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乡土中国》是一本由贺雪峰著作，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2，页数：47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新乡土中国》精选点评：

　　●聚焦农村发生的“千年未有之变”，扎实的田野调查，严谨的学术基础，贺老师确实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更具体的时空下理解新的乡土中国的视野。但是这文章的体例太碎片化了，太过于求全了，文字语言也过于学究气，虽然自言遵从费老，但差距也是显而易见的。

　　●书名托大是个瑕疵

　　●现在的年轻人做事情，总是太毛躁，太急于求成，把一件事情慢慢说清楚花不了多少时间，别没事就扯闲篇。OK？

　　●书名有点唬人，朱苏力写的序也很厉害。

　　●乡村调研的笔记、随想大合集。书名这个“新”字有与费孝通对话的意思，当然也确实指出了当代中国乡村与费孝通时代的不同。因为是田野笔记性质，全书基本没有理论，但其涉及的话题point较丰富，可供搜寻切题思路用。

　　●啰哩叭嗦

　　●最高评价说的很对，太自以为是居高临下世外高人的感觉，做农村实地调查研究的，总觉得应该脚踏实地朴实无华一些，却恰恰缺了这个最重要的质感。最不要脸的是，居然有一篇是黄河边的中国批评……

　　●选题一流，写法别扭。说得很多很细，但细细回想又没什么实质内容。贺雪峰高估了自己，他的经历估计不下于费孝通，在概括、提炼、思考、分析问题上，就彻底拉开差距了。二倍速。

　　●中规中矩，有经验总比纸上谈兵好，虽然总觉得没什么深入的东西，明天上午得把提纲写出来，接下来重点是城市社区

　　●有些磨叽

　　《新乡土中国》读后感(一)：读书与观察

　　读完黄宗智，四星改三星了。

　　安心阅读 踏实调研 成为一个合格的农经研究者。 自勉。 正如书名所言，全书都很乡土，能够感受到作者的文字都是有乡土根基的，他在农村的调研使得整本书没有“悬置”感，很接地气。 在学校里待久了，总容易从书本到书本，从理论到理论，这本书重新启发了我了解现实，从现实中提炼问题并解决问题的重要性。

　　《新乡土中国》读后感(二)：中国主体性社会科学理论

　　贺雪峰先生的这本书写的很有深度，主要是观察问题的方法很值得学习。首先，作者试图构建中国农村类型的体系，力求在观察出中国农村的地域差异的前提下，将中国农村进行分类，这种努力很钦佩；二是作者呼吁本土化研究，理论需从实践出发，理论需要迁就实际情况，主张立足中国农村实际情况进行研究，这也是社会科学本土化的目的，否则只是继承西方社会科学的殖民化；三是作者说明了同一项制度在不同的农村实施会出现相反的效果，不同的农村内部结构差异很大，而且各方面的差异（诸如资源、观念、团结程度、民主意识）也很大；最后，作者提出的“代际分工的半工半耕”很有参考价值，生动形象的描写了农民的生活状态。可以多读几遍

　　《新乡土中国》读后感(三)：现代三农问题研究的必读书目

　　说实话，这本书是我在读《乡土中国》时随手买的几本研究三农问题的书之一，买之前连作者和书本内容都没有了解过。偶然拿出来翻看了一下，结果出乎预料，牢牢地抓住了我的眼球。可以说，书中论述的很多内容，是我在工作中碰到却又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在这里，我找到了答案。虽然本书成书于2003年，2019年进行了修订，如今已经7年过去了，但是并不过时。农村作为中国现代化发展的稳定器和蓄水池，它在城市化浪潮中产生的变化，是缓慢而持续的，从2003-2019，作者持续连贯的思考，正好在不经意间对制度和历史的沿革做了简单的梳理，也更好的让我理解三农问题产生的根源。同时，也让我对于前几天中央刚刚发布的允许宅基地入世流转的政策产生了忧虑，如此一来，是否会破坏农村作为稳定器和蓄水池的作用？是否会在若干年后形成庞大的城市贫困人口？产生其他发展中国家出现的城市贫民窟现象？读完这本书之后，带着这些问题，我又一口气买了本书作者的著作:《大国之基》《地权的逻辑123》《小农立场》《治村》《组织起来》《最后一公里村庄》。我想，这是一个读者对作者最大的认可和致敬。

　　《新乡土中国》读后感(四)：个人读书笔记

　　《新乡土中国》

　　1. P1《乡土中国》英文名的含义是“捆绑在土地上的中国”。

　　2. 中国要真正完成市场经济的转型，就必须最终为农民提供足够的自由就业机会，无论他是从事农业或从事其他行业。中国要法治，也就不只是在城市建立几个法律援助中心，或有多少法官或律师，而是农民的纠纷可以得到农民愿意接受的并且大致是公正而又效率的解决——无论是通过司法、行政、民间调解或其他什么方式，也不论有没有律师介入。

　　3. 这样的农村，无力应对共同的经济协作，无力对付地痞骚扰，无力达成相互之间的道德和舆论监督，也无力与上级讨价还价。这样的村庄秩序也因此难于建立，村道破败，纠纷难调，治安不良，负担沉重且道德败坏。依我个人调查的经验，当前中国中西部大部分农村的情况正是如此。

　　4. P193 我一直认为，农村是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和储水池，其主要功能是保持稳定而非讲求效率。农村保持稳定，城市快速发展，农村和城市一静一动，相得益彰，这是治国的辩证法。

　　5. P204 中国农民人数仍然有8亿多，占到全国人口的大多数。

　　6. P210 生育大约有四种不同的动力：一是传宗接代；二是社会竞争；三是养儿防老；四是天伦之乐。

　　7. P47 从结构上看，我发现有三种不同类型的村庄：一是湖北荆门原子化程度很高的分散型村庄；二是宗族性的团结型村庄；三是以“小亲族”为基础的分裂型村庄。这三种村庄类型与自然生态、种植结构、村庄历史、地方规范的区域差异有关。在传统中国社会，农民行动逻辑具有我所谓的“双层认同与行动”的特点，就是说，农民的行动深受家庭认同与在家庭之上的宗族及村庄认同的影响乃至决定。农民家庭之上的认同与行动单位主要有三种：一是以华南为代表的宗族性乡村，聚族而居，宗族与村庄合二为一，村庄因此是团结的；二是以华北为代表的小亲族村庄，一个村庄有众多互不统摄的超家庭认同与行动单位，村庄因此是分裂的；三是以长江流域为典型的中部地区，因此村庄是原子化状态分散的。

　　8. P56 抽象地讲，村庄共同体由三种边界构成：一是自然边界；二是社会边界；三是文化边界。

　　9. 梁漱溟先生称中国传统社会是伦理本位的社会，费孝通先生说中国传统社会是“差序格局”的社会，都是一个意思。

　　10. P62 在今天的中国农村，家族的力量已基本消失了，特别是以族规家法为代表的宗族制度早已不再存在。

　　11. 传统思想在现代传媒和市场经济的冲击下，也不大有道德约束力了。在这种情况下，构成附着在传统中国血缘关系上的道德义务越来越弱，以至于与西方社会差不多了。这时候，我们不应再说中国农村社会结构是差序格局。

　　12. 从消费主义的角度看，锦衣玉食才是值得追求的，而且还要“开发”出人的各种潜在物质需要。而从人的自然需要看，粗茶淡饭可能更加有利于健康。我当然不是说农民不应该有口腹之欲和感官享受，而是说农民不能只是满足于这些方面。除了物质欲望以外，还要有精神需求和审美需要。当前农村，真正糟糕的恰恰不是物质生活条件的不足，二十精神生活方面存在问题。在城市消费主义文化的“殖民”下，农民生活条件在改善，他们的主体性也在消失，生活中原有的意义也在丧失，他们不知道人为什么活着，不知道应该如何看待和追求人生的价值。

　　13. 任何一个社会哪怕是一个偏远的山村也是需要秩序的，但法治的秩序不仅需要实施成本，而且需要与社会本身的惯例相合，这就是说，法治需要本土资源。

　　14. 我们将这种因为村民原子化所产生的无序村庄成为缺乏社会关联的村庄。

　　15. 制度到底应该如何与惯例相处，显然不是一个可以坐在书斋想象得出来的问题。事实上，制度与惯例的相处，就是治理的开始。这种治理不是一幅官僚的模样，不顾社会本身而只顾自己在社会中横冲直撞。治理就是让制度与惯例不断试探，不断接触，不断融合，从而双赢的过程。真正可以利用惯例中的一些东西，这种制度就大有希望，惯例不是消失了，而是改变了，变成越出小社会，可以与大世界对话的普遍规则，这种改变为最终饿“善治”提供了可能。

　　16. 在农民人数仍然众多的情况下，农村是中国现代画的稳定器和储水池，城市则是中国的发展极。城市与农村的关系是对立统一的关系，一阳一阴、一正一负、一快一慢、一发展一稳定，从而形成了中国当前独特而稳定的结构。也是因此，中央农村工作方针需要调整，要积极去做消极村务，而放下积极村务。让农民去做的就让农民自己去做。

　　《新乡土中国》读后感(五)：农村调查需要更多乡土气息 ——贺雪峰《新乡土中国》（修订版）札记之二

　　只有在农村的详细调查，才可以观察细致；也只有在农村持续大量的调查，才可以把中国农村说得清晰；《新乡土中国》以大量的调查手记为我们展现了农村的真实变化。比如在农村的婚姻问题上，90年代年轻妇女的高自杀率到2000年以后被高离婚率替代，这是农村妇女家庭地位上升的表现，也是农村妇女经济社会能力提升的体现；农村计划生育也在悄然间扭转了形势，因为农村人的生育观已经发生重大变化，为个人而活替代了为祖先和子孙而活，农民传统的安身立命基础瓦解（第72页），于是“只生一个好”的计划生育政策就必须进行调整，否则有可能会迅速面临“多生”转向“少生”或“不生”的新社会问题；农民的上访也由原来主要反映负担过重转向了利益分配不均，而且南北差异较大，北方农民主要以个体上访为主，而南方平常不太上访，却很容易发生群体性上访事件。

　　作者通过大量的调查提醒研究者尤其要注意，中国的农村并非铁板一块，仅就村庄来说，从区域上就可以划分为三种类型：“南方多团结型村庄，北方地区多分裂型村庄，中部地区多分散的原子化村庄”；并指出，“可以说，不理解中国农村村庄结构的这种南、中、北的区域差异，就没有办法理解真实的中国农村（第48页）”。但现实却是让人担忧的，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将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将具体的问题普世化”，“完全不理解中国事情的复杂性，即无力回应今天复杂的社会现实，又不能为正处在伟大复兴艰难进程中的中华民族贡献任何有用的知识”；“大词太多，而研究太少”（第159页）。

　　许多问题在调查中才会更加清楚原委。比如，我们始终在为寻找一个好的农村带头人而孜孜不倦，但为什么这个带头人这么难找呢？作者通过调查进行了解释：“当村庄传统文化已经解体，面子和声誉对于村民并不重要的时候，村民代表为什么要做一个道德模范和村民利益的维护者？反过来，这样的村民代表，村民又如何可以信任他们？”（第111页）特别是在一些经济条件比较差的村，“村中很少有人愿意为集体公益来耗费自己的时间、精力与智慧”（第112页）。所以，在一些农村现实中就会出现，不给实惠就不当农民代表，农村人在普通经济基础没有“自由”的情况下，也不太可能到达为实现人生价值而为村民服务的境界，老的共产党员没有了，新的大公无私者不见踪影，整个农村都处于传统秩序解体而新秩序没有建立的转型期，需要在新旧交融中重建，但注定也是传统和创新的统一，而非另起炉灶，因为传统是割裂不了的，只是这种转型让人不由得焦虑。

　　作者还基于大量的调查提出一个重要观点，村小组干部是重要的，而且不能取消，因为乡土的熟人社会是在以村小组为单元的自然村落中存在的，而到了行政村一层已经是半熟人社会。税费改革以来，只供养少量的村干部，以致村小组的干部往往没有人愿意担任，让村庄治理少了重要的一环，难以有效从最基层组织农民、凝聚农民、服务农民。现在农村民事诉讼大量增加，如果有好的村组干部进行调解，好多问题基本可以消化在萌芽状态，但过去进行村庄内部秩序维持的宗族力量和“三老”群体影响力迅速消退，村组干部人数少而精力有限，于是大量初始矛盾便直接出村进乡上城，形成大量的信访和法律诉讼问题，这是值得反思的。

　　作者对一些甚嚣尘上的土地私有化观点是嗤之以鼻的，因为实际的调查直指其最大的荒谬之处——用5%的城郊农村大量土地增值情形来推论95%的远郊农村不可能大幅增值的土地，全世界的农用土地都是便宜的，指望着这些地方的农民卖地卖房去进城，简直是天方夜谭。更有一些所谓的经济学家，连一些地方推行的“地票”制度给部分农民带来土地收益在逻辑上都没有搞清楚，就在盲目测算一亩农村土地可以增值几十万甚至几百万，那是荒唐可笑的。所谓的“地票”等农村土地大幅增值制度设计，只是因为土地供应有限的城市经营过程中，进行了城乡土地指标的置换，把农村的非农用地复垦成耕地，置换成城市新的建设用地指标，自然是身价倍增了，城市当然也愿意多给一些钱补给农民，但并不是农民的土地本身值钱。

　　作者很乐意接受学界对他们的称谓——华中乡土派，也一直坚持自己的口号“田野的灵感，野性的思维，直白的文风”。对于一些人批评他的“朴素经验主义”“一村一理论”，也坦然面对，认为没有“呼啸着走向田野”的阶段，没有厚重的经验积累，就难以消化西方引进的理论，形成中国的学术理解。甚至如作所说，“当下中国不缺理论，不缺方法，也不缺思考，而是缺乏常识，缺乏关于中国经验和中国实践的常识。理论先行，掩盖了事物逻辑，‘思潮泛滥’造成了知识分子泛情绪化”。（第422页）

　　尤其是引进的西方理论，那些掌握着“先进理论”的西方人，“他们根本不清楚中国农村的实际，因为他们压根就瞧不起中国农村的实际，认为不必要去了解那些实际。他们不仅认为自己真理在握，而且认为只有他们才能够将真理掌握。”（第400页）而我们一些学习西方理论的人，正如吴毅所言，“首先接触的不是现实的农村，而是理论的农村，然而，我以为那就是现实农村在理论上的反映”；结果是，“知识分子的所思所想与农村基层干部和农民的所思所想实在存在着很大的距离”（第419页）。所以，“要真正做好农村研究以及其他关于中国的研究，就必须回到常识，回到个案，回到农村和中国经验中来。”（第420页）

　　作者强调说，“农村调查是阅读农村，认识中国，发展有中国主体性社会科学的必由之路”，这是关于农村研究的鲜明观点。我们也可以顺着作者的观点这样说，对于整个农村工作而言，更需要把“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一重要原则落到实处，只有这样，农村的政策才不会偏，农村的各项工作才不会偏。

　　（二〇一九年十月六日国庆长假第六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