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屎的历史》是一本由[法]多米尼克·拉波特著作，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16.00，页数：142，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屎的历史》精选点评：

　　●人们觉得干净卫生优雅的东西都是从粪上长出来的，两者只有一线之隔。对立永远存在，而流动和循环则将它们保持下来。

　　●象征体系背后的东西和作者的同时代人讲的比较接近，但从屎尿这个角度切入很新奇，论述的构架也不算牵强，挺厉害

　　●所以《香水》把纯洁的公共之物打回原形

　　●实在看不明白...

　　●原来还有新版

　　●被名字吸引 然不能理解大多话语

　　●有趣的书名，糟糕的翻译

　　●屎不仅是需要净化之物，也是使人净化之物。不是我们产生了粪尿，而是它把我们生了出来。屎是上帝的一个片断，是灵魂自肉身的脱落；人就是创世的排泄物。通过受权力话语支配的卫生学收集回归，我们的屎转换成无臭的资本积累，我们得以净化。

　　●从杜尚的小便斗上了解到人们总选择忽略下半身的不洁物，所以就被书名吸引过来了。小薄本的密度可一点也不低啊，屎和国家权利结构、和原始积累、和城市秩序、和气味、尸体……叙述中尝尝夹杂很多反讽，但是有的高级黑看不懂啊。开眼界了~

　　●有意思的小品，可能篇幅短所以显得粗糙，我肯定没有看懂。最后部分讲马尔萨斯的时候有点迷

　　《屎的历史》读后感(一)：本以为是观念史和屎的历史遭遇的“大纲”，没想到是我高看了……

　　“上帝可能创造一个生命，而它却不借助自己排泄物对其他生命的有益后果而因自己的生存成为繁育者。”全书好多这种类型的句子，不知是原作这么表达，还是译者高超的表达，需要使劲读很多遍才知道表达的是一个很粗浅的意思。P135关于“牛奶”那块翻译有错误。我本以为这是一本起底西方文明屎的观念的演变史，以及关于屎的处理的历史事实，进而上升到对现代主体意识的扩张批判。遗憾的是，从原作者最后一章（或两章以及书中零星出现的词句）才明白作者集中要批判的是苏联式的极权国家，在我心理的地位，瞬间降格了……从译后记中，得知，本文的主体（sujet）特指臣属，我不知道译者有否误会原作者的意图，因为在正文中，屎的文明化，是在国家之神圣的和个人权利的双重意义上表现的，也就意味着，主体是指人的主体意识，现代国家是主体意识对于自然（无论以何种借口）极度扩张的结果。我学识不足无法明确判断

　　无论是在正文还是译后记中，若关注于细节，都能发现译者和作者的愤怒和辛辣。因而，喜欢看奥威尔，又对自己的阅读能力有一定自信的人，不妨看看此书。需要注意的是，本书印刷使用的墨的味道，跟本书的名字以及内容有莫大的相关，望注意。

　　《屎的历史》读后感(二)：读书笔记2019.3.25《屎的历史》

　　1、“我们还剩一个俗世的皮囊，即便它是石棉做成的，它也不是纯粹的。” 歌德

　　2、虽然对垃圾的清除是美丽的条件,但是却不能限制美丽向粪便回归。如同珍珠提示着滋养它的污泥，国王的纯洁语言，贞洁权力的语言只有在以一些“低贱语言”作为条件时才成为珍珠,它们是粪便交易和腐败的场所。而国王的语言是它们的等价物，是普遍等价物，也就是说在它们之中闪着金光,并且不会因为处于等价物的地位而使它的辉煌受到玷污。

　　3、与乡村对立，城市成为没有腐臭的场所，并因此向视觉的新天地开放：金钱来到粪便曾经的位置，是粪便的还魂。只会重新引发与粪便关系中的构成性的矛盾:城市被美化,有了条理，变得伟大，变得高尚，与乡下的污泥相对立，但也有可能因此变成与众所周知的原初自然相对的腐败的场所。“他臭烘烘”、“他散发着铜臭",后来的城市公民如此评论资产者,自由城镇像是洗衣机，在那里人们进了纯洁的国家话语的脱水机。因为，如果说在田地里闪光的粪便产生金钱，全钱在城市大道上延续下去那么粪便的气味也在金钱沉睡的地方延续下去。

　　4、对黑种人而言，白种人有着尸体的气味。对于白种人而言，黑种人有着粪便的颜色和气味。这一共同的识别奠定他们相互的仇恨，一方恨另一方是因方对方唤起他对自身所隐藏的东西的形象，另一方则从这种想要摆脱土地的执拗中(征服者的确摆脱了土地，他离开自己的土地来耕种别人的，也就是说使土地能产出，使它清洁,为了在耕作的同时将野蛮人从他的大粪土地上拔除)看出那种不知自己必然要死去的人的盲目傲慢。带来文明的一方不可能不去相信自己是不朽的:正因如此他才有着尸体的气味,这气味是由他所压抑的东西的回归来构成的，这东西涉及他作为凡人的境遇,凡人必须像其他人一样从他痛苦的“俗世臭皮囊”中去除自己的污秽。

　　5、人生于粪尿之间,是拉波特书中一再出现的句子。下体集中了人的生殖和排泄器官,两者关系复杂。婴儿性欲最初三个阶段口唇期(口欲期)、肛门期(肛欲期)和性器期(性蕾期),属于自体性欲满足的阶段,此后进人俄狄浦斯情结阶段,性欲的满足转向外界对象。在肛门期，粪便从身体脱离，但仍然被当作身体的一.部分,婴儿把玩粪便，不觉其臭。觉得粪便污秽,对之产生厌恶，是主体意识形成的标志。

　　《屎的历史》读后感(三)：仪式感与纯洁化

　　我在思考屎的历史时候，我在思考诞生我的构造。

　　屎是食物与肠道的结合，是尸体的宣言，是超越了思考的本质——我们厌恶死亡。与干枯的尸体相比，面前金黄的风干体更加明显地展现着离开了过程的随机艺术，这种脱离了过程的不确定性与我们思考的起点直视，突兀，提示着任何脱离了母体的现象艺术。物在体液中被分解，现象在大脑中被升华为抽象，在运动中构造发挥着它本身的个性。现象被观察，语言产生在构造之外，语言脱离了死亡，语言如同屎撅一样掉落，附着，风化，成为新世界的开拓者和难以产生交流的孤独符号。

　　我是死亡的对立面，我是感官的还原者。

　　清洁，秩序，美好的愿望需要通过私的确立加以推动。感官，是私的享受。感官孕育着灵魂，它的对立面是清洁，如同厌恶他人的排泄物和欣赏自己的创造一般，清洁的愿望划清了私的范围，我们从世界与自身一体的全知跌落至清洁与感官体验的对立中，灵魂由此而生，它要求一种秩序来滋养它的贪婪。灵魂是贪婪的，正如语言从现象中被思考，被创造，它被创造之时便已不受思想控制——释放的快感，渴望被欣赏与看到他人相似的创造物的嫉妒与恐惧，让语言追求一种升华来分离思想的污秽与精神的美好——灵魂。灵魂贪婪地需要赞美和欣赏，我们渴望看到自己的灵魂，也承认灵魂来自缺乏清洁与秩序的自身——圣人的灵魂来自幻想。我们用语言包围精神世界，与城市的下水道改造，清洁净化的手段相似，语言似乎在能够感觉得到的形象里逐渐填充世界上不被思考的缝隙，腐败，产生一种锻炼着我们感官的刺激物，并要求被整理，反过来纯洁我们的思想——语言站在的死亡的对立面，它创造出灵魂给自己升华，循环并改变自己。

　　我被洗脱了臭味，我被消灭并得以重生。

　　语言借助印刷术改变了自己的形式，口语中无法记录的直觉反应被再次创造，扭曲，语言经历了一次大的消亡。语言被挑选，被整理，如同伟大的罗马要打造世界上最大的下水道，我们的思想要打造前所未有的认识世界。语言在构成世界的过程中消亡，最终被世界本身的细微形式所代替。美与善是效仿自然的尝试，正如印刷术被创造后继续分娩出新的交易形式，跨国，跨越道德，跨越趣味，统一的知识与思考形式诞生于效仿语言本身能够被理解的一小部分——语言中无法被效仿的部分消亡了。借助交易一切的雄心，人们消灭了差异性，把诞生于自然的本性重新定义，定价，以便在洗脱金钱的臭味中交换审美方式，通过脱离嗅觉的低级自恋来宣告一种共性。语言在流通中强调任何趣味都是一种商品，将粗鄙的个性再次重生。

　　《屎的历史》读后感(四)：读罢“屎”记

　　一开始从凤凰文化微信公众号，看到这个推送的时候，觉得这应该是个玩笑话，是一种笑料。也正是因为这份好奇，才开始读这这本关于“屎”的小册子，万万没想到会如此有趣。 屎，是作为排泄物的，而且正常的话，每天都得排泄，这样才能保证一种生理循环上的正常。奇怪的是，我们没有对动物拉屎的现象有任何的厌恶，而对于自己的拉屎行为一定要找一个可以隐蔽的场所。显而易见，我们并不是对排泄物怀有厌恶感，而仅仅是对自己的排泄物有厌恶感。值得一说的是，这种厌恶感并非天生的，而是通过教育获得的。一种更为文明的生活方式，拒绝与粪便或者屎尿为邻。因为一种不受限制的，完全无序的屙屎行为，正是人的动物性的最大表现。 社会作为与自然相对的集合体，竭尽全力地让自己与自然相异。自然与社会最大的不同是规则确立并且可能被执行程度高低来区别的，规则的执行让人与动物划分开来。可为了让人真正达到无所拘束，满足所有需要，各得其需。必然要走向一种动物性的回归，达到自然的回归。而这中间的区别是，自然一开始的自适是因为蒙昧，或者无意识而循环发展的。人的远大社会理想要求人在一种极其开明，开智的情况下可以自适，这意味着必须越过个人的私心，也即是区别对照标准的完全消失，是从意识转化到潜意识行为，从而完成一个无私到私人再到无私的境地。 但这一点极其困难之处在于，私欲意味着一种强权，一种地位高低的彰示。不管你和那个受难受罪之人的关系亲切或是疏远，对于他的堕落和奔溃，你都会存在一种很自然的兴奋。这种兴奋正是因为，人的私欲和自我必须要求有人低于自己，你表面永远不必表现出来这种情绪。 其实，很难想象，一个完全无拘束的光明的未来，你不会因为身体的暴露而羞愧。身体作为污秽不仅存在于宗教之中，而且存在于政治之中。隐蔽是一个人达成自己的最好方式，因为你很难做到去相信任意一个陌生人。尽管这个陌生人是无害的，但为了安全起见，你必须先假定他是有害的。因为私心和私欲的存在使人的沟通之间，天然地架起了一道永不可逾越的屏障。你看到的别人只是别人所要塑造的形象，当然也无愧于这个词——形象，它天然地指向一种情感体现，而非本身。与理性相比，人更大的特点是感性，或者说是情感特征，让人一念成佛一念成魔的东西正是情感而非理性。理性只有表现为对情感的节制时，它才是有用的。情感位于中心，而理性作为护卫。这才是人的精神正常的一个形态。 可因为人并不能仅仅满足于个人的情感，而更多的是满足于社会的情感，社会的情感才能标示出个人的有用性。也即是个人对社会的服务性，服务与仆役的区别在于，服务是一种愉悦身心的活动，服务主体和服务对象都处于愉悦之中，主体满足于成就感，对象沉浸于美的享受，也因此如果服务没有达到美，或者拥有愉悦的成分，那它就是不合格的。仆役则是一种附属关系，附属关系要求，你属于我，我可以对你做一切事，而你只能为我服务，达不成一种交互运动。 正是人的社会情感要求人有服务性的特质，并且从中获得荣誉和勋章。这也正是权威存在的意义，“名不正言不顺”，“人微言轻”和“在其位谋其政”都不约而同的指向这一点，也即是正名的必要性。或许用这一点去理解封建侍臣的地位是很有必要的，侍臣作为能说会道并且具有讨好性质的仕人，代表了着君主的思想。而如今的报业也正是承担着相同的任务，必须作为喉舌，开宗名义。而入仕同样地成为文人或者说知识分子最大的愿望，他们同样在谋求政治话语，也即是强权。不论今古，不论国内外，全是如此，一位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从不会绕开政治，因为政治性正是社会人的本质属性。即使那些落魄文人，被迫的流亡者们。他们同样是因为政治原因如此，如果一个文人决定颓废和放浪形骸，正是因为他不能在政治中得到自己认为应有的地位。他被迫地去创造一个新的国度，艺术和幻想的国度。而当流亡者们，依然忠诚地试图给历史作出一种合理的解释时，他自己必须知道这会存在一种虚构，一切的记录都会有虚构的性质，因为人并不能对他人达到完全理解。尽管他的纪实创作是寻访的形式，但因为都是回忆性的，回忆本身会变成一种故事。时间会让事件，不管痛苦抑或是喜悦都趋于平淡，让经历与生活达到和解。而这种何解也就是容纳性，必须体验折磨，你才能做到有容纳性。情绪体验，情境体验远比知识所带来的认知能力改观对个人的影响大得多。 对于书中关于人是上帝排泄物的说法，并不敢有所苟同。毕竟不是一个教徒，因而无法去拥有那种宗教情感。但毫无疑问的，关于粪便和屎尿的低贱是人共同认知的一部分，从骂人的脏话“臭狗屎”就能知道。而关于它的生产性，也即是用于农业施肥这一点毋庸置疑。它的药用，则是常见的，至于美容方面，也正是被开发利用。所有这些并不是屎一旦被屙下，就能够使用的。它必须经过发酵，混合和清洁以备用。而这是可喜的回归，正视粪便也就是正视未来。 2019.11.24

　　《屎的历史》读后感(五)：《屎的历史》：身体作用于政治经济学

　　原文地址：http://www.qh505.com/blog/post/5898.html

学者：你不相信化学？ 我：我相信大自然。莎士比亚（原文如此）说过“在大地与苍天之间，存在的东西比学者们所能想象的多得多”。我附和莎士比亚的说法（原文如此）。

　　这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科学的暗中排斥？这是重农学派对于土地的迷信？这是反驳马尔萨斯而构建的“循环理论”？演出开始了，一则看起来像是寓言的对话，把科学和自然对立在那个小小的喜剧里：学者为什么质疑作为诙谐人物的“我”？我又如何附和莎士比亚的说法，把大自然放置于学者所研究的科学领域之上？

　　在大地和苍天之间，是大自然，在大自然中，人是其中一部分，在人的组成里，身体是外在表现，莎士比亚那句话里是不是也建立了“身体=大自然”的唯物主义观点？当我“附和”莎士比亚的说法，甚至于附和之语言也都成为不蔓不枝、毫无歧义的自然语言，它在“原文如此”的语境之下完全成为大自然的等价物，在大地和苍天之间，身体和语言同样比科学更能有一种自给自足的意义，还要分解污物的化学家干什么？还要负责肮脏的卫生学家干什么？还要提出控制人口节约资源的马尔萨斯干什么？自身存在的东西就够了，附和莎士比亚的一句话就够了，带着自己的身体回归土地就够了。

　　作为回答，法国社会主义先驱皮埃尔·勒鲁就用这样的方式回应了马尔萨斯：“用您全部的财富您真的生产出些什么没有？没有，是自然在生产一切，当您深入您所有的生产手段的根本，工业再次将您送回到农业，而农业将您送回到大粪。”让工业回归农业，让农业回归大粪，这和作为诙谐人物的“我”附和莎士比亚的那句话有异曲同工之妙，不光是自然之一部分，宇宙本身也产生着属于自己的“宏伟大便”，“俗世的烂泥的神圣力量，生命的创造者从中永久地制作出所有的生命”。并非是重农学派对于土地的迷信，也不是让身体和语言拥有交易的地位，皮埃尔·勒鲁其实是建立了自己的“循环”理论：依靠自身的力量延续和保证社会大生产，而且是带着信仰，带着虔诚，带着对社会主义的崇敬认识到“人类是自己的生存资源的繁育者”，在这种生产和回归，排除污秽和制造价值的循环过程中，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所说的“缺乏的终止”：“每个人认真地收集自己的粪便来交给国家，也就是收集人，作为税收或者个人贡献。农业生产将立刻翻番，贫穷将从地球上消失。”

　　作为收集人，人类的个体自己是生存资源的繁育者，他为国家税收、农业生产，甚至社会主义事业做出贡献，在这个意义上，这种循环理论构筑的价值体系无疑具有再生产的重大意义，但是在收集和上交、送回和繁育的过程里，很明显需要一种联结的中介，那就是国家，“粪便，他们自己的粪便，他们不能割舍，担心有一天会缺少。”当个体在如此担忧中寻找自身的资源，并将其国有化，是不是隐含着某种“国家崇拜”？或者说，这个收集的动作背后是不是还有一个制度意义的主人？皮埃尔·勒鲁用社会主义话语来构建大自然的循环理论，似乎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暗中排斥，因为在所谓的资产阶级体系里，承担这一切工作的是卫生学家，当他们谈论着血液、乳汁、粪便、性、尸体、精液、下水道、医院、工厂、小便池，当他们抵御着最根深蒂固的方案，当他们卷起衣袖迎击那些厌恶到难以启齿的东西，当他们负责肮脏的所在，他们就是以英雄的形象成为“资产阶级的、致命欧洲的文明的夫君”，他们所做的目的是满足需要——且满足所有需要。

　　不管是社会主义生产将人类看成是“自己的生存资源的繁育者”，还是资产阶级利用殖民欧洲的文明的英雄从污物处理中获利，不管是“循环”学说，还是等级观念，在关于屎尿的历史和现实中，一个共同之处在于：“他们与身体的关系如此密切，以至于身体反过来作用于政治经济学。”身体的政治经济学被书写，到底从中发现了“烂泥的神圣力量”，还是建立了等级关系，是让身体回归到大自然，还是发现了“粪便-金钱”等价关系？而回答这个问题，其实最关键的是：谁来书写身体的政治经济学？是产生屎尿的本人还是制度里的主人？

　　“为何我如此美丽？/因为主人将我洗。”多米尼克·拉波特在题辞中引用了P.艾吕雅的《痛苦之都》，如此美丽是我之现状，是我之理想之实现，但是这一切的主导者是“主人”，也即是说，当我变得如此美丽，一切的功劳在于“主人将我洗”——主人已经出现了，他把“我”带入到一个美丽的世界，这个美丽世界不是外部的，而是和我有关，和我的身体有关，所以主人之出现，就是建立了一种主体和客体的关系：我之美丽，就是因为我是客体的美丽，这里就有了一种需求论的歧义：是我需要这样一种美丽而主动让主人清洗，还是主人主动把我当成客体进行清洗，一切的美丽属于主人。多米尼克·拉波特提到1539年的那道“维莱尔-科特莱敕令”，仿佛这个主人是以自上而下的方式需要一种美丽：那年的8月15日，也就是最纯洁的玛利亚的圣日，这道命令被国王颁布，其中规定凡是涉及司法、颁发户籍和公证文书，所使用的的行政语言必须是法语。

　　这是用国王之“言”颁布的对语言的敕令，就像玛利亚圣日的纯洁性一样，目的就是为了营造语言的纯洁性。而在同一年的秋天，另一条法令颁布，这是关于城市公共处的污泥、粪便和垃圾的处理，法令的核心在于为了营造城市的整洁和美丽，需要每个人对这些东西进行清理。一样是法令，一样为了清洁，当语言和污物都变成清洗的对象，主人就已经站在了高处，多米尼克·拉波特对历史的考察，不在于所清洁的不洁之物是否是一种“多余的那些东西”，不在于清洗之后语言和城市是否变得文明，也不在于历史上的这些法令是不是取得了实效，关键在于，当主人自上而下要进行清洗，意味着一种“话语”产生了，这是主人话语，这是权力话语，这是政治经济学话语，这是“强制性”话语：“以历史的眼光来看，应当成为问题的并非肮脏的东西，而是这种对清洁的强制观念，这种强制除了是一种对自身反观的建构，它并没有实用意义的合理性。”

　　弗洛伊德对于文明的定义提到了三个要求：洁净、秩序和美好，这是一套非实用主义话语，它其实是对一种城市管理和语言的怀疑，但是制度在这种怀疑里并不是为了真正达到文明，当两个半世纪之后，路易-塞巴斯蒂安·梅西埃对于首都的描述是同样的一幅世纪末图景，污秽仍然占据着相同的地位，那么1539年的法令是不是徒有其表？多米尼克·拉波特认为，“由文明与排泄功能联系在一起的原始的兴趣，并非是沿着增长的直线转化为对秩序、清洁和美好的爱好”，也就是说，这里并不是效果论的体现，在构建的话语体系里，主人意识其实体现了一种非实用意义的政治经济学——甚至可以拆解为以权力为标志的政治体系和以商品为样本的经济体系：在政治体系中，被利用的人文主义带着文明的双重运动，既变成一种权力的征服，也变成一种获取快感的“奴役”；而在经济上，它在炼金术的历程中，在“丰富、彰扬、升华”中变成黄金，变成商品，变成从污物中诞生的宝藏：语言的宝藏、国王的宝藏、国家的宝藏。

　　“通过尝试确定这话语在历史上的位置，我们可以认为，这话语可以用在其他地方，至少它可以用在其他战线。”主人话语具有某种普遍性，当1539年的敕令被颁布，当语言被净化，当污物被处理，这里其实有一个更加明显的标志，那就是废物的私有化，“清扫自家门前，堆在墙根”，这是关于粪便、垃圾处理的一个要求，当需要每个人管好自己的污物，甚至把它放在自己房子里的时候，涉及到的是一种对污物的“驯化”，而这种驯化完全是私有化，也就是让污物安置在它“正确”的位置：家里，房子里，“让每个人必须‘清扫自家门前’，其在社会实践的个人化进程中，在家庭空间内共处关系的约简化和紧密化进程中所占据的地位，或许是不可小视的。”你管你自己的事，我管我自己的事，我自己的污物和你无关，一方面，“因为这一小坨屎，是在那里，在我门前，它是与我相关的。”粪便成为和主体有关的东西，它和主体建立了紧密关系，“我的”成为一种私有化的象征，它更预示了笛卡尔所说的自我意识形态的强化，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意识反而强化了污秽感，“觉得粪便污秽，对之产生厌恶，是主体意识形成的标志。”

　　这种对自我意识的强化，这种污物的私有化，在去除了公共性的同时，不可避免带来了公私之间的对立，而其实这种对立也成为一个国家象征，当城市被美化，有条理，变得伟大，变得高尚，成为没有腐臭的公共场所，乡村则成为其对立面，它是“原初自然相对的腐败的场所”，城乡对立延伸出来，就成为资本主义话语里的对立系统，而国家在这个对立系统里永远是洁净的，“只要金钱属于国家，它便是纯洁的，只要教士为国家服务，他便是纯洁的，只要权力是合法的和神圣的，它便是纯洁的。”对立系统其实是一个权力系统，它以私有化而隐藏的方式让污物留存在那里：它是令人厌恶的事物，它是每个人的小生意，“是需要照料、维护甚至珍爱的一小堆屎”；而国家安排所有的粪便，疏导它，纯净它，委派专人来收集，准备严苛的罚款来处理违法的业主，国家即使从符号和粪便中获得财富，它也是纯洁的，“作为一个政策的对象，粪便被指定为一种私有物，每个主体、每个所有权人的物品，从此成为公私二元体的另一表述——国家、公共——在其中体现的话语空间。”

　　国家是作为大收税人的国家，是作为大下水道的国家——拉康说：“文明即污物：大下水道。”大小水道排放污物，是为了实现卫生、秩序、美好三结合的文明，而当国家成为下水道，也意味着国家从它吞噬的大口中吐出神圣法律，国家就是作为其小水道上面的清洁之法被建立起来的。当国家成为文明三合体的象征，也就预示着它的对立面是野蛮，而这便有了权力国家的征服和入侵——他们的征服历程就像是在每一个野蛮之地竖立牌子，上面写着：“此处禁止便溺”。乔伊斯在《尤利西斯》中描述道：“罗马人，就像步其后尘的英国人，所驻足之地（他不曾到我们这里），到处带来这种唯一的对于下水道的偏执。裹着长袍，他向周围看着，说道：在这里很好。让我们建一个厕所。”帝国和殖民地，白种人和黑种人，就是在这样一种权力下建立了对立，多米尼克·拉波特将之称为“社会肌体的括约肌训练”管理体系，只有下贱的人才会被要求去问那些污物，只有从粪堆里才能提拔穷人，“如果说对茅坑的制度化意味着某种舒适生活的开始，而这种舒适只能通过惩罚自己堕入私人的恶臭空间来获取，那么分配给每个人一份与其需要相称的利益则标志着公领域无限度扩张的时代，用最谵狂的方式来为社会关系消毒灭菌，以便使臣子保持在他所处的填鸭的地位不变”。

　　这里就明显具有主人意识，主人之清洗，主人之洁净，看起来是为了“我”的美丽，而实际上，“我”这个主体已经不存在了，只有主人，只有文明的主人，只有大收税人的主人，只有小水道的主人，只有管理“社会肌体的括约肌训练”的主人——“就是国家，尤其是极权国家，因为它更好地将这个三合体加以制度化。”这是政治上的主人意识，而当“伟大的罗马”打造“最大的小水道”，他们创立的是对尿收税的制度，之后变成了对人和动物粪便收税，污物不仅在权力体系中被纯洁了，而且，“金钱没有臭味”，“它巧妙地丰富等价物、同义语与反义语、黄金与粪便的亲近之间的游戏，黄金与粪土的亲近之中逻辑关系鲜有以如此明晰的方式在历史舞台上一环环表述出来。”1762年至1853年，全法国对茅厕消毒的手段有57种，香柠檬、柠檬与柑橘汁液、薰衣草烧酒、橙花露、丁香花蕾都成为洁净的材料；而这些材料又成为粪便炼金术的象征，它们将粪便转化为没有气味的物质，在它之上又附加了治疗疾病的属性、净化或美化的效能，甚至美容的价值，“符号的胜利，可交易性的胜利直接与消除气味是共谋关系”。

　　当然还有粪便在医学上的运用，《粪便文库》、《论粪便医学》、《历史医学上的粪便医用》、《论利用粪便作为征兆来诊断下腹疾病》，都提供了粪便治病的功效，巴什拉尔称之为“反衬的增值”，“医生、炼金术士、香水业者通过否定粪便的气味来将它等同为最精妙的芬芳，来将粪便本身，还有尿，抬升到好东西的行列。”去除了气味，带来了价值，甚至它也具有了审美意义，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说：“按照化学的法则，通过有利于形成组织的物质挥发，给予一些形状，反映出某种审美的终极性。”有传说女主人利用自己奴隶粪便来清晰自己，除了美容意义之外，还有着“恰是回归到阴茎状态的粪便”的色情意义；而不管是萨德侯爵对于粪便的变态占有，还是圣女玛丽·阿拉科克吃病人的粪便来辨识疾病，粪便都具有了某种粉饰意义；“岂不知凡入口的，是运到肚子里，又落在茅厕里”《圣经》上的这句话具体到了爱尔兰奥德国王的行为中，当他知道洗手的水是从教士解手的厕所里流下来的，他说：“因为他解手的地方的水，对于我来说，抵得上领圣体。”于是尿屎也成为“上帝的一个片段”。

　　医学、宗教、审美意义上，以及在政治、经济上的体现，使得尿屎超越了简单的物质存在，被赋予了某种神圣性和价值意义，但是无论是国家下水道的政治经济学还是公司对立中的主体意识，无论是资产阶级“粪便-金钱”构筑的等价关系，还是社会主义“循环”理论中的资源自然化，其实都和屎尿的主体有关：这个主体既是从身体里生产出来的自我，还是被要求洁净而利用的制度主体，都代表着权力——法文“sulet”兼有“主体”和“臣属”的意思，国家话语中的主体其实也是国家的臣民，所以当作为原始意义的屎尿具有臭味，还是被洁净之后附加了价值，都无法从权力体系中剥离，因为，“觉得粪便污秽，对之产生厌恶，是主体意识形成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