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的进化》是一本由牟怡著作，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49.00元，页数：152，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传播的进化》精选点评：

　　●个人觉得这本书写的非常的具有前瞻性，这并不是一本答疑解惑的书，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建构一个绝对空间 探究人心，引言写的尤为出彩

　　●1.23看完的。有待整理

　　●在谈心中启发对AI的些许思考，不说了我去看human去啦

　　●架构和言语都流于一般

　　●这本书的目的不是要解答疑问，而是促进关于人工智能的思考，而且不仅仅局限于传播学领域。唯一的缺点就是点有点儿散，不过无关紧要。

　　●理论深度一般，只是讲了一个故事。

　　●“人-机-人”到“人-机”，机器从“媒介”向“社交对象”转化。这是这本书最具启发性的论点。此外顺便讨论了人性、人格、拟人化、文化差异等对人机交流/传播中的影响，描述了人机互动中“陪伴”与“自我折射”的效应。很平易近人又有启发性的一本小书。正如作者自己所讲的一样，是她思考的总结，显示了广博的知识面及相当的思考深度。如果是真正经过定性或者定量研究并深入分析讨论得出的结论就更为成功了。也期待在书中看到更多研究过程的体现。

　　●混乱

　　●和研究方向有关买了这书，看了以后感觉实在不知所云，文章结构太乱了

　　●交流是没有保证的冒险。

　　《传播的进化》读后感(一)：《传播的进化》：生长ing的“人机传播”领域的学术随笔

　　牟怡老师的著作，整体非常的发散零散，很像是带有学术结论的随笔。对于人机传播研究（尤其是该领域中的传播学实证量化研究）有初步了解的人会get到一些点，但对于大众来说，结构和行文都未免有些跳跃。

　　然而HMC（Human Machine Communication）作为研究领域来说本身也还在不断生长，其研究对象本身就注定了其跨学科的丰富性。并且，HMC脱胎于更偏向注重用户单次体验的HCI（Human Computer Interaction），后期发展分支包括在研究主体上更注重机器人的HRI（Human Robot Interaction）等等。可以看到，人机传播本身是一个非常庞杂、还在延伸枝干网络的方向。

　　与其苛求，不如更加期待更多国内学者能在此领域有更深入和新鲜的探索与发现。

　　《传播的进化》读后感(二)：人工智能作为交流对象，会给人带来什么影响？

　　近年来，随着苹果的语音助手Siri的普及，以及小度、天猫精灵等智能音箱大批量销售，相信很难再找到一个年轻人能说他没有和人工智能进行过对话。或许很多情况下的对话还只是一问一答的操作式指令，不能在严格意义上被称为“交流”。但是也有像微软小冰这样主打情感计算的聊天机器人，已经接受到数百万中国人的告白。随着机器自然语言理解技术的不断进步，或许总有一天我们能够达到像美国电影《Her》讲述的一样，人可能迷恋上与人工智能的交流。

　　《传播的进化——人工智能将如何重塑人类的交流》一书的作者是上海交通大学特别研究员，媒体与设计学院传播学专业副教授牟怡，她从传播学对交流的研究出发，探讨了人与人工智能（人际交流）与人与人之间的人际传播的区别。这本书广泛引用了传播学、计算机科学、社会学、心理学、语言学和哲学的观点，语言通俗没有艰深的理论，适合传播学领域的研究者，同时也适用于关心科技发展对人类影响的普通读者。

　　这本书读起来较为顺畅，一共只有100来页，大概一天就能读完。对于像我这样初次接触这个领域的人来说，书中丰富的引用和参考文献指出了思考的方向。不过，对于人与人工智能的交流会带来哪些影响这样宏大的话题，这本书的探讨显得有些单薄、零碎和缺乏最主要的方法论，各个领域都有涉及，却又都不深入。或许这也体现出在弱人工智能技术阶段，技术和应用都还不足的时候，相应的社会科学的研究只是刚刚起步。

新的交流对象，新的感知方式

　　第一章《人工智能：正在崛起的交流对象》主要探讨了人工智能作为一种一种新的媒介技术与新的交流对象，为何值得我们去关注？作为科学的“孪生姐妹”，技术对人类社会发展有着重大的影响，正如马克思所说：“手工磨产生的是以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以资本家为首的社会”，也正如麦克卢汉所说，媒介即人的延伸，媒介延伸和放大人的感官，会改变人们的感知和认知，进而重塑社会。

　　语言的出现，使得智人的思维和智慧取得飞跃式进步，超越了当时所有物种。在艾伦·图灵、冯·诺依曼这些计算机科学家将人类的思维和语言转换为计算机可存储和分析的代码和符号后，我们也开始拥抱这样一种观点：人类不过是拥有信息的一种智能体而已，人工智能完全可以与人类共享这些信息。这是人与机器能在同一智能层面进行交流的基础。

新的传播模式

　　第二章《传播模式》主要探讨人与人工智能的交流与人人交流的不同，正在面临哪些难题。第一节传播模式，指出了人际传播的三大特征：无需面对死亡、交流可控、完美的倾听者。从人际关系的建立来看，时间是一大重点.哲学里向死而生是人之存在和在世规划的前提，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这一句话也揭示出人与人的关系有时间上的局限性，但是由于机器人不会死亡，这种永久的陪伴想必会与我们此前所有的交往模式都有所不同。人类学家艾伦·费斯克提出了人与人关系的4种类型：公共分享、权威登机、平等互惠、市场估价，而人机关系则可能简化为完全服从的主人-奴隶关系。由于这种关系，人与AI可能形成具有意义的对话，还是AI仅仅只是一个完美的树洞？在书中，这个问题看起来依然无解。

　　这一章节对机器的人性和人格的讨论倒是能给人一些启发。人性是人之为人的根本，由狼养大的狼孩虽然是人类，但是却无法以人的方式生存，则是因为人性的缺乏。传播学一直在研究机器人拟人化的问题，拟人化指的是将人的心智能力、心理状态、认知模式、意图、情绪以及行为赋予在非人的实体上的过程。使得机器能具备人类的交流模式，机器具备的一些拟人的表情和行为也会使得他们看起来更像是人的同类。技术是人的延伸，我们怎么看待自己就会怎么去看待技术，现在机器的拟人化或许正是人类的自我中心主义的一种彰显。凯文·凯利在《必然》这本书中说过：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最大的益处在于，各种人工智能将帮助我们定义人性。电影《银翼杀手》的宣传口号则是“比人类更像人类”。虚拟现实之父杰伦·拉尼尔也说，随着人们对虚拟现实的注意，我们会更多地去关注现实世界的奇妙，比如一片叶子的纹理，一朵花的颜色，与现实相比，虚拟现实总会有那里不对劲。虚拟现实会让我们重新认识现实。

　　然而不同的文化里对机器人拟人化有不同的态度。书中谈到，日本的神道教和佛教都崇尚万物皆有灵性和神性，无论是生命体还是非生命体。由此，日本人希望他们的机器人更像人，也更容易接受机器人作为人类的陪伴者而存在。在西方文化中，万物皆有上帝创造，人制造机器人则是在模仿上帝对人类的创造，因而被认为是在亵渎神灵。一直到笛卡尔的身心二元论将机械与灵魂分开，独立的井然有序的世界才开始存在。

　　此外，作者还提到机器人伦理、交流一致性、互动性等问题，进行了一些简单的介绍和分析。目前来看，AI领域自然语言处理和对话式人工智能的发展还难以达到交流的一致性，很多对话都是前言不搭后语，或者说是没有交流的记忆和背景。

传播效果：情感、陪伴与自我折射

　　书的第三章探讨《传播效果》，作者认为相比于人与人交流，人-机-人交流在信息的丰富度更低，但是随着交流时间的增多，人-机-人播也可能会逐渐获得更多的信息。而且人机交流的一大好处是可以选择性的表现自我，很多“网恋”见光死，说明计算机中介的传播可能取得更好的传播效果。与人工智能或者机器人可能产生陪伴感吗？雪莉特克尔在《群体性孤独》、《重拾交谈》中反复提出技术让人们变得越来越不喜欢面对面交流，让人丧失同理心和对人的陪伴与支持，使人们变得越来越孤独。作者在这里反对了雪莉特克尔的观点，认为特克尔的出发点在于信源的真实性，而作者认为信源的真实性是伪命题，认为只要人能认同机器是有智能的，能感受到机器的情感，那么自然也能获得真实的情感和陪伴感。但是，在作者看来，机器人带来的陪伴与身边的人给的陪伴感是完全一样，对个人的成长和社会关系的建立是同样有利的吗？只能说本书的论证不是很有力也意犹未尽。

　　在书中，作者也反思，人类致力于为机器添加人性的努力是否是一种错误的方向？吴慈欣的《三体》一书中的三体人通过脑电波直接传达思想，他们没有语言，交流的直接性和效率都比人类的语言要强。而人类用声带发声可能只是一种生理上的缺陷。作者举例一个故事说小鸟每天给恩人送死鱼报恩，而在地球之外的另一种智能形式，可能也只是将人类的语言和人格视为自己不需要的“死鱼”。也正如彼得斯在《交流的无奈》中阐述的那样，人与人试图用语音进行的沟通总是遭遇失败。于是，作者在开篇序言中提出，在这次人工智能革命中，我们能否跨越语言的局限，直达交流的终极目标——有效的思想交换？作者说本书将对这一问题展开全面深入的探讨。但是这本书所探讨的人际交流，依然就是基于自然语言的交流，机器人的非语言的表达能力更是完全比不上人，也就不知道如何能支撑这一关于跨越语言的局限的讨论？

　　如果说提出一个好的问题有时候比回答更重要，或许这本书的一大优点就是提出了很多的问题吧。

　　《传播的进化》读后感(三)：凛冬将至，希望永存

　　1，

　　2000年，科幻小说《三体》的作者刘慈欣使用 Visual Foxpro 写出了一款自娱自乐的诗词创作程序。在软件界面勾选段数、行数、是否押韵等选项后，点击开始写作，瞬间便自动生成一首风格颇为现代的诗歌。记者也采访了一些该领域的专家，他们认为，诗的内在的情韵流动是人类心灵内部的映射，通过这类写诗软件用语料碎片组合而成的东西不会有这种流动性。再者，软件产生诗的机制和人脑完全不同，实质上根本不是人类思维过程的再现，不可能产生真正的诗。

　　2019年，日本“星新一奖”比赛，共有1450篇小说参加，其中有11部是人工智能成果，作品《计算机写小说的那一天》甚至通过了评委初审。科幻小说作家长谷敏思表示虽然整篇小说的架构严谨，但仍然有些细节需要打磨，比如关于人物的描述。他还说：“能够完整写出小说太令人震撼了，如果100分满分的话我打60分，未来令人期待！”

　　2，

　　人们对于人工智能的态度并不一致。日本人工智能学会的成员也划分为两大阵营，地球派坚信人工智能将有效服务于人类，宇宙派则认为人类原本就是为了制造人工智能而存在（书，19页）。若阅读过《自私的基因》，对于后者的观点并不陌生。模因，作为文化的遗传因子，经由复制（模仿）、变异与选择的过程而演化。所以凯文凯利提出科技实际上是地球中除了动物植物微生物以外的第七种生命形态，也是一种同样拥有基因属性的物质。远古世界，科技的繁衍依托于第一次拿起树枝将其砍成木棒的猿人；当今世界，科技的发展依赖于制造出生产机器的机器的人类作为它的保育员；未来世界，科技的迭代完全依附于人工智能，彼时人类作为脆弱的碳基生命毫无价值。

　　史蒂芬·霍金、埃隆·马斯科，与比尔·盖茨等科技界大咖都发出声明警惕人工智能的发展。一个浅显的类比是将人工智能比喻成地铁。如果我们能够深入隧道，站在轨道旁边等待地铁驶过。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我们翘首以待，可是目光所及仍旧漆黑一片。但是，我们终究会先瞥见一丝光线，之后便是巨响。我们不禁身体后仰，首先车头从我们身边快速掠过。刹那间，车尾也已远去消失不见。人类不仅被自己创造的事物超越，更加恐惧的是，我们不知道这个带有主观能动性的事物下一站会朝向何方。

　　实验室中有两个对象，一个是正常思维的人（A），一个是人工智能（B）。被试者（C）在看不到这两个对象的前提下分别与其进行沟通，结束之后若不能得出实质的区别来分辨A与B的不同，我们就会认为B是合格的人工智能。这就是图灵测试的主要内容。但是也有人质疑该方法，“中文屋”假想试验指出了图灵测试中的漏洞（书，121页）。人工智能并不代表快速检索数据库的能力。刘慈欣认为，“一个具有智能特性的人造系统，它产生、输出的内部的运算过程是人类智能所无法解析的。换句话说，只有我们不知道机器在想什么、怎么想时，才认为它有智能。”因此，我们是否可以假设有这样一种可能，真正的人工智能在进行图灵测试时，沟通时故意词不达意，有上句没下句，欺骗被试者，最终达到了它的（麻痹人类）的目的。

　　3，

　　作为跨界学者，牟怡博士将研究重点放在人工智能与人类交流。虽然立足于传播学，但是也能够体会到她在计算机科学、社会学、心理学、语言学和哲学等多领域的探索。全书主要内容包含传播模式、传播效果，以及传播进化。需要特别声明的是，虽然这是一本学术著作，但是阅读过程非常轻松愉快，甚至能够读到一些隐晦的梗，令人忍俊不禁。回想起自己读博期间，我的导师 Atkin 教授学术造诣颇深但同时也非常关注大众文化。课上有时会以影视剧中的情节为例，并且询问同学们是否看过。每到此时我都会骄傲举手。Atkin 教授笑而不语。随着次数逐渐增多，教授最终把我叫到办公室，语重心长地说：“有时间就多读读论文吧！”作为同门师姐，牟怡博士肯定也得到了 Atkin 教授的真传，在书中同样能够看到她通过流行文化为例，方便读者轻松掌握复杂概念或现象。

　　全书我最感兴趣的部分是传播学理论在人工智能时代的应用，比如在第二章第七节中，牟怡博士提到了人际传播中的社交线索（social cues），性别、眼神，与面部表情在人机传播中的应用（书，89页）。传统媒体时代提出的传播学理论在互联网时代依旧发挥着重要作用，可以预想到了人工智能时代，学者们依旧可以依据经典理论为框架得出璀璨成果。试想，社会认知理论与涵化理论最早应用在广播听众及电视观众，之后是互联网用户，未来则是人工智能的用户，甚至有可能是人工智能本身。《哈利波特》系列中扮演斯内普教授的演员艾伦瑞克曼去世的消息引发了一场世界范围的悼念活动（书，29页），然而初音未来等虚拟偶像的出现使人们重新思考准社会交往理论，如果未来的粉丝可以直接“购买”人工智能艺人，普通人与“公众人物”的等级距离消失，又会给粉丝经济带来怎样的震撼效果？从跨文化传播的角度思考，高低语境，不确定性规避，时间感知等以人为主导的不同社会地区的文化模式是否也会转移到机器身上，来自东方与西方的人工智能相互交流时会产生矛盾么？

　　面对在人工智能这片新大陆中充满的如此诱人的研究角度与话题，传播学学者们完全可以大施拳脚。惊喜不惊喜？刺激不刺激？

　　4，

　　全书内容体现了牟怡博士对于人工智能发展的激进与保守并存的态度。一方面，牟怡认为对人性的强调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类中心主义（书，71页），人工智能的人格化也完全没有必要，因为将人格的概念延伸至机器就是人类的归类强迫症的一种表现（书，80页）；另一方面，牟怡也承认只有人类与机器共同认可的伦理规范创建之后，两者之间的无碍交流才能实现（书，46页）。针对第二点，书中通过科幻电影《她（Her）》里的人工智能为例，机器同时爱上多个人，这算不算对于人类的背叛；如果机器将感情从人转移到另一个机器上，人类的爱人是否应该成“人”之美呢（书，46页）？

　　我与牟怡博士的观点基本保持一致。虽然当今时代可能连人工智能的初级阶段都算不上，但是已经涌现出了太多伦理问题。现今有人争议使用充气娃娃替代性工作者商用，未来是否也会出现机器人性奴隶；已有教育公司制造出赛博蟑螂，在蟑螂身上戳一个洞放入芯片，之后使用手机 APP 刺激其神经操纵前后左右移动。对待生命，部分人类已无怜悯之心；未来对待人工智能，若没有伦理道德甚至法律的约束，不敢想象可能发生的末世劫难。

　　5，

　　我在乘坐网约车时，司机师傅时不时会埋怨几句越来越严格的管控措施。我也会附和几句，新事物谁都害怕，汽车刚发明时马车夫肯定心里也不好受。马云在今年4月份的 IT 领袖峰会中也提到了这个故事。1865年，汽车正式投入使用。英国政府特地颁布了机动车法案（红旗法案）以保护马车夫的利益。具体来说，每一辆行驶的汽车五十米以外必须有一个举着红旗的人，汽车的速度不能超过他。因此，当时的车速是6.4公里每小时，与人走路差不多。

　　面对未来，我们最大的恐惧是恐惧本身。因噎废食不可取，相反，学界与业界应该联起手来，踏实且自信地为下一站铺路，我们才有能力控制那辆高速疾驰中的地铁的前进方向。

　　6，

　　住处附近的商圈有一大片区域租给商家推广销售各自的机器人产品。形象外表非常卡哇伊的小黄人机器人最受孩子们喜欢，他回答孩子们的提问，也会张开手臂拥抱。一位小朋友央求自己的母亲购买，那位女士看了看价格标签后摇头，小孩子痛哭流涕。

　　我们作为从传统媒体迁移到互联网的世代可以称为“数字移民”，但是我的学生一代则是彻彻底底的“数字原住民”。不多久，“人工智能原住民”也会诞生于世。从每个现代公民都必须掌握的媒体素养，网络素养，到近在咫尺的人工智能素养，不跟上，就掉队。牟怡博士的这本书会为所有关注人工智能，人类未来发展的读者打开一扇窗。

　　7，

　　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做过一个有趣的对比：“人类已经在地球上存在了大约50万年。而作为定居的必要前提的农业，却只有大约一万两千年的历史。至于文明，更不会先于大约六千年以前。如果我们把迄今为止人类存在的全部时间跨度想象为1天24小时，那么农业诞生于这一天的23点56分，而文明则出现在23点57分。现代社会的发展则始自23点59分30秒。”

　　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未来已来。

　　《传播的进化》读后感(四)：传播的进化能使交流成为可能吗？

　　因为读书会的分享书目得知这本书，然后欣喜地发现作者也是喜欢的老师，所以细细读完。然而，昨晚读书会上的“交流无奈”让人感受到小小的气馁呢，比如我提到“天使交流观”，老师回应说要赋予人工智能如天使般善良的品格；我提到技术和身体共存带来的身份危机，老师回应说我们需要更多与人工智能接触的经验，而现在还不够普及。就我看来，读书会呈现出对人工智能讨论的两种极端：一种是对技术/人工智能天马行空甚至毫无根据的想象。当然，想象是必要的，也许出现在科幻小说/电影等作品中更为恰当；在广义的学术讨论范畴中，我不认为这是一种有价值的讨论。事实证明，不着边际的“学术想象”通常也会以“我们对未发生之事无法想象”作为结尾。另一种则过分强调经验的力量，认为只有与人工智能进行足够的接触与交往，才可以进行讨论。这两种倾向都是我不能赞同的。我未能免俗地选择中庸，是因为人具有思辨的能力。本书的优点之一是具有启发性，因此我想分享一些阅读过程中自然冒出的想法。毫无逻辑。

1. 有效的思想交换

　　我们常常谈论交流之不可能。确实，人类的交流需要中介，比如语言，而中介通常是骗子。今天又在想这个问题，交流之不可能也许讲的是很难“达成共识”，强调对话双方的一致性，但是这样的状态可以无限接近却难以达成。然而“提出异议”的不一致是绝对的，从这个意义上讲，观念的差异为交流提供一种可能性？

　　在阅读《对空言说》之前，我一直认为“对话”才是更好的交流方式。彼得斯认为“撒播”更有利于民主发展，而“对话”只发生在精英之间。回到现实中，我们的交流（即使那些被自认为是“对话”的交流）何尝不是撒播呢？如果不能达到天使交流的境界（因为我们的交流离不开中介），那么就无“对话”可言；我们所谓的“对话”，不过是一对一的相互“撒播”。

　　TW 有趣的是，在我写完“语言/中介通常是骗子”的读书笔记之后，在p. 134看到英国诗人西格里夫·萨松（Siegfried Sassoon）的诗歌，首句便是“语言是傻子（Words are fools）”。二者乍一看差不多，却很不同。“傻子”似乎很无辜，“骗子”更具自主性。

2. 技术带来的身份危机

　　本书第7页提到有关技术与身体的话题：如果说我们尚且可以认为一个进行人造耳蜗种植的人还是纯粹的人的话，那么如果他/ 她的眼睛是人造的呢？如果他/她所有的感觉器官都是人造的呢？如果他/她装有义肢呢？甚而至于他/她的大脑是人造的呢？我们该如何划分人与非人的界限？究竟是天生的部分占70%、80%，还是90%才算是人类？（p. 007）

　　这样的表述让人很容易联想到忒修斯之船的悖论。与之类似地，人体也会在半年之内更新98%组织的细胞。为什么我们似乎从来没有针对人的类似悖论，针对船/机器/技术却有？因此本书中讨论的不仅仅是百分比/数量的问题，而是人与技术的关系问题。此前在英语角跟别人讨论这个问题，当时我自问自答地认为，人具有思维/情感（或者主体性）。但后来想想，人的思维/情感也是不断更新变化的？所以人的主体性是合适的答案吗？

　　TW 突然觉得武汉的城市口号讲得真好，“武汉，每天不一样。”今天和明天的武汉是同一个吗？毕竟变化才是永恒的不变。

3. 关于“三体人”的交流

　　① “三体人”的“想”与“说”等同于天使交流观吗？

　　“天使交流观”：因为天使没有肉体，因此Ta们之间的交流是不需要中介的，可以进行直接有效的思想交换。书中p.069-p.071提到三体人的交流方式，即使“没有交流器官，大脑可以把思维向外界展示出来”也不能等同于天使交流，因为“大脑思维发出电磁波”。电磁波也是媒介，其本质与人类的语言中介一致。

　　② 思想交换的有效性与透明性

　　在同样的位置，本书还提到三体人“因为思想的透明性，所以没有欺骗与撒谎，也不可能进行复杂的战略思维。” 思想交换的透明性和有效性是不能等同的，并且也不一定连带出现。这种透明和即时的交流只是达成有效性的一种方式。更加理想的方式也许应当是可以控制的，比如可以在媒介/非媒介交流中适时切换。

4. 一个有关人类自我认知的思考

　　不管是萨特所说的“我看见自己是因为有人看见我”，还是社会心理学中的“镜中自我”的概念（looking-glass self），在交流中，我们追求的不是人性本身，而是通过人性这面镜子投射出的自己的模样。（p. 072）

　　想到小时候问爸爸的一个问题：如果不借助镜子或其他东西，我没有办法看见自己的脸，那我怎么知道镜子中的我是不是我本来的样子呢？记得当时爸爸是这样回答的：你可以拿一把扇子（可能是夏天问的这个问题吧）站在镜子面前，然后你可以同时看到现实中和镜子中的扇子，如果它们是一样的，那么你在镜子中看到的自己和现实中的样子也是一样的。（私以为我爸的即兴回答也是绝了！）

　　当时我被深深地说服了。现在想想，人类对自我的认知真是悲剧性的。上述的过程更像是做了一道数学证明题，即如果A=B，B=C，那么A=C。实际上我们认知的仍然是一个自我的参照物，通过“镜中扇”认识“镜中我”。

5. 有关信源的“真实性”

　　作为一名接受过心理分析训练的心理学家，特克尔教授的出发点在于信源的“真实性”：人类感受到快乐是真实的，因为脑内分泌的多巴胺是真实可测的；我们能对其他人的痛苦经历感同身受，是因为激发我们共鸣的经历是真实的。（p. 119）

　　也许上文中第二点的“经历真实”更加符合我对真实性的理解。同时，我很赞成本书作者提到的“然而信源的'真实性'本身不就是一个伪命题吗？（p. 119）” 然而，这一问题之后紧跟的“巧克力与爱人”的例子，让我觉得会不会有一点偷换概念？因为前文已经提到“真实性”的一种表现就是“脑内分泌的多巴胺是真实可测的”，那么巧克力带来的多巴胺当然也是真实可测的。但作者通过反问的方式，实际将真实性延伸至对导致多巴胺分泌的物（巧克力）与人（爱人）的讨论——其中的预设是，物（巧克力）是不真实的，人（爱人）是真实的，似乎上升到哲学层面的主客讨论，跟前文的论述不在同一范畴。私以为，这至少不是一个非常恰当的例子。

6. 一项研究可能存在的误差

　　于是这位同学把好莱坞演员中典型的两派演员做出各种表情的照片找出来，用图像处理软件把他们的左脸和右脸切割之后再镜像，生成一堆完全对称的大头照，然后让受试者判断每张照片反映出来的情感。结果倒是不让人意外：左脸镜像反映出的情绪比右脸镜像的情绪更准确，更真实。（p. 119-120）

　　前几天看到一篇研究脸型的文章（找不到原文，大概记得两点）：①因为“ 冻脸效应”，同样条件下的人脸在视频中比照片中更好看；②同一张大头照的镜像照片会比原图看起来别扭...这一条忘记怎么解释的了。Whatever，我想说的是：这里提到的将左右脸切割之后再镜像会不会也有类似因素的影响（指第②点），如果是这样，我们就很难判断这是由于照片合成技术导致的变化带来的认知偏差，还是真的左脸情绪更加准确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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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表达自己思想的时候，将自己内心私密的东西托付给公共符号这样的“代理”（proxies）。其他人在与我们交流时，得到的也仅仅是这些“代理”，而不是我们在表达内心时具有的非常丰富的原意。因此，我们说出的每一句话都要么在符号交通的十字路口处趔趄摔倒，要么是径直穿越它，因而这个十字路口总是充满着互撞和堵塞。（《对空言说》p. 91）

　　《传播的进化》读后感(五)：“人机传播 (HMC) 研究” 师承何派？

　　2020年5月20日，作为国际传播学会 (ICA) Interest Group 正式一员的 Human-Machine Communication 在第 70 届 ICA 年会主会上进行了首秀。

　　首先，这并非一份真正意义上的书评，本文旨在简要梳理近年来 "人机传播 (Human-machine Communication, 下文简称 HMC) 研究" 在国际传播学 (Communication in Social Science) 学界诞生的源起与发展现状，希望能给有兴趣进一步了解《传播的进化》一书中所关注到的 "人机传播 (HMC)" 学术研究领域 的读者提供一些背景信息以供参考。

　　一、一只猫的诞生 （1990s - 21世纪） 对大多数非传播学专业的研究者而言，每当提到 "人机传播"、"人机交互" 等概念时，他们的第一印象也许并不会将这些概念与社会科学 (Social Science) 建立联系。然而，殊不知隶属于社会科学的传播学 (Communication) 自诞生以来就拥有一股浓厚的 "技术" 的基因 (从控制论到香农-韦弗模式)。 另外，在传播学规模最大的全球学术共同体 —— 国际传播学会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ICA) 的众多 Divisions 中，"传播与技术 (Communication and Technology, CAT (没错，就是有九条命的 那只猫))" 自1990年代诞生以来，逐渐成长为 ICA 规模最大的 Division 之一。

　　CAT 诞生的背景应当不难猜到 —— 1980-90年代前后互联网与个人电脑的兴起与普及。当计算机逐渐成为人类达成任务目标必不可少的工具后，如何提人机高效率成为计算机科学 (Computer Science, CS)、电子工程学 (Electronic Engineering, EE) 与认知心理学 (Cognitive Psychology) 等多学科关注的重点。通过将探究人类行为与技术本身结合，这一时期的许多研究成果显著提高了人机协作效率 (如用户界面的发展)。经过多学科合作与努力，人机交互 (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 HCI) 这一多学科研究领域诞生了（有关传播学与其他学科的联系可参考下图）。

Language incorporation across all fields in academia（Rammage et al., 2020）

　　随着技术媒介日益深入并影响人类日常生活，被技术中介化的人-人传播成为典型模式。不同于探究人心智缺陷与促进人机交互效率的 HCI 研究，以探究技术中介效应对人-人传播行为影响的计算机辅助传播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CMC) 进入了传播学研究视野。CMC 传播模式下所传递的信息 (information) 内容 (content) 与语境 (cnotext) 相比于人际传播都发生了显著变化，相比于源于 CS的 HCI 研究，由传播学学者解答 CMC 的问题似乎更加得心应手。 进入21世纪，逐渐成熟且丰富的 HCI 与 CMC 研究组成了 CAT 的雏形。在后来的发展中，游戏研究 (Game Studies)、移动传播 (Mobile Communication) 研究领域也进入了 CAT 的范畴，但之后又以独立的 division/interest group 平行于 CAT 存在。

　　二、"人机传播" 概念的提出 （2019 (约) - 2019） 在90年代的这一轮技术浪潮中，来自斯坦福大学的 HCI 教授 Clifford Nass 与 Byron Reeves 通过一系列心理实验提出了著名的 "媒介等同 (The Media Equation)" 理论 (2001年复旦大学出版社翻译出版了该理论书籍的中文版——《媒体等同》，非常有趣，可惜鲜有问津)，认为 "人们倾向于无意识地将计算机和其他媒介视为真实的存在"。该理论在后来衍生为 Computers Are Social Actors (CASA) 心理学范式 ，认为 "人类无意识地将与人际互动中相同的社交启发式 (social herustic) 应用于机器"。这些研究发现为后来 "人机传播 (HMC)" 概念的提出与发展贡献了十分重要的理论基础。

　　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三次 AI (Artifical Intellegence) 浪潮的降临让传播学者再次开始探究并思考新技术发展对人类传播行为产生的影响。在最近的第三次浪潮中，自然语言处理 (NLP) 与物联网 (IoTs) 等技术的突破让人机交互方式变得更加自然且广泛。数字助理 (Digital Assistant)、聊天机器人 (Chatbot) 的出现更使得原本作为传播渠道的机器有望成为独立的互动对象 (interlocutor)。

　　这一时期的 CAT 研究逐渐涌现出许多基于对比 "人-人传播" 与 "人-机 (AI) 传播" 的实证研究，诞生于 90 年代的媒介等同理论与 CASA 范式得以验证于大量实验情景。然而，囿于 CAT 研究取向的多元性与实验研究方法外部效度缺陷，这一时期的大量关注 "人-机 (AI) 传播" 的实证研究结论并不一致，实验情景与关键变量孤立破碎。 比如，有学者发现了 “媒介不等同 (the media inequality)” 效应：

Users apply different strategies to interact with AI from with humans ...... When individuals encounter different types of interlocutors, various cognitive-affective unites will be activated. The activation further leads human users to present different personalities. (Mou & Xu, 2019, p. 437)

　　这些基于 CAT 的研究与来自 CS、EE 等学科 (如探究人与实体机器人交互的跨学科领域 human–robot interaction, HRI) 的相关研究具有很强的相似性。而拥有众多人类社交线索 (social cues) AI 技术的发展与应用似乎让本就繁杂多元的传播学研究轮廓更加模糊。 此时，确定不同研究取向与传统的边界尤为重要。其中，著名 HCI 学者 (同时也是 Nass 的学生) Shyam Sundar 在 2019 年出版的《The Handbook of Psychology of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一书中对比了初露端倪的 "人-机 (AI) 传播" 与传统 CMC 研究的区别，但仍未对 "人-机 (AI) 传播" 进行具体定义：

While the former (human-AI communication) is attributed to shortcomings of the human mind (e.g., humans cannot help but be social), the latter (CMC) is attributed to shortcomings of the medium (e.g., cuelessness) in approximat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face-to-face interactions. (Sundar et al., 2019, p. 48)

　　直到 2019 年，来自北伊利诺伊大学的 Andrea Guzman 通过梳理总结传播学 "HCI" 与 "CMC" 的两派基因后，在《Human-machine communication: Rethinking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一书中首次较为系统地定义了基于传播学 CAT 研究派别的 "人机传播 (HMC)" 概念：

HUMAN-MACHINE COMMUNICATION is both a CONCEPT and an AREA OF RESEARCH WITHIN COMMUNICATION.CONCEPT: 1) Machine is a distinct subject with which people interact; 2) The role of technology (machine) is both a communicator and medium; 3) The creation of meaning among humans and machines.AREA OF RESEARCH: HMC can be thought of as an umbrella encompassing the many approaches to people's communication with various technologies. Aiming to be inclusive sets it apart in that by bringing together different ways of thinking about people's communication with technology it serves as a bridge among the discipline's many divisions.(Guzman, 2019)

　　可以发现，Guzman 对 HMC 研究的定义虽然从概念上属于基于人际传播的话语体系 (特别是作为概念的第三点："传播学者不止于探究基于信息的信号传递，更关注信息背后产生的意义" (香农-韦弗模式的诞生背景))，但当机器作为独立的交往对象后（将机器与技术从传播渠道 (channel) 中剥离），意味着对传统传播学 "人类中心主义" 信条的打破，而这一飞跃也意味着需要传播学者从新审视对 "机器" 定义的同时更应审视对 "人" 的定义。 在后文将提到的 HMC 专刊第一期卷首语中，Fortunati 和 Edwards 便对 HMC 研究对传统人际传播研究模式的影响提出了有趣的问题：

When we say that machines talk back to us, we do not mean that this talk is identical to that of a human interlocutor, but the point is: what is the difference？ In everyday life, much human-human communication also seems functional, automatic, and “ｓｃｒｉｐｔed” (Kellerman, 1992). Today, machines offer humans an answer to the question: what is the automatable part of communication？ (Fortunati & Edwards, 2020, p. 7)

　　虽然在 Guzman 看来 HMC 隶属于传播学研究领域，但她仍旧表达出了希望 HMC 成为融汇多学科交叉的 "十字路口" 的观点。此外，Guzman 的《Human-machine communication》还收录了数十篇来自传播学 CAT 研究领域与跨学科背景的学者从不同视角介入 HMC 的实证研究案例，涉及本体论、传播伦理、广告营销等多方面，为基于 CAT 的 HMC 研究描绘出了大致的轮廓。 至此，基于传播学与生俱来技术基因的一脉相承与众多实证研究，传播学领域下的 "人机传播 (HMC)" 逐渐从模糊走向清晰。

　　然而，正如 Guzman 在她定义 HMC 文章最后抛出的 "The most important question" 所述，在新兴媒介层出不穷的今天，基于技术视角的 HMC 研究究竟能走多远呢？

As this book is going to press, technologies designed as communicators have only increased and become more widely available. Everything from refrigerators to cars to watches now exchange messages directly with people. What is needed now is for more communication scholars to take up the study of HMC bringing with them new insights and questions. The most important question at this point, then, is not “what is HMC？” but, rather, “what will human-machine communication become？” (Guzman, 2019)

　　三、从 ICA Interest Group 到专刊出版 (2019-2020) 2020年第70届国际传播学会 (ICA) 年会本应在今年5月于澳大利亚黄金海岸如期举办，由于 COVID-19，如今只能通过线上虚拟论坛方式脑补海岸...... (如下图)

70th ICA Annual Conference70th ICA Annual Conference: https://ica20.vfairs.com/

　　作为传播学三大 A 类会议之首的 ICA 年会是一年一度来自全球各地传播学者交流云集的盛会，不同于各有侧重的 AEJMC 与 IMACR 会议，ICA 年会所涉及的研究领域与视角最为广泛。

　　在以往的 ICA 年会中，与 HMC 相关的研究主要通过两种方式进行展示： 1）作为其他 division 与 interest group 中的内容进行； 2）在前会 (pre-conference) 中进行展示 (算上今年的前会，HMC 已是第五届前会)；

　　然而与往年不同的是，除了前会外，HMC 首次作为独立 interest group 进入了 ICA 主会：

HMC Interest Group in 70th ICA Annual ConferenceHMC as ICA Intertest Group: https://humanmachinecommunication.com/

　　根据 HMC interest group 主席 Guzman 的介绍，此次 HMC 分坛共收到 80 余篇来自全球各地高校的投稿 (以欧美高校居多，被接受的大陆高校有 "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 与 "中国传媒大学")，共约 50 篇被接受，评选出了3篇最佳 (3篇 top faculty 与1篇 top student)。

　　除了得到国际传播学会的认可外，2020年，第一本人机传播研究 Peer-reviewed 期刊《Humam-Machine Communication》付梓出版。

Humam-Machine Communication Journal: https://stars.library.ucf.edu/hmc/

　　值得注意的是，这本期刊的诞生得益于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ICA)、Association of Internet Researchers (AoIR) 与 ACM/IEE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Human-Robot Interaction (HRI) 三个不同学科学会的共同努力。

Human-Machine Communication focuses on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communication with and about digital interlocutors, which may take the form of artificial conversation entities, artificially intelligent software, embodied machine communicators (robots), and technologically-augmented persons (cyborgs), as well as on communication in the context of machine spaces (virtual and augmented realities) and human-machine configurations. Additionally, the journal will publish contributions that shed light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and machine, as constructed through discourse and interaction.

　　补充一点，该期刊的编委会中有一位 唯一的中国学者。

　　四、HMC (CAT) 研究的挑战 (2020 - 路漫漫其修远) 最后，分享一些怀疑论观点。

　　类似 COVID-19 引起的相关领域学术论文 "井喷" 现象，近年来的 AI 热潮也无不引起了多学科学者的纷至沓来。科学研究的可证伪性决定了研究是可以被反复验证的，基于不同实验环境的大量狭义性、重复性研究似乎并不能很好的体现传播学的学科特长：

　　CMC 专刊近期有一篇文章题为《CMC is dead, long live CMC!》, 针对大量重复性研究风气，作者呼吁让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从 "computer" 回归 "mediation"！并进一步举例说明哪些研究选题是可以被作为CMC选题而哪些应该被拒绝：

　　作为社会科学分支的传播学虽然自诞生以来就拥有了一股来自 CS/EE 的技术基因，但对狭义媒介技术的片面 "崇拜" 不仅可能会引起旁人 "技术决定论" 式的批判，更有可能进一步削弱传播学作为独立研究领域的存在。正如 Sundar 在今年 ICA CAT 上提出的耐人寻味的问题：

Just because it is online, is it a CAT study？

　　如今似乎没有可以独立于技术而存在的传播学研究领域，如何找到每个领域所关注的 "核心问题" 似乎比一味探究新兴技术更加重要。

　　对初入江湖的 HMC 研究而言，什么才是 "真问题" ？

　　始终值得思考。

　　（说明：1）本文目前介绍的 HMC 研究仅基于 "社会科学" 宗派中的传播学，考虑到不同研究取向话语差异，笔者并未涉及传播学 "人文学科" 这一重要宗派内容，如有理解不当之处还望批评补充；2）本文观点仅代表个人，不代表《传播的进化》作者，或其他任何个人或组织；）

　　部分参考文献：

　　[1] 牟怡,许坤.什么是人机传播？——一个新兴传播学领域之国际视域考察[J].江淮论坛,2019(02):149-154.

　　[2] Carr, C. T. (2020). CMC Is Dead, Long Live CMC!: Situating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Scholarship Beyond the Digital Age. 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3] Fortunati, L., & Edwards, A. P. (2020). Opening space for theoretical, methodological, and empirical issues in human-machine communication. Human-Machine Communication, 1(1), 1.

　　[4] Guzman, A. L. (2019). What is human-machine communication, anyway. Human-machine communication: Rethinking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and ourselves, 1-28.

　　[5] Mou, Y., & Xu, K. (2019). The media inequality: Comparing the initial human-human and human-AI social interactions.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72, 432-440.

　　[6] Rammage, D., Manning, C., & McFarland, D. A. (2020). Mapping Three Decades of Intellectual Change in Academia. arXiv preprint arXiv:2004.01291.

　　[7] Sundar, S. S., Jia, H., Waddell, T. F., & Huang, Y. (2019). Toward a theory of interactive media effects (TIME): Four models for explaining how interface features affect user psycholog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