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为黄种人》是一本由[美]奇迈可（Michael Keevak）著作，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9.80元，页数：256，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成为黄种人》精选点评：

　　●宗教与科学，历史和现代，汇成一股名为语言的巨大的河流。每个人都在其中。语言和世界之间是真理，自我和世界之间是认识，自我与语言之间是意义。语言同时传达了来自自我的意义和世界的真理。人类这个族群依靠语言联系和传承，毁灭与再生。

　　●罗新的序言大体上概括了全部内容，但你仍旧不得不去阅读后面的大批“废话”。福柯则在文章《尘埃与星云》（le poussiere et lanuage）中批判历史学家雷纳，将其挖苦为“以精准为至德的骑士（le chevalierverteux de l'exactitude）”，对事实的搜掠如“阿提拉（曾经横扫古代欧洲各国的匈奴人首领）经过，寸草不生”，这就是历史学令人恼怒之处。可以说，本书的位置非常尴尬，夹在科普（主观意愿上）与学术（写作风格上）之间，所以很难说这是一本良好的科普著作。不过我更在意的是黄种人的发生过程，这让我们看到当理性、科学和计算从手段沦落为目的之时将会给人类带来多大的困扰。所幸蒙古人种在那个时代被认为处于世界边缘并仅有潜在威胁性，否则西方锻造一个东方奥斯维辛也并非不可能。

　　●“黄种人”的接受史部分有点少啊。

　　●只需要阅读序章和最后一章。中间的内容是人类学等相关文献的罗列。这个世界，有人就会有族群。不同的族群因为各种原因以及各种危机观念等等，会有排斥和敌视甚至鄙视其他和群体的倾向并付诸行动（最恶劣的就是纳粹的种族屠杀）。我们何时才能摆脱思想的枷锁，思维定势，真正的和其他的个体或者群体达成和解呢？

　　●或许可以加入图像志的材料。另外，黄色这种颜色的在西方文化隐喻在历史过程中是否有演变也值得进一步考察。 一个疑惑（专业相关）：相对脑量与智商是否相关

　　●“黄种人”的建构史。史料罗列多，整合和挖掘不够。罗新序言完美概括全文，一点不少，可以说是抛玉引砖了。

　　●偏向“生产”一侧，对于传播、接受讲得很简略

　　●很好的人类学作品，考据很多，但是副标题是亚洲种族思维简史，涉及不多，社会学方面几乎没有太多体现

　　●我们如何被迫成为黄种人

　　●虽然有点儿枯燥，不过考据得还是挺细致的。

　　《成为黄种人》读后感(一)：可以一讀

　　人类起源何处仍无定论,目前较多认同的说法是起源于非洲。既然有共同的祖先,那么在最初,人的肤色绝不会是黑白黄这么分明,那肤色的变化就是后来的事。一个说法是,在人类走出非洲分布到地球各地后,由于纬度、海拔等地理上的原因造成气候、日照上的差异,从而带来了肤色上的区别。大致来说,热带偏黑,寒带偏白,温温带偏黄。而人口的流动,使肤色的地域分布看起来并不是那么准确。书中对皮肤颜色的形成原因几乎没有提到,引述了大量史料要说明的是: 东方人的皮肤虽然不算白皙,但也不能算是黄色。在西方人最初的描述中东方人的皮肤 是白皙的,只是后来为了与西方“白种人”进行区分才发明了“黄种人”的概念。 用大量的笔墨描述了从“白”到“黄”的过程。 事实是欧洲人偏白的肤色与东方人偏黄的肤色的确存在颜色上的差异,如果说这个差异 不明显,那么与非洲人偏黑肤色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其实本书要表达的是在白人主导的世界里把不同的颜色赋予了不同的意义。“白色代表着神圣、纯洁、智慧和高贵,黑色象征着邪恶、污贱、死亡和野蛮,黄色则意味着不洁、低俗、病态与恐怖”。同“民族”、“国家”这些词汇类似，“黄种人”是为了需要而创造的概念。要遭责的是高低贵贱的种族观而不是颜色本身。本书虽然史料丰富,但阅读中总感觉立论方向有偏颇。

　　《成为黄种人》读后感(二)：《成为黄种人》读书笔记

　　在看到这本书以前，我从来没有质疑过我自己是“黄种人”。即使，我对有色人种歧视非常痛恨，但是这种痛恨只是被浅薄地认为是“黑”与“白”之间的。

　　像我身边大多数中国人一样，我是完全接受自己是“黄种人”这样的说法的，以至于忽视掉“黄种人”与“黑种人”是没有两样的，都是西方“白人”优越的基础上而产生的一种带有颜色的人种而已。

　　《成为黄种人》这本书深究中国，乃至东亚人被称为“黄种人”的历程，将其中所蕴含的文化歧视分析地非常透彻。

　　经济强盛的决定性

　　作者先是分析了19世纪以前，种种文献记载中，中国人都是被形容为白色的，这与当时中国经济军事的实力强大是分不开的，中国还是帝国，是贵族的。

　　但是19世纪以后，无论是经济上、军事上、宗教上、科学上，欧洲都开始全面领先于中国。欧洲中心论成为主流，这也推动从生物学、遗传学、人类学上，分析白人拥有绝对的优越地位。

　　宗教的重要影响

　　基督教成为西方主流宗教，是否信仰基督成为他们判断一个地方人种是否高级的重要方面。西方传教士发现中国很难传教，所以将中国形容为低等的、病态的黄色人种；而日本人因为信教者多，被形容为可以进化的，更优秀的浅黄色的人种；

　　对于东亚人种的恐惧

　　蒙古人对西方的入侵，导致欧洲人对蒙古人种有一种敌视，他们认为蒙古人是带有侵略性的、暴躁的、低等的。他们对蒙古人的形容，是充满孩子气的报复心理。

　　科学的愚昧性

　　18、19世纪，西方人通过一系列所谓的科学知识，构建出来对与全世界人种肤色的分类，事实证明都是愚昧可笑的。他们对人种颜色的确定，是带有明显的臆断性的，他们始终无法证明东亚人种的“黄色”是如何得到的，而他们对于“黑色”的判断，除了肉眼直观意外，使用所谓“颜色陀螺”试图证明科学性，也是可笑的，因为颜色陀螺本身只是一种儿童玩具而已。

　　他们所谓科学性的颜色分析，说到底只不过是文化优越基础之上的臆想而已。

　　历史的巧合

　　之所以许多人中国人如我一样接受“黄种人”的说法，其实是“黄色”暗合了中国的传统文化而已。但是，这并不是西方创造“黄种人”的初衷。我们接受的黄，与西方人的黄，完全是两种概念。

　　《成为黄种人》读后感(三)：颜色的高低贵贱

　　对这本书的期待来自于它的副标题“亚洲种族思维简史”，但是事实上这本书跟亚洲种族的思维特性没有太多描写，更多的可称为是一本人类学作品。倒也大开眼界，所以对我来说，这本书还行，但是没到可以推广的地步。

　　第一点收获很有趣，原来我们中国人并不是一直被认为是黄种人，包括我们中国人自己现在也以黄种人自居，这些其实都是西方观念的一个输入，首先，我们自己在清朝末期，对于外国人的区分还主要集中于毛发和眼睛的区别，并不会在意肤色上的差异，另一方面，外国人更准确地说欧洲人对我们印象倒可以以肤色作为标签，但是在早期作品中中国人和日本人是被认为成白人的，为什么会有这种印象呢，作者认为，这里白色不仅仅是一种描述性用语，更附加于一种对于文化和财富的肯定，是某种意义上的褒义词，其后，随着欧洲文明和财富的进步，中国人和日本人开始沦为黄种人，但是这时候，日本是比中国人稍微白的人种，为什么呢，因为日本人对于基督教的接受度比较高，所以文化反过来影响最直接的认知，所幸，我们中国人一直认为黄河是我们的母亲河，黄帝是我么的祖先，我们是龙的传人，黄色本身在中国是一种高贵传统的化身，所以中国人对于自己黄种人的接受度是很高的，隔壁邻居日本人却很痛苦，一直想摆脱这种称呼。

　　延伸开来想想，还是很可怕的，肤色的黑白黄其实是一个非常直观和表面的现象，但是，面对如此显而易见的事实却会有天差地别的划分，大家的评判标准不再局限于表面，而附加了对其知识文明和财富的判断，这是一起群体性的失明事件，然而这种情况在我们身边又何尝不是比比皆是，我们真的能客观地判断一个人吗。

　　第二点，是想谈谈社会达尔文主义，这正好与我最近的阅读兴趣相契合，我最近很关注极权主义，这点在德国法西斯的观点上更为直接的体现是，要建立一个由高贵的雅利安民族统治的国度，而其他的劣等人种，如犹太人、吉普赛人、亚洲人是要被淘汰的，所谓优胜劣汰，同时因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人类或者说一个种族应该具有竞争意识，所以，他们更多有侵略和屠杀的行为。可以说达尔文进化论的学说是进一步引发了这种种族主义的偏见，但是事实上任何观点都不是平地而起的，有其发生发展的演变过程，在达尔文之前，这种物种的演化就有其端倪，比如说我们如今熟知的三体综合症，也称为唐氏综合症，最开始是被称为“蒙古人病”，因为该病最早是在欧洲被发现，患者的面部特征接近于蒙古人，在这里他们认为，欧洲人中的智障类似蒙古人，所以蒙古人是低一个等级的，由此可推，蒙古人要是到了三体综合症，应该更像黑人才对，当然这并非事实，其实随着生物技术的发展，社会达尔文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就被淘汰了，但是我们也必须意识到，这个风行了一百年的学说对于人类彼此的认识的影响多么深远，造成了几乎难以挽回的悲剧。

　　颜色的高低贵贱其实都是来自于文化，现在欧美人忙着晒黑，倒是中国人忙着美白防晒，始作俑者已经走出来了，我们却还沉浸在白色的高贵黑色的卑贱中无法自拔，这种转变的内在仔细想想却是无奈更多呢。

　　《成为黄种人》读后感(四)：我们是怎么被染“黄”的？

　　从小我们耳熟能详，人分三种：白人、黑人，黄种人。我们就是黄种人。

　　老师这么讲，书中这么说，甚至我现在还能记得起小学五年级《地理》课发的地图册中，三种人地理分布的样子。

　　我们歌中不也这样唱吗？“……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永永远远是龙的传人……”

　　这好像是确信无疑的。尽管我们看起来，和真正的黄色，并没有多少相关。

　　前段时间，和AG老师去苏州跑马，一道逛书店，看见今年10月出版的一本书《成为黄种人》（浙江人民出版社，2019），把这个当了回事儿，写了一本书。

　　我们是如何“成为黄种人”的？

　　其实，在中国古代，对人的分类从来没有用颜色来划分的。我们会说，戎狄蛮夷，倭人，却不会说是白人、黑人，或者什么蓝人、紫人之类。蛮夷这些说法，终究只是相对于文明人的区分而已。

　　但在西方，却有着用颜色来指代人的传统（也许是因为欧洲和非洲之间的地中海，仅仅是地中间的海，所以，可以比较方便的来来往往，自然就能看到完全异于本类的人，黑人或者白人）。尤其是，地理大发现之后，西方对于外界的探索在扩展，如何认识世界就是重要问题，这其中当然就包括对东亚人的认识。

　　不过，很有意思，颜色投射在人之上，在西方人或者学者的眼中，并不是抽象、客观的现象。比如，白色代表着圣洁、智慧、高贵，黑色代表着邪恶、野蛮，黄色代表着病态、恐怖。也就是说，用颜色来区分人群，其实带有着深深的道德含义。

　　更有意思的是，西方认识东亚人（特别是中国人和日本人），所用的颜色也屡次替换。早期，西方的旅行者和商人留下的记录认为，中国人和他们一样的白。后来，棕色、橄榄色、羊皮色等词汇，开始来形容中国人。

　　甚至因为人的贵贱、男女，也会导致颜色的不同，比如贵族，在西方早期的文献里更多地用“白”来形容。

　　同时，人种的颜色还和宗教有着密切关系。信仰基督教，则人更容易变得和西方人一样的“白”。

　　等到18世纪中后期，一个显著的变化是，中国人在西方文献中逐步地被固化为“黄色人种”。

　　显然，随着中国开始在国家发展中掉队，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明，不再是先进文明，那么，在西方人眼中，中国人也慢慢地从人的分级中下移。

　　台湾大学教授Michael Keevak在《成为黄种人》一书中详细地讨论了这个问题，非常有趣。

　　当然，书还有一个副标题“亚洲种族思维简史”，这部分涉及的内容并不多。

　　黄色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往往是高贵的象征，甚至是皇室垄断的颜色。所以，中国人似乎很习惯地接受了“黄种人”这个说法，甚至颇感觉骄傲。对于西方的偏见，知识分子的反驳方向是：黄种人并不比白人差。

　　但日本使了另外的套路。因为，在日本传统文化中，黄色常常表示愤怒。所以，日本人并不怎么接受“黄种人”的说法。他们则始终坚持：日本人也是白人。这其实，并不奇怪，日本遭遇“黑船来航”，国门被打开，特别是明治维新后，脱亚入欧就是政策基调。试图证明和中国人“黄种人”不一样，也就不难理解了。

　　1988年春晚侯德健演唱《龙的传人》，继而风靡全国

　　不论是中国，还是日本，其中无奈的地方也许是，“黄种人”彻彻底底是一个西方人加之我们身上的标签。

　　而今，我们在无形中已彻彻底底接受了。

　　我的个人公众号 欢迎关注。

　　《成为黄种人》读后感(五)：当中国人成为“黄种人”，东亚历史随之改变了

　　刊于《凤凰周刊》

　　谢霆锋唱的《黄种人》里，有这么两句歌词：“黄种人来到地上/挺起新的胸膛/黄种人走在路上/天下知我不一样”，很是激昂向上。对中国人而言，能被称为黄种人，确实是一件让人开心的事，因为在中国文化中，“黄色”不仅代表了黄帝、黄河、黄土地，更是被皇室垄断的高贵颜色。于是，我们从小被告知自己属于黄种人时，可以很容易地接受，而不会对照肤色，纠结一会儿——这怎么能算是黄色呢？

　　然而，一个残酷的事实是，在定义人种的西方人眼中，白色才代表高贵，至于黄色，则意味着疾病，甚至死亡。因此，黄种人这个概念出现时，充满了种族偏见。美国学者奇迈可的新书《成为黄种人：亚洲种族思维简史》，即利用丰富的史料，研究了几百年来，东亚人是如何从西方旅行家笔下的“白人”，一点点“堕落”为黄种人的。有意思的是，此种划分几乎没有任何科学依据，但却对中、日两国近代史产生了深刻影响。

　　诞生于种族歧视下的“黄种人”

　　这本书简体版的副标题为“亚洲种族思维简史”，应当是借鉴了前些年在罗永浩推荐下，风行一时的托马斯·索威尔《美国种族简史》，但其实台版副标题“一部东亚人由白变黄的历史”，显然更为贴切。奇迈可最初对这个话题产生兴趣，就是因为他发现，在早期西方旅行家的笔下，东亚人都被称为“白人”。《成为黄种人》中举了不少例子，如13世纪，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在其游记中，称中国和日本人是“白色的”；此后，一直到16世纪，葡萄牙药剂师多默·皮列士的说法，依旧是中国人“像我们一样白”，日本人是“白人”。不过按照奇迈可的解释，这种描述针对的不仅仅是肤色，更是对中、日两国人“财富、力量以及较高的文明等级所带来的附加印象”，这里颜色代表的是某种“价值判断”。

　　西方人自豪于自己的“肤白”，那是因为在他们看来，欧洲是“被上帝祝福过的地方，是人类文明的中心”，白皙的皮肤被同基督教信仰联系在一起。那么，当西方人在东亚传教遇到重重阻力后，对这里人们皮肤的描述自然不再是白色。1596年，利玛窦发现，整整15年过去了，广东还只有100名中国教徒，于是他写道，“中国的小孩生下来是白色的，但是他们长大后则变得越来越丑陋、肥胖、肤色暗沉”。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日本，德川幕府对基督教发出禁令后，日本人的肤色也被改写为和中国人一样的“橄榄色”。

　　17世纪后，东亚人的肤色在西方人的笔下，变得多种多样起来，但无一不是“暗色”，有棕色、红色、黄褐色、古铜色、深绿色，甚至黑色。亚洲人（尤其是东亚人）的皮肤逐渐被统一为“黄色”，始于瑞典生物学家林奈（现在通行动植物命名法的发明者）。他在18世纪中期的名著《自然系统》里，将亚洲人的肤色用拉丁语定义为“luridus”，一个有黄色、浅黄色，以及死亡、像幽灵一样意思的贬义词。同时在西方医学中，黄色皮肤还通常被视为黄疸病的症状。不久，德国人类学家布鲁门巴哈率先使用“黄种人”名称，而且毫无科学依据地发明出一个种族名称——“蒙古人种”，中国人和日本人都被归在其中。

　　给“黄种人”的几种“欲加之病”

　　在讨论了东亚人是如何从“白”变“黄”后，奇迈可用两章篇幅，对“蒙古人种”的概念发展进行了梳理。在鲁门巴哈之后，法国生物学家乔治·居维叶提出：白人/高加索人种、黄种人/蒙古人种、黑人/埃塞俄比亚人人种的三分法，并为世人接受。西方对“黄种人”及“蒙古人种”的印象趋于定型，即将其视为处于白人和黑人间的“中间”种族，虽然中国和日本曾在基督教地区以前，建立起较为完善的社会制度，但他们“在很多个世纪中都处于停滞状态”，这“标志着与白种人相比天生低下和能力的有限”。在三个人种中，只有白种人是“真正勇敢、自由、慈悲和仁慈的”，至于肤色最深的黑人，则被认为是野蛮的。

　　为了证明黄种人进化不完全，身体上存在缺陷，西方人通过有限地观察，命名了三种具歧视含义的病症：“蒙古褶”、“蒙古斑”和“蒙古症”。其中，“蒙古褶”指的是眼角皮肤有褶皱，表示东亚人都有一双小眼睛；“蒙古斑”是说东亚人出生时臀部会有斑点，是“血液中有多余的色素”“猴子尾巴的痕迹”；当然，最具侮辱性的则是将表现为痴呆的“唐氏综合症”称为“蒙古症”。西方人曾认为“唐氏综合症”是白种人特有的一种疾病，视其为人类的一种“返祖现象”，患病者会表现出一些东亚人的特点，比如“‘孩子似的’语言和模仿的倾向”。《成为黄种人》里引用了一个当时的流行说法，“一些痴呆者也是黄色的，面如土色……而许多中国人和日本都确确实实是黄色的”。

　　通过医学发展，现在我们已经知道，在4种所谓“内眦皱襞”中，只有1种在东亚人身上是常见的；“蒙古斑”也不仅仅是出现在东亚婴儿身上，印第安人、黑人、白人都会有，在中国被俗称为“儿痣”；更不用说，所谓“蒙古症”不可能是白人“独享”的病症，如遗传学者说的那样，“唐氏综合症的来源根本与种族无关”。但是，这些说法既已深入人心，已不再是科学结论所能改变的了。简单搜索即可发现，中文互联网上，还有大量文章在讨论诸如自己孩子身上有蒙古斑，是否意味着有蒙古血统这样的问题。

　　被污名为“黄祸”的“黄种人”

　　奇迈可为《成为黄种人》这本书撰写的最后一章名为“黄祸”，讨论近代西方对黄种人的恐惧，及中、日两国由此产生的反应。这一章意义重大，而内容相对单薄，读者不妨参考为本书台版作序的杨瑞松的一本书——《病夫、黄祸与睡狮》（政大出版社，2019年）。杨瑞松在第三章《尔有黄祸之先兆，尔有种族之势力：“黄祸”与近代中国国族共同体想像》中细致梳理了“黄种人”及“黄祸”概念对中国的影响。

　　简言之，在“蒙古人种”概念出现后，被同匈奴人、蒙古人西侵欧洲的历史记忆相联系，发展出流行一时的“黄祸论”。德国皇帝威廉二世让画师绘制了一幅“黄祸图”：代表英法德俄等欧洲主要国家的女神，头顶十字架，在天使的指引下，防范着远方的敌人——代表日本的佛陀及代表中国的龙，题为“欧洲各民族，保卫你们的信仰和家园”。近代欧洲人对黄种人的恐惧，主要缘于当时中日两国都在较大规模地向外移民，被认为挤占了白种人的生存空间，产生人口上的威胁。由此，美国曾长期实行“排华”“排日”政策。

　　对于突然流行起来的“黄祸论”，中、日两国知识分子一方面大力驳斥，另一方面也在多方利用。中国知识分子将欧洲种族观念照单全收，并试图借之提振中国人的自信。1897年梁启超说，“凡黑色、红色、棕色之种人，其血管中之微生物，与其脑之角度，皆视白人相去悬殊。惟黄之与白，殆不甚远。故白人所能之事，黄人无不能者”。至于所谓“黄祸”，梁启超解释说，“西人深畏中国人，向有黄祸之语互相警励也”，将西方人眼中的威胁看作对中国潜力的一种恐惧。又因为东亚人同被划为黄种人，中、日联合的观点，也一度流行。

　　同中国人的诉求不同，在维新后发展起来的日本，希望得到白种人的平等对待，而不甘于同中国人一起居于黄种人之列。罗福惠在论文《“黄祸论”与日中两国的民族主义》中讨论了此种倾向，他举例说，日本学者田口卯吉在《日本人种论》中声称，西方人“称我日本人种为蒙古人种，即黄色人种的一部，和中国人种相同”，其实“大和民族和中国人不同种，而和印度、波斯、希腊、拉丁等同种”。但欧洲列强并不以日本要求为意，在巴黎和会上否决了日本提出的“人种差别废除议案”。于是“二战”时，日本改以黄种人对抗白种人的领袖自居，充分利用“同种论”，宣扬“大东亚共荣”，为侵略寻求合理性。

　　由奇迈可《成为黄种人》可以清楚地看到，从“黄种人”“蒙古人种”概念出现以来，极大地影响了中日两国的观念，以至大多数中国人今天还以充满歧视意味的黄种人自居。其实这种认同完全建立在想象的基础之上，因此中、日两国知识分子对自身种族的随意阐释，没有经过任何科学验证，看上去依旧相当合理，不觉“违和”。

　　对于“种族”问题，著有《近代中国之种族观念》一书的英国历史学家冯客，有着深入研究和精辟论述。在他看来，“‘种族’是一种与客观事实无关的文化构造……一些人可能会关注皮肤的颜色，而另一部分人则关心眼睛的颜色。这些生理上的差异自身并不引致文化的差异，而是用来使角色的预期合法化：生理的特征被赋予了社会的意义……种族并不存在，它们是被虚构出来的。种族范畴的所指随着社会文化环境的变化而变化。”这一说法正同奇迈可对“黄种人”的研究前后呼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