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史话》是一本由胡兰成著作，中国长安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2.00元，页数：312，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中国文学史话》精选点评：

　　●提起胡兰成，很多人第一反应是他的桃色经历和汉奸身份。但是抛开以上这些过于吸睛的经历，他在文学上的成就相当的高。他的文字别具特色，民国风情流泻于笔下，格局和气象都极出众。 那个时代的文人，正值中外文化激烈交锋的时刻，所以对中国传统文化有诸多反思。这本书就是胡兰成于1976年为了激励中华青年对传统文学的学习而写。关于中国文学的特点和优势，从古代一直写到他的当代。全书由18篇小文组成，读来酣畅淋漓。

　　●读胡兰成《中国文学史话》毕，有如游乐场：拔河、拉大锯，过山车，大转盘，或玩跷跷板。一方面，我佩服他对文学的那种通感，也可以说是一种嗅觉。从《诗》《书》一直说到明清小说，欢喜不尽，蕴藉不尽，亦能说到点子上。另一方面，对于文化他是持东方主体论的，我亦然，但谨慎，不能迷糊，被他牵着走。对于故实史料，亦多有粗疏之处。他的文字是自喜，木心则是自恋。

　　●胡兰成是第一个男人我想用水性杨花来形容，不仅是对待女人，还有对待其他的一切事物上皆是如此，通篇都在说击壤歌击壤歌仿佛是开天辟地的一个文。至于嘛，搞得总是觉得在看小广告一样。能不能不要再翻来覆去消费张爱玲，这老头儿真是够了！

　　●读了几页不想读了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出版社太烂将一些垃圾内容凑在一起 还希望借着回忆录掀起的风潮赚一发 干嘛非要拉着胡兰成往木心靠

　　●初读觉得讨人厌，渐渐越读越好，特别是特别是最后短短的《关山月》，可以想到李安的比利林恩。胡兰成是天真烂漫的。看完很想听五月天的歌。

　　●怎么说呢，觉得胡兰成对与自己有紧密关系的人或事都抱持着一种极端偏爱的主观情绪，他对中国文学，对弟子朱天文朱天心，对妻子张爱玲，都有这种感觉，像是自恋人格对他者的投射？对比西洋文学是ok的，但不喜欢他充当上帝指点乾坤的高傲(文笔是真好，最喜欢他写张爱玲的文字，还有，爱用“闻鸡起舞”)

　　●满满的诗书礼乐。

　　●从通篇对朱天心朱天文的过誉我是无法认可说胡兰成这个人是诚实的，承认他确实话说得漂亮且感受力强，但是恬不知耻的自恋我真的无法接受。

　　●购于长春机场，全价！！于2019年9月4日匆匆读完。

　　●最开始因为强烈鼓动了文化自信所以大喜，但冷静下来就要小心地看待他了。张爱玲曾说他迷信于自己对别人的影响力，这么看来，真是有的。胡是人世的信徒。另，如木心所言，文学史读的是观点。

　　《中国文学史话》读后感(一)：出去到日月山川里

　　“那有情有义的小叔叔。”正是胡兰成最好的自况。

　　有士人的风流雅致，又有爱国的义薄云天，还有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暧昧在里面。

　　胡兰成喜欢用飘渺如云的语言去描绘感官的体验，喜欢以虚空博大去包揽万物。对中西文字的对比，有其独到之处，举例也可见其功力。

　　他说的是文学史，其实字字句句都是讲政治。自然，文学即人学，讲政治，寄托抱负也是无可厚非的。

　　他对君王的权威和统治有一种莫名的欢喜，在描述君主时居然有了情人说情话的缱绻。这迥异的气氛，和许多我们熟知的作家对封建统治的铁面狰狞相对，不禁令人陷入思考。

　　一边阅读着，也在一边思考，我读张爱玲有十年，也试着去感受张爱玲的心跳。张是一个活在现实里的人，她爱钱，也爱美，更爱成名，胡也是如此。区别在于，张用直白的话语直接挑破，让人避无可避却爱上她的坦诚。而胡则是以秾丽的笔触自九天之上流转九地之下，飘渺入仙，但拨开迷雾发现，他要的，无非也是名气。他甚至不爱钱、不爱权，之所以追求也是为了名。有人会说，你未免太没常识了吧。胡可是政治导向偏离的人，如果为了名，他会自矜的。我只能说，“名节”与“出名”不同。

　　也许爱情就是如此，我们最后找到的，是表面互补但内里相似的人。

　　可是我更喜欢爱玲的一针见血，因为我就是因为表面温和而不得不在某些时候铺垫铺陈然后委婉言之，这时候，我就多想学爱玲，不管不顾的泼辣劲儿，把想说的话甚至恶毒的句子都一下子抛出。

　　但我想，我一辈子也做不到吧。

　　《中国文学史话》读后感(二)：题大于内容

　　书名太大了。抛开对于作者的他人评价，单从内容和题目来看，还是内容架不起这么大的题目，好比偌大个晾衣架只空荡荡挂了一件衣服，总是凄凉了一些。

　　本书应该当做胡兰成关于文学的论集，尤其是下卷的对周作人、张爱玲、鲁迅、路易士等的文章，更像是回忆录，不构成史话，单从史话出发，大概只有上卷的《文学与时代的气运》可以算得上。为激励青年后辈如朱天文、仙枝等的文学创造，作者亲自撰文指导他们，本书的很多文章就是由此集集而来，所以在看本书前，如果没有对中国文学的基本了解，是很难一下子领会作者的结论式论断。比如在写到宋唐之间的文学对比时，胡兰成是偏向后者的，因为

“隋唐是从魏晋南北朝的大变动中开出来的，而宋朝则是从残唐五代的之乱出来的，创造力不及，宁是思省的，观照的，所以说唐诗如饮酒，宋词如品茶。”“但五胡乱华当年是有心的知识刺激，残唐五代却是没有。”

　　如果不了解基本的五胡乱华和残唐五代的背景，是只能当读过就读过了。这一点倒是很能够联系到鸦片战争之后所起的新文化运动，都是有大量的外来刺激，才能激发彻底的变革，虽然这个变革在作者眼中看来，是过犹不及，

“五四”在原则上把礼教来打到了，至少在文学上写中国人的情感没有了形式，以至小说里用了西洋人的情意与动作的形式来描写中国人，这样，文章先就不美了。

　　在当时能提出这样的观点，难怪会被各路人马批评。不过从现在的一些列追寻民国大师足迹的行为来看，胡先生似乎说对了。文中还有很对对于历朝历代文人的评价和对于“士”、“民”文学的论述，没有一定的学识，是无法理解他的妙处。

　　凡读文章，都是取可取之处，品可玩之处，存可疑之处，判可叹之处。胡兰成在文中当然也是有被后人所诟病的，单举两点，其一，对于中国文化和文学的刻意捧高。即便是我们的文化真在后世的认证中有绝对高度，也不至于到藐视一切，先于众人，预设未来的地步，特别是在那样一个年代，去拔高文化的层次，虽然佩服作者的勇气，但还是不够客观看待平行文化。

　　其二，对于当时作家的刻意捧高。朱天文、张爱玲确有才气，但绝不到冠绝一时的程度，文无第一。胡兰成是真爱这两位作家，随处可见对她们文章的提及，提携后辈是不遗余力，全然不顾读者的过犹不及的反感，也是不容易。

　　胡兰成的才气确是有，只有读过他的文章才能对他有主观的理解。但也得兼顾那个时代的形势，没有环境也不成一书。

　　《中国文学史话》读后感(三)：向天而歌——读胡兰成《中国文学史话》

　　中国传统文学亡于五四，中国当代文学始于五四。在多事之秋，只能一刀切，面对坚船利炮，中国人丧失了一切自信，文化是错的，文学是错的，汉字是错的，甚至习俗是错的。民国时期的大多数左翼作家，都面带自毁凶相，而胡兰成是一股文化自信的清流。而且，胡兰成的文化自信，并非源于民族主义，而是向天而歌的欢喜。

　　“西洋文学是社会的，中国文学是人世的。”开篇第一句话为全书主题。人世是空，是写意，是适合而止。中国文学有空灵之气，西洋文学有血腥之味。当然，空灵有空灵的妙趣，血腥有血腥的狂喜，都为人性所需。

　　胡兰成对中国文学的肯定，可以说让他走向鲁迅的反面。鲁迅甚至要灭掉汉字，理由是阻碍华夏民族的发展。鲁迅对国人的厌恶之深，而胡兰成觉得中国处处皆是人世的风景。革命来了后，历史选择了鲁迅，抛弃了胡兰成。

　　在书中，胡兰成对共产革命颇有微词，认为破坏了中国的礼乐风景。何止共产？任何革命有激进。革命之所以可怕，就是革命者只有一种否定式思维。若真心想否定人、事、或文化，则无需逻辑、论证，只需要傲慢与偏见。而变与不变，皆为天道，并非人力能所为。

　　当年中国文学求变，是很勉强的，为迎合西方标准。譬如，放弃了古诗韵律，而去学西洋诗的翻译体，那样的诗真的很好吗？最重要的是对小说的看法。在传统社会里，小说不太入流，都是贩夫走卒的消遣之物，主流文学则是治国平天下的礼乐文章。为了迎合西洋小说主流的标准，当时硬生生的凑了四大名著，目的是为了与西洋文学抗衡，你们有，我们也有。

　　今天国学再次兴起，为的是抚慰过去百年间激进革命所带来的伤痛。作者在书中指出五四的三个错误，一是否定礼教，二是否定士，三是把文学当做艺术的一种。所谓礼教，本是中国人与人的日常关系，没有了礼教，人与人开始冰冷，革命者也从未说用什么来代替礼教。人的关系冰了，文学也就没有温度了。

　　没有了中国礼教，自然有西方文化，人们的生活开始西化，而这种西化是善？是恶？就拿婚姻来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这是西方的标准。我们学西洋人穿婚纱，带婚戒，自然也让婚姻生了自毁的戾气。中国人的婚姻讲究“举案齐眉”“相敬如宾”，人与人素面相见，事事安好，反而成了封建桎梏，难道一定把爱情带进坟墓，就是进步、解放？

　　胡兰成在文化上的自信，来自面对沧桑巨变的冷静，不会稍有波动便妄自菲薄。若从这个角度来看，胡不像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不革命，不激进，与当时的环境背道而驰。因此，他也曾被遗忘到历史的暗角里。今天，胡兰成回到公众视野，主要原因是革命年代一去不返。革命一过，传统必将复苏。

　　《中国文学史话》读后感(四)：一种比较不（qi）同（guai）的文学史

　　没想到胡兰成还能写这样的书，在看过他的《山河岁月》、《禅是一支花》、《今生今世》后，我便买了这本书，只想感受一下民国时期那种最中国的文学味道。

　　我没有学过文学理论，也没接触过文学史，但我相信胡兰成的文学史一定与其它的学术体系和文章迥然不同。

　　首先，这本书并没有我们通常看理论性书籍所经常采用的条块分明、层层递进的理论分析，而是更多的从精神、气韵上来阐述中国文学的根本，这根本是对于中国传统的一脉相承。虽然我对他所说的理论连皮毛都难抓住，但仍可以感觉到他的理论“很中国”，也自成体系，很有可借鉴之处。

　　其次，虽然这本书名为“史”，不过作者并没有像别的书一样用编年的形式讲文学的史，而更多的是从作者视角看待中国文学，由现象挖掘出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的不同，挖掘出中国文学的“道”。其中颇有禅的意味。

　　胡兰成是一个不太一样的人物，由于与张爱玲的特殊关系更容易引起文学爱好者的关注，而且从他的文字中也可以更深地了解到张爱玲。看多了他的文字，给人一个最深的感觉就是他的云淡风清里面总有一种被压抑而刻意要收敛的自我，而他的处世态度有时也总会让人生起恨意。

　　文学的事我不太懂，而且作者所采用的一些文字、描述、观点也与现代理论有着较大的差别，因此在理解上有一定障碍。下面，摘抄一些文字也许可以展现他的一二观点：

　　中国文学是人世的，西洋文学是社会的。人世是社会的升华，社会惟是“有”，要知“无”知“有”才是人世。

　　无即是息。人世的风景即是生在息里。

　　人与人的亲情才是保证男女的和合的，现代社会的男女是个霸占的存在。

　　一个民族的程度，是看它是怎么的对待自然界。中国人于自然界亲，对之是知；日本人亦于自然界亲，对之是情；西洋人于自然界不亲，对之是欲，讲征服掠夺。

　　没有渔樵闲话里的天道人事，是不能写大文学的。

　　中国向来讲文章书画，技巧是匠气，艺术味是习气，都是不好的。

　　宗教能知大自然的根本与无生有，但是不知其变化演绎。

　　中国文学的作者，一种是士，一种是民。如两汉文章，唐宋诗词，作者是士。如民谣、童谣、平话、说书，作者是民。

　　文学最起码条件是人生的幅从食与色解放出来了，扩大了，延长了。

　　原来汉民族的精神是在黄老，儒家的则是路，也要有精神才能走路，所以是要两者结合起来才好。（黄老之学是黄帝学派和老子学派的合称）

　　“五四”在原则上把礼教来打倒了，至少在文学上写中国人的情意没有了形式，以至小说里用了西洋人的情意与运作的形式来描写中国人，这样，文章先就不美了。

　　虽小说的创作亦要是知性的。……知性是感悟的安全燃烧，此时只见是一片白光。

　　中国民间的想法是个人的小事亦有着个天意，人事是非分明，而天意则在是非之初，充满了未知与创造性。

　　中国文学写性情，天性在情之始，西洋文学则只知写情。于是，中国人是说有性与命，性是天理，命则是其演绎，而西洋文学只知写事态。

　　中国讲礼乐文章，文章的兴是通于乐，赋与比是通于礼。

　　一切凶残，无聊，贪婪，秽亵，都因为活得厌倦，这厌倦又并不走到悲观，却只走到麻木，不厌世而玩世。

　　儒家精神的真实乃是叫人相安于权力关系的即成事实，这相安其实是心安而理不得。

　　她（张爱玲）的心喜悦而烦恼，仿佛是一只鸽子时时要想冲破这美丽的山川，飞到无际的天空，那远的、辽远的去处，或者坠落到海水的极深处，而在那里诉说她的秘密。她所寻觅的是在世界上有一点顶红顶红的红色，或者是一点顶黑顶黑的黑色，作为她的皈依。

　　小时候的为风景所动其实就是努力使自己感动。

　　《中国文学史话》读后感(五)：代序

　　代序

　　原要请陈丹青先生作序，惟出版在即，丹青先生又忙。三三诸人，也各有所忙，亦恐等不及。

　　去年冬天，木心先生讲述的《文学回忆录》出版影响颇大。此前，我费尽心思寻求胡兰成先生1976年夏天在朱家隔壁为一群文学青年讲述《易经》时的授课录音，遂因此联络上许多亲炙过胡兰成先生的弟子。可惜时至今日，录音资料多已不存，而三三诸君当年都年轻，笔记也无。

　　迟后的1989年，木心在纽约为陈丹青等一群旅居海外的艺术家讲述世界文学史。这在精神血缘上，与胡先生之与三三后学几近相似。这部《中国文学史话》虽不是授课记录，但也算那一段时期里胡先生对文学的反省。如今得以再版，可与《文学回忆录》成为双壁。胡兰成的套路，自与木心有别，但他们两位身上流淌着的都是传统的血液，似有一种相应。一在日本，一在美国，在文学的阐述上遥相呼应而又互相弥补。这在我看来，即是陈丹青先生所谓的文学上的血亲之缘。

　　因蒋经国不容，胡兰成先生于1976年11月返回日本侨居。此后，他与台湾的年轻人书信往返不断，通过他的书信指导，朱天文、仙枝、马叔礼等年轻后辈由朱西宁直接指导，创办《三三集刊》，追求起文章建国的大志。为激励青年，胡先生亲自撰文指导，遂有此书《中国文学史话》。实际上此书亦可说是胡先生写给三三后学的文学教材。

　　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士志于道而游于艺，中国文明向来是“道艺一体”。此所以胡兰成先生常说礼乐文章，既言文章华国，又说文章小道，志士不为。前此，北京晨报一记者问我：“你觉得胡兰成与当下的作者有什么不同？”其实这本没有可比性，但要说胡兰成身上的光亮，更多的在于他对传统的一脉相承，并能够随处翻新。不用说当下的作者，就是民国以来的近代知识分子，亦鲜少有人能真正如胡兰成这般将文史哲诸学问熔于一炉。所以胡先生虽谈文学，岂又止是就文学谈文学？

　　“诗言志，歌永言。”文章不过是兴，文学亦不过是个载体。胡兰成先生念兹在兹的是中国的乃至世界的文艺复兴，而所谓文艺复兴亦仍不过是人世的大兴，为的是要借此施展他远大的政治抱负。所以“三三”，其实并不是一个纯粹的文学组织，甚至胡先生原要的并不是文学。它是《苦竹》还魂，是《风动》之延续。

　　胡兰成一生关心的是政治，而他一生际遇离不开文学。1944年10月，胡兰成与张爱玲在南京创办《苦竹》月刊，除张爱玲、炎樱、路易士等人的支持，其余文章皆胡先生一人化名撰写，所谈者无非国事。《苦竹》月刊因战乱及胡张二人感情的变化仅维持到第三期。

　　至1971年，由胡兰成主导的梅田学堂机关报发行，他为之题名，并意气风发地写下创刊说明：“‘风动’出自‘四方风动’，即风席卷四方，变成大风，将撼动世界。”此年胡已六十六岁，却仍是满腔没有名目的大志，天下事犹未晚似的。他在《风动》创刊号上发表《天下有新事》，纵论国际政治问题。此后《风动》每一期必有胡兰成先生的高论，乃至他与数学家冈洁的《世纪的对谈》都在此连载发表。《风动》月刊自1971年至1973年发行到第二十九期。（之后更名为《いき》，与胡之关系渐远。）

　　胡先生的弟子们所办的《三三集刊》虽不是他亲自参与，却仍是昔年理想的延续。他说中国文学的作者，一种是士，一种是民。士的文学即是道艺一体的文学，文学不光是小情小调的抒发，而是要为古来的修齐治平所用。所以在胡兰成的构想中，三三有着士的胸襟与抱负，在日渐西化的时代里，他仍坚信“唤起三千个士，中国就有救。”所以他通过三三的文学活动，广结善缘，曾写信给三毛、陈若曦等人。

　　胡兰成先生从小就有一种士的情怀。他出身于江南农村，祖父是太学生，父亲颇有诗才，又自幼受他母亲的民间诗教。《诗经》言兴，民间最无名目的口头吟唱，却是最好的兴。如他母亲的顺口所念，胡不相干，无边无际，却是音韵俱足。青年时代的胡先生崇拜过鲁迅，但他能毫不间然地平视鲁迅，他之能淡然地评鲁迅，皆在于他有高过鲁迅的士人情怀。他的早期文章，私淑梁漱溟，而他日后与梁漱溟相交，也能视如平人。前此有人问，同是绍兴人，胡兰成与周作人、鲁迅之差别在哪里，我以为他们最大的分别在于士的情怀。周作人与鲁迅是典型的近代知识分子，是城里人。而胡兰成是农家子弟，正因为在民间的底处，却更好地保存了士的元气，沐浴了五四新风，而没有受五四之害。

　　《中国文学史话》开篇即辩明了东西文学之始分，他说“中国文学是人世的，西洋文学是社会的。”学界有人批评胡先生妄议西方，而他真正是西洋人的知音。他说“人世是社会的升华，社会惟是‘有’，要知‘无’知‘有’才是人世。”这样的话咋听似不对，细细品味，却要惊为天人之语。胡先生引入“大自然的五基本法则”，一下子解明了文章之道。大自然的法则，即是文明的法则，亦即是人世运行不悖的法则。“有限的社会而涵无限的风景，这是人世。”

　　书中谈及日本的部分，加上之前《建国新书》的《文章篇》，是近现代以来，中国人对日本文学最高的评论。而胡兰成先生对中西文学所持的态度，正和他的文学史观一致，有着极高的境界，非尽能被传统割裂了的今日文学者所能接受，但纵使今日的文学者亦没有足够的底气来反驳他。书中收录他评鲁迅、周作人，及评张爱玲诸篇，于今日而言，也都是一流的评文。

　　小北

　　二〇一三年端午于扬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