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无同》是一本由胡宝国著作，中华书局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66元，页数：2019-11，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将无同》读后感(一)：从题目说起

　　应该是士无同，更直白。

　　古代的士人研究是综合性，关联性，能反映出与日本韩国的区别，同样也是中原文化发展过程中都有的共通点。

　　士人的产生是农业剩余量供给，

　　是统治者配备的专职行政管理人员，

　　是地方势力派在政权中的代表，

　　是独特文化经济政治阶层的体现，

　　更是庶族地主上升途径的结构台阶。

　　士人就能让政策执行下去

　　也能将意见反映上去

　　并能在一定程度上左右政策

　　有的甚至改变统治者的废立

　　《将无同》读后感(二)：古诗词历史研究的经典

　　古诗词历史研究的经典，好的关于诗词研究的书籍，非常值得推荐。

　　对于古诗词、历史、文字感兴趣的同学可以反复研读，提升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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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无同》读后感(三)：杂感

　　化用作者在自序里的一句话作为评价：一方面，为作者一生写的论文太少而感到可惜；另一方面，也为作者每一篇文章都是认真用心的而感到赞叹。作者极为聪明，在评价田余庆和《东晋门阀政治》的两篇文章隐约可以看到作者也是在评价自己，这就是所谓“惺惺相惜”吧。同时，文中的一句话可能评价作者很合适：优秀的学者就是这样，他不仅会提出有价值的观点，而且也会让你看一看智慧的模样。这本论文集里，最能表现作者识见的，可能就是《史记》《汉书》籍贯的一篇、汝颍名士、政治文化中心转移这三篇，作者的洞见显露无疑。最能体现作者历史学者本色与操守的，当属纪念自己父亲的一篇。作为对自己盖棺论定和剖析心迹的，可能是以学术研究为宗教和自述这两篇。另外，对于作者的一些做法，还有待商榷。比如相关研究极少引重要成果，作者的厉害毋庸置疑，但是如果不引研究，初学者实在是无法看出推进了多少。

　　《将无同》读后感(四)：于溯：中朝往事——两晋官私书写中的建国史

　　古代政权的诞生，总要伴随权诈血腥，对相关史事的叙述，则常有讳莫如深和绘声绘色两种截然相反的风格。在西晋永嘉之乱、衣冠渡江之初，王导建议启动修史工程，以追记“宣皇帝廓定四海，武皇帝受禅于魏，至德大勋，等踪上圣”的伟业。还是王导，在明帝问晋何以得天下时，却拿司马懿诛夷名族、司马昭弑杀高贵乡公曹髦作答，把明帝吓得“覆面箸床，曰‘若如公言，祚安得长！’”可见西晋的创业史，也同样自带两种切入方式。不过常理来说，所谓讳莫如深者，是官修本朝史的品格；所谓绘声绘色者，是野史小说家的路数。但西晋创业史在这一点上，却呈现出独特的复杂性。

　　一 两晋官修史事业都起步于开国之前，最终的结果却是“晋氏一代，自始至终，竟无一家之史”。开端和结局，都不寻常。 正始十年，司马懿发动高平陵政变（249），应璩很快受诏典著作。嘉平六年司马师（254）废曹芳，又有王沈受诏典著作。这两次史官任命都发生在重大历史事件的时间点上，其选员对司马氏而言，则一个是政敌的异见者，一个已是己方亲信。这说明在推进魏晋革命进程的同时，司马氏也对历史将如何书写这一进程保有高度敏感，并作了具体的干预。王沈最终修成的《魏书》，今虽不存，但其中对废曹芳事件的记载尚可见于《三国志》裴注，其立场完全是司马氏的。因此可以说，曹魏末年的国史修撰，名义上是魏修魏史，实质上已经是晋修晋史了，西晋创业史的初步形态，就在官修《魏书》中。 西晋建国后，修《晋书》就提上了日程。《晋书》在起年问题上纠缠了很久，最终确定取泰始元年（265）。《晋书》体例的确定，可能导致《魏书》要作对应的增改，所以到元康年间，史官还在同时“草魏、晋纪传”。总之，在中朝，西晋创业史是通过《魏书》《晋书》联合完成的。但《晋书》只完成到三祖纪，就被动乱打断，而三祖纪并各种记注，亦在永嘉之乱中下落不明。 因此建兴年间（313-316），有人出于对“旧事荡灭”的焦虑，倡议坐镇建康的司马睿重修国史，但当时江左草创，司马睿无暇顾及于此。不过到了建武元年（317）十一月，经王导提议，江左设置了史官，至少在形式上做出重修中朝史的姿态了。江左对修史态度的转变，应该和时局的变化有关。本年晋愍帝被俘，帝位虚悬；南阳王司马保控据秦州，颇有号召力；而司马睿自保东南，正在为登基作全面准备。在这么一个“三家分晋”的非常时期，江左突然关心起修中朝史、修司马懿父子的创业史，恐怕是意识到晋史在兹，能营造一种晋统不绝而在兹的效果，这正是当时司马睿、王导迫切希望天下州县和各路割据看到的。 所以与西晋不同，东晋修史的起点，不在曲护篡杀，而在自明统绪。换言之，对于修史，中朝要的是史，江左要的是修。由于关注点不同，当然也加之局势始终不稳定，东晋政府既未像西晋那样组织过修史大纲问题的讨论，也没有留下责修、规划方面的记载，修撰进度亦断续无常，中间还发生过史官倾轧、剽窃的丑闻，最后“竟无一家之史”的结果，当与这种组织不力有关。 不过，东晋史职设置延续不废，前后史官王隐、干宝、朱凤、虞预、邓粲、孙盛、徐广、王韶之等人，各自写有一种晋史。如果从修史动因、物质支持、资料来源这些影响史书本质的要素来看，这几家晋书也不能概视为私修；但它们既不前后递接，又非统一体例，显然也不是官修史预期的结果。 总之，相对于中朝时期，江左政府对国史编写的关注和干预都十分有限，而且这种有限，不仅体现在组织动员上，也体现在意识形态把控上。后人称晋武帝之失政“并见前书”，“诚有玷于徽猷，史氏所不敢蔽也”。即是指东晋诸家晋史而言。所谓不敢蔽，其实还是没有导致不敢书的压力所致。像孙盛作为本朝史官，甚至去记载夏侯太妃与小吏牛钦私通而生司马睿的传闻，其无所避忌如此。至于日益久远的晋三祖建国往事，自然也就逐渐脱敏。如诸家晋史可以直叙蒋济参与高平陵政变之后的受骗感：

　　蒋济以曹真之勋力，不宜绝祀，故以熙为后。济又病其言之失信于爽，发病卒。（干宝《晋纪》）

　　蒋济之辞邑，可谓不负心矣。语曰“不为利回，不为义疚”，蒋济其有焉。（孙盛《晋阳秋》）

　　可以直说王经死因：

　　（司马昭）曰：“经正直不忠于我，故诛之。”（干宝《晋纪》）

　　也可以反过来指责当年王沈《魏书》“多为时讳，非实录也”。这也可见“为时讳”的标准已然下降不少。 东晋重修创业史，面对的不仅是一个弱管理的环境，还是一个弱文献的环境。西晋官修史和各种记注在永嘉之乱中丢失，江左并没有接收到这批国史，时过境迁，文献又不足徵，在建康重构中朝往事，谈何容易。东晋诸家晋书中，王隐、干宝、朱凤、虞预、孙盛五史都从司马懿写起，这里面干、朱、虞生长江南，孙盛过江时只有十岁，中朝往事对他们而言，不仅在时间上，而且在地理上都有隔膜。所以东晋史官中，成年过江又有些家学的王隐，优势就格外突出，乃至成了同事剽窃的对象。但王隐的史料来源也无非是其父的“私录”，而他父亲也不过是个历阳令，远离洛阳官场，又兼门第寒微，从未进入世族累代婚宦结成的社交网络，信息来源亦有限。这样的个人条件，和当年王沈作为历史参与者而修魏史、陆机据秘书而修晋史相比，差距太大。总之，东晋人修西晋史，已经不可能太多指望一手资料，处理听闻甚至辗转听闻而来的信息，在史官工作中应该占有相当比例。 由于诸家晋书已经亡佚，今日已不可能再做史源分析。但是一般来说，有丰富档案支撑的史书多具备准确的时间线、数据、履历表和文书；而据回忆、传闻、访谈而形成的记述，则多体现出情节化的特征，并且在内容取向上有对秘闻的偏好、在叙述方式上有对细节性和戏剧性的追求。后一种特性，在残存诸史佚文中仍然体现得相当明显。如其叙司马懿诈杀牛金：

　　宣帝既㓕公孙渊，还，作榼两口，二种酒，持着马上。先饮佳酒，塞口，而开毒酒与牛金。金饮而死。（王隐《晋书》）

　　初，《玄石图》有牛继马后，故宣帝深忌牛氏。遂为二榼共一口以贮酒，帝先饮佳者，以毒者酖其将牛金。而恭王妃夏氏通小吏牛钦而生元帝，亦有符云。（孙盛《晋阳秋》）

　　叙山涛识破司马懿诈曹爽：

　　（山涛）为河内从事，与石鉴共传宿，涛夜起蹋鉴曰：“今何等时而眠也！知太傅卧何意？”鉴曰：“宰相三日不朝，与尺一令归第，君何虑焉？”涛曰：“咄！石生，无事马蹄间也。”投传而去。果有曹爽事，遂隐身不交世务。（虞预《晋书》）

　　叙司马懿梦王凌、贾逵为疠而死：

　　淩到项，见贾逵祠在水侧，淩呼曰：“贾梁道，王凌固忠于魏之社稷者，唯尔有神，知之。”其年八月，太傅有疾，梦淩、逵为疠，甚恶之，遂薨。（干宝《晋纪》）

　　叙诸葛诞麾下宁死不降：

　　数百人拱手为列，每斩一人，辄降之，竟不变，至尽，时人比之田横。（干宝《晋纪》）

　　叙曹髦事件的善后：

　　高贵乡公之杀，司马文王召朝臣谋其故，太常陈泰不至，使其舅荀顗召之，告以可不。泰曰：“世之论者，以泰方于舅，今舅不如泰也。”子弟内外咸共逼之，垂涕而入。文王待之曲室，谓曰：“玄伯，卿何以处我？”对曰：“可诛贾充以谢天下。”文王曰：“为吾更思其次。”泰曰：“惟有进于此，不知其次！”文王乃止。（干宝《晋纪》）

　　这就使晋史有了些小说家言的味道，“绘声绘色”起来。我们现在把好用小说家言视为唐修《晋书》的一个特点，实际上，唐修《晋书》既以臧荣绪《晋书》为基础，臧书又以东晋诸家晋史尤其是王隐《晋书》为远源，那么这个小说家言的特点，可以说在远源中早有痕迹。 “绘声绘色”，其实是对“讳莫如深”的一种反弹。一旦进入弱管控和弱文献的环境，反弹就有了契机。从悲观的角度说，这可能意味着“裴郎学”进入了历史。但是从乐观的角度说，在具体事件的真实性之上，更有一层社会记忆的真实，绘声绘色者虽然鱼龙混杂，却并不妨害这一层真实。 二 魏晋杂传盛兴，有一人之史，一类人之史，一家之史，一地之史，倘合而观之，则可谓又是一种“魏书”“晋书”。其事在魏晋间者，笔触也会碰到司马氏的创业过程。比如东晋习凿齿在《汉晋春秋》中记载：

　　安定皇甫谧以九年冬梦至洛阳，自庙出，见车骑甚众，以物呈庙云：“诛大将军曹爽。”寤而以告其邑人，邑人曰：“君欲作曹人之梦乎！朝无公孙彊如何？且爽兄弟典重兵，又权尚书事，谁敢谋之？”谧曰：“爽无叔振铎之请，苟失天机则离矣，何恃于彊？昔汉之阎显，倚母后之尊，权国威命，可谓至重矣，阉人十九人一旦尸之，况爽兄弟乎？”

　　这个正始九年的梦，就出于皇甫谧自己的记录。皇甫谧之子因永嘉之乱迁居荆州，而习凿齿正是襄阳人，他后来能读到皇甫谧的书，或是由此机缘。这也可见私人著述散在人间，复本多而流动性强，扛灾变能力要胜于官修官藏。 从皇甫谧所述，不难品出高平陵政变突发带给社会的错愕和震怖，但它被包裹于虚设之梦兆、假拟之问答、故托之廋辞，恐怕还是话题过于敏感，只能隐晦处理。按理说，“大时代”并不是杂传这种体裁的主题，而且既然事涉敏感，更不必纵笔犯险。但是，魏晋间杂传却有很独特的一种，是利用作传来为政治“错误”洗白。如钟会为其母作传云：

　　是时大将军曹爽专朝政，日纵酒沉醉，会兄侍中毓宴还，言其事。夫人曰：“乐则乐矣，然难久也。居上不骄，制节谨度，然后乃无危溢之患。今奢僭若此，非长守富贵之道。”嘉平元年，车驾朝高平陵，会为中书郎，从行。相国宣文侯始举兵，众人恐惧，而夫人自若。中书令刘放、侍郎卫瓘、夏侯和等家皆怪问：“夫人一子在危难之中，何能无忧？“答曰：“大将军奢僭无度，吾常疑其不安。太傅义不危国，必为大将军举耳。吾儿在帝侧何忧？闻且出兵无他重器，其势必不久战。”果如其言，一时称明。

　　此传是甘露二年（257）钟会因生母张氏亡故而作，但重点还是借张氏之口，说清高平陵政变时钟会自己的历史问题。 这类传记，最精彩的要推夏侯湛为外祖母辛宪英所作的一篇。辛氏是辛毗之女，羊祜之姑，活了七十九岁。夏侯湛在她的传记中主要写了三事：一、辛毗虽然是曹魏元老，辛家却早看出魏主不德、其祚不昌。二、曹爽专权骄奢，辛敞高平陵之变时奔赴曹爽，只是尽为臣之义。三、辛羊两家早看出钟会要作乱，羊琇随钟会伐蜀，情所不愿，只是奉命不得不去。所以这个传记借一长寿老妇把两个家族半个多世纪的历史问题都说明白了，十分令人叹为观止。 众所周知，《世说新语》有“贤媛”一门。贤媛一门收正始以下至西晋事凡十一条，其中许允妻三条，李丰女两条，诸葛诞女一条，王经母一条，这些女性，全部出自魏晋之交颠簸在大时代风浪中的家族。而且她们的“贤点”也十分特别，所贤乃在政治洞见，正如钟母和辛宪英一样。因此有理由怀疑，这些条目的史源有可能是类似《辛宪英传》这样的传记。盖女性身处内闱，言论少为外知，通过她们完成家族政治史书写，反而能有更大的发挥空间。 《世说》有自身的结构和主题安排，来源总杂的素材一旦收编，也就“世说”化、同质化了。贤媛是这样，像傅玄记述傅嘏拒交何晏、邓飏、夏侯玄事，编入“识鉴”一门，也是这样。这种主题标签，很容易让人忽略傅家人为什么在意这件事、写下这一笔。遭司马氏大清洗而覆灭的家族，在《世说》中男为名士，女为贤媛；政治恐怖下急切洗白的话术，在《世说》中成了人物品鉴的清言。一旦失去史源的肃杀底色，那些本来如履薄冰、谨慎周延、不能有一字说错的记述，也就变成了纯粹的佚事。西晋的历史见证者留在杂传中的大时代痕迹，也许比官修史有更多的过江机会，但过江之后，却面临着被新兴的阅读趣味改造的命运。 三 官修国史，本来是以建构全新的历史记忆为目标。司马懿父子的创业史，一开始就受到了当权者的高度重视，得到了人事、制度上的周密安排，但却因为永嘉之乱而完全偏离了原有的规划。新的政治环境和文献环境，使东晋诸家晋史呈现出独特的品格，它们虽为官修而相对少避忌，虽少避忌而未必征实，虽未必征实，却未必没有呈现出某种真实的社会记忆。 永嘉前的私人著述，也多少参与了创业史的书写，其中以女性为传主、以政治洗白为目的的别传，尤有特色。但是这些记述后来被不同性质的著述再收录，适应新的主题需求，面貌发生了变化。像《辛宪英传》在唐修《晋书》中节入列女传，对读者而言，即使大体事实不变，它也不再能释放出在原初的政治环境、文本环境中去阅读的所能得到的信息了。 总之，无论官私，西晋人留下的记述，在东晋人手里多少发生了一些形变。形变的记忆纽合在一起，构成了我们今天所知的“中朝往事”的一部分。换言之，留下来的“中朝往事”，是文献环境和政治环境共同造就的。近年来，史料批判研究在中古史领域备受重视，其方法论的核心是强调政治对历史书写的干预作用。然而，决定历史书写方式的除了政治环境外，还有文献环境，我们对前者的分析常常不惜复杂化，对后者的理解却常常简单化，尤其忽视了弱文献环境对历史面貌的塑造能力。 在弱文献环境的影响下，佚事型史料成为晋史的一个特征。过去我们认为这是唐修《晋书》的特征，是它使用《世说新语》等小说素材所致，同时这类史料也被认为真实度不高。但是，东晋诸家晋史中已有大量佚事型史料，《世说》中的条目，反而很多是源自这些史籍的。佚事和档案，可能代表着不同的史料来源，以及修史的不同组织方式。相比起官方档案，佚事是社会记忆更好的载体，而且具有强大的传播和繁殖能力。它可以播在人口，非必借纸笔流传，也可以在传播中衍生出诸多变体，事实层面的真实，反不是这类史料的第一要义。总之，中古史料的复杂性，在于每一种史料可能都是主观与客观，有意与无意，口传与笔授，不同目的，不同时地形成的信息的拼接与组合。也许正是基于这种复杂性，“中朝往事”才奇妙地拥有了血腥恐怖与风流蕴藉两张面孔。

　　《将无同》读后感(五)：胡宝国:我们发现了真实的历史，然而在历史现场的人并不觉察

　　@中华书局1912：胡宝国论学短札 |《将无同：中古史研究论文集》上市

胡宝国，1957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研究方向为秦汉魏晋南北朝史。网名“将无同”，人称“同老”。正值同老新书《将无同：中古史研究论文集》上市，蒙其慨允，我们将他近来谈论文章背景与治学心得的短札汇为一篇，以飨读者。 同老1997年在日本古代史研究会（大阪）宣讲《汉代政治文化中心的转移》一文

　　关于“九品中正”的选题

　　《魏西晋时期的九品中正制》《东晋南朝时期的九品中正制》《九品中正制杂考》这三篇谈九品中正的文章，都是出自我的硕士论文。这个题目是自己选的。事先我问过周先生（按，指周一良先生）论文选题的事。他很不高兴地说，如果一个学生自己都找不着题目就比较麻烦了。我一听就明白了，只好自己选。

　　在当时，这个选题还可以，二十几岁，一开始写制度方面的文章容易成功。但是选九品中正制度又是失败的，因为这个题目是个老旧题目，没有“可持续发展”的可能。这直接决定了我不读博士，因为再读博士必须另外选题。留校后，和中文系的商伟同宿舍，说起来才知道，他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所以没有读博士。比较起来，老同学阎步克就高明百倍了，他自己发现的察举制问题是非常重要的，也可以持续发展，所以他接着读博士很顺畅。选题可以看出一个人的眼光。

　　后来知道，有人以九品中正为题能写出书来，还有的人能一辈子研究这个问题，十分惊讶，十分不可理解。

　　我的论文大概是从五月开始的，整个一个暑假都没有回家。另外两位同学回家了，宿舍只有我一个人。上午睡觉，工作主要是从每天下午开始，晚上是最重要的时候，晚饭后一直到深夜两点钟，不停顿。最后要吃一颗煮鸡蛋。鸡蛋是用多余的粮票在中关村农贸市场换的。10斤粮票可以换8颗鸡蛋。

　　9月开学，把论文的第一部分“魏西晋时期的九品中正制”交给了周先生。这是对我十分关键的时刻。没有想到，周先生看后非常满意。他跟我说，你用的材料我都很熟，但你发现的问题，我一点没有觉察。你要争取把这个题目写成最后的定论。以后不需要别人再写了。这评价极高了，但实话说也有点幼稚了，谁能终结一个大问题的研究呢？没有人能做到。

　　这篇文章决定了我的留校。我曾让父亲给何兹全先生写信谈未来的工作。何先生回信说，我当然很想要宝国，但可能不成，因为“一良同志对宝国很是称赞”，恐怕是留校了。

　　论文最终完成后，周先生有些不满意了，嫌文章中“多有武断之处”。后来我一直注意克服这个缺点，但不敢说已经改了。

　　《九品中正制杂考》当年是发在《文史》上的。这篇小文章是周先生要我写的，反驳宫崎市定的一个观点。他说，你要能把宫崎驳倒，文章就大获成功了。当然，我的性格决定了我不可能是周先生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我是看了宫崎的文章确实不同意才写的。

《文史》第36辑，1992年

　　文章与运气

　　在我这辈子不多的几篇文章里，大概最受好评的就是《〈史记〉、〈汉书〉籍贯书法与区域观念变动》一文，五千多字吧。包括唐长孺先生，看了文章的人都说好。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位同事说的话。那时候历史所在日坛路。一天，我上楼梯，他下楼梯，他看见我停住说，文章很好很好，不过我告诉你，这文章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当时不太服气，总认为是自己读史料超级敏感，所以才有这个发现。但是后来渐渐承认他说的对了。因为我后来再没有写出一篇这样的文章。这篇就是瞎猫碰上死耗子了。

　　“研究局部要有整体关照”

　　《习凿齿与襄阳》这条札记是为了给祝先生（按，指祝总斌先生）祝寿写的，没有想到成了最后一篇文章。本来还动过念头，再写一篇陶渊明与江州。陶渊明的特点可能跟他生活的地域有关。后来想想，文学史研究者有大量文章了，我多数没有看过，不敢写了。

　　现在研究某个特定地区的文章很多了，但好的不多。原因当然各式各样，但是有一点应该特别注意，就是说研究任何局部地区都最好有整体的关照。局部地区的价值、特点只有在总体的关照下才容易呈现出来。

　　多年前，坐李新峰的车去保定。那时候没有手机导航。他跟罗新偶尔会看地图。我发现他有个特点，他不记路。去某地，来回的路不一样，而这个地方他并没有来过。怎么做到的？他说他脑子里始终有一张地图，随时都知道自己在地图上的位置，所以可以这样选择路线。他这个解释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我前面说的研究局部要有整体关照大体就是这个意思。我们要时时注意到我们研究的局部在整体中的位置。

　　最近，整理我那可怜的几篇文章，感受最强的就是区域问题。不关注区域，不可能注意《史记》《汉书》籍贯的不同写法。汝颍问题、对复客制的讨论也体现出明确的区域意识。一直到最后，关心建康与三吴、关心西人东人、关心襄阳问题，都有明确的区域意识在里面。

　　这是怎么来的呢？这就是因为上学时整天跟考古的同学在一起混。那时我发现，我们研究历史的人最关心的是“时间”，而考古的人时时有“空间”意识、区域意识。这一点给我很大的启发，所以从毕业开始，三十多年来，一直自觉地处处考虑到区域问题。我没有历史地理学的基础，不敢过多涉及，但是有一点这方面的考虑情况就大不一样了。所以说，要多与友邻学科的人接触、交流，不要总是跟本学科的人在一起。

2008年11月同老参加中华书局组织的“南朝五史”修订方案评审会。左起：张金龙、冻国栋、许逸民、张忱石、田余庆、丁福林、景蜀慧、胡宝国、张文强

　　关于《汉晋之际的汝颍名士》

　　刚刚得知田先生（按，指田余庆先生）相当认可这篇文章，高兴。围绕这篇文章有不少故事。

　　文章写好给步克、苏镇（按，指阎步克、陈苏镇两位教授）看。那时没有网络，也没有电话。到邮局寄出去就等回信了。每天下楼就是看信箱。很快他们都回信了。步克的信密密麻麻，写了几千字。参考他们的意见修改后寄给了《历史研究》。不久就收到了责任编辑高世瑜的来信。她认为文章内容很潇洒，但是文章写得不够潇洒。我明白她的意思，删去了40多条材料，文字进一步调整。改完后我自己也感觉文章清爽多了。20多年来，我一直特别感谢这位编辑，可惜从来没有见过。她与我父亲很熟。

　　第二年，文章被《中国社会科学》英文版翻译发表了，其实是压缩改写，以便符合英文习惯。他们没有通知我什么，当然也没有稿费，只是寄来一本杂志。

　　后来评副研究员，提交了这篇文章，还有其他几篇。评审会后，张泽咸先生激动地跟我说，张政烺先生发言了！他说胡宝国的文章好。张先生评职称从来都是只投票不发言，今天第一次说话了！我听了当然特别高兴，但还是落选了。

　　年轻时，很需要鼓励，但是没有，后来，慢慢一切都变得无所谓了。我老了，不在乎了，也有足够的自信了。

《汉晋之际的汝颍名士》英文版

　　“默证”——“无”的研究视角

　　在网上看到有人评论我的小书，很多夸奖之后，特别指出，该书很多时候都是用的“默证法”。何谓“默证法”？“凡欲证明某时代无某历史观念，贵能指出其时代中有与此历史观念相反之证据。若因某书或今存某时代之书无某史事之称述，遂断定某时代无此观念，此种方法谓之‘默证’。”

　　这个评论很到位。我曾经说过，我在研究上特别注意“无”，比如《史记》记籍贯没有郡，比如裴注以后再无此类注释方法，又比如孙吴复客制只对过江的江北人士实行过一段，从未对江南人士实行。这样的例子特别多。如果谈“同老治学”，那这是最明显的一个特征。

　　这个方法确实是有问题的，也可能我认定的“无”其实是有的，只是没有留下记载而已。那怎么办呢？去关注“有”？如某一时期出现了某个新的东西。可是困难其实依旧。“新的东西”是“有”，它隐含着一个前提，即以前“无”。这样，绕了一圈，又回到难以确定的“无”了。只有以前真的是“无”，才能说这“有”是“新的东西”。

　　所以说，我的大部分史学上的判断其实都仅仅是推测。这样看才是稳妥的。当然，我也不会彻底否定自己，因为推测也是有意义的，这是不言而喻的。

同老2019年左右在社科院历史所办公室（定宜庄 摄）

　　关于考证

　　我写的文章极少。其中包含有像模像样考证的内容更少，大概只有两篇吧，一篇是谈《史》《汉》籍贯的短文，一篇是谈复客领兵的短文。

　　为什么呢？首先是因为懒，要知道考证是很累人的。其次是因为我感觉中古史能考死的问题特别少，费了很大力气，最后还是个推测。那两篇短文之所以考了，是因为我已经有相当把握了。快30年了，没有人和我商榷，说明我大概是考死了。不能考死就是推测。在推测的基础上再推测，就算你对了，读者也怀疑。因为史料少，这一断代的研究有一个特点，即越是追求细密考证的文章，推测性的意见就越多。推测要谨慎。我是尽量躲。我就是要寻找那些可靠的部分作为基础，然后再进一步考虑。刚刚有小朋友跟我说，不在推测的基础上推测，文章就显得没深度。这是不对的。在研究过程中，肯定会有各种推测，但是最后落实到文章上，还是要重点讨论那些比较有把握的部分。

　　关于自信

　　年轻时，看论文最不喜欢“可能”、“大概”、“也许”一类的词汇，我喜欢用的是“显然”、“毫无疑问”。这个缺点被周一良先生严肃批评过。他说我的毕业论文中“多有武断之处”。我是听老师话的学生，从那以后，我一直注意这个毛病，但是不敢说完全改了。

　　周先生之外，岁月也是一个好老师，时间会告诉你，你的判断不一定那么准，有时候甚至是完全错误的。比如这次肺炎，我开始认为不如非典厉害，人们过度恐慌了，事实证明，我的判断错了，大错特错！

　　过度的自信危害极大，过去我总认为这是聪明人容易犯的错误，但是观察久了就发现，过度自信与智商不一定有最密切的关系，而是与一个人的性格更有关系。

　　关于文字

　　我的原则是，能一句说清楚的就不说两句。能用自己的话说清楚就不引用他人的话（引用他人观点除外）。文字上不要附庸风雅，内容上不要炫耀自己渊博。自信，要靠内容。

《汉代政治文化中心的转移》日文版

　　“失败的经验也很重要”

　　通常，成功的老学者会谈治学经验。现在我辈人已经进入谈治学经验的阶段。很多人都在谈，大约是很多人都认为自己是很成功的吧。

　　其实，失败的经验也很重要。那么，我的失败在哪里呢？我想，我是过分强调了从史料中提炼问题。这样的路数，可以写出一篇不错的文章，但很难发现结构性的问题。换言之，结构性的问题一定是研究者事先就有考虑才行。历史的结构不会在史料中自发地呈现出来。

　　我的文章太陈旧了，即使比较好的文章，也是几十年前就可以有的。文章缺乏时代性。我想，每一个时代的学者都应该有自己时代的特色。

　　以前说过，年轻时的几篇文章写得细致一些，但原创性差。最后十年的几篇文章有原创性，但是比较粗。粗的原因是什么？我似乎想明白了，讨论学术思潮一类的问题，我缺乏相应的知识基础，所以只能描绘出一个大致的轮廓，而很难深入到细节。

　　与此相关，论文集收的《两汉家学的变化》这篇文章，换作现在，我不会写。为什么呢？因为我不懂经学，这方面最多打个擦边球，不宜正面冲撞。当时因为父亲七十岁生日要出论文集，我不写不合适了，所以临时写了这么一篇。教训是，始终要知道自己知识的边界，不懂的地方尽量躲开。

　　回顾过去的几十年，最满意的可能还是史学史那本小书（按，即《汉唐间史学的发展》一书），细节与大局两个方面都把握得比较满意。写作时四十岁左右吧，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我感觉，一个研究者，三十岁到五十岁这段时间是最好的。五十岁以后学术水平再上一个台阶就很难了。

　　二十多岁的时候，田余庆先生跟我说，你不要追求文章的数量，要追求一生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最近常常想，我追求到了吗？我想是追求到了，我虽然写得很少，但我确信，我已经达到了自己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如果身体好，还可以再多写一些，但是超过以往水平的文章，我想是写不出来了。

　　关于导师

　　我在周先生面前经常提到唐先生的观点、论证。他一点没有不满。很高兴。周先生是大家风范，能欣赏不同风格的著作。这一点很重要。田先生当系主任，跟我们谈话说，你们每个人都有导师，要学好的方面，不要把导师有缺陷的地方也学过来。这个提醒也很重要。

同老为田余庆先生拍摄的最后一张照片

　　人性的洞察与历史的真实

　　奋不顾身、可歌可泣的医生有，麻木不仁、冷若冰霜的医生也有，甚至同一个医生在不同的情形下就会有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表现。这些都是真实的。我们人的认识常常有一个误区，会二选一，只承认一种表现是真实的。我们研究历史也很容易犯这个错误。

　　很多时候，人们既看不清历史，也看不清现实，更不要说看清未来了。很多时候，这些都不是因为道理有多深奥，只是因为人们不清楚事实，不清楚真相。

　　对人生，不要指望有什么洞察力。道理早已被前人说尽了。我们只是体验。活得越久，经历越多，对人性的复杂性就越理解。什么是幼稚、偏激？就是对人性的复杂性不够理解。

　　看过一段讲解摄影的视频，很有意思。摄影师在拍照，她身后站着人在为她拍视频。照片看到了，很精彩。但是回过头来反复看拍摄现场的视频，就是找不到那张照片所呈现的景象。那时我就想，这大概就是摄影的本质吧。作品既是真实的，又是被创造出来的。那一瞬间肯定是真实的，但这真实是我们即使在现场也捕捉不到的。

　　好的历史研究或许也有这样的效果。我们发现了真实的历史，然而在历史现场的人并不觉察。

　　※ 本文部分内容由熊长云博士收集整理，特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