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旁观者》是一本由[美] 凯文·库克(Kevin Cook)著作，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59.00元，页数：278，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旁观者》精选点评：

　　●这套非虚构写作丛书整体水平厉害。这一本追寻上世纪60年代一起凶杀案的真相，成就在三方面：一是铺陈无数细节展现时代背景、环境氛围、普通人的生活和少数群体的小世界。二是揭示经由媒体和社会记忆塑造的“现代寓言”的实质，它作为“事实”不真实，但是作为对社会心态的折射，有其意义与价值。三是在调查性报道与文学之间维持了平衡，隐去作者之我，也没有秉持上帝视角，起承转合安排合理。最后的反转很有戏剧性，亦带给读者无上安慰。事实，对事实的书写，对事实的过滤和利用，作者写明白了这三个层次，所以我觉得值得推荐给新闻学院的学生们当参考书了。

　　●是非对错，没有定论！作者尽量还原事实的真相，可是没有人知道罪犯内心的真相，也没人知道所以涉案人内心的真相。

　　●前面的背景描写看得人昏昏欲睡，后面的百分之八十可读性更强，50多年前的案子，放到今天也一样有现实意义。

　　●一个真实的事件，娓娓道来，让我们多角度去看待同一事件的不同面，没有指责，不是上帝视角，却点醒了大都市的冷漠，值得引起深思。

　　●作为一本非虚构小说，在还原案件背景上是挺出色的，可读性很强，但论理部分相当混乱。kitty genoves所引发的一系列所谓街头实验和导出的旁观者效应完全是基于一个虚假的报道，洋洋洒洒地让美国人讨论了大半个世纪，心理学这种文科研究实在太扯淡了。最好看的还是莫里斯的部分吧。

　　●美国911报警电话的由来

　　●这个作者真的很容易离题，一个事件写得支离破碎的。能理解他想要介绍历史背景的心，但是完全无关的事情写一堆, 阅读体验超差。

　　●很好读的一本非虚构作品，既是人们所熟知的那个基蒂案，又在很多地方推翻了流传甚广的基蒂案。不论是对旁观者效应感兴趣，还是对法律、传媒、1960年代美国社会感兴趣，都值得一读。

　　●将被典型化和抽象化的案例还原为没那么有戏剧性却更真实复杂的具体事件，一定程度上算是为基蒂的邻居们正了名。

　　●跟随作者的脚步，一步步抽丝剥茧，还原真相。

　　《旁观者》读后感(一)：【品 · 鉴】一些感想……

　　本书涉及1964年在纽约长岛地区发生的一场真实案件，现实太过于血淋淋，会引起程度不等的不适，请各位谨慎食用。

　　本书原名《基恩·吉诺维斯：凶手，旁观者们以及改变美国的一场犯罪》，中文版翻译为《旁观者：一桩美国凶杀案的现代启示》，说实在我能够理解编辑的换名行为，但确实离题太远，她抓出了本书最为震碎三观的部分，却并没有如作者想要做的那样，给他们正名。

　　说实在的，在现代的媒体环境下，一个变态杀人，热心的邻居不停报警呼救的故事怎么比得过一个暴力凶杀时一群人冷眼旁观无所作为打动人心呢？然而，作者取名的深意，却再次被中译本所清洗，基恩·吉诺维斯案件确实是美国现代犯罪史上的一桩重大事件，甚至许多美剧中，都会提到这场案件，一个女性被凶犯在半个小时内连捅数刀，犯罪行为持续达33分钟，38家住户毫无反应，眼睁睁的看着事件发生，这桩案件几乎就是彭宇案的美国暴力版，改变了许多人对于社会的认知。

　　然而，作者细腻而宽广的笔调，却在50年后，尽力还原了那个时代的整体风貌与基恩·吉诺维斯其人，将猎奇还原为事情本身，将被现代媒体扭曲的现场现实，一一纠正。

　　一个变态连环杀手，如何能够改变美国呢？

　　除了战争之外，没有一种夺人性命，掠人钱财的事件，有如此巨大的影响力。但现代媒体的蜂拥报道，却往往能够做到这一点，时间放在五十年后，或许这里还得加上网络上爆炸的信息。人人都按照耸人听闻的标准，博取最高关注度的标准，去编排发布的信息，但信息中一个个活生生、血淋淋的人，不只为何，就这么被遗忘了，女性、杀人犯、旁观者，变成了一个个能指的符号。我越来越恐惧于日常生活中，人们对于大时代背景下小人物的关注——因为小人物也是一种标签——而恰恰忘记了，人之为人的丰富内涵与生命力。

　　总的来说，这是一部被极端低估的好书，但作者太过于缓慢的进入方式，确实无法“吸引”现代读者。

　　《旁观者》读后感(二)：“旁观者效应”的出处——吉诺维斯案

　　“这会儿大概已经有30个报警电话了”，以此总结出的“旁观者效应”可以解释很多路人冷漠的案件。

　　包括我初中时就震惊全国的二岁女童小悦悦被碾，18位冷漠路人无人报警的事情。当时被媒体煽动着旁观者都是凶手，去反思“社会病了”，道德也应该和经济同步发展，也有别国把这个事搬上综艺，声称在自己的国家是不可能发生的…真的是这样吗？

　　旁观者并非圣人，也非魔鬼，他们只是一群普通人。因为确信别人会帮忙，所以“责任分散”。

　　这本书以心理学、医学的角度分析旁观者的作为，以纪实文学的模式，记叙受害者基蒂的生活，还原了美国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生活样貌，唱片店、纽约的廉租房、市长竞选拉票…少数群体的生活和想法也受到关注，同性恋者、女性主义、黑人平权、辩护律师的道德问题…

　　凶手的作案手法残暴、令人发指，作案后的心态又好得让人毛骨悚然，他把带血的刀放在口袋里，走下车去提醒一位在车里打盹的司机，“先生，您不该就这样睡着，一氧化碳也许会堆积起来，也可能有人会对您不利呢。”不仅仅是这位司机，认为他是一位好人，他的打扮、举止，为人处世也让身边人觉得他是一位工作卖力、为人和善、小有成就的人（尤其是对于工作、生活都易遭受层层壁垒的黑人来说）。

　　书中记载了探员、记者近几十年来对受害者“38位旁观的邻居们”的采访，以及社会实验，对旁观者效应进行生动的解释。

　　三十年后，克林顿总统对此案件进行评论，“（凶手）给我们传达了一个关于当时社会到底发生了些什么的、令人心寒的讯息，让我们发现自己非但一直处在危险之中，而且本质上都是孤独一人的。”

　　总体来说很值得一读，也算是在消费（中性词）之余，对于基蒂的纪念。最刺痛我的一处纪实

　　《旁观者》读后感(三)：一念难测

　　深夜，一声女性的呼救刺破了街道的静谧，几盏灯亮起，睡意朦胧的旁观者们辨不清窗外发生了什么。很快，夜色如旧，蹒跚而行的女性被凶手追上，补刀身亡。这是吉诺维斯案，可能是20世纪被讨论得最多的案件之一，至少有三个研究领域因之而兴起。但人们讨论最多的不是被害者多无辜，凶手多残忍，而是窗口曾有过38个不作为的旁观者。

　　美国作家凯文·库克以此为题，创作了《旁观者：一桩美国凶杀案的现代启示》一书。不同于新闻记者（尤其是借该新闻功成名就的《纽约时报》记者们）热衷挖掘“引爆点”，库克查阅资料，并走访了案件相关人员和旁观者，试图厘清案件的真相。他从被害者基蒂的生平讲起，了解她的为人、她的生活环境和社会风气，然后细细追溯案发当日的场景、此后凶手的命运、以及在基蒂身后历时半个多世纪的反思。库克了解到，新闻中夺人眼球的元素未必真实，譬如，38名旁观者的数据就依据不足；0人报警的说法更有悖事实；街区的人情不算冷漠，邻里经常互帮小忙；更甚者，基蒂濒死前也不是一个人。

　　倘是如此，那么心理学家从中提炼出的“旁观者效应”、社会学家关注的城市生活中“亲社会行为”减少等课题都是浪费感情吗？还是说现代城市的社交环境其实没那么糟糕？库克揭示了人际关系中的矛盾之处：我们渴望来自他人的温暖，又害怕受到伤害；我们藏起本心的一部分，反过来也不真正了解身边人；符号化的标签，更是让人迷惘且疏远了。

　　大多数媒体报道的吉诺维斯案都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一个事实：因基蒂之死遭受重创的不仅是她的家人，还有她的同性恋人玛丽安。在案发的20世纪60年代（或许我们还可以把时间跨度拉得更长些），美国社会对同性恋极为排斥，不仅法律零容忍，街头还有人痛打同性恋。连邻里关系融洽的基蒂和玛丽安也不敢向人明言两人的关系。对“异己”的偏见，根本不像卫道士说的那么大义凛然。书中提到，禁止同性恋公开表达亲密的背后是警方收受贿赂，默许那些地下同性恋酒吧的经营。而凶手莫斯利自认是另一种“异类”：未受平等对待的黑人。他感觉自己再优秀、再努力，也没被白人上司真正尊重。在性侵了几位黑人女性未得到社会关注时，莫斯利钻入了牛角尖：被害者若是白人会怎样？这当然很极端，可作为有个性、有癖好的普通人，是否也有不见容于环境而设下心防的时候呢？

　　或因如此，了解一个人相当困难。莫斯利的妻子根本想不到，温文尔雅的丈夫经常在她上夜班的晚上出去游荡，寻找“猎物”。谁又能想得到呢？莫斯利智力过人，又勤奋踏实，在狱中还通过函授完成了本科学业。可同样的聪明执着后果可怕，他在杀害基蒂时表现得冷静缜密。还有跟基蒂和玛丽安往来频繁的邻居罗斯，他看上去是个人畜无害的软弱的人，案发后还跟玛丽安抱团取暖，相互慰藉。调查后才发现，凶手是在罗斯门前杀害了基蒂，罗斯内心的惶恐源于他亲眼目睹了犯罪场面，却什么也没做。

　　贴标签不能帮我们甄别人心，譬如此案中的警方与旁观者。确实有人在基蒂发出第一次呼救时就报警了，然而没有下文。书中还写到，莫斯利有过一次越狱，宅子的主人打电话报警，并未被重视。难怪在当时不少人对报警颇有微词。而对于所谓的38名“旁观者”，其中固然有令人气愤者——怕被牵扯、事不关己；更有人之常情的，换作旁人也未必就能表现得更好，我们很难站在道德制高点去指责他们——“旁观者效应”（认为别人会去报警）、累了一天输给睡意的、胆小的、弄不清状况的……他们未必是不善良，可他们就像基蒂一样，恰好在这一时刻、身处这一地点、遇上了这桩案件，没有彩排也无法后悔。得知案情后毫不犹豫奔出家门的，是只有1米5的索菲。凶手可能还在附近，但她惦记着基蒂的安危，并未多想。她也是不复安全的街区里一个普通人。

　　如果突发状况可以考验人心，我们面临的选择往往不是成为英雄还是旁观者，而是内心的软弱与不忍相抗衡。人之莫测存乎一念，环境的温暖或冷漠则存乎众人的一念。有时，仅需一念；有时，一念的代价又太沉重。

　　——己亥年读凯文·库克《旁观者》

　　《旁观者》读后感(四)：“旁观者”是否应该背下所有的锅？

　　美剧中常有这样的情节，遇到危难，人们大喊，“快打911”。过不多久，救护车、消防车或者警车就会到达现场进行救援。911是美国的通用报警电话，它给美国人带来了便利。而911统一报警电话系统的建立，是缘于一桩凶杀案——吉诺维斯案。

　　1964年3月13日凌晨3点多，基蒂·吉诺维斯在所住小区纽约皇后区邱园遇刺身亡，倒在了家门口附近。基蒂身中多处刀伤，凶手手段残忍。更令人震惊的是，整个凶杀过程持续了33分钟，期间，基蒂曾大声呼救吵醒邻居，凶手也曾离开片刻又再次返回继续作案，而至少38邻居们眼看着事情发生却没人报警。

　　消息一出，舆论哗然。邱园那些“友善的邻居们”，一下子变成了大众眼中“冷漠的旁观者”，在媒体的质问之下无所遁形。时至今日，吉诺维斯案还常常被提起，而旁观者也一直背负着沉重的道德十字架，经受着一次次的良心拷问，成为“冷漠无情”的代名词。

　　旁观者真的那么可恨吗？美国媒体人凯文·库克在《旁观者》这本书中还原了整个案件始末。值得注意的是，凯文·库克不单单讲述了案件经过，还介绍了受害者基蒂和行凶者莫斯利的成长过程和家庭状况，更还原了当时的社会状态，给我们展示了这一案件背后的社会全貌。

　　有别于其他案件的迅速被人遗忘，吉诺维斯案为什么会被美国社会牢牢铭记至今？因为这个案件被塑造成一个独特的历史分水岭。用邱园附近百利酒吧老板的话说，“那是一切改变的源头——一个纯真年代的终结，一个更为黑暗的年代开启了”。此前，纽约被戏称为“逍遥城”，而后，纽约似乎成了犯罪乐园，犯罪率逐年攀升，纽约居民人人自危。

　　之所以说它“被塑造”，是因为《纽约时报》在本案的舆论中起着关键的推动作用。那篇把基蒂的邻居推上风口浪尖的头条报道，发布在27号的《纽约时报》。此时距离案件发生已经过去两周，其他媒体早已把此案当作寻常案件报道过了。成功把本案炒热的幕后推手，正是《纽约时报》新上任的地方新闻责编罗森塔尔。

　　“罗森塔尔喜欢那些能够从情感上重击读者的文章”，“罗森塔尔想要戳到整个纽约城的痛点”。于是，邱园的邻居被描绘成冷漠、胆小、自私的旁观者。

　　可事实果真如此么？要知道，案发时间是凌晨三点多，多数人都处于熟睡状态，懵懵懂懂被呼救声吵醒，黑夜中也未必能搞清楚窗外发生的事情状况。与其说他们是“冷漠的旁观者”，倒不如说是“不明真相群众”。当他们同时面对这种突发情况时，大家都以为“别人可能早就报警了”，也是可以理解的。此后心理学家所进行的研究和实验也表明，这种“旁观者效应”是普遍存在的现象，是人们的自然反应，在这一点上，邱园的邻居和其他人并无二致。

　　当然，的确有两名目击证人看到了事情真相却没有报警，但他们绝不是邱园的大多数。事实与新闻报道相去甚远，媒体为了抓眼球，的确存在夸大报道的成分。警方也并没有深究他们工作中的失误，比如，比实际出警略早一点的报警电话直接被忽视了，而38名证人都没报警这一消息，的确是警方故意透露给罗森塔尔的。在未能取得明确进展的情况下，警方透露这一内幕消息给媒体，确有转移公众注意力的嫌疑。

　　罗森塔尔充分发挥了媒体的舆论导向作用，把公众的视线全部集中到邱园的邻居身上。在犯罪率逐年上升的情况下，那些隔着窗户、袖手旁观的邻居成了最容易的靶子，大众把对社会现状的失望和不满，全都投射到了这些不明真相但却具体真实的个人身上。整个社会的责难像潮水般涌来，媒体的穷追不舍、公众的怒不可遏，让邱园的邻居不堪烦扰，纷纷搬走。“冷漠的旁观者”的锅，邱园的邻居背了几十年。

　　等一等，是不是总感觉哪里不太对劲？

　　没错！这不是一桩残忍的凶杀案么？舆论不是应该督促警方么？舆论不是应该谴责凶手么？邱园的邻居为何喧宾夺主、成了主角？

　　因为《纽约时报》把他们推向了舞台，放在了聚光灯之下，让他们承载了整个社会的怨怒。因为每个人都害怕自己成为拥挤城市中的一座孤岛，成为旁观者眼中孤立无援的受害者。这种恐惧浸入灵魂深处。但这一切愤怒和恐惧，的确不该由邱园的邻居独自承担。

　　雪崩的时候，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吉诺维斯案实际上是整个社会酿成的悲剧，当时世风日下的社会氛围、警方对同性的恋人的歧视态度、莫斯利的复杂家庭背景、落后和乏力的刑侦手段、媒体的过度渲染……所有因素综合起来，塑造了莫斯利这个复杂、冷血的凶手，酿造了基蒂的悲剧。

　　基蒂不过是在错误的时间出现在了莫斯利的视野中，正如一份简单的小美好被强大的恶瞬间吞噬。吉诺维斯案成了那个纯真时代一去不复返的标志。正因如此，它才会产生这么大的影响力，促进了对“旁观者效应”的研究和911报警电话系统的建立，促进了美国社会上更多的变革。

　　在越来越功利的社会中，也许每个人都是一座孤岛，每个人也都是他人的旁观者，但可以肯定的是，基蒂临终前并不孤独！

　　2019.04.15雾凇

　　《旁观者》读后感(五)：从半世纪前的一桩美国凶杀案谈起：“后真相时代”的新闻与非虚构写作

　　事实错误但影响巨大，我们该如何理解这一现实？

　　原文首发于界面文化

　　1964年3月13日，凌晨3点到4点间，住在纽约皇后区邱园的酒馆女经理基蒂·吉诺维斯（Kitty Genovese）在回家途中遇害，当时她已快走到家门口。28岁的受害者全身共13处穿刺伤，9处在身前，4处在背后，咽喉处有刺伤，右手有数个切口，因双侧气胸窒息而亡。凶手是黑人温斯顿·莫斯利（Winston Moseley），一家商用机器公司的职员，一位外人眼中安分守己的好男人，但实际上是一个入室行窃、强奸和谋杀女性的惯犯。

　　案件发生两周后，《纽约时报》在头版新闻中宣称，在吉诺维斯案中，共有38人耳闻或目击凶案发生，却无人报警。这篇报道旋即掀起轩然大波，引发了全美对都市人情冷漠的大讨论。吉诺维斯案于是意外地脱离了本地社会新闻的语境，成为了社会心理学的一个经典案例以及美国流行文化的重要事件，长久地刺激、甚至折磨着人们对人性本质的讨论与思考。“旁观者效应”这个名词及相关研究因此案而诞生，“911”报警电话等美国公共安全措施也因此案得以实施。

　　然而这一震动全球、耸人听闻的新闻是真实的吗？在案件发生半个世纪后，美国媒体人凯文·库克（Kevin Cook）根据警察局档案、庭审记录以及自己的深入调查，在《旁观者》一书中抽丝剥茧地还原了吉诺维斯案的真相：《纽约时报》的报道是失实的，事实上只有五六个人真的比较清楚当时发生了什么，有两个人确切地知道正在发生什么，其中一人拒不报警，另一人经过长时间的犹豫还是报了警，虽然为时已晚。

　　除了客观上帮助开拓了社会心理学这一学科领域外，吉诺维斯案的另外一大价值，是令我们得以重新思考新闻与真相之间的关系，以及非虚构写作在还原现场、厘清真相中起到的作用——这一点对已经身处“后真相时代”的我们来说或许更为重要。日前，世纪文景在上海浦东新区陆家嘴图书馆举办了《旁观者》中文版新书分享会。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马凌、纪实报告与访谈栏目作者康宸玮从这桩半个世纪前的美国凶杀案谈起，探讨了他们对新闻生产与非虚构写作的种种观察。

《旁观者》[美]凯文·库克 著 汪洋 周长天 译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9年1月

新闻生产与“后真相时代”：事实错误但影响巨大，我们该如何理解？

　　在凶杀案发生后的最初一段时间里，这起事件只被当作一般地方新闻处理。当地报纸和电台都用了一两句话提到了基蒂的死亡，有几份早报在3月14日刊登了简短的报道，《纽约时报》上刊登了一条共计126个单词、没有记者署名的报道：

“皇后区一名28岁女性昨日清晨在邱园自家公寓楼前被人刺死。凌晨3点后不久，家住奥斯汀大街70-82号的吉诺维斯小姐发出的叫喊声惊醒了邻居……警方已经着手寻找凶器、询问证人和检查附近车辆，截至昨夜并无线索。”

　　报道过吉诺维斯案的媒体包括《时代》《纽约邮报》《每日新闻》《先驱论坛报》《纽约新闻报》等，《先驱论坛报》在一篇题为《求救呼喊被忽视，女孩最终被捅死》的报道中甚至已经抓住了日后令读者大为震动的关键元素，但因这篇报道被安排在了报纸的第十版，未能引起读者注意。“新闻学当中有一个术语叫‘议程设置’，新闻呈现的时候是发在头版还是发在第十版，效果是非常不同的。”马凌告诉现场观众。

　　事情的转机落在了一个《纽约时报》编辑的身上。《纽约时报》新上任的地方新闻责编、普利策奖获得者亚伯拉罕·迈克尔·罗森塔尔与纽约警察局局长迈克尔·墨菲吃午饭时，听对方无意说起吉诺维斯案中共有38个证人，是一起“值得写到教科书里去”的案件。库克这样在书中描述了罗森塔尔当时的感受：“罗森塔尔感觉好像有一团火在后颈上跳动，那种堪比刺痛的感觉告诉他，眼前这个故事绝对能够让读者们永生难忘。”

　　作为一位雄心勃勃的资深编辑，罗森塔尔打定主意要在本地新闻领域“搞一个大新闻”，正如盖伊·特立斯（Gay Talese）在《王国与权力》中描绘1966年的《纽约时报》时提到的那样：“罗森塔尔想要戳到整个纽约城的痛点。”他立刻派记者马丁·甘斯博格前去皇后区采访，后者花了三天时间采访了目击者、邻居和警方。3月27日，《纽约时报》把这篇报道放在了头版，给了四栏位置。这篇引爆舆论、并于日后引起全美大讨论的文章颇为戏剧化的开场白是责编罗森塔尔亲自写的：

“皇后区邱园有38位可敬的守法市民，在半个多小时的时间里围观了一起凶手尾随并分三次用刀攻击一名女性致死的案件。”《纽约时报》当时的报道

　　马凌指出，新闻生产和传播过程中有一些关键因素，其中一个因素就是新闻生产的“把关人”。在《纽约时报》对于吉诺维斯案报道的这个案例中，罗森塔尔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把关人，他把这个案件带到了《纽约时报》的头版，还在四个月后出版了自己一生中的唯一一本书《38个证人，基蒂·吉诺维斯案》，并以此书参评了当年的普利策调查类新闻奖。在新闻生产的过程中，他突出了一个主题——或者说设置了一个议题框架——那就是都市丛林中个体的冷漠。

　　虽然“后真相”（post-fact）这个词从2019年才开始广为人知，但从人们对吉诺维斯案的后续反应来看，“诉诸情感和观念比诉诸事实更能煽动民意”的现象并非只出现在21世纪。“《纽约时报》全都报错了，然而假如《纽约时报》没有夸大事实，这不过是一个三天、最多五天就会被人遗忘的悲剧。”马凌说，“因为《纽约时报》标题党、夸张了事实，反倒塑造了这个都市传说。也许基蒂没有白死，她成了一个历史性的角色，也包括这个之间后续的正面历史影响。”

　　她还指出，在吉诺维斯案后，民众要求改革紧急救助电话，于是从1968年起，全美统一了紧急报警电话号码，著名的“911”由此诞生。另外，美国还推行了“照亮这条街”项目、目击者援助项目、性犯罪者等级制度、邻里互助制度等。吉诺维斯案或许还激励着后来的许许多多美国人在危难时刻挺身而出。此外，吉诺维斯案也启发了“旁观者效应”的研究，间接引领了城市心理学、社会心理学等全新学术领域的探索。据统计，从1964年到1984年，大约出现了1000种研究“旁观者效应”的文章和书籍，其数量甚至超过了研究犹太大屠杀的论文数量。

　　在当下中国，舆论影响案件乃至法治进程的事件也屡有发生。马凌提到，“2019年的山东辱母案（于欢案），当时网易新闻的标题是《母亲欠债遭10余人凌辱，儿子目睹后刺死一人被判无期》。这个标题确实很耸动，很多的事实并非如此，但它确实成为了2019年推动法治进程的十大案件之一。换句话说，我们确实看到了‘后真相时代’的特点：事实可能是错的，但影响又是巨大的，这到底该让我们如何理解？包括我们新闻学院的教授们也依然处于理解和思索当中。”

非虚构写作流行：品质与传播不成比例，非虚构不是新闻报道最高形态

　　吉诺维斯案相关报道的夸张失实与《旁观者》的客观中立形成了鲜明对比。马凌认为，如果说新闻报道是“历史的草稿”的话，那么非虚构写作在时间的助力之下，得以汇集更全面的事实和更充沛的叙事技巧，因而是一种更为有力的写作形式。在非虚构写作方面，美国著名作家、记者、“新新闻主义”代表人物盖伊·特立斯树立了一个很好的范本。从1953年开始，他在《纽约时报》工作了十余年，并且长期为《纽约客》《时尚先生》等重要杂志撰稿。每写一部作品，他都要用九到十年的时间来收集资料、核查事实，争取做到笔下的每一句话都有事实根据。“所以非虚构写作不是低门槛的一种写作，如果想要达到一定的高度，要付出特别大的心血，”马凌说。

　　好的非虚构作品是怎样的？康宸玮认为，如果写作者的学识和阅历有限，且调查工作没有做充分，对真相理解不到位，就很容易出现大量堆砌的细节描写和使用陈词滥调的意向；阅读这样的非虚构作品就像看一张没有焦点的照片，它一定不是优秀的作品。

　　在他看来，虽然《旁观者》已经可以算是一部教科书级别的非虚构作品，但依然存在文体上的局限性。他认为，作者非常努力和幸运地取得了被害人基蒂的同性伴侣的信任，但是他在写两人的关系时，会为了保证真实性而写得非常机械——“我们看到基蒂在A时间做了A事，在B时间做了B事，但中间跃迁时基蒂在想什么，作者没有妄自猜测。”康宸玮说，“这引发了我一个更深的思考：我们所谓的非虚构到底修饰的是什么？如果是事实，那其实该文体的上限和下限都是明摆着的。如果能上升到情感和信念的非虚构，我们会有更多的表达和想象空间，但这又与美国新闻报道不允许记者使用第一人称的原则相违背。将来有没有可能（在这一方面）做出突破，也是值得探索的问题。”

　　康宸玮指出，中国读者对非虚构这种文本形式并不陌生。早在1930年代，茅盾就带头集体创作了《中国的一日》，但之后中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脱离了美国非虚构文学的影响，而是在政治影响之下兴起了纪实文学和报告文学。直到1990年代末报告文学因文字能力欠佳、创作者为了追求经济利益而转向为企业家著书立传，有偿报告文学泛滥，导致这一文体最基本的真实性失守，报告文学最终因竭泽而渔而衰落。

中国的一日8.5茅盾 主编 / 2019 /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近两年来，又有一股非虚构写作的热潮在中国兴起。在康宸玮看来，这一现象与文学及影视作品开始转向现实主义、创作群体，开始强调去中心化写作、并将观察视角聚焦在边缘性群体有关。然而遗憾的是，尽管投入非虚构写作的作者数量在增加，但非虚构写作仍然存在不小的现实障碍，即非虚构写作要求作者在写作前期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调查和收集写作素材，这与追求时效和短期利益的现行商业环境是有根本性矛盾的。

　　“大家现在发现，非虚构作品的传播可能主要还是依靠双微（微信、微博），如此劳心劳力却很难在新媒体的围剿中获得流量和商业关注，作品的品质和关注量是不成比例，甚至成反比的。”他指出，前些年两篇在社交网络上刷屏的非虚构作品——《太平洋大逃杀》《1986，生死漂流》——在取得一定影响力后，试图开辟一条出售影视改编权来变现的新路，虽然版权成交价都达到几百万，但影视改编至今仍没有下文。

　　“商业模式的不成熟，导致的后果便是行业内特别心浮气躁，年轻的创作者们特别急着想成名，比如年初咪蒙团队炮制的那起事件；以及培养成熟写作群体机制的青黄不接。”他说。

　　不过康宸玮也担心非虚构写作占据写作者过多的注意力，“我担心的是，未来的新闻系或中文系学生把非虚构文学当成新闻报道的最高形态。如果将来有一天，到处都是洋洋洒洒几万字的长报道，但是能把短消息写得文通字顺、客观真实的记者越来越少，不见得是个好事。”在他看来，《旁观者》这本书之所以会出现，正是因为上世纪六十年代的记者没有把守住新闻写作的真实性原则，急于炮制“大新闻”，导致了日后长达数十年的罗生门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