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排除万难，攻占安庆

早在创建湘军之初，曾国藩就把平定太平军的重点放在四个城市：武昌、九江、安庆、南京。他的总体计划是稳扎稳打，沿着长江，一个个拔钉子。在武昌、九江已下的时候，下一个重点自然成了安庆。

安庆是长江边上的重镇，决定着长江上的航运安全，南京之所以能一直保障安全和粮饷供给，就是因为太平军掌握了安庆，掌握了长江的运输线。在他看来，南京之所以长期不能攻陷，就是因为有安庆作为屏蔽，若集中精力进攻安庆，陈玉成必然全力来争，这样就可迫其进行战略决战，若能攻陷安庆，那南京的攻陷就只是时间问题了，所以他把攻陷安庆当作中心目标，甚至把它看成清王朝生死存亡的关键。

胡林翼也认为湘军攻打安庆，不光是为了收复这个旧省城，更是为了吸引大平军的主力，进行战略决战。战争的目的不在于一城一地的得失，而在于消灭对方的有生力量。

而反观作为当时清王朝统治者的咸丰皇帝，他的目光就狭窄短浅了很多。从一开始，他的目标都是尽快直取南京，以及让他的官方正规军-江南大营取得平定太平天国的头功，维护他的统治“面子”。所以他的战略是让江南大营直取南京，在他“先拔根本”的原则指导下，和春等人情敌贪功，战略目光短浅，专注南京一隅，轻视上游。大营进围南京之后，和春孤注一掷，将全部兵力都投入围城任务，没留游击部队，再加上中了围魏救赵之计，导致防线的全面崩溃。

最终，事实也证明咸丰的决策是错误的，江南大营直取南京失败。而湘军多年苦战，按“先剪枝叶，再拔根本”的战略，节奏依次攻陷武昌、九江、安庆、南京，取得了成功。

在这场跟太平天国战役中，曾国藩能纵观整盘棋局，对整个局势进行判断和做出适合时宜的决策，体现了他高于当时统治者的大局观。

二、天津教案的处理

天津教案的背景：

1870年入夏开始，天津地区疫病开始爆发起来，尤其是小孩感染之后死亡率最高，传教士在天津开办的孤儿院、育婴堂里接连有30多个孩子病死了，隔三差五地就有婴儿送出去埋葬。可郊外的野狗晚上会把坟扒开，最后四肢零散地暴露出来，这些儿童尸体被当地老百姓看到之后，社会上就开始疯传一种说法：天主教育婴堂的修女成批成批地用绑架来的儿童做药。但这也仅仅是一种传言而已，没有任何人能拿出证据来。1870年，6月20日，天津。一个人口贩子被押送到官府，他的名字叫武兰珍。本来他要是被打死的，因为水火会刚刚在他身上搜出了迷药，还有一户人家指认就是这个武兰珍前几天把他家孩子拐跑的。武兰珍在审问下供述说是受教堂中的王三的教民指使才做这个事情。早已经对洋鬼子愤懑不平的老百姓终于找到了发泄口，他们簇拥着,叫嚷着，押解人证武兰珍前往天津知县刘杰那里。6月21日，天津官员带着武兰珍来教堂对峙，并找不到他口中说的王三，就连他所描述的教堂的构造都跟实际是不符合的，也就是武兰珍的指控是假的。但是官员调查结束后，走的时候并没有跟百姓解释教士的清白，也没有发布该案件的实情。于是，愤怒的民众去围攻洋人，三个小时内，10名修女、2名神父、2名法国领事馆人员、5名法、俄侨民和30多名中国信徒被杀死，法国领事馆、望海楼天主堂、仁慈堂以及当地英美传教士开办的4座基督教堂被焚毁。吃了亏的西方列强立马过来兴师问罪了。6月24日，英、法、美、德、意五国的军舰就在天津的海域集结起来了，以法国为首的7国公使向清朝发出了最后的通牒，限定十天内必须处死肇事者，赔偿损失。已经经历过两次鸦片战争，见识过洋人的船坚炮利的清政府，惊恐万状，最终派出曾国藩调查解决问题。

既要避免与洋人关系彻底决裂，又要安抚天津百姓的情绪，还要维护朝廷形象，这成了摆在曾国藩面前一个很难拿捏分寸的问题。

曾国藩当时的判断和决策是：查出整个事件的真相，给洋人一个交代，避免战争。

因为当时的形式是，清王朝和列强的在军事上有巨大的差距，尤其是海上力量完全不在一个水平上，他对彭玉麟分析说，我国也许能在某次局部战争中取胜，但从全局和长远来看，根本没有取胜之道，即使能够抵抗一国，却无法同时与各国交战，今天为了发泄民愤打一场仗固然不难，但是一旦失败，后果不堪设想，最后遭殃的还是百姓。

于是他开始着手查案，汇报了调查经过和调查结果，并处理了案件中相关的官员和其他人员。接下来又开始详细分析了天津教案的原因。首先他根据崇厚的意见，为西方人做了一些辩解，他知道这个奏折肯定会发抄于外，洋人能够看到而能够避免发动战争：

盖杀孩坏尸、采生配药，野番凶恶之族尚不青肯为，英法各国乃著名大邦，岂肯为此残忍之行?以理决之，必无是事。天主教本系功人为善，圣租仁皇时久经允行，偏我害民生若是之性，也化家于重用全为最堂之设，初意亦与有婴堂养济院略同，专以收恤穷民为生，每平所贺在局甚巨，彼以仁慈为名，而反受残酷之谤，宜洋人之愤愤不平也。也就是说，杀死孩子，割心挖眼，这是那些野蛮落后的民族都不干的。英国法国等西方著名大国，怎么会做出这样的事?天主教是劝人为善的，所以康熙皇帝的时候才允许他们传教。如果他们真的这样凶残，圣明的康熙皇帝怎么会容纳他们?他们致力慈善事业，为此花了很多钱，却得到这样的骂名，所以他们愤愤不平，也是可以理解的。

为洋人说完了话，曾国藩也要为中国百姓说几句。他说中国人对外国人的强烈反感，也不是空穴来风，而是因为有“五疑”，希望西方人也能理解和体谅。

第一，教堂的大门终年关闭着，看起来神秘莫测。第二，有的人到仁慈堂治病，结果被劝入了教，留在那里不回家，所以大家感到很奇怪，以为是迷药所致。第三，传教士为濒死的人举行洗礼，用水洗脸洗眼，让百姓觉得很奇怪。第四，教堂里有不同的区域，有的母子同在教堂内，却经年不得相见。第五，今年教堂中死人过多，死者的腹部先腐，于是谣言大起。

曾国藩精心撰写这道奏折，有一个目的，就是希望这次调查可以终止挖眼剜心传闻，以免再激起新的教案，激发各国的矛盾。按道理说，这道有理有据的奏折说明了传说的不实，既替外国人说了话，也为中国人说了话，如果这封奏折得到广泛传播，应该会起到促进双方和解的作用。

但是当时清王朝的统治者只想维护自己的“面子”和统治地位，而且对形势没有最基本的判断，本就想鼓动排外热情来对抗外国，曾国藩处理此事的思路跟当时统治者的目的是相悖的。于是朝廷“捧杀”了曾国藩，在发抄该份奏折时，把为中国人说话的“五疑”部分删除了，这样一来，这道奏折就只剩下曾国藩专为洋人说话的部分了。果然，曾国藩成了人民的公敌，而民众的愤怒进一步加剧了中外的矛盾，战争一促即发。经过此事，曾国藩也发现慈禧只是一个精于权术，而没有见识和大局观的人。

后续的事情就不再赘述了。

备注

但是人无完人，事情也没有完美的，都会受制于个人的成长经历和时代的大势，终究无法力挽狂澜，只是浅显针对具体某件事发表些感想罢了。

本文作为读书笔记和感想，源于近期阅读的《曾国藩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