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笺墨记缘》是一本由方继孝著作，文津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78.00元，页数：314，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笺墨记缘》读后感(一)：好机会如果到了自己的手中，真的能够抓住它们吗

　　鉴宝类节目看得多了，于是常常会不由地想，那些难得的宝贝，怎么就没有一样是属于自己的呢？但也仅仅只是想想而已——却从来没有想到，虽然不能拥有那些宝贝，但生活中其实处处都充满了不一样的宝贝，有些比较难得，有些却不一定难得，只是需要一定的机遇，更需要一种发自内心的兴趣，并且在这种兴趣的驱使下坚持不懈去做而已。

　　比如，现在与收藏家方继孝交流交流，看看他手中的那些由冰心、巴金、艾青、臧克家、刘知侠、曲波亲笔填写的个人履历和创作经历的登记表，羡慕不？普通人有个复印件估计都值得吹半天，但方继孝却有一大把，而且得来好像全没费功夫。20多年前他得到好物件的时候只花了600多元——其实还不是因为这些登记表，而是外面贴着邮票的信件——就买回了近百件作家手迹。还记得《韩非子》上记载的那个类似的故事吗？而方继孝为这个故事起的题目就叫《“买椟还珠”故事新篇》，只不过，“椟”和“珠”他都得到了。真是一个特别幸运的人啊！

　　当然，只说方继孝幸运，那还远远不够。一则，他有眼光，在很久之前，很多人不重视的时候他就开始重视，并且不惜重金——他购买作家履历表那些“珠”的年代里，600元可真的是算是一笔巨款。他舍得了，所以他就得到了。好东西经历了岁月的磨砺，于是变得越发宝贵。

　　在《笺墨记缘：我的收藏三十年》这本书里，方继孝一共讲了25个故事，都是他自己收藏名人手迹的过程中亲身经历的故事。那些在现在看来极具文献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名家手稿所经历的故事不可谓之不传奇，不过这些传奇却都是真的，而且不可复制——换成是现在，估计就不会流出来，遗失于不知名的角落里。

　　说起“不知名的角落”，方继孝所讲的故事里，陈寅恪手稿所经历的故事估计更会让人觉得匪夷所思。它们居然是方继孝从一些“碎纸屑”里找出来的。他当时买的其实是别的收藏品，这些“碎纸屑”等于是白送给他的——方继孝留意到了，所以就得到了更加珍贵的好东西。所以，不要觉得他幸运，而是他足够细心，不曾有丝毫疏忽大意。

　　当然，读别人的故事，读读就行了，却不必因此觉得自己怎么就没有那么好的运气之类。要知道，不做收藏，不等于不可以做别的什么。就是从事一份普通的工作，要是能够持之以恒地认真做下来，其实也是有不少自己的心得体会的。方继孝今天之所以能够讲出这些让人叹为观止的故事，就是因为他从事收藏事业以来，已经做了三十年！这三十年里，故事不少，但是估计也难免会有一些“事故”。马未都就曾经讲过一些关于自己看走眼的故事。所以，这些故事读读就可以过去了。

　　但有一些东西却不能够轻易地就此放过去。比如，要好好想一想，除了方继孝运气好，还有别的什么原因吗？比如，假如类似的一些机会如果到了自己的手中，自己真的就能够也像方继孝一样，紧紧地抓住好机会吗？恐怕也未必吧。

　　《笺墨记缘》读后感(二)：笺墨之中有乾坤

　　刚拿到《笺墨记缘》这本书的时候，我一时没弄明白是写什么的，看了副标题——我的收藏三十年，猜想大概是和收藏有关的内容。

　　我不懂收藏，看书之前，先去了解了一下作者方继孝，才知道他爱收藏是有渊源的，是受祖父的影响，从小就喜欢收藏，而且收藏范围很广，收过小人书、集过邮，后来才收集名人手札，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我主要攒文化名人，京剧界、文艺界、曲艺界、影视界全面开花”。收的多了，见的多了，经历的多了，他因此促成了很多事情，比如《溥仪批校本〈我的前半生〉》 的出版。他收藏的近现代和当代文化艺术界名人手迹万件有余，堪称绝无仅有，对于研究当时的文化历史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同时，他也开始了一边收集一边自己写书，于是，就有了这本《笺墨记缘》。

　　所以，这本书其实就是讲述了作者收集名家手稿的奇遇与后续故事。一共25件事，都是作者亲身经历，陈独秀、胡适、陈寅恪、钱穆、王世襄等这些如雷贯耳的名字，他们的手稿起起伏伏，四处辗转，经历了我们意想不到的波折。这中间的离奇遭遇以及对这些手稿的文献价值和社会价值、历史背景的解读，让我们仿佛重回烟云历史，让人感慨万千。

　　和“大家小书”系列的其他书不同的是，这本书的内容相对来说比较轻松，最大的原因就是书中的25个故事相对独立，篇幅不是很长，每件事都有起承转合，每一篇书稿都充满传奇经历以及和“书估”书商的斗智斗勇，再加上作者真实细腻的心理描写，更是让交易过程充满悬念。在记叙这部分内容时，语言平实幽默接地气，读者会随着作者的叙述时而紧张，时而遗憾。比如《马良是谁》一篇中，作者就记叙了自己的“三不主义”的来由，然后写到了怎么从书估小蔡手里不动声色买来了爱国老人，复旦大学创始人马良先生的手迹。看到手迹的激动、强按激动的平静、买后的狂喜、过后的补偿，都非常吊人胃口。私下以后，这篇比放在第一篇的《“买椟还珠”故事新编》还要精彩。

　　故事好看，故事背后的世相也颇耐人寻味。凡是收藏就有捡漏，也有走眼，和书商打交道的过程就是虚虚实实，斗智斗勇的过程。从这些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不同书估人的样貌和性格。青涩的小蔡；讲义气的王先生等，怎么估价，怎么谈判，怎么交易，都是有门道的。作者在记叙这些人时是带着感情的，所以写起来就有血有肉，书估怎么抬价，自己怎么还价，都写得真是有趣，犹如身临其境。还有各种性格的藏友也是不一而足。做事也是做人，人和人的性格和品质是诚实有信还是滑不留手，是慷慨大方还是斤斤计较，都在一次次的洽谈、交往中也逐渐显露出来。收藏见人品，见精神也彰显出品位。

　　当然了，既然是收藏，其中的历史研究价值就不言而喻了。我们可以通过阅读这些故事了解“1980年以来中国私人收藏市场的交易真相和成长”，名人的某一段人生历程，当时的社会现状以及对后世的重要影响。从《周有光“驱车”追旧档》的故事中，我们可以了解到那些珍贵的档案资料是如何流落到废品站的；从《碎纸屑里找出的陈寅恪手稿》一文，我们知道了电车公司的股票是怎么到了收藏家手中的；溥仪著校《我的前半生》的故事，让我们了解这本书出版的细节；《京剧艺术家的等级与工资差距》用事实说话，说服力强。尤其文革中老艺术家们的交代材料，幽默严谨，艺德人品让人敬佩。书中所有的照片、手迹都是作者的收藏，每一件藏品的来龙去脉都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牵扯出一段历史往事。

　　收藏有起伏，研究有甘苦，从这本书中，我们能看到了解收藏、探知历史，了解人情世故，可谓方寸笺墨有大乾坤！

　　。

　　《笺墨记缘》读后感(三)：收藏者的爱好

　　这本《笺墨记缘》被收入“大家书话”丛书，其实和“读书”的书关系不算大，和“书信”或者“书画”的书联系更紧密一些。作者方继孝喜爱收藏名人手迹，在上世纪改革开放初期即已经开始穿梭于潘家园和其他地方的各古董摊和旧书摊，和很多旧书贩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全书共二十五个故事，即是他若干年来收集到的名人墨宝过程。

　　方先生的收藏颇丰富，胡适、钱穆、陈寅恪、巴金、茅盾、冰心、老舍，甚至曲艺界的侯宝林、郭全宝等等的手稿、信件、填写的表格、运动中的交代材料等都被其收入囊中。这些书札、文件、档案很多是上个世纪被各国有单位当作废纸论斤卖掉，被人看到其中的价值，便开始了民间的流浪生涯。若有幸被人慧眼识得，从废品站中摇身一变，成为文物，否则便如泥牛入海，从此不知所踪。至于为什么这些珍贵的文物会被以此种方式流传出来，或许和“读书越多越反动”而导致人们的文化程度普遍不高有关，又或许因为当时很多老先生依然健在，这些文物还不被认为有什么价值。仅以方先生收集的一套知名人士对《汉字简化方案》的修改意见为例，十多年前就曾被估值八万多元，只怕现在已经水涨船高。据说文改回刚卖出这些档案中的一部分时，被周有光先生得知，还曾经骑上自行车去追赶那个收破烂的小贩。

　　除了这些零碎信笺笔墨，方先生还历时十多年，收集了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的《我的前半生》若干版本：1958年的油印本、1959年的大字号十六开“未定稿”本、1960年群众出版社的“灰皮本”、1962年的“溥仪修正本”、1963年的李文达与溥仪的“修改本”。这些版本并非一次集齐，而是零零散散逐渐成套。从书中图片可见溥仪修订时，写在眉角及侧边的清晰字迹，可见这位“花匠”的一丝不苟。这篇《“延津剑合”的〈我的前半生〉》发表后，即有群众出版社的编辑联系，沟通后决定出版“溥修本”，即2019年的《我的前半生(批校本)》。

我的前半生8.4爱新觉罗·溥仪 / 2019 / 群众出版社

　　文中还提及一段黄裳和温州富商潘亦孚的公案。很多人认为黄裳因贪财，将张充和的书法《归去来辞》和胡适的书法《贯酸堂的清江引》卖掉，因此为黄裳引来不少非议，乃至升级成为笔战。方先生说同为收藏界的友人W先生曾告知他，黄裳确为了给妻子治病而卖掉，但曾与潘亦孚约法三章——不能转手卖出，只能自己收藏。然而潘先生并未守诺。

　　方先生这本书，大约收藏爱好者读来会有更深的体会。

　　《笺墨记缘》读后感(四)：“三不主义”收藏家方继孝，从信札、手稿中追寻名人足迹

　　《笺墨记缘》是收藏家方继孝记录自己在业余收集名人手稿所经历奇遇的作品集，共包含了25个有纪念意义的故事。方继孝主要收藏名人大家的墨迹手稿。这类手稿是特殊的文化类交易品。书札、书法、手稿、明信片、照片等都是很私人的物品，如实地记录下本人的真实经历以及他们和家人朋友的生活细节。方继孝在收集手稿的过程中，不但对名人有了更深的了解，也跟名人作品和名人亲友结下了特殊的缘分。

“三不主义”，一个淘货老手的经验之谈

　　方继孝有三十年的收藏经历，阅历丰富，眼光独到，在淘货、估价方面可以称得上是个经验老到的高手了。对于怎么逛文化市场，他给自己总结了“三不主义”的原则：不结伴，不限定场所，不限定时间。

　　方继孝直言，“不结伴的好处，在于互不干扰”。每个人都有自己感兴趣的目标，比如有人喜欢古董字画，有人喜欢扇面书信。如果跟兴趣不同的朋友结伴逛文化市场，对重点要逛的摊点自然会发生分歧，不好调和。另外，如果跟兴趣相同的朋友一起逛市场，万一碰到双方都喜欢的物品，很容易发生竞争，让自己错失机会，跟心仪的宝贝失之交臂。

　　在这方面，方继孝是有自己心痛的教训的。曾经有一次，他跟熟悉的小贩约好去看货。听到消息后，一个也喜欢藏书的同事非要跟他一起去。他阻拦不住，就跟同事约法三章，叮嘱对方去书摊的时候，一定做到只看不评论、谈价不插嘴、喜欢也不要抢买。可这位同事毕竟没有他经验足，不但把对书的喜好全都表现出来，让小贩看了个明明白白，还在他准备跟小贩砍价的过程中，一口气把他看中的书全都买了下来。错失了这批喜欢的书之后，方继孝吃一堑长一智，再也不肯跟人结伴了。

　　不限定场所和不限定时间这两条原则，给了方继孝充分的自由。

　　想买到喜欢的文化类物品，尤其是这些旧物，多少是要碰运气的。今天琉璃厂可能来了一批书信，明天潘家园可能到了一批旧书，没有什么固定的规律，也不会有提前预告，赶上什么是什么。所以他不给自己限定场所，那些熟悉的市场，他都穿插着去逛，随缘，不强求。

　　不限定时间，其实就是方继孝不会像有些人那样非要赶个大早，都没睡好就顶着黑眼圈去市场。他很注重逛市场的精神状态，觉得睡眠不足更容易看走眼，反倒不如踏踏实实睡到自然醒，精神饱满地去市场淘货。所以他都是上午十点左右到书店。

　　这“三不主义”是方继孝这位文化市场淘货老手的经验之谈。这种方式让他不仅享受了挑选书信、旧书的过程，还实打实地获得了丰厚的回报。

　　周越然在《书的回忆》中说：“购古书者，也有幸运，就是：（一）我要什么书，马上买到什么书，并且价钱不大。（二）或者在冷摊上偶然拾得一种毫不相干的破书，归来审察，发现某名士的印记，某名士的批校。（三）又或者书贾拿了奇僻的古本来售，索价不高，故留之。后来细作考察，知是海内外孤本。”

　　这三大幸事，方继孝都经历过。这样看来，方继孝可以说是一位很幸运也很成功的收藏家了。

收藏家与书估，亦敌亦友的交易对手

　　想要收藏名人书信、手稿和旧书，必然要跟书估打交道。书估就是书贾，卖书的人。方继孝常打交道的，就是这些活跃在各个文化市场、经常有好货源的小贩们。

　　方继孝主要收藏的名人书信、手稿、旧书这类文化商品，就像古董字画一样，有特殊性。这类商品因为具有独特的文化价值和历史价值，往往不像普通商品那样能够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而是要求买卖双方一定要非常识货、懂行。所以这一行会有“卖的没有买的精”这种让圈外人惊讶的说法。

　　说“卖的没有买的精”是因为，市场上好多流动的书估们来自偏远地区，受教育程度不高，很多文人名士都没听说过，更不了解也不好鉴定这些文人名士作品的价值，只能在买卖过程中慢慢学习。而买家们往往是有一定学问的收藏家或者懂行的书商，通常是有针对性地收集感兴趣的物品，对物品价值有所了解。这就造成了双方在一定程度上的信息不对等。但书估们也有自己的应对办法。如果他们拿到一批不熟悉的货，就先不急着出手，而是多找点买家轮流来看。等跟买家们聊一圈儿下来，他们对货物的价值就大致有了底。

　　另外，一些缺乏诚信的人还可能会通过伪造的方式进行欺诈，导致市场上可能有一些赝品鱼目混珠，这就更加大了物品鉴定和估价的难度。并且随着市场行情的变化，货物价格也会有变化。于是，文玩交易就更是技术活了，不仅考验买卖双方的知识储备和鉴赏眼光，更要参考市场形势，就是所谓随行就市。

　　所以，在文玩市场上做交易，买卖双方经常要留个心眼儿，先要努力评估出物品的真实价值，根据行情做个合理估价，心里有个底，然后再谨慎地跟对方讨价还价，以自己认可的合适价位成交。作为交易对手，他们离不开对方，又要防着点对方、避免自己吃亏，高手相逢，见招拆招。最终，书估和收藏家之间，形成了一种亦敌亦友的微妙关系。

　　方继孝跟书估打了三十多年交道，很熟悉书估们的做事风格和脾气秉性。

　　在《“书估”“足下”的钱穆》这篇中，方继孝这样评价书估，“好的书估讲信誉，但不讲交情；不好的书估，既不讲信誉，也不讲交情”。这句评价很符合“商人重利”的固有形象。但是，从《笺墨记缘》中的故事来看，书估们也不完全是“认钱不认人”的主。

　　方继孝在《周有光“驱车”追旧档》这个故事里，就讲到了一位对他的收藏事业帮助最大的朋友，做旧书生意的王先生。王先生总是从废品回收站搜寻被人丢弃的旧书杂志、字画书信、旧档案等物品，货源极广。跟方继孝成为朋友后，王先生甚至曾带着方继孝一起去回收站直接挑选货物，成交后也不收取方继孝的佣金或者提成，对方继孝非常仗义。当然，方继孝也投桃报李，对王先生能帮则帮。二人合作多年，也做了多年的朋友，关系非常好。

　　总体来看，方继孝跟熟识的书估之间关系相处得都很和谐，甚至这些书估们都愿意跟他讲上点交情，比如有什么好货源优先拿给他看、遇到他喜欢的物品类别给他预留。这些圈子里好些有名的书估都像王先生一样，跟方继孝成了多年的朋友，方继孝也借此收藏了不少珍贵的物件。这些书估们既讲信誉，也讲交情，所以方继孝前面那句评价，不能算在所有书估头上。

笺墨记缘，从信札、手稿中追寻名人足迹

　　每一件藏品都有独特的文化价值和历史意义。信札、手稿这类私人物品，往往记载着文化名人们的生活状态、朋友往来、工作进展等真实细节。通过查看这些物品，可以追溯这些名人们当时的心态和精神风貌，甚至能够厘清一些历史事实。这些藏品也让方继孝跟藏品的主人或者他们的亲友结下了珍贵的缘分。

　　溥仪亲笔修改版《我的前半生》文稿，应该是方继孝的藏品中最有价值和意义的成果之一。因为这份特殊的修订版文稿的存在，经由方继孝和群众出版社编辑的共同努力，最终促成了“溥著溥批”版《我的前半生》的出版。这也算得上是出版史上的一件奇事了。

　　方继孝经历十三四年的搜集，共收藏了五个珍贵版本的《我的前半生》，其中，1962年3月溥仪亲笔修改的“溥仪修正本”《我的前半生》上中下三卷十六开大字本，因为保存了溥仪本人手写的修订内容显得尤为特殊，甚至负责整理出版《我的前半生》的出版社编辑都没有听说过这个版本的存在，可见这份文稿的珍贵。

　　原本群众出版社依据他们保存的文稿和2004年意外发现的一稿本、二稿本，于2007年整理出版了“全本”《我的前半生》，并在再版说明中提到，“我们对所有版本进行了认真的研究、论证”。后来方继孝公开发表了《“延津剑合”的<我的前半生>》一文，描述了自己收藏的各个版本文稿。这篇文章立刻引起了出版社编辑的关注。经过双方合作，对“溥仪修正本”重新做整理，“溥著溥批”版《我的前半生》终于问世了。

　　方继孝能与王世襄结缘，也是经由收集和研究陈梦家旧书文稿资料达成的。陈梦家和王世襄是好友。方继孝在研究陈梦家的生活和社会交往情况时存有疑问，一直有意登门请教，后经朋友引荐得以拜访已然93高龄的王世襄老人。

　　听说曾经出现在潘家园市场的一批陈梦家书信被方继孝收藏起来，王世襄非常高兴，不但跟他聊起了陈梦家的往事，甚至愉快地跟方继孝合影，并答应为其拟写作出版的《陈梦家和他的朋友们》一书题写书名。

　　彼时王世襄的身体状况已经不是很好，也早就不在给人题字了，但是王世襄很快就题写好了这幅字并托人送至方继孝手中。在方继孝电话感谢王世襄时，王世襄表示，关于老友陈梦家的这幅字他是“非写不可”的。对陈梦家的共同关注，促成了方继孝与王世襄这段简单温暖的友谊。

　　这些因各种缘由流落在外的书信手稿，对当事人的亲友来说无比珍贵，因为这些薄薄的纸张所承载的，是厚重的思念和难忘的回忆。如果能够让这些资料回到这些亲友手中，也是它们最好的归宿了。

　　做了几十年文稿、书信收藏的方继孝，自然明白这些物品对当事人亲友的特别意义，所以他有时也愿意做“不划算”的交换，来成全亲友怀念故人的拳拳之心。本着这份心意，方继孝把自己收集到的一些江绍原文稿，以不等价的方式交还给了江绍原的女儿江小蕙。

　　方继孝曾经买到一批江绍原在特殊时期留下的手稿，文稿内容记载了江绍原当时的生活和身体状况。方继孝很快告知了江小蕙这批资料的情况。江小蕙很重视这些文稿，想亲眼看看这些文稿，并且提出用一些江绍原的其他书信交换这批资料。

　　看到文稿后，江小蕙很珍惜，特别想留下这批资料，因为她对父亲在特殊时期的情况并不了解，而江绍原亲笔书写的文稿如实记录下当时的情形。在挑选交换物品时，方继孝不忍夺人所爱，对江小蕙有所迟疑的资料都没有索取，最终只收下了三封江绍原与周作人之间的往来书信。这次交换，也算是收藏家对藏品主人奉上的一份敬意了。

　　方继孝钟爱文人书札这类藏品。从这些书信中，方继孝努力走进名人的真实世界，了解他们的所思所想，追寻他们的生活足迹和昔日风采。他先是珍爱这些书札、敬重这些书札的主人，然后才成为这些书札的收藏家。所以，他通过《笺墨记缘》记下他在多年的收藏过程中经历的这些有趣和温暖的故事。

　　2020.04.26雾凇

　　《笺墨记缘》读后感(五)：《新京报》| 手稿中的足迹：陈寅恪一家三代手迹的集藏故事

　　方继孝的书斋“双序斋”中，珍藏有大量近现代文化名人的书札、书法、手稿和照片。譬如国学大师陈寅恪的手稿，就偶然得自碎纸屑之中。陈寅恪连同其祖父陈宝箴、父亲陈三立和其兄陈衡恪，陈氏一门三代的手迹，是方继孝集藏中国近现代文化名人手迹的重中之重。

　　撰文丨方继孝

　　周越然先生的《书的回忆》中有一段话说：“做官有幸运，就是连升；经商有幸运，就是赚钱。购古书者，也有幸运，就是：（一）我要什么书，马上买到什么书，并且价钱不大。（二）或者在冷摊上偶然拾得一种毫不相干的破书，归来审察，发现某名士的印记，某名士的批校。（三）又或者书贾拿了奇僻的古本来售，索价不高，故留之。后来细作考查，知是海内外孤本。” 周先生谈到的三个方面的幸运，我都经历过。别的不必说了，就拿2003年年末我偶得陈寅恪先生手迹的故事来说吧，那简直就是想要什么，就会有人送上门来。 大家书话《笺墨记缘：我的收藏三十年》 方继孝著 文津出版社

《笺墨记缘：我的收藏三十年》，方继孝著，文津出版社2020年1月版

　　那年岁末的一个下午，快到下班的时间了，我接到经营旧书的朋友杜先生的来电，他说带来一包手稿，已经到了我办公的楼下，请我下楼看看 ，如果我喜欢，可以卖给我，因他准备回老家过春节了。我马上下楼，钻进他的小轿车里，打开包书稿的旧报纸一看，原来是几年前与我擦肩而过的冯承钧先生所译《蒙古与教廷》手稿。

　　《蒙古与教廷》是冯承钧先生20世纪30年代所译，撰者是法国的伯希和先生。由于各种原因，这部译著，直到1990年才出版。冯承钧先生生于1887年，是我国近代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通英、法、梵及蒙古文和比利时文，曾任北京大学等校教授，对历史地理学有深入研究，尤长于中西交通史和元史。壮岁即患风瘫症，1946年卒于北京。冯氏著译甚丰，主要有《中国南洋交通史》《马可·波罗行纪》《多桑蒙古史》《西突厥史料》《郑和下西洋考》《帖木尔帝国》《吐火罗语考》等，《蒙古与教廷》亦是他的重要译著。

　　冯先生所译的《蒙古与教廷》这部手稿，和我真是有缘分。还是20世纪90年代中，大概是1995年或1996年，我和几个倒腾旧书的朋友在一位赵姓书贩的家里小聚。赵先生听说我开始积攒名家手稿，告诉我说，他认识一个安徽籍的旧书贩，他的手里有一部冯承钧先生用毛笔书写的手稿，如果我感兴趣，可以叫他把书稿带过来谈谈。我说，好啊，价格合适，冯先生的手稿我肯定会留下的。当即，赵先生约那个书贩马上到他家来。也就是二十几分钟，那个安徽人背着一个大布袋子来到了赵家。寒暄之后，知道他姓刘，因身材高大，圈内人称他“大刘”。

　　大刘带来的书稿正是冯先生所译的《蒙古与教廷》手稿。这部书稿共三册，非常完整，确为冯先生亲笔，于是开始谈价格。那个时候，名人书札、手稿的价位都不高，我依照当时旧书市场通行的手稿价格，给冯先生的这部手稿出了个价，每册1000元，三册3000元（人民币）。结果这个家伙脑袋摇了好几下，嫌太少。我让他开价，他“狮子大开口”，每册2000元，三册6000元（人民币），并说已经有人给过这个价了。还说少于他开出的价，就不谈了。我又提高了1000元，总共4000元，他依然不卖。老赵出来打圆场儿，我出价到三册5000元，可这小子就是不给面儿。我也恼了，告诉他，不卖算了。

　　这件事儿，我早就给忘了。谁曾想，事隔几年之后，这部书稿居然辗转到了杜先生的手里。书稿原样没动，价格却翻了个跟斗，杜先生一口价：人民币10000元，没商量。我没犹豫，上楼取钱，下楼付款，取货。为什么我会这么痛快地接受了小杜开出的万元价格呢？时过境迁，进入到21世纪以后，名家书札、手稿的价格已是今非昔比了。杜先生给我开的价，其实是个朋友价，假如书稿依然在安徽大刘的手里，现在他开出的价格绝对要比小杜的一万块高出很多。

　　除了冯先生所译《蒙古与教廷》手稿，杜先生还把随稿带来的几封书信、残稿等送给我。晚上，我整理那些书信、残稿时，有一页发旧并有水渍的文稿引起了我的注意，字迹很像陈寅恪先生的手迹。我小心地拿起这张陈旧泛黄的稿纸，轻轻地把它放在写字台上，并小心翼翼地用镇纸压住，然后一字一字地往下读：

冯先生译文正确（译文时有删节，但无害于大意），又间附注自己所发明者于原文后，甚有益于读者。惟外国字原文之有符号者，仍多未移写正确，将来付印时，似必须悉照原文一点一画皆不讹误方妥。又如伯君原文注五十七云：“此文（指《册府元龟》原文）不言王玄策的实在官名，而名之曰：道王友，颇奇（伯君原文自谓不解‘道王友’之语）。”殊不知“王友”乃唐时之实在官名，并非朋友之泛称，如《旧唐书》卷四十四《职官志》云：‘王府官属：友一人，从五品下’之类，若一一悉为考订改正，则限于目力，想有所不能也。 再往下读，紧靠纸边有几个并不起眼的字：“寅恪谨注。六月七日。”陈寅恪审读冯承钧《蒙古与教廷》手稿

　　果然不出所料，这页文稿确为寅恪先生亲笔所书！这真应了那句“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的老话。陈寅恪先生写下的这段文字，是在伯希和的文章《六朝同唐代的几个艺术家》中，收入冯承钧译《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八编》，该文注五十七，写有，“此文不言王玄策的实在官名，而名之曰道王友，颇奇”云云。那时，陈寅恪先生是中华教育基金董事会编译委员会的委员。这个委员会的委员长是胡廷。由此推断，这页文稿是陈寅恪先生在审读《六朝同唐代的几个艺术家》时记下的。

　　陈寅恪先生是江西修水人，生于湖南长沙。祖父陈宝箴，道光辛亥举人。累官至湖南巡抚。在湘执行新政，并保荐杨锐、刘光第。“戊戌政变” 陈宝箴被“革职永不叙用”。父陈三立，字伯严，号散原。光绪丙辰进士，授吏部主事。日军据京时，忧愤不食而死。有《散原精舍诗》，为晚清宋诗派大家。母俞明诗，浙江山阴人，能读书习礼，晓之大义。兄陈衡恪民初大画家，曾执教于北京大学。夫人唐筼，字晓莹。广西灌阳人，台湾巡抚唐景崧的孙女。陈寅恪先生少时在南京家塾就读，在家庭环境的熏陶下，很小就能背诵十三经，广泛阅读经、史、哲学典籍。早年随兄衡恪东渡日本，后负笈海外前后14年，精通蒙古、藏、满、日、梵、英、法、德、巴利、突厥、西夏、拉丁、希腊等十几种语言，梵文和巴利文尤精。1925年归国，即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等并列为清华大学研究院国学门导师。

　　陈氏治学极其广泛，主要致力于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以及唐代文学与政治及社会关系方面的研究，除此文外对佛经翻译、校勘、解释，以及对音韵学、蒙古源流、中西交通史及中印文化交流等课题研究，均有重要发现。他留下的四部专著近百篇论文，千余多读书札记，绝大部分是不朽的传世之作。他不是一个单纯的考据家、资料家，而是一位识见卓绝的思想型的学问家。他的学术思想和方法，对我国学术文化的发展有重大的价值，是海内外学术界公认的最有见识的、最优秀的史学家之一。

　　20世纪40年代初，相继出版了陈寅恪先生《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篇》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二书。这两部书都是博大精深之作，虽然篇幅不算太多，却把南北朝至唐代政治文化的关键指示出来。

　　陈寅恪先生的手迹，连同他的祖父陈宝箴、父亲陈三立和其兄陈衡恪，陈氏一门三代的手迹，都是我集藏中国近现代文化名人手迹的重中之重。自20世纪90年代初，我就开始了陈寅恪及其乃祖、乃父和其兄衡恪（即陈师曾先生）手迹的寻觅活动。之后，我曾在一次拍卖会上见到过陈宝箴先生的手迹，但拿捏不准真赝，没敢举牌；陈三立先生的书札、对联我见过几件，但都“不开门儿”。后来在琉璃厂一个旧书铺里看到陈三立先生的一副尺幅很小的对联，价格不高，买下了。一个朋友到我家里玩儿，看了这副对联后，说“不好”。

　　我的收藏习惯是，家藏的书画、信札及其杂项等，凡是圈内人不看好的，我也拿不准的，就一定会送人或转让。既然朋友不看好这副小对联，我也不是十分喜欢，于是我便把它送到一家拍卖公司卖掉了。据说竞拍到这副小对联的是上海的一个书商，他放出的口风是：经专家鉴定，这副对联是真迹。直到我准备写《旧墨三记》了，才在北京一家拍卖公司举办的古籍拍卖会上买到了陈三立先生的两页诗稿。

　　说起我能竞拍到这两页诗稿，还真要感谢收藏大家和宏明先生。那天的拍卖会我和他挨着坐，我举牌的几通书札，和先生也都举牌参拍。对于那些书札，我并不十分在意，当价位到了一定的高度，我也就不举了。结果和先生一连气拍到了好几通。到了陈三立先生的诗稿开拍的时候，场上举牌者不下十几个，当然和先生亦为之一。

陈三立感和易仲实诗

　　一般拍卖会我很少去现场，大多是办委托。我这次来拍场，主要是为了请回陈三立先生的诗稿。开始拍的时候，我并没有上手，直到竞争者仅剩二个人的时候，我才始举第一牌。这剩下的二个人，其中的一个，就是和先生。他看我开始举牌，便问我：这个你要啊？我说，我有用。他不举了。和先生的实力，我是清楚的，他这是成全我。一件拍品，最后只剩下两个人时，也就是到了决战的时候了，这时拍品的价格也自然超出了物品的实际价格。最终我竞拍到了陈三立先生的两页诗稿，我把它收录到我的《旧墨三记》的开篇。

　　实际上陈氏一门三代的手迹，我得到的第一件正是陈寅恪先生的手迹。那是21世纪初，与人合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名人墨迹》一书的时候，我和一个经营书画的徐姓朋友聊天，他说家里藏有陈寅恪和吴宓两位大师的诗稿，并提出我可以拿书画和他交换。我并不怎么收藏书画，可家里也还是有几张不错的画。于是约好时间，我带上那位徐先生指名要的几张画，到他家进行交换。遗憾的是，他翻来找去仅找到了陈寅恪的诗稿，而吴宓先生的手迹则不知被他的夫人藏到哪里去了。虽然如此，我还是将带去的书画全部给了他。

陈寅恪（1890年7月3日—1969年10月7日）

　　诗是陈寅恪先生执教于西南联大时，于1940年年初赴重庆，出席中央研究院评议会议之后所作，诗云：“自笑平生畏蜀游，无端乘兴到渝州。千年故垒英雄尽，万里长江日夜流。食蛤那知天下事，看花愁近最高楼。行都灯火春寒夕，一梦迷离更白头。”据说，陈氏与会时，见到了蒋介石，深觉其人不足为，有负厥职，故有此诗。 后来，我把这件诗稿收录到《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名人墨迹》中。书出之后，沪上有个藏友提出拿一件我更加需要的藏品与我交换陈氏的诗稿，我同意了。我当时想，偌大的北京城，再找一件陈寅恪先生的手迹不应是件难事儿。谁曾想，之后的几年，尽管我费了不少心思，也没有再见到第二件陈寅恪先生的手迹。直到我得到了前文所述的陈寅恪先生在审读《六朝同唐代的几个艺术家》时记下的文稿，才了却了我的心愿。

　　我得到陈师曾先生的画作，是我与友人徐先生交换到陈寅恪先生的那件诗稿不久的事儿。那是陈师曾先生所绘的一幅国画，画幅不大，但却蕴含着汉高祖刘邦醉斩白蛇和刘邦创作的《大风歌》的故事。画面上的草泽之中有一条红蛇昂首向前，有所向披靡之势，笔简意饶，形态逼真，颇有意境，耐人寻味，显露出典型的陈氏的水墨画风格。画面配诗一首，曰：“赤帝白帝谁英雄，同是盘旋草泽中。夜深提剑偶然行，气盖山河歌大风。”虽然落款书“师曾戏笔”并钤有一“游戏”之印，但我们可从其题材的选择中看到他独特的笔墨趣味，与他对现实的思考，并对其所谓“文人画”更有了深切认识。

陈师曾绘《气盖山河歌大风》

　　陈师曾先生画作的原藏者，是上海的一位姓郑的藏家。后来，这位郑先生迷上了集藏各个时期的股票证券。恰好我收藏一种民国时期周学熙先生在北京创办电车公司的股票，这些股票的主人原本是著名报人邵飘萍（本名邵振青）先生，后来他被张作霖杀害了。邵飘萍先生遇难后，他的夫人汤修慧女士继承夫志，决心恢复邵氏生前所办的《京报》，于是汤夫人委托黄濬（字秋岳）和冯耿光（字幼伟）先生将这些股票抵押给一家银行，以筹措重新启动报馆的资金。新中国成立后，这些股票从银行流落到民间旧书市场，被我买到了。

汤修慧股票

　　一次，陕西的《收藏》杂志和我约稿，我便写了一篇介绍这些股票来龙去脉的文章，发表在这个杂志上。不久，我接到了一位读者的来信，就是上海的那位藏有陈师曾先生国画的郑先生。信中，他说想用一些书画和名人书札与我交换那些北京电车公司的股票。也是巧，接到信后没几天，因事出差赴沪，我和郑先生取得了联系，经过一番协商，我把家藏的北京电车公司的股票全部转给了郑先生。郑先生则把包括熊十力、马一浮、余绍宋、马公愚、陈铭枢等名家的十余件字画、书信转给了我。其他的都有钟泰先生的上款，唯独陈师曾先生的这件没有上款，可郑先生坚持说，这件确实是来自于钟泰先生的家里。

　　本文节选自《笺墨记缘》一书，原标题为《碎纸屑里找出的陈寅恪手稿——陈氏一门三代手迹奇遇记》。已获得出版社授权刊发。 作者丨方继孝 摘编丨何安安 编辑丨张进 校对丨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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