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是一本由周作人著作，北京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48.00元，页数：2020-3-1，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中国新文学的源流》读后感(一)：周作人文学思想的代表之作

　　何为中国新文学？从1917年初至1919年五.四运动后一段时期里发生的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的文学变革。这场文学变革被称作是“五.四”文学革命，而这期间所诞生的文学，被称之为“新文学”。

　　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是以启蒙主义为特征的"五.四"文化传统，同时是一种一元化价值取向的知识分子的运动。一直以来"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实践被认同为新文学传统的主流，代表人物便是我自小熟知的鲁迅先生。这本大家小书系列所收入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一书，恰好又是鲁迅先生的胞弟周作人所著，可以说此书是颇有一番渊源。

　　全书分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以及“国语文学谈”上下两编。前半部分的重点放在中国文学的变迁发展方面，所讨论的范围几乎包括了整个中国文学史。目的就是追源溯流，为中国新文学找到源头。此书的后半部分，大多为与文学革命运动有关的论述。全书基本上周作人有关于文学思想的代表之作，体现了他对于中国文学的诸多观点。

　　在文学革命和思想革命二者之中，周作人看重的是思想革命。“思想革命”这口号，原本就是他所提出来的。其实，即便是文学革命，也不仅仅只有语言文字的改革，原本就含有思想文化上的意义。周作人一提到文学革命，也总是会将重点放在其在思想文化上的意义这一点。在这本《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中，专门有一篇文章就是讲述“思想革命”的。篇幅虽不长，但的确是用词犀利，毫不客气，与其所知名的散文作品那平淡自然的风格完全不同，字词之间倒颇有一些其兄的文风之味。

　　一直以来对于周作人都没有什么太好的印象，他实在是一个太有争议的人物。不管是从他的职场生涯还是与其兄鲁迅在家庭生活中的恩恩怨怨，都能够给后世之人提供太多的谈资与争论。可是他在中国的文坛中却又颇有建树，所创作的文字清新淡雅、毫不做作，无论是对东西方文学，还是古典近代文章，他都有深厚的研究功底。读他的文字，或许很难以将其与那个饱受争议的周作人联系起来。撇开那些争议不谈，周作人的著作还是应该去好好的看一下的。

　　《中国新文学的源流》读后感(二)：周作人的文学观

　　很多人对周作人的认识是因为周树人（鲁迅），可能是兄长的名声盖过了他，倒显得他不那么知名了，但事实上，周作人也是“五四”新文学新文化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虽然兄弟之间有隔阂，最后因为某些原因而断绝来往。有人说鲁迅信仰专一，而周作人是个矛盾的人。想来，他的思想在他对待文学的态度中应该也是有所体现的。如果不受他身边人或是历史背景的影响，周作人应该还算是一个儒雅君子，他的真实思想后人如今也只能靠着他的文字去推测。但是无可厚非的是，他在文学研究、在写作上是大师。

　　《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是周作人在1932年间，受邀在辅仁大学做的演讲，讨论的是中国新文学，包括探讨文学的概念、范围、起源、用处等问题，梳理中国文学的变迁，对清代文学的研究与批判，再讲到新文学的革命运动等。

　　这里的知识很深入，就文学探讨的问题，让每一个对文学感兴趣的读者都明确了文学的概念、文学的研究对象，文学与其他学科的关联等。很多人爱文学，但是文学到底是什么，却没有几个人表达得清楚。周作人在文中说他认为“文学是用美妙的形式，将作者独特的思想和感情传达出来，使看的人能因而得到愉快的一种东西。”他这样的定义，抛开了实体的媒介，让读者透过文字看到了文学的本质，是思想和感情的传达方式，是一种能让人愉快的东西。这种东西不一定是实物的，但是这种东西是能一直传承着的，它可以渗透进物质世界，更是存在于精神领域。文学的存在未必是必然的，但是无论在什么年代，文学都已成为必需的存在，但它不是只为了有用而存在的。

　　周作人在“中国文学的变迁”里，梳理了中国的文学史，从晚周时期直至清朝，是一份名副其实的简史，简明扼要，凶解独到。他说“文学方面的兴衰，总和政治情形的好坏相反背着的。”细细推敲，还真是这样的，就如乱世出英雄是有道理的。每个时代兴起的文学体裁和社会背景息息相关。唐朝诗新起，是因为当时考诗，所以诗的各种体裁在唐时多起来了。

　　追溯新文学的源流后，我们从中看到周作人的文学史观，他认为“载道”和“言志”两个潮流在中国文学史上起伏消长。寻根溯源之时，也在探讨中国文学的发展未来，鼓舞大家对新文学的信心。文学的发展，也不必约束于用古文还是白话文，二者各有优势，古为今用，今可通古。周作人也一向支持将古文拉入国语文学的范围内，他大胆打破了大家对国语的界定，这也是他和五四知识分子大不同的地方。

　　《中国新文学的源流》读后感(三)：温柔的文学史背后

　　1932年春夏间，47岁的周作人应邀前往辅仁大学演讲，前前后后的八次演讲内容最终9月份被编订成书，也就是今天翻开的这本《中国新文学的源流》。

　　周作人自称“既未编讲义，也没有写出纲领来，只信口开河地说下去就完了”。说者“无心”，听者有意，25岁的邓广铭“却拿了一本笔记的草稿来叫我校阅，所记录的不但绝少错误，而且把我所乱说的话整理得略有次序，这尤其使我佩服”。这本笔记当年以《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为名出版了。

　　后来，周作人将稿费送给邓广铭。他不会想到邓先生用这笔钱换了一部线装二十四史。也不会想到后来邓广铭成为宋史研究学者，与张中行、季羡林和金克木合称"未名四老"。更不会想到，钱钟书会因为这本小册子公开向他发难。当然，这都是后话。

　　先说这薄薄一本讲稿，周作人把文学发展看成一条河流，这个类比匹配度很高。

　　溯源，也就是尝试定义眼下还模糊不清的河流。文学是什么？在周作人看来，文学是“用美妙的形式，将作者独特的思想和感情传达出来，使看的人能因而得到愉快的一种东西”。这不像个作者说的话，倒像个读者。他秉持康德的美学观——审美无功利性。偏偏如此无用的东西，承载了文以载道和诗以言志两条路。

　　既是河流，便没有凭空而来的河流。明末文学已经有“白话”的冲动，周作人考证了明末以来的公安派、竟陵派和桐城派的文学主张，研究了八股文的影响，得出了新文学内应和外援的结果。

　　人注视河流时，难免产生宗教上的徒劳感。比如，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比如“江河从何处流，仍归还何处”（传道书1：7）。同样，周作人认为中国文学这条河流，并没有一定的目标和方向。它只是在诗言志与文以载道之间回转往复。现在虽是白话，沿着诗言志的路子走，未来也一定会有所变化。据说，人们也常常搞不清自己此刻走的正路还是死路。诗言志的文学史从来都是个人的文学史，讲演得到的也只是风格化的讲演录。自周作人讲演之后，言志似乎才是文学的正途。新文学完成了合法性论证，不再是无源之水，但在这种合法性背后，文学继续荡来荡去在两级之间。

　　话说回来，周作人把新文学源流续到明末的公安、竟陵派之后，可以看作是对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的匡正。或许钱钟书看到父亲研究成果被“匡正”心有不甘。讲演同年11月，22岁的钱钟书在《新月月刊》第4卷第4期上发表同题书评，也就有了那场持续20年的笔墨官司。

　　《中国新文学的源流》读后感(四)：了解周作人先生的文学观

　　鲁迅和弟弟周作人两兄弟都是中国文坛里的文学大家，曾被称为中国文学史上的双子星座。因为政治身份的缘故，周作人的名气没有鲁迅那么大，但是文学写作上，周作人比鲁迅更为突出。周作人于1932年四月间，受沈兼士先生邀约，在辅仁大学做了八次演讲，演讲文稿整理成书，即是《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一书。这本书完整体现了周作人先生的文艺观。书中，周作人主要阐述了文学的本质、文学的变迁、清代八股文、桐城派、五四新文学革命、新文学的起源、文学的作用等问题。

　　上个世纪的文学大师们，基本上在大学授课都是自编教材，自编自用，信手拈来，非常有功底。这样的治学风范也是如今值得我们学习的。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一书原作为演讲稿用，并非专著，因而在许多观点上略显简约，也没有过多展开，算是周作人治学的总结。个人觉得在一些措辞上，可能会口语化，不够准确，但文学观是一脉相承的。

　　周作人认为，““文学是用美妙的形式，将作者独特的思想和感情传达出来，使看的人能因而得到愉快的一种东西”。这里的愉快，并非只是愉悦一种感情，更多是痛快，带点既痛苦且快乐的意味。又说，“文学只有感情没有目的”。他认为文学起源于宗教，又与宗教相异。这一点在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一书中的提法是文学起源于神话传说，后者更贴近中国文学的特点。

　　在古典文学方面，一直有“诗以言志”和“文以载道”两种潮流，周作人认为，两者并非泾渭分明，而是相互融合和相互影响的。将古典文学简单分类，这种简单的归纳有助于读者对繁复的中国古典文学做一个一二的掌握，但这样的简单化，又易于让人忽略古典文学的其他形式，比如诗文词曲等这样细分的类别。言志和载道一说，也应该脱胎于咏物言志诗，原本专说诗，进而延展到诗文领域。“言他人的志是载道，言自己的道亦是言志。”两者其实并不完全严格划分。

　　中国传统文论中“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这个观点很好理解，就是文学的传承，文明的传承和文化的传承。与时代相呼应，与个人情感相关。研究文学的两条路：科学的（文学，文学史）和艺术的（创作与赏鉴）。重要的是和文学发生关系，有联系，有机缘，并慢慢深入。

　　清代文学上着重分析了桐城派，认为此派承接唐宋八大家，带点八股，集义理、考据、词章于三方面的集大成。曾国藩关于如何研究学问，又加入了“经济”，“苟通义理之学，而经济该科其中矣。”由此可见，“桐城派的主张，即所作虽为词章，所讲乃是义理，他们便是多方面的人，而不只是文学家”。

　　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基本梳理清晰了中国文学的几个关键问题。虽是带点学术性的议题，但文学大师的语言通俗风趣，平易近人也易于理解和接受，如果是演讲课上，估计大家会轻松地听，时不时笑出来。

　　《中国新文学的源流》读后感(五)：周作人追溯新文学的源流

　　新文学运动是一场影响深远的思想文化革新。关于文学、新文学运动以及这场运动的历史源流等问题，周作人曾在1932年作了一系列《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的学术讲座，另外还发表了一些相关的文章，针对不同问题分别进行讨论。

　　《中国新文学的源流》这本书收集了他的这一系列相关文章，上编包括《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演讲稿，下编包括其他发表的相关文章，另在书中收入了舒芜的长文《周作人论新文学及其源流》，深入分析周作人对新文学的观点。从这本书中可以理解周作人对新文学的观点和思考。

　　周作人对新文学源流的追溯，是建立在他个人的文学史观之上的。他认为，中国文学变迁存在这样一条规律：以“诗言志”的言志派和“文以载道”的载道派为两极，两种力量随着社会状态的变迁此消彼长，皇权强盛之时“载道”文学盛行，王纲解纽之时“言志”文学盛行，中国文学始终在这两极之间摇摆。舒芜在《周作人论新文学及其源流》中把这种观点称为“载道”与“言志”的二元文学史观。

　　从这个角度来看，新文学运动可以说是一场“言志”为主导的文学复兴，是文学的钟摆以白话文的兴起和西方思想的传入为契机，又一次转向了“言志”这一极并得到了发展。

　　对新文学的寻根溯源，胡适以是否白话文的形式作为主要判断标准，而周作人认为文字上的改革是文学革命的第一步，而思想上的改革是比文字改革更重要的第二步，他的追溯以思想精神为重要依据。因此，他把五四之后得到发展的新散文的革新精神，追溯到了明季主张“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和“信腕信口，皆成律度”的公安派的散文中体现的“不承认权威，疾虚妄，重情理”的思想，认为其思想与现代新文学追求的革新精神有相似之处。

　　周作人在文中提到，他“常常说现今的散文小品并非五四以后的新出产品，实在是‘古已有之’，不过现在重新发达起来罢了”，认为“现代的散文好像是一条湮没在沙土下的河水，多少年后又在下流被掘了出来，这是一条古河，却又是新的”。说古，是因为其承接了公安派的思想，说新，是因为融合了英国小品文的新思想，“中国新散文的源流我看是公安派与英国的小品文两者所合成”。这也是他所认为的新散文能够发达的两重因缘，一重是西方科学、哲学和文学新思想的影响作为外援，另一重是言志派复兴作为内应。

　　当然，周作人的文学史观也有发展。他最初提出了“载道”“言志”两种力量互为消长的观点，后又逐渐觉得两种力量并非完全分割对立，“言他人之志即是载道，载自己的道亦是言志”。所以他提出以“诚与不诚”来区分，主张文章要“有诚”，去表达真切感到的事，而不诚的文章不过是学舌而已。在诚的基础上，好文章还要做到达，也就是达意。写文章的目的就是把自己的意思传达出去，让别人知道。把意思表达好，别人才能理解。表达不好，再好的观点别人也没办法知道。

　　周作人反对模拟。他认为，“纵观中国文学的变迁，最大的毛病在于摩仿，剿说雷同，以至说诳欺人，文风乃以堕地”。他主张要研究和了解八股文，不是为了学习它，而是为了深入理解其中的问题。因为，“几千年来的专制养成很顽固的服从与模仿根性，结果是弄得自己没有思想，没有话说，非等候上头的吩咐不能有所行动，这是一般的现象，而八股文就是这个现象的代表”。

　　刘熙载评论八股的“破题”，“未做破题，文章由我，既生破题，我由文章”，可见八股文体直接限制了思想和创作的自由。八大家最初提倡的“文以载道”到清代发展成这样僵化的八股文。桐城派的桐城义法也强调“文章必须‘有关圣道’”、要讲义理。八股文和桐城派古文这些禁锢人思想的文学形式，正是新文学运动努力打破的。

　　有句老话叫“士先器识而后文章”。周作人就是主张要认识到八股文所代表的服从和模仿的奴性文化，先从思想上改革，拔除文化上的痼疾，而后文学才有新的发展前景。

　　2020.04.14雾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