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军族》是一本由陈映真著作，九州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78，页数：46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将军族》读后感(一)：蒙昧的那几年 刘大任：蒙昧的那几年——怀念与映真一道度过的日子

　　

那几年的台北，在一些人心里，不像巴黎，不像纽约，不像东京，也不像上海，却又都有一点，青涩地，晦暗地，朦胧地，各自藏在彼此互通声气的想象中，偶尔发酵：有人天天上月光，坐明星，泡田园；有人在台北破旧的屋瓦上，看见波德莱尔；有人在西门町、中华商场寻觅保罗·克利。在脚踏车和牛车争道的延平路上，有人听见普罗科菲耶夫。在宝斗里、江山楼，有人体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忏悔，福克纳的乱伦……

那几年，每个人都在想，也许，有一天，某个角落，某个时刻，某一种缘分，不期而遇。爱情像飘过树梢的云，悄悄搭上你的肩膀。也许，有一天，几个朋友，互相把心交出来，摊在面前的咖啡桌上，成就一种事业。

那是一段走投无路的日子，现在已经遥远，却永远挥之不去。

映真写《面摊》的时候，我不知道他在什么地方。可能，我写《大落袋》的时候，他也不知道我在哪里。然而，很快，暗夜中闪电照亮的刹那，商禽的《长颈鹿》，痖弦的《深渊》，方思的《夜》……一个个起床号唤醒的汉子，老大不愿，在黑夜与天明之间，被不明所以的力量催促，睡眼惺忪，出现在荒原似的红土操场上，形成了台北的一道风景。然后，秀陶说：“我们在鞋底写了一个大大的‘天’字，看尘埃散漫，在一九五九的末端……”

第一次见到映真，就是一九五九年某一天的晚上，在新公园门口衡阳街某号二楼，一家古典音乐茶座。

不记得是谁介绍的。那时候，还不认识刚健，天骢也不熟，所以，应该是《文艺新潮》地下流传，《笔汇》革新号发刊不久，《现代文学》正在酝酿，《剧场》和《文学季刊》都还没有影子的那段日子。

“那就是写《面摊》的那个……”

记不清楚的那位朋友说，也许是陈振煌，也许是康翔。

接着，走过面前的映真，被拦下来，我起身，我们握手。

“我是陈永善……”他说。那时，他还没用过陈映真这个名字。

我没有留下很深的印象。然而，因为读过《面摊》，心里便明白，这是“自己人”。

那个年代，“同类”是唯一让人心安的标准。

跟映真的认真交往，是一九六四年夏，我从夏威夷流窜到香港，又不得不逃回台北之后。

一九六四年的台北，第一个现代传播事业的国华广告公司出现了。电视好像也已开播。“走投无路”的时代，向着“跃跃欲试”转化。

在夏威夷那两年，我写了几首诗，生吞活剥，吃下大批左翼文献，一事无成，但却因缘际会，结识了当时同在夏大研究现代戏剧的刚健。六四年回到台北，就因为这点因缘，给刚健拉进他创办的《剧场》，开始与他合作将贝克特的《等待果陀》译成中文，并推上舞台。“果陀”这个译名是我的得意之作，尤其是“陀”字，当时联想到的是“佛陀”，加上“果”字，暗藏着的显然是自己无法抗拒的时代反讽。由于参加编务和演出，跟映真之间的交往日益深化，其中还有个思想路线因素。《剧场》在台北开始冒头的小小新文圈子里，引起一些骚动。负责设计的黄华成在颠覆传统方面势如破竹，刚健又主张全盘西化，他们两人带动的思潮，主宰着杂志的方向，却引来一些反省。映真和我，代表这种逆向思维。我们头脑里面的社会历史观点，终于成为《剧场》同人后来分道扬镳的起因。维持原观点的《剧场》，在陈耀圻加盟后，又陆续办了若干期。我和映真则加入了天骢的《文学季刊》。

回想那段日子，最难堪的是后来几年由文学改道政治的发展。

映真在一九六八年被捕入狱，我在一九七〇年投入海外保钓运动。映真坐了七年黑牢，我也有十七年名列黑名单，无法回台。那一段友谊，从此成为我们共同的回忆，然而，生机断绝，原应发育滋长的嫩芽，全部摧毁。彼此一生，不免弯弯曲曲。

那段历史，我陆陆续续写过一些。有关映真的部分，一共写了七篇，原发表于我在《壹周刊》的专栏《纽约眼》，后收入印刻出版的《冬之物语》。有兴趣的读者，不妨找来参考，此处就不再多说了。

于今，尘埃即将落定，有些事情，必须还原归位。

文学方面，映真和我，虽然风格不同，基本都是鲁迅的道路，却不能代表台湾当前的主流。

政治方面，映真和我，涉入程度不一样，但基本反映“内战延续论”的观点，也不能代表当前台湾的主流。

历史究将如何验证？我们只能等待。

我仍然坚信，非主流终有转化为主流的一天。我相信，病中的映真，必然也有这个信念。

我们的信念，已经不再是一时一地的意识形态。应该是中国文明从起源到绵延数千年所表现的性格规定了的。

想不到，多年前走投无路的路，就这样，毫无惊艳之感，平凡展露出来。

转载自刘大任《蒙昧的那几年——怀念与映真一道度过的日子》，《文讯》二八七期，二〇〇九年九月，页58～60。）

　　《将军族》读后感(二)：蔡康永采访林怀民：这几年看陈映真的小说，看他的《山路》《铃铛花》，仍然要哭泣

　　

蔡康永：如果你是一个喜欢看书已经很多年的人，你可能会发现自己所崇拜的作家、所崇拜的偶像多年来会有所转变，一个人年轻的时候所崇拜的作家，到了后来有点觉得没那么了不起，或者甚至有点加以鄙视或者唾弃，这都是常发生的事情，只是表示你的成长而已。我在看我手上的这一本以林怀民为封面的《印刻》杂志时，里面对林怀民做了一个访问，访问年轻的林怀民他年轻时候阅读的文学杂志有哪些，当时林怀民提到说《文学季刊》《现代文学》都是我们的圣经，而且他提到了“明星咖啡屋”，林怀民说那时候看到咖啡屋里面坐的那些人，他会停止呼吸屏息以视，尤其是看到陈映真坐在那里的时候，他都快要吓死了。年轻的时候的林怀民如此地崇拜陈映真，隔了这么多年，林怀民竟然还会愿意用陈映真的小说来作为题材编一支舞，我不太知道这是表示你对于陈映真的崇拜没有改变过吗？

林怀民：不是我的崇拜没有改变，因为他所坚持的事情没有改变，而且他越写越好，他仍然在写。你刚刚讲的我觉得非常同意，的确我们年轻都有一个偶像，后来我们会觉得说好像他可以更好。在台湾有一个现象就是常常是断断续续，然后就再也看不到，譬如说川端康成死的时候，他从年轻的时候写到白头发，那我们的社会很奇怪，这个环境下的创作者本身是没有办法一直下去。那我想陈映真是这样的一个作家，让你从心里面来佩服他。

蔡康永：蒋勋先生说陈映真是台湾这些作家里面，他唯一不断回去阅读的一个作家，你呢？

林怀民：我当然也是这样子。我讲我第一次看到陈映真的小说，十七岁我在台中读书，暑假的时候到台北来，一个人来动鼻窦炎的手术，住在台北桥附近的林耳鼻咽喉科，动这个手术要从嘴巴里面割开，完了以后一个脸肿成这个样，那个时候季季来看我，然后给了我《现代文学》，那是我第一次看到陈映真的小说，肿着一个脸，然后眼睛瞇成一条缝，然后一面哭，哭完了以后再继续看，然后再重新地来看。一直到这几年看陈映真的小说，看他的《山路》《铃铛花》，仍然要哭泣，就是他对于弱小的人、边缘的人，对于一些不公平的事情，他年纪大了仍然还有火气，仍然非常委婉地有效地表达。杨照今天我碰到他，他说他第一次看到陈映真那个时候书是禁书，所以他是自己手抄，黄春明说他在年轻的时候，在宜兰当小学教员，第一次看到《我的弟弟康雄》，他躲在房间哭，怕家人知道他在哭，所以在房间里头憋着哭了一个晚上，他说了一句话我觉得非常好，他说：“感动你的是什么，以及你为什么受感动，是不太重要的，重要的是你是不是仍然有被感动的能力。”我想刚刚讲陈映真这么久以来他仍然在感动着我们，必然他仍然没有丧失被感动的能力。

蔡康永：以前云门舞集在做创作的时候，其实采取过一些文学作品作题材，比方说《红楼梦》或者赫尔曼·黑塞的《流浪者之歌》，好像一般看云门舞集或者看舞蹈的人，比较能够接受林怀民用已经不在世或者是遥远的异国文学来做创作题材，当你忽然选择了一个依然健在，而且在我们身边的作者陈映真的作品来作取材时，大家就会比较讶异。有的人会问说，这是可以的吗？或者有人会说，为什么到现在才做这件事情？你自己有答案吗？

林怀民：是刚刚好到了时候。答案非常清楚，在八十年代就很想把陈映真的一篇小说，叫作《兀自照耀着的太阳》，这小说它讲魏医生这个小镇医生，大概光复后五十年代的时候，他下午不看病，拉下窗帘喝酒，听古典音乐，看印象派的绘画，同时跳探戈，那他所处的地方是一个矿坑，有一天他院子里头躺了三十个尸体，他女儿就贴在玻璃窗上看着这些尸体就哭了，那整个故事是发生在女儿小淳要死掉的那个晚上，所有的大人们忽然间良心发现，就觉得自己所过去所过的日子是荒谬的、不对的。那陈映真这里面在讲很重要的小说核心，就是一个知识分子的良心在哪里。小时候我看了很感动，到八十年代以后慢慢地意识到一件事情，就是说，天哪，他把窗帘关起来不看外面的事情，事实上跟五十年代整个二·二八以后所掀起的白色恐怖是有关系的，所以我就想做这样的一个舞，甚至想说整个舞台铺了榻榻米，因为那个时候刚光复，里面有很多台湾中产阶级的生活，刚好那一部分我很了解，所以我很想做，可是做不来，因为用舞蹈来讲故事讲不清楚，所以慢慢，它就转换成为现在我叫作《陈映真·风景》，除了从《兀自照耀着的太阳》，像《山路》《将军族》《哦，苏珊娜》这一些，我都抽取故事里面的篇章，整个舞蹈它自成一个风格，从每个小说的某种精神来贯穿，使它自成为一个我希望有普世感染力的舞蹈。

George Balanchine是纽约市芭蕾舞团的编舞家，也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芭蕾舞编舞家，他说，舞蹈讲事情讲得很难。意思说如果一个女儿跟父母亲这样的关系可以交付，女孩子碰到一个男孩子说是情侣也可以交付，但芭蕾舞讲不清楚谁是丈母娘，可是人到戏院去看跳舞的时候，不是要看节目单的，舞台上要把事情说清楚，所以我一直，可以说这么多年来，终于过滤到可以不必读陈映真的小说，而可以看得懂《陈映真·风景》这样的舞，我是一道一道的手续弄到今年，我觉得终于可以试着做做看，仍然很害怕，但是可以走出这一步。

蔡康永：如果你曾经读过陈映真的小说，可能会觉得在现在年轻一代的小说家当中，比较少看到像陈映真这样子的作者，他的每一篇小说几乎都跟那个时代连结在一起。那林怀民在选择陈映真的小说作为取材对象时，是看中了这一点吗？

林怀民：每一个陈映真的故事都跟他那个时代连得很紧，而不像现在的小说可能就只是一篇吊在半空中的小说而已，第一、他非常地反映这个时代，譬如说台湾人被日军、日本政府征召去南洋打仗，终战之后逃亡过程中间，必须吃同伴的尸体活过来，回到台湾以后，做一个乡村的教师发疯了，从这样的故事一直经过二·二八白色恐怖、越战时的台湾，黄春明的小说里面也写过，一直到华盛顿大楼，讲跨国城市，然后一直到民进党当选、政局改变，的确整个时代都在那里。但是陈映真作为一个大作家，不只是他反映了时代，而是他是一个文体家，他文字非常地优美、委婉美丽，同时浪漫。好吧，说是颓废、荒凉，通通地夹杂在一起，陈映真的小说永远在陈述着某种思想，而没有变成样板，正是这种非常暧昧的观点，他的文字好得不得了，我念一段好不好？

蔡康永：好，请。

林怀民：这是《哦，苏珊娜》里面的一段，它结尾的时候说：“月光照着李的头发，他的清秀的睡脸，和他美丽的肩膀，我感动地靠近他的双臂，便立即像食人树般地抱住了我（他的手臂是永远不会睡觉的）。我顺着他的肩看到一轮七月的月亮，而我仿佛看见了亲爱的彼埃洛先生文雅地骑着单车渐去渐远了，我闭下眼睛，在暗黑里，吻着李的皂香的胸脯，一切都已就绪。我决定在清晨、偷偷地、离开他。”

我觉得这是情欲小说第一名，有肥皂香味的皂香，不是胸膛喔，是胸脯，有肉的感觉呼之欲出，这是陈映真感觉到味道，视觉的味道，乃至于肉欲的。有时候我都觉得陈映真小说里面的人的革命，更是情欲癫狂到一个状况，他就变成炽热地必须去革命，去做一些政治上的事情，像《山路》里面的蔡千惠，她因为爱上了男孩子，所以她永远用爱情在支持她革命的情操，这因此变得非常地不绝对，意识形态完全交错在人之常情里面，因此陈映真动人的力量跟小说的张力是从这里出来的。

　　《将军族》读后感(三)：陈映真：鞭子和提灯

　　

初学写作的几年，用了许多的笔名，差不多是一篇文章一个笔名罢。也记不得从什么时候起，才开始固定用陈映真作小说的笔名，以许南村作论说、随想的笔名。

我有过一个形貌、心灵都酷似的双生的哥哥。我们曾在共同编织的幻想中驰骋；曾在上学的途中，蹲在一块，讨论田埂上一朵清晨的、方开的小野花；或者一块追逐在稻田里飞跃的、翠绿色的蚱蜢，而往往都得迟至早晨的第二节课，才到达那所古老的莺歌小学。我们也曾在墙上、地上画满了图画，互相评判；曾把捡到的，死了的昆虫和鸟雀，埋在门口的菜圃边，用竹枝、树叶和碎石，搭盖小小的墓园，并且日日去供些采来的野花……

由于形貌的酷似，幼时另一个深刻的记忆，是不断地有亲戚和长辈，打断我们正热衷着的游戏，睁着好奇的、兴味的眼睛问：

“告诉我，你们哪个是阿真、哪个是阿善？”

我们于是只得停下游戏，耐心、或者竟不胜其烦地做一番解释和说明。幼时这种对于自己的认同不断的、意识的说明、解释和确认，似乎使我对于名字和其所指谓的实人之间那种微妙的关系，产生了很大的兴味。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我喜欢使用一个又一个笔名；为什么每次要为故事中的人物取名的时候，总是感到盎然的兴味的缘故罢。

我的小哥，在九岁上，病死了。

两岁许的时候，我过继给我的三伯父—父亲的三兄。光复前的一年罢，生家和养家都疏散到莺歌。我们这一对双生兄弟，便一块儿玩、一块儿上学，在那小镇上和国民小学中，成为诧奇的、有趣的话题。

有一个清晨，我正要到生家去邀小哥上学，却在路上看见比我早到，想要到养家来约我上课的小哥，青苍着脸，蹲在人家的廊下。

“肚子疼。”

他细弱地说。路上的行人还少，远远地有叫卖油条的恹弱而抖颤的声音，在小镇清晨凉冽的空气中传来。我大约陪他回生家，便径自上学去了。

其后的几天，我一个人上学、下学，一个人默默地玩耍。我还记得几次到生家去探望小哥，看见他沉睡在榻榻米上。有一回，榻榻米上没有了他，说是送了他到台北住院去。

记不得又过了多久，当我眺望着养家门口通向车站的大街，远远地看见父亲捧着白色的骨灰盒子，逐渐走近，又沉默地走远。有些人伫足，有些人嗫嗫地耳语，有些人小心地叹息。

小哥死了。

我始而流泪，继而出声哭泣。那时，还记得谁在说：

“唉唉，难为他也知道悲伤呢！”

那是我一生中初尝死别之苦的。这以后，我一步一步地成长。但数十年来依稀总是觉得他的死，遽而使我失落了一个对等的、相似的自我，同时却又仿佛觉得，因着形貌、心灵的酷肖，那失落的一切，早在小哥病死的一刻，与我重叠为一。这或者是无稽的玄想罢。我曾一半出于怀思、一半出于青年的恶戏，使用过好几个族中已经亡故的人们的名字作笔名。直到有一回，我用了小哥的名字，竟也蓦焉感到满足和安定的情绪，就此沿用了下来。

“为什么要用真儿的名字作笔名呢？”父亲曾问过。

“不知道啊，”我说，“我只是想，这样，我们就一起活着。”

父亲笑了笑，便不复说什么。　

我真不知道，如果小哥尚在，他会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前不久，家人闲谈，说起我前此的一次久客远行，父亲沉思地说：

“要是真儿也在，怕不也跟着你去走那一遭……”

我沉默不能语。

如果小哥是个与我全然相同的人，那么，我又是怎样的一个人呢？

为了躲避盟军的轰炸，养家和生家都疏散到小镇莺歌。村镇的童年生活，即使是战时，也是充满着欢乐的。忽而有一天，我看见了前所未见的景象：喧天的锣鼓，令人目瞪的舞狮队，张灯结彩，焚香祭祖。大人们哄传：“日本仔打输，台湾光复了！”

两个驻在附近的日本老兵，和邻人闲谈着。其中有一个抚摸着隔壁小孩的脑勺子。

“想家啊，”他说，“出门的时候，我的娃儿也这般大。”

“你们就要回去了，高兴罢？”有人问。

两个日本兵沉默着。然后，那另一个日本兵，像是说给自己听似的嗫嗫着说：

“日本已经残破了，回去也难于生活罢。”他于是哼哼地笑了，“军部，家伙！早说过没有好下场的！”

问他以前干什么，他说：　

“我是佃农，他是木匠。”

“如果可以的话，我们真愿意留在台湾种田、做工。对罢？”想家、想儿子的那个日本兵说。

另一个日本兵没说什么，两人默默地走了。

动乱

小哥死后几年，屋后迁来一家姓陆的外省人。陆家小姑，于今想来，是二十上下的年纪罢。直而短的女学生头，总是一袭蓝色的阴丹士林旗袍。丰腴得很的脸庞上，配着一对清澈的、老是漾着一抹笑意的眼睛。她不懂闽南语，养家的大姐不识“国语”，但是借着手势和有限的笔谈，她们竟成了闺中腻友。

她陪我为一小畦我所种植的绿豆浇水，几乎每日，她看着我做功课，她教给我大陆上的儿歌……曾几何时，她成了我生活的中心。放学回家，扔下书包，就找到屋后去看陆家大姐，唠唠叨叨地述说一日间的种种。

一个索漠的、冷冽的早晨。我大约因为发了高热早退。回到家，高烧已使我昏昏沉沉的了。但扔下书包，几乎习惯地往屋后跑。

陆太太怀抱着那方甫出生的婴儿，哀哀愁愁地哭着。陆家大姐在一边絮絮地、温婉地劝慰着些什么。然后，她跟着两个陌生的、高大而沉默的男人走出房门。就在她跨出门槛的时候，她看见了我。她的丰腴得很的脸，看来有些苍白。然而她还是那么迅速地笑了笑，右手使劲地按了一下我的头，走过幽暗的走廊，走出屋子……

这以后的几日，我再也不曾看见陆家大姐。接着，陆太太也搬走了。

有好长一段日子，我一个人默默地蹲在绿豆畦边，看着它们一寸一寸地在竹架上攀延，小哥死后，这是第二次感到深刻而无从理解的寂寞。

大约是快升上六年级的那一年罢，记不清从哪里弄来了一本小说集。其中有一个故事，说着一个可笑的乡下老头的可笑的冒险经历。当他被人家揪着辫子，在冷硬的墙上捣打，待人走远了之后，他就对自己说那凌暴的人是他的儿子，然后认真地为一个儿子忤逆的时代，摇头叹息，于是他的屈辱便得到了安慰。

那时候，对于书中的其他故事，似懂非懂。唯独对于这一篇，却特别地喜爱，当然，于今想来，当时也并不曾懂得那滑稽的背后所流露的、饱含泪水的爱和苦味的悲愤。随着年岁的增长，这本破旧的小说集，终于成了我最亲切、最深刻的教师，我于是才知道了中国的贫穷、的愚昧、的落后，而这中国就是我的；我于是也知道：应该全心去爱这样的中国—苦难的母亲，而当每一个中国的儿女都能起而为中国的自由和新生献上自己，中国就充满了无限的希望和光明的前途。

几十年来，每当我遇见丧失了对自己民族认同的机能的中国人，遇见对中国的苦难和落后抱着无知的轻蔑感和羞耻感的中国人，甚至遇见幻想着宁为他国的臣民，以求取“民主的、富足的生活”的中国人，在痛苦和怜悯之余，有深切的感谢——感谢少年时代的那本小说集，使我成为一个充满信心的、理解的、并不激越的爱国者。

曾有一个时候，面目黧黑的，饱受风霜的，贫穷的，忧愁的，愤怒的，经常和罪人、穷人和被凌辱的人们为伍的，温柔的耶稣，以及那位对生命怀着肃穆的敬意，对于周遭世界的不幸，怀有苦痛的同情，并在原始的非洲建造兰巴仑医院的史怀哲医生，成了我青少年时代的偶像。这以后的几年，我耽读的书、相与的朋友，像一个又一个紧密相扣结的环节，构成了现时的我，也打成一条命运的链条，使我拴锁其中。

我时常怀着深切的、谦卑的感谢，回忆这些曾经这样、那样地点燃了我内里的，并不辉煌的火光的人、书本、事物和经历。陈映真的一些小说，许南村的一些议论，便是这样卑微的我的形成过程中，所留落的足踪。　

初出远门作客的那一年，父亲头一次来看我，在那次约莫十来分钟的晤谈中，有这样的一句话：

“孩子，此后你要好好记得：

首先，你是上帝的孩子；

其次，你是中国的孩子；

然后，啊，你是我的孩子。

我把这些话送给你，摆在羁旅的行囊中，据以为人，据以处事……”

记得我是饱含着热泪听受了这些话的。即使将“上帝”诠释成“真理”和“爱”，这三个标准都不是容易的。然而，唯其不容易，这些话才成为我一生的勉励。

回到故里，深刻地感到故旧、新知，以及许多遥远的，不曾谋面的朋友们所加予我的温暖的友情、关怀和激励，使我感激，使我羞愧，使我惶恐。让我对这些错爱于我的人们，表示无言的、最诚挚的感谢。但是我着实不愿意他们不知道：我是个平凡的、充满了许多矛盾和缺点的人。但愿他们的关切和他们对我的，超乎我所能驮负的期待，都成为严厉的鞭子和脚前的提灯，使我用功些、谦卑些、诚实些、勇敢些……

一九七六年九月

　　《将军族》读后感(四)：王安忆：乌托邦诗篇

　　

他与我相隔很远，我无法将他脑子里的问题一一套出来。我是以我的对一个人的怀念来写下这一诗篇。

相隔很远很远地去怀念一个人，本来应当是一件令人沮丧的事情，因为这种怀念无着无落，没有回应。可是在我，对这一个人的怀念却变成了一个安慰，一个理想。他离我多远都不要紧，多久没有回应也不要紧。对这个人的怀念，似乎在我心里，划出了一块净土，供我保存着残余的一些纯洁的、良善的、美丽的事物；对这个人的怀念，似乎又是一个援引，当我沉湎于纷纭杂沓的现实的时候，它救我出来瞭望一下云彩霞光，那里隐着一个辉煌的世界；对这个人的怀念，还像一种爱情，使我处在一双假想的眼睛的注视之下，总想努力表现得完善一些。这是一种很不切情理的怀念。我从来不用这样的问题打扰自己，比如“这个人现在在哪里”；比如“这个人现在在做什么”。他的形象从来不会浮现在脑海中。在我的怀念活动中，我从来不使用看和听这些器官，我甚至不使用思和想这样的功能，这怀念与肉体无关。这种怀念好像具有一种独立的生存状态，它成了一个客体，一个相对物，有时候可与我进行对话。这怀念从不曾使我苦恼过，从不曾压抑过我的心情，如同一些其他的怀念一般。当偶然的，多年中极少数一二次的偶然的机会里，传来关于这个人的消息，则会带来极大的愉快，这愉快照耀了在此之前和之后的怀念，使之增添了光辉。我的怀念逐渐变化为一种想象力，驱策我去刻画这个人。这是一种要将这种怀念物化的冲动。这是一个冒险的行为，因为这含有将我的怀念歪曲的危险。我写下每一个字都非常谨慎，小心翼翼，如履薄冰，我体会到语言的破坏力，觉得险象环生。要物化一种精神的存在，没有坦途，困难重重。

所以我要选择“诗篇”这两个字，我将“诗”划为文学的精神世界，而“小说”则是物质世界。这是由我创导的最新的划分，创造新发明总是诱惑我的虚荣心。就是这种虚荣心驱使我总是给自己找难题，好像鸡蛋碰石头。

还是从头说起吧。我和这个人最初的相识是在一本书里。

我就想，具有这样的情怀的人该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呢？能将情感体味如此之深的人该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呢？这个人心中的情感的源泉是什么？来自何处？

那时候，我年幼无知，喜欢做爱情梦幻的游戏，可是即使是这样异想天开，我也不对这个人的情感有所希冀。因为我觉得这个人的情感是一种类似神灵之爱的情感，而爱情是世俗之爱，世俗之爱遍地都是，俯手可得。像我这样生活在俗世里的孩子，有时候却也会向往一种超于俗世之上的情境。我也会为这种情境制造偶像和化身，这种制造活动会延续直至成年。在开始的时候，却是情不自禁，不知不觉。

这是一个难以言说的故事，一说出口就要坏事似的，立即会变成一个凡夫俗子的甚至伤天害理的有悖传统伦理的街头传闻。为了保护这个故事，我长期以来把它缄默掉了。当人们议论它时，我总是掉头走开，从不参加。

这是我和这个人最初的相识，在一本传阅了多人，翻得很旧的书里。这个人有一种奇异的爱心。这爱心奇异地感动了我。它是我认识这个人的一颗种子，埋在了我的经验的开初阶段，在这开初阶段，我广泛地接纳各种印象。有浅的，如蜻蜓点水；也有深的，成为一个身心的烙印。在这个阶段，我的身心都处在一个建设的时期里。我要进行物质和精神的两种基本建设。当时我并不知道，其实我正在走向这个人。我的一切努力，其实都是在为认识这个人作准备。当时我并不知道，这个故事对我会有什么意味，在那时候，这是未来的事情。

我被我的经验纠缠个不休。我曾经用文学来将自己从这些经验中解救出来。可是我发现文学无法将我从经验中解救，我的文学没有这样的力量，我的文学充满了急功近利的内容，它渴求现世现报，得不到回应它便失去了意义。现在我又记起来，我是那样喋喋不休，抓住空子就向这个人诉说我的经验。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这样用自己狭隘的经验去麻烦这个人。这个人难道对倾听我的经验有什么义务吗？我为什么要把这个义务强加给他？我几乎把我给这个人最初的好印象全砸了，如果不是我是彻底的诚实，我就要把事情全弄砸了。要是事情全弄砸了，那是多么糟糕啊！我现在想起他脸上流露出的，对我无话可说的表情，这表情使我又伤心又委屈。我非但没有知趣地改变话题，反而加倍地诉说我的经验，我的经验在我反复的叙述中越来越偏狭。这个人与我有什么关系呢？很久很久以后，我才发现，冥冥之中，我选择了这个人作解救我的力量，我觉得他能够解救我。当他试图制止我时，我的态度就越发激烈。我那时是多么危险啊。

许多细节在此时此刻浮起在眼前，又退下去，好像潮汐，夜长日消。怀念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它可筛选我们繁杂的经验，留出那些最最宝贵的，聚集在一起，在我们时常经历的那些暗淡的日子里，鼓舞我们。怀念还具有一种很好的功能，它可使我们的经验，按照比时间空间更真实的原则，重新组织，让这些经验得到转变，成为最有益的记忆。它好像一块磁石，将一系列松散的事情和人物，吸引到一起，组成一个诗篇的结构。构成这个重要事件的，其实仅只是一句话。

一切事情的缘起，其实，仅只是一句话。

当我写着我的诗篇的时候，怀念一个人使我陶醉。我发现怀念是这样完美的一种幸福。这是一种不求回报、不计名利的纯粹的精神活动，这是完全只与自己有关的精神活动，它不需要任何别人的承诺，它使人彻底地沉浸在自我的思想里。一个人的一生中，能够有多少次怀念的机会呢？

我用怀念来虚构这个人的诗篇，怀念具有想象和创造的能力。没有人可以限制我的怀念。我的怀念很自由，它想怎么就能怎么。怀念可使我们获得自由，问题是我们有什么可去深深怀念的？我们日益繁忙，并且实用，怕吃亏的思想使我们和人交往浅尝辄止，自我的扩张与发扬使我们对身外一切漠不关心，我们几乎失去所有的建设一个怀念的对象的机会，怀念变成奢侈品一样，开始从大众生活中退出。我庆幸我拥有怀念这一桩财富，我要倍加珍爱，不使我的怀念受一些儿玷污。

我处在一个不那么自信却又不承认的时期里，于是我需要一个意见作驱策，作逼迫，作诱惑，我选择了这个人的意见。我选择了这个人作我怀念的对象。可是他给我出了多大的难题啊。

我们没有说一句告别的话。他只是背对着我，然后就走进了电梯，这几乎不像是分别，分别总归要难过一下吧，就算不掉眼泪，也应该相对无言一会儿。况且这一分别，聚首的日子遥遥无期。

我想过这样的问题：什么时候能再见到这个人呢？见到不见到这个人是无所谓的事。他所居住的那个岛是我从来没有经验的，我想象不出他在什么样的环境里活动。我忙忙碌碌地过着我的奋斗的生活，那是一个特别忙碌的时期，似乎背负着很要紧的责任，我对周遭事物漠不关心。

我的做一个大人物的妄想，本能地拒绝小故事。

他的告别的那一个挥手的背影，令我有一股哀绝的悲壮之感。这是在我成熟的年头，这样的年头，已很难崇拜谁或者仰慕谁，这年头缺乏精神领袖，是最孤独的年头。我力图排除一切影响，要建立自己独一无二的体系，我否定有谁曾经或者将要指导我。我不免有些趾高气扬，目中无人。我一点点没有意识到危险已经潜伏再来，正伺机待发。只是我尚有自卫的本能，那便是在我心底的深处，卫护着对这个人的怀念。

我所以冥冥地卫护着对这个的怀念，是因为我预告到了什么吗？我预感到我所身处的那一个成功之圈，其实是一个假象？我还预感到假象终会拆穿，真象将要来临？我预感到真象来临的时候，对这个人的怀念可以使我勇敢地直面并超越？我对这个人的怀念究竟是什么呢？是不是有些和信仰类似呢？

而我只有一些后天的原则，告诉我要这样做，而不要那样做。我所以遵循原则，是为了避免遭到损失，损失会令我痛心。我的诚实的天性，使我对人坦率，这保留了我对人间事物的一些信任。我的信任是因人而易，因事而易，比较灵活，也比较现实。它不是那么确定无疑，不屈不挠。它有时候难免会带给我们失望，但这失望也不会使我们太受挫，我们可以调整方向，并以我们的阅历为这失望做一个注解。而信仰却是比较坚固的东西，它没有那么多的回旋之地，一旦它被决定，可说就不再有退路。它无法变通，无法折中，它平白地取消人的自由。使人常常处于两难境地。信仰这东西太庄严，太郑重，于我们轻浮的个性很不合适。因为它是那样绝对，不由就虚妄起来，因人间事物没有一桩不是相对存在，有什么事物是绝对的呢？

我想象“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的姿态是否有些接近冰上芭蕾，冰上芭蕾简直美得不可思议，不像人间的形态。我头脑中的俗念过多，像这样抽象的东西，必然找到具体的对应物，才可被我理解并接受。

有一段时间，我真的很还念他。怀念他的这一种心情，有时会使我觉得，开始往哪个神灵世界接近了。这纯粹是一种感觉，待我要以逻辑的推理去证实和挽留其存在，这感觉便不翼而飞，烟消云散。我如今的工作实在是一桩危险的工作，我要想以现实的语言描绘这一种感觉，失败就在眼前。可是怀念他是唯一的通往神灵世界的可能。那神灵世界使我向往，我试图沿了对他的怀念跋涉。前途茫茫，对他的怀念是唯一的指引。在我对他怀念之际，还生出许多希望，不要消沉，不要悲伤。

我一年一年地长成，时间与经历日积月累。我无法不感觉出这重荷，我只是想脱卸掉。一旦脱卸，又觉出它与我血肉相联。谁能承得起它呢？谁又有承起它的义务呢？我不知道。

所有的准备都已经做好了，而那时候，我无忧无虑，一帆风顺。我样样努力都有回报，可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这使得我轻薄狂妄，目中无人。那是一个任性孩子的快乐时光，我想怎么就怎么，谁也拿我没办法。有人对我说，你不要太开心了！我听见也装作没听见。我完全不需别人的支援，倒有许多人要我对他们作支援，支援别人的感觉无比美好，高高在上。那时候，没有人能够想到我其实生活在一个假象中，没有人预料到那假象转瞬即逝。这是一个忘本的时期，我渐渐远离我那些较为沉重的经验，而获取了欢乐的经验。我享受现世的成功与快乐，宣扬人的永恒的困境，这带有隔岸观火的味道。由于我关于人和世界的困境的新发现，便又享有了一次成功与光荣，这又带有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味道。我在开拓个人经验的旗帜下，放弃了我个人的经验。那日子是十分的好过，我兴冲冲地过了一日又一日，毫不知晓这日子已临近终点。我完全记不起“月满则亏，水满则盈”的古训，深信不疑好景长在，好宴不散，彻底违背了事物发展的规律。于是，当那消沉的日子来临，我一无准备，束手无措，我不知道该做什么。我只是坐在那里，赌气什么都不干，等待着事由转机。

对这个人的怀念被我消沉的心情埋没了。情绪消沉其实时有发生，这一次未必特别严重，也许会如从前的每一次一样，安然度过。这一次情绪消沉的发作其实是长期积累，好像积劳成疾。我不知道为什么，心里总是很急躁的，好像有什么东西在追赶我，使我马不停蹄，欲罢不能。从此，我的生活漫无轨道，迷失了目标。我应当去哪里？做什么？我每天都问自己好几遍，得不到回答。

这时候，对这个人的怀念还没有破土而出，它被许许多多俗事压埋着，见天日的一天还没来临。对这个人的怀念在黑暗中等着我的寻找，我其实有几次险些儿摸索到了它的温暖的手臂，却又万分之一毫米之差地错过了。它很耐心地、宁静地、不出一声地等待着我的发现，而我总是发现不了它。这时候，我是多么多么绝望，我以为这世界上没有一桩事能拯救得了我。我奇怪我这么多年忙忙碌碌，欢欢喜喜地过着没有目标的生活，我奇怪我这么多年自以为很有目标其实没有一点目标，我还奇怪这么多年有目标的生活却像一场梦一样转瞬即逝，睁开眼睛才发现那目标是一个梦境，这个梦境醒来之后甚至没有留下一点记忆。我有时候还不明白为什么这么一次普普通通的事件会对我的处境有这样致命的破坏力，它几乎将我瓦解，难道我竟是这样脆弱，不堪一击，就好像一棵外表完好、内部已经蛀空的树，霹雳一声，便将它拦腰击断。

我的事件并非偶然，而属必然。这是我命中注定的安排，我无法回避，无论我怎样强调客观原因。我想，要度过这次难关，首先要承认与接受命运，然后向命运挑战，这是唯物主义者的人生态度。

这一认识的过程相当漫长。

生活在小说的世界里，我生产种种情感，我已经将我的情感掏空了，有时觉得自己轻飘飘，好像一个空皮囊。当我在现实中遇到幸或不幸，都没有心情为自己作一个宣泄。我的心情全为了虚拟故事用尽了。我没有欢乐，没有悲哀，我有的只是一些情绪的波动。最初充实我心中的是不快的情感，是因为不快的情感具有极大的冲击力，它们可冲破半截的地块。我轻松了许久，最初的充实使我感到不堪重负，我难免要夸张我的不快情感。夸张不快情感使我心生怜惜，这是一个自怜自爱的可悲的小家子气的时期。黄土地的功绩在于击碎了我的这种蹩脚的自怜的情绪，它用波浪连涌的无边无际无穷无尽无古无今的荒凉和哀绝来围剿我的自怜，最后取得了胜利。至此，对这个人的怀念的一切准备，已经成熟。

终结的部分又像是开头的部分，因为没有这部分，以上所有段落都不会存在，事情似乎就是这样开头的。我终于得到虹桥机场候机室的电话，电话打去，回答说这个人的飞机刚刚起飞。我不知道这样阴霾浓厚的天空里是否还能飞行，也许阴霾之上竟是阳光普照。

放下电话，我竟然很平静。我忽然想到一个问题，假如他在，第一句话我应当说什么？从这日起，我一直在想，见了他，第一句话当说什么？

第一句话说什么？

我感到这真是困难的一刻，我简直有些知难而退。我想这一刻一定有些难过，还有些害羞。我记得我曾经托那个外国人带给我一盒录音带，我在那录音带里说过想念他的话；他还写过关于我的文章。一想起这些，便觉得见面的一刻困难重重，窘迫万状。

等人是一件最令人着急的事情，它像火一样，烤干了人的所有耐心和信心，使人口干舌燥，坐立不安。关于等人有许多诗篇，写到“等待戈多”终告完成。“等待戈多”最终是根本没有戈多这一个人，将“等待”这一桩苦事写到了尽头，同时，“等待”其实就悄悄消失了存在，好像负负得正。

上海是极少下雪的城市，这又是个暖冬。大学来得很 突然，接连十天阴霾天气过后的第十一天，早上，睁开眼睛，已是一个银白的世界，太阳高照，晴空万里。现在好了，这个人可看见新鲜的雪了，我欢欣地想到，新鲜的雪就像鲜花一样，转瞬即逝。可是这个人，赶上了。

见面的一刻非常平常，犹如分别的一刻。分别的时间忽然凸现起来。我强使自己做出平淡无奇的样子，却语无伦次。我想，这其中的事情怎能说得清呢？那是说也说不清，说也说不清的。对这个人的怀念，就在这一刻内，迟到地觉醒，充满在我意识中，成长为一个理性的果实。

我不知道这个世界能否如这个人所良善愿望的那样变化，我只知道，我只知道，在一个人的心里，应当怀有一个对世界的愿望，是对世界的愿望。我的源泉来自于对世界的愿望，对世界的愿望其实也发生于这世界诞生之前，所以，这愿望也是起源。我觉得从此我的生命要走一个逆行的路线，就是说，它曾经从现实的世界出发，走进一个虚妄的世界，今后，它将从虚妄的世界出发，走进一个现实的世界。我不知道我的道路对不对头，也许是后退，也许前边无路可走，也许走到头来又绕回了原地，也许仅仅是殊途同归。

我不知道命运如何，可是我却知道，无论前途如何，我已渡过了我的生命的难关，我又可继续前进，我又可欢乐向前。我还知道，无论前途如何，这是我别无选择的道路，我只可向前，而不可回头。

我要上路了。

　　《将军族》读后感(五)：新青年陈映真丨后街的普通人，台湾的老灵魂（编辑手记）

《求索：陈映真的文学之路》短片

2019 年 11 月，陈映真去世。那是一次轰动的文化事件，也是一场盛大的怀念。两岸知识界发声，媒体纷纷报道，有人说随着他的离去，一个时代结束了。我在纷纷攘攘的声音中，因好奇读了他的小说《面摊》，故事温暖、朴素，没有花哨的技巧，是最传统的写实小说，但它深深地打动了我。我回忆起在大学课堂读《将军族》的感动，想找他更多的作品来读，才发现这么久以来，大陆还没有系统地出版过他的作品集。

在两岸，陈映真是一个无法绕过的巨大身影。他是小说家、思想者、社会运动家，他的小说读者，从三毛、白先勇、蒋勋、林怀民到王安忆；他是全才型的文学家，做出版、写戏剧、参与乡土文学论战、为自己的小说画插画，和友人创造了一个文学的黄金时代；他在八〇年代创办的《人间》杂志，开创纪实摄影与非虚构写作先河，影响至今。他是知识人的偶像，身上有着理想主义和永不停歇的批判精神，不与时代潮流妥协，王安忆老师为他写过一本书《乌托邦诗篇》。

随着编他的小说、阅读资料的深入，一个有魅力的文学家浮出水面，他的身份多元而丰富。我惊奇地发现，在台湾 20 世纪的后半叶，陈映真是最重要声音之一。而我们竟然这么晚才了解他、阅读他，如果把岛屿比作一个人，陈映真曾是它的灵魂。与此同时，许多疑问也包围着我：既然他如此重要，为何作品迟迟没有进入内地大众的视野？要如何理解他的丰富性、他的信仰、他的“不合时宜”？借由陈映真小说全集首次在大陆出版，这位文学家留给我们的价值才得以“第一次”被讨论。寻找陈映真，也是寻找我们失去的视野，探寻一个知识人的历程与他书写的 20 世纪。

陈映真（1937-2019），蔡明德摄影

“后街”上的普通人

对陈映真的第一印象，是温暖。

《面摊》写在台北西门町的夜色里摆面摊车的小夫妇，咳血的孩子，年轻的妇人和勤恳的丈夫，他们总是推着格登格登的车子在傍晚的街角，怀恋故乡初夏橙红的早星，当街头骚乱起来的时候，他们和别的商贩一样四处躲避警察的驱赶；开市第一天，因为没有申报流动户口，他们不得不向警局交六十元罚款才能取回被没收的摊车，一位年轻的警察出现，待他们友善，是陌生都市里的一丝温情。

这篇写于 1959 年的小说，亲切真实得像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故事。这是陈映真 22 岁发表在《笔汇》上的第一篇小说，由大二的作文改写而成，那时他在读淡江英专。随后发表的《我的弟弟康雄》，原文后还有国文老师叶嘉莹教授认真的批注。作家三毛读了小说之后很感动：“世界上有那么多似曾相识的灵魂啊。”

这种温暖也溢出了小说之外。曾听淡江大学经济系的林金源老师讲过一段故事。20多年前他刚任教职时，用了两本人间出版社的书做教材。他收集书里的错误，寄信给陈映真（陈是发行人），盼再版改正，很快收到了陈映真的回信，向他表达诚挚的谢意和嘉许。又有一次，林老师在一次会后走往路边骑机车。就在他狼狈地一手撑伞、一手穿雨衣时，身后默默出现一把大伞帮他遮雨，回头一看，是陈映真。只是一个小动作，带给他极大的温暖。那时，陈映真已是鼎鼎大名的作家，他是初出茅庐的教员。

蒋勋在《我的老师陈映真》里面也写到陈对他写作的指导，那时陈映真是强恕中学的英语老师，常常背把吉他在课堂上用低沉而厚的嗓音唱美国蓝调。蒋勋毕业时，陈映真在他的纪念册写了“求真若渴，爱人如己”，成为他后来的箴言。

《阅读陈映真》别册，编选两岸六位名家文章，蒋勋《我的老师陈映真》收入其中

《将军族》（1959-1967）收录脍炙人口的名篇《面摊》《我的弟弟康雄》《乡村的教师》《唐倩的喜剧》《第一件差事》等24部中短篇。我惊讶于这些作品的年轻，全都完成于作家 30 岁之前，入选“20 世纪中文小说 100 强”的《将军族》这一短篇写于 27 岁，白先勇将之称为“台湾的寓言”，王安忆初读时即被打动：“写一个三角脸和一个小瘦丫头，命运将他们胡乱抛在一处，让他们相依相靠。这个故事集浑厚与温柔于一身，打动了我的心。”

“下一辈子罢！”他说，“此生此世，仿佛有一股力量把我们推向悲惨、羞耻和破败……”远远地响起了一片喧天的乐声。他看了看表，正是丧家出殡的时候。伊说 ：“正对，下一辈子罢。那时我们都像婴儿那么干净。”——《将军族》1983年在爱荷华，前排左起安格尔、陈丽娜、聂华苓、王安忆，后排左起陈映真、茹志鹃、许世旭夫妇

那是台湾的六〇年代，白先勇办《现代文学》杂志，写《台北人》；陈映真与尉天骢等友人办《文学季刊》，密集地发表小说之余，他还参与《剧场》编务，写戏剧、剧评，参演话剧《等待果陀》，那是一个文学的黄金时代。白先勇在《明星咖啡馆》里写过他们的知遇：

明星对陈映真恐怕回忆更深更浓更悠远，从前《文学季刊》在那里聚会比我们频繁得多。我跟陈映真是真正属于六〇年代的。远在大学时期，陈映真他们还在办《笔汇》，我们见过一面，他到我家来玩，我们那时都是学生，台北正在放映《上帝创造女人》，我们笑着谈论 BB。三年前在施叔青家重逢，大家都走了好长一段路。我床头有一本陈映真的小说选集，许多年来一直放在那里，是我最喜欢看的书籍之一。——白先勇《明星咖啡馆》，1979台北的明星咖啡馆，曾经的作家云集之地70年代的台北西门町

陈映真一直在写“后街”上的人。后街，藏在繁华饱足的时代背面、在主流的历史叙述之外，那些时代隐秘的角落里，不被看见的普通人。帕慕克在《伊斯坦布尔》里也写到城市风景里贫困的后街，指的是“记忆的隐匿场所”。

台北街头挣扎求生的异乡人、自毁的安那其少年康雄、在南洋战场吃过人肉的乡村教师、一生孤苦离散的外省士官、华盛顿大楼里“北漂”的小职员、为信仰受禁锢的青年……温柔辛酸的人间浮世绘，这些人物构成20世纪后半叶“人”的精神史，而每一个人物，都是对一个社会族群、一段历史议题的反思和回应。 台北70年代的西门町

冷战下的台湾，两岸分离的历史，台湾左翼青年的前世今生，现代化带来的城乡撕裂和人的危机，跨国资本对于本土的掠夺……他走过当代历史的后街，一一书写碰触时代疼痛的大问题，写下被暴力和谣言所欲湮灭的历史，写下被侮辱与被伤害的故事。 纪录片《但是还有书籍》里《二手书店的奇幻漂流》一集，台湾旧香居书店女主人分享过小时候读《将军族》的感动，“看得欲罢不能的一本书，花了一小时左右看完，站起来腿都麻了”。陈映真的小说之所以动人，我想是因为他对于人真正的关怀、理解，他总是会触碰到人内心最柔软、最疼痛的地方。

纪录片《但是还有书籍》

比如《将军族》里外省士官三角脸重逢康乐队里的小瘦丫，不禁感慨：“一个生长，一个枯萎，才不过是五年先后的事！”《第一件差事》里自杀的男主，形容人生飘零的状态，“一些人离散了……像黑夜里放的烟花，怎么热闹，终归是一团漆黑。”

这些写于半个世纪之前的小说，今天读来并不隔膜。《唐倩的喜剧》对于知识分子绝妙的讽刺，《上班族的一日》对于社畜想辞职而不得的心情，非常有共鸣；如果说台湾的现代化比大陆要早一个世代，那么这些小说里所反映的时代议题，仍然具有当下性。 电影《恐怖分子》

“上班，是一个大大的骗局”

陈映真最容易引起当下年轻人共鸣的小说，是他在七〇年代末八〇年代初写的“华盛顿大楼”系列，那是他经历过一段“远行”之后重返文坛的作品（白先勇在《明星咖啡馆》里写“大家都走了好长一段路”也是指此次“远行”）。1975 年，他到美商温莎药厂工作，在忠孝东路的大陆大楼上班，那正是台湾社会经济起飞的时期，也是罗大佑在《鹿港小镇》唱着“台北不是我的家”的年代，许多年轻人开始到台北都市打工。“华盛顿大楼”系列小说就是以大陆大楼跨国公司的故事为原型，原本计划要写完“华盛顿大楼”的13层，一层一个故事，最终只写完4层，即《夜行货车》《上班族的一日》《云》和《万商帝君》。 音乐人李寿全曾把小说《上班族的一日》改编成歌曲，歌词说道：

“是不是人人都要固定的工作， 是不是人人都要上班的生活，我不要办公室里孤独和冷漠，我不要盲目工作丧失了自我记不清年轻时候做梦的我是否也愿意做一个无奈的陀螺……”

台北的华盛顿大楼，冷峻巍峨充满科幻感，位于城市最为壮丽豪华的大楼林立的商业街区，上演着今天你我的职场人生，也是现代都市命运的缩影。在小说《上班族的一日》里，黄静雄因升迁机会被顶替，怒而辞职，回望十年职场，发出一声感慨：“上班，是一个大大的骗局。”他想重拾年轻时的纪录片导演梦，却才半天不上班就感到仿佛被整个世界所抛弃了，到了晚上，老板一打电话给他，他便答应第二天回公司，默默收起了早上才找出的摄像机。

他忽然感到仿佛被整个世界所抛弃了的孤单。他这才想到 ：这一整个世界，似乎早已绵密地组织到一个他无从理解的巨大、强力的机械里，从而随着它分秒不停地、不假辞色地转动。一大早，无数的人们骑摩托车、挤公共汽车、走路……赶着到这个大机器中去找到自己的一个小小的位置。八小时、十小时以后，又复精疲力竭地回到那个叫作“家”的，像这时他身处其中的，荒唐、陌生而又安静的地方，只为了以不同的方式喂饱自己，也为了把终于有一天也要长成为像自己同其遑遑然的“上班族”喂饱——养大……上班，几乎没有人知道，上班，是一个大大的骗局。一点点可笑的生活的保障感，折杀多少才人志士啊。——《上班族的一日》

“996”的工作，被压抑的梦想，格式化的生活，职场的性别歧视与霸凌，升迁的不公正，不同派系的争斗，“台北漂”青年的蜗居生活……这一组小说里有我们熟悉的今日映像。当然，陈映真要写的不是“职场小说”，他立意要批判台湾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种种问题，跨国资本对于“第三世界”的侵夺，大众消费社会人的异化与物化，都市人情的冷漠、价值的撕裂、人的漂泊感，正如他在《后街》一文中所写：“饱食、腐败、奢侈、炫丽、幸福的后街，是环境的崩坏、人的伤痕、文化的失据。”

《云》记录了一段被压杀的工会运动的始末，陈映真把为《夏潮》杂志采访时的笔记素材小说化。在小说的结尾，“张经理”写信给助理Lily，想请她吃个晚饭。心里想：“这两年来，为什么我只是把她当作效率很高的打字、打杂的机器……”今天读来，真是一点也不过时。《夜行货车》的结尾，刘小玲决定跟詹奕宏回到乡下去，如同许多年轻恋人逃离北上广一样。《万商帝君》里的林旺德因对“MANAGER”的渴望不得而疯掉，扮成“万商帝君爷”，是小说中最让人震颤的一幕。

根据小说改编的电影《夜行货车》海报

人的精神水位曾经这样高过

翻开台北远景初版的《将军族》，后环衬赫然写着一段话：“此书于1975.11.28由‘警总’查禁，理由为台湾地区戒严时期出版物管制办法第三条第六款：淆乱视听，足以影响民心士气或危害社会治安者”，才知道这本小说经典曾是一本禁书。

陈映真小说集《将军族》初版，1975年台北远景出版社

也许今天无法想象，在台湾戒严的几十年间，鲁迅是禁书，读鲁迅、巴金，是思想罪。那也是一个“聋哑时代”。陈映真上初中时在生父家的书房里读到了《呐喊》，少年时代的这本小说集，以及大学时到牯岭街旧书店淘的巴金、老舍、艾思奇《大众哲学》、斯诺《中国的红星》、《马列选集》，一寸一寸塑造和改变着他，使他的思想发生豹变。“这些禁书使他张开了眼睛，看穿生活和历史中被剥夺者虚构、掩饰和欺瞒的部分。”

与此同时，少年时代身边一些人的遭逢，也使他不得不张开眼睛，探问历史的究竟：在童年的莺镇，九岁上同胞哥哥病死（笔名陈映真便是哥哥的本名）、邻居的外省人陆姐姐被抓走、从南洋战场回来的小学吴老师突然失踪、初中时在台北车站看见用猩红的朱墨写成的枪杀政治犯的布告……

1968 年，陈映真在赴美参加国际写作计划前夕，与友人因“组织聚读马列共党主义、鲁迅等左翼书册及为共产党宣传等罪名”被逮捕，开始长达七年的“远行”，便是惊动一时的“民主台湾同盟案”。

在（绿岛）那个四面环山，被高大的红砖围墙牢牢封禁的监狱，啊，他终于和被残酷的暴力所湮灭、却依然不死的历史，正面相值了。他直接会见了少小的时候大人们在恐惧中噤声耳语所及的人们和他们的时代。他看见了他在青年时代更深人静窃读破旧的禁书时，在书上留下了眉批，在扉页上写下自己的名字，签上购买日期，端正地盖上印章的那一代人。在押房里，在放风的日日夜夜，他带着无言的激动和喟叹，不知餍足地听取那被暴力、强权和最放胆的谎言所抹杀、歪曲和污蔑的一整段历史云烟。穿越时光的烟尘，他噙着热泪去瞻望一世代激越的青春，以灵魂的战栗谛听那逝去一代的风火雷电。——陈映真《后街》

《赵南栋》（1987）及早几年的《铃铛花》《山路》，都是以“白色恐怖”中台湾左翼的历史为题材，这段历史，当时已经被禁锢和湮灭了将近三十年。在狱中，陈映真终于见到了像吴老师、邻家陆姐姐一样的人，听那些五〇年代的政治犯讲述自己的故事，耳语的历史变成活的、血肉的人。“我写这些故事，是为了告诉人，人的精神水位曾经这么高过。这样朗澈地赴死的一代，会只是那冷淡、长寿的历史里的，一个微末的波澜吗？”

梁文道老师曾在《一千零一夜》里讲读过小说《赵南栋》，题为“不合时宜的左派”，也探讨了“左派”的关怀所在——

所谓的左派，他该有的关爱是去爱那些在社会角落的人。我们常常在北京晚上的街头走来走去，你见过晚上在街上睡觉的人吗？你见过那些拾荒的人吗？你见过那些扫垃圾的清洁城市的人吗？你见过那些一早起来要去开大巴、开货车的人吗？你见过那些房子被拆的人吗？你见过那些被欺负、被侮辱的人吗？你爱不爱他们？这是一个左派的问题。——梁文道《一千零一夜》讲读《赵南栋》

收录在《赵南栋》（陈映真小说全集 03）中的 7 篇作品，时间跨度从 1983 到2001 年。

这一时期的小说，主要是对历史的反思。孙歌老师说，陈映真的作品，在为时代精神塑形。渐渐地，他对于人的关怀、他的“左派”之爱渐渐延伸到小说之外，1985 年，陈映真创办《人间》杂志，以纪实摄影和报道文学关怀社会边缘族群，就像他小说所坚持的，“永远以弱者、小者的立场去凝视人、生活和劳动。”

《人间》杂志1-2期

在人间

许多人也许没有读过陈映真的小说，但却是当年《人间》杂志的读者，比如这套书的装帧设计师陆智昌老师。《人间》的发刊词为“因为我们相信，我们希望，我们爱——我们盼望透过‘人间’，使彼此陌生的人重新热络起来；使彼此冷漠的社会，重新互相关怀”，阿城老师曾说《人间》拍老百姓的照片好极了，大陆直到十几年之后才有那样的照片。

一部纪实摄影史，就是一部摄影作家对人类的公平、团结、正义、世界的和平、消除人间不义、黑暗、反对战争和剥削……透过映像的记录、表叙与传播，达成宣传鼓动，从而实践改革，使人间世界更美好的运动的历史。——陈映真谈纪实摄影（《纪实摄影》序文，远流出版，1993年）《人间》摄影师蔡明德作品：安安歌仔戏班，嘉义，1984年（图片来自摄影之声网站）

今天来看 80 年代《人间》杂志的文章题目：《李天和叶美惠》《“猪师傅”阿旭》《漂泊者之歌》《内湖垃圾山上的小世界》《饥饿：来自衣索比亚的紧急报告》，感觉是一篇篇精彩而超前的非虚构写作，让我想起前几年《Lens》杂志的选题。《人间》关怀边缘群体、底层小人物、原住民、民俗艺人、雏妓、同性恋群体、自闭症儿童、饱受辐射威胁的核电工人等；同时积极地参与社会运动，进行社会事件的详实报道：救援曹族少年汤英伸案、鹿港居民反美国杜邦公司设厂、丹大林区滥砍珍贵林木……《人间》一直在场，并影响至今。

《人间》发刊词

2019 年 6 月，我们在台北拜访了人间出版社，陈映真于 80 年代创办的这家出版社，如今在长泰街一条小巷里，发行人是吕正惠老师，他是台湾 23 卷本陈映真全集的主持者，也是大陆这套陈映真作品集的出版顾问。人间引进出版过梁鸿老师的《中国在梁庄》，还有一本双雪涛的小说集。吕老师的家在巷子的另一头，地上堆满了书，几本理想国译丛十分亲切显眼。他带我们去地下室参观，那里藏有几千张西洋唱片，他说，我只有两件事西化，一件是喝咖啡，一件是听唱片。《人间》仍在，星星之火延续。

陈映真从未做过书斋里的职业作家，小说家也只是他的一个身份，他用文学书写回应和反思他所走过的时代，他就生活在他所写的人物中间，去亲历、见证和改变，去回答文学家何为。文学，为受侮辱的人重新找回尊严。我们如何来看待他笔下触碰的一段段历史，以及他留给我们今天的思想遗产。他生命的最后十年在北京养病，没有新的创作；在台湾，因为信仰的缘故，他的名字也许已淡出年轻世代的视野。今天在大陆，阅读才刚刚开始。许知远老师说：“陈映真是我的偶像。他既代表知识分子永不停息的批判精神，拒绝与时代潮流妥协；他也充满平民意识，关切小人物的内心与命运。”阅读已启程，还好一切还不算太晚。

陈映真小说全集由陆智昌老师装帧设计，暗哑红色与莺羽色撞色，还原一段激越狂飙的青春

（本文为陈映真小说全集编辑手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