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余偶拾》是一本由杨宪益著作，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的平装 32开本图书，本书定价：19.00元，页数：314，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译余偶拾》精选点评：

　　●旅行中翻翻甚好，但五色炫目，不知孰是孰非

　　●历史文化中西交通方面考证的，翻看而过，有时间有精力有兴趣了再来重新读过。

　　●好玩，不是冷冰冰的板着脸皱着眉的考证，不过也有点过于随意，考证不严密，天马行空，不着痕迹

　　●2006年5月第1版

　　●所谓大胆假设是也。有的篇章还是非常长见识的。

　　●现在在朋友手里，没有全读完，不过在这样的书里有种古雅的精神气儿在里面，刚好是在很迷0唐朝文化的时候看到的，以致后来在西安旅游的时候体会到了那么一点历史感，夏笳文字记录的一本，好书总是来的这么偶然，就如这个书的名字，偶拾之

　　●虽然有很多脑洞开得过大的地方，譬如philopator、philometer是受到孝的观念的影响，但……很有趣啊！

　　●卓越行吗

　　●虽然很钦佩杨先生，不过有些考证您还是姑妄听之吧

　　●感觉这本书挺有意思的，特别是中西故事源流的部分，但是脑洞太大。考证一不小心就成猜谜游戏了，浮想联翩

　　《译余偶拾》读后感(一)：这本书可以一窥杨先生学问的广度

　　很遗憾，杨先生这样的笔墨竟然没有变成罗马帝国衰亡史的翻译，还有好几本西洋历史巨著，杨先生是有这种翻译资格和实力的，却没有做出这样的成果，哪一个时代能有这样的文化巨人再现呢？

　　山东画报出版社功德无量啊，能出这样的书，剑桥中国史的几部好像都是我们山东出的。

　　杨先生和杨夫人对中国文化的输出贡献极大-----他们几乎翻译了整个中国，马烽的小说，我看过，水平我不敢评论，只能说很流利，有的单词我还不认识呢 惭愧惭愧

　　杨先生的 漏船载酒 我看过一遍，翻译稿很冷淡，也是 我们这个国家亏欠这样的大学者太多了。

　　想起当年九十年代末的时候，杨先生表现出的风骨，实在是让人心折。当年的烈士，你们的领导者们在美国逍遥的时候可曾想起你们？是这些远离尘嚣的老师们牵挂着你们灵魂的安宁。

　　《译余偶拾》读后感(二)：三点

　　考研时看的。那时刚看过《漏船载酒忆当年》。得知作者的一些经历，有所不为，自己钦慕其风骨，自然找其书读了。此书是作者在重庆编译局英译资治通鉴时顺手做的一些考证文章。现在隐约记得有好几篇参证希腊语和波斯语之类指出中国一些事与词是由此而来的。

　　其中显示出文明西来的具体例子。 这个寒假在家，每晚睡下后用TOUCH看完了何伟的《甲骨文》，其中书末提到一个业余研究中国文字起源的美国人，此人认为汉语属于语标型文字，形成过程可能受到过当时苏美尔人的楔形文字或埃及人的上古的文字的影响。

（维托·H·）麦尔的理论认为，中国文字是在与近东那些有文字的文明直接或间接的交流而产生。（何伟《甲骨文》，翻译：x2zhao）

　　另一个是看张爱玲《谈读书》一文，她提到小时候看《阅微草堂笔记》里记载西域地方有人见个头很小的人，她联系到了西方的小矮人。 还有就是苏三的《汉字起源新解》和《新文明简史》，对汉字、中国文化起源考虑大胆而周详，非常开阔视野。 这三者都指向一点：有确切记载之前和之后都有文化与物品自西域来。看过这些书有时候了，很多细节可能复述不准确。写在这里，备忘。

　　《译余偶拾》读后感(三)：两种史学证法

　　做考证文章，学者严耕望曾比较过陈垣先生的“述证”法和陈寅恪先生的“辨证”法：认为前者“只要历举具体史料，加以贯串，使史事真相适当的显露出来。此法最重史料搜集之详赡，与史料比次之缜密，再加以精心组织，能于纷繁中见条理，得出前所未知的新结论”；后者“重在运用史料，作曲折委蛇的辨析，以达成自己所透视所理解的新结论。此种论文较深刻，亦较难写”。囿于梳理材料繁琐不易，加之一味求新，后学往往追慕寅恪先生“辨证”法的为多。杨宪益的《译余偶拾》，便是一例。

　　此书虽是上月面世，文章却早已在近六十年前刊行过。众所周知，杨宪益是位译作等身的翻译家，曾汉译英《离骚》、《红楼梦》、《水浒传》等。抗战期间他寄居重庆，在国立编辑馆与同仁英译《资治通鉴》，工作之余，写了一些文史考证的文章发表在上海《新中华》杂志，于战后结集出版。仅此一版，自然埋没已久，后来新写的部分，又只能自印赠人，所以杨氏年轻时代曾搞过考证的旧事，恐怕如今知道的人已是凤毛麟角了。

　　年轻人做考证，往往心气高傲，好作惊人之发现。草草翻过一遍《译余偶拾》，此类情形俯拾皆是。如穆天子即汉武帝，于阗为希腊殖民地，西亚希腊诸王采用汉初皇帝谥号前“孝”字，等等。至于古典小说“板桥三娘子”，钩沉源于《奥德修纪》，而中国也有扫灰娘（即灰姑娘）和英雄（席格弗里德）屠龙的故事，则更是言之凿凿，令人不得不信。我虽一直不敢窥考证之门径，见到这样的文字，倒也不得不十分小心。

　　前人做考证文字，最忌穿凿。陈寅恪先生的“辨证”法，其实极需天分和学力，后学大多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却“往往不免有过分强调别解之病”。严耕望曾告诫道，“学者只当取其意境，不可一味追摩仿学；浅学之士若一意追摩，更可能有走火入魔的危险。”杨氏文章，某种程度上同寅恪先生很相似，尤以运用异族史料、宗教典籍等新材料为长。杨氏还精通外语（观此书，可知不仅通晓英语，对梵语、拉丁语、古希腊语都有涉猎），这也同寅恪先生极相似。但就行文来看，毕竟积淀尚浅，很多地方常常附会于一两个音近词汇，或凭孤证做推断，未免失之草率。杨氏后来不再走这条路子，想来也是有所体会了罢。

　　《译余偶拾》读后感(四)：纯属8卦

　　作者的这些文史考证始于抗战期间，其时杨宪益先生应梁实秋之邀在国立编译馆做英译《资治通鉴》的工作，译书之余，在兴趣的驱动下写出这些笔记。作者曾在自传《漏船载酒忆当年》中对这段工作有所追忆：由于国立编译馆中的中国书籍丰富，作者在1944～1946年间写下大量笔记，并写了大约两百篇短论文，内容涉及中国古代史、中国文学史、古代神话传说、古代中外关系史以及中国少数民族的早期历史等。文章在新中华书店出版的《新中华》杂志上发表，1947年结集为《零墨新笺》。在南京定居后，在兼职和政治工作之余，作者还抽时间写些短文，主要是关于中国北方诸少数民族和蒙古、满、回纥、朝鲜古代历史的研究文章，发表在当时《和平日报》古代史增刊上，1949年又辑成《零墨续笺》。两集的内容至上世纪80年代初由三联书店再次出版，更名《译余偶拾》，并在去年由山东画报出版社再版。

　　作者在自传中说如果他的丰产期持续得更久，将很可能成为一位历史学家，成为中国古代史有关的各种课题的权威。这并非大话。作者并非只会译书的匠人，旧学基础扎实。杨敏如(杨的妹妹)曾在一段访谈中说：“我们刚学对对对子，我哥哥已经要做诗了；我们刚上四书，我哥哥已经十三经都会背了。先生说从来没有教过他那么聪明的人。”能够译《资治通鉴》《史记》《红楼梦》《儒林外史》的人，仅有英文水平显然是远远不够的。杨的自传中提到一件小事也很有意思：50年代，作者在中南海与毛主席见面时，周总理在一旁介绍说杨宪益已经把《离骚》译成中文，毛在握手时问“你觉得离骚能够翻译吗，恩？”“主席，谅必所有的文学作品都是可以翻译的吧。”毛微微一笑，欲言又止，作为诗人的毛显然并不相信离骚可译。作者对古典文学的翻译还包括汉魏乐府和明清传奇，比如洪昇的《长生殿》。前一段时间看过一个黄宗江的访谈，他提到在美国教书的时候曾组织学生演《牡丹亭》，译本大概用的就是杨宪益的。后来他与英若诚在美国和中国两次用英文演《十五贯》片断(从录像看大概是“测字”一折)，用的也是杨译。后面两剧我没有查到有杨的译本，不知道黄宗江的记忆是不是准确。

　　《译余偶拾》的内容过于专门，特别是中西交通和民族史部分。但关于神话部分还是很有意思的。比如考证《酉阳杂俎·支诺皋》实本于欧洲的扫灰娘(Cinderella，今译灰姑娘)故事，有趣的是在中文本中，这位姑娘的名字名为叶限，显然是Aschen(盎格鲁萨克逊文)或Asan(梵文)的译音。《安徒生童话》中《国王新衣》一篇在一千多年前早见于《高僧传》，推断故事源出印度，并至迟在公元6世纪就已传入中国了。而我国民间传说的薛平贵故事(有戏剧“武家坡”)则与格林童话中的《熊皮》相近。“The bear bide”的译音在古代北欧语里与“薛平贵”三字完全相同。此故事在唐宋间出现，又初见于秦腔，长安附近又有武家坡这个地名，则可以推断这是薛平贵是回鹘人传过来的欧洲故事。再比如对火鸡、青瓷和纸的名称考证也饶有趣味。

　　另外，推荐作者的自传：《漏船载酒忆当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