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传习录》详注集评》是一本由陈荣捷著作，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16图书，本书定价：49.80元，页数：282，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王阳明《传习录》详注集评》精选点评：

　　●知 正心问道勿执着， 养性澄源致中和。 偏私未得真知意， 克己须向事上磨。

　　●传习录全集，王先华译注

　　●知道不去做，就是不知道

　　●身体力行 可脱胎换骨

　　●话说那个谁，不是过来要找我吃饭吗？直接把这事儿给忘了

　　●不适合大众

　　●余读其书，想见其为人。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远虑，不是茫茫荡荡去不着边际的思虑思考。只是要存个天理存留于心中，这天理就是道，是律例，典章，只为要人谨守遵行，省察认罪，日日向前行，越走越光明。

　　●五星求满绩，真的求求了。

　　●床头读物，每天读一点，毕竟偏朱子多一点的老先生。 至善之心，良知，明明德，天理人欲并存，而至善之心二者合为一。 还是喜欢“人虽不知，而己独知者，此正是吾心良知处。

　　《王阳明《传习录》详注集评》读后感(一)：王阳明先生以“静坐”法养病健身

　　郭沫若写过自己的经历

　　郭沫若的身体素质并不强健，幼年时曾患过一场重病，青年时期东渡日本留学又患过伤寒，致使两耳失聪。1914年初，他东渡到日本，当年6月考上东京第一高等学校。由于用脑过度，在一高预料一年毕业后，他得了严重的神经衰弱症。

　　郭沫若著作记载：“在一高预科一年毕业之后，我竟得了剧度的神经衰弱症，心悸亢进，缓步徐行时，胸部也震荡作痛，几乎不能容忍，睡眠不安，一夜只能睡三四小时，睡中犹始终为恶梦所苦。记忆力几乎全部消失了，读书读到第二页已忘了前页，甚至读到第二行已忘记了前行。头脑昏聩不堪，炽灼得如像火炉一样，屡屡想自杀。”

　　到了1915年9月中旬，郭沫若在东京旧书店里偶然买到一部《王文成公全集》（王阳明）。读到王阳明先生以“静坐”法养病健身的故事后，他就开始试着学起来，每天清晨起床与晚上临睡时各静坐30分钟，不到半个月，奇迹发生了，郭沫若的睡眠大有好转，睡得香甜，梦也少了，胃口恢复如常，渐渐地竟连骑马都不感到累了。身体一直少病健康，活到了87岁。

　　《王阳明《传习录》详注集评》读后感(二)：周全的达官

　　作为第一次阅读的古代哲人，我没有说，这是一部非常有料的书，也没有说，这是一部非常值得你去阅读的书，我只是说，我真的很期待，你看到这样抽象的文字，面部抽筋的表情。

　　什么是“心”。

　　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很多人。

　　心是可以用致知的，而心不是用来致知的，而现代的人都会说，脑才是用来思考的。那么心对于一个人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不是心的连续，也不是心的古意，而是心这样东西，是否真的存在于人们的身体里。

　　心，其实总的来说，对于阅读古文很困难的我，是一种非常难理解的概念，最开始，我觉得它代表着的是，爱，当你爱一个事物，你自然知道得更多。

　　然而令我惊奇的是，心其实代表着另一种概念——那就是科技，一种隐含在人体基因内的科技。

　　然而这是值得注意的，因为科技本身的存在都是利于身，而不是利于心——这也和心的概念有所相悖。

　　然而什么是心的本质呢？

　　很多人觉得，是一种国仇家恨。

　　然而我却觉得，这一定是错误的。

　　因为国仇家恨也会妨碍一个人做出正确的判断，如果王阳明那么看重国仇家恨，他又怎么会愿意放弃权力，又怎么会对叛贼做出人道主义的判罚。

　　所以其实整个心的概念，是全书的关键。

　　总之，我认为，心在这里应该是一种物质，一种真正存在的科技。

　　然而这种科技却少为人知。

　　所以，对于一个周全的达官来说，只是依靠着爱恨情仇，这就堕入了魔道，在高位，不谋其职，又何来真正的感情可言。

　　而心这个概念，最终贯穿全文，成为了唯一的可说之处。

　　你可能没有心，你也能够理解这是种多么神奇的东西。

　　如果论道，王阳明说，他可以做到知行合一，而他奇迹般的人生也验证了这点。

　　但是其实心对于很多人来说，也是可怕的，因为王阳明一生，可是连王权也是真正蔑视的啊，何况是在他那种信奉天子的年代——要看透真相又有多么多么的艰难呢！

　　所以周全固然是可求，但是达官，终究成为泡影！

　　《王阳明《传习录》详注集评》读后感(三)：精通儒释道三家、文武双全的思想家、哲学家王阳明

　　明代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和军事家王阳明（王守仁），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没有争议的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圣人。曾国藩曾这样评价他：“王阳明矫正旧风气，开出新风气，功不在禹下”。王阳明精通儒释道三家，被认为是可直追孔孟的大圣人，影响超越明代而及于后世，风靡一时而传播中外，为后世留下了很多经典语录。王阳明与孔子、孟子、朱熹并称为孔、孟、朱、王。王阳明的学说思想王学（阳明学），是明代影响最大的哲学思想，其思想传至中国、日本、朝鲜半岛以及东南亚，立德、立言于一身，成就冠绝有明一代，弟子极众。几百年来，王阳明的思想影响了海内外无数人，张居正、曾国藩、章太炎、康有为等都从中受益。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杜维明断言：21世纪是王阳明的世纪。

　　王阳明是弘治十二年（1499年）进士，历任刑部主事、贵州龙场驿丞、庐陵知县、右佥都御史、南赣巡抚、两广总督等职，晚年官至南京兵部尚书、都察院左都御史。因平定宸濠之乱军功而被封为新建伯，隆庆年间追赠新建侯。谥文成，故后人又称王文成公。他继承了儒家思想，以自己的体悟加以完善，形成了独具一格的“心学”体系，在他看来，人活于世，烦恼苦闷皆由心生，他引导众人以心之力抵御外界纷扰，重拾中庸、淡然之境。他提出养心、戒躁、宽心、求简、意诚五大处世之道：欲修身，先养心；欲静心，先戒躁；欲去焦，先宽心；欲心旷，先求简；欲简泊，先意诚。

　　他提出了“身之主宰便是心”，“其发窍之最精处，是人心一点灵明”，“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人人自有定盘针，万化根源总在心”。他毕生主张格物、致良知，他的“四句教”——“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功，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为恶是格物”。他经常问自己：“圣人处此，更有何道？”“大悟格物致知之旨，寤寐中若有人语之者，不觉呼跃，从者皆惊。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王阳明推崇“无为之下的有为”，“如今于凡忿懥等件，只是个物来顺应，不要着一分心思，便心体廓然大公，得其本体之正了”。

　　“天地虽大，但有一念向善，心存良知，虽凡夫俗子，皆可为圣贤”。在《传习录》中他提到：“天地气机，元无一息之停。然有个主宰，故不先不后，不急不缓，虽千变万化而主宰常定，人得此而生。若无主宰，便只是这气奔放，如何不忙？”王阳明说：“教人为学，不可执一偏。初学时心猿意马，拴缚不定，其所思虑，多是人欲一边。故且教之静坐，息思虑。久之，俟其心意稍定，只悬空静守，如枯木死灰，亦无用，须教他省察克治，……将好色、好货、好名等私，逐一搜寻出来，……才有一念萌动，即与克去，斩钉截铁，不可姑容与他方便“。他提出：“勿谓隐微可欺而有放心，勿谓聪明可恃而有怠志； 养心莫善于义理，为学莫要于精专； 毋为习俗所移，毋为物诱所引； 求古圣贤而师法之，切莫以斯言为迂阔也“；“今人病痛，大段只是傲。千罪百恶，皆从傲上来。傲则自高自是，不肯屈下人。 ‘傲’之反为“谦”。‘谦‘’字便是对症之药。非但是外貌卑逊，须是中心恭敬、撙节、退让，常见自己不是，真能虚己受人“”。

　　以下是著名的《王阳明家训》：“幼儿曹，听教诲：勤读书，要孝悌；学谦恭，循礼仪；节饮食，戒游戏；毋说谎，毋贪利；毋任情，毋斗气；毋责人，但自治。能下人，是有志；　能容人，是大器。凡做人，在心地；心地好，是良士；心地恶，是凶类。譬树果，心是蒂；蒂若坏，果必坠。吾教汝，全在是。汝谛听，勿轻弃。”

　　《王阳明《传习录》详注集评》读后感(四)：ZZ：四注合一，览一知四——评张京华辑校《近思录集释》（许刚）

　　四注合一，览一知四——评张京华辑校《近思录集释》（许刚）

　　许刚

　　总是“被冠以”朱子之名而实际上是由朱子、吕东莱二先生共同编纂的《近思录》，自南宋至清代注释共有二十余家，陈荣捷先生说“《近思录》除儒道经书之外，注释比任何一书为多”（《近思录详注集评》引言），可见是书之影响。历代注家的注释，既有助于后学深刻领会《近思录》，也促进了它的普及和传播。这其中，以宋叶采注本和清张伯行、茅星来、江永三家集注本最善，严佐之先生称之为“披沙沥金，去绌存优，能各见其长而为学者接受”（《朱子近思录》导读）。

　　四家旧注价值如此重要，而整理研究情况却不尽人意，其中张伯行、江永两种，民国间已有标点铅印本，如张伯行《近思录集解》有商务印书馆国学基本丛书本，江永《近思录集注》有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年万有文库本和1933年国学基本丛书本，二书均采旧式句读，不列整理者姓名，又有上海大达图书供应社1935年本，题为“标点评注”，标点者周郁浩。而叶、茅两种注本尚且未见标点铅印。1949年以来，《近思录》本文已有数种新注出版，而四家旧注则未能面世，无一可寻。台湾陈荣捷先生所作《近思录详注集评》，1992年由台湾学生书局初版，2007年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发行简体字版，于《近思录》整理最为有功，然所惜者亦不全取旧注，且错讹不少。鉴于四家旧注长期湮没无闻，学者阅读不便，湖南科技学院濂溪研究所的张京华先生遂萌生重新发掘整理出版之意愿，成《近思录集释》一书，这一缺憾因此而得以弥补。

　　《近思录集释》上、下两大册，2019年10月由岳麓书社出版。其取四家旧注之全书（除“群书姓氏”、“朱子世家”之外），标点整理，体例仿《史记》三家合注旧例，各家注文以成书早晚为序，逐条逐句编次，四注合为一编，使其取长补短，互相补充。遇文字异同，仅加“今按”标出，力求保持四家旧注《近思录》之原貌。陈荣捷先生《近思录详注集评》各卷条目编排有数字序号，颇便阅读，本书亦仿照排序，另将《近思录》四家旧注之序与凡例共十篇收入本书附录。四家旧注的版本情况是：

　　①叶采《近思录集解》：以《续修四库全书》影印北京图书馆藏元刻明修本为底本，而以较为通行的文渊阁《四库全书》直隶总督采进本参校。元刻本无各卷标题，则用四库本补进；

　　②张伯行《近思录集解》：援用上海商务印书馆国学基本丛书本；

　　③茅星来《近思录集注》：用文渊阁《四库全书》编修徐天柱家藏本；

　　④江永《近思录集注》：援用上海商务印书馆国学基本丛书本。江书在同治八年（1869）曾由江苏布政使应定时重刊，其时应氏“爰出旧藏婺源洪氏刻本，暨吴刻本，属元和王孝廉炳校刊之”。民国上海商务印书馆及大达图书供应社铅印本，均附录了王炳所作校勘记。本书亦将王炳校勘记逐条排在四家旧注之下。

　　“集释”一体，由来尚矣，看似分别粘贴、未尝“增损一字”，不费多少精力、不需多少功力，实则不然。除了涉及版本校勘时的明察秋毫、取舍定夺等学术工夫以外，最主要的是，经此编排整理，极大地便利了学者的阅读，于相关研究可较容易地生发出一些念头。旁征博引式的“集释”、“集解”、“集注”固然在资料丰富性、文献保存性方面声名赫赫，稍稍限定范围的“集释”、“集解”、“集注”也并非就那么相形见绌。以本书为例，范围不逾四家旧注之外，在资料丰富性方面似无多大发挥，但在文献保存性、研究便利性方面还是可圈可点的。前者，对四家旧注进行新式标点整理，特别是叶、茅两种注本，更是首次以此清晰便读的方式呈现于学者面前，对文献的保存、利用、发掘是有重要学术意义的；后者，因此“逐条逐句编次”的合注体例，使得跨越数百年的两朝（宋、清）四家（叶、张、茅、江）促膝而谈、切磋一堂，对于四家旧注的各自学术价值乃至宋学、汉学之义理涵咏与训诂考证，都可使我们发生直观而真切的感受、思味。如关于四家旧注的基本评价，学界目前意见即有些许不同，严佐之先生认为“相比较之下，江永集解本优胜处最多”，“及至今日，尚无出其右者”（《朱子近思录》导读）；于民雄先生认为叶采《近思录集解》“虽盛行一时，但失之注解不当，字句讹误”，张伯行《近思录集解》“正本清源，依照朱、吕原编，拾遗补阙。又荟萃众说，校勘精当，引据精详，亦参以己意，解析缜密”（《近思录全译》前言），其《近思录全译》即以张书为底本，参校江、茅两家，似以张书为优；而本书辑校者张京华先生则认为“江注之近真终不及叶采，其细微不及张伯行，其训诂考据则不及茅星来”（《近思录集释》整理说明），与学界此前所加于江书之盛誉似有疏离。

　　我在拜读张先生此书时，也自然而然地脑中萦绕着这样的一个设问，到底这四家旧注各有何优长与劣短，像江注确实在清代中后期非常流行，“问世后，叶采《集解》在注本中的主导地位便让位于它。在此后的一百六十余年中，江永《集注》的覆刻本、重刻本、校勘本交错出现，现存抄本、刻本、石印本共计不少于30种”，“版本的多样性是除叶采《集解》外的《近思录》注释本所绝无仅有的”（程水龙《〈近思录〉版本与传播研究》），然而给我的第一感觉，正如张先生“整理说明”中所说的那样：“多用叶采之说”，在引用“朱子曰”的地方相同处较多，甚至可以说相当多。所以《近思录集释》给我的直观感觉就是排在那最后的江注屡屡而不断地与叶采前引重出而再现。那末，江注的那种盛传迹象与盛名地位从何而来呢？依靠的又是什么呢？值得我们踏实地去好好研究一下。我们倒不是必要定出个彼高此下来，但是它总说明对于四家旧注的整理研究、价值认识尚存在不小分歧，需要我们结合《近思录》本身及其刊刻、传播、流布、接受史作更细致、更深入的比照研究和梳理阐释。这一问题的呈现与这方面的工作，显然有学者已意识到这一点，并开始着手进行，如程水龙先生的《〈近思录〉版本与传播研究》，即是“填补了理学传播史与理学接受史上这一长期留存的空白”（束景南序）。该书对四家旧注间的异同特别是叶采《近思录集解》、江永《近思录集注》甚至周公恕《分类经进近思录集解》，有抽样式比较探究，虽还仅是举例揭示，有待结合注家思想及当时的社会政治、学术思潮作进一步解析、开掘，但无疑是值得我们研究《近思录》及其相关注作的学者注意和努力的。而张京华先生《近思录集释》一书，自是为学术界同道方便、顺利地比较研究这四家旧注提供了一个极可欢喜甚有意义的本子，在摩挲欣赏的同时，真是要对张先生道一声谢谢了！

　　张先生在“前言”中简略交代《近思录》及朱子与宋代新儒学之末后，说：“总而言之，《近思录》作为宋代新儒学派诸子语录体裁著作，集宋儒理学之大成，具有极其丰富的思想内涵，历代传承，影响深远。此次将叶采、张伯行、茅星来、江永四家旧注《近思录》整理出版，冀于弘扬传统文化，促进社会文明有所裨益。”“后记”中又说“不复敢妄为讲说，力求保持四家旧注《近思录》之原貌。”相对于五年前张先生由台湾三民书局出版的《新译近思录》来说，此次更郑重其事。我认为，无论从便于阅读研究的实用来看，还是从益于学术文化的薪传来讲，不谙电脑、一字字皆其夫妻辛苦手录的《近思录集释》，在出版社以市场为难的当下及时问世，足可证明张先生是朱、吕二子的同调，宋、清四家的功臣。再一次向张先生表示敬谢！

　　（作者为历史文献学博士。工作单位：华中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