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口余生记（外十种）》是一本由(明) 边大绶 等著 / 李鹏飞 编著作，文津出版社出版的图书，本书定价：，页数：，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虎口余生记（外十种）》读后感(一)：安龙“文物古迹”

　　公元1644年清兵入关扼杀自成起义军建立的政权，明朝江诸王曾先后建立起4个政权，以图恢复明室，又相继被清军所灭。1646年，一批明朝遗臣拥立桂王朱由榔即位于广东肇庆，次年改元永历。永历政权建立后，调动南方各省明军抗击清兵南下，但在清军强大攻势下，颠沛流离，亡命于粤、桂、湘、黔四省。

　　农民起义军首领张献牺牲后，遗部由孙可望、李定国等部将统领，并确立联明抗清大计方针。1652年2月，孙可望遣兵迎永历帝入居安龙。李定国率师东进，与清军浴血奋战，军威大振，迫使清廷曾打算与之议和。随着抗清斗争的节节胜昝，孙可望逐渐滋长称帝之心，后挟永历朝廷以自重。永历帝如坐危城，欲召李定国统兵入卫，于是与朝臣合谋，不料谋泄，孙可望遣将至安龙问罪，将18名朝臣下狱、杀害，史称“十八先生之狱”。这一史事，《明史》、《清史稿》和《永历实录》、《安龙纪事》等历史著作均有记载。

　　《虎口余生记（外十种）》读后感(二)：永历朝的安龙岁月

　　1649年11月，清军尚可喜、耿继茂部攻占广州；次日，清军孔有德部占领桂林。永历朝统辖下两广的两省会一夜之间沦陷，让称帝四年的永历帝朱由榔不得不离开梧州，逃亡南宁。

　　至此，根基已失的南明永历朝无所倚傍，在几番交涉之后，占据滇、黔两省的原大西军，决定奉南明永历为正朔。1651年2月，原大西军统帅孙可望派兵五千人“入卫”南宁，并提议，以其大营所在地云南府（昆明）为皇帝的行在。在当时，昆明和贵阳是西南的两大政治中心，前者是原大西军四将军共有之地，而贵阳则是孙可望个人的权力中心。

　　同年11月，清军逼近南宁，永历帝无路可走，只好入黔依附孙可望。《残明纪事》中说：“王自入黔，无尺土一民”。1652年3月，孙可望几经盘算之后，决定把永历帝迎往贵州安隆千户所城居住。他在奏疏中这样表示：“臣再思维，惟安隆所乃滇黔粤三省会区，城廓完坚，行宫修葺，巩固无虞……今若竟抵安隆，暂劳永逸，一切御用粮储朝发夕至。”

　　孙可望为何改变主意把皇帝的行在处由昆明改在安隆千户所？南明史大家顾诚先生认为，这是因为他惟恐把永历帝迎至昆明后，可能受李定国和刘文秀等人影响，自己不便操纵；如果迎来贵阳，不仅自己得定期朝见称臣，而且重大军国要务在形式上还要取得皇帝的认可。所以把永历帝放在滇黔之间由自己嫡系部队控制的一个千户所城，对孙可望本人最为称心如意。

　　为了让名字好听些，安隆改名为安龙府。安隆原先只是明代的一个千户所城，地方僻小（城围一里二百七十步），居民不过百家。永历皇帝居住的千户所公署虽称行宫，其简陋程度可想而知。民国《贵州通志》云：“由榔在安隆涂葺薄以自敝，日食脱粟，穷困备至。”孙可望任命亲信范应旭为安龙府知府，张应科为总理提塘官。每年给银八千两、米六百石供永历君臣、随从支用，当时扈随的大臣兵丁家眷等有两千余人，永历帝提出资费不足，孙可望却不以理睬。范、张二人对永历朝廷的动静严密监视，随时飞报孙可望。连原大西军将领李定国、刘文秀未经孙可望许可都不得直接同永历帝往来。

　　驻跸安龙的永历皇帝，实际上处于孙可望的软禁之中。

　　随后的两年中，孙可望更是密谋让永历帝“禅让”于他，甚至拟改国号为后明。随时都有被废黜的永历帝，把希望寄托于另一个大西军统帅李定国，希望他能救驾。李定国，陕西绥德人，崇祯年间投身农民起义，被张献忠收为养子，是大西军主要将领之一。大西军联明抗清后，李定国对复明事业忠贞不二，战功卓越。

　　据江之春《安龙纪事》载，永历帝在私下对内监张福禄、全为国说：“可望待朕无复有人臣礼。奸臣马吉翔、庞天寿为之耳目，朕寝食不安。近闻西藩李定国亲统大师，直捣楚、粤，俘叛逆陈邦傅父子，报国精忠，久播中外，军声丕振。将来出朕于险，必此人也。且定国与可望久有隙，朕欲密撰一敕，差官赍驰行营，召定国来护卫，汝等能为朕密图此事否？”由此可知，密旨招李定国护驾的主导者，正是永历帝本人。

　　张福禄、全为国本是司礼监的太监，向来深得永历帝信任，他们认为，工部营缮司员外郎蔡縯、吏科给事徐极、职方司主事张镌、兵部武选司员外郎林青阳、主事胡士瑞这五人，曾经弹劾过投靠孙可望的马吉翔和庞天寿，是可靠的人选。当时在安龙永历朝廷中，马吉翔以文安侯掌锦衣卫事，太监庞天寿提督勇卫营，原本都是永历帝极其信任之人，但却与孙可望暗通款曲，沆瀣一气，故遭上述五人的弹劾。

　　这七位股肱之臣密会之后一拍即合，即往首席大学士吴贞毓处秘密讨论。吴贞毓问：诸公中谁能充此使者？林青阳自告奋勇愿行。吴贞毓即命礼部祠祭司员外郎蒋乾昌拟敕稿，兵部职方司主事朱东旦缮写，由张福禄等持入宫内盖皇帝之宝。林青阳遂以请假葬亲为名，身藏密敕于1652年11月启程前往李定国军中。但半年过后音信全无，吴贞毓又推荐翰林院孔目周官再去打探消息。这时，武安伯郑允元建议应遣开孙可望亲信马吉翔，以免走漏消息。永历帝即以收复南宁后需派重臣留守为名，让马吉翔前往。马吉翔一离开安龙，周官即秘密上路。

　　周官这次终于在军营中见到了李定国。定国读了敕旨，深受感动，叩头出血，曰：“臣定国一日未死，宁令陛下久蒙幽辱，幸稍忍待之。”并回信吴贞毓，请首辅大人秘密谋划。

　　但极富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在南宁的马吉翔遇到了在李定国处公干的主事刘议新。刘以为马吉翔长期受永历帝宠信，贵为侯爵，必然参与密召李定国之事，竟毫无顾忌地把朝廷两次敕谕李定国领兵迎驾之机密和盘托出，并说：“定国得敕，感激流涕，不日且至安龙迎驾。”马吉翔听闻大惊，立即派人飞报孙可望。密诏李定国救驾之事败露。

　　孙可望派亲信郑国、王爱秀于1654年正月初六日逼宫安龙，威逼永历帝说清事件原委。永历帝推诿说，近年来外面假传的密敕之事甚多，朝中臣子必不敢做。但郑国、王爱秀还是抓捕了吴贞毓等与密敕有关的官员约二十人。为避免牵涉到永历帝本人，蔡等人编造是部分官员勾结内监张福禄、全为国瞒着永历帝私自矫诏密敕李定国。郑国逼问：“皇上知否？”蔡等一口咬定：“未经奏明。”同年3月，遂只能以“盗宝矫诏，欺君误国”的罪名落案。张镌、张福禄、全为国为首犯，处以凌迟剐刑；蒋乾昌、徐极、杨钟、赵赓禹、蔡、郑允元、周允吉、李颀、胡士瑞、朱议泵、李元开、朱东旦、任斗墟、易士佳为从犯，斩首弃市。首席大学士吴贞毓为主谋之人，念为大臣，勒令自尽。临刑前，大臣们大义凛然，向北跪拜永历帝行宫完毕后从容就义，孙可望派人将遗骸丛葬于北关马场。这就是南明史上有名的“十八先生案”。

　　一年以后，李定国从广西回师，准备亲赴安龙解救永历帝。

　　孙可望急忙派大将白文选于1655年10月前往安龙，准备把永历君臣带到贵阳，置于自己直接控制之下。白文选虽然是孙可望的旧部，但他内心里以永历朝廷为正统，不愿做孙可望犯上作乱的打手。白文选即以安龙地方僻小，招募民伕不易为理由，拖延时日，等待李定国到来。

　　1656年正月，李定国军距安龙已不远，先派参将杨祥身藏密疏前往安龙。杨祥被白文选的部将抓住后，谎称自己是“国主”孙可望的使者，白文选假装糊涂，命以酒食款待后即任其自由行动。杨祥于是入城谒见永历帝，呈李定国的密疏，永历帝知道了定国大军即将到达。

　　正月十六日，孙可望亲信叶应祯听说李定国大军将至安龙，急带领士卒入宫，逼迫永历帝、后立即骑马前赴贵阳。一时“宫中哭声彻内外”，白文选赶来，对叶应祯说：“事须缓宽，若迫促至此，朝廷玉叶金枝，不同尔我性命。万一变生意外，若能任其责乎？”而且又劝阻叶应祯，万一李定国回师之后，与孙可望又成一家人，我们今日又何必做这样的恶人？在白文选的干预下，叶应祯被迫退让。

　　五日之后的凌晨，安龙城大雾弥漫，忽然有几十名骑兵直抵城下，绕城喊道：“西府大兵至矣！”城中欢声雷动，叶应祯仓皇逃回贵阳。接着炮声由远及近，李定国亲统大军到达安龙。入城朝见时，永历帝说：“久知卿忠义，恨相见之晚。”李定国激动得泪流满面，说：“臣蒙陛下知遇之恩……至万死无能自赎。”

　　朝见之后回营，李定国与白文选商议，决定移驾云南昆明。正月二十六日， 永历君臣离开安龙，离开了深困四年之久的“安隆”城。

　　本文发表于《文史天地》 2019-09-04

　　《虎口余生记（外十种）》读后感(三)：《客滇述》为《荒书》前稿辨

　　在南明史的研究中，尤其是关于张献忠大西军在四川活动的史实方面，《客滇述》和《荒书》长期被当作两种不同的材料加以使用，其影响甚为广泛。①但通过对两书的对比，笔者认为，《述》与《书》是同一部书，《述》是《书》的前稿，其作者为费密。

　　①《客滇述》，以下简称《述》，无特别注明者，均采用北京图书馆出版社05年12月版于浩辑《明清史料丛书八种》中所影印的 乐天居士辑《痛史》本。《荒书》，以下简称《书》，无特别注明者，均采用浙江人民出版社83年10月版《明末清初史料选刊》两种合刊本，谢伏琛点校。

　　1．计量分析

　　《述》始于崇祯元年而终于顺治十六年，其中崇祯八、九、十五年及顺治十一、十二年阙，实际为二十七年之事。②《书》始于崇祯三年而终于康熙三年，其中崇祯四年无记，而崇祯二年之事件则在文中倒叙，共计三十六年，较《述》多出九年，并延展五年。很明显，是《述》写于前而《书》成于后。

　　通读两书，不难发现，《述》有大量的文字与《书》相同或相似。换言之，《书》保留了《述》的这部分文字。为了说明问题，将两书相同或相似的文字进行定量统计，以呈现其因袭关系，是一种较为客观的方式。也为了便于与费密的行状相对照，在进行计量分析时、将文本分为四个时段结构。③

　　⑴．崇祯十六年之前：《述》计2919字，占全书的21．885％。《书》计126行，占顺治十六年之前的30．361％。《述》被保留的文字2270字，比例为该部分文字的77．766％。

　　⑵．甲申年至顺治六年：《述》计8668字，占全书的64．987％。《书》计232行，占顺治十六年之前的55．904％。《述》被保留的文字4431字，比例为该部分文字的51．119％。

　　⑶．顺治七年至顺治九年：《述》计553字，占全书的4．146％。《书》计33．5行，占顺治十六年之前的8．072％。《述》被保留的文字38字，比例为该部分文字的6．872％。

　　⑷．顺治十年至顺治十六年：《述》计1198字，占全书的8．982％。《书》计23．5行，占顺治十五年之前的5．663％。《述》被保留的文字24字，比例为该部分的文字2．003％。

　　②《述 》的纪年虽止于顺治十五年戊戌，但所记则有顺治十六年己亥的史事，应是抄录者系年之误。

　　③本文用作数据统计的《述》，其电子版本下载自台湾文献丛刊第271种。其计数不包括标点符号、甲子纪年、文中小注之文及书末的野史氏之文，共计13338字。

　　《书》无电子版，虽屡遣萧少、余不二酋长搜刮海内，吊烤士庶而不得。不得已，其统计以行数为据、并包括标点符号。若逐字计，则不胜其烦，且皓首未必。由此可见，我们不能再反对科学了。《书》共计447行，顺治十六年之前415行，占全书的92．841％。为与《述》统一比较，将顺治十六年之前的这部分内容独立出来，按100％计算。诸君若想知道分列的内容占全书的比例，请分别乘以92．841％即可。虽略有麻烦，但数学是科学，万万不可粗心大意。

　　告曰：统计标准例由球二世独断，然亦可朝议，纵有忌讳，概不罪之。为便诸君腹诽偶语，恭录御批《述》原稿于后。

　　数据显示，两书的前两部分内容、其于全书的分量甚大，均超过了86％。而这部分内容中，《述》保留于《书》的文字、平均为57．832％，尤其是第一部分、高达77．766％。若再将《述》和《书》看作是顾山贞和费密各自独立的著作，则相互间地参考和引用、已经大大超出了正常的范畴。可以这样认为，《书》复制了《述》。

　　但如果我们不固执于先入为主的陈见，而把两书看作是同一书不同阶段的产物，即《述》为《书》的前稿，对于两书的这种相似性，则将不失为一种合理的解释。

　　再对照费密的行状、将两书的篇幅结构进行综合分析，我们还可以得到另外一种解释。

　　乙酉夏，二十一岁的费密参与组织义军、进入什邡县高定关保民自守，以抗拒张献忠的大西军。丙戌秋，杨展和曹勋率领明军收复成都后，义军解散，费密远走云南并逗留了约一年的时间，因其父费经虞时任昆明知县。丁亥，费氏一家回到四川，由于战乱，不能归居新繁故里，乃迁徙于建昌、黎、雅一带。其间，费密曾为凹者蛮所掳，于戊子年赎归之后，便参加了杨展的军队，主要跟随杨展之子杨璟新从事屯田，驻扎在峨眉。己丑秋，杨展被李乾德、武大定、袁韬合谋杀害于犍为，杨璟新兴兵复仇而战败，费密随其残军屯垦于瓦屋山一带。庚寅，为武大定所追杀，费密被俘，而走投无路的杨璟新则往保宁投降了清军。之后，费密以计逃脱，并于辛卯四月回到了新繁老家。此时的川西，荒凉无人，且属武、袁的势力范围，于是于次年三月，举家逃入陕西，在沔县居住了六年。戊戌春，又携家至扬州，最后老死于此。

　　甲申年以前，费密还是一个少年，其关于张献忠、李自成、摇黄的记事，应主要得自于父老的传述。因不是亲历，这些传述材料被费密看作是一种基本的史实，故而在《述》已经形成的文字被《书》大部分地保留了下来，改动较少，这比较容易理解。但从《书》对行文顺序的大量调整可以看出，费密试图使这类材料的编排，更接近历史的真实。

　　甲申至顺治六年间的记事，两书的篇幅最大。因为在这段时间里，费密曾是一名战士，披坚执锐，投身于救国保民的战斗；也曾是一个难民，奉父携母而流离奔波；最后因内部纷争而军覆身残。其身历多、亲见广、消息面宽，第一手材料丰富，故而书的篇幅也最大。对于《述》有而《书》无的这部分文字，经过仔细对比，是将一些类似于传闻和一些作者认为不合适的事件，作了完整地删节，而不是零星地修改。可以逆知，是作者对材料进行最终剪裁的一种态度。

　　关于顺治七年至九年间的内容，两书所记俱偏简，是比较令人费解的。因为在这个时段，费密尚未出川，而四川发生的事也不少，是否另有隐情，我认为是最值得深入探索的。但仍可以看到，《述》所记史事，《书》均予以保留，只是更加详细而已。

　　顺治十年之后的事，费密已离开了四川，其所记之事均应得自传闻。故两书对于史实取舍的差异较大，显然是受到材料来源的制约而不断进行的改动。

　　总观两书，篇幅的多少在四个时间段的分布大致相同，即书结构相似；史事的记录，在前三个时段，《述》所有的，《书》大部分也有，即史料的选择趋同；而文字的一致性，则在前两个时段显得十分突出。因此，两书的因承关系是明显。如果认为《书》抄袭于《述》，那只有一种解释，这就是，当时一个在四川的江南松江人顾山贞、在战乱中所见所闻之事，与一个身历战乱的四川新繁人费密的所见所闻之事几乎相同。后来顾山贞回到了松江，并写了《述》，与此同时，费密漂流并寓居于扬州，得到了《述》的稿本，于是抄袭，并进行续写。这应该是一个小概率的事件。与其认同这种小概率，不如认为《述》与《书》的作者为同一个人，要么是顾山贞，要么是费密。费密既有此经历，也有著书的能力，其一生著述多达三十余种，抄袭的理由不充分。再以当时的政治气氛而言，窃占这样一部私史为己有，沽祸的风险远远大于沽名的得益，抄袭的理由显然也不充分。我认为，费密是作者的可能性更大，顾山贞只是《书》的前稿、即《述》的传抄者和保藏者。

　　2．《书》的写作和修改的稿次

　　《书》的完成，有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

　　关于初稿，费密写作的时间，应在顺治十五年至顺治十八年之间。顺治十五年春，费密奉父母妻室从陕西沔县寓居于扬州，其正式写作当在此之后。据费锡琮跋二所言：“初属草时，值乌程难作，不遑终其卷帙。”庄廷鑨明史案发生于顺治十八年，起因是查继佐等三人以擅列己名参校为不实而自首于官府，但案件此时尚未受到重视。至康熙元年，吴之荣上控于京，其案始大。康熙二年结案，以至杀了数十人。这对当时热衷于私修明史的文人，无疑是一个严厉的警示，故书稿未写完便因此而中辍，其时间应在康熙元年之前。

　　但费密完成此书的愿望是迫近的，便有梦见高巾方幅之士给予鼓励之说，于是继续该书的写作。梦境的借口，是一种甘冒杀身之祸的侥幸态度，也是一种强烈的责任感。康熙四年，“当诏修明史时，《荒书》削稿未成”。④写于康熙八年二月的自序言：“一旦诏修明史，庙堂燕许诸名卿、苟刺取当年蜀山遗事，则是编或亦所不废也与。”可见此时书稿已基本完成，且有意于官修明史的采集。自序中还说：“历代野史稗官足备正史取材，而密荒书所由作也。”则此时已定名为《荒书》了。这是第二稿。其记事至于康三年事，即李来亨自焚，费密以此作为明季蜀乱的终结点。

　　到了康熙十八年，清政府再次大规模修明史时，费密“乃裒旧稿，重为涂乙。”似乎准备进书于史馆，但终究没有拿出去。所谓“重为涂乙”，大概是因为要公诸于世，作了的润色；也许是为了避祸，对严重的违碍之处的进行了整理。如《述》中称南明为“帝”为“诏”者，在《书》中均直接删除，致使四川官员的被任命，是弘光或隆武变得不明确，而在《述》是清楚的。这是第三稿。

　　④康熙一代，有两次大规模的诏修明史，一在四年，一在十八年。费锡琮跋一所言诏修明史，当在四年，因为费密刚恢复对该书的续写，尚未完成。

　　费密死于康熙四十年，年七十七岁。其生前或许对《书》仍有修改增删之举，但并终究无力刊刻此书。到了康熙五十五年，费锡琮、费锡璜兄弟进行了校补，并在之后作了重录。⑤

　　⑤现行《书》中存有史照的序文一篇和费锡琮的跋文两篇，跋一作于康熙五十五年，史序作于康熙六十年，跋二为重录后所作，不记年月，当在其间。跋二最后说“至今藏于茅栏风雨之下，败匮蔽笥之中。长男锡琮重录又记。”可知在费密死后的约二十年的时间里，在其寓居的江南一带，《书》并没有被刊刻过。

　　琮、璜的校补，其文现存九条，其中六条为补充费密事迹，一条解释治院，一条辩正张献忠死亡日期，一条补充西山十三家之名目。与其说是校补，无宁说是对违碍文字再此作了更为彻底地清理。因为在康熙五十三年三月，戴名世因《南山集》中使用永历年号的所谓大逆而被杀，琮、璜既要保存乃父的著者，又要避免祸患，所谓“校补”，是不得已之举。现书中凡“清”俱改作“大清”，且多有文理欠通处，应该是这次“校补”留下的痕迹。这是第四稿。

　　费锡琮雍正三年死在了开封，他的书籍寄存于前知府张某处。雍正五年，费锡璜之子费藻归籍回川时，专程至张某处取回这些书籍，其中就有《书》。因多有朽蠹，于是在雍正五年重新进行了缮写。在四川流传的《书》，就是这个本子的转钞。今本《书》的定型，就是费藻在雍正五年完成的，书前所题“成都费密编次，男锡琮、璜校补，孙藻敬录”，表明了费氏三代人对此书编写和整理的过程。这是第五稿。之后，《书》再没有了真正意义上的改动了。

　　如果说《述》是《书》的前稿，根据上述关于《书》的写作和修改的稿次线索，则应该是因庄廷鑨明史案发而中辍的第一稿，因为其所记之史事没有超越顺治之年。

　　据此，我们还可以解释关于第四时段中，在《述》有较多的记录吴三桂的事，而在《书》就很少的疑问。因为在康熙十二年之前，吴尚显赫，述其灭明事，有彰其为逆臣之嫌；康熙十二年之后，吴已反清，述其灭明事，则有显其为功臣之嫌。因此，无论就第二稿或第三稿的写作时间而言，吴事的保留俱为两难，删去这些文字，是不得已的选择。

　　3．《述》与《书》的独立流传

　　据琮跋二记载，费密第三稿改成后，发生了两件事：其一，曹溶据其所闻，认为吴继善死于张献忠攻陷成都之难，而《书》不表彰其事，以此质问。其二，沈荀蔚借观《书》稿，未经允许即抄录使用。于是费密告诫其子“但藏吾书，勿以示人耳。”这之后，纵便当世名公如徐乾学欲借观《书》稿而不能得，其中的原因或许是复杂的，我们不便揣测。但由此可知，续写完成后的《书》的稿本，最后被其孙费藻带回了四川，并没有在费密寓居过的江南一带流传，而在江南一带流传的就只有第一稿的《述》了。

　　3．1．蜀地流传

　　《书》的琮、璜校补本被费藻带回四川新繁老家后，流传其实并不广泛，因为有清一代，《书》并为在蜀地刊刻过。但就现有的资料来看，稿本的流传还是有一二线索可寻的，也曾为后来的史学家所引用。

　　彭遵泗写成于乾隆十年的《蜀碧》，其书前附录《征实》中所列书目即有《书》。⑥但我们发现，《蜀碧》中没有采用《书》的证据，且在许多重要问题上，与《书》完全不同。所以我怀疑，《征实》或许是后人所增加，不是彭氏原稿所有。虽然从时间上看，费藻于雍正十年中举，彭遵泗为雍正十三年乡试解元，⑦二人是有交往的机会的。或者在费藻生前，遵照其祖父费密之意，未将稿本示人，故与藻同时之人，反而不能见到《荒书》了。但后来《蜀碧》的整理者见到过《荒书》、却是事实。

　　成书于嘉庆二十年的《四川通志·艺文志》中、有《书》的记载，为四卷。唐鸿学认为四卷的说法有误，怀疑是未见原书的缘故。但也未必然，传钞过程中的卷数分合不足为奇，唐氏所得杨氏旧钞本即为两卷本。

　　道光间刊刻的孙錤的《蜀破镜》及咸封四年刘景伯写成的《蜀龟鉴》，都有采用《书》之处，并以此改正了《蜀碧》之误。值得注意的是，《蜀破镜》的小注中有一条引用琮跋二的文字，经对比，这些引文与现行本《书》相同。

　　《蜀破镜》和《蜀龟鉴》两书中，没有发现《述》有而《书》无的文字出现，也就是说，孙錤等人所见到的《书》，是费藻带回四川的琮、璜校补本。

　　⑥巴蜀书社02年4月版《张献忠剿四川实录》八种合刊，《蜀碧》正文前的《征实》列书25种，《荒书》是其中之一。北京古籍出版社02年9月版《蜀碧》三种合刊，无《征实》。两书附录之文，出入甚大，可互为补充。但俱无版本来源的说明，不能确知《征实》为彭氏原有，抑或后人补注时所加，存疑待考。

　　⑦巴蜀书社84年影印的嘉庆二十年《四川通志·选举志七·举人四》中有费、彭二人题名。

　　3．2．江南流传

　　就目前所知，江南一带可以见到两种书采用了《述》的文字。

　　华亭朱溶所著《忠义录》，成书于康熙二十四年前后，⑧其卷三涉蜀事者如《陈士奇、龙文光、马乾传》、《王锡传》、《李乾德、杨展传》、《王祥传》，文字与记事，常有与《述》相同或雷同之处。其中《书》删而《述》存者，如定远解米昭化之役、杨展求张献忠沉银之传奇、李乾德之弟巽德赴水殉节之事等，可见与《述》同源。朱溶的行迹，其《自叙》言“涉江、逾淮、浮济、渡大河、观乎京师、历边徼”，主要是在北方，并没有到过四川的记录。而《述》稿初成于顺治末年，且已有抄录本流出，所以《忠义录》参考《述》的可能性更大。

　　娄东梅村野史所著《鹿樵纪闻》，⑨关于蜀事之文的《献忠屠蜀》、《川中诸将》两篇，与《述》的文字完全相同之处比比皆是，尤其是《述》有《书》无的类于传闻之事被大量引用。而大端史事，亦显见其为综理《述》而成，且不出《述》所记的范围。

　　总而言之，蜀人所引，从藻本出；江南人所引，从顾本出，形成两个独立的引用体系，这与《书》和《述》特殊的流传情形是相符合的。同一书的两个不同阶段的稿本，因为在不同的地域独立地流传，才使得人们将《书》和《述》看成是费密和顾山贞各自独立完成的著作。而《述》为《书》的前稿这一事实，反而变得扑朔迷离了。

　　⑧《忠义录》见北京图书馆出版社06年11版高洪钧编《明清遗书五种》。据叶暗叙：“……久之成帙，洎今得若干卷，名曰《忠义录》。乙丑秋，与余遇杭州，请署其首。” 乙丑，即康熙二十四年，书或已草成。毛奇龄康熙二十五年仲冬叙是书于杭州，曰：“（毛）间尝厕史馆，编篡前代史文。奉天子明命，无嫌无忌，因得远丐先生所为书，为之蓝本。……而煌煌国史，业经采择，则千秋已定，而先生犹兢兢慎之。出其稿相示，先后检核，一篇之中，兼行并窜，甚或涂乙至溢幅者。”则此时作者对其书稿还在修改。

　　⑨《鹿樵纪闻》见北京图书馆出版社05年12月版于浩辑《明清史料丛书八种》中所影印的乐天居士辑《痛史》本。书署名吴伟业著。

　　3．3．稿本流传图

　　关于《书》的写作和流传，我们可大致理麻而成线索。当然，由于掌握的材料所限，其间顺序不尽妥当，尚有待补充。⑩

　　四川线索：

　　1．初稿：未完稿，即《述》。写于顺治十五年至十八年，记事至于顺治十六年。

　　2．二稿：续写成于康熙八年，记事至于康熙三年。

　　3．三稿：改成于康熙十八年。

　　4．琮璜校补本：重录于康熙五十五年至六十年间。

　　5．藻录本：雍正五年重抄于四川。

　　5．1．嘉庆《四川通志》载四卷本。

　　彭遵泗《蜀碧》，后人增《征实》中列《书》名；

　　孙錤《蜀破镜》引用；

　　刘景伯《蜀龟鉴》引用。

　　5．2．清钞本：

　　新繁严渭春藏钞本；r> 新繁杨氏藏旧钞二卷本。

　　5．3．民国九年大关唐鸿学刻本：以严藏钞本与杨藏钞本校刊。

　　江南线索：

　　1．初稿：未完稿，即《述》。写于顺治十五年至十八年，记事至于顺治十六年。

　　2．顾山贞抄本。

　　梅村野史《鹿樵纪闻》抄缀蜀事。

　　朱溶《忠义录》参考蜀事。

　　3．转抄顾抄本：作小注。

　　乐天居士辑《痛史》本。

　　⑩本拟做成树图，以一目了然。但机器不从人愿，只好弄成这样了。可见机器也有缺陷，不可重用。毛子曰：“成败之机，器耶？人也。”卓识远见，诚哉斯言。

　　4．置疑

　　4．1．顾山贞

　　顾山贞其人无考，要真正弄清楚他与《述》的关系，就目前掌握的资料而言，是不够的。我们或许可以这样假设：顾山贞为费密之友，费密曾将《书》的初稿即《述》给他看过，他便抄录了一个副本，并在抄录本上题上自己名字，以示该抄本之所属。其时间大约在顺治末年，即庄廷鑨明史案发生之初。随着时间的推移，明遗民逐渐消亡，加之乾隆之世文字狱的叠兴，顾抄的《述》稿便只能深秘不露了。很多年后，当顾抄本被发现时，抄录者顾山贞就被误认为作者了。①当然，就本文所述而言，推理多于证据，有疑事从有之嫌。并且关于顾氏与费氏的个人资料，也显得十分的不对称，这对于顾山贞其人是不够公平的。也许，将就这些理由，也可以说明是费氏因袭于顾氏，虽然证据仍然不充分。或者在同时期的文人集中，有蛛丝马迹可寻，唯有待于材料的发现。

　　①本文所据的痛史本，无底本来源的介绍，惟置疑于此。

　　4．2．书名

　　关于《述》，我认为是《书》初稿之名。甲申之年，费密方二十岁，《书》中所记崇祯年十六年之前的事，其父费经虞的口述，或许占很大分量。费经虞为崇祯年十二年举人，十六年官云南昆明知县。丙戌秋，费密尝入滇省父，并在那里居留了一年左右。在昆明时，费氏父子或许已就记叙蜀乱之事有所计划。故书稿以《客滇述》名，是不掩其父功的意思。

　　关于《书》，费密在康熙八年春二月的《自序》中说：“历代野史稗官足备正史取材，而密荒书所由作也。”即在费密完成第二稿之时，已易名为《荒书》了。《禹贡》以距京城二千五百里的地域为“荒服”，蜀地遥远，偏在一隅，与此相符。故所谓《荒书》，即记载蜀事之书。费密自序的笔法，也有模仿《禹贡》的痕迹，其书名的取意当在于此。

　　观《述》与《书》之名，《书》更能概括全书的内容。

　　4．3．《述》之小注

　　痛史本《述》中，有双行小字者，暂且名之为小注。

　　关于纪年，《述》奉明朔，以崇祯、弘光、隆武、永暦为序，并称崇祯为毅宗、弘光为赧帝。又如崇祯、永暦，元年书年号，之后但以二年三年续之，明显表示出遗民自居的情结。小注则在明年号前加注干支，其后加注清年号，并注出“清”，且清年号还附在“鲁监国”之后。可以逆知，加注干支是为了便于推算年数，附注“清”年号和“鲁监国”之类，只是为了对照史实。因此，作小注之人，也应该是遗民，且时间不会太晚，约在康熙前期。

　　虽然《书》也采用干支纪年，我以为是琮、璜校补时为避祸所改，应该不是《述》的原文，故作统计时，并不视为同文计入。

　　除纪年外，还另有小注15条，可大致分为三个方面的内容：

　　其一，对原文的校正2条。祯年十年：巡抚王为章，小注作“一名维。”《明史》及诸书亦作维，当是。祯年十七年：关于孙可望，小注作“原名旺，讹作望。”但蜀人诸记及沈荀蔚《蜀难叙略》均作望。

　　其二，对原文的解释5条。其中释地2条，释人3条。

　　其三，补充原文及录异闻8条。其称孙可望等惧怕张献忠杀戮而往云南降于永明王，完全不符合史实。而杨展被害细节则与《忠义录》近似，且文字更为生动文雅。我估计小注非顾山贞所加，而是后人转钞时所录入，其时间可能略晚，不排除曾见过《忠义录》。

　　4．4．《述》系年之误

　　在《述》中，关于杨展被害之事系于戊子年，显然是错误的，而《书》与《蜀乱》均系于己丑年。《蜀乱》的作者欧养直，其与费密曾同为杨展部属，关于杨展之死的记录，不应该有误。曾经因为这个原故，笔者对《述》为《书》的前稿一说而动摇。但仔细阅读痛史本的《述》，发现其每年之事，行文中有空格，我认为，其底本的原貌应为一事一条分记，痛史本在排版时予以了保留。古人写书，其草稿地增改、最常见的方式之一是附加小纸条并粘贴于原稿纸上，到誊清时再把纸条上的内容按序写成。《述》因事中辍，即是未完之稿，当然也不曾誊清。顾山贞在抄录时，把附加纸条上的事误系，应属情理之中。如果这个推断成立，则进一步证明了顾山贞不是《述》作者，而是抄者；也证明了顾山贞不是亲历之人。

　　除此之外，关于记事的系年，《述》误而《书》不误还有多处，其致误之由，当同杨展之事。

　　4．5．费《书》的见证人

　　费密在康熙八年的自序中说，因为书稿采用了前代地域区划之名，故“谈者以为不典”，可见是别人看后提出了不同的意见。琮跋一言 “闻者甚众，见者绝少”，虽言绝少，但亦说明当时曾有人见到过此书稿。

　　《蜀难叙略》的作者沈荀蔚就曾抄录并参考过《书》的内容，吕潜知道后，将此事告诉了费密，费密尝质问于沈。另外，曹溶也曾读过费密的书稿，并向费密质疑吴继善死难或降贼之事。②

　　②俱见琮跋二。

　　沈荀蔚，江南太仓人。甲申之难，其父华阳知县沈云祚被张献忠杀害，荀蔚方八岁，从此在蜀地漂泊，直到康熙四年才回到故里。以身历及见闻写成《蜀难叙略》一书，是有关明季蜀事的重要著者。

　　吕潜，四川遂宁人，吕大器之子。崇祯十六年进士，明亡后亦流寓江南吴兴、扬州一带，与费密过从甚密。同为遗民，又是同乡，于明季蜀事或亦多有商讨。

　　曹溶（1614～1685），嘉兴人，崇祯十年进士，官御史。明亡，入仕于清，康熙初归里，十九年以徐元文之荐与修明史。

　　据费锡琮两跋记载，当时知有此书而欲借观者有：徐乾学（1631～1694）、韩菼（1637～1704）、万斯同（1638～1702）、樊一衡之孙樊泽达等史官名士，可见费密当时写作《书》一事，知道的人是不在少数的。且费密作《书》的目的之一，也是供官修明史的采集。在江南文薮之地，以当时人抄袭当时人之书而不避当时之人，于情于理是说不通的。另一方面，在费密身前，《书》稿还未经过琮、璜的校补，理更应接近于《述》的原貌。但从现有的资料来看，我们查不到任何关于费密抄袭顾山贞的私人记录，因为在文人当中，这样的事是会招来严厉批评的。

　　4．6．野史氏

　　《述》后有“野史氏曰”之文，综论蜀事。野史氏其人，在清初的明遗民中交往甚广，且甚为活跃，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人物。其论史，除了《述》之外，尚见于《鹿樵纪闻》、《西南纪事》等书。汤斌等编《孙（奇逢）征君年谱》康熙三年载“先生故有《甲申大难录》一书，济宁州牧李为授梓。至是，严野史之禁，有老蠹见编内有野史氏字，以为此奇货可居，遂首大部，李被逮。”③孙书中的“野史氏”，或许也是此人。

　　《鹿樵纪闻》一书，原叙自署梅村野史，人多以为吴伟业，盖仅以梅村关联之。我比较赞同孙毓修在跋中所说的“所题梅村野史，当另是一人，非必定是骏公也。”④我甚至怀疑，“野史氏”即顾山贞，也即梅村野史，但也仅仅是怀疑而已。也许，通过考查野史氏其人，能够找到关于顾山贞的线索。

　　③据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03年10月版钱茂伟《明代史学的历程》一书所转引。

　　④吴伟业（1609～1671），即生于万历三十七年，卒于康熙十年。其曾为沈荀蔚所著的《蜀难叙略》一书作跋，沈既然见到并参考过费密的书稿，则吴也有可能。且吴并未到过四川，即使《鹿樵纪闻》为其所著，关于蜀事也应来源于他书。

　　作者：阿斗陛下

　　《虎口余生记（外十种）》读后感(四)：郑成功传·附录二　朱希祖著郑延平王受明官爵考

　　延平王郑成功受明之官爵，各书记载，官则缺略不全，爵则名称互异，其除授封拜年月，又各不同，于是一切军国大事，有与其官职封爵牵连而不能定其年月者，皆纠纷而不能理，往往因果倒置，事实淆乱。治史者所以因一事之探讨，由甲及乙，由乙及丙，辗转牵连而不能定，经累旬月而不能断者，大率此等极小问题有以梗之耳。

　　例如“招讨大将军”一官，南疆逸史郑成功传谓：“授为招讨大将军，时年二十二”（（逸史列传三十八），则为隆武元年也，而续明纪事本末则谓：『隆武二年八月辛丑，帝遇害于汀州；十二月癸丑朔，招讨大将军忠孝伯朱成功起兵于海上，移文仍称隆武二年，自称罪臣朱某，钤以招讨大将军印（“隆武四年（永历二年）十月，永历帝在肇庆，使晋成功威远侯、招讨大将军如故。”“永历十二（年十二月，封成功为延平郡王招讨大将军，赐尚方剑”（以上三则，均见续明纪事本末卷七），同是一书，其说已前后矛盾。若从前说，则“招讨大将军”一官统隆武、永历两朝，未尝间断。从后说，则隆武时固为招讨大将军，在永历时至十二年十二月，始再为招讨大将军。

　　又如“协理宗人府”一官，南疆逸史郑成功传谓：“协理宗人府事”（逸史列传三十八）。台湾外纪则又谓：“宗人府宗正。”小腆纪年同。而思文大纪又谓：“乙酉十二月初六日，以平夷侯郑芝龙掌宗人府印务”，从前二说，则「“协理宗人府事”与“宗人府宗正”不同也。由后之说，则掌宗人府（印务者，芝龙与成功又不同也。

　　又如“漳国公”一爵，闽海纪要谓“封于永历三年七月”，沈佳存信编又谓“封于永历四年正月”，沈云台湾郑氏始末则又谓“封于永历七年八月”；是漳国公所封年月有三说也。

　　又如“延平王”一爵，安龙逸史则谓“封于永历三年八月”，杨英从征实录则谓“封于永历七年五月”，沈佳存信编则谓“封于永历八年七月”，台湾外纪则谓“封于永历十一年七月”，三藩纪事本末则又谓“封于永历十二年”；是延平王所封年月有五说也。

　　以上各种问题，如不博考详说，折中归一，则成功一生史事，大都纠纷牵连而不能定，此余所以不惮繁而作此考也。兹分其官与爵为二，以便阅览。

　　甲、宫

　　一、宗人府宗正协理宗人府事。

　　徐鼒小腆纪年云：“赐国姓命为宗人府宗正”（纪年卷十）。案江日升台湾外纪谓：“成功以宗人府宗正之礼见鲁王”（外纪卷七）。此为徐氏之所本。而南疆逸史郑成功传则谓：“协理宗人府事”（逸史列传三十八）。刘献廷广阳杂记谓：“郑克塽降时，所缴成功七印，有‘御营协理行在宗人府关防’一颗”，则与南疆逸史合。

　　考明史职官志：“宗人府宗人令一人，左右宗正各一人，洪武初并以亲王领之；其后以勋戚大臣摄府事，不备官。”据此，则成功因赐国姓，使为宗人府宗正，而宗人府事本为宗人令所领，时芝龙以勋戚大臣掌宗人府印务，行宗人令职权，故成功以宗正兼协理宗人府事，即明史所谓摄府事也。其称“御营”及“行在”者，以当时御驾亲征在外也（说见下）。诸书所记，皆偏而不全，盖“宗正”为其本官，“协理宗人府事”为其兼职也。又案宗人府宗正，盖在初赐姓时即为之，当在隆武（元年六月；而协理行在宗人府事，当在隆武元年十二月，与芝龙掌宗人府印务同时，盖在御驾亲征时也。

　　二、提督禁旅，仪同驸马都尉。

　　南疆逸史思文帝纪略云：“命成功提督禁旅，照驸马都尉体统行事。”黄宗羲赐姓始末云：“俾统禁旅，以驸马体统行事。”思文大纪云：“隆武元年八月十四日，赐平夷侯郑芝龙长子成功姓朱氏，以驸马体统行事。”徐鼒小腆纪年云：“仪同驸马都尉。”

　　考南疆逸史思文帝纪略：“隆武元年八月癸巳，定锦衣卫军制，设中、前、后、左、右五所，名曰禁军。”据思文大纪，郑芝豹尝总统禁军，其言曰：“郑芝豹挑选四千名，督练成一劲旅，名曰‘锦衣卫禁军’。凡朕亲祭坛庙，一切出郊达远近，分守宫城等处，督捕。更分作五营，每营八百，设正亚营将指挥二员；设千户四员，每员管军二百；百户八员，每员管军一百；再另定名目曰大管旗，每旗管五十名；又曰小管旗，每旗管二十五；五名中立一伍长，以次统率。总于郑芝豹。”然则总统禁军者为芝豹，成功特为其属耳。明史职官志云：“驸马都尉位在伯上。凡尚大长公主、长公主、公主并曰驸马都尉。明初，驸马都尉有典兵出镇及掌府部事者，署宗人府事亦有之。”考明季遂志录郑成功传云：“成功陛见，隆武奇之，抚其背曰：‘惜无一女配卿，当尽忠吾家，毋相忘也！’”据此，则成功之所以典禁军、协理宗人府事、仪同驸马都尉者，盖出于思文之特别赏识，非尽由于郑氏之权势煊赫，宜成功之终身不忘大德也。

　　三、御营御武副中军勋戚，总统御营军务。

　　广阳杂记载成功七印，有“御营御武副中军勋戚关防”一颗，“御营御武副中军总统御营军务印”一颗。案此等官职均不见于各史记载。初疑御营即禁军，明初所谓亲军。明史兵志云：“洪武二年，改拱卫司为亲军都尉府，统中、左、右、前、后五卫军，而仪銮司隶焉。十年，罢府（及司，置锦衣卫，所属有南北镇抚司十四所，所隶有将军、力士、校尉，掌直驾侍卫，巡察缉捕；已又择公、侯、伯、都督、指挥之嫡次子置勋卫散骑舍人，而府军前卫及旗手等十二卫各有带刀官。锦衣所隶将军，初名“天武”，后改称“大汉将军”。”据此，则关防及印所谓“御营”，似即洪武时之“亲军”，后改为“锦衣卫”者；“御武”即洪武时之“天武”，为锦衣卫所隶将军名号；“勋戚”即洪武时之“勋卫”，为公、侯、伯等嫡次子所置。盖此等营名、官名，或为隆武时所新改。然思文大纪有云：“禁军五营，名曰‘锦衣卫天武’，中、前、后、左、右营，每营正将，给与关防，其文曰‘锦衣天（武中等营关防）’”（案当作“锦衣天武中营等关防”，盖中营之外，尚有左、右、前、后等营也；等营二字误倒）。然则禁军曰“锦衣天武”，御营曰“御营御武”，迥然不同。南疆逸史思文帝纪略云：“隆武元年八月丁酉，以郑鸿逵为御营左先锋，出浙江；郑彩为御营右先锋，出江西。”思文大记云：“十一月十八日，驾出洪山，饯正先锋郑鸿逵、副先锋郑彩，登坛授钺。”然则御营之制，有与禁军相同者。惟禁军掌直驾侍卫、巡察缉捕，而御营则出征。禁军所隶将军称天武，御营所隶将军称御武。禁军之公、侯、伯、子称勋卫，御营之公、侯、伯、子称勋戚。盖思文于隆武元年十一月御驾亲征，故有御营。思文大纪有御营内阁、御营吏部、御营礼部、御营兵部等，以别于留守福京之内阁六部。成功之「御营协理行在宗人府关防」亦在御驾亲征时所设，与御营内阁六部同例，其时芝龙留守，故掌宗人府印务，而不曰御营。成功之“御营御武副中军”，盖即副郑鸿逵或郑彩耳。观思文大纪：“隆武二年三月，敕国姓成功招致郑彩逃兵，速出分水关，以复江省”（江西），则或系副郑彩亦未可知。至总统御营军务一职，他书亦尝言及。闽海纪要云：“隆武二年春正月，以成功为御前营内都督。”小腆纪年则云：“御营中军都督。”南疆逸史云：“隆武之以总统命成功也，许立武职得至一品，文职至六品。”又云：“成功闻永历帝立于粤，遥奉其正朔；其文移称‘总统使罪臣’。”观上列各书所称，或简称，或别称，皆未能得其全；此则关防与印，实则可补史之阙文也。

　　四、招讨大将军，镇守仙霞关。

　　闽海纪要云：“隆武二年（台湾外纪，挂招讨大将军印在三月），命佩招讨大将军印，镇仙霞关。八月，芝龙闻清兵将至，密遣亲吏到师纳款，檄仙霞关守将施天福回，又遣心腹蔡辅至关，将授意于成功。辅入见，语未发，成功厉声先谓曰：‘敌师已迫，而粮不继，空釜司饔，吾将奈之何耶！速请太师（芝龙）急发饷济军，慎勿以封疆付之一掷也！’辅噤不敢发语，回见芝龙，备述前事，且曰：‘向若道及纳款，此头巳断矣。’芝龙曰：‘痴儿不识天命，固执乃尔，吾不给饷，彼岂能枵腹战哉！’赐姓屡请，皆不报，关兵无粮，遂逃散，成功不得已引还，至延平叹息而回。”案招讨大将军，授于隆武二年镇守仙霞关之时。南疆逸史郑成功传谓成功年二十二为之，则在隆武元年，非也。隆武二年八月辛丑，帝遇害于汀州，十二月癸丑朔，成功起兵，移文仍称隆武二年，自称罪臣，钤以招讨大将军印。隆武四年十月，永历帝在肇庆，使晋成功威远侯，招讨大将军如故（引见上）。自是之后，招讨大将军一职，盖讫郑经、郑克塽，皆仍其故称。至降清时，延平王等印，先由施琅奏缴，惟招讨大将军印仍留造册籍，盖至克塽至京乃奏缴。观施琅靖海纪事伪藩赍缴册印题本可知。查继佐鲁春秋谓“永历六年，桂主自安隆驰授国姓成功招讨大将军敕印”，亦非也。

　　乙、爵

　　一、忠孝伯

　　台湾外纪云：“隆武二年三月，赐姓成功条陈：“据险控扼、拣将进取、航船合攻、通洋裕国”，隆武叹曰：“骍角也！”封忠孝伯，赐尚方剑，挂招讨大将军印。”闽海纪要以封忠孝伯列于隆武元年，似误。

　　二、威远侯

　　威远侯一说，最初惟见于江日升台湾外纪，其它皆未之载；其后沈云台湾郑氏始末、徐鼒小腆纪年及纪传、倪在田续明纪事本末、汪镛钟延平忠节王始末、连横台湾通史皆从此说，以进爵之次叙，应有侯之一级也；今亦从之。台湾外纪云：“永历二年五月，辅明侯林察自广东逃回，见成功详陈瞿武耜等拥立桂王始末，成功加额曰：‘吾有君矣！’即修表遣原隆武中书舍人江于灿、黄志高二人从海道入广称贺，并条陈时势，自领大队舟师至东山候永历旨，以便会合恢复。”“永历二年十月，江于灿、黄志高同太监刘玉赍永历诏到，晋封成功威远侯”（外纪卷六）。

　　成功此次之进爵，一因遵奉正朔，一因表陈勤王，故仍其故官，进其爵位；续明纪事本末言：“晋成功威远侯，招讨大将军如故”，纪事较他书完备。

　　三、漳国公

　　漳国公之封，或谓在永历三年七月，夏琳闽海纪要是也；或谓在永历四年正月，沈佳存信编是也；或谓在永历七年六月，江日升台湾外纪、徐鼒小腆纪年及纪传、倪在田续明纪事本末、汪镛钟延平（忠节王始末是也；或谓在永历七年八月，沈云台湾郑氏始末是也。综观四说，惟夏琳说较确，其言曰：“永历三年七月，明主遣使晋招讨大将军忠孝伯国姓成功为漳国公”（闽海纪要）。以忠孝伯而晋封漳国公，不无越等之疑；盖夏氏尚不知永历二年成功巳晋封威远侯也。

　　成功此次之晋爵为公，诸书皆不言其原因。考台湾郑氏始末云：“永历三年正月，破南昌，声桓、得仁皆死；三月，克信丰，连下抚州、建昌，成栋溺水死；破湘潭，腾蛟死。永历遣使告急于成功；遂遣施琅、杨才、黄廷、柯宸枢攻漳浦，守将王起凤降，遂下云霄，杀其守将裴国柱，传檄浙、粤、江西”（郑氏始末卷二）。据此，则当时告急之使，即加封之使，宜在七月明矣；盖金、王死而江西失，李成栋死而广东危，何腾蛟卒而湖南亡，故告急成功，使以福建之师共保广东，以为进取之基，不得不进其爵以资鼓励，故成功即遣施琅等率师西进，称为奉旨专征，旋即亲征潮（揭（均见杨英从征实录一叶至十叶），以期连师粤西，共图北进也。而沈佳云：“永历四年正月，国（姓成功破漳州，进围福州，奏闻，封为漳国公”（存信编三）。考成功破漳州，因刘国轩献城归正，在永历八年十一月，袭福州，在十年七月（均详见杨英从征实录），存信编以此为封漳国公之原因，而谓其封在四年正月，皆误也。江日升则谓：“永历七年六月，甘督（杨英从征实录作「监督」，此误）池士绅奉成功令，以蜡丸赍帛疏由陆路诣广西行在，报杀陈锦、败杨名高捷；回同兵部侍郎万年芳赍永历诏至，晋封成功漳国公。功受封毕，仍遣士绅与年芳从海道进呈谢表，并会诸师恢复”（台湾外纪卷七）。考蜡丸奏报战功，兵部主事万年英赍敕晋封成功，乃封延平王事（见阮旻锡海上见闻录及杨英从征实录），非封漳国公，此误也；沈云台湾郑氏始末谓封漳国公在永历七年八月，其误与台湾外纪略同。

　　又有误漳国公为延平公及广平公者。郑亦邹郑成功传误漳国公为延平公，其言曰：“顺治六年（永历三年）七月，永历遣使至岛，封成功为延平公”（见明季遂志录）。清国史馆逆臣郑芝龙传、日本川口长孺台湾纪事、夏燮明通鉴附编、连横台湾通史皆釆此说。杨陆荣则又误漳国公为广平公，其言曰：“顺治六年七月（永历三年），永明王遣使至岛，封成功为广平公”（三藩纪事本末卷二十一）。李瑶南疆绎史摭遗、徐鼒小腆纪年及纪传、倪在田续明纪事本末、江镛钟延平忠节王始末皆釆此说。

　　考杨英从征实录载封延平王册文，首有“尔漳国公赐姓”，末有“册封为延平王”等语，则封延平王之前，实封漳国公。漳国公之封既在永历三年七月，则不应再有延平公、广平公等封。

　　窃疑此等致误之由，盖因黄宗义赐姓始末有永历三年封成功为延平王一说，而封延平王时成功辞让，他书又有封公一说，又有永历七年、八年、十一年、十二年封延平王等说，于是明季遂志录遂以永历三年七月封延平公，十二年封延平郡王，改延平王为延平公，是第一误也；三藩纪事本末以为公与王不应皆以延平为名，又改延平公为广平公，于是以永历三年七月封广平公，十二年封延平王，是（第二误也；台湾郑氏始末又因漳国公之封不可磨灭，于是又调停上二说，遂以永历三年七月封广平公，固辞不受，七年乃改封漳国公，十一年十二月封为延平王，是第三误也。余广汇各书，观诸家之说纷如乱丝，览本末因果条而理之，始为之判别是非，而折中一说如此。

　　四、延平王

　　封延平王年月，各家所说，更纷歧难理。兹先列为一目而后辩其是非：

　　第一类：封于永历三年七月者，沈云台湾郑氏始末；封于三年八月者，屈大均安龙逸史、罗谦残明纪事（上二书皆托名，实一书）、黄宗羲赐姓始末、滃州老民海东逸史、南沙三余氏明末五小史、五藩实录、明末纪事补遗、南明野史（以上四书实一书而异名）。

　　第二类：封于永历七年五月者，杨英从征实录、阮旻锡海上见闻录、夏琳闽海纪要。

　　第三类：封于永历八年七月者，无名氏行在阳秋、沈佳存信编、许浩基郑延平年谱。

　　第四类：封于永历十年春者，查继佐鲁春秋。

　　第五类：封于永历十一年七月者，江日升台湾外纪、沈云台湾郑氏始末；封于永历十一年十月者，温睿临南疆逸史、邵廷釆西南纪事；封于永历十一年十二月者，倪在田续明纪事本末；封于永历十二年正月者，郑达野史无文、明末五小史等四种、徐鼒小腆纪年及纪传、夏燮明通鉴附编、汪镛钟延平忠节王始末、陈乃干徐闇公先生年谱、连横台湾通史；封于永历十二（年而不言月者，郑亦邹明季遂志录、杨陆荣三藩纪事本末、李瑶南疆绎史摭遗。

　　第六类：封于永历十二年七月者，日本川口长孺台湾纪事。

　　案以上所引书三十一种，言封延平王年月不同者约十有一，归纳之，授封、受封相离数月仍为一类，则可分为六类。其间若沈云台湾郑氏始末、明末五小史等四种，皆言封延平王有两次，第一次不受，第二次乃封潮王，若仍封延平王，恐无此理，余所不取，且永历三年决非封王之时，其说已见于前。而此六说中，孰是孰非，则当一视延平王册文，即可以断定何年何月所封矣。

　　封延平王册文曰：“克叙彝伦，首重君臣之义，有功世道，在严夷夏之防，盖天地之常经，实邦家之良翰。尔漳国公赐姓，忠猷恺掣，壮略沉雄，方闽浙之飞尘，痛长汀之鸣镝，登舟洒泣，联袍泽以同仇，啮臂盟心，谢辰昏于异域。而乃戈船浪泊，转战千年（千字当系十字之误），蜡表兴元，间行万里，绝燕山之伪疑，覆虎穴之名酋，作砥柱于东南，繁遗民以弁冕，弘勋有奕，苦节弥贞。惟移忠以作孝，斯为大孝，盖忘家而许国，乃克承家，铭具金石之诚，式重河山之誓，是用锡以册封为延（平王。其矢志股肱，砥修茅戟，丕建犁庭之业，永承胙土之庥，尚敬之哉（杨英从征实录三十三叶）！”

　　考海上见闻录云：“永历七年五月，赐姓着监督池士绅以蜡丸赍帛疏，由陆路诣行在，叙方曲破总镇王邦俊、小盈岭破提督杨名高、江东桥歼总督部院陈锦、海澄败固山金励之功。”“行在遣兵部主事万年英，赍敕晋赐姓漳国公封延平王，赐姓拜表辞让，差监督张自新同万兵部由水路诣行在回奏，以海澄破边功请封各镇爵赏，后永历以帛诏封甘辉为崇明伯、黄廷为永安伯、万礼为建安伯、郝文兴为祥符伯、王秀奇为庆都伯、参军冯澄世太仆寺卿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

　　文案杨英从征实录云：“永历七年正月，太师平国公（郑芝龙）差周继武至自燕京，传清朝欲来议和，令藩议就之，藩差李德奉书禀复太师，言：‘儿南下数年，巳作方外之人，张学圣无故擅发大难之端，儿不得不应，今骑虎难下，兵集难散’云云”（从征实录第二十九叶）。

　　成功破清总兵王邦俊在永历五年六月、九月，小盈岭破清提督杨名高（从征实录作“皋”）在五年十一月，江东桥歼清总督陈锦（从征实录作“金”）在六年三月，海澄败清固山金励（从征实录作“砺”）在七年五月。由此言之，册文中所谓“戈船浪泊，转战千年”者，指自永历三年以来，成功转战漳、泉、潮、揭言也；所谓“蜡表兴元，间行万里”者，即海上见闻录所谓“七年五月，赐姓着监督池士绅以蜡丸赍帛疏，由陆路诣行在叙功也”；所谓“绝燕山之伪疑”者，即指永历七年正月郑芝龙差周继武令成功就清和议，而成功差李德复书绝之也；所谓“覆虎穴之名酋”者，即指败固山金砺等也。册文中所叙功绩，皆讫于永历七年五月，则封延平王不在七年五月以前，可断言也。蜡丸之疏在七年五月败固山金砺后始发，封王之册文又叙功至七年五月止，故监督池士绅固在七年五月起程赴行在，而兵部主事万年英赍敕来封，必在七年五月以后，然不能出八年以外，亦可断言；盖其时帝在安隆，池士绅由中左所（厦门）诣行在，至少须两月左右，中间经朝议之斟酌酬功，或加增使命，必又几经时日，加以敕使途程，又经数月，然后可以到达中左，故杨英从征实录、阮旻锡海上见闻录、夏琳闽海纪要皆系此事于七年五月者非是；惟记其遣使诣行在而附记行在遣使来封以终其事，如闽海纪要固无不可，然决不可如杨英从征实录之遂以七年五月即为封延平王之月也。

　　统观各书记载，自以行在阳秋及存信编二书所记为是。行在阳秋云：“永历八年七月，遣内臣至厦门岛，册封朱成功为延平王”（行在阳秋下）。存信编云：“永历八年七月，遣内臣至厦门，册封漳国公朱成功为延平王”（存信编卷四）。

　　考行在封成功为延平王之动机，固不仅基于“绝燕山之伪款，覆虎穴之名酋”。绝伪款乃当然之臣职，覆名酋亦仅复绝少之疆土，非有震世之功勋，宜乎成功之不敢受也。而行在之所以封之以王者，实欲成功率师勤王，会合李定国之军于广州，共同北伐，以图恢复耳。故封册之文曰：“其矢志股肱，砥修矛（原误作茅）戟，还建犁庭之业，永承胙土之庥。”诗秦风曰：“岂曰无衣，与予同仇”，“王于兴师，修我矛戟，与子偕作”，册文正用此意，以勉其与李偕作也。

　　考行在阳秋：“永历八年二月，安西王李定国（案劫灰录，永历四年封李定国西宁王，此言安西王，误）率兵入高州，张月来归。夏四月初十日，李定国兵至雷、廉，遣将攻复罗定、新兴、石城、电白、阳江、阳春等县”（行在阳秋上）。南疆逸史永历帝纪略云：“永历八年五月，进围新会。”

　　考李定国于永历七年夏攻肇庆，七月，复取化州、吴川、信宜、石城（见小腆纪年卷十八）；当时曾致书于成功，约会师广州（书见杨英从征实录四十七叶），成功不赴。至八年四月围新会时，定国又致书成功请会师（见杨英从征实录四十五叶）。定国致成功书云：“孟夏遣使帆海诣铃阁，且诣铃阁，且约婚姻”（见杨英从征实录五十五叶成功复书），行在册封成功为延平王，当亦在此时；（盖兵部主事万年英由安隆发，当在八年五、六月，抵中左所则在八年七月杪。定国致成功书中亦言：“七月中旬又接皇上敕书，切切以恢东为计”（杨英从征实录四十六叶）。又言“孟夏遣使帆海诣铃阁，拟阅月可得旋”，则自新会至厦门海道半月可达，一月可往复。窃疑万年英七月中旬至新会，赍敕至定国营，七月杪至中左所，赍敕封成功延平王，同为一使约会师期，成功虽表辞王爵，然行在如此隆恩，重以定国之约婚姻，自不得不出师勤王，以与定国会。杨英从征实录云：“八年十月，差效用官林云璇赍勤王师表诣行在，并持书会晋王（案当云西宁王，晋王之封在永历十年，此误）书云：‘季（秋幸接尊使，读翰教谆谆修矛戟而奏肤公，大苻夙愿，又重以婚姻之约，窃闻方、召并驾而猃狁于襄，秦、晋缔盟而周邦咸赖，古人美绩何多让欤！’”（见实录五十五叶）由此观之，成功第一次勤王，因封漳国公；第二次勤王，因封延平王。且八年二月，清遣郑、贾二使赍海澄公印来招降，八月，清又遣叶、阿二使赍兴、泉、漳、潮四府安插兵将敕来招降，延平王之封至，则招局为之顿挫。于此可见八年二月，延平王之封尚未有也，故清使得以公爵为饵，若早知成功封王，则亦必以王爵相饵，如平南王、靖南王之例。则延平王封爵之来，却逢适当之机会，一以破坏清廷之招局，一以激起成功之勤王，不可谓非幸事也。惜乎成功因和议之使在泉州，而令李定国之使暂住金门（见杨英从征实录四十七叶），致误师期，李师败回，而勤王之师遂为空行耳。

　　延平王所封年月，既以延平王册文及李定国书考定为八年七月，兹又得永历帝敕徐孚远文二则，以为旁证如下：“永历八年正月，定西侯张名振复以朱成功之师入长江，望祭孝陵”（见小腆纪年卷十八）。时永历帝敕谕佥宪臣徐孚远等云：“漳国勋臣成功亦遣侯臣张名振等统帅舟师，扬帆上北。”是永历八年正月，尚未封延平王而称漳国公也。又敕谕联络闽、浙勋义官兵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徐孚远云：“今朕既进封赐姓成功为延平王，命其出师恢取东粤，灵我指臂，且一面联合直、浙义旅，以窥金陵心腹，以成朕分道北伐、扼吭拊背之势。在延平王感蒙异数，受此知遇，当必闻命就道，投袂兴师，以直抵广省。是用特敕谕尔，俾知朕今秋必督诸王侯各路，大举北征，尔其赞助行间，指挥进取（，与延平王朝夕黾勉，用建奇勋”（二敕文均见陈乃干等徐闇公先生年谱）。此敕所谓（“今秋”者，即（指李定国取高州、围新会以图广州之秋，亦指郑成功出师潮、惠以援广州之秋，盖在八年五、六月已使兵部主事万年英赍册印就道之后，其时称成功为延平王，则延平王之封在八年五、六月、而成功在中左所接此册则在八月杪，更确有证据；其它诸家之说，皆不攻自破矣。

　　五、潮王

　　封潮王之年月，仅有二说：杨英从征实录谓在永历九年四月，查继佐鲁春秋、阮旻锡海上见闻录、夏琳《闽海纪要》则谓在永历十一年，而其月又不同。兹分列于下，以便考证：

　　甲、永历九年说：杨英云：“永历九年四月，剿抚伯周金汤、太监刘国柱自行在至思明州（中左所改思明州在九年三月），赍敕印颁发勋爵，晋封藩主潮王”（从征实录六十七叶）。

　　乙、永历十一年说：查继佐云：“永历十一年春，桂主自安龙驰敕封国姓成功为延平王，成功谦，但以招讨将军行所属诸文武，什袭王印不一行。或曰，桂王以成功不行王印，疑二字封不称，改封一字为潮王，成功益谦不受”（鲁春秋）。阮旻锡云：“永历十一年，遣漳平伯周金汤、太监刘国柱从海上至思明，赍延平王敕命至晋封潮王，赐姓欲恢复南京，然后称王，故文书告示，只称令旨”（海上见闻录）。夏琳云：“永历十一年十一月，明主遣漳平伯周金汤晋招讨大将军延平王成功潮王”（闽海纪要上）。

　　案封延平王，盖有二次。第一次万年英赍敕来封，成功上辞表不敢受。杨英从征实录云：“遣监督张自新同万兵部繇水赴行在，回奏题叙海澄杀虏功次，请敕各镇勋爵，后即敕封甘辉为崇明伯、黄廷永安伯、王秀奇庆都伯、赫文兴祥符伯、万礼建安伯、冯参军监军御史，余各升级有差。另遣监督池仕绅赍表繇路（陆）诣行在，并会平西等兵马行军事宜”（实录三十三叶）。当是时延平王印册必遣使缴还，惟代甘辉等题叙海澄杀虏功次，请封爵耳。第二次盖行在得此回奏，即遣漳平伯周金汤、（太监刘国柱于永历九年四月至思明州，赍敕印颁发勋爵（杨英从征实录）；所赍敕印即延平王敕印也，所颁勋爵即甘辉等勋爵也。杨英云：“忠振伯（洪旭）加少师，晋甘辉崇明伯、王秀奇（庆都伯、赫文（兴祥符伯、万礼建安伯、黄廷永安伯、参军冯举人（冯澄世）监军御史”（从征实录六十七叶）。

　　案海澄杀虏在永历七年五月，题叙功次在永历八年七月后，则颁发甘辉等勋爵，至迟必在九年四月，此时并赍延平王册印重来。台湾外纪云：“遣漳平伯周金汤、太监刘国柱赍延平王印册由粤东龙门航海来厦，成功率甘辉等诸文武恭迎海埏，拜受延平王册封，遂拜谢表”（外纪卷十）。惟外纪系此事于十一年七月，自行在起程，十二月抵厦门，则误以周金汤第二次来封潮王至厦门事附之于此事耳；盖此事必在九年四月，杨英所记年月本未有误，惟以封潮王事与第二次赍延平王印册来封并为一事，是其误耳。由此可知，明季遂志录、三藩纪事本未、东南记事、西南纪事、南疆绎史摭遗等皆言遣漳平伯周金汤等航海封成功延平王，皆误以第二次为第一次耳，且其年月亦或误为十一年，或误为十二年也。

　　延平王之封，虽第二次又遣周金汤等赍册印至，然或谓成功虽不再辞，仍封固其印而不行用，但以招讨大将军行所属文武，此查继佐之说也（见鲁春秋）。或谓周金汤赍册至，成功拜受，始设长史、典膳等官，谢表以恢复无功辞王爵，称招讨大将军如故，此倪在田之说也（见续明纪事本末卷七）。余以为既受王封，自当称王，何得视天子之命如土苴，弃置于箧笥中而不行用也？考成功第一次辞王封，固欲表示谦让之意，以矫孙可望辈乞封之弊，然一方于八年秋辞封，一方于九年春（即改中左所为思明州，设六官，其气象固已迥不同前。而第二次册印再颁，自当行用而无疑。观其南京战败时，遣（使奉表请贬王爵，后其使因道阻反命，诸将请仍王号（见沈云台湾郑氏始末卷四），即（可知延平王册（第二次实未辞也。

　　永历九年四月既为第二次封延平王，则潮王之封，自当以永历十一年之说为是。夏琳闽海纪要云：“永历十一年一月，明主遣漳平伯周金汤晋招讨大将军延平王成功潮王。”阮旻锡海（上见闻录、查继佐鲁春秋皆主十一年说，然不言在何月，不若闽海纪要明确简要也。

　　考潮王之封，因永历十年四月帝狩云南，晋封西宁王李定国为晋王、南康王刘文秀为蜀王，当时虽偏安西南一隅，然仍欲使东南郑氏出师长江，进取南都，使清师之攻黔、滇者回救江南，则滇师与闽师亦可收夹击之功，故以一字王封成功以鼓励之。盖当时成功未有恢复兼省疆土之劳，又无保卫车驾出险之勋，故不能与李、刘同以大国赐封，故潮王之封虽为一字，表面似可与晋、蜀等王并驾齐驱，然仍为郡王，一如延平王也；若攻取南都，则必封以吴王或闽王，亦末可知。此颇斟酌至当，鼓勋功勋之中，仍寓郑重名器之意，成功之辞，一如延平王之例，非必视为与延平郡王相等轻视之，而不屑受也。观定国、成功往复二书，即可以证明此说之不诬。定国书云：“六飞夙驾，以四月如滇，时广宣圣泽，丕畅皇灵，潜跃依光，鼠狐改步，圣恩广大，赏格逾涯，如不榖者，不督其长年之徒劳，（再酬其一日之蹇负，甚而桂、衡薄绩，册以丹书，顾此非赏，益增悚骇；公嘉猷茂伐，频达朝廷，奚烦饶舌，惟东事辅车之谊，潮、惠迭奏之勋，是固不容已于对扬者，上每召问，拊髀久之，用特专敕遥颁（此敕盖即封潮王），冀公于咫尺天颜，枕戈靡懈耳。宸居巩定，挞伐亟申，拜成命以天威，分谊攸笃，先内安而即外攘，时势维宜，公其整帆饬旅，布号宣威，待我于长洋把臂，击楫论心，一偿夙愿，不亦快哉！”（杨英从征实录四十叶）成功复书云：

　　“（圣驾莅）滇，狐鼠改步，东西南北，共带宗周，此社稷之灵，而实老亲翁撑持之勋。今宸居既云巩固，而帝业未可偏安，况中原有可乘之机，胡运值将尽之时，宜速乘势，并力齐举。兹不佞现提水陆精锐，收复闽、浙，熏风盛发，指日北向，愿老亲翁卷甲长驱，鼓行迅击，首尾交攻，共焚济河之舟，表里合应，立洗腥膻之穴”（杨英从征实录四十一叶）。考定国来书，当在十一年与封潮王敕书同时至思明州，而成功复书，当在十一年九月复闽安镇攻取温、台之后，书中言“收复闽浙”是也，且在十二年五月大举图江南之前，书中言“蕙风盛发，指日北向”是也。确切言之，盖在十二年春耳，盖敕使至思明州已在十一年十一月，时成功已在温、台军次，故其复书必须在十二年春也。

　　潮王之封敕使，盖为周金汤、黄事忠，而进谢表辞封及会师江南疏，其报使则为张自新，徐孚远亦随行，陈乃干等徐闇公年谱云：“永历十二年正月，永历帝遣漳平伯周宪洙金汤、职方黄臣以事忠间行由广东龙门航海至思明州，封成功为延平王，晋先生为左副都御史；成功遂进谢表并会师江南疏，使先生偕都督张衡宇自新随周、黄等赴滇复命。”

　　考十二年正月周金汤等盖由思明州至温台军次之时，而非初抵思明之时，封成功为潮王，而非封延平王，年谱盖误；且张自新、徐孚远仅随黄事忠由安南赴滇，周金汤尚留于思明州未（返（说详下）（。徐孚远上安南西定书云：“孚远入闽，事隆武皇帝，又以运屯，同赐姓藩大集勋爵，结盟建义于闽岛，与赐姓藩为僚友，养精蓄四十万，待时而动，十三年于兹矣（此书于永历十二年上（，建义于隆武二年故云十三年）。蒙皇上龙召，亦数次矣。黄职方事忠者，亦以起义，母妻被杀，奔走王事，屡入（虎穴，至死不避。皇上命之赍奉诏书，至赐姓藩营，约以进兵。赐姓藩遵奉，会合群师统军大帅，将直抵金陵。遣张都督、送孚远等于朝，恭报师期，催发晋、蜀、韩三藩同逼江北”（徐孚远钓璜堂存稿附遗文）。此书言自隆武二年建义以来巳十三年，则为永历十二年所上。而徐孚远交行摘稿有黄臣以、张衡宇交海诗，三月晦日同臣以、衡宇诗传周漳平将至、亦作隐语未达诗，周漳平有书至、寄书者被其国重罚、信音绝矣诗；此亦可证复命仅黄事忠、张自新，而徐孚远随行，周金汤并未同行也。

　　据上列数证，则周金汤第一次奉使发还封延平王印册，则与太监刘国柱偕行，九年四月至中左所。第二次奉使封潮王，则与黄事忠偕行，十一年十一月至思明州。诸家混此二段为一，于是纠纷难理，讫无定论。

　　厦门志据纪石青（与徐孚远等同客延平王所）遗稿谓：“金汤丁酉（永历十一年）从龙门（在广东钦州）航海来厦，与石青辈盘桓吟咏几两载。”海上见闻录云：“后金汤复命，云南已破，死于广海。”观金汤致书黄事忠、徐孚远等于安南，而其寄书者被国重罚，孚远与黄、张二公亦阻于安南，不能达行在，回至交、广之间，几遭清军炮击，冒险而回，则金汤之死于广海，恐非传闻之误也。成功大攻南京，而报行在师期之疏及约定国会师之书皆不能达，故未能收东西夹击之效，而反遭清军贵州凯旋之反攻，此皆交、广路阻，音信隔绝之所误耳。金汤一人与封延平王及潮王均有关系，且与成功南京之役所关亦巨，故不惮繁而详考之如此：

　　附考

　　杨英从征实录：“永历十四年正月二十一日，遣苏迪章押送漳平伯周金汤、太监刘国柱到龙门港登程，往行在复命”（一百三十五叶）。案“十四年”为“十年”之误，盖金汤与国柱于九年四月至中左所封延平王，其复命至迟当在十年正月也；此误。

　　沈佳存信编：“永历十二年二月，以玺书通问延平王，从安南出海，遣总兵曹延生、漳平伯周金汤往，舟覆而回，改遣职方主事许如桂、内监刘之清往。”案十二年二月周金汤正在厦门与纪石青辈盘桓吟咏；此误。

　　考十二年二月，清军分三路将取云南，或以此警急，再遣使速成功出师攻南京，以图牵制，亦未可知。然则成功攻南京若胜，则清军三路攻滇之力，必因牵制而分，滇都或尚可苟延旦夕，未可知也。南京之役，关系于明之存亡，于此可见。

　　潮王之封，成功谦辞不敢受，其印册亦必使张自新与黄事忠等缴回行在，惟张、黄与徐孚远以安南阻道，由琼海回思明（见交行摘稿）。孚远既归，与林霍书曰：“交行之不得达，有不偶者数事，非笔所能详，纪石老能传之也。闻粤东犹可以达，特险耳。今天使黄兄尚在，明春须问途，不肖固不惜命也”（徐闇公年谱引林霍传）。孚远有临别臣以诗云：“风拂高樯碧浪吹，故人别去不胜悲；迟君再报南天信，恐是袁安卧雪时。”据此，则黄事忠必于永历十三年春仍归行在复命，而张自新之护送与否则不可知，周金汤与黄偕行与否亦不可知。要之潮王印册，或由事忠等缴回行在，或与金汤辈同丧广海，皆不可定。惟成功处必无潮王印传之子孙，而传之子孙者确有延平王印册，袭称二代，故克塽降清仅缴延平王印册，而无潮王印册，故诸书或竟不载封潮王事也。

　　来源：台湾文献丛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