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研究》是一本由戴玄之著作，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5.00元，页数：206，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义和团研究》精选点评：

　　●极好！就是编辑太白痴，繁体字转化成简体字有转错的也没看出来。

　　●近一个甲子前台湾学者的作品，读完还挺感慨的，没想到会是台湾学者写出这样一部兼具专业水平和悲悯之心的作品。读完最大的感受是，对义和团运动多了一分理解和同情，身处那样一个时代，面对无力抗争的压迫做出这样绝望的挣扎，实在不应该被简单的鄙夷而已。当然了，这说的是作者眼中的“真团”，至于那些浑水摸鱼的流氓无赖、借机兴风的政府高层，那当然是不折不扣的混账王八蛋，应该扔进历史的垃圾桶。

　　●哈哈，老师真好~

　　●历史的悲剧，中国人民于二十世纪附近的一场劫难。

　　●义和团研究入门之作。

　　●个人认为写的不错，另一个角度看。

　　●按需。

　　●亮点在义和团起源、荣禄、盛宣怀与东南互保等，史料的收集印证也做得很仔细。

　　●义和团起源于民团、其内部结构不断复杂化等论断有创见，附录二文显功力。

　　●资料翔实。阅读中。。

　　《义和团研究》读后感(一)：义和团研究

　　戴氏所著成书于20世纪60年代，其观点在现在也广为接受。书后附录两折真伪考颇精彩。袁昶对许景澄所说：死本不足惜，所不解者吾辈究竟何以致死耳，读罢悲从中生。 关于义和团的爆发，作者将外国列强的压迫作为原因之一，因拳众几乎为农民且绝少知识分子，教士和教众的欺凌应是最主要的原因。政府的纵容中未提及端王、庄王于清廷因势诱导中的作用。 义和团源于乡团，初名梅花拳，后改名义和拳。大规模群众运动必有其滋生的土壤，中西方矛盾其中西方传教士在中国传教激进的做法是主要诱因。其起源于山东冠县，由于官兵痛剿，向四方荼毒。 义和团崇拜者多民间常见的神明、忠义人士、除暴安良者。其组织形式公开，俗称亮拳。至于神明降体，多系伪装，至于催眠一说，存疑。 白莲教尊崇弥勒佛，多以叛乱僭号为目标。义和团显然是大杂烩，是中西矛盾下传统中国的应激性产物。外国列强的压迫、教士的欺凌、天灾及政府的纵容是导致义和团爆发的原因。 作者提及义和团有真团及伪团，伪团为三教九流之徒，且多为会党渗透。树大招风，义和团势起之后必然会吸引九流会党之徒。然真团是否有变质的可能？庚子之乱中真团又占多少？屠杀教士教民、焚铁路拆电线、仇视洋物是真团还是伪团所为？ 清廷于义和团抚剿辩争激烈，以袁昶，许景澄，立山，联元，徐用仪五大臣被杀结束。以慈禧、端王为首的守旧派应对庚子之乱负责。攻打使馆之时，荣禄居中运筹，使馆攻而不破，避免了事态的恶化。荣禄功绩亦大矣。 东南互保首倡者盛宣怀，两江、两湖首订之。继而两广、闵浙、四川也参与互保。山东袁氏、陕西端方也一意主剿，袁氏之才干可见一斑。直隶、东北三省、河南荼毒甚重。 八国联军进攻天津、北京时，聂士成部抵抗甚为激烈，聂氏终殒身殉国。聂士成、李秉衡知其不可而为之，死，不得其所。 辛丑条约中国赔偿4.5亿两白银，允许外国驻兵，大沽炮台拆除，至京沿途驻兵，其它赔礼赔款不记矣。

　　《义和团研究》读后感(二)：真实的义和团

　　明年即为《辛丑条约》签订120周年，这个中国历史上最丧权辱国的条约源于当年八国联军侵华。1900年英、美、法、德、俄、日、意、奥匈八国借口清政府剿灭义和团不利为由，派兵沿津京一线进攻，最终攻破北京城，对中国民族造成了巨大的伤害。而作为导火索之一的义和团运动，现在在众多历史书中也变得扑朔迷离。例如我们上学时的历史课本将义和团运动定位前期“反清复明”后期“扶清灭洋”的农民起义；部分影视剧和网络资料、百科中义和团和白莲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近几年在一些网络大V空中，它又变成了只会打打东交民巷，上阵则作鸟兽散的乌合之众。那么义和团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组织，起源在哪，其实作为长期研究民间秘密社团的戴玄之先生早有论述。

　　关于义和团的起源，现多认为是白莲教分支，此中说法始于劳乃宣的《义和拳教门源流考》。据戴先生考证，实际上义和团源于太平天国时期清廷命各省组织的乡勇团练，其目的在于保卫身家，防御盗贼。当时直隶、山东一带人民好练拳，创立的乡团名为义和，团民自称保甲义和团练，其性质是以村镇为单位的公开组织，这与白莲教的秘密结社完全不同。白莲教是一个有其政治目的的组织，它利用封建迷信煽动农民，以达到夺取政权的目的。并且白莲教内部有等级划分及组织架构，而义和团则没有这些。义和团的宗旨是“扶助政府，反对外人”，而白莲教则是“反对政府，夺取政权”，这从另一角度来讲，认为义和团为前期“反清复明”的农民起义实是无稽之谈（因为这口号多为天地会的）。而且义和团对白莲教一系十分反对（毕竟一个是防御盗贼的乡勇团体，另一个是匪），对白莲教徒几乎是赶尽杀绝。因此，义和团与白莲教无半点关系，也不是一场要反清复明或者夺权抢班的运动。

　　义和团的兴起则是源于基督教教士和教徒长期的欺凌压迫以及信仰的对立，最终导致庚子拳变大烧杀，各地反洋教运动兴起，之后又由于北方各地大旱，田地颗粒无收，大批农民流离失所，并认为是由于洋人传教、修铁路、架电线导致天神触怒，灾祸频降，因此大批流民投身义和团，反洋教杀洋人。声势渐大后，慈禧也有意利用义和团来对外报复，因此下令充实改良民团，承认义和团的作为，并鼓励其发展。由于有利可图，三教九流各类人员也纷纷加入义和团，甚至白莲教、天地会等也假借义和团之名散布匿名贴，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何义和团会被冠上反清之名了。壮大之后的义和团鱼龙混杂，原本的乡民组成的团体被称为真团，其余皆为伪团、假团。真团由于多是质朴乡民，除了反洋教外，基本上纪律良好，而伪团则打着义和团的名义为非作歹。战场之上真团杀敌颇为英勇，而伪团几乎是一触即溃，甚至有的摇身一变成为了皇协军。但即便是真团由于封建迷信的愚昧思想始终充斥其中，导天神附体，致刀枪不入的“神术”盛行，在战场上终败于先进的洋枪洋炮，最后利用价值彻底消失，被急于“结与国之欢心”的慈禧扫垃圾一般下令彻底剿灭。

　　100多年过去了，中华民族重新站了起来，这些曾经抗击外军的拳民们也不应再被污名化了，戴先生的这本书正是对他们最好的注解。

　　《义和团研究》读后感(三)：泥沙俱下，鱼龙混杂之义和团

　　《义和团研究》系戴玄之成名作，关于义和团，据说史学界有三个流派，一是“乡团说”；一是是大陆主流学者所提倡的“秘密结社说”，或叫“白莲教说”；第三说则是美国学者周锡瑞提出了另一种综合性的解释，或可称为“民间文化说”。 戴玄之则是“乡团说”的代表人物。

　　戴玄之认为，义和团有梅花拳而来，梅花拳由义和拳而来，义和拳则源于咸、同年间的乡团。乡团的目的在“保卫身家，防御盗贼，守望相助”，为民间自卫团体组织。这样的组织不仅公开化，而且是合法的。其并不是政治组织，无组织无首领是其特点之一。 戴玄之认为，因受教士教民欺压，以及旱灾和爱国心的驱使，才纷起于与洋人为难，变为仇教团体，以扶住政府反抗外人为宗旨。立于此看法，戴玄之认为，在这场群众运动中，有“真团”和“假团”，是“假团”败坏了“真团”的名声。

　　在这本书里，戴玄之认为真团成员皆系乡间单纯，善良的农民 ；假团则成分极为复杂，在男性方面，有被称呼为大师兄，而短衣窄袖，头包红巾，腰系红带的王公卿相；有学习拳棒的太监；有以报国家为名，乘机牟利，希图分惠的无业游民；有横行无忌的无赖；有分党称雄，藐视法纪的土棍；有土匪、波琉球、优伶之瘟猪子、窑子之捞毛；也有营混、人贩、盐枭、马贼、更有肆行抢劫的游勇会匪；及借张势焰的亡命之徒；有恐遭民团欺讹，自立坛场而谓保家的富豪；有文生；有武生；有旗人；有铺清真团的回回；有所谓“沙锅照”的乞丐；。在女性方面，有红灯照的少女；花灯照的少妇；蓝灯照的老太婆；黑灯照的寡妇；“自称仙姑”的流娼；被尊为“黄莲圣母”的鸨母；还有不甘寂寞的“年老宫女”等等。真实五花八门，应有尽有，社会的渣滓全上了舞台。

　　在这场排外运动中，其手段之残忍，不可言辞，凡属毛子必杀无赦，弃尸道旁，无人敢为掩埋，竟为猪犬所食。平民被诬为奉教之人，到坛焚表不起，觅保不得，而被冤死者甚多。其杀人备极惨酷，锉春、烧磨、活埋、炮烹、肢解、腰斩、无所不为。甚至有将教民妇女“挖坑倒栽填土，而裸其下体，入一蜡烛，取火燃之、以为笑乐” 者。拳民视奉教之人，如杀父深仇，必杀之而后快，因此，对作古教士也不放过，竟将天主堂坟墓掘毁，如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诸人遗骸，无一幸免。其不仅痛恨洋人，所谓毛子，也痛恨洋物，曾有学生六人，随带铅笔一支、洋纸一张，皆死非命。更有一家因洋火一枚，而八口同戮。其杀人手段惨酷毒辣，非但毫无怜悯之心，反以为乐，此种变态心理，当年侵华日军所不及也。

　　在此书中，我们看到了一个崭新的“荣禄”形象，也得知两江总督刘坤一等人实施东南互保，才让清廷苟延残喘了十余年。

　　戴先生把拳乱主要责任全部归于慈禧，作者认为由西太后慈禧所主使的清政府纵容下，排外愚昧派得到鼓励，放纵拳匪，最终酿成大祸，结果反误国误民。义和团一闹，不仅签订了赔款数额巨大的《辛丑条约》，还把清朝开明派数十年之功绩毁于一旦。

　　近日日本因“钓鱼岛”添乱，但中国民间回应的方式又如义和团之作风，把仇恨发泄在无辜者身上，一切残暴愚昧的无耻行为，都被挂在了爱国的旗帜下。时至今日，理性之光依然未扎根，以愚昧排外为爱国，屡屡自乱挑起事端，这不是愚行又是什么？

　　在读到老佛爷西逃时的窘境时，我苦涩的笑了：连日奔走，又不得饮食，既冷且饿，途中口渴，命太监取水，有井矣无汲器，或井内浮有人头，不得已，采秫秸秆，与皇帝共嚼，略得浆汁，即以解渴。

　　《义和团研究》读后感(四)：拳民有种，二毛无后？

　　刻下“五Mao党”称谓大行，110年前尽人皆知的“二毛子”则早已销声匿迹。30年前，人们以称颂义和团为时髦；今日，则以诅咒义和团为“给力”。义和团，作为已发生的存在，本身并无改变；改变的，是人的观念。

　　“中华民国在台湾”的学者戴玄之，是宝岛上这一课题的开拓者。五、六十年代，义和团研究在大陆是显学，台湾则否。在专业圈子之外，“戴玄之”这个名字隐而不显，但他是义和团起源研究两大阵营之一“乡团说”的代表人物；另一阵营，则是大陆主流学者所提倡的“秘密结社说”，或叫“白莲教说”。八十年代，美国学者周锡瑞提出了另一种综合性的解释，或可称为“民间文化说”。各派之间聚讼不休，谁也不能说服谁，最终只好停战。时至今日，则有越来越多的学者或明或暗地持“多因素起源说”立场。

　　戴先生虽未能以一人之力确立起源理论，但在具体问题的考证上，则创获甚多，体现了海峡对岸史学界史料为本、较少先入之见的优势。此书的两个附录，对史学界曾经信以为真的几份文献进行了精确的辨伪工作，证明：所谓董福祥上荣禄禀、袁昶许景澄请杀保守派大臣的第二、第三份奏疏，都是伪作。此书出版于1963年，但时至今日，大陆仍有史家将这几份赝品当作真货，故此书的再版，实在非常必要。

　　为荣禄翻案，是戴先生一大贡献。百年以来固化的荣禄形象，是宣传大师康有为、梁启超等人长年累月用生花妙笔塑造出来的，当年如此施为，只不过是出于政治斗争的需要，正如曾经流行的口号“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一样。前伊拉克总统萨达姆•侯赛因信了，于是死得很惨；但人们信了康梁的宣传，并不会立刻上绞架，故听之任之。戴先生钻入文献堆中，提要钩玄，拨去迷雾，果敢地宣称：荣禄“对国家的贡献实不可没”！（本书第86页）

　　在作出这个结论的时候，戴先生没有条件看到荣禄写给其叔父四川总督奎俊的密信，荣禄在庚子五月份的七份奏折、荣禄嗣子良揆所写《书片记事》也还没有公布，他硬是依靠当时人的函札、日记、笔记等“外围”史料，用抽丝剥茧的功夫，还原出荣禄在庚子急难之秋，冒着生命危险竭尽心力保护使馆的史实：“使馆之所以未破，清廷之所以未覆，荣有力焉”（本书第190页）。戴先生尚未留意到的，是荣禄暗示和配合两江总督刘坤一等人实施东南互保，这个贡献恐怕可与保护使馆相媲美。

　　戴先生这本书写作时间甚早，受民族主义倾向影响，对义和团多少有些偏袒，将烧杀抢掠等不端行为归之于“假团”。愚以为，义和团乃是中国史上第一场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泥沙俱下，鱼龙混杂本是题中应有之义；既然并非严密的组织，“登记注册”极端简易，“无证驾驶”也不受处罚，所谓“真团”“假团”的区分也就意义不大。戴先生同样没有意识到的，是废立问题对义和团在直隶京畿地区勃兴的决定性作用。众所周知，义和团率先在山东兴起，但此时资历极浅的袁世凯却能将山东义和团消解于无形，而中央政权、直隶督署、北洋四军所在的京津地区反而“无力”弹压，闹到遍地皆是，连囚禁深宫的光绪帝都差点被团民当作“二毛子”痛打，其故安在？关键在于，戊戌政变让光绪帝成了“虚君”，勾起了爱新觉罗家族中有皇位继承资格者觊觎皇位的野心，领头者即端郡王载漪，他的宝贝儿子此时已经晋级为“大阿哥”（皇储），急于“抢班夺权”；希图在拥立新君中立功领赏的，不仅有大批王公贵族、朝中大臣，还有起于草野的大师兄、二师兄及其徒子徒孙。群众运动往往是朝中权力斗争的工具，庙堂和江湖为了各自的目的暂时结成了联盟。当然了，爱吃咸鱼就不能怕渴，载漪、载澜、载勋连同真的、假的义和团群众，最后都不得不承受应得的代价。可怜的，乃是运动中的“打酱油派”：拳民来了，他们受罪；联军来了，他们还受罪。

　　戴先生把拳乱主要责任全部归于慈禧，正如某些朋友将“文革”责任全部归于丰泽园主人一样，都失之简单化。史学圈子该做的，是搜集和整理最可靠的史料，加以考证排比，务求确凿不磨；史料不足者，只能存疑。急于下结论，往往失之偏颇。近代文献如恒河沙数，即使对同一件事，不同的论点往往能找到数量相当的史料支持，故轻率立论，容易沦为意识形态的工具。教科书已经贻误在前，“反教科书”或许又为害在后。什么时候我们能停止在两个极端之间荡秋千，以临渊履冰的态度，系统整理考释史料，务求折衷至当而后立论，近代史研究才会有希望。

　　（本文已转发国学数典）

　　《义和团研究》读后感(五)：同样的史料，不同的解读

　　这本书最精彩的部分，就在于对由西太后所主使的清政府上谕档之类得出西后纵容拳匪，误国误民的结论。而相蓝欣的义和团战争的起源和林华国的历史的真相之类书籍却运用同样的史料可以得出不同的结论，关键就在于对史料的不同角度的解读。在西后彻底对各国宣战前，西后完全采取的是纵容拳匪作乱和首尾两端的态度，当然不可能在上谕档明确表示要纵容拳匪盲目排外。然在上谕档中却处处玩弄文字游戏，纵容拳匪排外，而对镇压拳匪的官兵却处处设置障碍和处罚，正是在西后的纵容下，排外愚昧派得到鼓励，放纵拳匪，最终酿成大祸，而戴玄之作了很好的解读，让读者看清西后颁布堂而皇之的上谕档后的真实用心

　　另外我要说一句，我认为关于拳乱的另外一本好书，是候宜杰编著的“神拳义和团的真面目”（http://book.douban.com/subject/5388181/），该书证据充分，实为义和团研究的佳作，中国图书评论中有一篇名为现实有爱恨，历史无情仇的书评观点本人甚为不赞同，该书认为候书所引资料仅限于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清末教案》和《山东教案史料》，所以得出结论不可靠。但实施上无论台湾还是大陆学者都对清末教案做过量化分析，其中就引用了书评者所引用的台湾编的教务教案档，结果得出的结论是70%的清末教案是由中方引起的，是由士绅主使下挑动愚昧民众的盲目排外的行径。所以书评者的理由其实并不存在。而且清末教案集中了清末大中型的教案，而山东教案史料收集了义和团之乱前两年期间的教案，以可以充分反映清末教案的问题

　　至于说没有巨野教案，德国也会有借口。这是两回事。近代中国遭受列强侵略确实是实情，但中国回应的方式确实把仇恨发泄在无辜者身上，现在的某些历史学者把“教民”妖魔化，这个方式如同当年红党把地主作为一个阶层彻底妖魔化的手段方式是一样的，因为妖魔化，所以滥杀无辜，滥杀小孩滥杀医生滥杀外国工程师，一切残暴愚昧的无耻行为，都被挂在了爱国的旗帜下，这样的结论无疑是荒唐可笑的。日本也在近代遭受美国人开港，日本人也曾经愤青过，曾经火烧英国使馆，结果遭受炮击。从此不再做义和团的愤青，学习西方理性强国，最终成为近代的崛起国家，日本人并有胸怀把侵略者的美国舰船舰长建立塑像作为纪念，作为其促使日本走出蒙昧的促进人物对待。而中国却不思学习西方强国，却把仇恨发泄在无辜的教徒身上，以愚昧排外为爱国，屡屡仇杀挑起事端，结果却因国力不济屡屡赔款，这不是愚行又是什么？

　　至于说国际法问题，国际法当然是不完善的，然国际法比起大清国的无法无天无法可依的作为又是如何？文明的比较是相对的，作为民族国家制定的国际法比起天朝的朝贡体系，谁更适合近代世界？哪个代表进步？答案是不言而喻的。

　　任何一个文明国家，都不会纵容自己的国民去滥杀在本国的普通外国民众，去滥杀外交人员，去进行杀光外人的公然排外宣传，当时的国际法允许战争，但对战争对象是由严格的限制对象的，而拳匪杀伤的并非是武装的外国军事人员，他们屠杀的是有救助国人的外国医生，铁路工程师及他们的妇女儿童，大量屠杀本国的民众，甚至只要带有一支钢笔，这样的愚民被政府公开放纵，这不是违反国际法又是什么？这不是宣战又是什么？只谈所谓北京使馆猎杀拳匪，却不谈在此之前，拳匪围攻外国铁路工作人员，大量烧杀抢掠，公开宣传杀光所有洋人。而官兵在西后有明显偏向的上谕下竟然置之不顾，而对镇压拳匪的官兵严惩，对放纵拳匪的官员奖励，如此做法不是宣战又是何如？

　　至于对候宜杰的人身攻击更是丝毫没有道理，候宜杰早年和中国的其他近代史学者一样，在那样的压迫环境下只能写些袁世凯传之类的违心之作，然今年来近代史研究风气已大开，比以前的研究环境要宽松的多，所以候才能写出表现自己真实想法的东西，这是对过去专制环境下史观的修正，不是所谓的翻案，这个历史的案不是应由西太后一样的愚民统治者来定，事实上也没有任何党派和任何人由资格对历史做出定案。历史具有不同观点，那就摆事实摆论据来辩论，这样才能促进大家接近历史的真实，而不是套别人翻案的政治帽子，这种话本就非学者所应语。就算如此，候的义和团作品也只能在海外出版，而不能在本国发行，令我想到当年茅海建写了一本天朝的崩溃差点因此丢掉教职，也有人告他企图对历史翻案，真是历史的笑话。茅的鸦片战争著作可以不朽，那些所谓定案的人的著作呢？而对于义和团和太平天国和孙文的研究得出不同的结论，比起茅海建对鸦片战争和戊戌变法更是触犯忌讳的多，所以候著也只能在海外出版了

　　另，戴玄之著作由于收到民族主义的影响，对清末教案的缘起原因也甚为偏颇，其举的说明教民为恶的例子，试思考，其结论是教民不愿接受参加士绅领导下组织的所谓村社传统习俗，关于地产归属前县令已有判令。这是戴著例中关于教民为恶的显证，然而我们只要稍微思考一下就可以得出不同的看法，我们都知道传统社会里，县以下是士绅主导下的自治社会，而教民对于士绅主导下的社会和传统习俗都格格不入，作为国家的公民，教民完全有权利出于自己的宗教信仰拒绝接受传统社会的社戏之类的习俗，而对于专制社会来说，这是必须消灭的异端。关于地皮产归民教争论前县令已有判令，然后在清末教案中的大量例子，士绅本身就是愚昧排外的幕后指示者，而那些读着儒教书长大的官员又无一不视基督教和教民为非其所类的异端，他们有很多甚至接受基教教徒就是吃人肉取精挖眼的怪物，而把这种货色的判令当成是必然的公正不是笑话又是什么呢？也就是，前县令判定产权归属问题是否公证？这本身就需要通过进一步的史料解读才能得出结论，而戴著以此控诉教民为恶，显然是论据不足。其控诉教民因宗教信仰不愿参与士绅主导下的社民传统习俗活动，就为教民做恶，也明显论据不足

　　读书贵在用脑判断，从史料中读出自己的真知，发现疑问自己思考。切不可随作者人云亦云，读书贵在自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