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传统与文化重建》是一本由余英时著作，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6.80元，页数：544，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文史传统与文化重建》精选点评：

　　●这书内容可谓是丰厚呀，借西方说东方，甚深

　　●读起来颇感动。余英时先生先后受学于钱穆、杨联陞，兼习中国传统与西方教育。本书涵盖近50年治学的思想，涵盖西方与中国重大历史与思想问题，其本身也是一部文化史了。余先生的书里，对传统和西方思想流变，特别是文史传统做了系统分析，提出了综合贯通的史学观，也对史观和史料观点进行了论述。而让人动容的是他对传统的认同（当然对法家是相当鄙视），通过把传统儒家和西方观念对比分析，挖掘儒家肯定个人价值的人文主义、政治批评的主张、对智识的尊重、对宗教的兼容观念、不受“上帝死亡”的哲学困扰等，总体亦符合西方的现代性观念。他坚信传统价值自有其深远影响，然在几十年对传统的鄙弃之后，更需寄托于既往学人“为真理而真理”的纯粹学术追求，挖掘已有的精神资源，更新既有的价值传统，才能在未来文化的创生中做出更大贡献。

　　●重构中国人的精神家园必须首先依靠文史传统，也就是经史子集四部。一，重新把繁体字作为主要书写流通工具。二，文史类书籍悉数改为竖排版（看竖排书更容易让人精神集中）。三，中考，高考的语文全部考文言文，文言文写得好，白话文可以易如反掌，而且对文辞修养帮助巨大。

　　●余英时的书很值得一读,非常有深度的学者,记得几年读的这本书.在书店里看到有新出版的其他书,准备再去淘几本.

　　●中间几章讲史学治学的很受用。

　　●观点保留

　　●在老师的推荐下，我知道了这个名字，然后这个作者的所有的书都很想读了

　　●学术～～

　　●大洼·中山图。

　　●我所要的只是批判逆转和怀疑

　　《文史传统与文化重建》读后感(一)：反智論與太祖政治

　　剛剛讀完余英時《反智論與中國傳統政治》一文，先生精思傑構分析中國歷史上的反智主義和反知識分子思想根源。不過卻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他是在借反智論批判mao#太祖的專制政治，包括文#革#反#右運動。下面我引用他文章裏面的話來說明（http://www.historykingdom.com/simple/？t107849.html）：

　　“中国的政治传统中一向弥漫着一层反智的气氛；我们如果用“自古已然，于今为烈”这句成语来形容它，真是再恰当不过了”。余先生此文寫於1976年，正是文革結束前夕。開篇第一句話就指明了此文乃為今日而作。

　　“以当时法家的四大基本政策而言，促进农业生产是为了解决人民的经济问题；加重刑罚是为了镇压坏分子；征税征粮是为了备荒备战；在全国范围内要人民破私立公、国而忘家是为了准备痛击一切来犯之敌或进行统一中国的战争。但是人民对这四大基本政策竞都有怨言。在这种情况之下，政府如果再重视知识分子的批评或适应人民的政治水平，那么国家便必然要陷入混乱的局面。”這不正是描述太祖之暴政乎？

　　“ 所以最理想的情况是人民都普遍地愚昧无知，这样他们就可以俯首贴耳地接受有智慧的君主的领导。但是如果情况不够理想，国内已有了大批的知识分子和专门技术人才，又怎么办呢？法家也并不在乎，他还有一套最后的法宝，那就是用武力来镇压。分析到这里，我们才能真正的懂得，为什么在法家政治路线之下，只有两类人是最受欢迎和优待的：农民和战士(可看《商君书》的《农战》篇)。在法家看来，前者不但是国家财富的创造者，而且还比较地缺少知识，安分守己；后者则是政权存在的最后保证。至于知识技能，虽然也很需要，但终以坏的影响太大，只好割爱。”

　　“以今天中国知识分子在全国范围内的遭际来说，反智的政治实已发展到了史无前例的程度。现代中国的反智政治当然有很大的一部分是来自近代极权主义的世界潮流，并不能尽归咎于本土的传统。但是潜存在传统中的反智根源也决不容忽视。如果没有传统根源的接引，我们很难想象中国反智政治的狂潮会在短短二三十年之中泛滥到今天这样的地步。正是基于这一认识，我才特别感到有在观念上清理中国反智传统的必要。 ”（《余論》）

　　《文史传统与文化重建》读后感(二)：潜山先生:一生为尊者讳

　　在研究近代思想史的过程中，一些持自由主义立场的学者意识到新文化运动中的激进主义启蒙与“文革”的隐秘关联，但又不愿接受这个可能有损于“自由主义”立场的可能事实，于是，他们充分利用胡适与陈独秀后来分道扬镳的事实，企图将胡适从新文化运动的激进主义中拯救出来。在这个问题上最典型的就是余英时。在《五四运动与中国传统》(1979)一文中，他说：“五四运动有些地方很像贝克所分析的欧洲启蒙运动。” 但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1983)一文中，他仍将胡适刻画为一个“启蒙式的人物”，仍将新文化运动称为“启蒙运动”。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1988)一文中，他仍承认将新文化运动视为启蒙运动“当然也有一部分道理”。然而在《文艺复兴乎？启蒙运动乎？》(1999)一文中，余氏则转而强调胡适更愿意将新文化运动概括为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而不是启蒙运动，并呼吁读者认真对待胡适这个概括，同时还声称首次将新文化运动概括为一场启蒙运动的是1936年的中国共产党人，还说胡适即使在其早期生涯中也“需要中国传统的某些部分，来证明他所倡导的中国文艺复兴的正当性”。

　　余氏视而不提的是，虽然胡适主要用“中国的文艺复兴”来概括新文化运动，但就在同一篇文章中他也用过“新启蒙运动”这个说法；另外，早在1927年，CPC就已经用启蒙运动来概括新文化运动了。实际上，同属自由主义阵营的林毓生做过研究，早已对余氏这种为了拯救胡适而提出的观点构成了反驳：胡适当然和陈独秀一样，也是一个激进的全盘性反传统主义者。当余英时在一定程度上将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对立起来并提出“文艺复兴原本被视为一种文化与思想的规划，反之，启蒙运动本质上是一种经过伪装的政治规划”的看法时，表明他已经很清楚地认识到启蒙本来就是救亡之道。

　　胡适与陈独秀都持一种非常强硬的科学主义立场，无论是在“五四”前还是“五四”后。即使后来因马克思主义而出现左右翼的分化，从最初呈现出来的差异还是能够看出作为自由主义者的胡适与马克思主义者在一些观点上的隐秘的联系。新文化运动虽然在后来分化为马克思主义与杜威主义两派，但这两派在底色上都是激进的。两派都相信人类凭借科学可以达到理想的社会形态。像余氏那样在胡适与陈独秀的区别上做文章并不能将胡从激进主义的指控中“拯救”出来。两派的政治思想可以被概括为在科学万能论鼓动下的民主乌托邦。正是这个科学万能论鼓动下的民主乌托邦理念，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不断推动者中国在激进化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而对于所谓激进主义的起源，与李泽厚观点的粗糙想比，余氏的观点更显无力：他将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激进化历程归因于未能建立起一个“自由民主”的秩序，实际上是让一个不存在的因素充当历史解释中的原因，其中的谬误不言而喻。

　　《文史传统与文化重建》读后感(三)：由南余北秦，说文化重建

　　由南余北秦，说文化重建

　　筑思文

　　当今学界，我比较钦佩的人大约有两位，港大的余英时和清华的秦晖，窃以为是南北学术重镇。但二人似乎又略有分歧，现在我试梳理之。

　　秦晖大概的意思是中国古代秦以吏为师，汉承秦法制，惟东汉魏晋是礼法如一、表里皆儒，“从隋唐到宋元，中国重建了大一统的中央集权专制国家。这个重建的过程，照我的分析是‘儒表法里’的过程。在经典文化层面大量恢复了法家的东西，以至于宋元以后的中国，或者说整个中国文化，与其说是儒家文化为主导，不如说是法家文化为主导。”综合而论，他以为中国传统即“儒表法里”之传统，所以今若说什么恢复传统，其不还是“内圣外王”？参见秦晖《从大共同体本位到公民社会——传统中国及其现代化再认识》一文。

　　对此余英时《试论中国文化的重建问题》也有论述，诸子百家、魏晋玄学、宋儒理学，中间都学术王官化，被汉之经学、唐三教论衡、明清正学所利诱，从中国的士阶层都倾向于“任途”（学而优则仕）这一点也说明了学术不独立。故其曰“学术和文化只有在民间才能永远不失其自由活泼的生机，并且也惟有如此，学术和文化才能显出其独立自主的精神而不再是政治的附庸。”同时文化被政治化也被余认同，引曰“尧舜孔子之学不传也久已”。

　　秦晖主张“文化无高下，制度有优劣”即可认为是只要有好的行政制度，则文化可以开放，随其多元发展，反而是百家争鸣，文化昌盛。戴晴在北大做讲座《张东荪和他的时代》，问及为什么现在中国出不了大师，戴晴说因为又红又专啊！我听了两个小时的录音演讲，全皆戴的右派言论，至于张东荪的思想她却少论议，我想她这样的传记记者对于深层次的东西恐怕有点吃力，故而略关乎要旨的地方，大都庸言附会，无甚鞭辟。于是与会的秦晖老早就扯了，这些在他老秦头看来也许不过是多个案例罢了，而无甚如里的东西何必一听？但观秦的文章，大多又都是牵系民主（当然深入些），不可谓不入世。史学建树却不为我所见，之我固陋尔？

　　余英时承钱穆遗风，对于红砖也是竭力讨伐，或说他的思想史（戴震、章学诚、朱熹）研究尤其着意的就是传统与现代之间的“鸿沟”问题，在他是不相信这种天堑存在的。当然他也承认“现代科学”是发轫于西方的数理逻辑精神，于中国是断然不可能产生的。此所以他也歌扬“五四”主张的原因。对于“五四”，他只是觉得学术的问题还没有弄清楚，就被政治的主义所吞咽，故而倡导董仲舒的“与其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尊称戌戊变法时王照的主张：先立学堂，改变风气，然后新政。所以余更在乎理性建构，而非火急火燎的非理性变革。萧伯纳说：“历史从来都是非理性的人创造的。”这有点激进革命的火药味。而只搞运动，大喊口号，恐怕有失。所以余说要耐下心去做学问，然后之裨益于政治；这恐怕也是胡适运动只搞六年，其后终生学问的原因，即其铭曰“多谈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着意。

　　秦晖或许正是持对传统的怀疑——一个两千年都没有实现的“孔子之道”能在今天焕发吗？加之今天的西方强势文明机遇，所以他主张“自己对自己负责的历史观”做在当下！相反余英时这样的传统文化研究者，却怀揣着“温情默默”，不相信哪个民族能够脱离她的传统而现代！所谓的“全盘西化”只不过是个大而化之的口号，现代化之巨细远不至于此。这或许是二者所从事的研究和师学的背景不同，导致两人对传统的保守倾向各有执见。

　　但汲两人见识，不难发现，都为一问题而立论。秦晖以为只要制度改善，则文化经济自然会好；余英时大约觉得中国困境的所在，即借现代性而对传统扼杀的政权的合法性存在。所以两者都是针对现实政治，只是一个直接诉诸，一个间接论道。即可代为今之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两思潮！亦知识分子之匹夫精神（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所谓也！保守者穷经泛典，自由者唇枪舌战，辛苦之所谓也。

　　在自由者看来，只要实现自由多元，则文化取向在于人们的自选；保守者以为激进的造反运动完全是自掘祖坟。在此我的态度是即对传统“温情默默”，又不失于对西学的关心问学，厚积薄发，以应其时，诸事万变，跬步以之。

　　近日读靳飞的《茶禅一味》或有体悟，中国的茶会,发展成了今天北京唠嗑的“打茶座”、成都茶馆里的龙门阵，而在日本却由禅师和茶人们发展出了茶道。如同靳先生论述的，中国好诗也是好李白（道）杜甫（儒），甚至三家合一的苏轼，至于禅境的王维一脉却人丁单薄，我国人善于言道理，而不至于尽器用，如汉人讽刺倭人的：华人长于理，倭人见于教。太做重于形而上的道，就缺乏实践意识，而日本人善于用。最突出的表现是中国的高级文人多都诗琴书画，而不屑于淫工巧计；这在日本因为武士阶层的重于身体力行是有所不同的。

　　所以“君子不器”的中国，能否效仿的走上现代化的经验技术型国家的路子，而且关键是须而能走多远，这个是一个对传统的必要反思。或许我们需要的是“君子器而不器”的倡导吧！？如之疑问，遗人榷之。

　　2009年4月7日星期二 晚于重庆

　　《文史传统与文化重建》读后感(四)：摘录

　　(1)

　　quot;...但是从50年代起，中国知识分子遭到了从所未有的屈辱和迫害，他们的理想和热情早已荡然无存了。我在七八年前曾说过，老一代的中国知识分子都是以平静的心情等待生命的终结，中年一代的有的彷徨苦闷，有的随世浮沉，年轻的一代则或者腐化颓废、或者愤世嫉俗、或者各谋一己的前程。这个观察，我自觉在今天还未失效，甚至更严重了。在主观方面，今天的文化危机特别表现在青年知识分子的浮躁心理上。他们是少数尚有理想、尚有热情的人，也是中国未来的希望所寄。他们浮慕西化而不深知西方文化的底蕴，憎恨传统而不解中国传统为何物。他们的思想境界没有超越"五四"人物，但以中西学术的修养而言，又远不及" 五四"先辈那样坚实。..."

　　余英时《论文化超越》（《文史传统与文化重建》506-507页）

　　三代知识分子之间的差异，看到形容年轻一代知识分子的句子："浮慕西化而不深知西方文化的底蕴，憎恨传统而不解中国传统为何物"。难道不正是现代年轻人的困境？这篇文章不是主要论述知识分子的，所以第一句作为原因，似乎远不够。而我更希望看到的是，老先生对于现状（以及青年人）的忠告，未可得。不过经常在余英时先生其他文字中，见到反面的论述。考量话语的背景，而不是直接拿来，例如鲁迅关于"青年必读书"的回答："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

　　另外，提及20世纪初期，邓实 (1877-1941) 指出：当时求实求新的知识人"尊西人若天帝，视西籍如神圣"。很奇怪的现象，但至今依然有存在的影子。

　　2008年3月24日

　　(2)

　　读余英时《文化传统与文化重建》（三联）中文章《试论中国文化的重建问题》和《从价值系统看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摘录若干如下。

　　《试论中国文化的重建问题》：

　　* 基于我们今天对于文化的认识，中国文化重建的问题事实上可以归结为中国传统的基本价值与中心观念在现代化的要求下如何调整与转化的问题。（p430）

　　YY：注意提到"调整与转化"。

　　* 造成中国思想贫困的客观因素当然很多，...古人说，"礼乐所由起，百年积德而后可以兴也"。近代中国便正缺少这样一个"积德"的阶段。但问题并不完全在于政治社会情况的不安定，以致学术工作从无循序渐进。更重要的是多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物仍然摆脱不了"学而优则仕"的传统观念的拘束，因此不能严守学术岗位。在他们的潜意识里，政治是第一义的，学术思想则是第二义的；学术思想本身已无独立自足的意义，二是为政治服务的事务。自康有为著《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以来，这种偏向便愈来愈显著。不但治中学者如此，治西学者亦复如此。一般倾慕西方文化的人在取舍抑扬之际也缺乏真知灼见；他们往往对自己还没有十分弄清楚的东西，已迫不及待地要用之于中国政治和社会的改造上面。这种轻率而又轻薄的态度不但与西方"为知识而知识"的精神完全背道而驰，而且也和中国人所一向讲究的为学须分本末人己的传统大相径庭。...（p431）

　　YY：看看中国现在高校里的现象即知。另外，一些全盘西化的"知识分子"，经常拿些细枝末节的问题来说事，例如建议英语变母语等等。不安心研究西方文化的特点，拿了鸡毛当令箭。

　　* 学术和文化只有在民间才能永远不失其自由活泼的生机，并且也惟有如此，学术和文化才确能显出其独立自主的精神，而不再是政治的附庸。（p432）

　　《从价值系统看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

　　* 人间的秩序和道德价值从何而来？...（p448-463）

　　YY：上述论述中，余英时比较了中西文化在根源上的差异。可以间接解释以下的问题：一、中国人改信基督教，容易混淆世俗与神圣的界限。根源在于传统文化中的差异。二、中西方国家对外政治的差异，在于中西文化中"追求价值之源的努力"是或者内向超越的（中）、或者向外向上的（西）。

　　* 由此可见基督教在西方近代文化中有两重性格：制度化的中古教会权威在近代科学的冲击下已经彻底崩溃了，但是作为价值来源的基督教精神则仍然弥漫在各个文化领域。（p455）

　　* 康德的伦理哲学强调必须把人当作目的，而不是手段；又说：除非我行事的根据成为普遍的道德法则，否则我将不那样做。这是西方现代观念。但中国儒家的思想想来便是如此。康德的道德法则更合乎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比基督教的"己所欲，施于人"的金律（Golden Rule）更为合理。...（p460）

　　YY：上述比较，也是一个根源性的差别。例如，近阶段德国施行的"价值观外交"，很符合基督教金律，难免让国人难以理解。更欣赏，中国文化中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第二篇是长文，尚未读完。对于余英时的论述，难免断章取义，不过暂且记录。

　　2008年3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