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街》是一本由[英] 菲利普·桑兹著作，后浪丨民主与建设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88.00元，页数：512，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东西街》读后感(一)：East West Street: On the Origins of Genocide and Crimes Against Humanity by Philippe Sands

　　劳勃派特将保护人权作为“至关重要”的信念，认为个体应该“拥有国际权利”；对母亲和妻子的个性表达加以干预和斥责，迫使她们服从他的喜好。个体权利属于一部分人，但不包括他的母亲和妻子。

　　蒂爾尼小姐英雄行為的動機極大可能是源於對「羅馬書」的字面解讀—與奉基督之名對猶太人的偉大的愛有關。

　　格爾松·塔費在1946年夏天所寫的——每個人都是個體，合起來是一個群體。

　　法律保護的是群體還是個人？個人一定從屬於群體嗎？如何在不弱化其中一方的情況下同時保障二者的權益？

　　當我們說出自己是某國人的時刻，我們到底代表什麼？當本國人對某一群體或個人造成不可逆轉的傷害（以致對方以偏概全地仇恨本國人）時，作為非直接傷害追責對象，我們心有愧疚嗎？我們應該愧疚嗎？

　　有意思的是，當受害者追責時，需要對此負責卻不只是施害者，可能是施害者相關的種族、國家、性別等；當施害者說出譴責自己國家的話時，本國內部卻覺得ta不配代表本國人。仇恨的指向對準的應是國家還是國人？

　　施害者的行為被制壓時，制壓者的行為都是正義的嗎？如何知道正義的臨界點在哪裡？不論是生理還是心理層面，施害國的國人都很容易被誤傷；制壓國的權力也很可能被濫用。

　　《东西街》读后感(二)：入门的优秀读物

　　《东西街》，这本书不是那种完全虚构的想象出的文学作品，书后有大量针对每一个章节的历史资料和索引及附注，是一本将家族史，纳粹暴政，犹太人及少数族裔受迫害，地方史志等融会贯通，上述历史背景知识的详细叙述让读者对“反人类罪”和“灭绝种族罪”的产生有了更加具体的了解和深入的体察，如“人权高于主权”的理念的产生，“不可干涉别国内政”在一些情况下的“反讽”等。是可读性很强的历史入门读物。对于初步涉足这段历史的人是很适合的书。 《东西街》这本书，除了上述某些方面的价值外，我认为更有入门读物的向导作用，这本书中我看到了作者访问纳粹占领波兰后任命的总督汉斯·弗兰克的小儿子尼克拉斯，在其放下戒心后，向作者表露心迹的状态，辩护家族耻辱，逃避责任，直视父辈罪孽，暧昧解读父子关系，建构自认为正确的记忆，赋值个人的意义……让我想到《天生有罪》这本书，一本论述纳粹高官子女战后心路和行为的小册子； 看到“蒂尔尼小姐”出于良知和宗教救赎勇敢参与解救纳粹控制下的波兰犹太儿童的史实，让我想到《圣经与利剑》和《克里米亚战争》中宗教精神在人性中的巨大驱动力和影响； 看到犹太人在一战和二战之间的“黄金时代”努力融入民族国家主流，挤进上流社会时的富足而满足的安全感，让我想到《极权主义的起源》中阿伦特相似的论述和近于冷静的对自己所属族群批判分析。 看到波兰，加里西亚地区在苏俄，德国，奥斯曼帝国，波兰人，乌克兰人，俄国人，德国人之间的博弈之下，如走马灯般变幻的地名——利沃夫，利韦夫，利乌夫和伦贝格，它们都是同一城市的不同短命政权下的“刺青”——真实而灼痛。而不论怎样变化，犹太人的命运都是政治筹码和屠戮迫害的“战利品”。这让我想到《金与铁》中布莱希罗德与俾斯麦的纠缠不清的暧昧最终对第一次现代反犹主义运动的影响。 这本书还让我想到《1924》、《第三帝国的到来》和《当权的第三帝国》等书的背景知识对理解本书起到的事半功倍作用。 所以，这本书是开启进入深度了解历史的敲门砖。不妨拿来一读。

　　《东西街》读后感(三)：人性协奏曲

　　“灭绝种族罪Genocide” 与 “危害人类罪 Crimes Against Humanity”，两个沉重又专业的字眼，它们的起源故事在Philippe Sands的著作中闪耀着人性的光辉。

　　或许是我不太恰当的联想，《东西街》的叙述方式颇类似于拉赫马尼诺夫的钢琴协奏曲。“灭绝种族罪”和“危害人类罪”的法律概念是串联全书的核心理念，就像钢琴主动机；劳特派特和莱姆金的生平和家族故事，汉斯弗兰克的所作所为，作者以外祖父莱昂为核心的家族故事，特别是有如侦探故事一般抽丝剥茧而引出的有趣人物：蒂尔尼小姐和家乡教友，埃米尔和外孙女，甚至纳粹的后代们，共同构成丰富多彩的交响声部。随着情节的推进，最终在纽伦堡法庭来到了全书的高潮。人性、罪恶、法律、理念，彼此撞击出深层的回响。

　　ands的成功之处就在于，他找到了一个最好的方式来向普通读者介绍“危害人类罪”的相关法律故事：用描写个体的命运唤起读者对个体权利的关注，用描写邪恶极权下个体的无奈遭遇唤起深层次的理解和同情。也正是在这个叙述模式中，读者更能分清两种罪名所对应的个体权利和集体权利之间的区别。

　　站在纯粹法律概念和抽象逻辑的立场上，我认同劳特派特关于“危害人类罪”的理念。英方检察官肖克罗斯的法庭发言就是最好的概括：国家的无所不能是有限度的，而个人，作为所有法律的最终单位，在国家以侵犯人类良知的方式践踏其权利时，并不会被剥夺其作为人类被保护的权利。而那些帮助国家犯下危害人类罪的人不会免于责罚，他们不能用国家作为挡箭牌。

　　在当前China的政治语境中，“人权高于主权”是一个容易造成低级辩论的提法。更严谨的表达似乎应该是“人权独立于主权”。以人权之名危害主权，或以主权之名危害人权，两者具是罪恶。但主权有暴力机器和官僚机关的有力保障，人权靠什么来维护呢？

　　“灭绝种族罪”在纽伦堡法庭上四处碰壁，在联大宪章中获得认可，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法律概念和政治观念间微妙的区别吧。

　　《东西街》读后感(四)：灭绝种族罪和危害人类罪的起源，用法律为战争受害者追求正义

　　

乌克兰利沃夫市位于分隔东欧与西欧、南欧与北欧两条断层线的交会处。这座城市曾有过的伦贝格、利韦夫、利乌夫、利沃夫等多个名字，暗示着它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所经历过的不幸的命运——在1914年到1945年之间，这座城市就被易手了不下八次，可谓苦难深重。

波兰诗人约泽夫•维特林曾写道：“利沃夫及其文化的味道是酸涩的”，像一种利沃夫郊区克勒帕里特产的野生樱桃般又苦又甜，“乡愁甚至还喜欢篡改味道，如今让我们以为利沃夫完全是甜味的。但我知道对有些人来说，利沃夫是一杯苦胆汁”。

尝尽这杯“苦胆汁”的“有些人”，自然包括在两次世界大战的动荡岁月中在利沃夫被驱赶和屠杀的大批无辜犹太居民。遗憾的是，多数受害者无声无息地消失在世界上，没能留下任何声音，少数幸存者虽侥幸留住性命，却也不愿提及这段黑暗的经历。

作为幸存者的后人，英国伦敦大学学院法学教授菲利普•桑兹在《东西街》中追溯了这段历史。桑兹以几个代表人物为切入点，以个人的具体经历来展示受害者的悲惨遭遇以及为追求正义所付出的不懈努力。

作为幸存者的典型，桑兹的外祖父莱昂和外祖母丽塔绝口不提在利沃夫的遭遇和音信全无的亲人，过着低调、压抑、没有笑容的生活。以至于，关于莱昂和丽塔的遭遇，桑兹只能通过查阅资料和寻访与他们有交集的人来拼凑出他们大致的生活轨迹。

同样是家族惨遭驱逐和屠戮的幸存者，赫希•劳特派特和拉斐尔•莱姆金没有选择沉默，而是选择通过法律的途径，走上为家人及其他战争受害者伸张正义的道路。

劳特派特和莱姆金曾经在同一所大学的法学院就读，先后跟随同样的法学教授学习法律知识。尽管经历相似、目标相同，劳特派特和莱姆金提出的主张却相差甚远。

对于如何通过法律防止战争中对平民的大规模杀戮行为，劳特派特和莱姆金走上了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劳特派特主张保护个人，提出“危害人类罪”；莱姆金则主张保护群体，提出“灭绝种族罪”。

劳特派特始终关注个体权利，注重对平民的保护，他在《奥本海国际法》第二卷的序言中写道：“个体的福祉是所有法律的终极目标。”

在劳特派特的努力下，“危害人类罪”诞生并被正式写入《国际军事法庭宪章》第6条（c）款，授权法庭法官惩罚犯有危害人类罪的个人，危害人类罪的定义包括：

“战争发生前或战争进行中之杀害、灭种、奴役、借暴力强迫迁居及其他不人道行为，或基于政治上或种族上之理由的迫害行为，这种迫害行为是作为完成或共谋归于本法庭管辖的任何罪状时所施行者，至于其是否违反犯罪所在地的国内法，则在所不问。”

莱姆金则从18岁起就开始思考种族破坏问题。他曾研读二战时期大量的德国法令，并发现，这些单独看起来很平常的法令，如果拼凑起来，却组成了一个更大的框架，试图将所控制国家的民族全部消灭的隐藏目标也显现出来。他认为，这些法令实际组成了“一个杀人系统”。

最终，他在《轴心国占领欧洲后的统治》一书中明确提出保护群体的目的，并发明了词语“灭绝种族罪”。

在纽伦堡审判中英法美苏四国拟定的起诉书中，“灭绝种族罪”第一次被国际文书使用，它被列在第三项战争罪之下。灭绝种族罪指的是：

“消灭种族和宗教团体，侵害某些被占领土的平民，以摧毁特定种族和阶级的人民，以及民族、种族或宗教团体，尤其是犹太人、波兰人、罗姆人等。”

从某种意义上说，劳特派特和莱姆金的主张是存在一定矛盾的。并且，双方对彼此的观点是互不承认的。

劳特派特担心强调种族会更加促进群体之间的矛盾和对立，同时也担心过分强调种族灭绝的概念会弱化对单个个体犯罪的罪行认定。无论针对受害人还是加害人，劳特派特都反对法律对群体身份的识别。

抱有这一疑虑的不止是劳特派特一个人。利奥波德•科尔在给莱姆金的信中也曾表示过，“灭绝种族罪”的概念是有价值的，但同时也是危险的，他担心灭绝种族罪最终恰恰会导致它所致力于改善的情况进一步恶化。

另外，想要证明“灭绝种族罪”也存在实际困难，要证明毁灭一个团体的意图，证据的搜集和验证都更加困难。

莱姆金同样担心只关注单人权利的保护，会忽略对群体灭绝整体目标的防治。

和劳特派特终生致力于推动“危害人类罪”立法一样，莱姆金同样致力于“灭绝种族罪”的立法。

当然，两个人在分别推动两项罪名立法上的努力均取得了历史性成果。

在纽伦堡审判中，危害人类罪发挥了应有的法律效力，多位战犯被判危害人类罪罪名成立，其中包括曾担任过伦贝格（德占时期利沃夫名称）总督的汉斯•弗兰克。

尽管弗兰克在私人日记中多次表明了他带有“灭绝种族”的意图，但纽伦堡的宣判最终没有使用“种族灭绝”这个词。

值得欣慰的是，在纽伦堡审判结束后不久召开的联合国大会中，先后通过了《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和《世界人权宣言》，“危害人类罪”和“灭绝种族罪”逐渐在国际领域发挥法律效力，并在实际案件中发挥保护个体和群体的作用。

如今，劳特派特和莱姆金所提出的两项罪名所传达的思想，在维护国际法律秩序中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还有一点值得欣慰的是，作为大屠杀幸存者后代的作者桑兹，除了能够与追求正义的劳特派特和莱姆金的后人交流之外，还可以跟战犯的后人一起重游利沃夫，共同回顾利沃夫这段悲惨的历史以及他们父辈们的所作所为。

对于先辈在战争中所犯下的罪行和所遭受的苦难，后人们能够坦诚面对，并以史为镜，在更大范围内努力维护这份正义，这是先辈们最希望看到的未来。

2020.07.05雾凇

　　《东西街》读后感(五)：东西街：历史从未离我们远去

　　

七月的上海湿热到让人烦躁，刚入职的我体会到了社畜生活的不易。不得不说，上海算得上是一个有历史的城市。上百年的历史也是历史，足以让人们感受到它的沉重。

街角常能看到老房子，走过的时候我常常驻足，思考一百年前的这里，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呢？

历史与人是有距离的，但这个距离远远没有那么远。

我上小学前，曾在爷爷当校长的乡村小学里发蒙。那所小学建立于整整一百年前，前身是我家的私塾。家中一位在上海做实业的家族前辈，对国民革命心灰意冷后退隐故乡。他身上发生了什么呢？他为何要变卖家产在家兴办小学呢？是因为一位朋友倒在了北伐的路上？是因为得罪了上海的哪个大人物？当年他可能就在我此刻驻足观看的某个老房子里与别人谈生意。

再晚些，在疯狂的七十年代，我外公曾因为负伤而被部队安排到上海养病。在他的口中，我听到了一个与书本中不同的七十年代的上海。他口中的上海，平静安详。即便在那个时代，在他看来也是顶时髦的大城市。从新疆的茫茫戈壁来到上海繁华街头的他，驻足在街头长叹不已。

这一切与五十年后的今天形成了完美的映照，我也从新疆的茫茫沙漠离开了，在和他一样的年纪，站在了繁华的上海街头。同样是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同样的地方，同样暗流涌动的世界。

1991年，我的导师在日本拿到了博士学位，刚刚回到了上海。登上祖国土地的时候，他恍如隔世。他告诉我：“好像时光倒流了20年，上海与东京比，落后了20年。但当时很兴奋，觉得可以大展拳脚了。”

一年后，浦东新区设立，上海的经济开始起飞。又过了一年，上海的第一条地铁线开通。城市轨道交通正是他的研究方向，他也确实开始大展拳脚，这30年对他来说是成果丰硕的30年。

而正是上海第一条地铁线开通那年，我父亲第一次来到上海。作为一个初出茅庐的工程师，他参与了浦东新区的建设。

在他看来，上海是新奇的：“上海还是不一样，我虽然是在南京读的大学，但去上海还是被吓了一跳，好多高楼。那时候咱老家那个县城，最高的楼才四层。”

在上海的火车站，他怀着激动的心情给自己的新婚妻子写信讲述自己的见闻。一年半之后，我出生了。二十五年后，我来到了上海工作，这对我来说是一座陌生的城市，但我能感受到自己和它的联系。

我住处的楼下有家咖啡馆，咖啡很便宜，再添几块钱就可以得到一份甜点。我就是在那里读完了这本书，《东西街：灭绝种族罪和危害人类罪的起源》。

我读书的时候，会记住读书的场景、气味，以及当时的心情。这些东西会共同烙成我生命中的体验。读着这本《东西街》，潮热的天气带来的腐烂气味混着咖啡的香气，我脑中想的却是上海、我的家族史。书里的内容不断提醒我，历史与我并不遥远，每个人的命运和时代都联系在一起，而时代把我们串联在一起。

但这本书其实是一本法律史著作，作者所讲述的话题很沉重：危害人类罪和种族灭绝罪的起源。但这本书有着卓越的文学性，完全可以当成一本第一人称视角的小说来读。也难怪它能拿到这么多非虚构文学的大奖。

这本书的体例很有趣，作者选了九个不同的人为切入点。这些人中有作者本人的外公，有著名的法律学者，有与自己家庭发生或交集的陌生人，也有被审判的纳粹他头目。作者去探究这些人的经历，像是一个侦探一样去寻找线索，拂去历史蒙在老相片上的灰尘，而后展现出了普通人在特殊时代的图景：笼罩在纳粹阴云下的欧洲。

今年是纳粹党成立一百周年，与纳粹相关的书籍集中出版，豆友们纷纷说今年是纳粹年。但历史离我们实在是太近了，近到我们稍稍在生活中探访一下，就能找到历史的痕迹。而我们又太容易忘记了，哪怕是自己的记忆，也常常蒙上尘埃。

的确，历史太沉重了。作者的笔触温和动人，娓娓道来，但那些故事仍旧让人窒息。他用平实的语言描述着波兰小城利沃夫里那些人平静温和的生活。他描述那些人的童年和成长，语言充实丰满，让我足以想象那种生活。他笔下的琐碎并不无趣，反而妙趣横生。主妇的牢骚，学者的虚荣，真实得可爱。但读的时候我是揪着心的，因为我知道，出现在这本书里的人，往往有着沉痛的伤。第一章的主角莱昂，亲友几乎都死于纳粹的屠杀。而第二章的主角劳勃拜特，家人也消逝在那个年代的波兰。

我们又能怎么苛责容易忘却的人们呢？书里第九章那个女孩的话还萦绕在我的耳边：

她听到了，也明白了。她选择在这一刻来解释她采取的对待过去的态度：缄默不言并铭记在心。“我想让你知道，我并没有忘却这一切。”这是她的原话，她目光坚定地直视着我。“只是我很久以前就下定决心，我不愿想起这段日子。我并没有忘却。我是选择了不想起。”

书中的角色们有的身居高位，有的隐没于历史中。但作者精心地将这几个家族的故事联系在一起，这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人们的命运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生活在同一个时代的我们，是无法挣脱这种紧密的联系的。在疯狂的时代，尤其如此。我们人类不是一个完美的物种，我们会因怯懦而陷入狂热，因为恐惧而开始憎恨。我们潜意识里知道所有人的命运是联系在一起的，但还是会随波逐流，成为一个沉默者甚至加害者。不过我始终提醒自己，要对人类有信心，对自己有信心。

在上个世纪的疯狂年代中，有劳勃拜特对个体命运的共情，有莱姆金对群体的悲悯。两个命运坎坷的学者，在黑暗时代的尾声将两个罪名写进了人类的历史，提醒我们作为人类的良心。

在新疆求学时，一次我与老师前去牧民村调研聚落。那是一个崭新的牧民安居点，村口有一个游牧转场的大车模型，不过已经成了装饰品。老师在模型前驻足良久，而后抚摸着车的轮子对我说，这是个残酷的高度。

历史上来到这里的征服者，如成吉思汗、康熙和乾隆，他们会把比车轮高的男子全部杀掉。

这就是我们的历史，听起来不免有些让人悲观。但随即我导师拍拍我的肩膀，告诉我，从历史的尺度上看，人类的道德水准一直是在进步的。至少从统计上看，暴行是在减少的，他选择相信人性，对未来乐观。这是一个经历过黑暗时代的人的选择，所以我认为这种乐观不是轻浮无知的。

悲观和乐观是需要放在时间的尺度里去考量的。对于人类这个整体来说，相信进步主义或许没有错；而我们短暂的一生中，会经历时代带来的起伏，会有堕入黑暗的时可。但不管生活在什么样的时代，我们都可以选择过有尊严的生活。守住作为人的良心和底线，这只关乎于个人的选择。而人类作为群体的尊严，是一个个真实的人的选择所构筑的。

这本书之所以引发我强烈的共鸣，是因为我可以理解作者的心情。他游走在档案和资料之中，拂去历史的灰尘看到人类历史上黑暗时代的图景。但他的眼睛穿过人性的黑暗，看到了其中个体的尊严。

历史从未离我们远去，人类的良知和尊严是需要被反复提醒的。危害人类罪和种族灭绝罪这两个罪行，在空间和时间上距离我们都并不遥远。如果你像本书的作者一样，沿着自己的家族史向上探寻一二，或许就能发现自己和历史的真实距离。

去新疆求学之前的那个寒假，我和父亲在杭州街头偶遇了一位远房亲戚。几句寒暄之后，又匆匆告别。那位亲戚的爷爷是我爷爷的堂兄，与我家亲缘关系虽远，但我爸上学的时候曾受过那位老爷子的关照。当时我爸借住在老爷子家里，喜欢听他讲过去的事情。我爸告诉我，那位老爷子是家族中最早离家求学的一批人，民国时曾在南京教书，曾亲历了南京的沦陷。于是借我爸的口，我又听到了一段家族往事。

老爷子当时与涌出南京的难民一起先到了南昌。为了落脚他在当地的学校求职，穿着难民的破衣服上台试讲，惊艳全场。文笔和谈吐偶然得到了一位大人物的赏识，于是机缘巧合下被推荐去给政府要员当文秘，随着战时政府迁往了重庆。

当时他经常陪同官员去大后方考察，在云贵一带走访了很多地方。他对一件事印象非常深刻，在酒桌上，他和一位同僚谈论当地的民族政策，同僚觉得有些施展不开拳脚。同僚提到历史上镇压土司叛乱的时候，会因为窝藏叛徒而将一整个寨子的人杀掉。

“当地人闻风丧胆。”那人说道。

那个同僚眉飞色舞的表情刺痛了老爷子，他实在难以如此平静地谈论杀戮，因为两千公里外，三十万南京同胞尸骨未寒。时代洪流下，与逝者相比，他们只不过是运气好点罢了。

　　《东西街》读后感(六)：奥斯维辛、卢旺达屠杀背后的人类文明守夜人

　　二战，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世界战争。 这场战争对人类文明的戕害，在大量影视作品中获得了直观的表现： 斯大林格勒反复易手的断壁残垣、奥斯维辛形容枯槁的犹太面孔……

影片《兵临城下》与《辛德勒名单》中的二战

　　但有这样一部“隐晦”的“二战电影”，没有金戈铁马和鲜血淋漓，片中绚丽的色彩、夸张的造型与“强迫症”般舒适的画面让它看起来与战争毫无关系。 但其对战争与历史的反思，却不逊于任何一部战争电影。 这就是《布达佩斯大饭店》。 片中画面与情节的荒谬感，撑起了一个欧洲文明在各方暴力之下破散凋零的悲剧内核。

《布达佩斯大饭店》中的场景与人物

　　最值得玩味的，是片中的核心场所，布达佩斯大饭店。 这座饭店与匈牙利首都没什么关系，而是象征着著名作家斯蒂芬·茨威格（Stefan Zweig）记忆和笔触下，他的故乡奥匈帝国。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奥匈帝国，是领土面积仅次于俄罗斯的欧洲列强。广袤的领土与多元的文化让它成为全欧文明荟萃之所。 但也正是由于领土历史来源复杂，领民民族构成多样，帝国解体后，几乎每一座城市都遭遇过“城头变幻大王旗”的纷乱经历。 这些城市像布达佩斯大饭店一样，华美、精致且历史悠久，却在政治风云中变换模样，风雨飘零。 她们的处境，如影片中的台词：“微弱的文明之光，仍存留在这野蛮的屠场里。”

　　今天为大家讲述的“饭店”，名叫利韦夫。在野蛮环绕中，两位犹太法学家，以法律守护着人类文明的“微弱光亮”。

利沃夫大酒店

　　20世纪初，利韦夫这座城市有着与布达佩斯大饭店一样明艳的色调，“红白色、蓝黄色和一抹黑金色”，分别代表着波兰、乌克兰和奥地利。 调色盘般丰富的颜色，代表着奥匈帝国中共存的不同族群文化、宗教和语言彼此间的碰撞，也预示了发生在这里的政治变换。

今天的利韦夫老城景观

　　1914年9月至1944年7月，利韦夫的控制权易手了8次。 建筑是不动的历史见证者。利韦夫的街道见证了欧洲动荡的20世纪，是割裂了不同文化的民族冲突的焦点。 街道网格刻画着历史的变迁，也定位着人物的命运与他们思想的脉络。 赫希·劳特派特和拉斐尔·莱姆金从这里的大学毕业，并在二战后针对纳粹德国战犯设立的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上，提出了“危害人类罪”和“灭绝种族罪”。 自这次世纪大审判后，这两个罪名经常被一并提及。 而两项罪名的提出者，同为犹太人，在同一时代生活在利韦夫，毕业于同一所大学，有着相同的授课老师。他们的家人，也都遭到纳粹德国的杀戮。

赫希·劳特派特手稿（1946年7月）中的“危害人类罪”字样（上）；拉斐尔·莱姆金手稿（约1945年）中的“灭绝种族罪”字样（下）

　　但尽管这两个罪名和它们的提出者有如此接近的关联，它们的含义却有着巨大的差别，甚至可能矛盾： “危害人类罪”，关注个体。而“灭绝种族罪”，则关注团体。 假设某一势力屠杀了十万人，受害者恰好属于同一群体，比如利韦夫的犹太族群。 出于系统性计划而杀害个体，就构成了危害人类罪；而杀害许多人的目的是消灭他们所属的群体，则构成灭绝种族罪。 为什么会有这种区别？为什么如此相像的两人却提出了内涵不同的法学概念？ 同样的问题，也困扰着一位犹太裔英籍的国际律师、法学教授，他叫菲利普·桑兹（Philippe Sands）。为了避免“卡拉马佐夫大兄弟”式的人名识别困难，我们叫他“老桑”。 2019年，老桑接到了利韦夫的城市大学法律系的邀请，去做一场关于危害人类罪和灭绝种族罪的讲座。 之所以会找到老桑，不仅因为他是一位法学教授，更因为他作为国际律师，亲身参与了多起关涉这两项罪名的案件工作。 从1998年的智利皮诺切特案，到后来南斯拉夫与卢旺达案，他都参与了诉讼工作。 同时，利韦夫的网状街道，也“划定”了老桑的命运：他的外祖父在20世纪30年代生活于此，并在纳粹控制这里后惊险逃离。

利韦夫的街道平面图，可见四个家族的居住历史

　　对老桑来说，解答上述问题的过程，也是他“回到”利韦夫，揭秘包括自己在内，三个犹太家族命运的过程。 基于这段探访的经历，结合亲历者口述与档案材料，老桑写就了《东西街》一书。 既像一部抽丝剥茧的侦探小说，又像一部探访往事的回忆录，《东西街》将老桑的外祖父莱昂·布赫霍尔茨、国际法教授赫希·劳特派特、检察官兼律师拉斐尔·莱姆金编制在利韦夫纵横交错的街道中，让几个家族在20世纪的沉浮冷暖现于纸上。

菲利普·桑兹与他的《东西街》

　　而这个旅程的起点，是利韦夫州国家档案馆。 今天的利韦夫，在乌克兰境内。后者作为苏联成员的经历，为这座城市增添了些“红色印记”。 国家档案馆占用的是一座年久失修的18世纪建筑，看门的是一位戴着头巾乌克兰大妈。 “来干啥？”标志性的过问。 “档案。”与老桑同行的学生快速对出了“暗号”。 他告诉老桑，进档案馆的秘诀就是，少说话，快步走，不要逗留。 穿过杂草丛生的玫瑰花园，踏上叮当作响的金属楼梯，踩着浸满雨水的潮湿地摊，他们渐渐接近那些被忽略的历史。 通过没有标识和照明的二楼楼道，老桑在阅览室向档案员递交了调卷申请单。 但这里经常性的断电打断了他的计划。 “明天十点再过来取档案。”档案员显然习惯了这样。 这样，在第二天，由灰尘、皮革和正在瓦解的纸构成的三座塔，被整齐地垒在木桌上，等待着老桑。

1917 年的利韦夫，当时被称为伦贝格法律系，从上至下第二排左图火车站，从上至下第二排右图乔治酒店，最下排右图

　　赫希·劳特派特，危害人类罪的提出者，他的秘密在这里被渐渐揭开。

“个体是所有法律的终极单位”

　　劳特派特人生最重要的转折点，是1918年，这是他读大学的第四个年头。 这一年也是利韦夫、欧洲乃至全世界具有戏剧性的转折点。 11月，一战与奥匈帝国一起结束。乌克兰人控制了利韦夫，并宣布其为新成立的西乌克兰人民共和国的首都。 这迅速导致了当地波兰人和乌克兰人之间的对立，并进而发展为流血冲突。 一星期内，控制权易手，波兰人掌握了利韦夫，双方缔结停火协议。然而，抢劫和杀戮并未随着停火协议而停止。 在城市中的犹太人被夹在两者之间，由于害怕站错队，希望保持中立。 协议没有带来停火，犹太人的中立也没能换来安全。 犹太人很快成为攻击目标，《纽约时报》头条将之描述为“1100名犹太人死于伦贝格大屠杀”，美国总统威尔逊牵头成立调查委员会。 劳特派特在利韦夫亲身经历了个体受到战争与族裔冲突残害的现实。 关注个体权利的思想种子，在利韦夫的街道上，埋在了劳特派特心中

伦贝格西斯笃街上的街垒，1918年11月

　　与此同时，一战将关于群体认同和自治的法律问题推向了前台。 在当时，国际法中既缺少关于保护少数族裔的规定，也没有赋予个体以权利。 以利韦夫犹太人屠杀为契机，凡尔赛体系的“操盘手”，美国总统威尔逊对波兰提出了一个要求：只要波兰保护少数民族的权利，就能获得独立。 这一要求，最终以《波兰少数民族条约》的形式得以兑现。 按照《条约》的规定，波兰必须保护少数族裔。这一责任甚至成为了“国际关注的义务”，在国联受到保护。任何争端都可能交由在海牙新设立的常设国际法院审理。 这开创了团体可以接受国际性的法律保护的先例。 但是，这项革命性的责任仅仅使得波兰的少数民族有权获得国际保护，而波兰多数人口则没有这种权利。只因为他们不属于被国际保护的团体。

作为《凡尔赛和约》的一部分，波兰必须接受《波兰少数民族条约》

　　而在奥地利，劳特派特的老师，奥地利宪法法院的法官，汉斯·凯尔森，为他介绍了一种新观念：个体拥有不可剥夺的宪法赋予的权利。 个体，在奥地利，在国家内，被置于法律秩序的核心。 然而，在当时的国际法世界中，法律天经地义是为主权者服务的，个体拥有对国家行使的权利是一种无可思议的想法。 除非国家自愿，像波兰一样，否则国际法并不能保护某国境内的少数民族团体。 简单来说，国家可以对其国民做任何事情，可以歧视、使用酷刑甚至杀害。 奥地利境内的犹太人迫害，正是在这样的观念下被放任。 要切实保护个人权利，就需要在保护个人权利的国家法与约束国家行为的国际法之间搭建桥梁。 于是，一个保护个体权利的国际法观念，在劳特派特的心中逐渐形成。 也正因如此，在二战之后，“危害人类罪”，这一当时旨在追诉纳粹对犹太人和其他人群的迫害等问题的罪名最终诞生。

对群体的攻击是国际罪行

　　劳特派特有一位刑法课程老师，名叫尤利乌什·马卡雷维奇。 在关于劳特派特的记载中，他仅作为利韦夫法律系的众多教师之一出现过几次。 但在“灭绝种族罪”提出者拉斐尔·莱姆金的生命中，这位老师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

法律系，伦贝格，1912年尤利乌什·马卡雷维奇，蓄着络腮胡，在正中间，从下往上数第二排

　　这要追溯到1921年6月，发生在柏林的一起刺杀案。 案件的被告所罗门·特利里扬是一个年轻的亚美尼亚人，他在德国首都刺杀了前奥斯曼帝国政府的部长塔拉特帕夏。 这位刺杀者辩称自己杀死塔拉特帕夏是为被杀害的家人和家乡埃尔祖鲁姆的亚美尼亚人报仇。 刺杀者的辩护律师也打出“种族认同”牌，变成被告只是亚美尼亚这个“庞大而有耐心的”家庭的复仇者。而被刺杀者也的确参与了1915年的亚美尼亚大屠杀。 法官指示陪审团成员，如果他们认为被告的行为不是出于自由意志，而是因为“内心的动荡”，他就可以获释。

奥斯曼土耳其政府于1915年至1917年间，对其辖境内亚美尼亚人进行的种族屠杀，受害者数量达到150万之众。

　　陪审团“速战速决”，不到一个小时就做出了“无罪判决”。 这场审判勾起了年轻的莱姆金对案件中规则公平性的担忧。 因为复仇者只是一时糊涂，其家人和同胞被屠杀这一事实，并未获得公正的报偿。 换句话说，土耳其肆无忌惮地虐待国内的众多亚美尼亚公民而毫无理由受到惩罚。 在课堂上，年轻的莱姆金与一位被匿名教师讨论起这一问题，认为特利里扬本应扮演“自封的人类良知执法者”这一角色，力图维护全球道德秩序。

所罗门·特利里扬

　　这位老师以当时惯常的态度还以颜色：“那主权问题怎么办？国家按照自己的意愿对待其公民的权利怎么办？” 主权，乃是完全和绝对的主权。 “主权是为别的一些东西而设立的。” “主权并非是为允许国家拥有杀死数百万无辜人民的权利而设立。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世界需要一项反对这种行为的法律。” 他继续追问：“亚美尼亚人是否曾经试图让土耳其人因屠杀而被捕？” “没有任何可以逮捕他的法律。”教授回答。 “尽管他参与杀害了那么多人？”莱姆金反问道。 “假设一个人养了一群小鸡，”教授反驳道，“他会把它们杀掉。有何不可？这又不关你的事。如果你加以干涉，就是非法侵入。” “但亚美尼亚人不是小鸡。”莱姆金尖刻地说。 教授不再反驳这一年轻气盛的评论，然后改变了策略。“你要是干涉一国的内部事务，就是在侵犯该国的主权。” “也就是说，特利里扬击倒一个人是犯罪行为，被击倒的那个人杀害一百万人却不是犯罪行为？”莱姆金问道。 教授耸耸肩，“如果你对国际法有所了解……” 莱姆金终其一生都在回顾这段交流，特利里扬案的审判改变了他的生活。 而二十年后，这位亚美尼亚的刺客与二战中被屠戮的犹太人一起，让莱姆金决心以法律保护可能被杀戮的团体。

人类文明的守夜人

　　利韦夫的街道勾勒出劳特派特与莱姆金提出“危害人类罪”与“种族灭绝罪”的历史动机。 而关于这两项罪名与三个犹太家族的传奇远没有结束： 面对纳粹暴行，桑兹外祖父莱昂·布赫霍尔茨穿越欧洲的神秘故事； 纽伦堡法庭上，检察官与纳粹头目汉斯·弗兰克的激烈对决； 两位法学先驱就两项罪名之间分歧与矛盾的反思。 在桑兹的揭秘之旅中，这些尘封的历史都将渐渐揭开。

《东西街》实拍图

　　《布达佩斯大饭店》中，穆斯塔法曾这样形容古斯塔沃：“老实说，他的那个世界早在他步入之前就已经逝去了，只是他用超凡的优雅留住了这个假象。” 人类文明常在毁灭与重建之间徘徊。 劳特派特与莱姆金在20世纪上半叶经历过这段轮回，而《东西街》的桑兹也是如此。 刚果、利比亚、阿富汗、车臣、伊朗、叙利亚和黎巴嫩、塞拉利昂、关塔那摩和伊拉克……一长串的名单反复提醒着人们：“灭绝种族罪”与“危害人类罪”从未远离。 而如同影片中古斯塔沃的优雅，法学家们用法学观念，持续守护着被野蛮屠场包围的文明之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