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南栋》是一本由陈映真著作，九州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79，页数：476，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赵南栋》读后感(一)：持续更新

　　《山路》

　　我所有的思考、不解、疑惑与痛苦，都被陈先生的《山路》全然覆盖。看完之后，手忙脚乱地打开CNKI，试图找到一份合理的解释。在众多不堪入目的研究中，我看到有位研究员鞭辟入里的分析：陈先生革命意识的激活，在于革命精神与基督思想的互济。那么，若我们不再寻找到彼岸的路，要如何在此岸的路上继续行走？ 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 ———————————————— 夜深又在想今天读的《山路》。大嫂写给黄大哥的信中，使用的是侄子从没见过的「典雅的日文」。如果不是老师常常反复提及，我恐怕不会注意。这句「典雅的日文」将大嫂的身世全部揭开——知识分子出身的大嫂，投入劳动后看到自己的身体渐渐枯萎下去，最后到底认为自己背叛了革命，心灰意冷，但求一死。 她的“徒然”之感，虽然和八十年代特殊的时代背景有关，但知识分子的身份，是否有特别的韵味？ （这到底是不是文学的套路？回到最初，1930年代的台共党人，就在与共产国际的通讯中屡次检讨党不该由知识分子领导。） ———————————————— 跑个题。结合陈先生的基督教信仰反思大嫂的身份——为「赎罪」来拯救贫苦家庭的「处女」。不知道从女性主义角度怎么看待这个文本，反正我心里是五味杂陈。

　　《铃铛花》

　　高东茂老师打破了关着阿顺的「铁皮屋」。他让阿顺的生活里，增添了许多「生涩」的内容。比如「阶级歧视」，比如「穷人劳动却要饿肚子」。阿顺长大了，也消失了。他去了哪里，是否踏上了和高老师一样的道路，无人知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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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题外话：外省来的金先生下厨做菜又帮太太洗衣服，体贴入微的做法引发一众主妇的艳羡。在看到这个姓的时候我就感觉是上海人，直到房东操起一口洋泾浜上海话在镇公所谈三民主义的时候，我确定了自己的看法。看来上海男人疼太太却不太靠谱，古已有之。

　　《赵南栋》读后感(二)：梁文道：不合时宜的左派

　　

陈映真在一个非常特殊的意义下，是个“爱国者”。这里所指的“爱国”，在当年的台湾，可能会为他带来杀身之祸。

从一个左翼中国知识分子的角度来看，你如果光是谈爱中国，认同中国文化，这只不过是大华夏主义，是一个空泛的、没有实质意义的民族主义而已。要是再加上国民党当年的威权政府，它就变得更危险了，因为那是国家主义，一种右派的“法西斯主义”。只有为“爱国”加上共产主义的理想，加上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工具，以及历史唯物辩证法所推动的政治指导原则，这个国家才是一个值得向往和去爱的国家。

如此一位作家，又左又爱国，曾被认为是鲁迅精神的最后接班人。表面上听，你大概会觉得他的小说都是“伟光正”，非常沉闷，可能会像今天的一些正能量文学，歌功颂德。但不要忘记，他是陈映真。

接受过西方现代主义文学观念洗礼的陈映真，乃台湾本省人，接受日文教育长大，他的文字语言，以及介入世界的角度，跟我们所熟悉的那一套呆板、树典型、歌颂革命的社会主义写实主义是完全不一样的。他的小说有很多长句，但绝对不是那种左派文学常见的气势汹涌宏大，却又难免苍白空泛的句子；相反地，它带着一种日本文学式的柔美、曲折、迂回。

他的小说从不刻板单面地去塑造一些人物典型，然后上演正邪决战的剧情。他的作品，总是充满了各种价值上的探问。他没有那么多大是大非的判断，反而时常自我怀疑；他带给读者的不是说教和灌输，而是刺激，刺激你不断地反省、怀疑、提问。这，才是一个左派应该具有的批判精神。

身为左派，应该具备什么特质？当时在台湾创办的《人间》杂志创刊语里，陈映真写道，大家要有信心，要有希望，要懂得爱。这听起来几乎有点基督教的感觉，居然讲起了信、望、爱。这种“爱”指的究竟是什么？它跟左派有关系吗？

这种“爱”指的不是单纯地去爱一个今天经济这么发达繁荣的国家，爱国家发展，爱了不起的建设；更不是说我学会了马克思主义之后，考试成绩会好。不，它绝不是这种爱法。左派的爱，指的是去爱那些在社会上，所有被侮辱、被伤害，同时还发不出声音，被遗忘在历史角落的人。一个左派的爱，是要去爱这样的人。

创办于一九八五年的《人间》杂志，被认为是两岸三地有史以来最了不起的杂志之一。摄影家阮义忠，原来就是《人间》杂志的特约编辑，他那种黑白社会纪实摄影，当时带给大陆很大的冲击。这本杂志的创刊号里面，有在台北垃圾山上讨生活的拾荒者，有一群备受歧视、混迹街头的侏儒，有一些当年美军撤离台湾后留下来没人要、没人管的混血儿，有在台湾被欺负的少数民族的故事；同时还有国际视野，例如当时正在闹饥荒的埃塞俄比亚难民的报道。

这本杂志让我们看到，所谓的左派，他该有的关爱是去爱那些活在世界底层的人。我们常常在北京晚上的街头走来走去，你见过晚上在大街上睡觉的人吗？你见过那些拾荒的人吗？你见过那些扫垃圾的清洁工吗？你见过那些一早起来要去开大巴、开货车的人吗？你见过那些房子被拆的人吗？你见过那些被欺负、被侮辱的人吗？你爱不爱他们？这是每一个自命左派的人都该扪心自问的问题。

《赵南栋》这篇小说里，就是这么一群左派爱国分子，他们坐牢，他们的左派身份，使得他们本身就成了当年台湾社会里被侮辱、被伤害的人。

陈映真书写那一代左派的后人，以及这些后人跟那一代左派之间的关系。这些台湾左派，他们关心弱势，但是他们本身就是弱势，他们甚至可能是整个社会里面，最受侮辱和伤害的一群人，这个伤害还会蔓延到亲戚朋友身上，当然也包括了他们的后人。

这个家庭的下一代为什么会有故事里的这些遭遇？追溯原因，那是因为他们有不幸的父母，他们的父母没办法像正常的父母一样，把他们抚养长大。这就是那一代很多左派家庭共同面对的问题。你们家里有人是政治犯，于是你们整个家庭就沦落了。这种沦落，这种伤害是要延续好几代下去的。

陈映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写这篇小说，几乎就是要告诉当时的华文读者，社会上有这么一群你看起来很沦落的人，满身伤痕，活得很不像样子。你是不是该想一想，他们是怎么来的呢？也许其中就包括了像赵家这样的人，因为他们的上一代怀抱的左翼爱国理想，叫他们付出了代价。不只他们自己付出代价，他们的下一代还要继续承担这份代价。

陈映真给了大家一个很大的挑战。如果左派就要注定承担这样的命运，那你还要不要当左派？陈映真自己已经用他的生命给了答案：要！

陈映真说，坐牢的那七年里，他认识了一群朋友，那群朋友使他觉得，他要沿着他们的道路走下去。如果他不说他们的故事，他不继承他们的精神的话，那一代人是不是就都白活了呢？

那个时候的台湾，就有点像今天的大陆，是一个经济高速发展，人人都在追求个人美好生活的时代。你这时候来和大家谈左翼理想，谈平等，谈自由，谈大爱，然后你再谈为了这样的理想要付出什么代价，那不是很可笑吗？

赵南栋长大后是那么地虚无。仿佛在警告所有这些有理想的人，你有理想吗？你可要小心点，你要付出的代价，就是你的儿子都会变成这个样子。你愿意付出这样的代价吗？

小说最后的结尾就是被托孤的叶小姐，当年的小女孩，这时候已经是四十多岁的女人了，决定把赵南栋带回自己的家，要好好照顾他，因为她当年在牢里答应过赵南栋的母亲。

陈映真仿佛就是要用自己全部的作品，去对过去百年来抱持左派革命理想，并终于为此被牺牲被埋没的那些人，说一句“我会好好照顾他的”。托付与他的，他也必将带着走下去，直到最后那一天。

　　《赵南栋》读后感(三)：陈思和：我印象中的陈映真先生

　　

我最初接触陈映真先生的作品，是在1980年初读大四的时候，那时复旦大学中文系在全国率先开设台湾文学的专题课程，主讲老师是陆士清老师。我认真听了这一门课，其中讲到陈映真的创作，教材里还选入了《将军族》。我当时对台湾文学一点也不了解，对“外省人”、“本乡人”这类概念也没有什么感性认识，但是这篇作品里弥漫的凄苦悲凉的氛围，却深深地打动了我。不像读其他台湾乡土作家的作品，在语言上意象上总是有些隔阂，读陈映真的小说，扑面而来的是一种熟悉的气息，用略微神秘的感觉来形容，他的文字间有似曾相识的感情密码，读来非常亲切，生出一种“自己人”的文学感情。后来读了更多的陈映真的资料，才知道他在走上文学创作道路初期，曾经受到过鲁迅小说的影响，这就难怪乎让我产生朦朦胧胧的熟悉感。

过了若干年，香港有家出版社推出一套“台湾文丛”，其中有陈映真的一本小说集《赵南栋》。那是陈映真在上世纪80年代创作的一组作品，其中最后一部《赵南栋》创作于1987年，而1988年就通过香港出版传入大陆了。当时复旦大学有一个台港文化研究所之类的机构，编辑一本内部刊物，上面还出过专辑讨论《赵南栋》。大约是那个讨论专辑吸引我去读了这组小说，但我读后觉得，与我以前读的陈映真的作品不一样了。那时候的台湾社会，正处于威权体制崩溃的前夜，民主运动风起云涌，陈映真已经成为台湾社会的一个标杆式的人物。他从监狱里获释出来，积极走上社会，在思想、文学、艺术、出版等多个文化层面团结了一批思想活跃的知识分子投入“社会改革”的实践，他创办的人间出版社推出了他的十五卷《陈映真作品集》，海峡两岸也都推出陈映真小说选。可以说，这是陈映真人生事业的巅峰时期，如日中天。可是，我在读《赵南栋》以及相关系列小说时，分明看到他的内心深处隐藏了无可回避的焦虑感。一种对未来失望的颓败心理，无情地盘旋在蔡千惠、赵庆云等人物的灵魂里，他描写这批曾经的革命者、受难者们在弥留之际，面对着他们的后辈——碌碌无为的年轻人，发出绝望的悲苦尖叫。这是无声的尖叫，你听不到声音，却感受到灵魂在发颤。

我最近读了报上悼念陈映真的文章，有一篇文章里这样写道：“1988年是两岸文化交流最频繁的一年，那年映真先生在北京同全国台联、中国作协接连举办了吕赫若、黄春明和自己的作品研讨会，后又举办了杨逵作品研讨会，这些研讨会对爱国的、热爱中华民族文化的台湾作家的主要作品，进行深入剖析、解读和宣扬。”（何标《他一生都是英勇的斗士》，《文艺报》2019年12月9日）很明显，就是在这个时候，陈映真把自己的活动范围从台湾岛提升到了两岸以至东亚地区。他为了接近自己所奋斗的理想——一个对20世纪进步知识分子极有吸引力的理想，跨出了海岛，希望从海峡对面获得支持。对于这一步，他不是没有疑虑的，从他的小说里的人物蔡千惠的嘴里，已经说出了这批老左翼心底里的忧虑，但是他还是要亲自去实践，为英特纳雄耐尔实现而奋斗。自然，陈映真的主要活动还是在文学和文化领域，在这些领域里他威望日隆，左右逢源，一旦迈出了这个领域，成功就很难说了。

我最初见到陈映真是在1990年代初的日子里。那时候大陆知识分子的情绪普遍低沉。王安忆毅然把陈映真当作一面精神风旗，写出了《乌托邦诗篇》。我从王安忆的小说里看到陈映真对她的影响，在这种特殊的时刻，陈映真成为一种精神之塔的象征，被大陆作家用来当作抵抗精神低迷的思想武器。那么，陈映真本人是怎样看待大陆知识分子当时所处的精神状态的呢？大约是这段时间中的一天，王安忆约我和王晓明去一家宾馆面谒陈映真，我们一起在宾馆大堂里谈了好几个小时，讲话的具体内容已经忘记了，大致的印象是他的状态很好，兴致勃勃地给我们分析世界形势，指出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危险，嘱咐我们利用当下低迷的时期好好学习马克思主义，认识资本主义经济高度发展可能对人们带来的异化作用。他对美国的资本主义非常反感，批评现代社会的人们每天就是麻木地工作，到了周六，就开着车去超市买一大堆东西，回来塞在冰箱里，然后又周而复始地重复上一周的生活。他边说边用两只手比画了那种麻木地开车购物的动作，让我突然想起他在《山路》里批判这种追求物质享受的生活时用了一个词——“家畜化”，指的是完全“被资本主义商品驯化、饲养了的、家畜般的”人们。时隔二十多年，我现在回想起那次谈话，已经懂了他当时引导我们的意思，但在那时，我觉得他谈的思想与我们遭遇的现实处境很遥远，有点不知所措。不过，他的尖锐的谈话依然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这样的与青年人的思想交流，在陈映真先生的日程安排里，应该是经常性的节目，事后他肯定忘记了这次谈话。当1997年我应《联合报》邀请去台湾访问，报社副刊的负责人安排一次饭局，在这个饭局里我见到了陈映真夫妇，他已经想不起曾与我见过面，人也明显发胖，在饭桌上他说话很少，神情有点寂寞，似乎心不在焉，与当初鼓励我学马列时的精神状态有了很大的不同。

大约是2003年，马来西亚《星洲日报》举办花踪世界华文文学大奖。花踪大奖第一届得主是王安忆，当酝酿第二届得主候选人时，王安忆、焦桐与我一起提名陈映真，经过了评委们几轮商量，陈映真成为第二届大奖的得主。那次在吉隆坡我又一次见到了陈映真夫妇，在几天的活动中，我们都在一起，但是彼此交流还是很少。在我的眼里，他似乎更像一个慈祥的老人，笑眯眯的，很少主动说话，而且他人更胖了，动作也有些迟缓。有一次集体乘车去一个什么地方旅游，半途中他突然心脏不舒服，大家连忙停车送药递水，忙乱了好一阵子。在那次相处的几天里，我觉得陈映真心事重重，仿佛内心深藏着巨大的纠结。从一些知情人的嘴里隐约地知道，他在台湾的事业大约处于不顺当的时候。这次活动结束后，我们在吉隆坡分手，我回到上海，他们夫妇好像是到内地什么地方去参加一个学术会议。但不久我收到了一封映真先生手写的信件，很短，大概的意思是说，他过去有些误解我，曾在一个会上批判过我，现在他表示向我道歉。我看到了这封信真有些发懵，因为我从来不参与他们那个领域的活动，而且对陈映真始终充满敬意。我一点不知道自己已经得罪了某些人士，如果不是这封短信，我还完全蒙在鼓里。但虽然如此，我毕竟是长期在这个环境下生活，对于有些事情的发生并没有感到特别的意外，倒是隐隐地对映真先生有了一点感激之心，觉得我终于成为他所信任的人了。

再以后，就是陈光兴教授穿梭般地来往于新竹与上海，筹划在两地同时举办陈映真思想与创作研讨会，还准备出版陈映真的文论选和创作选。我被分配到的任务是写一篇全面评价陈映真与“五四”新文学关系的论文。于是，我又一次系统地读了陈映真的小说和文论，再次直面这个高贵的灵魂。这篇论文里，我分别讨论了陈映真的思想创作与鲁迅为代表的“五四”新文学传统、茅盾为代表的左翼文艺传统以及巴金为代表的安那其主义的关系，我描述了映真先生从继承鲁迅为代表的“五四”精神到走向左翼文艺的马克思主义社会批判，进而站在安那其的理想境界对国家形式和本质进行深刻反省，由此得出的结论是：陈映真的深刻性达到了“五四”以来新文学精神的制高点。可是，2006年，在这个学术会议即将举办之际，传来了陈映真先生在北京中风病倒的消息。以后，再也没有机会见到陈映真先生，也没有听到陈映真真实情况的消息，想来重病的他也不会读到我的论文和这个学术研讨会的所有文献，从此再也听不到他睿智而锋利的谈话了。

2019年12月12日于鱼焦了斋

　　《赵南栋》读后感(四)：白先勇：文学心灵的敬重

　　

时候是六〇年代，我们办《现代文学》，有聚会都在明星咖啡屋，同时陈映真、尉天骢等人也在那办《笔汇》，两边的作家才开始认识。所以明星咖啡屋对我们这些六〇年代的作家是别具意义的一个回忆，像一种依归、一个立足点一样的地方。

台北明星咖啡馆

那时武昌街下面还有周梦蝶摆书摊，卖的就是我们两本文学杂志和一些诗集，没什么人买，所以我们一有聚会就叫他收摊上来，真有点文学沙龙的味道。

80年代台北合影，前排左起白先勇，胡金铨，后排左起沈登思，蒋勋，陈映真，陈丽娜。

开始时我是在文章上面认识陈映真的，他那时在《笔汇》上已经有文章发表，像是《面摊》《我的弟弟康雄》等，他这些早年的作品对我而言很有吸引力，一种少年维特之烦恼的情绪，很动人，很吸引年轻读者。

《笔汇》杂志

他一上来就有“文体家”的气势，文章中有一种很特殊的感性。我很想认识这个人，希望他在我们杂志上投稿，后来经由姚一苇先生引荐，他真的来杂志投稿，我们也开始了很长一段时间以文会友、因文结缘的关系。

《现代文学》于一九六〇年创刊，在一九六一年到一九六五年的这几年间，陈映真投稿了许多篇小说在我们杂志上，是《现代文学》很重要的作家。《现代文学》的特质是一个完全开放的园地，那时我们每个人的文风都迥然相异，可以说和而不同，大家各写各的。

但陈映真还是很独特，他有自己引人入胜的声音，带人进入有点忧郁、感伤又有着些落寞的境界当中。他的文字直指人心创痛处，也因为他以非常认真、严肃的态度看待人，尊敬人的苦痛，所以在他写《将军族》《那么衰老的眼泪》《一绿色之候鸟》《文书》的时候，都可以感到他有一种对人——尤其是对弱小人物——特别的怜悯，那是他的胸怀，也是他文章最感人的地方。

在《将军族》当中，他描写一个外省老兵与台湾最底层、最受欺凌的女性结合，最后两个人殉情式的结局陡然将境界提升至高，可以说是一个台湾的寓言，在这么早的年代，他便将台湾外省人与本省人的一种情结描写得这么惊人。

后来我们出版一本《现代文学小说选集》，由欧阳子主编，我们就都不约而同将这篇选为他的代表作，可是我觉得他其他的几篇东西，比方说《一绿色之候鸟》，写出当时知识分子的落寞；《山路》当中对于政治理想的失望，都非常贴近台湾的现实；《文书》《我的弟弟康雄》里面则有着相当的死亡象征。

死亡是他相当关切的一个题目，他是一个基督徒，又是社会主义者；社会主义理应是个无神论者，因此这中间的矛盾我想可能也造就了他这样的一个艺术家——一个人若是没有矛盾，就很难成为一个艺术家，而他似乎又常常在这中间摆荡：宗教的超越、与社会主义的世俗性。

陈映真又是个极富浪漫情怀、极理想主义的一个人，这样矛盾的因素加总起来就构成了他小说中的一种张力，文章最后经常要解决的就是死亡、升华，像是《将军族》当中的超越，就是他小说中深刻的地方。

他对人的创痛感受很深，所以有时候我想也许他自己写出来的文章，是他的不能承受之重。他看着社会上这么多的不平、痛苦，要怎么去拯救？靠社会主义、靠人的政治，可是人的问题人最后不能解决，就只能归天，要向上帝来求解答。

我记得他说是他父亲跟他讲的，叫他要做一个上帝之子、也要做一个中国之子，所以这是他的中国情结——他的中国是长江黄河的几千年，以及二十世纪的鲁迅和五四运动，那是他的认同。

鲁迅对他的一生、他的文学可能都影响很大，而且他又念西方文学、对日本文学的涉猎也深，所以他的文章也会有一点日本情调。他的文学风格因而是相当复杂的组合，他且能将这些组合全都变成他自己，这是相当难能可贵的，台湾文学应该要给他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

陈映真与他书桌上的鲁迅塑像

总之那是个到现在都还很值得怀念的时代，我个人跟他关系很特殊，他只来过我家一次，后来他坐了政治的牢，我又留学去了国外，就没有什么往来的机会。但我跟他有一种文学上、心灵上相互的敬重。我与他信仰不同，无论是政治或者宗教，各走各的道路，但是相知相惜。对我而言，我相当看重这份关系，彼此的关切都在默默之中。

那个年代很多人喜欢他的《我的弟弟康雄》，讲一个虚无主义的年轻人，现在看还可能有些别的意义在。那些他早年的小说我也觉得现在的年轻人都该看，至于较后期则像《最后的夏日》《六月里的玫瑰花》等讽刺小说也满有意思，《铃铛花》《山路》等也相当重要，我觉得是他写得最好的几篇。其实他的作品都很值得看，只是这几篇可以先看。

陈映真是一个文学家、艺术家，他忠于他自己的文学，这些都会大过政治、超越政治。因为他对文学有心，所以他是一个真正的艺术家，他的小说成就最后会替他作定位——外在的政治社会是经常在变动的，今天的真理明天就不是。但文学有一个永恒的真，至少我自己相信陈映真写的是一个人性与人情、对人之观察，因此他的小说写得最成功也是写人。

像是鲁迅或有自己的政治信仰，但他在写《呐喊》或《彷徨》的时候就是一个艺术家。所以我尊敬陈映真，他有他的信仰与追求、有他的一往情深；小说很复杂，因为人生也是复杂的，但他的信仰很单纯，因为越单纯的信仰越会激起我们的激情，所以他小说中一个重点在基督教信仰的情操。他出生于基督徒家庭，那宗教性的博爱精神也是他小说中珍贵之处。

归到最后还是要说，陈映真真的修炼出很特殊的文风，他的文字就是他的才华、他的敏感、他的诗意与抒情——忧郁、怅然，都是他文字上动人的地方，年轻读者应该会很喜欢他那浓重忧郁、浪漫情绪的文风，这是他很大的成就。

在安格尔和聂华苓的客厅，前排左起安格尔、陈丽娜、聂华苓、王安忆，后排左起陈映真、茹志鹃、许世旭夫妇。

（本文首发于2009年9月《文讯》杂志，韩良露采访，黄詠梅整理。）

　　《赵南栋》读后感(五)：蓝博洲：陈映真的山路

　　

出版于上世纪八〇年代末的《陈映真作品集·出版缘起》指出，在国际冷战与中国内战所造成的民族分断时代的台湾，陈映真“一直孤单却坚定地越过一整个世代对于现实视而不见的盲点……掀起日本批判、现代主义批判、乡土文学论战、第三世界文学论、中国结与台湾结争论、台湾大众消费社会论、依赖理论和冷战民族分断时代论等一个又一个纷纭的争议”。因为这样，长久以来，“陈映真”在台湾一直代表着一种奇特而复杂的文化现象。这种现象既反映着陈映真个人的传奇性，同时也体现了台湾历史与社会的矛盾。

一九六〇年出生的我，其实也是众多受到陈映真先生影响的文艺青年之一。我出生在苗栗乡下一个客家工人的家庭，家里几乎没有一本文学课外书。我的文学启蒙很晚，也很偶然，大概是在一九七五年秋天失学浪荡的十五岁左右。也就在那时，我立下了写小说的人生志业。

回想起来，第一次读到陈映真先生的小说应该是在一九七八年高二快要结束的春夏之交，在一个准备报考美术系的同学的画室，无意中翻到了发表于蒋勋先生主编的《雄狮美术》的《贺大哥》，记得那天晚上，原本要准备第二天月考的我就被他那叙事迷人的小说所吸引，任由那枯燥的教科书让窗外吹来的夜风随意吹着……

刚刚升上高三的某个刮着冷风的冬夜，同样是在那个功课不好却很会画画的同学的画室，他又带着一脸得意的笑容递给我《第一件差事》和《将军族》，同时指着《将军族》，压低嗓门说：“听说这本被禁了呢！”但是，这一次，为了贯彻自己考上大学的决心，我随手翻了翻那两本以吴耀忠先生朴实的速写作封面的小说集之后，还是把它们搁到一边，开始复习无聊的功课。

第二年秋天，我侥幸考进台北近郊一所教会大学的法文系就读。不久，南台湾发生了一场“高雄事件”。事件后的校园处于一种沉郁的状态。在思想和行动都没有出路的情况下，我于是回到文学的世界，寻求心灵的慰藉与思想的出路。就在那种苦闷情境下，我自觉系统地读起日据以来的现实主义的文学。其中，尤其深深吸引我的则是陈映真的小说。

在大学生涯的前两年，从封闭、保守的客家乡村来到台北都会的我，也一直过着小说家早期作品所描写的那些小知识分子的精神苦闷的生活。那时候，在南来北往的旅途中，每当搭乘的纵贯线火车经过莺歌小镇时，我内心总是不由得升起一股莫名的激动，望着过站不停的快车窗外急速流逝的风景，脑海里自然就想起了这样一句话：“—我不要回家，我没有家呀！”（《故乡》）而小说家笔下“那个栽着修剪得滑稽的矮榕的月台的故乡小站”莺镇就在某种意义上成了我难以忘怀的文学风景了。我一方面在日记本上学舌地呐喊着：“我不要回家，我没有家呀！”另一方面，也像康雄那样幻想着“在乌托邦建立许多贫民医院、学校和孤儿院”（《我的弟弟康雄》）。

一九八一年，我担任学校文学社社长。因为杨逵的孙女也加入文学社的缘故，我有机会经常利用假日到大溪拜访杨逵，实际接触到了一些神秘的“绿岛归人”，更聆听了许多学校课堂里听不到的历史与道理，从而扩大了思索与关怀的领域。一年的任期内，除了经常找当时在学校兼课的蒋勋老师闲聊之外，我一方面有计划地带领社团的同学阅读日据以来的现实主义文学，一方面也邀请杨逵、钟肇政、陈映真、尉天骢、吴晟和宋泽莱到学校演讲；其中，陈映真先生就邀请了两次。

当时，“陈映真”还是一个禁忌。第一次向学校课外活动组申请时，被以“此人不宜”之类的理由否决。后来，因为社团指导老师的指点，再次以小说家的本名陈永善提出申请；这次，课外活动组的负责人虽然教训说：“你们办演讲，怎么不找个有名气的人，却找个没听过的人来？”终于还是盖了通过审核的章。这样，我终于如愿请到陈先生到我就读的那所大学讲演。

众所周知，作为一个小说家的陈映真先生总是在文章中提出：为什么写？写什么？以及为谁而写的命题。我因为联想到曾经读过的加缪一篇题为《艺术家与他的时代》的文章，于是就自作主张地定了“小说家与他的时代”的讲演题目。约定讲演的那天晚上，陈先生准时来到已经挤满了喜欢小说家作品的同学、老师乃至监听的教官的学校某个大演讲厅。然后，我看到他说了一段简短的开场白以后，随即转过身去，自然地擦掉原先写在黑板上的讲题，另外写上“大众消费社会的文学家和文学”那样的文字。

陈先生的那场讲演在死寂的校园获得了热烈的反响。会后，许多识与不识的同学纷纷向我致意说那是一场非常有启发性的讲演；当然，也有一些人表示不以为然的敌对意见。后来，这场讲演记录也整理出来，在校方所办一份对外刊行的综合杂志上全文发表。我记得，应该就从那个时候起，作为小说家的陈映真经常地发表着批判大众消费社会的文章与言论，并且强调作家应该努力在生活中有意识地抵抗人在消费社会中被商品所异化……与此同时，我也认真地读着他的“华盛顿大楼”系列的小说。

在思想的成长上一路跌跌撞撞的我，通过阅读小说家对自己早期作品彻底总结与批判的《知识人的偏执》等论理文章，虽然也逐渐知道了要“从社会的全局去看家庭的、个人的沦落”的道理，可因为欠缺社会科学的理论武装，我还是只能在找不到思想出路的现实生活中继续怀抱着那种“康雄的”暧昧的理想，困处在他早期“忧悒、感伤、苍白而且苦闷”的小说所带给我的惨绿的个人的内心世界，走不出来。因此，一九八二年冬天，当我为了抒解长期以来的思想苦闷而拿起笔来开始习作小说时，也就很难不受到陈映真先生早期作品风格的影响。

在白色恐怖年代的台湾，“安那其”（“无政府主义”的音译）竟然是唯一不被禁忌化的左翼名词。事实上，就我实际的接触范围，不只是陈映真写康雄的一九六〇年代（我在作品发表的稍后才出生），一直到我大学毕业前后“反共”戒严令尚未解除的一九八〇年代初叶，帕米尔书店出版的《无政府主义》及克鲁泡特金的自传，都还是一些思想左倾化而又阅读不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品的、参与党外运动的文艺青年的精神支持。而这样的带着浓重虚无气息的“黑色青年”，就我所知，后来也就在看不到理想的复杂党外杂志圈子打滚一阵后无可避免地堕落了。我知道，在那样的时代氛围下找不到真正的思想出路的我很快也会步上后尘。

怎么办？　

对五〇年代的书写

一九八三年三月，我发表第一篇小说，步上写作之路。

稍后，我看到了陈映真先生在政治禁忌犹存的年代接连发表的小说《铃铛花》与《山路》，勇敢地展开了揭露上世纪五〇年代白色恐怖历史的系列创作。

到了一九八三年的《山路》，“从矿山蜿蜒着莺石山，然后通向车站的煤矿起运场的、那一条细长的、陈旧的、时常叫那些台车动辄脱轨抛锚的台车道”，已经不再是二十三岁的陈映真写《故乡》时想要远离的、有着“通到数十里外的矿山的台车轨”的破败故乡的意象，而是“一心要为别人的幸福去死”的革命青年寄托理想的“山路”象征了。

一九八三年七月，陈映真先生又在《钟鼓锣》杂志发表《绿岛的风声和浪声》，公开呼吁当局立刻全部释放五〇年代被捕的政治终身犯。一九八四年元月，坐满三十年以上监牢的十一名政治终身犯假释出狱；他又进一步在三月号的《夏潮论坛》发表声援最后两名监禁已达三十三年以上的五〇年代政治终身犯（林书扬与李金木）的文章——《打起精神英勇地活下去吧！》。

通过陈映真先生的小说与报告，我第一次具体地触及到长久以来台湾社会“夫不敢传妻，父不敢言子”的恐怖政治的历史源头，也因此有了想要进一步认识台湾历史的渴望。

一九八七年春天，我终于正式加入了陈映真先生主持的《人间》杂志，成为《人间》报告文学工作队伍的一名小兵。那时正值“二·二八”事件四十周年，“台独”派在街头展开“二·二八”夺权运动。基于认识台湾历史的渴望，我选择了陈先生策划的“台湾民众史”专题，作为我在《人间》采访的“第一件差事”。

历经台北的事件现场，台中、高雄到台南的盲目摸索采访后，我写完了第一篇关于“二·二八”的报道，稿子交出去后很快就得到陈先生的批示：“Rewrite”。因为禁忌犹存，采访困难，被退稿之后，我想要放弃，改做劳工或原住民的题目。但陈先生在退稿的同时却习惯性地拍拍我的肩膀，鼓励我说：“写得很好，继续做下去！”我只好回去阅读在前段采访时新搜集的材料，看看有什么题目可做。终于在阅读“总政治作战部”出版的“二·二八”小册子时，我发现一个之前未曾听闻的线索，经询问林书扬先生而偶然知道了地下党人郭琇琮的名字；再经一番寻访之后，我真正地走入了长期被湮灭的五〇年代白色恐怖的历史现场。

以“美好的世纪”为题的报告交出去之后的那年六月，陈先生又在《人间》杂志发表了一篇震动人心的小说《赵南栋》。七月，《美好的世纪》在《人间》低调刊出却获得超乎我的意料的反响。严格说来，那是台湾第一次比较完整地报道了五〇年代地下党人的生命史。这一次，陈先生给了我真正的肯定。后来，我才侧面听到：因为在“解严”前夕刊登了《美好的世纪》，陈先生遭到警总的约谈，《人间》也面对某种程度的压力。但陈先生一肩顶了下来。

阅读《赵南栋》，我们看到陈映真先生在更广阔的历史与社会背景下，一方面借由更直接的牢狱生活的描写，谱写了一代革命者为理想献身的慷慨悲歌；另一方面也以革命者后一代人的精神迷失与堕落为对照，对资本主义消费社会作了再一次的批判。实际接触了那段历史以后的我认为，陈映真先生显然已经通过这篇小说向历史交了他个人的答卷。我很想知道，当小说的思想高度已经拉到那样高的调性以后，接下来，作为小说家的陈映真还会写出怎么样的小说？

一九八七年以后，台湾岛内外的政治局势都有了一番惊天动地的变化，《人间》也在后来停刊了；陈映真也因为这样那样的因素，暂停了小说创作。

一九九三年，台北六张犁公墓偶然出土了二〇一个五〇年代被刑杀的革命者的墓石之后，陈先生又及时地写了报告文学《当红星在七古林山区沉落》。几年后，他又开始了《忠孝公园》系列的晚期创作。

从题材来看，从《铃铛花》到《忠孝公园》是以两岸分离的历史为主题。除此之外，陈先生早期的《乡村的教师》《故乡》和《祖父和伞》也是以本省左翼分子或老党人在白色恐怖下的命运作为书写的主题。那么，造成两岸长期分离以及日据以来的台湾左翼传统断裂的五〇年代白色恐怖的历史，对陈映真个人，乃至于对台湾进步运动的发展有何意义呢？

承先启后

在一九九三年十二月发表的《后街：陈映真的创作历程》中，陈映真第一次比较清楚地表白了他所目睹的这段历史的印象：在半夜里被军用吉普车带走的级任老师；分别在莺镇和台南糖厂被人带走的、他家后院住的外省人陆姐姐兄妹俩。中学时，每天早晨在台北火车站看到的枪决告示和在告示上看见亲人名字的民众的悲痛；以及不知来自何地、带着幼儿的农村老妇人在看守所等待探监的情景……　

我想，同样的历史场景，其他同年龄的同学，乃至于后来同样在写作的同时代的文学创作者们不可能没有看见吧！差别恐怕就在于：恐怖让其他人刻意回避历史，独独善感的陈映真却敢于直面历史吧！他写道：“从看守所高高的围墙下走过，他总不能自禁地抬头望一望被木质遮栏拦住约莫五分之三的、阒暗的窗口，忖想着是什么样的人，在那暗黑中度着什么样的岁岁年年。”

青年陈映真这“不能自禁地抬头望一望”，就像着魔一般，无可抵挡地吸引着他也要走进那“高高的围墙”里头吧！

于是，在上世纪二〇年代以来的进步思想、运动与先辈们被彻底肃清的荒芜年代，“突然对于知识、对于文学，产生了近于狂热的饥饿”的大学青年陈映真，开始透过台北旧书店街残存的一些进步书籍寻找思想的出路。《大众哲学》《联共党史》《政治经济学教程》《马列选集》等等禁书，在“思想、知识和情感上”“一寸寸改变和塑造”了这个文学青年，并且在他的“生命深处点燃了激动的火炬”。

一九六八年五月，青年陈映真也走进那道“高高的围墙”里头了。在一九七〇年春节前，他终于在被移监的台东泰源监狱，“头一次遇见了百数十名在一九五〇年朝鲜战争爆发前后全面政治肃清时代被投狱、幸免被刑杀于当时大屠的恐怖、在缧绁中已经度过了二十年上下的政治犯。”他激动地说，通过这些老政治犯，“他终于和被残酷的暴力所湮灭、却依然不死的历史，正面相值了。”这时候，对身系监牢的青年小说家陈映真来说，那些在“五〇年代心怀一面赤旗，奔走于暗夜的台湾……不惜以锦绣青春纵身飞跃，投入锻造新中国的熊熊炉火的一代人……再也不是恐惧、神秘的耳语和空虚、曲扭的流言，而是活生生的血肉和激昂的青春”。　

正因为有过那样直面被湮灭的历史的经验，我想，陈映真后来才会有不同于他那一代人的发展与坚持吧！如果不是有过不同于同代人的生命经历，后来的陈映真也许不过只是另外一个自我流放海外的“蜉蝣群落”吧！

从台湾近现代左翼运动的历史长河来看，历史恰恰在这里让陈映真扮演了一个承先启后的角色。

山路与初心

陈映真是台湾主张两岸和平统一人们中的一面旗帜。他的中国心源自于他在青少年时期阅读了鲁迅的《呐喊》。他曾经说：“鲁迅给了我一个完整的祖国。”

一九七九年的“高雄事件”，让台湾知识界的民族认同再度分歧。在此之前，陈映真已经敏感地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而表达了他的忧虑。

十月三日，陈映真“第二次被调查局拘捕，三十六小时后始释放”。在描述历劫经过的报告《关于“十·三事件”》的最后，他语重心长地写了这样的一段话：“我深深地感觉到我的事业毕竟在文学工作上……我自知我在文学上的成就是微不足道的。驮负着与我的才能不称的关爱，我决心不论今后的生活多么艰难，我要把这支笔献给我所爱的中国和她的人民。”

当历史走到他面前的时候，他抉择了一个理想主义者应该走的路；即使理想不一定能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实现，或者曾经一度实现后来又遭到遗忘或背叛。因为他对历史进程的认识，对社会公平的真理的坚信，应该清楚明白“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毕竟，他所走的路是前有古人后有来者的啊！重要的是，在重重“山路”的进程中要时时不忘初心吧。

　　《赵南栋》读后感(六)：陈映真 | 后街：陈映真的创作历程

　　

一

陈映真生于一九三七年的台湾竹南，后设籍台北县莺歌镇。到了他十岁的一九四七年春天，发生“二·二八”事变。他的孪生小哥在前一年死去，留下他一个人恹恹然地、孤单地玩耍。但他仍然记得五六个故乡复员原日本兵，穿着破旧的、并不齐套的皇军军服，唱着日本军歌，在关门闭户的小街上，踩着军步，渐行渐远；他记得在莺镇的小火车站前，一个外省客商被人打在地上呻吟，穿着长袜和黑布鞋的脚踝，浆着暗红的血渍；他也记得大人们噤声谈论着国民党（二十一师）军队横扫台北，眼色中充满了恐惧和忧愁。

一九五〇年夏天，他上六年级。级任老师在升学辅导自修课上，捧着《中央日报》看朝鲜战争的消息。那年秋天，一个从南洋而中国战场复员、因肺结核而老是青苍着脸、在五年级时为了班上一个佃农的儿子甩过他一记耳光的吴老师，在半夜里被军用吉普车带走，留下做陶瓷工的白发母亲，一个人幽幽地在阴暗的土屋中哭泣。冬天，他家后院住的外省人陆姊姊兄妹俩，分别在莺镇和台南糖厂被人带走……白色恐怖肃清的寒流弥漫在四面八方。

一九五一年，他到台北上初中。每天早晨走出台北火车站的剪票口，常常会碰到一辆军用卡车在站前停住。车上跳下来两个宪兵，在车站的柱子上贴上大张告示。告示上首先是一排人名，人名上一律用猩红的朱墨打着令人胆战的大勾，他清晰地记得，正文总有这样的一段：“加入朱毛匪帮……验明正身，发交宪兵第四团，明典正法。”

人们以悸动的静默，涌向告示。有时候，他会看见农民模样的人，因为在告示上看见亲人的名，突然在人群中失声，瘫倒在地上。

他的初中生的生活，便是在那白色的、荒茫的岁月中度过。寒暑假，他从莺镇的养家到邻站的桃镇生家去做客。一次在书房中找到了他的生父不忍为避祸烧毁的、鲁迅的小说集《呐喊》。他不告而取，从此，这本有暗红色封皮的小说集，便伴随着他度过青少年时代的日月。

而就在成功中学的隔壁，台湾省“警备总部”看守所就在青岛东路上。上课、下课，他总会看见不知来自什么地方的农村的老妇人，卑躬地带着衣物食品，时而也带着幼儿，在守卫亭等着传呼入内，接见重重政治天牢中的或者丈夫，或者儿女，或者叔伯、兄弟。从看守所高高的围墙下走过，他总不能自禁地抬头望一望被木质遮栏拦住约莫五分之三的、阒暗的窗口，忖想着是什么样的人，在那暗黑中度着什么样的岁岁年年。

该初中毕业的那年，他竟留级了。在学校公告栏上确认之后，一个人顶着暑天的太阳，从济南路走到今日中仑一带，去找他的慈爱的养父。

“没关系。你先回去吧。”

一向语言不多的他养家的父亲，这样对他说。他于是又走到火车站，搭车回到莺镇。养家的姐姐正忙着做裁缝。对于他的留级，没有半句责备。

就是在那个夏天，他开始比较仔细地读《呐喊》，到大汉溪游泳、钓鱼，觉得留级其实并未见得就是极大的灾难。

越一年，他考上了同校高中部，开始并无所谓地、似懂非懂地读起旧俄的小说。屠格涅夫、契诃夫、冈察洛夫，一直到托尔斯泰……却不期因而对《呐喊》中的故事，有较深切的吟味。　

五六年春天的一日，养父忽然和他说起要把当时赁居的房子设法买下来的事，他自然什么主意也没有，只是诧异养父竟把他当成一个大人，同一个高二的儿子合计像要不要买下房子那么大的事。那年夏天，他的养父病倒了，而后，终于在他瘦小的怀中死去。本已并不富有的家，乃益发衰落。次年五月，纯粹出于顽皮，他打造一个抗议牌参加“五·二四”反美事件，不数月，他被叫去刑警总队，问了口供，无事释回。

二

一九五八年，从贫困的家中，带着昂贵的学费，他到淡水当时的淡江英专注册，心情愁悒，却完全不曾知道生活的旅程上，一个全新的阶段在等候着他。

那时的淡水，尤其是一个安静、美丽的小镇。淡水多雨，而每在雨后，他站在校园向海的一端，看观音山，看淡水河，看常常被台湾著名画伯入画的、错落的住屋，都清新怡人。

就在这小镇上，他不知何以突然对于知识、对于文学，产生了近于狂热的饥饿。远远超前于老师指定的进度，他查英语字典读着英国文学史而不能满足，开始把带在身边的从父亲的书架上取来的厨川白村《苦闷的象征》、不记得什么人写的《西洋文学十二讲》，津津有味地啃着，写一本又一本的札记。　

在文学上，他开始把省吃俭用的钱拿到台北市牯岭街这条旧书店街，去换取鲁迅、巴金、老舍、茅盾的书，耽读竟日终夜。但这被政治禁绝的祖国三〇年代文学作品的来源，自然有时而穷。而命运不可思议的手，在他不知不觉中，开始把他求知的目光移向社会科学。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在这文学青年的生命深处点燃了激动的火炬。从此，《联共党史》、《政治经济学教程》、思诺《中国的红星》（日译本）、莫斯科外语出版社《马列选集》第一册（英语）、出版于抗日战争时期，纸质粗粝的毛泽东写的小册子……一寸寸改变和塑造着他。他几乎日日觉得自己在不断地蜕化、不断地流变，却不知道自己终于要蜕化成什么，深深恐惧着不让即使父母朋友察觉到自己不能自抑的豹变。

这些禁书使他张开了眼睛，看穿生活和历史中被剥夺者虚构、掩饰和欺瞒的部分。这些禁书也使他耳聪，让他隔着被封禁的历史，听见了二十世纪初年新俄诞生以来，被抑压的人民在日本、在中国大陆、在日据的台湾惊天动地的怒吼和呐喊。在淡水的寒夜，读思诺笔下壮阔的史诗，他泪流满面，竟呜咽不能自抑。在更深人静的夜晚，他从床底下摸出普列汉诺夫的美学思想，屏息苦读冗长的日语文句时，忽然注意到在岁月中氧化的、用沾水笔端正地写在画眉的眉批字迹。他猛然想起了初中时代台北火车站大柱子上杀人的布告；想起了青岛东路上那堵高而肃杀的围墙后面，一道道幽暗的窗子里漫长、神秘而又令人恐怖的年年月月。他心潮澎湃，满眶都是不由自已的热泪。他凝视在旧书的扉页上的、书的主人的签名，抚摸褪色的印章。啊，那个和他一样咀嚼过普列汉诺夫的“美和审美的社会功利性”“艺术的劳动起源”……的人，现在究竟在哪里？他可曾在诸神噤口的暗夜，被穿着黑灰色中山装的人押上吉普车拖走？可曾在拷问室中被鞭挞昏厥，在屠夫的枪声中扑倒……不，也或者他还幸活，在流放的岛上漫长的缧绁中，眺望着黎明。

曾几何时，他愈来愈觉得他的生活周围的语言、思想和知识是那样地空泛、欺罔、粗暴和腐朽。他孤独地走在校园里，让秘密而又足以家破人亡的思想在他的心中燃烧和煎熬。生活是极为困窘的。他曾一连几个月主要地啃着坚硬的“火烧”为主食。但即使今日回忆，在知识和思想上，他却饱足而幸福。

一九五九年，朋友尉天骢为其主编的文学同人刊物《笔汇》向他拉稿。从来不曾做过小说的他，把当时大二因作文作业写的故事，加以改写扩充，付邮寄去。不久，短篇《面摊》竟而神奇地印成铅字，刊在《笔汇》上。

一九六〇年，二十三岁。他在这一年一口气于《笔汇》上刊出了《我的弟弟康雄》《家》《乡村的教师》《故乡》《死者》和《祖父和伞》。

感谢这偶然的机缘，让他因创作而得到了重大的解放。在“反共”侦探和恐怖的天罗地网中，思想、知识和情感上日增的激进化，使他年轻的心中充满着激愤、焦虑和孤独。但创作却给他打开了一道充满创造和审美的抒泄窗口。他开始在创作过程中，一寸寸推开了他潜意识深锁的库房，从中寻找千万套瑰丽、奇幻而又神秘、诡异的戏服，去化妆他激烈的青春、梦想和愤怒、以及更其激进的孤独和焦虑，在他一篇又一篇的故事中，以丰润曲折的粉墨，去嗔痴妄狂，去七情六欲。

他从梦想中的遍地红旗和现实中的恐惧和绝望间巨大的矛盾，塑造了一些总是怀抱着暧昧的理想，却终至纷纷挫伤自戕而至崩萎的人物，避开了他自己最深的内在严重的绝望和自毁。而于是他变得喜悦开朗了。自我封闭的藩篱快速地撤除。他更能锢守他思想的隐秘，同时又能喜悦地享受着因《笔汇》而逐渐开阔起来的动人的友情和文艺的网络。文学创作像一场及时的、丰沛的雨水，使他因意识形态的烈日剧烈的炙烤而濒于干裂的心智，得到了浸润，使他既能保持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知识与原理的信从，又能对人类心灵最幽微复杂的存在，以及它所能喷发而出的创造与审美的巨大能量，保持高度的敬畏、惊诧与喜悦……

一九六一年，他从改制后的淡江文理学院毕业的那年，他写《猫它们的祖母》《那么衰老的眼泪》《加略人犹大的故事》和《苹果树》。他把抑压到面目暧昧不明的马克思主义同对于贫困粗粝的生活的回忆，同少年时代基督教信仰的神秘与疑惑，连同青年初醒的爱欲，在创作的调色盘中专注地调弄，带着急促的呼息在画布上挥动画笔，有时甚而迷惑了他自己。

六二年，他到军中服役。军队里下层外省老士官的传奇和悲悯的命运，震动了他的感情，让他在感性范围内，深入体会了内战和民族分裂的历史对于大陆农民出身的老士官们残酷的拨弄。一九六三年的《文书》和六四年的《将军族》和迟至一九七九年才出土发表的《累累》，是这种体会的间接和直接的产物。

一九六三年，为了养活他自己和亲恩如山的养母，他在退伍不久，就到台北市一家私立中学执英语教鞭。次年，他结识了一位年轻的日本知识分子。经由这异国友人诚挚而无私的协助，他得以在知识封禁严密的台北，读到关于中国和世界的新而彻底（radical）的知识，扩大了仅仅能从十几年前的旧书去寻求启发和信息的来源。也经由这可纪念的友谊，他第一次生动地体会到，对于建立一个真正和平与进步的世界深信不疑的善良的人们之间，真挚又严肃热情的超国境的团结与友谊，是完全可能的。

一九六四年，他的思想像一个坚持己见的主人对待不情愿的伙计那样，向他提出了实践的要求。命运竟是这样地不可思议，竟然在那侦探遍地的荒芜的时代，让几个带着小资产阶级的各样软弱和缺点的小青年，不约而同地、因着不同的历程而憧憬着同一个梦想，走到了一起。同一年，除了《将军族》，他还写了《凄惨的无言的嘴》和《一绿色之候鸟》。一九六五年，他翻译《共产党宣言》和大正末年一个著名的日本社会主义者写的入门书《现代社会之不安》，为他的读书小圈（circle）增添读物。然而在实践上的寸进，并没有在文学上使他表现出乐观和胜利的展望。被牢不可破地困处在一个白色、荒芜、反动，丝毫没有变革力量和展望的生活中的绝望与悲戚的色彩，浓郁地表现在六五年的《兀自照耀着的太阳》《猎人之死》，和一九六六年的《最后的夏日》。

六六年，他写了《最后的夏日》（发表于同年的《哦！苏珊娜》事实上是写于服役的一九六〇年顷），六七年，他写《唐倩的喜剧》和《第一件差事》，六八年被捕前不久，他发表《六月里的玫瑰花》，都明显地脱却了他个人的感伤主义和悲观主义色彩，相对地增添了嘲弄、讽刺和批判的颜色。究其根源，他受到激动的“文革”风潮的影响，实甚明显。而正是在六六年底到六七年初，他和他亲密的朋友们，受到思想渴求实践的压力，幼稚地走上了幼稚形式的组织的道路。

三

一九六八年五月，他和他的朋友们让一个被布建为文教记者的侦探所出卖，陆续被捕。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他被判决徒刑十年定谳。七〇年春节前，他被移监到台东泰源监狱。在那里，他头一次遇见了百数十名在一九五〇年朝鲜战争爆发后全面政治肃清时代被投狱、幸免被刑杀于当时大屠的恐怖、在缧绁中已经度过了二十年上下的政治犯。

在那个四面环山，被高大的红砖围墙牢牢封禁的监狱，啊，他终于和被残酷的暴力所湮灭、却依然不死的历史，正面相值了。他直接会见了少小的时候大人们在恐惧中噤声耳语所及的人们和他们的时代。他看见了他在青年时代更深人静窃读破旧的禁书时，在书上留下了眉批，在扉页上写下自己的名字，签上购买日期，端正地盖上印章的那一代人。在押房里，在放风的日日夜夜，他带着无言的激动和喟叹，不知餍足地听取那被暴力、强权和最放胆的谎言所抹杀、歪曲和污蔑的一整段历史云烟。穿越时光的烟尘，他噙着热泪去瞻望一世代激越的青春，以灵魂的战栗谛听那逝去一代的风火雷电。狱中多少个不能成眠的夜晚，他反反复复地想着，面对无法回避的生死抉择、每天清晨不确定地等候绝命的点呼时，对于生，怀抱了最渴切的眷恋；对于因义就死，表现了至大至刚的勇气的一代人。五〇年代心怀一面赤旗，奔走于暗夜的台湾，籍不分大陆本省，不惜以锦绣青春纵身飞跃，投入锻造新中国的熊熊炉火的一代人，对于他，再也不是恐惧、神秘的耳语和空虚、曲扭的流言，而是活生生的血肉和激昂的青春，他会见了早已为故乡腐败的经济成长所遗忘的一整个世代的人，并且经由这些幸存于荒陬、孤独的流放之岛的人们、经由那于当时已仆死刑场二十年的人们的生史，他会见了被暴力和谣言所欲湮灭的历史。

四

七〇年，他即使在泰源监狱，也能从《中央日报》看见“保卫钓鱼台运动”的风潮在岛内外激动地展开。他更从在狱中订购，由他日夜怀念的文友所创办的《文季》季刊、从《中外文学》中，惊讶地闻到一股全新的、前进的气息在围墙外的文学圈中，带着难以自抑的激越，强力地扩散着。作为一代显学的现代主义诗，遭到岛内外新起的评论家猛烈批判。文学的民族形式与民族风格问题；文学语言应该让广泛群众普遍理解的问题……文学是什么、为什么、为谁……这些文学观的基本问题被提出来了。他像是听到了人们竟然咏唱起他会唱又因某种极大的威胁而不敢唱的歌那样地激动。他在那些论战者的名字中，看见许多他的朋友和他所知道的人们，在前进与反动的双方，鲜明地站上了立场。他感到囚壁以外的故乡，不知如何而来的一阵春风，是怎样开始要煽动星星之火……

在狱中，他的阅读和学习受到最野蛮的限制与打击。有一次，他打报告要买一本英日辞典，监方为执行“不准受刑人阅读外文丛刊”的命令，驳回购书申请。接到驳回的通知，他感受到一种锥心的痛楚。那是一种与肉体的拷讯、行动自由的丧失完全不同的痛苦、悲哀与愤怒。感受之深，他至今不忘。然而，感谢思想检查，感谢藏书贫弱的狱中图书室，他借读了《诗经》《史记》《宋词选》，一些经史子集。当局以为政治上“安全”的这些古书，不但让他补了一些起码的课，在缧绁之中，他因这阅读获得意想不到的知性上、审美上的释放。

他在狱中最不意中培养起来的兴趣是中国社会史。在绿岛，他获准购读《中国农业史论》，书中收集了三〇年代中国社会史论战的论文。书中杰出论客之一，是马乘风。在狱中，他才知道马乘风是国民党“立委”，早已经在台北新店军人监狱服无期徒刑。他在押房中读马乘风氏以历史唯物论的语言剖析中国封建社会的文章，遥想斯人却同在政治镇压系统下兀自憔悴。这样的“读者—作者”关系，令他掩卷沉思，不知马先生尚幸而健在否？

五

一九七五年，他因蒋介石去世百日忌的“特赦”减刑而提早三年获释。台湾社会在他流放七年中经历了“独裁下经济发展”的高峰期。重回故园，他颇有沧海桑田的感慨。但台湾的思潮已一反五〇年以降冷战和内战思维，更使他吃惊。他于是知道了保钓运动左翼的思想和文化影响。大专校园的社会意识萌芽发展。高信疆主持的《中国时报·人间副刊》在世俗水准上不断地激起新的知识和文化的涟漪。朱铭和洪通的艺术使人们对深蕴于民间的强力审美发出了惊叹。“云门”的集结与创作，让人们感受到创造性的舞的语言照样深深地使人们的灵魂骚动不已。

七六年，他为杂志《夏潮》的编务，尽一些打杂写文章的义务。同年，他的小说由远景出版社集结成两本集子，其中的一本，于出刊不久遭到禁止发行。七八年，他在出狱后第一次发表小说《贺大哥》《夜行货车》与《上班族的一日》。

同一年，在余光中发表《狼来了！》、彭歌发表的点名批判《没有人性，何来文学？》之后，乡土文学论战在“反共”法西斯恐怖中登场。乡土文学系的同人作家在大恐怖中勉力抵抗。国民党全面动员学者、“文特”、党团刊物对乡土文学进行恐怖围剿，至召开“国军”文艺大会而达到高潮。而今日在“台独”文学论坛上无任意气风发的作家、理论家，在当时似乎一致采取了识时务的缄默。经历了国民党白色镇压的他，敏锐地感受到形势的险峻。

就在此时，胡秋原、徐复观和郑学稼公开发表文章支持了乡土文学，形势一转，保卫了乡土文学。

一九七九年十月三日早晨，他突然遭到调查局以“涉嫌叛乱，拘捕防逃”拘捕令逮捕。三十六小时之后，他奇迹一般地获得保释。

他被前来具保的妻带回到被恣意搜查得凌乱不堪的书房，在地板的一隅，他捡起了一本他为《夏潮》工作时的采访笔记。笔记上竟记载一个被压杀的工会运动的始末。虎口归来，读着数年前的采访笔记，不禁眼热。他突然悟解，当他生活在随时可能被逮捕的日月中，写作竟是唯一的抵抗和自卫，他把采访笔记的材料小说化，就是八〇年发表的《云》。

一九八二年，他发表《万商帝君》。八三年，他回应了早在一九六八年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坊对他的邀请，平生第一次获准出国赴美。同年，他发表了以五〇年代的“反共肃清”历史为题材的两个短篇小说《铃铛花》和《山路》。后者竟获选为那一年时报推荐小说奖。

六

一九八五年，他和几位共同谋生的年轻朋友经一年余的筹划，创办结合了报告摄影和报告文学、深度报道的月刊杂志《人间》。在“从社会弱小者的立场去看台湾的人、生活、劳动、生态环境、社会和历史，从而进行记录、见证、报告和批判”的宗旨下，他惊叹地发现生活和劳动的现场本身是何等深刻善诱的教师，让一个个从来只知道生活的肤浅的表皮的年轻人快速地成长，在文字与摄影报告上很快取得不能不叫人刮目相视的进步，留下至今叫万千读者难于遗忘的作品。《人间》在一九八九年深秋因不胜财务亏损而休刊，但至今受到读者历久不衰的评价。他知道这一切全都源于当年茹苦共事的青年们喜人的创意、大量艰苦工作和学习直接的结果。

八七年，他发表《赵南栋》。

七

九〇年春天，他和中国统一联盟组团访问了大陆。北京之行的前后，他断断续续地听到论敌甚至朋友对他的访问北京有公开的和私下的批评。然而期望他会和反民族派、和自由派一道参加当时包括台湾朝野双方在内的大协奏，是基于对他的思想—例如他在“悲伤”和“等待”中的思想的不理解。作为一个作家，他另一个普遍受到不理解和诟议立场和思想，是他鲜明的民族统一的立场和思想。

他是两百多年从福建泉州来台移民的第八代子孙，但他家世代穷苦。到他父亲一代，四房叔伯，皆下无寸田，上无瓦片。然而就在这贫困的世世代代，文盲的祖父对父亲的兄弟们说，咱的旗不是那日章旗，是大清的九色旗。小时候，他知道把大伯教他的祖籍地址背下来，最能取悦大伯父。而那地址竟是“大清国，福建省，泉州府，安溪县，龙门乡，石盘头，楼仔厝”。

他的家境贫困，公学毕业后，无法升学，只能依靠文官考试的途径在教育界找出路的父亲，是启发他民族思想直接而深刻的教师。这些家族的、民众层次的、生动的民族教育，使他在听说“台湾人是中国人”意识与认同是一种“虚构”的时候，不能不嗤之以鼻，而这家族的民族影响，是他的二十多岁上，一生只能有一度的青春时期，在因“反共”恐怖的六〇年代，独自燃烧对祖国和民族的强烈思慕的根本情感和心灵的基础。一九六五年，他在幼稚的文件中写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台湾的解放和祖国统一最确实的指导思想”，终于无法挽回地走上了投狱之一途，是其来有自的。但也是在狱中，他更一步和五〇年代台湾的民族统一运动——中共地下党运动的幸活者发生了活生生的个人和历史的连带。

从政治上论，他认为大陆与台湾的分裂，在日帝下是帝国主义的侵夺，在朝鲜战争后是美帝国主义干涉的结果。台湾的左翼应该以克服帝国主义干预下的民族分断，实现民族自主下和平的统一为首要的顾念，对于开放改革后的大陆官僚主义、腐败现象和阶级再分解，他有越来越深切的不满。但他认为这是民族内部和人民内部的矛盾和课题，它从来和反对外力干预、实现民族团结与统一不产生矛盾。

在文学上，他认为，不论是台湾社会史上的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阶段（一八九五—一九四五），是半封建半殖民地阶段（一九四五—一九五〇），是新殖民地半封建阶段（一九五〇—一九六三），还是一九六三年以降的新殖民地半资本主义阶段，反对外来干预，反对封建主义，克服民族分断，是台湾文学思潮的主流。二〇年代的“白话文运动”和新旧文学的斗争，二〇年代到三〇年代初的第一次乡土文学论争、三〇年代台湾的无产阶级文化运动和文学运动，都是作为帝国主义从中国割让出去的台湾针对帝国主义和与之相为温存的封建主义，在文学领域上进行斗争的文学。一九四七年到一九四九年的“台湾新现实主义文学论争”，实际上就是如何开展台湾的新民主主义文学的论争。一九五〇年，“反共”、亲西方的现代主义一时支配台湾文坛。但横贯七〇年代的现代诗论战和乡土文学论战，明明白白地是批判西方影响、具有强烈中国指向的文学论争。一九八〇年代以降，反民族、“反共”、亲西方的“台独”文学论有所发展，但尚不足以和二〇年代以降回应台湾殖民地、新殖民地条件下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克服民族在外力干涉下的分断这样一个巨大文学传统抗衡。八〇年代开始，他从反省和批判台湾在政治经济与心灵的对外从属化的“华盛顿大楼”系列，转轨到以五〇年代台湾地下党人的生活、爱与死为主题的《铃铛花》系列，是他把当代台湾人民克服民族内战、克服民族分裂的历史—台湾地下党的历史加以文学化的营为。

八

从二十几岁开始写作以迄于今，他的思想和创作，从来都处在被禁止、被歧视和镇压的地位。一九七九年十月他被捕侦讯时，知道有专门对他的作品和言论做系统的思想检查分析和汇报的专业思想侦探。八〇年代中后，“台独”反民族学术力量在台湾的政坛和高等教育领域扩大了可观的影响力，成为当前台湾既成政·学体制不可缺少的组织部分。在这新的情势中，和他二十几岁的时代一样，他的思维和创作，在一定意义上，一直是被支配的意识形态霸权专政的对象。

他大体上是属于思想型的作家。没有指导的思想视野而创作，对他是不可思议的。然而，他认识到，并且相信，创作有一个极为细致而有一定程度自主性的领域。真正的创作之乐，也在这个神奇的领域，和一般的印象极为不同的是，他并不特别喜好理论和社会科学。一个搞创作的人去搞理论、搞社会科学，对一贯读书不求其甚解的他，是一件无味的苦事。而他之接近理论，是由于他必须求思想出路，又没有一群进步优秀的社会科学队伍作为他的依靠之故。

他自知只有中人之智。文学所有永远保持深厚兴趣的命运，却像是紧紧相扣的一个又一个环节，选择了他，驱使他在四五十年中，走过台湾当代历史的后街。正如他为《人间》杂志采访时，他看到的是饱食、腐败、奢侈、冷酷、炫丽、幸福的台湾的后街：环境的崩坏、人的伤痕、文化的失据……他走过的历史巷道，是小学吴老师的失踪，是枪决政治犯的布告，是被带走的陆家姐姐，是禁书上的署名和印章，是禁书为他打开的激进主义的世界，是他在政治监狱中相逢的五〇年代残酷肃清的大狱中一段激烈、喑哑、抑压着一代青春和风雷的历史……

如果要他重新活过，他无疑仍然要选择去走这一条激动、荒芜，充满着丰裕无比的，因无告的痛苦、血泪，因不可置信的爱和勇气所提炼的真实与启发的后街。对于他这半生，他基本上无所悔恨。但如果他能一切重来，他但愿更用功些、对待自己更严峻一些，想得更深一些，从而写更多、更好一些的作品。当然，对于盛年而初老的他，这一切并未为晚。

　　《赵南栋》读后感(七)：李娜：在台湾的后街与陈映真相遇

　　

那天被出租车拉错了地方，找到社会主义学院时，已经迟到了颇久，但夏潮的几位朋友站在楼门口，和煦地笑着，说：快进来快进来。 　　社会主义学院，矮矮的招牌，和招牌同高的小门，在这无人的午后的巷道里，在商品时代的北京城，被找错，或许不算很偶然的尴尬；夏潮联合会，这个在台湾被归为“左统”、相当边缘的民间组织，平和的笑容却不是对迟到者的客气，左翼的理想原本就是温暖的，即便总是要与现实剑拔弩张。 　　来北京交流学习的夏潮同仁们，刚刚去看望了正在此养病的陈映真。 　　“比老干部还老干部”的玩笑据说已经传到陈映真耳朵里。他并非一个一味严肃的人，但这次，他说，也许他真的是对内地不了解，应该静下来看看。 　　早在八十年代，据作家阿城的回忆，他曾以玩笑回应陈映真关于“怎么看待人民”的问题，而陈大怒了。 　　一位非常敬重陈映真的师长，面对他与龙应台的论争文章，却感到“尴尬”了——他赞同对龙应台简单“民主”二分看内地的批评，但希望陈映真对内地社会状况有更清楚的判断，有更有力、更切合当下的理论和语言——也许，苛求了罢。 　　80年代以来，内地已出版了多种陈映真的文集和单行本，“乡土文学的一面旗帜”、“爱国作家”是最常出现的定语。年轻人对如此定义的作品多没兴趣了，而知识界缘由他总是成为风口浪尖的辩论文字和政治参与，或视他为统战对象，或视他为一个天真的社会主义者，或更关心他的社会批判、运动于内地的借鉴意义——不经意就忽略了他作品中那更其丰富和复杂的台湾的内心。 　　那么，在台湾呢？我问研究所毕业、不到三十岁的台湾朋友，一个说：我们尊敬他对理想的坚持，但他的理想真的过时了。 　　更年轻的一个说：离我们很遥远了啊。他小说里那些残酷的场景，我们都没经历过。 　　但是，她说，师长们在一起会常常讲起他——是他们那代人的精神依靠吧。 　　是精神依靠吗，还是他用文学烙下交织忧伤与理想的记忆，在“民主”后嘈杂无依的时代，更勾引人的怀念？不只是“夏潮”这样立场鲜明的左翼统一团体，有着不同政治立场和道路选择的台湾知识人，似乎越来越爱回忆青葱岁月里从陈映真和他的小说里得到的感动、安慰和震撼，以及他于台湾——不管是历史还是当下——的意义。尽管作为一个社会主义者，无论在思想文化禁锢的“威权”时代还是“本土意识”强大的“民主”时代，他都是一个“异端”，有着不是坐牢就是被边缘化的宿命。 　　2004年，台湾著名的舞蹈团体“云门舞集”，推出了“陈映真·风景”的大型舞剧。云门的领袖林怀民说：我是读他的作品长大的。他的作品就是我们熟悉的台湾。私下里，他更与文化评论人南方朔议论：如果现在的台湾，肯放下“政治正确”的标准，将文学奖颁给陈映真，“台湾就有救了”。 　　文学。是的。围绕陈映真，空间疏离、代际隔膜、政治分歧、理论龃龉……多少理解的迷雾。但是，让我们回到文学，看看从1959年发表第一篇小说开始，陈映真怎样以他并非完美却无从替代的书写，伴随台湾走过近半个世纪，又是怎样OCTOBER触动了那些在文学中寻找温暖和力量的人们……理解陈映真，理解台湾，也许就在其中。

　　一、禁书之光，照进台湾历史的后街 　　出生于1937年的台湾小镇，成长于他称为“政治上极端苛严、思想上极端僵直、知识上极端封闭”的五六十年代，读大学的陈映真甫一出手，《面摊》（1959）、《我的弟弟康雄》（1960）、《家》（1960）、《乡村的教师》（1960）、《故乡》（1960）、《死者》（1960）、《祖父和伞》（1960）……浓郁的中国二三十年代文学的气息扑面而来，鲁迅的影子竟是清晰可见。 　　从乡村来到台北，在闹市西门町摆着小小面摊的年轻夫妇，带着一个咳血的孩子，在贫穷和忧惧中，想念着故乡的星空（《面摊》）；“我”的弟弟康雄，一个瘦弱苍白的少年“安那其”，因为与一个主妇的通奸自杀了，他死在“一个为通奸所崩溃了的乌托邦里”，曾追随弟弟理想的“我”，则嫁入了曾经鄙薄的富人的家（《我的弟弟康雄》）；从南洋战场归来的台湾青年吴锦翔，一个有着初步的社会主义意识，有着“为了新中国”的梦想的乡村小学教师，在沉闷的现实中消磨着理想，当战争中“吃人肉”的梦魇再度袭来，终不免自杀了（《乡村的教师》）…… 　　陈映真贫穷及其与富足的辩证——“富裕能毒杀许多细致的人性”、“贫穷本身是最大的罪恶……它使人不可免的，或多或少地流于罪恶”，朦胧的理想及其幻灭——无论是“安那其”、宗教的社会主义或乡村教师的启蒙主义和中国想象，是刚刚开始写作的陈映真的集中主题。一股青涩的“五四风”，来自真诚而缥缈的理想，也来自苍白的说理和略显泛滥的情感。鲁迅的影子，则显现于一个咳血的孩子，一种面对故乡的莫名的忧惧。就算只挣扎着抓到那激越时代散落的碎片吧，此时的陈映真，就像一个五四的遗腹子，隔海，隔时代，以孤儿柔弱而真切的心，祭奠着未曾谋面的亲人。 　　这样的写作，出现在一个成长于战后的台湾青年笔下，毋宁是令人惊讶的。回顾六十年代初开始崭露头角的台湾作家，与陈映真同样出身于外文专业的白先勇、陈若曦、王文兴、欧阳子等一帮台大外文系的同学，正办着《现代文学》杂志，在夏济安、颜元叔等人的支持下，无意中呼应、接续了在内地已然匿迹的西方现代主义流脉。此时的“现代主义”寄寓了年轻一代对战后台湾文化环境的不满和挑战，却毕竟不曾逾越政治意识的规范。白先勇用《游园惊梦》这样糅合着现代主义技巧和传统末世情怀的精工细作，为内地来台的父辈们，唱出“旧时王谢堂前燕”一般哀矜的挽歌；欧阳子的《魔女》、《花瓶》，则试图穿透人与社会岸然的甲壳，进入那悖德、不伦乃至疯狂骇异的内在人性；此时的陈若曦写出《钦之舅舅》，王文兴写下《欠缺》，无不指向现代人的情欲、道德与心灵困境。他们的创作和成长，逐渐迎来了台湾现代主义文学的高潮。 　　由此看此时的陈映真，小说中那苍白苦闷的青年，那情欲的纠缠与损毁，未必与台湾“现代主义”无关，作为同龄人，他们面对的，原是同样窒息沉闷的60年代，但那些朦胧的、未及展开已然幻灭的（社会主义）理想呢？借此，他不但溢出了现代主义，也溢出了文学的安全边界。 　　战后迁台的国民党政权，因1950年朝鲜战争的爆发确立了在世界冷战格局中的位置，由此开始了对台湾左翼和亲共产主义者的“清洗”，是为“50年代白色恐怖”，大规模的拘捕和杀戮，长时间的监控和戒严，造成整个社会人格的喑哑和惊惧。小学时，陈映真曾眼看父亲烧毁家里的“禁书”，包括鲁迅所编的30年代小说集。但一本《呐喊》不知何故被藏下来了，他偷偷地“不告而取”，一年一年读着它长大，似乎越来越接近那个曾经只觉得好笑的阿Q了。直到他读了大学，在台北的牯岭街上，秘密地、如饥似渴地搜集30年代的旧书，矛盾、巴金、大众哲学，都看到了，终于有一天，遭遇了马克思。他记得，找到那本破破烂烂的小书的时候，他的手都在发抖：是的，世界从此变了。 　　在那思想禁锢、政治戒严的年代，“禁书”，可不就是暗夜里一道幽幽的光，一道烛照他的记忆和现实的“理论之光”。 　　于是，他明了了童年起他身边一个个“失踪”、消亡的身影的含义：小学吴老师、外省邻居陆家姐姐、枪决政治犯的布告……他以他的善良，他的对理想主义近乎直觉和本能的体悟，承继了他们的苦痛：那曾经误会他欺侮贫家的孩子而打过他一记耳光的吴老师，在一个专制无情的社会中教导着平等与爱的苦痛；那温蔼可亲、吸引着他一放学就跑去的外省大姐姐，从容地受捕、静默地死去，而理想未曾为人知的苦痛；秘密买来的旧书上，那些署名、印章、认真或潦草的眉批，连接起一个并不遥远的时代，连接起更多曾经鲜活的生命，让他拥抱了整个中国的苦痛。 　　鲁迅和随他而来的30年代、共产主义……使他的眼睛“被揩亮了一样”，他开始意识到，他正站在“台湾的后街”上。 　　一条巩固、华丽，然而令人窒息的大道背面的“后街”，自历史的层面它是被抹杀的中国内地狂飙年代的记忆，自现实的层面它是台湾白色恐怖中消失的人、怀着深深的恐惧生存着的人，自思想的层面它是被扼杀的自由，是不甘喑哑的摸索。 　　在这历史的“后街”上，陈映真仿佛看到了无数的影子在哭号（呐喊），无数的影子在奔跑（彷徨），而此刻的他，感到了孤独。 　　“禁书”之光，为陈映真映出了一条不一样的书写道路。办《笔汇》的学长尉天聪的约稿，是他写作的开端，而经由尉天聪结识姚一苇——这个亲历“狂飙”的30年代而后东渡台湾的老师，是他对文学艺术犹如“宗教守候”般的信仰，是他持续的鼓励和督促，让陈映真真的走上了不曾设想的文学之路。即便这样一位“忘年之交”，在那样的年代，坦白彼此阅读鲁迅的经验，已经让他们走到安全的极限。三十余年后，陈映真说：“即使在这么体己的谈话中，我也不能把自己当时的思想、行动和处境向先生打开的那一份深沉的孤单，至今记忆犹鲜。”陈映真：《汹涌的孤独》，《陈映真文集·杂文卷》，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8年版。 　　夏济安于白先勇，姚一苇于陈映真，画出了有时并不那么清晰、有时也会绞缠的两条线，两条自三十年代的内地到六十年代的台湾的、似断而实连的线：现代主义的，写实（社会主义）的。文学在此刻确乎显出了惊人的、奇妙的力量：在铁幕般的隔断和“极端”禁锢中，文学和她所连接的“传统”，如此柔韧而顽强地生长着了。 　　但对于陈映真，那的确是一种过于孤单的“生长”，他为思想的成长而亢奋、为理想的火花而喜悦的同时，没有同伴、不能行动的挫折感也与日俱增。“希望之为虚妄，正与绝望相同”。由此能够理解，这最初几年的小说中，总是有着一个因理想破灭而堕落或自杀的台湾青年；这些青年，有时如同空降到这个岛屿一般，他们怀着说不清（或不能说）从哪里来的热切的理想，那理想是模模糊糊的，无法落到实处的，因而那破灭也是猝然而宿命的。 　　另一方面，为禁书揩亮的眼睛，也让陈映真对台湾复杂的“人的相处”，多了一种有历史意识的理解。当目光渐渐落于现实台湾，他开始书写台湾“外省人”的故事。光复初以及1949年以后，除了国民党官兵，还有内地各地、从事各行各业的人们来到台湾，相对于那些已经在此生活了几个世代、“有祖坟可上”的人，他们是新近漂泊而来的移民，却有了一个“外省人”的名字。这个“外省人”“本省人”的区分，不仅是时间地域的，还隐含着自历史阴霾而来的类族群的矛盾。1947年爆发的“二·二八事变”中，本省人不满接收政府的贪污腐败，迁怒于所有的外省人；而事变遭到的军队镇压成为余生者的“禁忌”，将这种类族群的对立情绪深深埋了下来。五六十年代，内地来台的作家们，自然写了很多自己的故事，写过去、写内地是乡愁，写现实、写台湾，也不免仍是对着乡愁。而陈映真，作为一个年轻的“本省人”，对那辗转流离的一代人，又是如何看待呢？ 　　在《一绿色之候鸟》（1964）里，北京来的季教授不但深爱下女，将她娶为妻子，并为了她抵抗社会和亲人各方的压力，不惜转校、过近乎退隐的生活；只是为了生病的妻子喜欢小动物，才与无意中得了一只奇异的绿色候鸟的“我”相识。 　　外省男人与台湾下女这样的题材，在那时代是不少见的。光复之初，内地赴台的欧坦生的《沉醉》，和日据时代“台湾第一才子”吕赫若的《冬夜》，都曾写过欺骗、玩弄台湾女子的外省子弟，如同不久就爆发“二二八事变”的台湾社会的预警阴云。1949年之后，更多的“外省人”移入台湾，流离于故乡、失散了亲人的他们，开始与“本省人”有了真正密切、长久的相处，他们之间的故事，也不再充满粗暴和不义，他们不同的历史背负和现实困境，开始更多展现于作家笔下。作为外省第二代的李渝，写过《朵云》，曾是“年轻的才子，学运的领袖”、坐过日本人的牢的夏教授，在孤岛上的寂寞，如同那双“嶙嶙的光脚”，被一个台湾下女拥在丰厚而温暖的胸怀里了。李渝从同为大学教授的父辈亲朋那里，直接感受了如夏教授这般经历过革命、而今仍偷藏着鲁迅《野草》的人的寂寞；而陈映真，则是通过禁书，通过身边的白色恐怖阴影，获得了一种对“外省人”历史性的宽容和理解，即便是对康先生，这么一个自私而懦弱的生意人；也才有了“季教授”，倒转了外省男性从下女身上寻找安慰的结构，陈映真安静地道出，这样的身份与“族群”差异里，是可以有着深沉的爱恋的。 　　《将军族》（1964）里，一个会吹小号的外省退伍老兵“三角脸”，一个台湾南部乡村被卖掉的女孩“小瘦丫头”，命运驱使他们来到了同一个坐着卡车流浪演出的“康乐队”。“三角脸”偷偷留下退伍金给“小瘦丫头”还债赎身，谁知道多年后相遇，他们仍在各自的悲苦生活中挣扎。最终，他们吹起欢快的《王者进行曲》一起走向了死亡，走向那仿佛寓意着“今生的死地、来世的乐土”的蔗田。 　　此时的陈映真，找到了一种把外省人和本省人的情感、命运结合在一起的东西。他从基督那里得到的，和从马克思那里得到的，在他善良而敏感的天性中烙印下来，那就是一种“底层”的立场，也是一种超越国族、种族、宗教藩篱的立场：被压迫的人们，背负伤痛的人们，是可以、应当相互理解和关怀的。 　　也因为马克思，少年时因双胞胎哥哥去世而成为基督徒的陈映真，开始对基督有了新的认识。他写出了《加略人犹大的故事》（1961），无论是“出卖主”的犹大，还是耶稣自己，都被放进历史中重新讲述：来自加略这么一个贫穷之地、文化底层的犹大，原是一个有着“为了所有穷困者被压迫者”理想的青年，他反对以色列人上层取代罗马人上层的这种革命；平等对待麻风病人、妓女、税吏的耶稣，是他发现的有可能引导“群众革命”的人；他“出卖了”耶稣，是试图以此激起群众对罗马统治的愤怒，从而点燃革命之火，尽管他失败了。在这个不敢给基督徒父亲看的小说里，陈映真将《圣经》的故事放到罗马人和以色列人共存的那段历史中，他看到了一个激进的基督（radical Jesus），而不是圣诞卡上那个温柔的基督（gentle Jesus）。教堂铭刻宣扬的“神爱世人”，并不是天生的教义，在“有知识有财富”的法利赛人把持犹太宗教的时代，喊出这样的话的耶稣，当然是一个革命者。这篇小说似乎离经叛道的宗教认识和尚显生涩的革命想象，往往使得研究者望而却步，或略过不提，但它确是一个认识陈映真文学思想形成的重要文本。宗教信仰与社会主义理想，在弱势关怀的层面取得了奇妙的结合，而宗教信仰下养成的自省、谦卑，以及对“爱”的期求和宽容，也使得陈映真的思想不曾倒向偏激，使他的写作即便“主题先行”也不会僵硬得令人生厌。在理念上或许激进，在面对复杂的台湾现实的时候，他的文学，可能更多了“温情”。 　　几十年来，在不同的地方，他总是温和地、坚定地重复着： 　　“文学为的是使绝望丧志的人重新点燃希望的火花，使扑倒的人再起，使受凌辱的人找回尊严，使悲伤的人得安慰，使沮丧的人恢复勇气。” 　　与陈映真同时代或年龄略小的人，如后来在美国参加“保钓”运动的作家郭松棻、“云门舞集”的创始人林怀民、用《青春之歌》回顾20世纪70年代台湾左翼青年火热年华的郑鸿生……在他们的青春时代，都曾直接感受着陈映真的这一文学理想。如郑鸿生在《台湾思想转型的年代》中所说： 　　“陈映真在1968年入狱前的小说与论述，对那一代的知识青年有着巨大的冲击。从《我的弟弟康雄》开始，他笔下市镇小知识分子苍白而缺乏行动能力的自我形象，与屠格涅夫笔下的罗亭相互映照，一直触动我们这些知识青年的敏感心灵。旧俄小说也在60年代的台湾风行，内地时期翻译的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等人的作品，随着那时的出版潮纷纷翻印出来，为60年代的台湾补足了30年代的内地氛围。从19世纪末的旧俄知青，到30年代的内地知青，最后是60年代面对威权体制的台湾知青，那种心境似是一脉相传。而陈映真充满深刻内省的作品，似乎就在直接呼应这个时代传承，深深吸引了心中有所觉悟，但现实上却几乎无能的台湾青年学子。”

　　二、作为镜子的美国，映照台湾 　　“从属的心灵”1965年，陈映真离开任教的中学，进入美商辉瑞药厂。20世纪60年代，台湾在美国的援助下，经济开始快速发展。作为富裕、自由之象征的美国，成了台湾人最为依赖和向往的国度。“跨国企业”的工作给了陈映真直接的经验，写于1966—1967年间的小说，开始隐约而敏感地意识到“美国”这个矗立在台湾上空的巨大而虚幻的符号，将给人们的心灵带来的损耗了，虽然“美国”此时只是小说里的一角影子。 　　《第一件差事》里，他继续关注从内地赴台的人精神负荷与生存危机。早期《文书》（1963）里国民党将门之子安某，背负着战场上公报私仇杀死排长、战后作为镇压方枪毙“二二八”犯人的秘密，最终精神错乱；而到了《第一件差事》，内地钱庄财主家的独子、流落台湾的“胡心保”，则在苦苦奋斗终于有了美丽的妻女、体面的人生之后，忽然丧失了奋斗和生存的动力，在虚无中走向自杀。胡心保的情人，一个台湾本土富家出身、大学毕业、在美国企业工作的女子林碧珍，其略显颓废、叛逆的个性，透露着陈映真对美国影响的一代人的一点浮面的观察。无论如何，笼罩“外省人”的阴影，从“历史”进入“现实”，或许意味着，一个强大的资本主义时代的来临，将把外省人和本省人一同挟裹到“富裕的虚无”中去了。 　　于是，在《最后的夏日》里，我们看到美丽的中学女教师，一边躲避着或偏执猥琐，或自命不凡而在她眼里皆是“自私、自作多情”的男同事们的追逐，一边将美好未来的希望，寄托在美国的男友——工程博士“康”的身上，她的理想，正是到那个富裕之地，做一只“快乐的寄生蟹”。在更为著名的《唐倩的喜剧》里，唐倩，一个周旋于台北文化名流的漂亮、丰腴的女人，折射出台湾知识界追随西方理论风潮的空虚可笑。最后，唐倩将“大师们”抛在身后，奔向美国那个“伟大的新世界”，嫁给军火公司的“物理学博士”了，台北“小小的读书圈”失去伊人，益发寥落不堪。在资本主义怪兽的强大威力面前，什么存在主义的痛苦、实证主义的福音，全都失声了。 　　这一阶段的小说，陈映真描写60年代台湾社会僵硬而浮躁的文化知识界，语多嘲讽。但讽刺的文体显然并非他所长，他既不够刻薄，也不够机智——这或许和他的个性有关？但是这些并不算成功的小说，却在日后证明了他的敏感和“先知”能力。台湾对美国的依赖、人的心灵的“对外从属化”的弊端和危机，日后一一显现；而知识界对西方理论的空洞追逐和话语游戏，不是一再重演、至今不曾消歇？ 　　那个时刻，陈映真已经意识到台湾的又一条后街的存在，那就是飞速发展的消费社会的后街。但是，还没来得及进一步思考和辨明，1968年，他就入了监狱。 　　如今看来，他几乎是命定着要走向绿岛（关押政治犯的监狱所在地）。这一时期他创作的讽刺、批判风格，是秘密受着内地文革这一激进风潮的影响的——努力摆脱“浓郁的个人感伤主义”；这影响在实践层面，便是他带着几个年轻人，在那侦探密布的年代，做着成立小组织的准备了。即便有过内地政治经验的姚一苇意识到这个为理想燃烧的年轻人的危险，发出了委婉的警告——“即使把作品当成武器，创作也是最有力、影响最长久的武器。”“我看，写小说，你的一生，最其重要的，莫过于此”陈映真：《汹涌的孤独》，《陈映真文集·杂文卷》，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8年版。——他还是为他想象中的革命，入狱了。 　　1975年，蒋介石去世，政治犯特赦，陈映真提前三年出狱。他再度进入一家美商企业温莎药厂工作。狱中七年，正是台湾经济飞速发展的七年——所谓“经济起飞”，出狱后的陈映真面对商业经济下的沧海桑田，而以自身在企业中的更深层体验，陆续写出了反思跨国企业中的台湾社会问题的“华盛顿大楼”系列，包括《夜行货车》（1978）、《上班族的一日》（1978）、《云》（1982）、《万商帝君》（1982）等。 　　他写了台湾人如何在跨国企业中奋斗钻营，如何与同胞勾心斗角，与洋上司巧妙周旋、忍辱负重——当情人哭诉被洋上司调戏，但是，这一切是为了什么呢，负的什么重呢？从创作之初就将贫穷与富裕的辩证当作重要主题的陈映真，在这个“腐败的经济成长”的时代，在这个美国挟强大资本以经济“入侵”的时代，察觉到台湾人在个人心性和民族尊严上的双重失落。《夜行货车》中，通过苦干、隐忍和心机，终于爬到中高层位置的台湾人林荣平，风度俨然，但是决不轻忽诡诈的力量；关爱情人刘小玲，但情人与事业相较是可以舍弃的。这无疑是跨国企业中最惯见的“成功”的台湾人，与此同时，陈映真写了另一个有着模糊的反抗意识的人，詹奕宏，他能力突出，但讨厌诡诈，他也喜欢刘小玲，却对她的过往不饶恕——也许也是因为爱！这样一个带着鲁莽、粗野的气息，心灵充满矛盾挣扎的人，恰是陈映真寄予希望的人，希望他是那个被金钱蚀毁的社会中，勇敢地逆向而行的人。 　　六七十年代，也是陈映真的好友黄春明、王祯和写出他们重要的乡土文学代表作的时期。黄春明的《再见，撒呦娜拉》和王祯和的《玫瑰玫瑰我爱你》，一个写日本商人在台湾“买春”，一个写花莲妓院老板们如何利用“美军过境”的商机，嬉笑怒骂间，可以看到他们的乡土文学非常重要的一个品质，就是对于经济发展时代被牺牲被抛弃的乡村的关注，以及对于美国、日本“经济再殖民”和台湾社会的软弱性的批判。可以说，陈映真的台北跨国企业，和黄春明、王祯和的乡村小镇，共同构成了经济起飞年代最有力的、批判现实的台湾文学的图谱。

　　三、狱中记忆，连接“后街”的过去 　　现在和未来出狱以来，陈映真先是忙着在跨国企业为稻粱谋，而后几年内，在现实的直接刺激下写出了《华盛顿大楼》系列——狱中七年那些震动和感动的经验，正在此间静悄悄地发酵、酝酿，或许也在等待一个政治气氛相对松动的时机，终于，《铃铛花》（1983）、《山路》（1983）和《赵南栋》（1987）相继推出。这些小说大胆涉及台湾白色恐怖时期的政治受难者，以快要被台湾社会遗忘的那一段历史中的动人故事，以回归陈映真更适合的一种温和、稳健、真挚的文体，撼动了尚未解禁的台湾。 　　《山路》的故事，开始于会计师李国木的大嫂蔡千惠的突然病倒，直接诱因是一张报道了50年代政治犯出狱消息的报纸。原来，在那个年代，少女蔡千惠的恋人黄贞柏被捕入狱，而他的朋友李国坤因为千惠家人的告密被枪毙。千惠为了赎罪，也因为对国坤大哥的秘密爱恋，找到了他在山里的家，谎称是他已娶的妻子，从此留在这个贫困的、已然残破的家。她终于将国坤的弟弟国木抚养成人，读完大学，并且有了自己的“殷实的会计师事务所”——在这样日渐安适的生活中，突然看到黄贞柏出狱的消息，千惠蓦然发现她已经背叛了他们的青春和理想，如今的富足，“不是我不断地教育和督促国木‘避开政治’、‘力求出世’的忠实的结果吗？自苦、折磨自己、不敢轻死以赎回我的可耻的家族的罪愆的我的初心，在最后的七年中，竟完全地被遗忘了。” 　　千惠完成了对国坤家庭的责任，但曾经支撑她度过艰难岁月的精神力量，也随着这“完成”垮掉了。她无奈地承认：她和她所抚育的国木，都已是“被资本主义商品驯化和蓄养的人”。怀着这忏悔的心，而不是几十年来期盼的得到往昔恋人、战友的赞赏的心，她悄然赴死了。 　　写作这个故事的1983年，台湾仍在戒严体制下，陈映真坦言，他有很大的顾虑。但是狱中遭逢的50年代理想者的面影和故事，在他胸中澎湃太久了。1979年，他突然遭到拘捕和审讯，两天后又莫名其妙地被释放。他醒觉他的自由仍然会在旋踵间被荒谬地剥夺，越是如此，他越是意识到，把自己知道的、思考的那些历史、那些故事留下来，是多么紧迫和重要。 　　终于，他让千惠的忏悔和死亡，对着一个以富裕为职志、以遗忘为自然的台湾社会，提出了哀婉而庄严的控诉。但人们会因此反省吗？出狱后的黄贞柏，又当如何面对沧海桑田的新社会？ 　　这个问题，要到若干年后的中篇《赵南栋》才得到回答。围绕着出狱的政治犯叶春美、赵庆云，以及赵庆云的儿子赵尔平、赵南栋，陈映真试图展现一幅几十年间两代人的命运的全景图。 　　少女时代的叶春美，同蔡千惠一样，有一个左翼恋人，恋人在大清洗中被枪毙，而春美因为他送的一本《辩证唯物论之哲学》，也被捕入狱。在狱中，春美为同牢的宋大姐所经受的严刑拷打，为她的信念、坚强和想到腹中婴儿会忘记疼痛的母爱，一再潸然泪下；她也亲眼看着宋大姐和许月云老师先后赴死，听到狱中难友送行的歌声……春美出狱后，千方百计寻访宋大姐的丈夫赵庆云和两个儿子。那在狱中出生的第二子，“赵南栋”，正是取自狱中关押女犯的“南所”。 　　当她终于见到这个狱中出生的“小芭乐”（一种台湾水果，狱中女犯们给他的昵称），他已是一个逃离家庭、流浪在娱乐场所和不同女人之间的吸毒青年，他高大、漂亮，但没有了灵魂。而赵庆云，此时正在医院里度过他最后的时光。他曾用日本“浦岛太郎”的童话形容自己出狱后的感受：一个叫浦岛太郎的渔夫到海龙宫去了一趟。回来发现自己眉须皆白，人事已非。 　　他陷入了完全的沉默，即便对自己的儿子：整个世界，全变了。说那些过去的事，有谁听，有几个人听得懂哩？ 　　是的，他们的受难，连同他们的社会主义理想，在“冷战”时期是罪恶，在“后冷战”时期是不可理喻的古董，是必然要被新时代的人们遗忘的，即便是活在他们的阴影中的子女。 　　但陈映真不能忘。从《铃铛花》到《山路》再到《赵南栋》，陈映真接续了他早年对台湾“历史的巷道”的关注，少年时期，他通过禁书打开了“激进主义的世界”，开始了解童年时期那些自他身边消失的人们，写下了许多漂浮着社会主义梦幻的篇章，但直到三十一岁入狱，他方才真正接触了50年代的政治犯。这些他相遇时已然做了十八九年牢的政治犯，有本省人、外省人，还有高山族。他们给他讲了许多的故事，关于他们的同志、亲友，还有年纪轻轻就别离了的爱人；他们如何赴死，如何在狱中荒漠的岁月生活下来…… 　　陈映真感慨着：那些故事的动人，不需文学的虚构和渲染——那是“外面”的人无法想象、难以相信的。他一定要写，他想起看过的有关奥斯威辛集中营的故事。是的，苦难需要以艺术作品去升华和反省，由此，我们的伤痛才能痊愈。 　　在陈映真写作这些故事的80年代，还有另外一种背景和含义。1979年“美丽岛事件”之后，面向威权体制的“反对运动”，开始向“本土意识”倾斜，“夏潮”为代表的左翼民主力量逐渐边缘化。民进党成立之后，更有着将台湾民主斗争的历史一把揽过的企图。面对戒严时代的政治伤痕，他们为“二二八”平反疾呼的同时，却对“白色恐怖”中的牺牲漠不关心。究其原因，“二二八事变”埋下的族群阴霾，正好为“本土力量”自居的民进党挑战国民党这个“外来政权”所用。20世纪90年代，“二二八”更成为民进党选举中必打之牌，不惜加倍渲染、造成整个台湾社会的族群大撕裂。而陈映真知道，“白色恐怖”中为了台湾、为了整个中国的理想而牺牲、身陷囹圄的那些人，是不分省籍的！“二二八”也好，“白色恐怖”也好，台湾的苦难，乃是现代中国在抗战、内战、冷战中的不幸遭遇的一部分。他痛心于新的政治利益驱使下，台湾历史被再度扭曲——对于那些牺牲的人，意味着不公；对于今天的台湾民众，意味着又一种欺瞒。一个不能清醒认识自己历史的社会，将会走到哪里？ 　　1983年，陈映真第一次获准从台湾出境，来到美国爱荷华大学，聂华苓夫妇主持的“国际写作工作坊”。在这里，他不但见到了以往只能依靠理论认知的亚非拉“第三世界”的作家们，更“平生第一次”见到了来自“祖国”的同胞同行：茹志鹃、王安忆母女和吴祖光。这真是一次历史性、戏剧性的汇聚。多年后，陈映真、聂华苓和王安忆都一再地撰文回忆那个爱荷华的秋天。聂华苓的笔下，陈映真终见亲人、仿若儿童的欢喜雀跃，年轻的王安忆初见资本主义社会的新鲜、好奇和锐气，跃然纸上。碰撞也是自然而然，陈映真的社会主义理想，在王安忆听来，有如在内地正待叛逆的道德说教：“雷锋当然好！但我们不要被人逼着去学！”——似乎最初的相遇，就预示了陈映真这么一个台湾的社会主义者在内地语境中必然的错位，如同今日“比老干部还老干部”的戏称。但是，也正是陈映真那超越现实功利的理想主义、那种对人的存在的更高价值的期求，使他成了王安忆不能摆脱的一个精神存在。她先后写下了《乌托邦诗篇》和《英特纳雄耐尔》，向这个其实一直影响着自己的理想者致敬。或许，这正是陈映真的魔力，无论理解不理解，认同不认同，他的存在，会召唤你内心的某种苏醒，一种或许柔弱、天真的情感，甚至让人感到羞涩，但一旦醒了，就像种子一样埋下来。 　　一方面，揭示那被扭曲、被压抑、被粗暴对待的，一方面，揭示那美好、公义的可能和应然，这或许是陈映真理想实践的一体之两面。1985年始，他带着一些年轻人，办了一份以摄影报道和报告文学为主的杂志：《人间》。它的宗旨，与渲染着消费社会各种时尚风潮的杂志背道而驰——它要反映的，正是台湾繁华富丽的背面，台湾的“后街”。他们关心台湾残疾者的边缘生存，关心退役老兵的堪怜晚境，他们为犯下杀人之罪的原住民青年疾呼“刀下留人”，他们对“二二八事变”展开深入的调查，他们穿透白色恐怖的迷雾、寻找消失的一代理想者……从现实到历史，《人间》与陈映真的小说其实抱持着相同的质地：直面人间的残破和悲伤，呼唤人类的良知，重建一个信仰、希望和爱的社会。 　　曾在80年代初期接触杨逵、陈映真的文学，并为其不渝信念震动的蓝博洲，便是投身《人间》杂志的年轻人中的一个。他追随着陈映真走进了台湾历史的那条后街。1988年，他在《人间》发表了报告文学《幌马车之歌》，展现了台湾作家钟理和的异母兄长钟浩东短暂、传奇而动人的一生。曾经偷往内地参加抗日、光复后在基隆中学任校长、因偷印地下《光明报》而被捕身死的钟浩东，让50年代白色恐怖中的台湾左翼知识者，如同“出土”般引发了台湾社会的心灵地震。陈映真在《赵南栋》中未及展开的故事，在这里得到了细致的、感人至深的袒露。导演侯孝贤如此回忆： 　　“十六七年前，我们都在看《人间》杂志的时候，看到了蓝博洲的《美好的世纪》和《幌马车之歌》。那两篇东西真的是先驱。” 　　因此，在拍《悲情城市》时，侯孝贤不惜压缩、混淆时空，加入了《幌马车之歌》中的场景，几年后，更以此为蓝本，拍出了《好男好女》。而蓝博洲，从此全身心投入了长期、大范围的台湾民众史调查、研究和写作，一部部报告文学、历史调查和在他心中翻腾、亟待吐露的小说，让他接续了自日据时期的左翼分子到陈映真、郭松棻、吕正惠、钱永祥等一代知识人及其相关的70年代台湾左翼青年的校园运动、海外保钓运动……这样一个台湾“左派”系谱，并和1988年创刊的《台湾社会研究》一起，以不同层面的学术研究和社会运动，构成当下台湾仍在发声的左翼力量。 　　对此，陈映真应该是安慰的吧。写小说、办杂志、参与各种运动，都是基于其终生不渝的理想的社会实践。无论在政治上如何被抑制、被边缘化，他的努力，已然伴随台湾两代人的心灵之路，也连接了海峡两岸期待相互理解的心。 　　在创作上沉默多年后，1999—2001年，陈映真先后发表了小说《归乡》、《夜雾》和《忠孝公园》。他开始将目光投向当下台湾社会中的“老人”，而他的关注点，仍然是这些老人身上所承载的“历史”。人性在历史的变动中经受磨折与考验；而当下社会里，族群的异议与纷争、身份的焦虑、文化的失据，莫不根源于艰难而扭曲的近代史。陈映真以往的作品已经隐含了对这个问题的思考，而在世纪之交的这几部新作中，他不但明晰了这一点，而且试图将其放在整个中国现代史的视野里，追问着：灵魂的问题，也是历史的问题。 　　在台湾的后街上，与陈映真相遇，不要为他的严肃感到不安。我们追随他进入的，不仅是台湾，也是整个中国的历史；而在探访台湾人心灵的路途中，我们必然遇到自己。

　　尾声 　　与夏潮同仁们的聚谈，结束在北京富丽堂皇的贵宾楼酒店——后面的一条旧街上的小饭馆。我们挤在一个角落里，在鼎沸的人声中，交谈近乎喊话；抬头，满墙是毛泽东和革命时代的照片。不知道这是否是“主人”——社会主义学院的刻意安排。那一刻，夏潮联合会的会长蓝博洲举起二两装的“小二”（锅头），咕咚一口，说道：陈映真就是我的一个“阴影”。他哈哈笑了：如果没有他，我尽可以赚钱去、快乐去、堕落去……可是不行，他就在那里！ 　　是的，他就在那里，在台湾“本土意识”的围攻和奚落之下，在这样那样的理解和误解之中，他正在老去，他爱的台湾和内地，似乎从不同的向度，与他的乌托邦渐行渐远，而他仍在与台独的文学史观、与日本的台湾民族意识论……奋起笔战。背负着“人应该有更高的价值目的”和“打破冷战和内战造成的民族分断”的爱的十字架，“老灵魂”也好，西绪福斯也好，甚至，失去了风车的堂吉诃德也好，他不会停下。 　　是的，他就在那里，仍然用他那特有的、时常交织着繁复的日文结构的、感性而自省的语言，慢慢地对自己，也对所有仍在凝望他的人，庄严地说： 　　“如果要他重新活过，无疑仍然要选择去走这一条激动、荒芜、充满着丰裕无比的，因无告的痛苦、血泪，因不可置信的爱和勇气所提炼的真实与启发的后街。”

　　《赵南栋》读后感(八)：马雪：论陈映真《忠孝公园》的问题意识

　　

1987年陈映真发表小说《赵南栋》后，文学创作的笔停了下来，一直到1999年年底，他才又重提文学创作之笔，发表了《归乡》、《夜雾》与《忠孝公园》。这不写小说的十二年，陈映真做了什么？这段时间，陈映真将政论写作作为中心，政论文主要分为两部分：一是对“台独”的战斗，二是关于台湾社会科学研究的成果。他全心投入台湾社会性质及其历史分期的研究，在小说创作空白的同时形成了庞大的思想积累。要理解这三篇小说，就不可能不将这十二年陈映真的思想变化与发展考虑进来。尤其是陈映真最后的一篇小说《忠孝公园》，不光是他文学与思想辩证统一于小说形式上的突破，同样也是对“台独”论争和社会性质研究的一个小说形式的总答辩。

借用赵刚的说法，“复杂难懂”几乎是陈映真小说的“原则”。但前期小说和后期小说的“复杂难懂”有所不同。赵刚着重解读的前期小说，是在台湾戒严环境下，由于左翼理想的禁忌性，使得陈映真的写作带有一种“密教”性质，不得不以一种寓言的方式展现出来。相比于“加密”过的前期小说，后期小说则显得直白平实。后期小说的复杂是指陈映真不再仅仅困惑于自身的主体矛盾，而是在台湾社会性质研究、大陆社会性质讨论、“台独”论战、重读台湾史等一系列思想探索与社会实践的积累之后，能够从一个更大的历史视野，直面台湾当下问题，并将“文学”与“思想”圆融为一体——笔者将之称为“思想剧” 。

一、重审在“断裂”中接续的“陈映真文学”

九十年代的陈映真并没有放弃小说创作，1993年陈映真表达过决心写小说的计划[[i]]，但没有实现，只在1994年发表了报告文学《当红星在七古林山区沉落》和报告剧《春祭》。1996年，陈映真在接受黎湘萍采访时说出了没有按照计划进行小说创作的原因：“我们必须在思想上找到比较清楚的出路，然后开始写作。我实际上也有比较强的创作的冲动，因为在‘台独’这种扭曲下面，生活里产生非常多的值得写的东西。从台湾文学史的角度来看，在日据时代的台湾作家，很好地尽了他们的历史责任，对于日据下的非理社会，做出了他们的描写和反应。对目前这种奇怪的‘台独’风潮中的台湾社会，我觉得历史也赋予我们责任去加以揭露。”即使有强烈的创作冲动，也意识到生活中有很多值得写的东西，但几乎整个九十年代，陈映真终究还是没有动笔，其原因正是他在努力寻找思想上的出路。那他所急欲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从八十年代起，陈映真最大的问题就是迎战日益壮大的“台独”势力，而台湾的社会性质论就是对于挑战的回应。如果没有对于台湾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也就无法全面的、理性的认识台湾社会，更无法从知识上迎战分离主义的势力。陈映真在整个九十年代，除了在“台独”的第一线上随时应战之外，一直在做台湾的社会科学研究，包括理论基础的积累和对台湾史的深入了解。陈映真曾多次说过自己投身于台湾政治经济学分析中，乃是不得已而为之。随着陈映真的思想由简单到复杂，向着更高次元迈进，他所面对的思想困境就要求他把握更多的历史和现实因素，从而才能从更加整体的角度来认识台湾社会。又由于台湾服从于美国的冷战政策，一直没有系统的社会科学，所以他才不得不自己做一番研究。此外，“台独派”的手段之一就是裁剪台湾历史，企图构建一条台湾“独立建国”的历史线索，所以陈映真除了在理论上有所积累与推进外，另外一条线索就是了解台湾历史。他在理论和历史两方面的积累，就是为了更好地将理论联系台湾的实际，解决台湾社会性质的问题。

由此，九十年代，陈映真开始全面探讨台湾史各个阶段的社会性质，并试图将其与台湾社会现实结合。1992年，陈映真主持的人间出版社陆续出版了七册《人间台湾政治经济丛刊》，并正式发表以台湾社会性质为论题的文章，包括《李友邦的殖民地台湾社会性质论与台共两个纲领同“边陲资本主义社会构造体论”之比较考察》、《台湾现代文学思潮之演变》和《祖国：追求、丧失与再发现——战后台湾资本主义阶段的民族主义》等。前两篇文章回顾了前人对于台湾社会性质论的贡献，后一篇文章陈映真展开了对于战后台湾社会性质的分析。为此，他还成立了研究台湾社会性质的团体“台湾社会科学研究会”（1993）。其章程前言直陈八十年代后台湾社会发生巨大变化，但台湾的社会科学界却无法提出有效的说明，在于1950年白色恐怖彻底破坏了台湾社会科学的传统。为了重建台湾社会与历史的科学论述系统，有必要继承20年代台湾社会性质论的遗产，并汲取二战以后各种社会科学的新理论。从章程来看，该“读书会”正是通过对“社会性质论”理论以及对台湾各时代的“社会性质”论的研究，形成对于战后台湾社会性质变化的科学认识。整个九十年代，陈映真及其学习小组投入于台湾社会性质的探索中，并通过论文展现出阶段性成果。

但有关社会性质论的研究，其目的并不止步于研究成果的产出，而是要在社会上有所反响，从而为改造和变革社会提供理论支持。所以，陈映真希望能有一定规模的社会性质论争。进入21世纪后，陈映真将两岸分断后台湾社会性质的研究成果通过三次论争初步实现了他的目的展开：第一次是在《左翼》杂志上，论战以两蒋政权、李登辉政权及民进党政权的阶级性格为主题；第二次是在《联合文学》杂志上，针对陈芳明的台湾分期史论，指出战后五年台湾为殖民地，五十年代以降为新殖民地的分期反驳陈芳明的“1945年再殖民”论；第三次在“七一讲话”之后，陈映真组织岛内统一派就大陆自改革开放后的社会性质进行讨论。但可惜的是，这三次论争基本局限于左翼团体内部，并没有得到台湾知识界的热烈回应，终究是问道于盲了。

论战没有成效，并不是因为陈映真的思想不接台湾的地气，而是整个台湾思想界处于“知性的贫困”的氛围中，缺乏主体性的思考，难以与陈映真的问题意识对接。其次，面对全球化的挑战以及后现代去本质化和多元化等方式消解掉“阶级政治”的宏大叙事之后，陈映真的写作环境变得宽松了，禁忌少了，但陈映真的议题却再次被遮蔽了。对于九十年代在台湾开始风靡一时的“后现代主义”，陈映真看出其与六十年代台湾“现代主义”的共同属性，坚持站在建立台湾主体性、摆脱受外来思潮支配的立场上进行批判。他接受杰姆逊的观点，认为现代和后现代都是西方先进资本主义不同阶段不同的意识形态，而台湾之盛行“后现代主义”并不是从自身的经济社会基础中生发出来，而是把西方的流行思潮直接移植过来，缺乏台湾社会的底子。台湾的后现代主义者则认为即使台湾没有完全进入后现代时期，但已经出现了一些“后现代”的现象，以此来指称陈映真等左翼脱离台湾的现实，反而让过去的议题成为一劳永逸的口号。那么，双方的争论焦点就不在于“后现代主义”的问题，而是对于台湾社会基本判断的差异。这关系到陈映真的议题是否过时，台湾知识界对于陈映真的回应是否合理。陈映真整个九十年代主攻台湾的社会性质论，以其研究成果有力地驳斥了对方的批判，指出了台湾后现代的症结所在：

“相对于Postmodernism那种历史虚无观点，我们所强调的了解历史，并不是要你知道某年某月发生什么事情。我们所谓的历史就是每个民族自己的议题，用番话来讲，就agenda，我们有反帝反封建的问题，是吧？我们有我们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巨大的议题，这个议题我们也曾经解决过，解决的过程里面我们也曾经犯过很多的错误，可是它留给我们一定的遗产，是吧？那么，一个先进的知识分子，一个思想家，一定要继承你自己的议题加以发展，这才是重要的，OK！不是说别人的东西你拿来，然后就在那里玩。我觉得现在应该容许他们去玩，你要禁止人家玩，这是你无能的表现，你是用政治帽子去禁止别人，你有本事就应该有你自己的语言，当然你首先懂得他，你要真正没有偏见地去懂得他。懂得他，对我来说，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去懂得西方的社会的一个重要的渠道。可是我是不是一定要模仿，一定要按照他的谱子唱歌？我想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但我容许别人那么做。不过你自己要提出一个东西来，我想这才是比较重要的。”

通过九十年代社会科学的研究与积累，陈映真初步建立了一套相对完整的台湾历史分期的论述，在继承前辈遗产的基础上将议题不断的向前推进。但问题是，不管陈映真的探索对于台湾社会的发展与变革多么必要，他的研究成果有多大的启发性，他的议题不再吸引人的兴趣。他终其一生所要求得的台湾的“主体性”，却再一次被后现代的花哨与琐碎所埋没。九十年代的陈映真是思想的陈映真，也是孤独的陈映真，在求索台湾社会未来出路的道路上，苦于没有对话的对象。在两方面的夹击之下，思想臻于成熟的陈映真反而被台湾社会彻底放逐了。这说明问题已经不只是有没有自己的东西，或如何解决“就是些幼稚的话搬来搬去”，而是陈映真所谓的“自己民族的议题”如何重新回到台湾社会的政治议程上。成长期就浸淫在消费社会的台湾年轻人，如何在外来文化的笼罩下，在现实条件发生重大改变之后，继承自己民族的历史议题？如何让他们意识到这个议题并未过时，依然是台湾当下最紧迫的问题，这才是陈映真所面临的挑战。

如何重建左翼在历史与现实议题的领导权问题，这不光是台湾的问题，也是大陆自改革开放以来所面临的问题。陈映真坚持两岸统一必须要在台湾社会论和大陆社会论的基础上来谈。两岸统一不是一句同为“炎黄子孙”就有其合法性的，陈映真认为统一不仅仅要从民族感情上来谈，更要在两岸社会性质的前提下讨论。大陆改革开放政策的登场在台湾也引起了巨大震动，导致台湾左派出现重大分歧。1993年陈映真以许南村之名在《中国时报》（台湾）上发表的《陈映真的创作历程：后街》就此表达了他的基本态度：“对于大陆开放改革后的官僚主义、腐败现象和阶级再分解，他有越来越深切的不满。但他认为这是民族内部和人民内部的矛盾，他从来和反对外力干预，实现民族团结与统一不产生矛盾。”2001年，针对世纪初江泽民的“七一讲话”，陈映真主持的《人间思想与创作丛刊》的秋冬号以“因为是祖国的缘故…”为题，以吉林省委书记林炎志的《共产党要领导和驾驭新资产阶级》一文为引，组织林书扬、黄志龙（陈明忠）、王哲（杜继平）、石家驹（陈映真）等岛内左统理论家，展开了关于大陆自改革开放以来社会性质问题的论争。2003年，陈映真在《南方周末》发表了一篇批判大陆台商的文章《被视为牛马的日子》，通过对一家台商投资的灯饰厂的观察，揭露了一些不法台商对于大陆劳工的苛虐现象。提出落后的中国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必然要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但如何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战略的同时坚持工农作为国家主体的原则，是中国共产党所面对的难题。直到2005年6月，在《批评与再造》上登载的《“中国人不能因怕犯错而裹足不前”——读<中国与社会主义>》，对于他九十年代台湾社会性质研究所隐含的另一端——大陆的社会性质，也即如何正确看待改革开放之后的大陆，如何“理解中国的发展和‘社会主义’原则理想的距离”的问题，陈映真才有了一个相对成熟的看法。陈映真将改革开放后由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类资本主义工业化”视为为未来社会主义阶段建立物质基础，并通过自己的发展促进其他欠发达社会的共同发展，成为国际格局中举足轻重的力量，挑战美国的单极制霸，推动了多极、和平与发展的世界秩序。陈映真动态地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世界社会发展学、国际地缘政治的视野来把握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从而摆脱了左右两派对此的过低评价。陈映真也就此呼吁全中国的左派，不要从意识形态的左右出发，而要从中国自身的历史脉络中反思，探索一条被压迫民族寻求独立自主发展的理论体系。

面对“台独”势力的崛起、大陆革命状况的变化以及后现代思潮的冲击，陈映真始终站斗在第一线上。在像斗士一样顽强反击的同时，最可贵的是，陈映真也保持着高度的自省精神。两岸的统一要在两岸的社会性质基础上来谈，也要在充分理解台湾的历史与现实上来谈。1996年接受黎湘萍采访时，陈映真就表示除了做社会科学的研究工作和研究台湾史之外，想要开始重读台湾的文学，力图在文学与实践之间保持着微妙的张力。政论、社会科学研究、小说、都是陈映真思考的方式，那么文学作为陈映真思想过程的特别之处——也即“要用文艺者，就因为它是文艺”——在于文学的柔软和丰润，是社会科学的历史所无法呈现的。陈映真“放弃”文学又“重拾”文学，即是这种张力的显现。

在九十年代的社会科学研究“远行”后，“陈映真文学”从一个更大的历史视野将“文学”与“思想”重新整合，形成“思想剧”的大格局。尤其到了《忠孝公园》，其视野之宽广、架构之复杂，在当代台湾无人能够企及。小说成功地将台湾人日本兵林标和满洲国宪兵马正涛的经验压缩在一个编排巧妙的布局中，折射出台湾自日本殖民以来的近现代史，并以九十年代对台湾社会性质问题的研究为基底，从日本殖民至今的大历史和整个东亚区域空间两个维度铺展开来，反思二战时期以日本为核心，以伪满洲国、台湾、朝鲜为殖民地的“大东亚共荣圈”的地缘政治格局。相应的，我们的读法也要避免长久以来对陈映真“文学”与“思想”的切割所造成的误读，试图通过小说中故事、人物、情节等内容和形式跟陈映真的思想及其思想所对应的社会历史现实进行有机的整体性的联系，放慢镜头，打开小说中被压缩的的丰富性。

二、大和解的可能与不可能：《忠孝公园》的“论战时刻”

2001年5月26日，台湾文化研究学会、《台湾社会研究季刊》、清大亚太/文化研究所等团体在台湾大学共同主办了“为什么大和解不／可能？——省籍问题中的灾难与希望”第四场文化批判论坛，刘纪蕙主持，廖朝阳、陈光兴提报论文，分别为《灾难与希望：从<古都>与<血色蝙蝠降临的城市>看政治》与《为什么大和解不／可能？——〈多桑〉与〈香蕉天堂〉殖民／冷战效应下省籍问题的情绪结构》（以下简称《大和解？》），邱贵芬、朱天心、宋泽莱及郑鸿生作为回应人。论文及回应文章均在以“大和解？”为专题的四十三期《台湾社会研究季刊》（2001.9）发表。除了以上四篇在会议上的回应记录之外，额外收录了一篇陈映真对于陈光兴论文的回应文章。在《台湾社会季刊》第四十三期上，陈光兴及其他回应文章的通过日期是6月15日，陈映真文章的收稿日期是6月15日（通过日期为7月21日）。而《忠孝公园》的是6月6日写完，修改后6月19日定稿。可见，《忠孝公园》与陈映真对于陈文的回应——《“大和解”回应之五》的写作时间是有重合的。

之所以追踪《忠孝公园》的写作时间，并不是要对其作索隐式的解读，而是将《忠孝公园》放回到其原有的历史情景，看到《忠孝公园》作为一部“思想剧”所蕴含的具体的问题意识。可以说，《忠孝公园》与陈光兴论文的刺激有关，面对陈光兴的论文，小说作为他思考问题的方式之一再次登场。通过《忠孝公园》这一具体的写作动机，我们还可以进一步理解，为什么《忠孝公园》是陈映真极具思想性的作品，其中一个的原因在于，这是他面对陈光兴抛出的省籍问题（及其设想的解决方式）的一个小说形式的直接回应，在陈映真小说一贯表现出的思想性之外，《忠孝公园》更具有论辩色彩，陈映真通过小说《忠孝公园》再次介入到关于“大和解”的思想论争之中。通过了解“大和解”讨论背景以及陈光兴文章，或许可以管中窥豹，作为打开小说的一条进路。

《大和解？》的第一稿（英文）De-Cold War/Decolonization, or Modernity and Its Tear（《去冷战/去殖民，或现代性及其裂缝》）发表在2000年12月日本福冈举办的以“Transitional Era,Transformative Work”（转型时期，变革作品）为题的第二次亚际文化研究国际会议上。2001年3月，陈光兴针对“《台湾论》”现象做出评论文章《日本想象的差异》，发表于《读书》杂志（2001.5），认为“《台湾论》”现象反映出的是两岸内部对于日本想象在感情与记忆上的差异。《大和解？》可以说是经由“《台湾论》”现象的中介，在英文稿的基础上进行翻译改写而成。论文以台湾电影《多桑》和《香蕉天堂》为分析对象，引入“情绪性的感情结构”的概念来说明本省人与外省人主观上不同的集体情绪结构如何造成了省籍冲突的情绪基础。

《多桑》与《香蕉天堂》的主角多桑和门闩分别是本省人和外省人。通过陈光兴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本省人和外省人分别受制于殖民主义与冷战两条不同的历史线索，产生了不同的集体情绪。本省人受到日本殖民主义这条结构线索的牵制，日据的殖民主义（1985-1945）是台湾本省人对于“日本”的基本记忆，而日本作为“现代性”的代表，造成了本省人“日本—台湾—大陆”的阶序，长期的殖民地历史以及战后国民党的威权统治使得本省人对于日本的情感十分复杂。而另一方面，外省人主要受制于冷战结构的轴线，日本的形象源于八年抗战（1937-1945）的负面形象，反日作为反帝最重要的一环毋庸置疑是中国当代民族主体的关键因素，因此外省人跟大陆人一样对于日本殖民主义没有身体性的认识，无法体会殖民主义在台湾所产生的复杂效应。通过对本省人与外省人主要历史记忆的厘清，陈光兴认为这两种历史经验的根本分歧，造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情绪结构——以对“日本”不同的想象为核心中介——是本省人与外省人之所以对立的情绪基础。据此，虽然本省人与外省人客观上都活在这两条轴线的纠缠之中，但在主观上却被各自的情绪结构牵制，没有交集，无法互相理解，甚至以自己的悲情经验为资本拒绝理解对方的悲情，由此造成了台湾社会内部各个层次上和解的不可能。而台湾主流政治对于这种僵持不但不去解决，反而将之激化并转化为政治动员的主要力量。省籍问题其实是政治动员最核心也是最无法曝光的深层禁忌，而这种动员手段主要是针对易受感情影响的底层。所以陈光兴选择了两个底层人物进行分析，其所谓的“大和解”，在这篇论文中，更确切的意思是底层的“大和解”。陈光兴认为要化解台湾内部各个层次的矛盾，不能只在政治和利益的层面上进行休战式的和解，而要在更深层的情绪层面上进行和解，底层的本省人和外省人应该试图看到对方所不同轨迹的悲情历史，试图理解对方，这才是“大和解”的起点。

通过《大和解？》及陈光兴在论坛上的发言，陈光兴作此文的初衷：化解被政治动员的省籍矛盾——“它就是被炒作成关键性的、主流的政治问题”，“搞省籍问题就是要让省籍问题解咒，让政治动员没有办法用省籍问题来动员。不讲的话就一直动嘛！” ——看上去起码完成了“一半”的任务：陈光兴的论文确实是把潜伏已久的省籍问题理论化，将之摆上学界的台面，打开了广阔的分析空间；但“另一半”——为什么最后得出的结论让人如此不满足？要想解决这个问题，还要回到论文本身的论述框架中——对于上层/底层，政治/生活，国家/人民，统独/省籍，物质基础/情绪基础进行区分——陈光兴一再强调他的论述范围是后者，而非前者。如陈光兴所化约的，主观上，本省人活在殖民主义的轴线中，外省人活在冷战的轴线中，这个框架有一定的解释力，尤其是在陈光兴做出以上的界定之后。也只有在这个预设下，省籍问题才能进入其“深层”腹地——集体性的情绪结构层面。如陈光兴所声称的，这恰恰是“主导性的社会矛盾”。对欲望及情感方面的分析，并不是左翼所擅长。而陈光兴要做的就是和右翼抢夺这个阵地。但经过这一系列的切割后，论文中所结晶出的省籍问题的“核心”，也只能在这个核心之中解决——寄希望于能够互相沟通和倾听的底层人民。

陈光兴省籍和解之道真正的动力来源于对于国家与人民的切割。只有在这一前提下，陈光兴才敢于将暗涌于台湾社会中的省籍禁忌以一种承认的姿态表达出来。即使指出本省人与外省人历史经验上的不可通约性，通过对历史中“人”与“国家”的切割，无论是被殖民的本省人还是由冷战而离散的外省人，都能找到同样的对立面——国家。本省人与外省人主观上不同的情绪结构都是在民族国家的主导下形成的。但这种通过将国家机器与人民区隔开来的看法实际上是一种对于“国家”去历史的理解。由此带来的问题是：这样一个方便的切割确实有效地将“国家主义”作为历史之恶从底层人民身上清理出来，但是不是也将曾经为了民族解放而奋斗的人放逐了？更后设地看，这也是部分台湾左翼难以克服的一种困境。

陈光兴对于自己的困境有其自觉，但是这个自觉是有限度的。正是陈光兴对“外省人”身份的焦虑，才有了这样的结果——“被逼的在论辩中彻底的反对一切形式的国族主义”。这种原教旨主义的“彻底”、“反对一切形式”恰恰说明以左翼分子来重新定位，反对“外省人”身份政治标签暴力策略的失败。因为在台湾社会主流政治文化所造成的压力下，这种左翼分子不得不绕过最危险也是最关键的问题——民族与阶级的双重压迫。这种拒绝有意识地反对“外省人”的标签，但在无意识中，却正是由于“丢不掉的”身份的焦虑而深受其限制，不得不为了避开某些刻板印象而反其道行之。这种“反动”仍然是在省籍划分的框架中的“反动”，毋宁说，这种拒绝（或者说是自觉）反而是一种承认。这种左翼是在“客观情势”下被裁剪了的左翼，被裁剪掉的就是“民族主义”这部分。通过《大和解？》一文，我们可以看到他所谓的在阶级的立场上谈问题，却是对于其阶级分析方式的背离——阶级分析在（否认）“国家”的门口停止了。陈映真在对陈文的回应文章中，特别对台湾左派无差别排斥民族主义现象做出了批评：

“面对布什的新军事霸权主义的ＴＭＤ、ＮＭＤ体系和美日安保条约新指针、周边有事立法等，面对新围堵主义和新冷战的阴风四起之时，亚洲进步知识分子在反对美国与日本战争政策和霸权主义上有共同的战略。但在战术上，美国、日本的左派当然反对自己国家的、扩张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中国、韩半岛、台湾、菲律宾的左派；在受支配于新帝国主义及其威胁下，无区别地放弃和批判民族主义，岂不等同缴械！”

这当然有台湾左翼的现实境遇原因，左翼在台湾的势力微弱，根本没有任何政治力量让他们能够参与到现实政治的运作当中，更何谈进行社会变革。所以，并非是台湾左翼主动放弃“民族主义”的武器，而是台湾没有提供左翼能够“武装”的土壤。与日据时期的台湾左翼在日本残酷镇压下被迫掩盖其民族解放的诉求相比，以陈光兴为代表的台湾新一代左翼对“民族主义”的放弃是在无可奈何的条件下做出以“批判和否定”为姿态的“放弃”，其实质是一种不自觉的自我保护策略。我们要理解陈光兴代表的部分台湾左翼的艰难处境，但并不代表我们认可他们，因为台湾左翼的处境也是台湾问题的另一个表征。陈光兴在论坛上提报论文之后，做了一个关于省籍问题自我表白。这段“掏心掏肺”的表白传达出陈光兴的困境：

“省籍问题对我个人而言，一直是一个知道存在，但是很难直接面对的问题。作为台湾新一代的左翼分子，在我们的主观世界里，阶级与反帝的关切优先于族群问题，但这跟其他第三世界的知识分子一样，客观情势迫使我们始终要面对社会中真实的主要的情绪矛盾。……主流的政治文化是将一切事物都以省籍/统独划分来定位。然而，对我们自己来说，这其实相当荒谬……回想起来是在这样的战局中，被对手——统独双方——界定了我这样的人必然的命运：拒绝外省人这种身份位置，而一直以左翼分子来自我定位，也因此被逼的在论辩中彻底的反对一切形式的国族主义，特别是反动的族群民族主义，这也一直是我们最被批评的地方：我们无法恰当处理民族与阶级的双重压迫。”

可以看出，在台湾主流的身份政治框架中，省籍问题的焦虑时时刻刻跟随着陈光兴。拒绝外省人的身份，以左翼分子来自我定位。如何拒绝？又如何自我定位？于是我们看到了，陈光兴不得不暂时搁置“阶级与反帝”的关切，将其放入“我们的主观世界”，而面对更“真实的主要的情绪矛盾”，因为这是“客观情势”所要求的。怎么理解“我们的主观世界”？它是跟“客观世界”对应，还是跟“情势”对应？“阶级与反帝”的问题与省籍问题，到底是怎样一个先后缓急的关系？这种混淆正意味着陈光兴自己的犹疑与困境。“省籍问题”的重要性到底在于它比“阶级与反帝”的问题更重要？还是更急切？当然两者可以兼而有之，但由于陈光兴措辞的模糊，我们只能确定后者的存在。由于政治动员的当下性与巨大的影响力，被动员的族群矛盾确实是左翼面临的紧迫难题。但问题是，怎么解决这种急切的问题？如何看待陈光兴对于右翼所擅长的感情动员这一阵地的抢夺的策略？只能在客观情势的迫使下搁置我们原有的议题？这是一种游击战术还是一种亦步亦趋？回应台湾现实问题固然是无可置疑的，但如果前提是放弃原本更大的认识框架与现实关切，这种即时的近身的战斗是不是同时导致了一种深度的近视效应？会不会造成自我定位的移动，甚至固步自封于对手所设定的安全线内？这些问题都是陈光兴的“大和解”无法回避的问题。

三、“阶级”与“族群”：台湾新老“左翼”的深刻对话

“阶级与反帝”与“族群问题”，哪个是台湾左翼最重要的议题？这个比较化约的选择，可以说是台湾老左翼与新一代左翼的分水岭。陈映真的《“大和解”回应之五》以及《忠孝公园》是对《大和解？》的回应，殊不知《大和解？》同样是作为台湾新一代左翼陈光兴对台湾老左翼代表陈映真的一个回应。在《大和解？》一文中，在进入最终大和解问题讨论的一节之前，陈光兴提到了陈映真：

“对这两个构造及其交错状态有批判性认识的论述在台湾不太多，陈映真先生是少有的、持续在反省的前辈，更是早期开始就一直以第三世界为参考坐标的理论家，他的小说、评论与各种形式的书写都影响到年青一代反叛性型知识分子的思想。但是在统独的争议的迫切性，以及台湾前几个时段的政治限制，殖民主义与冷战结构是严厉批判的对象，而不能放慢脚步让主观的情绪经验有得以呼吸的机会，能够摊在阳光下，在情绪情感的层次上来面对。”

以冷战角度分析台湾、殖民主义与冷战的双重构造以及第三世界的视角，陈映真都是台湾知识界的先行者。同时，陈光兴也是台湾批判知识分子中最早认识到陈映真重要意义的人。赵刚在《求索·自序》说重读陈映真是源于陈光兴组织陈映真学术研讨会的机缘，但这绝不是巧合，正如陈光兴的质问：“在战后台湾，如果要寻找一种第三世界的思想资源，能绕得过陈映真吗？”当台湾的批判知识分子（尤其是海外归来的）开始对曾经以西方知识界为唯一的参考系有所反省时，必然会在回溯的路上碰到先行者陈映真。而开始对以东亚为主的知识状况进行探索的陈光兴是最早与陈映真“接头”的人。这迟来的“接头”，也从反面说明台湾“老左派”和陈光兴所谓台湾新一代左翼的断裂。在八十年代末，赵刚曾与陈映真见过一面，那时赵问了陈一个问题：马克思主义怎么看民族主义，陈映真没回答。此时的赵刚作为“西左”，对民族主义保持着毫无弹性的反对，也对这个左翼前辈颇感失望。继承海外左翼传统的新一代学人普遍对陈映真并不看重，也无法理解陈映真为何仍然死守着早已过时的民族主义，自顾自地树立起自己的新旗帜。然而，西化的学院派批判知识分子在面对自己本土的问题时，纵有十八般理论的武艺，却难以解决真正的问题。怎么解决这一困境？在地化、历史化、理论与历史真正的结合，不是用本土历史佐证西方理论，而是将自己的历史理论化。这是一个新的难题，即批判知识分子怎么进入历史？而这种进入往往是二次进入，就像赵刚读陈映真一样，是一个重读的过程。

而早于《求索》十年前的《大和解？》，对于陈映真的理解还无法达到这样一种成熟的境界。从那段话来看，陈光兴对于陈映真还更多地是一种对老前辈单纯的致敬，而并没有继承陈映真及其所代表的台湾“老左派”的遗产。陈光兴更多的是不满于“老左派”所设定的讨论框架，而这种不满仍是出于立场与知识的相左，而非真正进入到“老左派”的历史脉络。所以，陈光兴的论文虽然看似沿着陈映真所开拓的“从冷战与殖民主义所造成长远历史效应的问题意识出发”，到头来却是对于冷战与殖民主义错综复杂的历史源流的板结与压缩。而历史一旦封闭，省籍问题就确确实实变成了一个此时此地的台湾内部问题，解决的途径只能寄希望于对立双方既往不咎，卸下历史重担，携手走向未来，而这个未来，也注定是“可欲的永远都将不会是现实的”。

这种思路充分体现在对于日本想象的刻板描述上。本省人与外省人之间的情绪结构矛盾是通过日本想象的中介，但本省人与外省人对于日本的想象中间也经过各种中介，包括对方在其中的中介作用。要清理两者情绪结构差异，单单把两者之间由于历史轨迹不同而造成的情绪层面上的不可通约性放入结构中，使双方意识到并超克之，却不追究这个刻板的日本想象本身所带有的意识形态性，从而放弃了进一步的分析与检讨。这是陈映真在回应文章中所着重批判的，省籍矛盾作为族群动员的利器，本身就是被主流政治激化，为蓝绿斗争格局服务的。陈光兴不去追索这个框架本身的建构过程，反而用另一套叙事将其固定下来。因此，在陈映真的回应文章中，首先质疑的是省籍矛盾的性质问题。这也是陈映真最不能赞同的地方——“这篇论文是在台湾‘省籍矛盾’是构造性的、稳定的、固定的矛盾这样一个前提上展开分析的。”把省籍问题作为一个结构问题，这个分析前提说明陈光兴并非要破除省籍问题的意识形态性，而正是要在被意识形态化了的省籍对立框架下展开分析。

在对省籍矛盾的性质重新界定之后，陈映真开始探讨陈光兴所说的造成省籍问题的历史过程，这是陈映真的另一个质疑。在陈光兴的论述中，围绕在省籍问题周围的一些被冷战形塑的意识形态观念并没得到检讨，包括台湾本省人对于日本作为殖民现代性代表的这种评价，外省人反共与反日的相克情形的忽视，国语对台湾话统治论的说法等等。这样一个了解只能是一个姿态，无法将之实体化，因为陈光兴的一些既定观念并没有得到在地的、历史的检验，仍然是在其原有的知识结构中进行理论的运作。这种困境微妙地表征在其从英文稿的写作过程及由英文到中文稿翻译改写的痛苦过程中：“然而，文章一旦开始写，或许是分析对象选择的问题，就像自己在跑一样，早已溢出当初简单的思考方向：写成中文稿的过程也显示了在地感觉的关键位置，这些或许都反映了历史的复杂性，不是理论的介入可以处理地。”

陈光兴的和解之道，看上去是历史化并坚持阶级的维度，是将情感问题推到台前，实质上，仍然是一个无法实现的路径。因为他刚开始有的“历史化”姿态只是一个萌芽，还无法充分回到具体的历史与社会研究中，将冷战所形成的、长期的、未得到清理的意识形态效应通过历史真相的浮现来解开死结。所以，陈映真主要从历史的角度来质疑陈光兴，《大和解？》中对于日本殖民特殊论、殖民地现代化论及“国语”对“台湾语”的统治论等刻板印象不加检讨地承认，其效果反而加剧了族群间的裂缝，而克服之道应该是回到“具体的历史的细致研究，拨开迷雾，补充新的材料”之上。

四、陈映真的“大和解”：民族、阶级与人的复归

在大致了解陈映真对于陈光兴《大和解？》札记式的回应后，我们再次回到小说中来。虽然陈映真不同意陈光兴将省籍问题放到情绪结构这个框架来讨论，但陈映真承认，陈光兴所探讨的由历史经验差异造成的主观感情线索差异确实存在，处理起来也相当复杂棘手。正是在“情绪结构”这一主观层面的考量下，陈映真才在回应文章的同时，进行小说《忠孝公园》的创作，以文学的形式来处理那些无法被化约的、毛茸茸的情感问题。陈映真从来没有漠视台湾的悲情历史，他只是不断强调，台湾的悲情要放在自身和区域历史的脉络中，而不是抽象地谈论悲情。那么，《忠孝公园》是如何回应《大和解？》的？陈映真如何把他的社会性质分析转化成小说的内在肌理？又如何在这样的骨架上坚持对“人”的关怀？

我们可以试图从基本的层面，先将小说和论文进行一个简单的人物对应。毕竟在《大和解？》中，陈光兴也是以电影中的两个人物——底层本省人多桑和底层外省人门闩——作为分析焦点，而不是纯粹的理论分析。陈光兴意图创造的“大和解”，具体地说，即这两个人的大和解。那么，如果陈映真要回应陈光兴的“问题”，应该在小说中让多桑和门闩相遇，看看这两个人能不能大和解。但在《忠孝公园》中，我们发现主要人物的身份有所变动，可以说只变了一个，多桑的位置并没有大的变化，林标仍然是底层台湾本省人，另一个人物变成了上层外省人马正涛。虽然仍是“本省人+外省人”的配置，但由“底层本省人+底层外省人”变成了“底层本省人+上层外省人”，这两个人形成的结构已经超出了陈光兴所界定的底层内部谈和解的论述范围。这是陈映真对于《大和解？》讨论框架最大的改变——将对于省籍矛盾性质问题的质疑落实到小说中。那么，陈映真认为“多桑”与“门闩”之间不存在矛盾？在《忠孝公园》中，底层外省人“门闩”没有出现？

人物的改变，并不是说陈映真意图让林标和马正涛进行大和解，他的目的仍然是“多桑”和“门闩”的“和解”。只不过，他否认握手言和式的天真姿态，而意在说明两人的大和解无法直接达成，必须经由某种中介。在《忠孝公园》中，“门闩”并没有消失，“多桑”与“门闩”的关系被陈映真放在了后台。太极拳班子中的四川老兵就是《大和解？》中的“门闩”。四川老兵作为忠孝公园的一员，从未出现在以忠孝公园为地点的情节中，而只在豆浆店出现。林标与四川老兵并没有正面的接触，是通过马正涛的视角来展现二人之间的“关系”。林标与日本的关系比多桑要复杂的多，他不仅长期生活在日本的统治下，而且还作为日本兵战斗，而四川老兵当时是作为国民党军参加抗日，在战争时期，二者是敌我双方。所以，陈映真并没有掩盖底层本省人与外省人之间由于日本中介产生的矛盾，反而将其放置在一个更极端的情形中。那么，是否因此将其与外省老兵对立，认定双方“大和解”的不可能？陈光兴的和解之道是让双方不计前嫌，因为“前嫌”是被绑在民族主义框架内的自恋逻辑，只有克服民族国家框架，曾经的敌我双方才能休战。但底层内部这样一个干燥对立的状态，并不是一个正常状态。对于陈映真来说，之所以“多桑”和“门闩”、也即林标和四川老兵，无法达成和解，甚至说，之所以两人需要和解，正是由于两者之间的矛盾并非真实的矛盾，只是他们自认为“真实”。在这种自以为“真实”的幻影下，两个人根本没办法沟通。

陈映真认为省籍问题是个意识形态，要破解省籍问题，必须回到台湾的社会性质上来看，让林标和四川老兵意识到超越他们恩怨情仇之上还有一个更大的矛盾。所以，在小说结构上，陈映真将所谓的省籍矛盾放在后台，让马正涛出场。四川老兵和林标虽然一个是外省人国民党兵，一个是本省人日本兵，但对于马正涛来说，并没有多大区别。叙述者进入马正涛的视角描述公园里练拳的林标是“每每一板一眼地做完一大套柔软体操才走”，四川老兵“不到一套拳打完，他就不张开他那紧闭的眼睛”。在马正涛的眼里，林标和四川老兵，这两个“敌我对立”的人在做操习惯上如此相似。从做操习惯能看出两个人都是简单执拗、不懂变通的“粗人”。这并非作者在描写上的词穷，而是借由马正涛的视角，将两个人联系了起来。这种联系在当事人的眼里完全被省籍与对日本的情感所遮蔽，如果双方互相看，只能看到对立，其他的共同之处都会失焦。只有处于马正涛这个位置，才有可能发现两个人的连带。马正涛的位置——一个“黑暗”的、无法言说的位置——处于国民党的不见光处，才能看到那些“粗人”们所无法看到的地方。正是这样一个扭结的位置，马正涛才有了自己的“洞见”，他能看到四川老兵的盲点，也能看到林标的盲点。事情确实不像外省人想的那么简单，马正涛在日本宪兵队和国民党侦缉部杀了多少人，李汉笙几易其主，通敌卖国，墓碑上却刻着“陆军上将”的头衔。林标被咒骂为汉奸，但在南洋因为没有武器，并没有参与到日本人的杀戮中。四川老兵基于省籍的划分，只能看到本省人林标曾经“助纣为虐”，却看不到外省人马正涛手上沾满鲜血，所以才无所顾忌地展开对参与日本殖民过程中的本省人的批判。林标“认同”日本，部分原因也是在这种仇恨政治的粗暴氛围下无可奈何的选择。所以陈映真让反日的四川老兵隐去，让亲日的马正涛来到前台，在这样一个格局下再来审视林标的日本想象，才能在意识形态的对立之外打开林标的日本情结。林标对日本的想象是分裂的，破碎的，在与宫崎、马正涛和泉州仔甚至四川老兵的关系中，他所展示出来的对于日本的“认同”都是变动的，尤其是在讨要恩给金和讨要补偿金两次事件中，对日立场南辕北辙，并不能简单地用“媚日”或“恋日”来概括。

这也是陈映真对于《大和解？》的另一点质疑：本省人对于日本的态度是否只是“亲日”一个维度？陈光兴的解读建立在一个“现成的”省籍矛盾的基础上，并没有充分打开作为本省人的典型——“多桑”对于日本的想象。电影中“多桑”的故事开始于一九四〇年代后期，并没有交代“多桑”在台湾光复前，也即日本殖民时期的生活状态。多桑1929年出生，林标1925年出生，他们都生活在日本殖民五十年的后半期。这个时期台湾社会已经相对稳定，与前半期日本疯狂镇压台湾人抵抗的情形有所不同，而且战时体制下进行的“皇民化教育”有了一定成效，像梅村这样要炼成皇民的人也不在少数。从1945年台湾光复到一九四七年的“二二八事件”为止，大部分台湾人的民族立场是坚定的，反日和对日本殖民的批判是社会主流。只是由于国民党的贪腐与霸权，终于酿成“二二八事件”，使得台湾人民第一次对中国民族认同产生了困惑。国民党采取“去日本化”的语言和文化政策，全面禁用日语，日语虽然从公共领域消失，却转入了家庭、朋友或个人的私领域（影片一开始，多桑带着文建偷偷去看“台语配音”的日本电影），正如曾健民所说：“一般民众虽然在民族和国家认同上并未明显动摇，但在语言、生活方式、习惯、思考方面又逐渐逆回到殖民统治时期，亦即社会生活上延续了殖民统治时期的样式，出现了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的二重结构，这就是后来台湾‘日本情结’的原型。”这就是在日据时代出生的多桑一代“日本情结”的来源。这种“日本情结”是以遗忘日本是殖民者的支配位置，借由在日据时代所习得的皇民“精神力量”来对抗国民党的威权统治。在国民党统治初期政治腐化、通货膨胀等状况下，又将其视为战敌的共犯，急欲“中国化”的情势下，引起这一代对日本情感的保留，在日常生活层面上退回到日据时代，单从感情的层面上来说，这是可以理解的。陈映真在《忠孝公园》中让林标出场，林标跟多桑最大的不同在于林标被征兵到南洋战场。他作为日本兵被深刻地卷入到日本的殖民体系中，他与日本的关系相比于多桑要更加复杂，也更深刻地体现出了日本殖民的遗留问题。

在南洋战场上，战争体制实际上强化了日本殖民体制，林标是作为军夫而不是军人应征，按照日本军队“军人、军犬、军马、军属、军夫”的排序，“军夫”排在犬马之下，所以，林标并非是作为“皇军”的一员出征。林标出征时穿的是“国防服”，并不是海军服。日本在战争初期并不情愿让他们眼中的“二等人”当军人，只能作为“军属、军夫”。在战场上，台湾兵也是处于军队的最低端，受到日本兵的凌辱与虐待。当被殖民者怀念殖民母国所带来的现代性时，是否还记得与此一同而来的种族歧视、强征、虐待、剥削与遗弃？日料店里的老兵们要以压抑掉曾经被虐待的经历，才能和宫崎把酒言欢，这种和谐的氛围是老兵们选择并遗忘真实历史所达成的共识，只有在“现在”，当日本殖民的历史成为“过去”，林标才有可能穿上日本海军战斗服，作为“真正的”皇军。本省人的“日本情结”其实是把“过去的日本”和“现在的日本”切割开，通过去历史化的日本想象来对抗国民党在战后企图强力塑造的民族认同。在对国民党所代表的“祖国”失望后，尤其是外省人以征服者的角色凌驾台湾，本省人才会扭曲地对于曾经的殖民者日本产生出乡愁。这样一种形态的乡愁由选择性记忆形成，日本作为殖民者的支配与压迫形象就被他们所遗忘了。

伴随着对历史的遗忘，林标对于菲律宾人的“连带感”也随之消失了。在南洋战场，林标还能凭借着底层的认同感和语言的共鸣，反抗殖民主义，出手搭救泉州老板，但是现在，林标根本看不到这种自己与菲律宾人的关系。林标看到菲律宾来台的工人，听到了曾经熟悉的菲律宾语，勾起了他在南洋战场的回忆，并没有引发出他别的想法：

“这是他们从提包里拿出大包小包的零嘴，配着可口可乐吃着，笑语欢欣。”

“左前座上的两个菲律宾人还在吃着零嘴，并且笑语春风。两个人都穿着浅蓝色的牛仔裤和夹克，状颇亲昵。”

“但几十年之后，从那屠刀下幸活下来的种族，而今竟也生气勃勃地到世界各地打工赚钱，直有隔世之叹。”

作者通过菲律宾人在车上的出现，自然过渡到林标对于南洋战场的回忆。这对菲律宾人情状的描写，显然是林标的口吻。但叙述者所用的意象，可口可乐、牛仔裤和夹克，却有叙述者隐含的用意。在叙述者的视角下，这里隐含着两个来台打工的菲律宾人，吃穿都是典型的美国式的消费生活，笑语春风暗示着一种追求快乐和享受的生活观念。对于两个人状态的描写，让我们想到《山路》里蔡千惠将自己形容为“被资本主义商品驯化、饲养了的、家畜般的”，蔡千惠之所以会这么形容自己，是由于黄贞柏的出狱，她想象以黄贞柏的视角来看自己丰裕舒适的生活，才会感到不知不觉自己已经深深堕落。台湾已经引进外籍劳工，菲律宾人仍然处于宰制结构的最底端，和战时的位置并无大的区别。如果不以陈映真所思过度解读，这段对于菲律宾人的描写很客观，并未超出林标的的叙事视角。隔世之叹是林标望着窗外风景时的内心活动：林标把菲律宾人到各地打工看成是迥然于战争时的“生气勃勃”，而叙述者却隐含着对这种非战状态的殖民情景是更为全面性的日常生活暴力的反讽。在此，林标的世界与叙述者的世界像两个平行世界，林标无法将此时的菲律宾人与战时的菲律宾人的境况重叠到一起，在他看来，菲律宾人“从那屠刀下幸活下来”了，有了今天的好日子。菲律宾人来台打工和台湾人日本兵去菲律宾作战，看起来确实恍若隔世，但事实上，穿过“笑语欢欣”的面纱，台湾和菲律宾之间的关系并没有实质上的变化，来台打工的菲律宾人与自己外出打工的儿子何尝不是同样的命运？台湾和菲律宾的下一代何尝不是重复上一代的命运？陈映真没有让自己的思考闯入文本前台，林标的“盲点”则更引人思考：作为读者，我们的位置又在哪？我们跟所处的历史与社会是什么关系？我们与他人的连带又是怎样的？我们在面对命运时能做什么？

通过林标的“循环”遭遇，陈映真将战时与战后台湾历史的反复揭示了出来：在太平洋战争中，是“日本—台湾—菲律宾”这样帝国主义主导的军事殖民等级和侵略结构；在当下，则是“（美）日—台湾—菲律宾”被全球资本主义主导的经济殖民等级和依附结构。两者都复制了“中心—边缘”的殖民主义架构。而台湾的正是在这种“次中心”的夹缝位置中，这个位置给台湾带来“主体性”的幻觉。而陈映真的小说和他对台湾社会性质的分析，其目的都是为了打破这种幻觉，重建台湾在帝国主义时代和全球资本主义的当下所具有的“真实”位置，只有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真正的反思才能开始。

陈映真并不否认在战后台湾曾经出现过省籍矛盾，但强调将其放在台湾社会性质的历史周期上看，认为所谓的省籍矛盾，存在于两个时期，并坚持反对“外来政权”说。这两个阶段的省籍矛盾有所不同，第一阶段是大陆溃败来台的外省精英在美国的支持下控制台湾政经资本，对台湾本省的地主及资产阶级造成一定的打击。第二个阶段则是本地资本逐渐在美国援助及国民党支持下逐渐做大，但仍然处于国民党威权的控制下，造成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重大杆格。无论是上述哪一种省籍矛盾，都是台湾本土中上层阶级与国民党精英之间存在的矛盾，而较少存在于台湾社会的底层。而且随着两蒋的去世，国民党上层中央势力的瓦解，本地资产阶级全面取得政权，从台湾社会性质的角度来分析，省籍矛盾早已不是问题。而历次大选，省籍矛盾都反复被挑动起来，这跟台湾政党的性质有关。尤其是随着2000年上台，民进党逐渐向垄断资本靠拢，开始为大资产阶级代言。根据陈映真的社会性质论，台湾社会的性质是“新殖民地•垄断资本主义社会”向“新殖民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社会”变化（1985-2000）。台湾社会问题的本质是阶级问题，而非省籍问题。省籍问题不过是蓝绿阵营所营造出的意识形态，以此掩盖台湾社会阶级矛盾的本质。而这是两党的阶级属性无法解决且更要固化下来的，维护大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的利益是蓝绿共识。而要在这个共识下制造出两党的差异，省籍问题就成了蓝绿要共同维护的政治正确。相比于生活奢侈的马正涛，无论是台湾人日本兵林标还是国民党下层的四川老兵，都处于台湾社会的边缘，并不因为省籍问题而有特殊待遇，说明了省籍问题在底层的虚构性。

陈映真认为当务之急不是草草地把“民族—国家”的框架扫入垃圾堆，关键的问题是区别“新殖民地精英的反共的、国粹主义的、扈从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右派民族主义，和人民的、反帝的、民族·民主运动的民族主义”。小说中，陈映真也没有完全站在外省人的“中国民族主义”的立场上，而是通过一种漫画式的方式勾勒出两位外省老兵对林标的愤怒。外省老兵反日情绪背后的中国民族主义来自于八年抗战的历史记忆，在战争时期，被压迫国家的民族主义是反帝反封建的重要力量，但在国民党来台后，表面上强化统合中国民族主义，实质上依赖美日新殖民政权，使得原来进步的民族主义窄化为族群的民族主义。外省老兵一味地以“民族大义”来要求曾被长期殖民的台湾民众，看不清“党国民族主义”所带来的新形式的压迫，这也是造成省籍矛盾意识形态的原因之一。但通过“民族—国家”的历史之恶为老百姓卸担，安放他们难以呼吸的感情之后，同样关闭了他们的反思空间，在不对自身有所反思与清理的前提下，只会陷入更深的孤儿、弃儿和受害者的心理中无法自拔，逐步演化成更加激进的道德与美学上的优越感，正如新一代的“台独派”代表吴叡人在《贱民宣言》中的悲壮演绎。吴叡人根据“经济与历史发展的结构性逻辑”得出台湾在被主权国家所垄断的世界中，台湾作为“无国家者”或“主权不被承认者”，只能“孤立无援饱受羞辱”或等待“帝国挥军东指”，剩下“无路可出”的唯一出路，跟陈光兴在《大和解？》中所论述的——民族国家框架下族群矛盾大和解之不可能——竟然殊途同归。

彻底的反对一切形式的国族主义，确实如陈光兴自己所意识到的，无法处理民族与阶级的双重矛盾，正是罗蒂所讥讽的那些过早地构想民族国家之后的“世界政体”的左派世界主义者之一，既无法防止新的等级社会出现，也无法防止右翼民粹主义借人们的妒恨情绪从后门涌入。这样一种愈演愈烈英雄状的“碰瓷”姿态，陈映真早已有所警觉，对伪善的世界格局宣战，这种英勇就义的悲壮感看上去很美，可惜，这不过是台海“两套常识”差距越来越大的结果。当无力维系两套常识并存却仍要维持不统不独的局面时，一种“躺倒”的姿势就呼之欲出了。按照吴叡人的说法，台湾之所以无法取得主权国家资格，无法加入现实政治的游戏中，正因为中国大陆不放弃对台的“复国主义”。在中国大陆崛起的情势下，这种以“强中心”凌“弱边陲”的说法确实有收买人心之奇效，只是经不起历史和现实的考量。对“民族国家”的彻底批判，是以大陆为假想敌的意识形态下生产出来的抽象价值，是冷战时期台湾作为中国他者的衍生物，其背后都是反共反华的基本立场。吴叡人念兹在兹“台湾全体人的解放”，而这个“台湾全体人”的意义只存在于与大陆的对立格局中。在台湾社会内部，这个“台湾全体人”不过是少数中上层强加于大多数底层的主张。陈映真在八十年代曾批判党内党外以台湾“一千八百万人”为幌子来取消阶级视角，实则是台湾的资产阶级没有力量改变台湾现状，只能跟随美国提出“自决”的口号，在形式上改变台湾。三十年过后，台湾的资产阶级运动换汤不换药，依然是反共反华的冷战底色，置中国（大陆）于死地，台湾就诞生了吗？“台湾全体人”所追求的“独立”只是以“独立”为伪装，隐蔽自己承袭美日后殖民地的真面目。陈映真曾指出在长达三十八年的戒严体制下，党内党外所呈现出相似的戒严体质；赵刚曾指出民进党和战后台湾自由主义在“社会政治哲学”上的同构性；如前所述，陈光兴与吴叡人对“民族-国家”的彻底批判，这些殊途同归的理论或主张，借用赵刚的概念，都是“方法论台独”的产物。他们的共同点——“没有主体性的、盲目的反共，并且从这非主体性的反共热情，延长为反中国”——都要从台湾的社会性质说起。这些相反相成的价值观念无一不是在台湾“冷战—国家分裂”结构下“新殖民地•资本主义社会”这个具体的物质基础上生长出来的产物。

陈光兴在《大和解？》中提出重新理解国民党政权的重要性，从“文化”的角度指出国家对于民众文化与情绪上的形塑，但没有进一步从国民党的政权性质来理解台湾社会。陈映真在八十年代指出战后台湾资本主义的快速发展得益于台湾在美国冷战体制中的战略地位，是在作为“世界反共军事基地”的政、经条件下得以产生并发展。美国为了巩固台湾在冷战中的位置，防止台湾内部赤化，拨发巨额美援来扶植国民党政府，帮助其进行土地、经济和政治改革，发展来台和本省的资产阶级企业，从上到下地形成巩固国府统治的阶级和社会基础。一八九五年被切断的台湾与大陆的经济联系，在一九四五年光复后仍然没有连结，台湾反而进一步编入美日资本主义经济圈，完成陈映真所谓的“国家分裂—冷战—依赖”性经济的发展。这种条件下发展的台湾资本主义必然没有独立性，对美日霸权毫无批判，承认国家分裂的现状，并产生维持分裂甚至意欲永久分裂的主张。如此一来，才能理解台湾资产阶级运动所具有的共同属性——都是在不触动两岸分断的格局之上来谈台湾的未来，陈映真一语道破：“所谓‘台湾结’，其实是从四十年代后半期由美国霸权展开的亚太地区两极对立下‘中国国家分裂—冷战—反共安全’体制的意识形态。”换言之，所谓台湾的主体性是通过承认“冷战—内战”双战结构下台湾的位置为前提，并尽力融入美国在亚太主导的霸权体制当中，而非相反。这就决定了台湾主流意识形态必然是向着“现代化”的朝圣之旅，美国是现代化的唯一指向。这种冷战时期所延续下来的现代化意识形态必然是去历史的，要切断台湾与中国近现代的联系。陈映真强调“美国结”与“日本结”才是台湾的根本大结，正是在对美日依附的社会基础之上，去殖民的任务无法开展，反而被一再拦截。为了维持台湾在冷战体系中的战略位置，防止战后依赖性经济发展的休克，台湾无法真正在去殖民的路上迈开步子，只好拉来所谓“在路上”的“中帝”作为稻草人加以攻击。而对于历史与现实中并存的“美帝”和“日帝”，最多作为“中帝”的陪衬捎带着口头上反抗一下。对美、日的态度，仍然停留在国民党统治的戒严时期，甚至在切除中国民族主义（即使后来渗入了右翼的族群民族主义倾向）所带的张力后，更加肆无忌惮的成为其附庸。在小说中，陈映真正是以林标这个台湾人日本兵为主角，通过讨要恩给金这一曲折过程折射出冷战背景下台湾与日本之间持续着的殖民关系。作为日本兵参加太平洋战争的林标，战后理应得到殖民宗主国的妥善处理。但日本政府不仅在战后对滞留在太平洋的台湾兵置之不理，还拖欠军饷，对于曾经为之作战的异族殖民者毫无补偿。日本战后处理问题上的残酷令台湾人日本兵寒心，那么，是否可以追问一句：在安放多桑殖民进步性所种下的日本情结之时，林标这样的后殖民伤痕该如何抚慰？虽然在小说中，美国并未出现，但美国在亚太地区制造的反共防线如何扭曲台湾人对于日本的殖民及战争记忆，却通过战时与战后林标个人记忆的歪扭得以呈现。

陈映真之所以将战时和战后两条线索并置起来，并将各个殖民空间凝缩到“忠孝公园”这一个空间中，正是因为台湾的位置使其成为战时以及战后东亚殖民历史的一个重要节点。直到《忠孝公园》，陈映真在小说中才真正从一个更大的图景中来剖析两岸分断，从日本的殖民主义，也就是“大东亚共荣圈”的脉络考察台湾跟大陆、台湾跟满洲国、台湾跟日本之间的关系，以及从国共内战及战后的冷战体制来看台湾、日本、大陆与美国之间的关系，这才是陈映真广大的历史视野所在。总而言之，只有在陈映真与陈光兴的“对话”中，我们才能理解《忠孝公园》——作为一出“思想剧”式的小说——内在的论辩过程，而这正是《忠孝公园》这篇小说最大的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