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校订本）》是一本由梁启超 著 / 俞国林 校著作，中华书局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68.00元，页数：598，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校订本）》精选点评：

　　●这个版本为何天下最好？我重读一遍以后就告诉你们知道！

　　●个总的眼光和学识都值得信赖：）

　　●从晚明思想界的风起云涌，到盛清实证之学，再到晚清的极全面叙述（可惜未涉及晚清思想大变故。）任公在鸟瞰三百年来学术发展之中，竟还能做到如此态度鲜明但又不落于偏颇的叙述，实在佩服。学者中极有血性和责任感之人，如亭林，如梨洲，再如谢山，当是我们所有学子的榜样。而有清一代考证功底之扎实，读来也足以令人汗颜了…可惜，在一矫宋明空谈之风的同时，是否也失掉了无凭借而直抒胸臆的能力？

　　●这一版没读过，据说很不错。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校订本）》读后感(一)：文献整理，最好玩的就是抄袭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自1924年诞生以来，有数十个版本流传，长销不衰影响深远。中华书局2019年12月推出由俞国林校订的新版，可算这部梁启超经典作品的集大成者。

　　2020年1月4日，中华书局伯鸿读书会的读者沙龙，组织了一次线上交流，读者与俞国林先生畅谈书里书外。交流过程中，我提了两个问题，均得到俞先生回复，整理如下。

　　问题一：点校《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过程中有什么有意思的事儿？

　　俞国林：其实这个呢，从最开始的标校过程呢，也是平常的，只是后来在不同的版本搜罗过程中，居然能够搜罗到近60来个版本，不同出版社的，国内的、台湾的、日本的、民国的、近代的、当代的，一些时下一直在做的。这个对我来说，难度好像增加了很多，其实后来陆陆续续发现，很多本子所谓的整理，其实就是抄来抄去抄。所以文献整理里面最好玩的就是抄袭，说白喽，就是他直接就用了嘛。还有一个呢，最好玩的就是发现他的稿本，稿本里面最有意思的很多内容，在后面都没有体现出来，后面大概改正了900多处错误。

　　问题二：中华书局近期出版了容庚、郑天挺、梅贻琦、陈乃乾多本学人日记，日记作为个性化的文字，是否体现出学人的真性情？

　　俞国林：这例子特别多，都能在里面找到一些很好玩的事情。比如像顾颉刚先生，大家都知道他特别爱才，他提拔年轻人，提拔年轻人出来干事，最重要的就是谭其骧，他跟谭其骧之间有小的矛盾，但是他竟然在日记里说：我的学问还不如谭其骧大。郑天挺先生呢，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喜形不露于色，很少发脾气，但有一次他突然之间对下属发了很大的脾气，日记也记载下来了，他为什么发脾气？原因是什么？都体现出来了。还比如容庚先生，他能用五个“吾不如”：“目光锐利，能见其大，吾不如郭沫若。非非玄想，左右逢源，吾不如唐兰。咬文嚼字，细针密缕，吾不如于省吾。甲骨篆籀，无体不工，吾不如商承祚。操笔疾书，文不加点，吾不如吴其昌。”但是合在一起呢，别人都不如我：“若锲而不舍，所得独多，则彼五人似皆不如我也。”这都体现出学人的个性。

　　伯鸿书店的微店推出俞国林签名版《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并可提上款，当即下单，静等书来。

附图书及点校者简介：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是梁启超的代表作之一。原是梁启超1923年夏至1924年春夏间，在南开大学、清华学校讲授“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课程之讲义。作者从“时代思潮”“复古求解放”等理念入手，论述了清代学术变迁与政治的影响、清初各学派建设及主要学者成就、清代学者整理旧学的总成绩三大问题。其目的“是要说明清朝一代学术变迁之大势及其在文化上所贡献的分量和价值”，纵横并立，经纬互持，将清代学术置于十七、十八、十九三个世纪的中国学术史发展中，对经学、小学、音韵学、校注古籍、辨伪书、辑佚书、史学、方志学、地理学、谱牒学、历算学、乐曲学、金石学及其他科学等二十个学术门类的成就及各学科概貌做了整体评述和清晰勾划，第一次完整、系统地将其启蒙、发展与流变展示在人们面前。

　　本次整理以最为通行的1936年中华书局《饮冰室合集》本为底本，以《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稿本、清华学校讲义本、《史地学报》刊载本、《东方杂志》刊载本、民志书店第四版单行本、《东方文库续编》本为通校本，以《中国近三百年学术概略》稿本、南开大学暑期讲义本、辅仁大学铅排本、重庆中华书局重排重校单行本以及《学灯》《晨报五周年纪念增刊》《晨报副镌》等报刊所刊载者为参校本，举凡脱、讹、衍、倒者一千数百处，一一校订，使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之文本，更为完善。

　　俞国林在古籍整理编辑的岗位上已经工作了18年，是中华书局总编辑助理、学术著作出版中心主任，同时也是业内的“新晋网红”。这18年中，他主持并直接参与了十多种国家级古籍整理项目，策划出版了陈寅恪、顾颉刚、陈梦家、容庚等众多近现代学人的著作，2019年岁末纪录片《但是还有书籍》中C位出镜的《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中国近三百年来学术史》等也是他值得骄傲的成绩。俞国林曾在媒体专访中说过，做古籍整理很累，不是谁都能坚持下来的。“有人说‘板凳一坐十年冷’，但对于古籍整理编辑而言，要做到‘板凳一坐，一辈子冷’的气概。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校订本）》读后感(二)：李成晴丨著书日课：存留写作时的生命印记——读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校订本

　　作者：李成晴（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写作中心讲师）

　　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梁任公称道王念孙《广雅疏证》说：

石臞七十六岁才着手著此书，每日限定注若干个字，一日都不旷课，到临终前四年才成，所以这部书可算他晚年精心结撰之作。昔郦道元作《水经注》，论者咸谓注优于经。《广雅》原书虽尚佳，还不算第一流作品。自《疏证》出，张稚让倒可以附王石臞的骥尾而不朽了。（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俞国林校订，第346页）

　　石臞日课有恒如此，转可见著书之不易。“日课”的传统，历来为读书人所守持，明末复社名士冯京第的《簟溪自课》有这样的规划：“旦明寅，温已读书”，“朝明卯，念未读书”，“蚤时辰，课同卯时”，“禺中巳，钞书”，“正中午，饭罢临法帖”，“日昳未，学射”，“日旰申，作诗一篇”，“日暮酉，著文一篇，大篇以戌继之”。清儒曾国藩也有“日课十二条”，更是屡为后来读书人所效法。梁任公不只在著作中拈出此点，他自己实际也是沿承着这一传统。1910年，任公在致徐佛苏的信中说，自己有“日间一定之功课”，包括“临帖一点钟、读佛经一点钟、读日文书一点半钟、课小女一点钟”；到夜间则专注写作，“每日平均作文五千言内外，殊不以为苦”。

　　梁任公一生行止语默，多可为后人矜式，且读书著作，效率惊人。不过，因为他不记日记，后世对其一天之内的“日课”安排并不很清楚。有意味的是，梁任公尽管不设专门的日记册，却习惯夤夜记历，将当日所思所为简略记在所读的书眉或者稿本的天头上，这其实也是一种个人的起居之注。在2020年初出版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校订本中，校订者俞国林便将任公的稿本眉批迻录在校记之中，为读者存留下任公的“日课”史料，归并一处，颇有可观。

一

　　任公自记著书日课，有这样几个特点：一是当日停笔时记起止；二是记文本增删修润；三是记当日待人接物。例如，在《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章《荀子》一节的文末，任公注曰：“以上四月十日稿。”后文《墨子》一节，又注曰：“十二日成。昨日入京，本日晚车归，从夜九时至一时半成此。”又后文《淮南子》一节，文末注曰：“十三日成。是日在君、厚生来，共晚饭。休息约二三小时。”直到十八日午，“续完本讲”，最终完成了《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的第二大章。倘若只是严格地“日课”著书进度，尚不能看出岁月人世的留痕。写作书稿之际的交游、思绪也一并记录其间，便在纸面上存留了生命的印记，甚至温度。在《学术史之编著及其他》一节之后，任公随记曰：“廿二日成。本日起甚早，晚饭后假寐，似感寒。十二时入浴，就寝。”这些当时的琐事如同一勺海水，经过时间的晾晒，仍能从中品出沧海烟波的味道。

　　任公一生著述丰硕，陈达曾回忆，兼任《清华学报》总编辑期间请梁启超写稿子，不几日便送来了《中国学术的地理分布》，令他感叹任公运笔之神速。黄伯易也提到，任公治学勤恳，连星期天也有一定工作计划，不稍休息。有时一面在写，一面又在答复弟子的问学。从《学术史》的多处停笔时间的记录里，我们亦可以理解“不几日”的背后，任公写作的精神之饱满和用功之劬劳。这些细节，更给了读者以时间的缝隙，去窥探他何以能够产出如此卷帙汗漫的学术成果。

　　我们平日所熟知的“文不加点”，只能是文学化的描摹，实际的写作过程，大都不会是太轻松的。在讲到《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时，为了呈现郑庠、顾炎武、江永、段玉裁对于古韵分部的异同，任公特地绘制了《郑顾江段古韵分部比较表》。此表完成后，任公当颇有成就感，便眉批道：“此表费一日之力乃成，因吾夙未治此学也。”倚马千言并不一定是一位学者的真实日常，相反，最为平常的状态很可能是焚膏继晷。任公在稿本中多处记下了夤夜写作的印记，有“十二时睡”“一时半睡”“二时寝”“二时半睡”“三时睡”等。特别是在《谱牒学》一节天头，任公自记曰：“四时就寝，几达旦矣。”当这些存留在正文之外的文字跳脱出来时，我们能够感受到一位学者曾经那么真实地生活于人世间，虽然身后留下了逾千万字的作品，令人瞠乎其后，但那些著作也都是一笔笔写就、一日日熬成的。

二

　　《学术史》在论及宋王应麟的《困学纪闻》时，评价此书为清代考证学的先导，故而清儒甚重之。不过，在属稿之初，任公并不很确定清儒中有谁为《困学纪闻》做过注，便夹条备注曰：“《困学纪闻》，惠定宇似未有注本，而何义门、阎百诗则有之，已补入。未悉对否？”撰就这一部分后，饮冰室的窗外大约晨曦微明，他便于稿本上注曰：“十四日成。阁笔时四点钟了。”到了第二天，任公又开启了《辨伪书》章节的撰写，大约写了2800余字，这较他平日5000字左右的写作进度自然显得低了一些。个中原因，任公在稿本中注曰：“十五日成。本日百里由京来，约在君共谈共饭，掇笔颇久。夜一时已甚倦，便睡去。”到了第二天，任公奋笔追补，将《辨伪书》一气呵成，写毕时又至夜永，稿本上留下了当时的情景：“三时睡。”又比如在完成《上古史之研究》一小节后，眉批注曰：“十九日成。昨夜枕上阅黄莘田之游俄记，达旦乃寝。午约莘田饭，故所成较少。一时寝。”“掇笔颇久”“故所成较少”，似是自我省思，也似是给另一个“自我”进行日课完成情况的交代。

　　文字诉诸笔端之后，仍需要打磨，力求简明，此即卢延让捻断茎须、欧阳修粘稿于壁的故事。校订本《学术史》以校记的形式，为世人呈现出任公字句琢磨之痕迹。任公在《科学之曙光》一节论及梅定九的地位时，稿本谓“历学脱离了占验独立，而建设在真正科学基础之上”，而删润时便用墨笔将“真正”二字圈去了。察其意，盖谓“科学”表意本明，故无需再缀一“真正”的定语。又者，避讳作为一项曾经重要的礼制和风俗，其遗风余韵还一直延续在民国著述中。任公作为前清举人，在书写中，于避讳代字是根深蒂固甚且是融入血脉之中的。即便到了民国，他著述的手稿，依然是习惯性地或不自觉地使用避讳，比如他会将“丘”写作“邱”，避孔子讳；将“玄”写作“元”，避康熙玄烨讳；将“弘”写作“宏”，避乾隆弘历讳。校订本也都在正文、校记中予以回改并说明。在著述架构层面，稿本中也留下了“又补作三叶余”“右边两叶，六日改作”“废去旧稿二叶半”“十四日改补”等说明。在《地理学》一节完稿后，任公附注曰：“以上三叶廿七日成。是日何慧珍远来，耽阁时间颇久。又此次撰地理学，因资料搜集未完，率尔落笔，故结构屡变，颇感狼狈。二时半寝。”遍观大方之家者难为言，任公对著述，悬起的自然是古今著作之林的高标准。

三

　　有些自述著作经过的文字，可以在稿本中记下，也可以于讲演时随口讲出，但在写定著作时，往往是无法径自录存的。翻检《饮冰室合集》版的《学术史》，可以注意到，任公在介绍顾祖禹时，对其生卒年交代得很明确：“生明天启四年，卒清康熙十九年（一六二四—一六八〇），年五十七。”不过在稿本中，任公却是用小字进行了一段近于白话体的说明：“生卒年无考。我考了许久，考不出来。尤奇者，连《读史方舆纪要》成书年月亦无考。他自己虽作有几篇狠长的序，旁人也有几篇序，但都不署年月。”（任公语体文用“狠”而不用“很”）他曾经“考了许久，考不出”的疑惑，有的日后自己进行了填补，如在论及王寅旭时，稿本、清华讲义本等初期文本都记录下了任公的“不知阙疑”：“生卒年无考。惟知其明亡后二十余年犹存（见丁子复所作传），而年仅中寿（见杭世骏所作传）。”后来，待查明王氏生平后，任公便改写为“生明崇祯元年，卒清康熙二十一年（一六二八—一六八二），年五十五”。

　　有的阙疑之处则，留给了后世校订的人。如在论清学的实践实用主义时，任公提到，戴望曾批评“皖北某钜公序程绵庄书，颠倒白黑”。但是，他一时没有查考出此“钜公”姓甚名谁，便直言“不知其人为谁也”。经俞国林考索，我们便知道“钜公”原来指的是姚鼐，因为姚鼐曾撰有《程绵庄文集序》。有关一些历史文献的细节问题，任公也没有粗疏带过，而是常常用眉批的形式写下“查卷数”之类的标识。本文开篇，曾征引任公述王念孙“七十六岁才着手著此书，每日限定注若干个字，一日都不旷课，到临终前四年才成”的话，其实他对此评述并非完全有把握，故而在稿本眉间补记“年岁记不真，尚须细查”。

　　陈达曾描绘过任公写作时的情形：“写东西，材料都在脑子里，不用查书翻资料。他的书桌很大，四面都是抽屉，桌上砚台里的墨永远是不干的。”（姚雅欣《海燕飞来窥画栋——清华园北院旧址梁启超故居摭忆》）稿本所留下的“待查”之类随记，可与此描绘相印证，为写作中的梁任公作一还原实情的“写真”。

　　《学术史》是颇为独特的一本书，任公撰讲义、作讲演、修旧稿、发报刊以及学生记笔记诸环节交织在一块，令人有治丝而棼之叹。不过，俞国林的校订已经最大程度地梳理了此书文本谱系和相互之间的关系，也给世人存留了稽考此书成书过程与早期版本的线索。例如，第二讲《清代学术变迁与政治的影响（上）》一节，底本是任公在清华学校的讲义。后来《晨报》纪念号征文，任公因专注于清华的课程，无暇另起新稿，便“录副塞责”。交给《晨报》发表的文本前，任公还特地说明，自己近期在师范大学国文学会续讲此题，“或将来该会有笔记，可资参考也”。在撰稿时，任公有时会将部分预先印发的讲义加以剪切，直接粘贴在稿纸上。这在今天看来，倒颇有几分自我征引“文本环流”的趣味。

　　在《清代学术概论》中，任公曾有相当严苛的自我评价：“启超务广而荒……多模糊影响笼统之谈，甚者纯然错误。”涉及清代学术史的具体评价问题时，他也多有犹疑不决的地方。关于钱谦益撰《明史》的计划，任公有子注评论：“钱牧斋亦有志自撰《明史》，其人不足道，但亦略有史才。然书既无成，可不复论。”过后又加浮签曰：“拟改：钱牧斋亦撰有《明史》二百五十卷，其人不足道，但亦略有史才。然书既不传，可不复论。”任公躬身反省自己的学术“吾学病爱博，是用浅且芜”，但一种博大的通儒气象，却只能在此“务广”“爱博”的气度中方得涵育。后世对任公的评价，并没能超拔于他的饮冰自知。

四

　　《颜氏家训》云“光阴可惜”，任公也曾书写“无负今日”四字勉励年轻学子。任公作为士林之望，访客交游自多，这自然会占用他大块的著书时间，也会让他在客去人定之后有一种空落之感。在撰写《学术史》时，他便曾随手记下“今日两次客至，废时不少”，“昨日由京返津，未属稿。今日亦随意泛览各书，故所成甚少”。对写作进度的眉批，实际上也是对每日生命是否荒废的检视。在《乐曲学》一节中，任公自记：“是日作应酬杂文二篇，又改稿七八叶，故所成仅此。二时半寝。”等到第二天奋笔将《乐曲学》写毕，复自记曰：“此题如此繁重，夙所未习，一日之力能成此，颇自喜也。二时就寝。明日入京，须一来复乃归。暂阁笔。”我们今日读来，尚能感受到任公从奋袂追补、痛快写作的光阴流逝中获得的心安。

　　如上所引，任公写作《学术史》时，常往来京津讲学，故凡入京前，例皆自注：“明日入京，暂阁笔。”等从京城返津，则立即投入到《学术史》的撰写之中：“十二日成。四时寝。昨日晚车始归，昨夜未属稿，今日亦颇为客所嬲，然并所改旧稿已成十叶矣。”在《史学家法之研究及结论》一小节之后，任公特意于稿本中记下：“廿三日太戈尔北来，往车站接他，回来写这几行。忽然又做了《亡友夏穗卿》一篇，做成已两点钟，便睡觉去。明日入京，此稿暂阁。”在北京参加接待泰戈尔的诸方活动，整整用了十天，回津后任公立即开始着手撰写《方志学》一节，并注曰：“五月四日成。入京凡十日，昨夕始归。在京未成一字，中间曾作《印度与中国文化之亲属的关系》一篇，为欢迎泰谷尔也。夜二时就寝。”泰戈尔访华是当时文化界的盛事，因任公等人以“讲学社”的名义力邀而促成，任公将其事记于正在写作的书稿中：一桩盛事，寥寥数笔，与一部正在形成的著作有了真切的连接。

　　写作者离开世间之后，其命运往往以书的命运为命运。在生前，很多人为了对抗这种“命运”的安排，会尽心尽力地去记录，这是存在的本能，也是可悲悯的徒然。如今能读到的学人日记中，平常起居、学业交游以及生活志趣诸般原貌，是当时的琐屑，更是心史之留痕。惜乎任公不作日记，好事者如吾辈，只得在他著作的副文本里去下一番“考证”功夫。《学术史》中的夹注、眉批，甚至是散落于书页边缘的模糊字迹，都是这部学术著作的独特组成——学人书事，正是由这些可能失落的文字，默默地载记着。

　　（原载于《光明日报》2020年05月16日12版）

　　奉旨搬运，原文链接：https://news.gmw.cn/2020-05/16/content_33834698.htm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校订本）》读后感(三)：梁启超经典代表作迄今之全本、定本；了解中国思想史、学术史之必读书；B站热播胡歌配音豆瓣高分纪录片《但是还有书籍》出镜作品

　　最近有一部纪录片，豆瓣评分9.5，B站评分9.9，那就是胡歌配音的《但是还有书籍》~

　　在纪录片的第一集里讲到中华书局编辑俞国林和他的编校故事。

为了对作者和读者负责，俞国林变得越来越谨小慎微。为了校勘比对，他往往穷尽力量，搜集一本书的各个版本；为了验证资料，他常常出入于各大图书馆和档案室。他对文字锱铢必较，希望用慢工细活，交出更好的作品。

　　纪录片指路：11分26秒开始

但是还有书籍来源: 哔哩哔哩弹幕

　　中华书局的这本《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校订本）》，就是俞国林先生继《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之后，花费数年心血的新校订作品。

一、不可不读的《学术史》

1.大家经典，多版本近百年畅销

　　中国近代著名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戊戌变法领袖，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之一梁启超重要代表作。自1924年诞生至今近百年畅销，有数十个版本流传。

梁任公

2.名师讲义，梦回民国清华课堂

　　此书为梁任公为清华、南开授课所撰讲义，民国风采，大师学问，于斯可见。

3.清代学术，不可绕开的必读书

　　三百年学术史，勾画脉络：自明末至民国初，跨越17、18、19三个世纪

　　数十位学术大家，一一评述 ：黄宗羲、顾炎武、阎若璩、王夫之、朱舜水、万斯同、全祖望……

　　二十个学术门类，分述成就：经学、小学、音韵学、校注古籍、辨伪书、辑佚书、史学、方志学、地理学、谱牒学、历算学、乐曲学、金石学……

4.妙语连珠，生动有趣的学术书

　　打破学术著作艰涩难读的刻板印象，诠释一流学者深入浅出的名家风范。

　　融入个人情感，学问与趣味、理性与感性完美结合的代表作。

　　~~发现一个有性格的梁任公~~

　　随处可见超正三观：“若一味揣摩风气,随人毁誉,还有什么学问的独立？”

　　会在学术著作中写“哈哈”：“极耻辱的条约签字了,出走的西太后也回到北京了。哈哈哈! 滑稽得可笑!”“有人问：‘这样做学问法,不是狠容易吗？ 谁又不会钞？ ’哈哈! 不然不然。”

　　自谦又自负，真实又可爱：“我在这里讲王、梅学术,自己觉得狠惭愧,因为我是完全一个门外汉,实在不配讲。”“吾于此学纯属门外汉,绝无批评诸书长短得失之资格。”“十五日成。此题如此繁重，夙所未习，一日之力能成此，颇自喜也。”“此表费一日之力乃成,因吾夙未治此学也。”

5.收获多多，不止有清代学术史

　　梁任公教你治学方法：“须知凡用客观方法研究学问的人,最要紧是先澈底了解一事件之真相,然后下判断。”

　　梁任公给你推荐书单：“欲知四大案简单情节，看赵翼的《廿二史札记》最好。”

　　梁任公“月旦评” ：“如何心隐、李卓吾等辈，简直变成一个‘花和尚’。”

6.其人其文，众名家大师共推荐

　　“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人人笔下所无，却为人人意中所有，虽铁石人亦应感动。从古至今，文字之力之大，无过于此者矣。”（黄遵宪）

　　“任公的特异处，在感应敏速，而能发皇于外，传达给人。他对于各种不同的思想学术极能吸收，最善发挥……有些时天真烂漫，不失其赤子之心。其可爱在此，其伟大在此。”（梁漱溟）

　　“先生文字流利畅达，声气灏大，勇于采用新体，顿使拘谨之古文界，为之放一线新的光明。”（郑振铎）

　　“盖先生从事孔、老、孟、荀、阳明、白沙之学终其身，涵养深，愿力弘，以苍生为己任，以斯文为己任。”（刘盼遂）

　　“近三百年中国学术史之探讨，不独开辟新领土，抑且饶于新收获，此实为其不朽之盛业。”（张荫麟）

　　“条例之分明，爬梳之得法，抉择之精确，疏释之发皇，能使学者读其书，省精力而获益多。”（伍庄）

二、与众不同的校订本

1.还原：

　　（1）首次吸收梁任公稿本内容，恢复原貌。

　　（2）首次补充梁任公随文批注，日记性质，撰著过程、来客出行一一可考，颇具史料价值。

廿三日太戈尔北来，往车站接他。回来写这几行，忽然又做了《亡友夏穗卿》一篇，做成已两点钟，便睡觉去。明日入京，此稿暂阁。以上三叶廿七日成。是日何惠珍远来，耽阁时间颇久。又此次撰写地理学，因资料搜集未完，率尔落笔，故结构屡变，颇感狼狈。二时半寝。十二日成。四时寝。昨日晚车始归，昨夜未属稿。今日亦颇为客所嬲，然并所改旧稿，已成十叶矣。

　　“做成已两点钟，便睡觉去”，“二时半寝”，“四时寝”，原来任公也是修仙熬夜党！！！

　　（3）恢复梁任公使用的全式标点和双圈“◎”、单圈“○”、着重符“·”、段意间之隔行符“﹡”等符号。

　　横线标记人名、地名，曲线标记书名，一目了然。

　　单圈“○”标记是梁任公亲自帮你划重点啦！

2.全面：

　　广搜众本，全面校勘，一本在手，可知众本面貌。

校订者搜集的众版本

3.准确：

　　精校精审，出校1500馀处。其中校补正文1600馀字，校正讹误900馀处，校异校按300馀处。

“冀为任公此一巨帙，多扫去一些‘落叶’耳。”

　　4.严谨：

　　梁任公时代习用之字不改，无凭无据不改，有改动之处皆出校说明。

第188页校勘记第346页校勘记

三、书籍实拍

纸面布脊精装，朴素大方圆脊耐翻可平摊，便阅读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校订本）》读后感(四)：揣摩任公原意，返回撰述现场——中华版《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校订本略述

　　“梁任公先生之学问文章，宜久为世人所共谂。”这是金兆梓先生在1943年为重刊梁任公著作六种事所撰缘起之开头，而这六种书的压卷之作，正是《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其书为不世出之佳制，自不待言，近三十年来更是诸家踵事重刊，翻版不啻十百，然朱维铮校注本订讹补义在先，夏晓虹、陆胤新校本网罗讲义报刊诸本在后，论者咸称观止矣。向闻中华书局俞国林先生有志另起炉灶，做一全面彻底的汇校本，书成付梓，而余有幸先睹，粗阅毕即喜出望外。因虑其版行仍俟时日，而读者翘首问讯者已多，故不揣拙识，略述其价值如下。

一

　　中华版《学术史》校订本的最大优长，在于取得梁任公在清华学校讲授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课程的讲义稿本（下称稿本，以与讲义铅排本区分，又按全书之前半另有在南开大学讲授“中国近三百年学术概略”的讲义稿本及铅排本，不过仅有七讲，与“学术史”非逐章对应关系，详下文），此稿本内容虽非后来刊行的定本之面貌，然其价值非同小可，不能等闲视之。取此稿本与后续诸本相校，颇可推揣此书撰著时，任公覃思精微、采摭群书的过程。校订本将这些过程逐一反映在校记中，读者可据此寻绎任公撰述《学术史》的进程及其风采，略举数例。

　　第七讲“两畸儒”中提及王船山时，任公谓“他又从论理方面难虚无主义”一句，校记指出，更早在南开讲“中国近三百年学术概略”时所作讲义稿本实作“他又从论理方面诘虚无主义”，而南开讲义铅排本却将“诘”误作“诸”，清华讲义稿本此处先剪贴南开铅排本，又以墨笔改“诸”字为“难”字，而后续诸本因此全作“难”字，但大概因为手头并无“概略”讲义稿本，故任公将“诸”字改作“难”字，而非改为“诘”字。俞国林先生玩味其意，改作“诘”字，自然是其观点的体现（p.151）。

　　因任公先前在南开已有讲授“概略”的基础，是故后来在清华讲授“学术史”时，任公已先有基础准备，故多有剪贴旧有讲义本以省手工之举，而南开铅排本之误，稿本已有所修正。

　　然则南开讲义本既已多有手民之误，任公撰写稿本时又往往剪贴因袭，编校失误亦难一一订正，以致谬种流传，其中尤以第七讲述及朱舜水者为甚，如引用朱氏文集《答小宅生顺问》之“生”误作“朱”（p.158），又如引用文集《答奥村庸礼书》之“奥”误作“兴”等（p.160），俞国林先生便取南开讲义稿本，皆为订正。可见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虽说此实为手民之累，非撰述之罪，不过亦可提醒来者，“复制粘贴”之时，亦当慎之又慎。

　　而在第八讲“清初史学之建设”及其后续诸讲较少受南开讲义铅排本影响，稍少错讹，然覃思之痕迹更为明显，如第八讲提及万斯同《明史稿》著作权公案时，有“记得魏默深《古微堂外集》有《书明史稿》两篇，可参看”一句，稿本最初如此写，清华讲义铅排本也如此印，后续诸本皆有此二字，然任公却在稿本圈去“记得”二字，大约他得空翻书，得知所记不错，故圈去这两字（p.169）。

　　同在第八讲，任公述及全祖望生卒年时，稿本原书卒年“一七七五”，而于第二“七”字旁用淡墨书“五”字，盖任公撰著讲义时先凭印象写作“一七七五”，后加覆核拟订正作“一七五五”，而讲义铅排本排印时，任公似未作出订正，或手民未审其已有订误而仍沿原误，后续诸本皆未吸取这一订正，故舛误流传至今（p.172）。似此稿本正确而后出诸本多误者尚夥，容后文另叙。

　　又第十二讲“清初学海波澜馀录”提及十数位明末清初之学者，前两位排序是方密之与陈乾初，而后续排名，稿本原序是“三费燕峰，四唐铸万、胡石庄，五刘继庄，六毛西河，七潘用微”，而稿本于“七潘用微”下有小字注云“此项应改为第三，在陈乾初之后、费燕峰之前”，而讲义铅排本及后续诸本皆仍稿本调整前之次序，惟《合集》本据以调整，据此可以推想任公这一顺序调整当是在讲义本刊出以后所作，而当任公向《史地学报》寄送讲义铅排本时，应未及作此调整，故《史地学报》所载仍依稿本调整次序之前的面貌刊行（p.268及以下）。

　　又第十四讲“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二）”论及辑佚书时提到《四库全书》从《永乐大典》辑佚，现存报刊本、铅排本等列其部属作“经部六十六种，史部四十一种，子部一百零三种，集部一百七十五种”，而稿本则仅列经部，然较刊本更详，作“经部易类一七种，书类一一种，诗类五种，礼类七种，春秋类一四种，孝经类一种，四书类二种，乐类三种，小学类二种，合计”（后留空），又列“著录”、“存目”两行，皆留空（p.431）。大抵任公本有意细加统计，然而任公撰稿时间匆猝，后三部子目又多，难免疏漏，因此决定只粗略统计四部各有几种列而举之吧。大约任公后来亦有意细加统计，惟时不待人，故未克蒇事。

　　又第十五讲“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三）”论明史之述作时，曾言及钱谦益，各版铅印本皆作“钱牧斋亦有志自撰《明史》。其人不足道，但亦略有史才。然书既无成，可不复论”，稿本原亦作此，而后加一浮签“拟改：钱牧斋亦撰有《明史》二百五十卷，其人不足道，但亦略有史才。然书既不传，可不复论”云云，而仅见《东方杂志》连载本《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及《东方文库续编》单行本采用了任公的改写，大约任公在将稿本交付《东方杂志》刊印之前，偶见资料得悉钱牧斋确曾著完《明史》而其书终不传，故在投稿之前加此浮签以为订正，然后来印行单行本时反未加订正（p.450）。不知究系手民未察，或系先有印发讲义而使后来诸本沿误，俱未可知。

　　又第十六讲“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四）”稿本有眉批“凡稿中‘歷’字，皆当作‘曆’”（按此据p.1校记转引），按任公为前清举人，行文自不免胜朝避清帝讳之习气，例如全书“曆”皆作“歷”，避清高宗弘曆之讳，而第十六讲涉及曆算学，盖为避免歧义而特加此眉批，然未能全书据以回改，可谓略有小疵。

　　因任公“学术史”撰写讲稿、刊印讲义、登载报刊诸事，皆集中于一九二四年，而任公于其讲义本文亦随讲随印随改，前后多有史实之补充，观点之转变，难能推定何者为其“晚年定论”。

　　夏晓虹、陆胤两位先生的“新校本”，则取已刊行讲义与报刊本之胜过民志书店本、《饮冰室合集》本的部分作底本抽换，这一“百衲本”思路固然是一种巧办法，但往往也在任公的前后修改及《合集》本的独有异文中有些纠结取舍，可谓“两姑之间难为妇”，亦难免淆乱版本之嫌，虽具沉潜考索之力，难成高明独断之功。

　　而今披览中华版校订本，其书校记多达一千五百五十馀条，多为据稿本订补《合集》本及其馀众本之讹误，可见任公原稿俱在，逐条皆能覆按，不仅能以此推量任公前后改稿刊行的大致时间，亦可揣摩任公撰述之微意。从“返回现场”的角度衡量这一校订本，可见其后出转精，洵当称定本之誉。

二

　　而稿本不仅可以作任公撰述与讲授“学术史”过程中的种种细节，更可以为后出诸种铅排本与整理本订误。

　　朱维铮先生在《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校注引言中，论及梁任公清学史著述两种之疏失，有“以兄字为弟号，以子著为父书，以既死为方生”之论断，若以此说评价《清代学术概论》，大抵不错；而以此说评价《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本已不免过苛，加之如今所见通行本《学术史》之舛误多为手民连累作者，实非撰述之罪。揆之稿本，可知朱先生评价实有其偏颇处。稿本文字多胜后续诸本，略举数例。

　　如第一讲“反动与先驱”论及治利玛窦、徐光启一派之学者，有“汪应熊、朱天经、杨廷钧”等辈，然此数人名皆误，自清华讲义铅排本一路错到《合集》本，而稿本作“王应熊、李天经、杨廷筠”，皆不误（p.14）。

　　又第二讲“清代学术变迁与政治的影响（上）”，提及“黄梨洲被悬购缉捕”一事，按稿本作“悬购名捕”，就是悬名购捕，具名悬赏缉拿之意，然则自清华讲义铅排本起，各本均作“悬购各捕”，遂致文义不通，《合集》本改作“缉捕”固然救了文义，但亦失了稿本之真（p.25）。

　　又第九讲“程朱学派及其依附者”，各版铅排本提及王念孙之父时，误其名为“王国安”，而稿本正作“王安国”，不误（p.188）。

　　又第十二讲“清初学海波澜馀录”，述及吕留良时必然绕不开《大义觉迷录》一书，然各版铅排本多误作《大义觉述录》，而稿本不误（p.296）。

　　而至“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中，铅排本内此类错误更是不胜枚举，而稿本自不误。兹举第十三讲一例，各版铅排本作“陈朴园有《三家诗遗说考》十五卷”，按此书出自陈寿祺，而非陈乔枞之书，此为以父著为子书之典型案例，然查考稿本及《东方杂志》本，此句正作“陈左海有《三家诗遗说考》十五卷，其子朴园有《四家诗异文考》五卷”，并无淆乱父子兄弟之误，实为自清华讲义铅排本起皆沿手民之误的结果（p.313）。由此可见，朱维铮先生这条凌厉辛辣的评价，放在《学术史》一书，实是厚诬任公矣。

　　自清华讲义铅排本起，单是人名书名之鲁鱼帝虎，即数以十百计，其馀误字更不必提，俞国林先生据稿本一一核实改订，颇著劳绩，亦可见稿本之校勘价值实远出众本。

　　而订误以外，稿本更有相当数量的文字，不知何故（据所脱文字来看，当非任公有意删去，而是技术原因产生的脱漏）自讲义铅印本起即有脱误，并且累及后续诸本。俞国林先生据稿本拾补，计得一千六百馀字，其中多有关乎文理者。

　　这些脱漏文字在我看来，最重要的部分有两段，其一见于第二讲“清代学术变迁与政治的影响（上）”：

这时期的代表人物，最伟大者，是：一黄梨洲：他是王学的继承者、修正者。他又是史学的建设者——浙东学派由他开创。二顾亭林：他提倡“以经学代理学”。清代考证学，公认他为开山之祖。他对于各部分的文献学，都开出端绪。引起后人研究。三王船山：他最能为深沉之思，要建设自己一家的哲学。他又是一位历史批评家。四朱舜水：他是一位严格的道德实践家。但他有狠丰富的学识和技能。他是日本学术界最大的恩人，在本国却没有什么影响。

　　这段文字除了稿本外，仅见于《晨报五周年纪念增刊》刊载本（p.28），然则这段文字却十分重要，诸本脱漏大为不该。第二讲的内容主要是清代前期政治与学术关系问题，时间段正在明末至清初顺康时代，“这时期”云云一段正在此文述及顺治及康熙初年之时，正是明末遗老在学界起支配地位之际，而且该讲之末时间点到了康熙中期、遗老凋零而新朝学者渐起之时，有这样一段文字：

其时学术重要潮流，约有四支：一、阎百诗、胡东樵一派之经学，承顾黄之绪，直接开后来乾嘉学派。二、梅定九、王寅旭一派之历算学，承晚明利徐之绪，作科学先锋。三、陆桴亭、陆稼书一派之程朱学，在王学与汉学之间，折衷过渡。四、颜习斋、李刚主一派之实践学，完成前期对王学革命事业而更进一步。

　　此段文字诸本皆有，惟错讹较多，以上所引已据稿本订正（p.29），由此我们可见，任公是先将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朱之瑜置于极高极崇的地位，此后再以阎若璩胡渭、梅文鼎王锡阐、陆世仪陆陇其、颜元李塨等展开论述清初学术潮流与思想演变。而《学术史》第五讲至第十一讲，正是分别讲这四位最伟大的代表人物及四支重要学术潮流代表者的，由是可见，上文所引各版铅排本脱漏的文字，实是展开全书结构的一大关节，稿本如此编排，其用意很明确。而铅排本的脱漏，反而使得全书结构的展开失去了重要的线索。

　　另一处重要的脱漏，也未必称得上是“脱漏”，为第十六讲“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四）”的最后一节“金石学”（p.594），本就是未完稿，稿本末注“廿八日稿。明日入京，暂停”，其后再未续成（p595），此处不过据稿本补充已完稿部分，略窥其大概而已。

三

　　正如最后一节会旁注“廿八日稿。明日入京，暂停”一样，任公在稿本中，多有这类“报告进度”类型的旁注，且其中往往顺带讲述一些当日的个人活动，除为后来读者留下稽考其撰述过程的资料外，亦增添了许多兴味。尤其是在撰写“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这一“阵地战”的过程中间，任公留下的旁注也往往颇能给人现场感和紧张感。

　　俞国林先生于“校订说明”中即拈出第十五讲“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三）”的“史学”一节之“（庚）史学家法之研究及结论”条文末批注：“廿三日，太戈尔北来，往车站接他。回来写这几行，忽然又做了《亡友夏穗卿》一篇。做成已两点钟，便睡觉去。明日入京，此稿暂阁。”（p.490）。撰写讲义时，任公又要见泰戈尔，又为亡友写纪念文章，其疲于公共事务与交游活动，可见一斑，是故任公于“修仙”一道，造诣颇深，时虽已开六秩，比起如今的年轻人，也是不遑多让。特摘录部分“进度报告”如下。

　　如第十四讲“校注先秦子书及其他古籍”一节之“墨子”条下注：“十二日成。昨日入京，本日晚车归，从夜九时至一时半成此。”（p.385）

　　同一节“淮南子”条下注：“十三日成。是日在君、厚生来，共晚饭。休息约二三小时。”（p.395）

　　又第十四讲“辨伪书”一节之末，旁注：“十六日成，三时睡。”（p.429）

　　又第十四讲“辑佚书”一节写完经、史部，旁注：“十七日成，二时半睡。”（p.440）

　　又第十五讲“史学”一节之“（丙）旧史之补作或改作”，写完清人重修元史一段，旁注：“二十日成。二时半睡。”（p.468）

　　同一节“（己）学术史之编著及其他”章末，旁注：“廿二日成。本日起甚早，晚饭后假寐，似感寒。十二日入浴，就寝。”（p.489）

　　以上只略选数条，任公记事之旁注，原不止此数。然综览可见，任公的工作虽时有长短，或因友朋来访事，故工作累计时间并不长，但往往晚睡，就寝时间多在凌晨二三时，甚或有晚至四时者。大约晚年心力倾注于此，不能自已。想来任公晚年身体机能较差，未至花甲即逝世，医疗事故固然是其原因，但任公过分勤于著述而不善于自加珍摄的工作习惯，想来也是短寿的一大根源。

　　尽管任公稿本有以上诸种优长，但问及何以不即取作底本之由，俞先生谓此稿本往往于引文部分但作省略号，眉批抄某书第某卷，或于某人之字号生卒年、某书之卷数部分放空，眉批查之等等，而各铅排本虽有着各种讹误与缺陷，总是以“完成品”面貌显现的，稿本的“半成品”性质过于突出，正是此次难以直接用作底本的理由。况且，以一“完成品”为底本，于相关内容处采录稿本批文，以展现其文本的动态变化过程，私以为于校勘学上更为合宜。

四

　　然则选取《饮冰室合集》本作为底本，大约也是考虑其晚出且通行，并且与报刊本和民志书店本相比，在文字校勘上稍有提高，部分尚待完善的内容也稍有订补。平心而论，《合集》本并不算优，俞国林先生私下有句断语：“（旧上海）中华书局对不起梁任公！”盖应任公家属近乎苛刻的要求，《合集》本将新式标点全部改为旧式句读，而任公之为人，饱含情感，其学术著作亦颇有浪漫派遗风，往往爱用叹号“！”作结，而纵观现代学林，能以“哈哈哈”之辞直接写入学术著作的，舍任公外亦鲜有其人。且观《学术史》诸稿本及早出铅排本，皆有字下加圈加点之处，或为提示关节所在，或为任公得意语句，而《合集》本之排版，则将其一笔抹煞。是故校订本工作底本虽用《合集》本，然标点与圈点仍取稿本及早出铅排本，为还原任公神采也。

　　《合集》本后出，且由林志钧主持，并经杨树达校阅，相比先前诸本，有所改进。如第九讲“程朱学派及其依附者”论及陆世仪，稿本及早出铅排本皆但作“生卒年待考”，《合集》本则补出“生明万历三十九年，卒清康熙十一年（一六一一—一六七二），年六十二”的资料（p.183）。

　　又第十一讲“科学之曙光”提及王锡阐，稿本及早出铅排本但谓其“生卒年无考。惟知其明亡后二十馀年犹存”，而《合集》本落实其生卒年为“生明崇祯元年，卒清康熙二十一年（一六二八—一六八二），年五十五”（p.245-246）。

　　除此之外，因《合集》本编于任公身后，《学术史》原书所述部分事实已然时过境迁，且尽管任公博览群籍，识见终有限度，故尽管《合集》本的一些改动未必符合任公原意，而俞先生也取稿本及早出铅排本加以回改，但这些改动也可略见《合集》本编校者之意。

　　如第十三讲“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一）”之“小学与音韵学”一节曾提及王念孙《古韵谱》，稿本作“石臞书未刻”，《合集》本则作“石臞书近由上虞罗氏印行”，盖任公撰写讲义时，此书尚未刻，而讲义完稿次年，罗振玉即辑印高邮王氏父子著述，中有此书（p.359）。

　　又第十四讲“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二）”之“校注先秦子书及其他古籍”一节“墨子”条提及苏时学，稿本有小注“不闻有他种著作”，《合集》本无此小注，盖苏时学有《爻山笔话》、《宝墨楼诗册》等著作仍在也（p.382）。

　　又第十五讲“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三）”之“史学”一节之“（乙）上古史之研究”，提及马骕《绎史》、李锴《尚史》，言及李锴为关东唯一学者，“闻奉天当局以重价得其原稿，正付刻云”，而《合集》本中则无此句（p.458），按李锴别有诗文著述，《辽海丛书》收录，然此丛书动议虽早，刊行则已在任公殁后，而略早于《合集》本之付梓。“闻奉天当局以重价得其原稿”云云，其为《辽海丛书》刊刻李锴著述之嚆矢耶？

　　又第十五讲“谱牒学”一节，言及清代学者之既无时人所撰年谱，又无后人谋为补作者之名录，有瑞安孙仲容赫然在列，《合集》本则删去孙仲容（p.535），盖已有朱芳圃《孙诒让年谱》刊于任公身后，同年孙诒让哲嗣孙延钊亦有年谱，虽未梓行，而得章太炎先生为其作序，序文登载报刊。大抵因此《合集》本编者认为孙仲容先生已有谱了，便将其名摘去吧。

　　由此可见，尽管《合集》本的有些改动未必符合任公原意，且多涉任公身后之事，而俞先生亦坚持保守起见，据稿本及早出铅排本回改，我们仍然应当承认《合集》本的改动有其理据，而《合集》本在便利学者方面亦有其价值。

五

　　但并非《合集》本的改动都合理，尤其是任公行文中多有“（？）”的标记，或是对目前所认定的事实依然存疑，打算查考，或是对自己的说法与观点尚不敢全然自信，有待斟酌者。而《合集》本对部分“（？）”的删略，显然并不合适。

　　如第五讲“阳明学派之馀波及其修正”提及李绂时，任公在列举其著述后，下一结语“除《类稿》外，今不传”，并加“（？）”，盖于李绂是否仍有他书存世有疑，而《合集》本删去此“（？）”。然校记指出李绂除《穆堂类稿》存世外，《穆堂别稿》、《陆子学谱》亦并传于世（p.105）。如任公生前有知，当为改订；若任公生前一直未明此事，则此“（？）”自不可删，《合集》本于此误矣。

　　又第七讲“两畸儒”讲朱舜水“他曾和冯跻仲（京第）到日本乞师”，并加“（？）”，而为《合集》本所删。然校记指出任公《黄梨洲朱舜水乞师日本辩》、《朱舜水先生年谱》对于朱舜水是否曾到日本乞师事仍然存疑，终生悬而未解（p.157），而至今学者对此仍惑于相互龃龉之材料，可见任公的疑问，至今仍未得到妥善解决，是故《合集》本此处删去“（？）”亦不妥。

　　以上两处“（？）”的补充和引述他书说明，看似只是补齐《合集》本的排录错误和臆改疏失，背后体现的仍是对任公的“作者意图”的关怀。其间校勘尺度的把控，皆看似简单直接，幕后却颇费思量斟酌。

　　因《合集》本误排或臆改，以致失却任公撰述原意之处，原不止这一形式，亦不止此二三处。俞国林先生据稿本及早出铅排本详列异文，斟酌校改，而校改结果往往惬于人意，想来与任公撰述之意当亦如合符节。

　　此外，为订任公《学术史》硬伤显误，俞先生在校记中旁征博引，多据可靠材料加以订正或补充说明，其中尤以为前辈整理者视作畏途之《明清之际耶稣会教士在中国者及其著述》一表之校订最见劳绩，诚可谓沉潜考索之力至，而高明独断之功成。

　　至于以《合集》本为底本，而多处文字据稿本径改，或许在读者看来是校勘尺度放得太宽，有些为作者改文章的意思。然则俞先生的校订，是在“作者意图”方面“存真”，而在便利学界使用方面“求善”，且全部改字皆一丝不苟出校说明理由，能为任公完其未竟之意者，虽《合集》本改动在后而必不再回改；而能存任公撰述本旨者，虽《合集》本改动善而必据稿本回改。此非得定本式校勘旨趣者不能为也。读者诸君阅读此书时，若能在俞先生或从此或从彼，或大胆改字或小心存真处，细绎任公撰述之旨，与俞先生校改订补之理，则俞先生敢冒校勘家之不韪所作的工作，庶几能获得同情之理解了。

　　任公素以多变闻，论者或嘉其从善如流，或让其流质易变，然此多变则注定其重要著述版本甚多，其间文本流变，一字一句皆关天意，研究任公者不可轻易放过。是故任公重要著述，皆应以“汇校本”为必要整理形式。《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实以其刊本众多而体量较大，是故颇费艰辛始克蒇事。所幸其文本面貌相对稳定，不那么“流质易变”，否则更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完成了。而俞先生在校完《学术史》以后，即向任公著述之文本面貌“流质易变”的典型——《清代学术概论》发起进攻。我们愿意相信，俞先生定然能为《清代学术概论》的整理水平树立一座新的高标。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校订本）》读后感(五)：【转】俞国林：梁任公《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的撰著、讲授与传播

　　文章来源 | 公众号：中华读书报

　　一九一七年十一月，梁任公辞去段祺瑞内阁财政总长之职，退出政界。之后，他大多数时间都致力于中国古代文化、历史的著述与讲学。任公回忆道：“我生平是靠兴味做生活源泉，我的学问兴味、政治兴味都甚浓，两样比较，学问兴味更为浓些”，并希望能够“做个学者生涯的政论家”，“应该役使我的舌头和笔头，来当个马前小卒”（一九二一年十二月二十日《外交欤？内政欤？》）。

　　此期间，任公在北京的清华学校、天津的南开大学交错授课。其一九二一年九月二十七日致蒋百里张东荪舒新城信中说道：“要之清华、南开两处，必须收作吾辈之关中、河内。吾一年来费力于此，似尚不虚，深可喜也。”关中、河内，用的是荀彧劝谏曹操的典故：“昔高祖保关中，光武据河内，皆深根固本，以制天下。进足以胜敌，退足以坚守，故虽有困败，而终济大业。”足见任公对这两所学校之厚望。

梁任公先生（一九二八年）

　　任公曾于一九二〇年冬在清华讲“国学小史”；次年秋在南开讲“中国文化史”，撰成《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九二二年春又在清华讲国史，夏天复应南开第一届暑期学校之邀，开设“中等以上作文教授法”课程，并作“教育家之自家田地”讲演（《新教育》第六卷第四期）；之后半年多时间，应全国各地之请，巡回演讲，终至累出“心脏病”。一九二三年一月七日，任公与长女的信里说：“在上海请法国医生诊验身体，说的确有心脏病，但初起甚微，只须静养几个月便好。我这时真有点害怕了。”同月二十日即在《晨报》刊登《启事》，谓“遵医命，闭门养疴，三个月内不能见客。无论何界人事枉顾者，恕不会面”云。四五月间，至北京翠微山养病。六月十三日与长女信，谓“日内返津”，实为南开大学第二届暑期学校讲学事也。

一

　　从任公一九二三年七月四日致曹锟“讲课煎迫”、十三日致蹇季常“日日编南开暑校讲义也（正甚得意）”、三十一日致张元济高梦旦“一月来在南开演讲，带编讲义，日不暇给”这三封信里，可见他当时忙碌的状况。所谓“煎迫”，知讲授尚未开始。据喻鉴《南开暑期学校概况》，一九二二年首届是“七月八日行开学式”，“八月六日甲乙丙三组散学，八月十九日丁组散学”，“为时甲乙丙三组历四星期，丁组六星期”（《新教育》第六卷第四期）。七月八日为周六，则正式开课当在七月十日；一九二三年七月四日为周三，其课业亦当自周一开始，则是九号也。所谓“正甚得意”，知写作状态极佳，成就亦甚为满意。直到三十一日还在编写讲义，则此份讲义内容应该很丰富；但是很少有人提起，这份南开大学暑期学校讲义，讲的到底是什么呢？

　　由于任公九月份即以国学讲师的身份在清华学校讲授一门一学年的课程——他自己曾说：“我这学年担任讲‘近三百年中国学术史’。”（一九二四年六月十三日《清华周刊》）且日后又有《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简称《学术史》）清华学校讲义本流传，所以大家基本认为《学术史》是专为清华讲授而撰著的讲义。

　　之前说到，任公七月三十一日还在编讲义，次日致蹇季常信里更是说道：“我满脑里都是顾亭林、戴东原，更无馀裕管闲事也。”顾亭林、戴东原，不正是《学术史》里最为重要的人物么！

　　通过寻找，我们发现了学术史不同时期的众多版本，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南开大学暑期学校讲义稿本与铅排本、清华学校讲义稿本与铅排本。这四个本子的发现，为我们梳理并还原《学术史》撰著的整个过程，提供了第一手的文献依据。

　　南开大学暑期学校讲义稿本一册，书衣题“中国近三百年学术概略”，旁注“十二年六七月间作，南开大学暑校讲义”。中国国家图书馆藏。稿纸：红格，半页八行。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概略（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稿本第一讲第一页

　　正文第一讲未见，存第二至第七讲。第二讲无题名，“第二讲”三字从第一页背面第五行开始；此页正面及背面前三行稿纸与背面第四行后之颜色相比，稍显白净，显系裁开粘黏拼接而成者。第三讲为“清初五大师（续）”，小标题为“（二）顾亭林附张杨园陆桴亭王白田”；第四讲为“清初五大师（再续）”，小标题为“（三）王船山”；第五讲为“清初五大师（三续）”，小标题为“（四）颜习斋附李恕谷王昆绳”；第六讲为“其他清初学者”；第七讲为“考证学之创建者”。循第三讲例，第二讲应为“清初五大师”，小标题为“（一）黄梨洲附孙夏峰李二曲”。

　　南开讲义铅排本一册，书衣题“中国近三百年学术概略”，署“天津荣业大街协成印刷局印”。北京大学图书馆藏。

南开大学暑期讲义本

　　正文七讲全。正文第一页第一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概略”，第二行“新会梁启超讲”，第三行“第一讲”，第一段末尾曰“所以定名为《近三百年学术概略》”，第二段末尾曰“也可以说是十七八九三个世纪的中国学术概略”。第一、二讲无题名，馀五讲题名同讲义稿本。清华学校讲义稿本八册，附“说方志”一册（原名“方志之编纂”）、零页五纸。中国国家图书馆藏。稿纸：与南开大学暑期学校讲义稿本一致。

　　全稿十七讲。第一册四讲，书衣无字。正文第一页第一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概略”，第二行“新会梁启超讲”，第三行“第一讲反动与先驱”；第一讲最后一纸，文字写到该页背面第三行，第四行后之稿纸颜色稍显白净，显系裁开粘黏拼接而成。次页署“近三百年学术史草稿第二册”，旁注“十二年九月在天津作”，背白。后为第二、三、四讲，即“清代学术变迁与政治的影响”上中下之三讲。按，所谓“草稿第二册”实是续第一讲为第一册而来，后同。

　　第二册五讲，书衣题“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草稿第三册”，旁注“十二年十月十一月在清华学校作”。正文即第五讲“阳明学派之馀波及其修正”、第六讲“清代经学之建设”、第七讲“两畸儒”、第八讲“清初史学之建设”、第九讲“程朱学派及其依附者”。

　　第三册一讲，书衣题“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草稿第四册”，旁注“十二年十一月十二月在清华学校作”。正文即第十讲“实践实用主义”。

　　第四册二讲，书衣无字。正文即第十一讲“科学之曙光”、第十二讲“清初学海波澜馀录”。

　　第五册一讲，书衣题“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十四讲”，旁注“十三年四月一日属稿，九日成”。正文即第十四讲“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一）”之经学、小学及音韵学。用时九日。

　　第六册一讲，书衣题“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十五讲”，旁注“十三年四月十日始属稿，十六日成”。正文即第十五讲“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二）”之校注古籍、辨伪书、辑佚书。用时七日。

　　第七册一讲，书衣无字。正文即第十六讲“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三）”之史学、方志学、谱牒学。于傅维鳞条末有“十八日成，十二时睡”，则可知此讲或即四月十七日开始者也；及写到“（庚）史学家法之研究及结论”条，文末批注曰：“廿三日，太戈尔北来，往车站接他。回来写这几行，忽然又做了《亡友夏穗卿》一篇。做成已两点钟，便睡觉去。明日入京，此稿暂阁。”《亡友夏穗卿先生》开篇即说：“我正在这里埋头埋脑做我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里头《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一篇，忽然接到夏浮筠的信，说他父亲穗卿先生死了！”同日，任公致张东荪陈筑山信曰：“日来因赶编讲义，每日埋头埋脑于其间，百事俱废。得来书，日日欲复，日日阁置，明日须入京（因太戈尔来）。”五月三日回津续作，篇末有“六日成，三时寝。本讲完”。用时十一日。

　　第八册一讲，书衣无字。正文即第十七讲“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四）”之历算学及其他科学、乐曲学、地理学、金石学。于“十数术记遗”条文末批注有“五月七日成”；八日入京，十一日晚车返津，当夜未属稿；乐曲学篇文末批注曰：“十五日成。此题如此繁重，夙所未习，一日之力能成此，颇自喜也。二时就寝。明日入京，须一来复乃归。暂阁笔。”所谓“一来复”，即一星期也，实际至二十五日方回，当天亦未属稿，次日始续之。至二十八日写金石学数段后，又因“明日入京”而“暂停”。用时八日。之前都只说“暂阁”或“暂阁笔”，此番与前不同，用了“暂停”二字，足见忙碌，以致后来再没能续成全篇了。

　　清华讲义铅排本一册，书衣题“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存第一至十二讲（于毛西河条“后来惠定宇之易”下残缺），正文第一页第一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二行“新会梁启超讲”，第三行“第一讲反动与先驱”，第一段末尾曰“所以定名为《近三百年学术概略》”，第二段末尾曰“也可以说是十七八九三个世纪的中国学术概略”，馀内容同讲义稿本。

清华学校讲义本

　　通过上述四种版本的比较，我们可以确定：

　　（一）任公一九二三年六七月间为南开大学暑期学校编的讲义，名“中国近三百年学术概略”，编成七讲。任公七月三十一日致张元济高梦旦函有“顷南开讲义将完”一句，则可知此部分讲义可能至八月初完成。有稿本，有铅排本。

　　（二）同年九月任公讲学清华学校，讲授“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编成十二讲。其第一讲文字即直接调用南开大学暑期学校讲义第一讲之稿本，第二、三、四讲为全新补作，第五至十二讲实亦据南开大学暑期学校讲义之第二至七讲内容调整、增补、扩充而成。其中第二至十讲，九月至十二月作于清华；第十一与十二讲，未见写作时间与地点，但可以肯定的是：完成于一九二四年四月一日前。有稿本，有铅排本。

　　（三）任公自四月一日至五月二十八日，除入京公干之外，前后用时三十五日完成“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四讲，入睡常在凌晨两三点。此四讲规模宏伟，材料充牣，任公信手拈出，取精用弘，纲举目张，俨然“禹疏九河，瀹济漯而注诸海”之势，诚如伍庄《梁任公先生行状》所谓“条理之分明，爬梳之得法，抉择之精确，疏释之发皇，能使学者读其书，省精力而获益多”。其中前三讲，同年六月至九月连载于《东方杂志》第二十一卷第十二、十三、十五至十八号。有稿本，有杂志排印本。

　　至于清华学校讲义稿本中为什么没有第十三讲，我们推测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为作“章实斋之史学”而预留的（任公称章实斋为“清代唯一之史学大师”，又云“实斋学说，别为专篇”）；另一种可能是回津撰写“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时，偶忘了前一讲之序号。

　　一九二三年暑期，任公在南开讲学，九月即赴清华授课，因为这一年的暑期，原在南开担任教授的张彭春（张伯苓胞弟）受聘为清华学校教务长，同时兼任校课程委员会主任。张彭春到任伊始即延聘任公为国学部顾问，并于当年秋季开设两门课：一“近三百年学术史”，授课时间为每周三晚七点半至九点半；二“群学概要”，授课时间为隔周四晚七点半至九点半。

　　今有研究者谓任公一九二四年春讲学南开，著有《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据一九二四年四月二十三日任公致张元济函“顷著有《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一篇，本清华讲义中一部分”，以及六月十三日《清华周刊》引任公自言“我这学年担任讲‘近三百年中国学术史’”这两句文字，可知“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实为清华学校讲义之一部分，与南开大学固无涉也。

二

　　南开大学暑期学校讲义与清华学校讲义之铅排本，另外还有辅仁大学铅排本，都只是发与上课的学生使用，算不得正式的出版。《学术史》这十几讲文字，起初大都是陆续刊发在不同的报纸、杂志上的。

辅仁大学讲义本

　　一九二三年十一月八日，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学灯》，刊载《反动与先驱》，即《学术史》第一讲，为《学术史》最早公开发表之一篇。此后十一月十四、十五、十六日刊载第二、三、四讲，十二月二十五日至二十八日连载第六讲。题后附编者按：“第五讲因寄时遗失，故先登第六讲，容将来再补罢！”一九二四年一月四、八、九日连载第十讲。其馀诸讲，未见刊出。

《学灯》本1923年11月8日

　　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一日，《晨报五周年纪念增刊》刊载《清代政治之影响于学术者》一篇，即《学术史》第二、三、四讲“清代学术变迁与政治的影响”之上中下三篇。是年十一月，任公在北京师范大学国文学会讲演四次，其记录笔记名《清代政治与学术之交互的影响》，刊载于一九二四年一月北京师范大学国文学会编辑出版《国文学会丛刊》第一卷第二号，亦即《学术史》第二、三、四讲，文字稍有增补，内容亦偶有引申发挥。

　　一九二四年三月二日至六日，《晨报副镌》刊载《清学开山祖师之顾亭林》一篇，即《学术史》第六讲“清代经学之建设”中有关顾炎武之一部分。

　　一九二四年三月至十二月，《学术史》前十二讲于《山东教育月刊》第三卷第三号、第五六号、第七八号、第九号、第十号、第十一十二号上连载，且在第一讲前注明：“梁任公先生在清华学校讲演。”

　　一九二四年四月二十三日，任公致张元济函曰：“顷著有《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一篇，本清华讲义中一部分。……但原文太长，大约全篇在十万字以外，不审与《东方》编辑体例相符否？此文所分门类：一经学、二小学及音韵学、三校注古籍、四辨伪书、五辑佚书、六史学、七方志、八谱牒、九目录学、十地理、十一天算、十二音乐、十三金石、十四佛学、十五编类书、十六刻丛书、十七笔记、十八文集、十九官书、二十译书。……今先寄上经学、小学、音韵学之一部分。若谓可登，请即复书，当别为‘小序’一篇冠于首也。”得《东方杂志》同意，任公即以五月七日写出“小序”，后即以《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为题，一九二四年六月至九月连载于《东方杂志》之第二十一卷第十二、十三、十五至十八号，内容包括成书时的第十三讲（经学、小学及音韵学）、第十四讲（校注古籍、辨伪书、辑佚书）、第十五讲（史学、方志学、传记谱牒学）。此部分内容，同题收入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东方文库续编》本单行，“小序”前冠以“绪言”二字。可惜任公拟的二十个门类，其中目录学、佛学、编类书、刻丛书、笔记、文集、官书、译书等八个门类并未撰写；金石学也只是起了个头而已；佛学只写了一行，又用墨笔画去。

　　一九二四年八月二十二日，任公回复史地学会同学函曰：“现在因预备别项讲义，甚忙，未能详校。清华曾有印本，虽不备，亦可少供参考，今寄上一份，请斟酌校定便得。”据此可知，任公此前曾将《学术史》前十二讲付《史地学报》刊发，待他们请任公审定校样时，由于任公忙于其他讲义之编写，无暇顾及，即将清华学校讲义铅排本一册与之参考，且谓“斟酌校定便得”。此部分后于一九二四年四月至一九二五年十月连载于《史地学报》第三卷第一、二合期、第三至八期，但第三卷第一、二合期实际刊出的时间，应该是在本年八月之后矣。

　　一九二六年七月，上海民志书店正式出版《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全本，一册。版权页署“民国拾五年七月出版，民国拾八年十月四版”，然查检各大图书馆，皆只有一九二九年之第四版，未见前三版；且不惟如此，该出版社名下出版之图书，也仅见此一种而已。惜此本排校错讹稍多。

1929年民志书店本

　　一九二七年一月，上海群学社出版许啸天编《国故学讨论集》四集，其中第二集收入《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一至四讲，署名后注“在清华学校讲”，系据清华（或辅仁）讲义本收入。

　　一九三六年一月，中华书局《饮冰室合集》之“文集”十六册出版；三月，“专集”二十四册出版。此即任公著作后来最为通行之版本也。此版《学术史》据民志书店本排校收入，虽改正了一小部分错讹，同时却又新增了一小部分错讹。且一改之前全式标点为简单句读，虽引号保留，但删去书名、人名、地名等专名号，反而增加了阅读理解之难度；又删去着重号，且改叹号、问号为句读符，尽失任公行文之情感。但这种版式以及标点符号，较之十年前乙丑重编本之聚珍仿宋版《饮冰室文集》，去之远矣！至为可惜！此本一九三七年六月再版，一九四一年一月三版。台北中华书局一九五八年六月据《合集》本影印，末附录《明清之交中国思想界及其代表人物》一文，称台二版，一九七八年九月九版，至今闻已有十数版矣。

1936年中华书局《饮冰室合集》本

　　一九四二年六月，日本东京人文阁出版了岩田贞雄的日译本，书名作“支那近世学术史”。译者序曰：“本书是梁启超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的全译本。……作为当时唯一最高的清代学术研究家，他倾其所学为此著述，明快把握时代思潮的动向及主流的同时，还列举学界各方面状况及成果等等，且毫无缺憾。……在世界动乱之下，本书作为真挚的、为了中国研究者而辑录的文化丛书中的一册，绝非无益。”评价洵可谓贴切矣。

　　一九四三年八月，重庆中华书局重排任公专著六种单行，《学术史》列第一。金兆梓《梁著六种重版序》曰：“夫近三百年来之学者，诚已本科学方法将我国数千年来之文化遗产为澈底之整理矣。国人不欲享受此无尽藏之遗产则已，苟欲之，则任公先生是书实其唯一之橐钥。……今日者借史学，振民气，已定为国是。余之此举，其或亦不无涓埃之效乎！”此本据《饮冰室合集》本重排重校，于原书明显之错讹略有校改，然终因未能据原稿校正，所改固亦不免有任臆之失。此本一九四四年四月再版。

　　此后四十年间，大陆再无印本。直到一九八五年九月，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朱维铮先生校注的《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内收《清代学术概论》与《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朱先生以《饮冰室合集》作底本，校正原书不少讹误，对全书提及之人物而原书内未有小传者作了注释，并就原书内史实、概念等有疑问处，详加考案，用力甚深。只可惜条件所限，朱先生当年未能见到清华学校讲义本，更无法看到稿本，所以对其中的一些错讹进行了较为严厉的批评，所言虽是，但实非任公之失；再者，有些校改未曾出校说明，且亦偶有随意改变任公所处时代用语习惯之现象。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夏晓虹、陆胤的新校本。其校订说明曰：“本次校订，遵循早出讲义本、报刊本为先的原则：（一）第一讲至第十二讲，见于‘清华学校讲义’的部分，以讲义本为底本，参校报刊本及民志、合集二本；国图藏讲义本有缺页，补以《史地学报》转载本。（二）第十三讲至第十五讲，见于《东方杂志》的部分，以报刊本为底本，参校民志、《合集》二本。（三）其馀部分，则以较为完整的《合集》本为底本，参校民志本。”后列“校订凡例”五条。《学术史》的各章节，分别采用不同的文献作底本，感觉有点“百衲本”的味道了。

三

　　《学术史》版本情况具如前述。任公寄与报纸、杂志的稿件，或是书佣的钞件，或是排印的讲义。钞录与排校造成的脱讹衍倒，确实不少。但由于稿本中有些内容并不完善，如有引文用省略号代替，眉批钞某书某几页；又如某书之卷数或某人之生卒、字号空阙，眉批查之；等等。所以，此番校订，仍然选择最为通行的《饮冰室合集》本为底本，而以其他众本为校本或参校本。其标点符号包括段意间之隔行符“﹡”以及字旁之双圈“◎”、单圈“○”、着重符“·”等，大体依从稿本，亦偶作调整。至于稿本中之眉批，多为待查之内容，或某书之卷数，或某人之字号，体现撰写之过程；后四讲暨《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撰写于天津饮冰室，稿内多有批注，大多为何时写完某部分，亦有记当时来访或出行事宜者，具有日记之性质；此二部分颇有史料价值，兹以校记形式收入，俾研究者参考。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梁启超著，俞国林校中华书局2019年第一版

　　当年听讲的学生张荫麟，曾作《近代中国学术史上之梁任公先生》，谓任公关于“近三百年中国学术史之探讨，不独开辟新领土，抑且饶于新收获，此实为其不朽之盛业”！近二十馀年来，《学术史》又出现了几十种不同的排印本，足见任公此书学术价值与永恒魅力之所在。——然鲁鱼帝虎，以讹传讹，其幸欤？其不幸欤？今兹整理，对《合集》本之脱讹衍倒，一一校订：脱者补之，讹者正之，衍者删之，倒者乙之。区区之志，冀为任公此一巨帙，多扫去一些“落叶”耳。

　　校订工作，琐碎而细致，然由于未得连续之时间，虽云“尽心焉耳”，亦不免顾此而失彼。校书异于校史，盖任公论述三百年间人事学理，直陈其大醇，未究其细节，容有与史乖互之处。凡百小疵，多仍旧贯，殆非校订之主旨也。数年心力，萃此一编；尽善尽美，俟诸来者。

　　作者简介

　　俞国林，浙江桐乡人。2001年7月，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现为中华书局总编辑助理，学术著作出版中心主任，兼《文史》编辑部主任。主持或参与编辑出版《全元诗》《唐五代传奇集》《孙诒让全集》《皮锡瑞全集》《南明史》《翁心存日记》《孟森著作集》《顾颉刚全集》《容庚学术著作全集》《陈梦家著作集》《章太炎说文解字授课笔记》《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等，曾主持国家新闻广电出版总局指导的《学术著作出版规范》之“古籍整理出版规范”的制定。著作有《天盖遗民：吕留良传》《顾颉刚旧藏签名本图录》《吕留良诗笺释》等，点校有《四书讲义》《吕留良全集》《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贻安堂诗集》等。

　　本文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校订前言，略有删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