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叙述》是一本由蔡翔著作，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42.00元，页数：40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革命/叙述》精选点评：

　　●确实不错，算是我读到的50-70年代研究里面最好的，给我不少启发，王彬彬之流完全是胡喷

　　●重读，文史理论，终于捋清了关系，重返80年代就是重返历史本身，也有了更深的体会。有名师可以指点某些著作的不足还是蛮好的。杨老师厉害了

　　●左翼话语来叠床架屋。我一直觉得没有材料就缺乏语境，就会不可避免的陷入想当然的解释，再加上理论之魅惑，一幅宏大的阔论就此展开。

　　●力透纸背，金句超多

　　●不单薄，借助的一些概念比如动员结构（不仅仅是集权）、风景、脱域都较有效力，十七年最核心的问题总得说来被处理成“革命的第二天”（科层制、地方、欲望）与“继续革命”的矛盾。论述重心放在了各种话语资源如何进入文学文本以及其背后的叙事态度（而并非文化研究强调的受众研究），可贵的是并没有刻意强调其所在意的乌托邦冲动（比如参与和平等）。我的问题首先在于，他强调文学史与社会政治史构成互文的研究方法，但其征引用来对十七年社会政治定性的材料却极少社会学和史学资料，是否太过轻率？

　　●准备对照式重读，初读受益匪浅

　　●擦能给个正常点的副标题否。。。

　　●好像背后有黑格尔……

　　●周三就要导读的书，然而蔡老师写的我真的看不懂

　　●很多命题没有展开，可能限于篇幅，但是却给后学们提供了很好的思考，这本书读了差不多一个学期。

　　《革命/叙述》读后感(一)：《革命/叙述》阅读笔记

　　当代思想或者当代理论的深刻分歧，可能更多的冲突来自于历史领域。“了解之同情”的前提，即确立什么样的“历史态度”，这一态度既是学术的，更是政治的。而在“当代中国”这一范畴中，“历史态度”指向的是“弱者的反抗”，在这一基础上，我们确立了这样一种“历史态度”，即对中国革命的正当性的强调。但我们不可能仅仅停留于此，在这一正当性创造出巨大的经验形态的同时，也生产出了它的无理性。因此，我们需要回到更为复杂的历史脉络之中，也即历史的整体结构和运动过程以及其中多重的逻辑缠绕。

　　中国革命其实是“五四”这一政治/文化符号的更为激进的继承者。但是，“革命中国”所追求的“现代”又决不能完全等同于资产阶级现代性，这一点，在根本的意义上，是由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而这一对现代性的挑战和反抗，同时具有一种浓郁的本土色彩。正是这样一种“地方性”的政治经验——同时也是一种“地方性”的文学经验——如同“革命中国”和“现代中国”之间多重的逻辑缠绕一样，“革命中国”和“传统中国”也呈现出极其复杂的关系，有时，这种关系甚至是悖论的。一方面，中国革命极为彻底地颠覆了传统的等级秩序，甚至瓦解了乡村的宗族社会，这一瓦解显示了“革命中国”的现代性质，但是，另一方面，它又利用了多方面的传统资源并同时加以成功地转换为一种“地方性”的现代形态。

　　作者的叙述重点并非完全在于“革命”，而在于“革命之后”（的中国）。如果说，革命的理念构成了革命的根本动力，那么，“革命之后”的中国社会主义却在回应这一理念的过程中提出了许多创造性的命题。因此，社会主义不仅仅是一个普遍性的政治理念。中国的社会主义是一个历史的运动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充满了一种自我否定的紧张乃至继续革命的冲动；中国的社会主义也是一个“场域”，它是国际的，也就是说它本身处在一种地缘政治的结构之中，同时它也是国内的，各个阶级和集团的存在和彼此之间的利益博弈构成了一个场域；这一“革命之后”（制度化）的社会主义，也是某种生产性的“装置”。

　　而作者讨论历史的目的在于探究，在这样一段具体的历史运动过程中，文学叙述了什么？文学怎样叙述？文学提供了哪些想象？这些想象构成了怎样的观念形态？考察这一时代的文学，必须将其置放在和政治的关系之中，才能更深刻地进行讨论。

　　在某种笼统的意义上，这一时段的文学主要集中在国家/世界、个人/群体、民族/阶级等等的想象范畴中，并提出自己的看法和想法。正是对国家、民族和阶级的强调，构成了这一时段的文学的强烈的政治化特征。而国家政治的视角给这一时段的文学提供的是一种非常深刻的观察世界的叙事方式，作者将其概述为一种“自上而下”的叙事。这一叙事角度同时也提供了一种形式经验。这一经验不仅表现在对一种“大历史”的叙事把握上，也表现出一种对民族-国家的政治想象。

　　但是，即使这一时期的文学和国家政治保持了亲密的关系，其中依然有某种超越性的形态。一方面，当国家政治和写作者的立场发生冲突时，其中的关系会变得非常暧昧。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或许是，即使在这一文学和政治的亲密关系中，我们如何讨论一种更隐秘的“超越法律、国家和社会制度的整体”的写作倾向。这一超越性的写作倾向，来自于一种平等主义的价值观念。

　　全书共分七章：

　　第一章主要讨论在“革命之后”的社会主义的历史语境下，国家和地方的关系，包括现代性和地方性知识之间的相互纠缠。

　　第二章主要谈论所谓的“动员结构”以及处于这一结构之中的各个群体之间的关系。

　　第三章主要谈论“青年”、“爱情”、“自然权利”和“性”这几个概念之间的关系。

　　第四章主要谈论“革命之后‘的社会主义，为何要重述革命历史，以及在这一重新讲述的过程中，形式的变迁和相应的变化。

　　第五章主要讨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始终存在着的（未必那么清晰的）边界，即所谓的“主人”问题。

　　第六章主要讨论在所谓的“革命中国”的叙述中的“劳动”这一重要概念。

　　第七章主要讨论1960年代的文化政治或者政治的文化冲突。

　　而在结束语中，作者重申了自己的历史态度，一方面我们必须认真总结中国革命成功的经验形态，另一方面我们又要对社会主义进行一种危机化的处理，这一处理既设计社会主义的生产装置，也涉及到对这一危机的克服以及克服的资源。

　　《革命/叙述》读后感(二)：Endless Revolution

　　学术的书，字字句句都是文本分析，在文学和社会政治之间构置起互文关系，以十七年文学为分析对象，讲述1949-1966年间“革命之后”的故事，从文本的裂隙中，描述社会主义的“生产装置”，透视其中的各种矛盾，以及压抑矛盾的正当性生产中，又如何生产出了无理性，结合历史、政治背景，勾勒了建设初期的中国，也道出了80年代产生的前因。读得有一点累，那个年代的长篇几乎没读过 ，只读过《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小二黑结婚》之类的中短篇。有一些分析，也表示理解不能，不过大概可以作为本文分析的范例学习。简要回顾一下。

　　十七年是革命之后政权建立合法性的阶段，社会主义必须调用各种手段建立其合法性秩序。革命之后的社会主义同时面临建设的问题，于是现代性介入其中，而社会主义有其政治诉求，这一诉求与现代性的目标之间有着内在不可调和的矛盾。在合法性的建立中，这两个矛盾体并置，潜在的危机无可避免，作者就此进行了相当多的阐释，“由于现代性的介入，它使革命的理念与革命之后的历史语境之间阐释了一种结构性的冲突，这个结构性的冲突才构成了社会主义的危机。”

　　所以革命之后的建设，相当迎难而上，需要各种手段生产其正当性。虽然革命是反传统的，但是生产正当性的时候，传统也是被调用的资源之一，甚至是重要资源，所以中国的革命、传统、现代之间有着很纠缠的关系。传统资源的调用，主要在德性政治方面，以道德伦理将政治合理化，这在土改、合作化中广为使用，也在劳动的叙述、工人的主体建构中屡屡使用。阶级敌人往往在道德上就是有问题的，社会主义新人往往在道德上就是合乎人的自然情感的正当的，将宏大的政治诉求转化为自发的合情合理的追求，是重要的手段，作者以很多文本案例及当时的政治背景分析之。此外，在现代化建设的未来图景中，乡土理想也被有效吸纳进去，从而使建设有回归传统的美好愿景，虽然不可能回到本原的传统。

　　德性政治之外，还要调用情感，往往通过调用情感，表示个人的情感诉求与国家的建设诉求是一致的，是互利的，于是主体的作为是自发的，国家的建设是保障个人的幸福的。青春、爱情叙事必不可少，青春、爱情为政治所规训，爱情的结合方式要因时而变，青年的形象也需要随机应变。革命加爱情有其固定的叙述模式，强调集体的时候，爱情生于集体合作之中的描述也占了多数。文学青年的反动性、青春性作为先进力量被调用过，而在个人主义之风吹起的时候，青年又被置于被教育者的队伍，接受服从性的处理。因时而动的策略还有很多，革命就是难以静止的嘛，策略也需要不断更新，比如还有地方风景的描写中，战争年代，地方风景重在其自然之美，外力的侵入，唤起的是民族主义抗争的力量，土改合作化，地方风景则成为荒凉的落后之景，唤起现代化方式改造的需要。

　　因为各种矛盾的存在，生产正当性的同时，也生产出了各种无理性。作者在结语处总结了五种矛盾：“平等主义和社会分层之间的矛盾，科层制度和全民参与之间的矛盾，政治社会和生活世界之间的矛盾，内在化和对象化之间的矛盾，维持现实和面向未来的矛盾。” 这里面，我觉得主要的是个人和集体，平等和差异的问题。在改造之中，动员结构是很重要的一个步骤，社会主义的民主是要动员广大人民参与其中，要农民、工人形成“主人”的意识，这也是中国的一大特色。在这个动员范畴之中，要有社会主义新人，要有英雄式的先进人物担任改造的带头人，但是个人色彩太过浓厚，又会冲淡了集体色彩，强调个人不是社会主义的诉求，于是有“集体的英雄”的叙事——个人是在集体之中成长的。社会主义追求平等，尊严政治（这是很重要的概念），但是在生产、消费之中，尤其是消费日益兴盛之际，个人之间差异加剧，在知识生产层面，科层化、专业化又不可避免。在解决这些矛盾的时候，往往通过压抑一方面，来生产另一方面，很多问题被悬置、被无视，深层的问题不过以表层问题的暂时转移而解决，也就必然有各种隐患。如作者的一段分析：“被建构起来的个体（阶级认同中的个体），只是从属于国家或者阶级这一最大也是唯一的政治社群。在某种意义上，这一个人的存在必须依靠三种力量的支持并相应构成其存在语境：国家权力；2道德理想；3作者政治主体的地位与政治参与的可能性。1980年代以后，随着国家权力从社会领域的逐渐退出，也随着道德理想的逐渐解体，同时更重要的是在“去政治化”的过程中，个人作为政治主体的地位丧失以及政治参与的不再可能，这一个人只是一种形式的个人，从而面临着呗各种政治、经济或者意识形态力量的重新“命名”。这就是1980年代以后所谓的个人化的真正的历史性起源。”（好吧，无理性的整个分析贯穿始终，笔墨很多，懒得写了。。。）

　　总之好像很容易陷入过犹不及的自我纠结。所以呢，我们又有抗争性政治，“体制内保留了抗争性政治：体制希图利用这一抗争性政治来克服体制自身的弊端，另一方面，一旦这一抗争性政治越出了它所划定的边界，又必然对群众运动加以镇压，反右、文革等等，莫不如是。”

　　社会主义是个美好的愿景，建设之初，也真是以强大的动员结构，将广大人民呼唤进这个愿景之中，很多人的怀念不无道理，起码与今时今日相比，当年那些人更有对生活的一种向往，国家的建设之中也更看重人的尊严，但是一些内在的矛盾似乎看不到解决的路径，所谓对未来的构想，真是需要更加强大的想象力。在扯到文化政治的时候，作者提到：作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为什么生产不出吸引人的文化？想想，也许文化上的突破是一个关键点。

　　60年的历史是无法断裂的，每一阶段的变化都不是拔地而起的，作者很看重历史的连贯，前因后果讲得很清。虽然在分析十七年，不过总觉得他对80年代更有感情，分析前面的岁月，好像也不过是在为80年代的产生追根溯源，在结语处，倒也有写：“如果我们不能了解前三十年的复杂演变，那么我们就不可能真正了解1980年代，同样，如果我们不了解1980年代，那么，我们同样不可能了解前三十年以及后三十年的历史运动的多重的逻辑缠绕。因此，在当代中国六十年的历史中，所谓80年代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转折年代，它预示了中国将逐渐地重新进入“世界体系”，而1980年代的结束，也宣告了20世纪的终结，而用某些理论家来说，也即所谓的‘告别革命’”

　　《革命/叙述》读后感(三)：《革命/叙述》笔记

一、国家/地方

（1）土地改革或抗战叙事中，“闯入/破坏”模式：美好的乡土“风景”因“民族/阶级”敌人的“闯入”而“破坏”，从而得到描写的另一层价值。故“地方风景”常可转喻为“本土/人民/乡土理想”；

（2）社会主义合作社运动的叙事中，“动员-改造”模式：

a.“风景”呈现出急需改造的贫瘠愚昧的“荒原”样貌，从而为改造实践提供合法性；

b.合作化建立在土改后“富农化”的贫富差距再度拉大的基础上，故《创业史》等小说中对富裕中农等群体进行了符号化的丑陋描写，以抽空其道德合法性从而为合作社的政治话语提供支持；

c.以合作化为基点展开对未来的乌托邦式想象，体现现代性的思维；

d.由于对人口流动的限制，中国的现代化在对传统家庭突破的同时具有“在地”特征，以“入社”取代了“出走”

综上，以“动员-改造”将意识形态需求与自下而上的群众自发运动结合起来。

（3）现代政治的集体认同离不开对民间传统的借用。以地方秩序、熟人社会、尊重老人等伦理为中国革命和政治实践提供支持。

（4）方言的进入体现现代文学规范化观念对地方性知识的妥协。

（按：这种解读打破了传统的民间/政治、个人记忆/集体理想二分法，将所谓田园诗式的风景描写纳入政治语境；体现出反传统的革命话语面对传统文化伦理所做出的的“妥协”，体现出葛兰西文化霸权式的混融场域状态。这种“国家/地方”妥协直到wg被打破，以取消传统和个人的彻底阶级化接替）

二、群众、干部与知识分子

（1）“动员-改造”模式激发了群众的政治热情、确立了群众的主体地位（这种热情在wg过度后迎来的空虚造成80年代的“去政治化”）；

（2）但，党政干部始终处于引导地位，群众并非全然自发。干部官僚化始终是严重问题，平等主义的诉求贯穿了十七年时期的文学-文化，如《创业史》郭振山是为一例；同样，在处理好坏干部时亦多借用道德化叙事进行褒贬；

（按：作者认为将以“反智主义”形容zg有失偏颇，但承认因政治宣传、群众教育需要而将知识分子政治化、知识实践化从而狭隘化、打击了书面知识。这种实用主义的态度联系建国以来对知识分子的多次戕害，似乎离“反智”不太远）

三、身体的政治化

（1）“青年/老年”的未来主义式对立自梁启超到毛一直存在，形成“青年-浪漫-未来-乐观-创造-...”的能指链，鼓舞了一种“少年/未来”叙事。

延安文艺的要求使其与“工农兵群众”的抽象集体主体融合，但“少年/未来”话语只是改头换面隐蔽在革命文艺中，借助“革命的浪漫主义”等手法继续发扬未来主义的青春性。

（2）“性”在30年代革命历史中曾作为对传统的反叛和个体的自觉而被肯定，但由于马克思主义并未将本能而是压迫/被压迫关系作为革命驱力，其于革命叙事中便逐渐遭压抑，于四五十年代以“压抑的无意识”形态出现，如《林海雪原》少剑波的偷窥；

而“性”也始终被作为道德评判的工具，通常以丑陋的性欲描写丑化反面人物。

（按：从知识谱系角度，以政治经济学和精神分析学概括革命正统叙事和性叙事，指出后者在80年代对前者的颠覆，有一定意思）

四、革命历史的叙述

（1）建国后重述革命历史的潮流起因：

a.通过“起源性叙事”整合人民、民族和国家，为新政权提供合法性；

b.以“现代神话”的形式树立英雄楷模，强调民族精神，构建“想象政治共同体”；

（2）革命通俗文学的两面：

a.以通俗化的表达方式和传奇的故事形式满足群众读者的需求、完成对底层民众的动员；

b.受制于古典侠客形象而易于走向“个人主义”等不利趋势。

五、劳动与乌托邦

（1）赵树理《地板》：

a.革命对下层社会的解放不仅在政治、经济层面，也包括尊严。而这是通过对“劳动”主体性、正当性的确证达成的；

b.革命要深入下层社会则需要包纳民间“情理”以确立新正义观，而非单纯施以“法令”。

（2）为“集体劳动”获取正当性的尝试贯穿了50年代，但其在正确的前提下却催生出无理性，体现出悖论面貌。

六、技术/工人

（1）建国前反抗地主/gmd剥削的偷懒/不配合被称作“弱者的武器”，但建国后此类行为成为改造对象（如“小腿疼”“吃不饱”），且以共时出现的忘我、积极、能干、有主人翁意识的工人形象体现对“工匠精神”的高度肯定（出于大工业现代性道路的需要+工人尊严的赋予）；

（2）“工人/主人”的意识形态要求与实际实施的现代生产管理方式存在冲突，于是出现“识字运动”“反专业主义”“鞍钢宪法”等确立工人领导权的尝试，文学承担了想象性叙述职责，帮助塑造了工人阶级的尊严政治。

七、60年代

（1）60年代，物质的丰裕引起“革命”（对“和平演变”）的焦虑，形成“无产阶级/资产阶级思想争夺战”；另一方面，科层制的现代管理模式也出现官僚化倾向从而拒绝群众。

（按：即物质生产逐渐发达后，社会主义无法提供足够动人的生活方式和文化趣味，只能将趣味冲突转化为阶级斗争冲突，而体现出焦虑）

　　《革命/叙述》读后感(四)：围绕《地板》，谈论一个问题

　　蔡翔在他的新书《革命/叙述》导言中谈到了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尤其是土改阶段）的“暴力”问题。对于当前一种出于人道主义的有关“暴力”的道德批判，他针锋相对地说：

　　当批评者面对反抗者的暴力时，“人道主义”总是适时地出现；可是，当他们面对压迫者的暴力时，要么充耳不闻，要么视而不见，这时候，“人道主义”总是会奇怪地消失。对于这样一种批评，当然不必特别认真的对待，但最难应付的，也恰恰是这样一种批评。因为当我们准备认真应对这一批评的时候，它总是会迅速地转移到另一个逻辑系统之中。（引自《事关未来的正义》，《上海文化》2019第1期）

　　但是，这并没有消除人道主义批评的力度；事实上，对于蔡翔的这种批评，“人道主义”论者或许可以提出如下反驳：（1）无论历时地看还是逻辑地看，“压迫者的暴力”或者“反土改”的暴力总是后于“反抗者的暴力”或“土改”的暴力；（2）就算承认“人道主义”的道德批评本身是不融贯的，但将“压迫者的暴力”纳入进考虑却不能证成“土改”暴力所需要的命题本身。也就是说，蔡翔式的反驳无法推出如下结论：因为“人道主义”的论述本身不融贯，所以土改时期的暴力是合情合理的。我认为，上述两种可能的反驳中的第一种可以在蔡翔的论述内部得到比较直接的回答，但第二种则不行。对于反驳（1），可以回应如下：即便在逻辑和历时的层面上承认“反土改”的暴力后于“土改”的暴力，我们也不能因此认为“土改”的暴力不具有合理性，因为“土改”的暴力恰恰是对社会主义革命之前的“压迫”的纠正。在这个意义上，反驳（1）无疑自身陷入了论证的两难：根据（1）的论述方式，我们可以说，“反土改”的暴力不能构成对“土改”的否定，恰恰因为“压迫者”的暴力（无论历时地看还是逻辑地看）先于“反抗者”的暴力。归根结底，反驳（1）要想成立，就必须不仅否认“土改”的暴力，甚至需要否认整个社会主义革命的正当性，而这个论证任务是它无力完成的。

　　然而，面对反驳（2），我认为蔡翔的质疑就显得较为薄弱甚至有滑向相对主义的危险。设想有一位激进的“人道主义者”不但否定“土改”的暴力，也否定“反土改”的暴力，并且认为两者不过是（例如他可以说）“政治的策略”，并无道德上的高低之分也无道德上的好坏之分。那么，如何回应这样一种反驳，而证成“土改”的正当性，就是困难的任务。在本文中，我希望通过重新解读赵树理的《地板》以表明，可能在何种向度上重新思考“土改”的暴力问题——也就是说，区别于当下研究者津津乐道的经验主义式的对于暴力现象之存在与否的调查。

　　写于1945年的《地板》，其主题显然是“土改”，而且直接关系到对于“土改”的正当性问题。蔡翔已经注意到，这篇小说的主要对话方发生在地主与地主之间，即小学教员王老三与王老四。但是，关于《地板》的设置，还是必须补充几点：首先，整篇小说看起来像是一份文字记录或速写，而王老三的发言最为细致和生动。这也就意味着，虽然小说开头也提到农会主席和区干部向王老四解释情况，但王老三最后的长篇说辞在叙述者看来最具说服力，（甚至）也最重要。值得注意的是，农会主席和区干部的解释在小说中只有短短一句话——“粮食是劳力换的，不是地板换的”——但是，其背后的论证依据却与王老三的依据一致。而王老四依然说：“按法令减租，我没有什么话说；要我说理，我是不赞成你们说那理的。他拿劳力换，叫他把我的地板缴回来，他们到空中生产去！”正是这一通抱怨，引得王老三的长篇说辞。其次，如果我们把整篇小说看成是文字记录或速写，那么意味深长的是，在王老三说完自己的话后，王老四既没有继续反驳，也没有因此承认自己理亏。或许有理由认为王老四真的被说服了，但作者在小说中却安排了他的沉默。

　　关于这篇小说的关键，当然在于村长的这句话：“法令是按情理规定的。”蔡翔认为，这里体现出，“土改”的政治逻辑背后蕴藏着一种“德性政治”的考虑；也就是，政治必须建立在“情理”的基础之上，而这种“情理”归根结底乃是“民情”：

　　综合整篇小说的叙述来看，赵树理并不特别认可那种脱离于“民意”（情理）之外的“法令”,相反，“法令”的基础应该是“情理”，合情合理的“法令”才可能完成一种“契约”的形式，在这一意义上，《地板》也是一种关于“契约法”的辩论。……政治不能仅仅依靠“法令”的支持，还必需同时获得社、会或民众的情感和道德领域的支持。因此，政治不仅需要体现在“法令”中，还必需情感化和道德化，甚至转化为一种“德性”政治。（引自《〈地板〉：政治辩论和法令的“情理”化》，《文艺理论与批评》2009年5期》）

　　但是，王老三的“说理”在什么意义上符合了“情理”？如果他的说辞符合“情理”，那么，农会主席和区干部的基于相同依据的说辞却无法说服王老四（假定王老三确实说服了王老四的话——这个假设我们无法验证），又该如何理解？需要着重指出的或许在于：王老四的讲辞被最充分（也是唯一充分）地“记录”下来，以最有说服力的方式诉诸“情理”，它的修辞性和感染力可能无法打动王老四，却可以足够打动读者。换句话说，比起无法被农会主席和区干部说服的王老四，正是《地板》的读者可能被王老四的讲辞说服而认了他的“情理”。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这个“情理”指的是什么？

　　王老四的讲辞虽然长而且生动，但根本上所谓的“粮食是劳力换的”其背后的逻辑与洛克在《政府论》下篇中提出的“财产权”论点若合符节。根据洛克的众所周知的观点，正是人在无主土地上的劳作创造了价值和财富，由此劳作成为私有产权的最终基础。但是，有意思的是，卢梭在《爱弥尔》中讲述了一个与此类似却截然相悖的故事：爱弥尔的教育者指导他耕种一块土地，仿佛是让他领会洛克意义上的劳作创造财产的过程。但是，当爱弥尔试图收获他的作物时，却发现自己的土地被别人重新翻耕了。在愤怒之余，爱弥尔在教育者的教诲下认识到，这是一块已经由别人占有了的土地。而只有在爱弥尔与土地的所有者签订契约之后，他才能在上面耕种自己的作物。换句话说，在卢梭对洛克的想象性图景进行重构之后，“契约”在逻辑的意义上（如果不是在实际的意义上）总是先于“财产权”，对土地的正当占有靠的不是对土地施与的暴力（劳作），而是契约。这一点，甚至出现在王老三的讲辞之中：“老契上虽写的是荒山一处……”即使王老三引出这句话是为了说明土地耕作的重要性（“荒山”变“好地”），但“老契”的合法性依然没有受到质疑。事实上，蔡翔把小说中的这一细节视为叙述的“漏洞”：“《地板》对‘老契’的合法性并没有提出根本的质疑，换句话说，仍然默认了‘老契’的合法地位。”（同上）他对此的解释是：

　　《地板》的叙事背景是“减租减息”，而“减租减息”正是抗日战争中“民族革命”与“社会革命”之间的某种“妥协”性的产物。因此，它是在保留“老契”的合法性前提下来讨论劳动问题。因此，小说叙事上的“漏洞”，恰恰也是“民族革命”与“社会革命”的妥协所留下的理论“漏洞”。（同上）

　　然而，我认为，“老契”出现在王老三的讲辞中并不是小说叙述上故意设置的“漏洞”。实际上，“契约”的问题与王老四的质疑密切相关：王老四质疑“土改”的重要原因是它改变了传统承继下来的契约关系（“租佃关系”），无论价值出于劳作还是出于“地板”，王老四认为自己对于土地的占有的基础是“契约”，而这也就是他的“情理”所在。但是，“土改”要改变的正是这种隐含着剥削与压迫的“租佃关系”。这也就是说：“劳作产生粮食”的洛克式论证是基于新型契约关系之下的“情理”，“土改”的法令的确出于“情理”，但却不是习俗意义上的“民情”，而是一种新型的“情”与“理”。

　　革命带来的是“移风易俗”的整全性变革，它的任务是将人们带入一个新的生活世界——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就本体论的层面而言，革命（包括“土改”）是一种暴力。“土改”是暴力的，因为它要以一种替代性的新型契约关系介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但“土改”又不是暴力的，因为与它的规定相伴随的是一整套“情理”。——但是，吊诡的是，这套“情理”又不是不及物的，而是完全与土地和农民的劳作相关。“不劳者不得食”，“耕者有其田”，这些都可以算得上是传统的伦理，甚至是一种“自然权利”。诉诸这种自然权利而否认遮蔽它的封建关系，这是本体论意义上的“暴力”。至于这种新的“情理”能否说服人，如前文指出，取决于《地板》实现的效果：王老三的讲辞说服的不是王老四，而是读者。虽然蔡翔对《地板》的解读将“情理”与习俗意义上的“民情”等同起来，但他还是看到了赵树理的激进色彩：“他把这一‘生活世界’，也即人的日常存在重新视为有待确定的政治形式。”（同上）对社会主义革命或“土改”时期的暴力的考察，或许应该将注意力放在这一本体论意义上的“暴力”；而对这种“暴力”的否认，也就必须考虑到与之密不可分的“情理”。

　　但是，当“土改”结束而开始进一步集体化的时候，这层基于土地和劳动的“自然权利”论述的合法性也遭到质疑和动摇，“集体”的伦理开始取代小农经济式的“私人”伦理，土地私有制被集体所有制扬弃。这也就从某种程度上解释了赵树理后期不得不变换写作策略，甚至放弃写小说——不论最终他成功与否。

　　《革命/叙述》读后感(五)：杨念群：革命叙述与文化想象

　　“风景”的再发现与“劳动”的再定义

　　《革命/叙述：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文化想象》是蔡翔的一部新作,书中曾借用柄谷行人“风景的发现”这一概念,柄谷试图借助此概念观察现代日本文学的形成。他的意思是，所谓“风景”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名胜古迹，而是以往人们忽略而不敢正视的东西。所谓“风景的发现”则是把曾经不存在的东西使之成为不证自明的，仿佛从前就有的东西这样一种颠倒，称为“风景的发现”（《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英文版序）。如果挪用于解释新中国成立后的一些政治运动，我们会发现，传统静谧的田园风光被“阶级”和“民族主义”的色彩重新涂抹后，变成了一幅有待发现的“风景”。此“风景”是通过文学形式被重新认知的，但其背后潜藏着国家建设、革命动员对“地方”秩序的干预与重构。比如孙犁的《荷花淀》虽以战争为背景，但呈现出的仍是一种悠闲的田园景色，革命氛围仿佛只是若即若离地处于飘渺般的介入状态。可到了《风云初记》和《红旗谱》的描写，纯然静态的乡村风景，则已被政治标签界分过的人群熙熙攘攘地占据着，自然风景被撕扯成了人为扰攘的碎片。在乡民眼中本不存在的对人群的分类习惯慢慢变得不证自明。不仅如此，生活在风景下的人群也要在“民族主义”的标签下被重新标识、划分和站队。在阶级标签的识别机制下，某类人似乎天然具有变成“好人”和“坏人”的能力。在抗日的格局下，身份是“地主”的那群人似乎比常人更加天然地具备成为汉奸的可能性。当然不容否认，对风景中人群分类的重新发现，也不乏对平等社会理想的追求动机。

　　“风景的发现”与“劳动”被确立为核心意识形态有关。早在“五四”时期，知识分子就已喊出了“劳工神圣”的口号，有些人还有意间歇性地造访工厂与农村，摆出支持劳动者的姿态。当然，这个时期对“劳动”的倡导与真正的身体践履基本无关，“劳动”价值仍是知识领域内被讨论的对象。但是，建国以后，“劳动”作为中心话语几乎无所不在地渗透进了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甚至泛化为一种“劳动中心主义”。对“劳动”价值的认同发展到极端形式就是消弭“精神”与“体力”之间的界线，否认形而上的精神活动作为一种劳动形式能够产生价值，甚至贬斥经由精神活动生产出的知识同样具有“劳动”的涵义。进而“劳动”概念被简化为肢体运动,或者说“劳动”价值被严重肢体化了。当然，从更复杂的分类角度看，传统人文知识被否定的程度要远远高于现代科技知识，这也是一个极其有趣的现代性现象，不可简单地归结为“民粹主义”。从某种意义上说，解放区改造二流子运动转移到城市后，就会对知识分子拥有精神价值的正当性提出尖锐挑战，实际上昭示出“劳动”概念肢体化的无止境扩散。

　　蔡翔认为，“劳动”概念成为核心论题是中国传统德性在现代中国的表现。不可否认的是，“劳动”概念的肢体化与某种区域性的文化传统有着密切的联系。我曾多次提出，毛泽东对“劳动”的理解，特别是对与“劳动”相关的知识分类习惯受到湖湘文化的深远影响。湖湘文化中潜藏着鄙视形而上知识和精神价值的倾向。但从总体态势而言，“劳动”概念的肢体化仍然是对传统德性社会的一个反动，在传统社会中，虽然存在着等级分工的差异，但“知识”的获取和精神的修炼仍然被作为某种“劳动”形态加以认可，尽管比体力劳动的地位要高出许多。“士绅”承担的是知识劳动者的角色，社会主义革命把“士绅”视为不劳而获的阶层，成为农民阶级清算的对象，实际上就否认了传统知识体系的传授也是一种劳动形态，从而彻底消解了其在乡村的合法性身份。一旦这种“劳动”肢体化的舆论被推向极端，如上山下乡运动确立了“劳动”内涵只具备体力活动的单一正当性之后，就会引发社会主义革命的危机。上世纪八十年代舆论界的拨乱反正就是要推翻“劳动”肢体化论述对文化界的不良影响，回复知识分子作为“劳动者”的地位。

　　“群众动员”与“民主”

　　除了“阶级”之外，“群众”也是个关键词。在有关革命的叙述中，“群众”不但是主体，是“主人翁”，同时也是“动员”的对象。因此，“群众”一词的使用时常处于悖论状态。一方面，“群众”意义的凸显与“新社会”的形成有关，“群众”是新社会的主体，这是以往历史所没有过的全新发现。即使在“五四”以后“劳动”价值重新被确认的语境下，“群众”或“人民”仍然是知识分子“启蒙”的对象，或者是政治上被“解放”的对象。新中国建立后，倡导“走群众路线”，“群众”的涵义彻底从知识分子的定义中脱离了出来，他们不是被解放的“他者”，而是政治参与的主体，可以广泛介入到政治动员的浪潮中表明自己的“主人”身份。

　　“群众”的地位被重新安置后，对“民主”的认知也会发生改变。中国式的民主在革命整体目标的规定下，决定了其不可能采取简单的西式投票方式，而是大众主动介入政治、社会制度的各个层面参与谋划，提出自身意见，以“主人翁”的姿态议政参政。特别是作为劳动者的“群众”广泛参与科层制的管理体制，“民主”随即与“科学”的专门化管理构成了对立关系。专家靠边站，拥有政治觉悟却不懂技术的工人群众取代“专家”成为生产主角。这样的转变并非精英研究中的“反智主义”观点所能解释。“反智主义”往往只能说明思想史内部的一些变化，如“理学”如何向“心学”转变等等，却无法理解“群众”运动对科层体制的冲击。“群众”反专门主义不是单纯地反对科学技术，而是反对某个阶层对科学与知识的垄断，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也是“群众式”民主的一种表现。在乡村中，“赤脚医生”就昭显了反专门主义的有效性，“赤脚医生”杂糅中西医技术治疗疾病，在广大乡村形成了“不中不西，亦中亦西”的医疗格局，其扮演的角色就不是一个单纯的反西医问题，而是反对城市对医疗资源的垄断。

　　然而，如果我们把“群众”式民主真正当做每个个人意志的完美选择则会犯过度乐观的错误。因为依靠政治运动形成的主人身份都不是“自发性”的，而是政治“动员”结构下的组成部分，动员的目的、组织形式和表达渠道都是中国式政党政治的设计结果，甚至多少表达了领袖的个人意志。比如人民公社时期是否“入社”的选择就变成了评判是否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态度，甚至是划分先进与落后的一个界标。从最初仅有轻微道德压力感的“自愿”入社，到半强制地以此衡量阶级觉悟的高低，到最后成为区分“自私”与“公心”的尺度，使得各类乡村人群在民主具体的运作过程中拥有了截然不同的身份等级和差异感。那些文学作品中描写的“新人”“青年”个个单纯、阳光和无私，如梁生宝、萧长春。而“旧人”“老人”个个工于心计，损人利己，心理阴暗，如郭世富、孙水嘴和“弯弯绕”。

　　另一方面，“干部”与“群众”的矛盾也是“不断革命”的另一个主题。在阶级被消灭之后，党内是否会产生新的官僚资产阶级一直是个大是大非问题。因为革命初期，党员干部有可能是革命利益的最大获得者，尽管他们可以暂时依靠信仰和道德约束自身的言行。可利益的驱使和道德的持守之间时刻存在着紧张，于是在文学作品中会出现一些像郭振山（《创业史》）、范登禹（《三里湾》）和马之悦（《艳阳天》）这样临近腐化边缘的干部，他们是党员中“官僚化”的典型，很快成为“群众运动”的冲击对象。 尤可注意者，建国以后的“群众运动”并不是自发生成的现象，而具有“被动员”的性质，中国的政党政治与西方民主政体有所不同，选举政治中的个人选择在“群众运动”中是不允许存在的，个人意愿只能通过公众意志的集体决定表现出来，公众意志中的自发性因素也须通过规训的渠道才能确认自己的正当性。比如敌/我，先进/落后这样的分析框架往往决定着群众运动的分层与走向。“干部”在群众运动的结构中不是一般的科层管理人员，而是意识形态的灌输者和政治形象的示范者，这个群体和专门化管理者是有冲突的，“文革”期间“白专道路”变成了新型“干部”体制下对标准科层制管理的一种蔑称。但当“专家”靠边站后，谁来监控“干部”以防止腐败立刻就变成了问题。

　　毛泽东对“继续革命”的思考是独特的，他一方面对现代科层体制内形成的专家制度以及“干部”的官僚化危险保持高度警惕，另一方面又号召民众“组织起来”，通过社会动员的手段纠正现代体制带来的弊端，在专家和干部队伍内部培养新的抗争性力量。这类思考由于强调了“群众”的核心作用，反对等级压迫，表面上和集权制度是不相容的，但同时，其以阶级成分划分革命阵营，以“出身论”为依据点燃阶级斗争怒火的方式，又生产出了另外一种阶级压迫的形式。在动员群众打破专业垄断的同时又在体制内部创造出了新的阶级区隔。而对“出身论”的反思与批判也恰好成为上世纪八十年代思想解放和“新启蒙”的起点。这一连串的变化并非“表达—实践”的脱节这类描述所能解释，其中的曲折与复杂实在是一言难尽。因此，我虽然同意用“去政治化”的解释框架理解八十年代以后的改革发展走向，却不同意借“去政治化”概念为当年狂热群众运动导致的表面民主化所造成的伤害做出辩护，因为“群众”作为运动主体的出现有时并非是自由意志的选择，尤其是在“文革”时期可能只具民主的躯壳，其参与政治的成败得失至少需要我们慎重加以反思。

　　“抗争性政治”与“颠倒的想象”

　　中国革命不仅是体制内部寻求调整的过程，对西方冲击所做出的“民族主义”回应也是“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此形成了独特的“抗争性政治”。然而，社会主义式的民族主义表达与发生于近代的诸多反抗外来势力的抗争方式颇多不同。李泽厚当年曾提出“救亡”与“启蒙”的双重变奏这个命题，意思是“民族主义”的救亡任务压倒了寻求个性自由的需求，导致了“启蒙”进程的中断。这个观点已经遭到了不少批评，对此截然对立的二分法我不敢苟同，在此我不拟展开驳论。我所关注的是，“救亡”作为近代民族自立和国家建设的重要任务，不仅与“启蒙”密不可分，也并不一定采取李泽厚所虚拟的那种仅限于唤醒个人自由的单一西式“启蒙”方式，而是具有独特的涵义。

　　“启蒙”在近代以来似乎一直是知识分子的专利，“启蒙”犹如一把钥匙，开启了近代历史观变革的序幕，我称这场变动为对历史的“颠倒的想象”。以“启蒙”为动力的近代历史观其实颠倒了许多传统对历史的叙述逻辑。简言之就有从“帝王”转换到“国民”，从“精英”沉降到“民众”等几套叙事。不过我已说过，近代中国的“启蒙”路径均走的是精英路线，自以为有教化民众之责任，“民众”不过是民主宣传的受众而已。这与社会主义革命对“启蒙”的理解大相径庭。社会主义启蒙的目标是想使人民成为参与政治的主体而非仅限于扮演被唤醒的角色。

　　为了维护革命的正当性，革命对“启蒙”意义的阐释有别于近代“启蒙”话语的地方在于，必须不断在与各类敌人的对抗中唤起群众的参与热情，同时通过新的“颠倒想象”建立起民族尊严感。建国初期，国内外的真实敌人相互勾结希图颠覆新生政权的现象确实存在，可是在此之后的阶级斗争思维树立的则大多是假想敌人。我认为，抵抗真实敌人的逻辑如何转换成对“假想敌”的斗争哲学仍是理解群众动员机制的一个重要切入口，在确立革命正当性方面同样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在朝鲜战争中，美帝国主义曾经被成功地进行了一次“颠倒的想象”，原来中国人背负“东亚病夫”的恶名，但自美国被指控发动“细菌战”后，经过复杂的宣传攻势，“病夫”产生的根源终于得以澄清，即并非出自内部而是外部干预的结果，其思路是美国输入细菌导致国人体质衰弱，而并非中国人的身体和文化基因自发产生的弊端，或者是国家体制不如敌方所造成的。由此一来，近代一直盘踞知识界的那种国人顽劣不堪而须彻底改造的“国民性”启蒙论调从此一度消歇，为抗争外敌带来的尊严感所取代。战争结束后，真实的美帝国主义形象暂时远离了群众生活，但却迅速演化为一种假想敌模式，在日常政治生活中持续发生着作用，各种各样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都隐约由这些假想敌操控着。至今我还记得，儿时报纸中经常会出现控诉帝国主义迫害儿童的罪行之类的文章，其中所说育婴堂里美帝残害儿童的故事几不亚于惊悚片的情节。在此语境下，帝国主义的威胁是否具有真实性已不显重要，关键在于民族主义的抗争政治得以借此延续下来，变成一种动员群众的可靠资源。

　　当然，我强调围绕战争所构造出的“颠倒想象”对西式“国民性话语”之反拨的意义，并非是有意忽略“革命”对传统曾经加以摧毁性打击这一面相。特别是“文革”时期对传统文化的破坏似乎违背了早期“颠倒想象”的构造路径，我之所以回避这个话题，是因为革命与传统文化之间所发生的一系列冲突一直是困扰思想界的一个尴尬问题，它也是中国革命之谜最难以破解的部分。由此出发，应该反对过度依赖或随意宽泛地使用“现代性”这个术语，因为对这个术语不加界定地频繁使用会导致模糊“现代中国”与“革命中国”之间所存在的差异，或者遮蔽中国革命在西方冲击下所拥有的独特品格。

　　最后我想简略谈一谈历史研究与文学研究之间的关系问题。蔡翔曾希望文学研究更多地与政治史、思想史形成对话格局，此意甚佳。但也须认识到，“革命想象”与“革命历史”的自身演进过程之间仍充满着差异性，需仔细加以甄别。应该承认，“文学文本”与“历史文本”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张力。尽管后现代史学已完全不承认两者之间应该保持距离和界限，或者干脆有意模糊之。但我仍以为，“文学文本”不能当做历史材料的主体加以分析，只能作为历史的辅助资料加以看待。事实也证明，有关中国革命的文学作品往往更多地与政治意识形态发生着复杂的纠葛支配关系，文学描写也常常代表作家相对单纯的政治立场，由此立场引申出的历史描写也会呈现出某种相对单一的特征，即使偶尔透露出所谓“日常生活的焦虑”，其丰富性也是相当有限的，不能借此窥见革命更为复杂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