也是叶舟作为小说家真正意义上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从2000年在莫高窟下发愿书写，到2019年2月18日，在电脑上认真地敲下了第一句话。作为叶舟前后近二十年的心血之作，这部巨著从一开始就如书名“本纪”一般深沉而厚重。作者叶舟也用这本长篇巨制，完成了他曾在那个日光如雪崩一般的早上许下的心愿，描摹了敦煌的威仪与不朽，让它凌空独尊，卓立天际。 《敦煌本纪》以生活在敦煌沙洲城内三大家族的兴衰，主要是义庄索家的衰败和胡家的崛起为线索，描写了发生在河西走廊，特别是以佛光圣地莫高窟和凡尘俗世沙州城及城外二十三坊为背景的一系列跌宕起伏，惊心动魄的历史事件。塑造了以义庄庄主索敞、小商人胡恩可、开元寺主持印光等为首的老一辈敦煌人，和以胡梵义、胡梵同、陈小喊、拖音等为首的一群精明纯良的热血少年们，为了佛光之地的安宁和血脉相承的义勇，与管家丁荣猫、连公子、索朗等为首的黑暗势力斗智斗勇的热烈悲壮的故事。小说分为上下两部，共四十五卷109万字，在为河西正名，为敦煌立传的同时，也勾勒出了那个动荡的时代以及整个国家的面貌，如作者在书的腰封中所写：“惟有光荣大地，惟有河西走廊，惟有闪烁的群鹰和青春，才能说明这一群奔跑而壮美的少年，才能印证今日之中国。”本文主要从宏大叙事与悲壮挽歌、诗性语言与世俗敦煌的书写、血勇少年与佛光之地的塑造、传奇色彩与现代意味四方面来论述《敦煌本纪》的艺术特色。 一、宏大叙事与悲壮挽歌 《敦煌本纪》无论是从百万字的体量还是从上百位出场的人物来说，都是鸿篇巨著。这种宏大的叙事与小说所要展现的延续千年的丝绸之路，充满悲歌与沧桑的河西走廊，佛光普照下的敦煌大地以及和莫高窟一起历经变迁与灾祸，却始终保持血勇之心的滚烫少年们一样，它们在内在气质和精神上是相一致、相匹配的，正如作者叶舟在访谈中说的：“唯有敦煌才能配得上‘本纪’这个称谓，莫高窟才配享百万字的篇幅。” 《敦煌本纪》的宏大叙事首先表现在这些栩栩如生、个性迥异的人物上。全书浩浩百言，出场人物上百位，光像索敞、梵义、丁荣猫、性元等贯穿故事始终的人物就有二十多位，他们如《水浒传》中的一百零八将，各自都有不同的身世、性格和命运，每个人都以不同的形式登场，他们的谢幕或悲壮或未知，但他们充满传奇的人生和跌宕起伏的命运，共同绘制了这幅悲壮的历史长卷，成为小说奔腾的长河中不可或缺的浪花抑或礁石。义庄老财主索敞从一个万人敬仰的位置上，一步步走向深渊，被儿子索朗囚禁十年，历经义庄衰败，身败名裂，直到装疯卖傻，最后被梵义解救，饱受了人间泠暖。主人公梵义也在为父寻医途中历经磨难，迅速成长，在日后带领急递社的兄弟们，做了一世精明纯良的血勇少年。此外，反派丁荣猫的狡诈阴险，游击陈小喊的肝胆相照，女主沈性元的天真无邪等形形色色的人物共同建构了这部宏大史诗。 其次，《敦煌本纪》的宏大叙事还体现在这些悬念丛生，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中。无论是人物的身世以及最终的结局，还是故事的因果关系，发展高潮都给人意想不到的反转和期待，作者在做着解释的同时埋下伏笔，环环相扣，步步紧逼，将读者引入一个无法自拔的历史长轴之中，画卷中有佛光照耀的敦煌大地，有精明纯良的侠义少年，也有利息纠缠的江湖恩怨，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阴险小人，在这个险象丛生，惊心动魄的故事中，读者与书中人物同进退，共患难，共同经历和目睹着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书中每个人物交替出现，各表一枝，每段故事情节连贯，娓娓道来，逻辑清晰节奏张弛有度，为整部巨著在内容上提供了充实而完整的血肉。书中教子有方，头脑精明的胡恩可在为儿子们秘密“铺路”的途中，突然中风卧床，后半生在病榻之上看尽了世间冷暖和江湖恩仇，直到小说完结也没有醒来。受人尊敬的世兴堂名医沈破奴却有着不堪的身世。麦客出生的义庄管家忍气吞声，小心经营，在其精心策划之后，背信弃义成为书中最大的反派。还有梵同的蜕变，拖音的牺牲，索朗的惨死等，在复杂而宏大的叙事中给人以悲壮和深沉。 宏大叙事本意是一种“完整的叙事”，用麦吉尔的话说，就是无所不包的叙述，具有主题性，目的性，连贯性和统一性。在《敦煌本纪》中，这种主题性和目的性是显而易见的。小说自始自终充满着一种浓烈的悲壮气息和苍茫的西部精神。大漠孤烟，长河落日，在被外界遗忘的古老河西走廊，敦煌大地之上，人们对佛的信奉和供养，对优良少年的期盼和礼赞，对这段悲壮历史的追忆和书写一直贯穿着整部作品。全书总共四十五卷，每卷故事各自独立却又首尾相连，有着古代章回体小说的结构和笔法，小说百万字读起来一气呵成，恢宏大气。无论是以沙洲城为中心，近至敦煌二十三坊，远到河西各郡、省城兰州、祁连山麓、新疆哈密的空间布局；还是以莫高窟为高地，一灯一佛，一间店铺，一条街道的具体生活场景。在这些乡绅官吏，贩夫走卒，三教九流的人物群像上，都体现着一种浓烈的西部精神，这种精神是热烈的宏大的，也是悲壮的，深沉的。作者依据大量的文献资料和实地考察，同时也极尽想象，虚实结合，为我们描摹出了如莫高壁画般庄严沧桑的敦煌大地，这是一曲悲壮的挽歌，也是一首不朽的史诗。 这种悲壮也贯穿着小说的始终。从小说的开头，“这一门人天罡地煞，披着血衣，在河西走廊一带迎风顶罪，忠勇热烈，攒足了声名。前后六辈子爷孙，一共捐出了七颗脑袋，满腔子的血，至今仍未淌尽。”到小说最后结束时，梵同送给陈小喊的那首曹植的《白马篇》：“白马饰金羁，连翩西北驰。借问谁家子，幽并游侠儿。少小去乡邑，扬声沙漠垂。宿昔秉良弓，楛矢何参。……长驱蹈匈奴，左顾凌鲜卑。弃身锋刃端，性命安可怀？父母且不顾，何言子与妻！名编壮士籍，不得中顾私。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都流露出一种浓郁的野性的悲壮之气。小说的结局也是以梵同、性元、陈小喊等的逃亡而结束。索氏一门的遭遇，特别是一生显达的索敞被儿子囚禁长达十年，最后以学唱戏而了却残生。拖音为救梵义而被乱枪打死。还有梵义的隐姓埋名，急递社被一网打尽等，这些血腥和死亡没有给人一种恐惧和压抑，相反使得这些悲壮更加热烈和勇敢，这与河西走廊上那些视死如归的血勇少年一样，在佛光照耀的敦煌大地，这种悲壮是真诚的，宏大的，有着小说独特的西部精神和审美意蕴。 二、诗性语言和世俗敦煌的书写 《敦煌本纪》的语言厚重，苍劲，词句之间充满着诗意，这种语言有着莫高佛窟般的庄严和气度，也有着鸣沙月牙般的细腻和甘洌，恢宏大气却不冗长繁褥，浪漫诗意有着自己独特的节奏和张力，是一种暗含敦煌气质的诗性语言，或者说这种写作就是一种诗性写作。“这一时，天是透蓝的，仿佛一块璀璨的巨瓦，覆在这个寂静荒凉的人世上，覆在每一个生灵和草木的头顶，庇护着众生，运行着如水的天命。”“冬天的党河很瘦，瘦得像一根鸡肠子，挂不上油。”“月亮像一本缄默的经书，就藏在人世间的高处，让整个夜空，仿佛一座秘密的佛一龛，却无人识读。”“上弦月的光芒，仿佛被无边的夜色浣洗一新，清冷，幽远，简明，素朴，亘古地挂在天上。”“震惊像一块断裂的崖石，突然间滚落下来，激起了内心的万丈烟尘，轰鸣不已。”像这样的句子在小说中比比皆是，它们营造着小说浪漫、恢宏的气质，连接着故事的经脉，让读者在苍茫热烈的语言中，感受着河西走廊和敦煌大地上充满佛性和西部精神的，那种持久悲壮的诗意。正如叶舟在接受《兰州晨报》的访谈中所说：“故事虽然是一个硬核，但要在整个故事之上呈现出一种美学，一番立场与伦理，包括它的完成度，则是语言的使命。敦煌是一个巨大的思想体系，也是一个历史和艺术体系，《敦煌本纪》要想完整地描摹它，必须找见一种与之相匹配的语言，方可胜任。幸运的是，我现在找见了自己的腔调，一口气写了百万字，筑造了一座纸上的敦煌。” 除了诗性语言的书写之外，《敦煌本纪》还描绘了一种原始的，野性的，民间的世俗敦煌。想到敦煌，人们便会很自然的想起莫高窟，想起无数的壁画和经卷，想起王圆箓和斯坦因，还有那段破败和不堪的历史。这个被佛光加持的西部高地是神圣的，庄严的，也是神秘的，伤心的，是高高在上不染俗尘的，这种固化的认知让我们对敦煌有种概念化的冰冷的理解。《敦煌本纪》则通过这片土地上生活的人们以及他们或悲壮或传奇的故事，透过一幕幕具体的生活细节、风土人情，为我们展现了一个鲜活的立体的世俗敦煌。敦煌不再是那么冰冷和无情，而是变得有血有肉，真实而亲切。小说中通过人们的衣食住行，婚丧嫁娶，风俗礼节，宗教信仰，方言民谣等各方面，把一个热闹的、世俗的敦煌展现在我们眼前。这里的人们过浴佛节，吃胡锅子，讲敦煌话，唱秦腔戏，他们礼佛却更热爱滚烫的生命，他们偏居一隅却也时刻关心着国家的安危，时局的变迁，他们背负侠义，视死如归，却也有儿女情长和孤单落寞，这才是真实的敦煌，亲切的敦煌。如书中所说“到了这一日，沙洲城里结彩棚，铺成冠梳，遍地都是吃喝摊子，士女游观不禁，民风开放。关外三县的庄稼户携妇将雏，一发拥进了城里，观赏各式彩灯和社火。”“在关外三县，土著们对粽子并不热衷，觉得那是外来货，寡谈，小气，不甚过瘾。这几天，敦煌人最喜食的却是晶糕，一层糯米， 一层白米，中间夹杂着玫瑰酱、冰糖、杏皮子、核桃仁、葡萄干什么的，层次分明，颜色诱人，每一块足足有案板那么大，由特制的笼屉蒸熟。店家们将大块的晶糕架在锅台上，蒸汽缭绕，一直预热着，以防变凉。在旁侧的煤炉子上，另有一只冒烟的油锅，女店家一边擀着发面，一边炸油饼子,呛得人睁不开眼睛。”这些充满人间烟火的描写，让人对生活在这片热土上的人们有了更加真实的了解，他们的世俗生活，他们的冷暖苦乐是那一代敦煌人的真实写照。 三、血勇少年和佛光之地的塑造 《敦煌本纪》中着墨最多的是以梵义为首的一群精良纯明的血勇少年。他们有着不同的身世和遭遇，却有着相同的滚烫身躯和一腔热血。他们富有饱满的热情，热烈的血性，结社邑义，视死如归，策马奔腾在古老的河西走廊上，如同一把把刚刚淬火出炉的利刃，誓要在沉疴累累的河西“锈带”上拓出一条生路。书中陈小喊一直独来独往，每次外出都要求被他戏称为屎哪吒的梵同给他读一首诗送别，这些诗句都是雄浑悲壮之音，这与他游侠的形象特别匹配，这让人不禁想起了那些在边塞马革裹尸，战死沙场的少年英雄。从他报了家仇加入急递社，到后来被断指除名，他一直没有背叛过自己的兄弟们，最后他又与卡利班、梵同一起踏上了新的征程，也为以后的故事埋下了伏笔。他们身上所荡漾的那股血勇之气也正是作者想要极力表达的，是小说内在的一种气质和指向。特别是主人公梵义，他作为胡家的长子，急递社的少东主，集智慧和英勇于一生，仿佛梵义就是作者叶舟本人。他从日渐衰落的义庄手中接过来这个“义”，继续替索家替整个敦煌去延续着传承着这种精神，他所代表的这些血勇少年的命运也是河西走廊的命运，悲壮而热烈，在历经辉煌以后逐渐衰败遗忘，直到《敦煌本纪》的出现，他们又被重新发现，但书中梵义所代表的这种精神如延续千年的丝绸之路一般，从未断绝，绵延至今。 敦煌本是佛光圣地，这里的人们信奉佛教，供养上佛。《敦煌本纪》中无论是语言、环境，还是人物的言行举止，都笼罩在一片佛光之中。从胡恩可答应为索庄在千佛灵岩上开一座义窑开始，到梵义孔执臣在急递社的伽蓝密室抢救流散的经卷，他们不辞艰苦和危险，为了承诺和信仰，侍奉着自己心中的上佛。“胡恩可内心祷念着，一再告诫自己，这一片山谷，这一座圣地莫高窟，分明是一座赞堂，一座专门供养神佛的殿堂。惟有它才是逼真的，亲切的，幽深的。除此而外，人和浮世上的一切都是梦境，全似幻象。”“视野尽头，混沌一片，覆压着亿万吨的茫茫夜色，好像上佛的一种降赐，却也试探着人世上的那一番耐力与自信。”《敦煌本纪》中对于佛光之地的营造不是迷信的愚昧的封建的，而是一种开放的理性的真诚的。他们有过对佛的怀疑，“我怀疑上佛是嗜血的，冷漠的成心故意的，对人间大地上的生死悲苦早就闭上了眼睛。他无力普度，也根本不打算救赎，他只不过是一番惺惺作态罢了。”相对于鲜活的生命来说万卷经书也不过是一页页白纸，“梵义再次捧住了对方的那一只残手，哀息道，‘你千万别作践自己，伤害自己。你记住，在我的心目中，这伽蓝密室中所有的宝卷，甚至都比不上你的一根手指头重要， 我可以将它建起来，我同样可以毁掉它。’”这种书写使得故事更加真实，人物也更加丰满，人们礼佛却不迷佛，把对佛的这种供奉和虔诚之心，与纷繁的俗世和复杂的人性结合起来，共同塑造出了在佛光之地上的人们真实的生活和内心世界。 四、传奇色彩与现代意味 《敦煌本纪》既然是“本纪”，就如同司马迁《史记》中的十二本纪一样，势必会有一些传奇色彩。《敦煌本纪》中的传奇色彩，不仅体现在各色人物的身世和来历上，也体现在他们传奇的故事和经历上。如书中麦客出生最后却摇生一变成为谭家大院里的新主人，反派头目的索庄管家丁荣猫，他与宫法麦的关系，与各色人物斗智斗勇的经历。盛世瓶和他带回来的俄国女人瓦莲娜变魔术一样把罂粟花子带到了沙洲城。还有宫法麦的身世，胡恩可的出生，陈小喊、孔执臣、胡梵海等的遭遇和命运，都具有传奇色彩。王成彪和他那只神奇的公鸡，王道士不翼而飞的鞋子。特别是胡恩可四处游动的元神，这一切都充满着传奇色彩。“这一时，胡恩可摆脱了沉重的肉身，飘然，袅娜，瞭见自己悬于空中，睥睨着大地上的万物。”“胡恩可也能觉出自己的腋下生出了双翼，驭风而行恍如香音神那样，衣袂飘然，毫无滞涩。”“在夜色中，胡恩可的眼睛也可以裂帛穿云，瞭见了在地上埋首驰骋的梵义。看见了马蹄和砾石激贱出来的火花。”这种元神出窍的写法也具有现代意味，元神像一具幽灵一样替躺在病床上的胡恩可经历着一切。直到最后，“借着一丝幽微的碎芒，元神俯下了身子，将地上的辙印，包括一大堆凌乱的马蹄印，逐一捡拾起来，拍打干净，款款地晾晒在了一堵泥墙 上。此乃胡恩可在这一世里干下的最后桩事。 干毕了， 胡恩可这才明白， 原来一个人的元神竟有如此的法力，不由得喜乐开来。突然，夜空中掉下来了一块石头， 扑棱棱地滚落在了他的脚下。元神定晴瞧，不是石头，原来是一只黑老鸹。”至此，小说在胡恩可元神的独白中结束。 这种现代意味，还体现在各种血腥和肮脏的场面，极具戏谑和夸张。如索敞在猪圈中里的惨状以及他在臭气熏天的猪粪中对天老爷一连串的质问；索朗在被自己亲弟弟，时任敦煌书记长的索乘枪毙时，和一只小麻雀的对话。“索朗探问说:喂，你是刚下下来的吧？你看你，这个人世上有啥好的，你偏偏投了胎，下到了凡间，我开始替你难过了。小东西雀跃着，左啄一口，右叼一嘴，对索朗的呵护毫不表态。索朗接续道:哎哟，你爹老子呢，你娘老子呢，你快去喊它们来，我要美美地拾掇一下它们，它们为啥要生你，让你到这一幕光阴中来受罪？ ……麻雀屙下来了一粒屎，白花花的，气味有点酸。”这些看似荒诞的描述，反映出了人物内心的无奈和苦痛，也反映了当时那个动荡的荒凉的时代，以及在这片穷困苍茫大地上生活的人们卑微的生命和悲苦的命运。 总之，《敦煌本纪》通过宏大的叙事、诗性的语言和世俗敦煌的书写，塑造了一群精明纯良的血勇少年，以及他们在这片佛光之地上的悲壮挽歌，这些历史和传奇在这本洋洋百万字的巨制中完成了它的诉说和使命。作家叶舟也通过真诚的书写，为我们建构了一个真实的民间的，悲壮和厚重的敦煌。“如果说，敦煌以及河西走廊，包括那些沉痛的历史，它们曾经是一片绵远而斑驳的‘锈带’的话，那么现在的重述，今日的辩护，将是一份除锈的天课，一切才刚刚开始。”叶舟说，“我的答案就在《敦煌本纪》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