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隐性农业革命》是一本由黄宗智著作，法律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4.00元，页数：268，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中国的隐性农业革命》精选点评：

　　●补课，这书该早十年读

　　●第四和十章高能，第十一章值回书价，好久没看到这么“左”的经济史观了

　　●想起了在北林的那些日子。写太哆嗦了，至多一篇博士论文的量写成了二十多万字，重点概念反反复复地说可见名利之心是有多重。抛开这些还蛮好的，拿西方理论去框中国现实确实是学术界的问题政治经济皆如此，而社会科学终究不是自然科学哪里又有那么多普适的公式。

　　●有关怀，隔阂感较少，提出了问题，对有些数据的使用也比较妥帖，但是在发展出路上面的推断问题是非常多的。……但至少，至少不像很多著名学者的论著不忍卒读，只能说荒谬。

　　●嗯，黄宗智提到的问题其实是一个比较容易观察得出来的东西，大概是由于作者远在美国吧，分析的问题以数据和对比为主。但他提的两条道路，至少第一条国家是在倾力支持（走资的样本？），而第二条也就是他认为最正确的一条，限于国情，实施已经很困难了。

　　●高中读的忘记码了

　　●没太看明白，囫囵吞枣而已。阅读之前的功课需做足。

　　●from 8min。人口众多下的农业困境，只能是低水平的绑定在土地上以维稳。土地私有化固然可以解放农民，但很快就将有失地、兼并、分化之等等。治国之难，政策总是左右掣肘。消费升级推动农业转型。（舒尔茨理论：人力资源是经济发展的最重要因素）

　　●基于中国农业最近三十多年里的真实发展历史与现实状况，探讨中国农业革命的发生机制和未来发展方向，进而对学界盲目套用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和中产社会理论提出尖锐而有力的批评。尽管作者所谓消费推动产业结构转型的观点不一定准确，但他立足中国现实、不照搬西方现成理论的态度值得赞赏。

　　●比潘w靠谱多了orz

　　《中国的隐性农业革命》读后感(一)：这是今年对中国当代社会问题最为深刻的认识的一本书

　　黄宗智——一位来自美国的华裔知识分子，一直以来他关心中国问题，对抗西方中心主义，在西方他是典型的自由左派，反对美国保守主义经济学，新古典自由主义。

　　有黄宗智在的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校区的中国研究中心，在美国可谓非常强大的一支，他的理论综合主流美国汉学界唱反调，甚至对抗，以致树敌很多，但是谁也无法不重视他对中国问题的研究。而今，他越来越把中心放到中国，每年都要在人民大学开三个月的课，还担任了历史与社会高严院的组织工作，这个高研院人员储备强大，就是差点钱，若是能到位，那些课能开出来，一定会非常精彩。

　　黄宗智几年来将研究重心放到了法律史研究，其实这也是他认为法律史作为当代中国历史中非常有意思的一个领域，他的实践和理论之间的关系非常重要，也能反映出中国当代历史发展的一个线索。他把几年对法律史的研究集结成了过去和现在：中国民事法律实践的探索一书，看过的人会觉得，黄宗智关于民事调解的论述，在法律史研究领域是非常特殊的。

　　在这本书中，黄把视角从法律史转到了中国农业和社会，这是他的老本行，写得更加娴熟，看问题也更加总体与深刻。

　　三大历史性变迁的交汇与中国小规模农业的前景

　　中国的隐性农业革命

　　中国的小资产阶级和中间阶层：悖论的社会形态

　　跨越左右分歧——从实践历史来探寻改革

　　这些文章都可以看做近五年来社会科学界最为重要的论述。重要性在于，基于实证分析之上的分析，他从根本上得出了新的结论，尽管这些结论其他人可能不甚同意。

　　但是，作为一位以中国问题为研究对象的社会科学家，可以看出，黄宗智试图在经历了那么多年的经验研究之后，他终于自然形成了一套关于中国问题的独特的理论体系，这一体系，可以称为关于中国的实践历史学，这种历史学不同与以往的历史学的一大特点是，他关注了中国实践与西方历史学理论之间的差异，也关于了中国实践与中国自身历史上的差异，并试图解释这种差异，并找到变化的根源。

　　关于中国当前社会小资产阶级和中间阶层的论述，他看到的更多的是我们的现实与理论之间的悖论，也看到的是西方与中国之间的悖论。

　　乐观一点说，黄宗智一位将近七十的观察中国四十年的中国学者，如今到了对中国问题能够把握的最佳年龄，而他依然在试图接近问题的核心。

　　这本书，我认为代表了黄相当高的理论水平，甚至达到了一种历史理论的高度。谁能想到，他在华盛顿的导师是中国最为著名的思想史学者萧公权，谁能想到在与他的导师分道扬镳了那么多年之后，他正在接近他的导师当年的高度，但是他们的走的路却是完全相反的。

　　《中国的隐性农业革命》读后感(二)：美国式道路为什么在中国走不通

　　1840年，传统中国被迫纳入现代化的秩序中，此后将近100年，我们走过了一条先学欧洲，后学日本，再学美国之路。

　　从理论上看，以产权理论为基础的经济自由主义学说具有极强的解释性，它体系完整，高度自洽，很难找到漏洞，可奇怪的是，它在亚洲却遭遇挫折`——在近代中国，土地私有造成严重的饥荒和社会动荡；在印度，40%的农民失去土地，成了无产者，不得不依附于工厂。

　　为什么理论上行得通，实践中却行不通？美国学者黄宗智这本经典之作延续了他内卷化、过密化等观点，从实践理性的角度重新解读了中国现代化之困。

　　在黄宗智看来，古代中国之所以错过工业革命，在于人口增长过快，为提高单位土地产出量，唯有小农经济，同时期中国农场的面积仅相当于英国的1%，无法形成规模效益，虽然中国农民通过精耕使亩产量达到英国的2倍多，可投入的劳动量却是后者的7-8倍。为提高收入，纺织成为中国农民的主要副业，由此增加了16倍的劳动量，收入增加却还不到1倍。

　　确实，中国农业始终在发展，但人口增长迅速填充了这个空间，相比之下，日本在明治维新前一百年人口没有显著增加，英国人口虽增加了一倍，总数也只有800万人左右。

　　在严酷的生存压力下，人们宁可降低劳动生产率，去做那些费力少赚钱的工作。而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组织，消费与生产统一核算，这与市场规律背道而驰——在商业型农场中，劳动生产率太低，老板就会裁员，可在家庭农场中，多一个孩子消耗有限，却带来更多机会，况且，他们还能帮着做低价值的劳动。

　　越穷越生，越生越穷，社会就这样被“无效增长”所套牢，上世纪50年代以后，拖拉机的使用曾大大提高中国农民的劳动生产率，可新一轮人口增长，又迅速将人们拉回到饥饿的边缘。

　　沉重的人口包袱，在拖累着民族的前行。这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古代法律不保护投资者利益，因为饥荒时刻在威胁着人们的生命安全，不解除这个威胁，根本无暇论及契约精神、市场公平。在一个勉强维持的非市场均衡下，贸然采用自由主义经济学说，必然使大量家庭失去农场，使农民们失去基本保障，从而造成人道的灾难，而这样的悲剧，在近代史中已无数次被复制。

　　在本书中，黄宗智展现出更彻底的自由主义思想，他反对演绎逻辑，认为应尊重经验，因为事实证明，理性设计的社会往往会失败。没有资源支持，美国道路一样走不通。

　　那么，未来之路何在？黄宗智提出了纵向整合方案，他认为过去30年中，中国人膳食结构改变的带来了一场隐性的“绿色革命”，这其中孕育着我们走向现代化的重大契机。

　　本书虽为学术著作，但浅白易读，是深入了解中国历史与现实的不可多得的佳作。

　　《中国的隐性农业革命》读后感(三)：对于黄宗智一书的几个观点的反驳

　　黄宗智的理论，绝对是近现代经济学研究的一个标杆，围绕他的内卷化观点，学术界中的纷争层出不穷，我因为正在做黄宗智的个人经济思想研究课题，所以也正在进行其观点的搜集工作。

　　黄宗智先生的新书《中国的隐性农业革命》，处处都是黄先生对于中国农村发展的现实化考虑，其中最关键的一点就是中国农业的现代化转型，即在三大机遇（人口下降、消费结构转型和城市化）的前提下进行的农业资本化发展，土地的资本投入增加，也就是下面所说的“没有无产化的资本化”，这种情况将导致农业剩余人口大幅度减少，有利于解决黄宗智先生所称的“内卷化”问题。

　　所谓隐性农业革命，我自己观后的看法是，就是由于消费结构转型导致的农业生产转型，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经济作物生产，由于其产值得到了极大提升，因此在农村所获得的收益甚至大于在城市收益。为此，为了解决目前农村人口的“369部队”（3代表妇女，6代表儿童，9代表老人）问题，应该鼓励农村人口回流，以解决城市就业困难问题，同时使得农民获得更大的经济利益。

　　关于这一点，梁文道先生在读书时曾经有过一个评价，就是黄先生虽然提出的东西很美好，但是却无法解决农村土地的产权问题，承包制是否在当今官僚化的基层组织中适用？梁文道先生作为文学者，看法固然会有理想化，因此他的看法我觉得实际上有些形而上；但同时我也不赞成黄先生的看。，梁的错误我认为可以由黄先生自己反驳，“作为有中国特色的土地承包责任制，产权的不明晰化是特色，是否应该清晰化，我持保留态度”。

　　但我对于黄先生的反驳则集中在他所认为的真的要通过回流人口来实现农业革命吗？首先对于经济作物的价格问题我一直觉得在农村出现了“高控低不管”这样的特点，最直接的现象就是山东白菜的“丰种不丰收”。同时，对于农村人口分析，黄先生仅仅从经济利益出发欠缺说服力，人本身具备社会人的特征，比如一个人选择城市生活还是农村生活，不单纯考虑其经济利益如何，而是会考虑更多的机会和挑战，比如你在农村一年收入200万，在城市收入可能只有100多万，但是城市拥有的机会、公共设施、卫生环境等一系列因素都会导致你的选择出现不同。我觉得这种类似于管理学上的分析有助于我们更好理清中国农村经济的最终走向并更好去阅读黄宗智先生的著作。

　　黄宗智的这本书是一个经济史学家对于传统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挑战，虽然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但是也可以体现出一个历史学家的现实关怀，而这，正是历史学的功用所在，我以为黄一书中最大的贡献，就在于指明了我们如何进行真正意义上的史学现实关怀。

　　《中国的隐性农业革命》读后感(四)：从实践视野理解中国

　　三农问题在国内是个争论不休的话题，左右两派的立场常常不可调和（但都声称自己的理论才是真正在捍卫农民利益，因而也倾向于质疑对方的道德真诚）。黄宗智在本书中则尽力试图超越左右两派，常常各打五十大板，提出要从“实践（历史）视野”来理解中国的农业问题。作为毕生钻研这一领域的知名学者，他的许多观点确实非常值得参见，在国内左右争论的格局下，很多人看过后的第一反应，只怕是觉得他主要是在批评秦晖、文贯中等自由派经济学家的观点（虽然他根本未提到这两人，而主要是批评舒尔茨）。

　　他在书中重申了他在许多著作中再三强调的观点：在前现代时期中国农业的内卷化（或过密化），直到近年终于出现了摆脱这一趋势的历史契机。这也是他为何要花时间多讨论人口问题的原因所在：因为在他的论述中，人口过多、以及随之而来的劳动力过剩和隐性失业问题，是内卷化的一个重要侧面。

　　在这个基础上，他强烈批评了新古典经济学派的核心观点（以土地产权的完全私有化为首要条件的农业制度）。主旨大略是：

　　1、新古典经济学家的基本信条（国家干预越少越好、国家干预与市场经济完全对立）无法解释近30年来农业变革中国家的积极作用；

　　2、中国的人口和劳动力规模、其历史原因使得其三农问题和美国的很不相同，因而无法采纳美国式大规模农场的农业制度，一旦土地私有化将造成严重后果；

　　3、土地承包责任制虽然产权不明晰（个人、集体、国家混淆），但却有其存在合理性，而且事实证明比印度那种明晰的产权制度更能实现经济效率和发展，还有其实现社会公义的功能（可作为生存安全网防止完全无产化），不可骤然废除改为完全土地私有化。

　　这些观点无疑是与秦晖等尖锐对立的，不但如此，他还警告：“如果真的完全通过产权私有化和市场机制来做到劳动力资源的‘最合理配置’，在贫富分化之上，农村的1.5亿隐性失业者立刻会变成显性失业者，其后果不堪设想。中国人口庞大的问题自来就是假定劳动力是个稀缺资源的形式主义经济学所最不能理解、最不能解释、最不能处理的问题。”（p.96）他预言：允许土地自由买卖的结果，将导致一个类似印度的社会形态，即无地农业工人占很高比例，而且城乡差别悬殊，最终“只会再次导致民国时期国民党统治下的那种大规模社会危机”。

　　反过来，他认为“中国农业的将来仍需依赖小农场，其出路不在大农场而在于新时代的小农经济”（p.99）。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出，他站在小农一边，强调法律和国家须本着“生存伦理”来实现社会公平、有尊严的工作条件和社会-政治稳定性，而不太强调实现经济的最高效率配置。他认为在眼下：“通过法律规定和市场机制来促进土地使用权的进一步流转，包括定期的转租和带有回赎权的出典，借以扩大适度规模农场比例，所有权问题则可以暂时置于一边。”（p.105）

　　这个立场，实际上也赋予了他自己一个道德高地。他不但批评新古典经济学是长于逻辑严密性但无视与理论建构不同的经验，还暗示那种理论已变成一种不适宜于实际的意识形态教条，持有那种观点的人盲从西方理论，自以为代表中国农民利益，实际上却将给农民带来莫大灾难。

　　他自称本书的基本研究进路是用实践视野代替意识形态化的争论，因为他把左右二元的争论称为“脱离中国实际而在意识形态分歧之中打滚”，认为“如此的争论，完全局限于应然理想，最终只可能越谈越僵，最终变成互不理会的自说自话”，相比起来，他的观点能更超越。但他最终似乎还是忍不住把自己反对的观点与自己正确的观点做了一番毫不客气的对照（其区分在我看来是太黑白分明了点）：

　　“意识形态化的新古典经济学与比较实际的非正规经济论的不同在于：前者最终关心的是某种理论逻辑，后者则关心经济发展的实际，兼顾社会公正，而且不仅是学术也是应用；前者以理论模式替代实际，后者则正视现实问题，并要求对其作出行动；前者使我们忽视甚或排斥非正规经济，后者则要求对其公平对待和适当扶持。”（p.189）

　　如果秦晖的粉丝们仔细读一遍此书，恐怕会对其中的许多观点发起猛烈攻击。固然我觉得阅读此书颇受教益，但某些观点也有保留；至于对这些问题上许多人的观点分歧以及争论时的那种咬牙切齿，实在退避三舍。有时想想，不免觉得学术理论常常只是学者自娱而已，农民在实践中难道是因为知道某些经济学原理来决定如何行事的吗？就像土地承包责任制也是农民想出来的，现实中貌似还行之有效，其结果，却使不同观点的经济学家们为之争执不休，两派都对它的混合性质批评不已。

　　《中国的隐性农业革命》读后感(五)：內捲與當代中國

　　HILIP C. C. HUANG. China’s Hidden Agricultural Revolution. Beijing: Law Press. 2019. pp. v, 268.

　　Huang’s book borrows and develops Clifford Geertz’s “agricultural involution” to explain how prosperous imperial China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evolved into today’s less developed China. He further gives possible solutions in the light of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The agricultural involution, according to Geertz, is the process in Java where both the external economic demands of the Dutch rulers and the internal pressures due to population growth led to intensification rather than change, which increased the labour intensity in the paddies, increasing output per area but not increasing output per head. As Huang puts it, increase without development.

　　ased on various statistical figures, their close readings, and thorough analysis, Huang argues that we should not neglect the heavy population pressure felt from the eighteenth through twenty-first centuries in China. By using these figures Huang accordingly rejects optimistic or US-centred opinions held by Kenneth Pomeranz, Theodore Schultz, W. Arthur Lewis, and others.

　　Huang believes that historical economics should start from and centre on reality, upon which theories can be based. Furthermore, theories should be backed up with empirical data and evidence, which are relatively abundant in historical and literary records.

　　The book is a little redundant. A cut of 1/3 words will render it a more straightforward reading without losing any arguments or strength.

　　Further reading:

　　oserup, Ester. Population and Technological Change: A Study of Long-term Trend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1.

　　Huang, Philip C. C. “Development or Involution？ 18th Century Britain and China.”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 61, no. 2 (May): 501-38, 2002.

　　------. The Peasant Family and Rural Development in the Yangzi Delta, 1350-1988.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 The Peasant Economy and Social Change in North China.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