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爷爷最早的记忆应该是我两三岁那年的凌空一镢头。模糊记得爷爷领着我到地里刨花生，他让我坐到花生地里玩，自己抡起镢头哼哼的把花生一把把的刨出来。看到满地的花生，我高兴地跑来跑去，最后竟跑到了爷爷的镢头低下……只觉得头嘣的一声，而后便是爷爷哎呀的大喊……

　　那次我母亲跟我爷爷闹翻了天，说我要是有个三长两短就跟他没完；奶奶更是不停地埋怨他，煮了很多鸡蛋给我养伤。爷爷只是蹲在门槛上一口一口的抽他的旱烟，不敢言语一声。（现在想来，当时不过是擦破了皮，若真的劈到脑袋，估计我现在不是弱智也是残废了。）

　　沉默并不是爷爷的个性，他在部队复原回家后一直是村里的大队书记。谁家有个矛盾纠纷，他总要上门调解，有时还把双方当事人请到我们家来“上政治课”。在部队当过班长的他，嗓门胜似小钢炮，当－当－当，一阵猛批，爷爷就会把人家给镇住。再上上纲，上上线，问题就解决了。那时在我的睡梦中常常可以听到爷爷那“铿锵有力”地训导，心里常常感到无上的骄傲，毕竟自己的爷爷太威风了，呵呵……事情一解决，爷爷就有酒喝了，不醉不归成了他的“光荣传统”。不是被人家架着送回来，就是踉踉跄跄的自个儿摸着墙根往家来。有一次我在大门口看见他摸着墙根挪过来，高兴地跑上去扶他，没想到被他满身地酒气熏个够呛，五六岁的我险些被他压倒在地上。

　　喝醉了酒的他，最愿意给我和哥哥讲他那“辉煌的过去”。于是我在很小的时候就知道了爷爷的光辉历史。他当兵十几年，在战火中出生入死。抗日战争－解放战争，都有爷爷的份儿。徐州战役中，他和战友被敌人层层包围而化险为夷；在泰山战区为躲避炮弹而险被巨石砸死；躺在南京总统府的大院里第一次看到电灯……每次他都讲的眉飞色舞，气宇轩昂。我和哥哥常常瞪大眼睛竖起耳朵，伴随着他那跌宕起伏的讲述，而心潮澎湃。虽然有时也怀疑他的故事，可看看爷爷满腿突起的筋络（据爷爷说是过河是冻成的）便无话可说了。后来，哥哥参军入伍，估计就是因为那时听爷爷故事的缘故。

　　偶尔，他也会讲到自己“大意失荆州”的尴尬。那是一次伏击，爷爷和几个战友埋伏在玉米地里，他们要在这里等着抓一个伪军。这条路是那位经常经过的地方，高高的玉米秸正好适合埋伏。目标出现！几个战士一跃而出，我爷爷冲在最前面，那小子拔腿就跑。一直追出二里地去，人还是跑了。我们听到这里总是很遗憾，一直以为要是自己一定会追上那厮。“你怎么会让他跑了呢？” 我们问，“差点就追上了，没想到自己的扎腰带给挣断了，哎！后来还因为这事儿，我受了处分呢，谁愿意啊。”说这些话的时候，他总忘不了吧唧一下嘴，估计是在自己两个孙子面前露怯面子上过不去。可能是爷爷英雄的故事太多的缘故吧，我对他的这次“阴沟里翻船”印象格外深。

　　在爷爷一遍又一遍的故事里，我和哥哥慢慢长大了，而他也到了坐到墙根儿晒太阳的年龄。在这十几年里，他承担起我哥哥上学的责任，用一天天的劳作换来可怜的几张票子，然后装进我和哥哥的书包……哥哥当兵那年，因为身高的原因险被淘汰，爷爷拽着哥哥找到武装部，慷慨陈词一番，可能讲了自己的经历和对孙子的期望吧。最终领导被感动，我哥哥走进了军营；在我考上师范的那年，又是爷爷拄着拐杖跑十几里路到政府寻求帮助，圆了我的求学梦；当我哥哥在外谋求发展的时候，他东借西凑，倾其所有…….其实我知道他是很要面子的人，从不求人。他逢人便说，自己的盼头在他两个孙子身上。别人要是跟他说：你有两个好孙子！他总会满足的而又近乎骄傲的露出笑容。每次回到家，看到那一堆儿老人中的他，我都一定会站在他的身边蹲上一会儿，握着他那双粗糙的大手，任他问这问那……

　　爷爷人老了，但在村里参政议政的热情依然不减。他常到村支部反映老百姓关心的问题，起初人家还尊重，后来干脆就是爱搭不理。记得那年春天大旱，百姓们忙着种庄稼，可山坡的水池里却滴水不见，爷爷跑到大队要求在水池里放上水。负责放水的那位领导不屑的说：“谁给钱，我就给谁放，你要是真正的共产党员，就自己出钱给大家放一池！”爷爷气得不轻，然而他真的自己掏钱为村民们放了满满一池水。奶奶埋怨他：你这不是出风头吗？他一拍桌子，一瞪眼：“我是党员！”

　　爷爷当了一辈子的党员，实在了一辈子，坚强了一辈子。可在奶奶走后不久，他整个人一下子垮了下来，有几次他竟瘫倒在暖暖的夕阳里。我和哥哥带他到医院检查，是脑血栓和脑萎缩。他一天天的变得迟钝，于是我一有时间就跟他聊那些他曾经的辉煌，他每次都表现的饶有兴致，像个兴奋的孩子。虽然那些故事我已经听了几十遍，可我还是愿意听他一遍遍地讲，讲到某一处，我会做出崇拜的表情――即使是装出来的，他照样满脸的骄傲。从那时候起我知道，若想让一个人高兴，一个办法就是不断让他回忆曾经的荣耀。

　　然而爷爷还是走了，在那个月亮圆圆的晚上。

　　今天我写下这些文字，虔诚地献给我的爷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