垭口上

　　出家门，逆溪头沟而上不足200米，折身爬上那个陡峭的坡，就是垭口上了。

　　在溪头沟人的话语里，“垭”字被读作一声。脆生生的，有一种别样的美感。不信你听听：垭口上——，垭口上——

　　很久以来，垭口上一直是溪头沟人去往县城的必经之地，也是溪头沟人歇脚的驿站。很久是多久？我说不上来。我能够说出的，是打我能记事的那一天起，垭口上就已经存在了，不知道存在了多久。那时候，每每父母进城去了，垭口上，便是我们望眼欲穿的地方。我们在溪头沟边玩耍，或者下到溪头沟里摸鱼，或者什么也不干，就那么站在那里，不时朝垭口上望一眼。直到那里出现恍惚的人影，直到那人影一点点在视线里变大变清晰——最后看清了，哦，那正是我进城返家的父母。

　　如果走近了看，垭口上其实就是一块十平米见方的平地。光秃秃的。一些杂草刚刚抬起头就被踩踏得没了脾气，干巴巴的，黄了，枯了。不知道，在它们最初抬起头来的时候，见着平地旁边那些繁茂的伙伴，它们是否为自己庆幸过？而当一双又一双大脚踩上它们，踩得它们遍体鳞伤的时候，它们是否感到过疼痛，感叹自己生错了地方？

　　平地上胡乱放着几块石头。却没有石头应有的棱角。圆鼓鼓、光溜溜的，如果够凑巧的话，你伸手摸一下，还可以感觉到上面热乎乎的。那是某个路人刚刚坐在它上面歇脚时留下的体温。当然，我说的只是它们露在外面的部分。陷进泥土的部分我没有见到过，自然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因此我猜不出，作为一块完整的石头的一个部分，它们是否也感受过温暖？但我又想，说不定，在紧紧地护佑着它们的泥土里，它们体会到的温暖或许更深刻更持久。谁知道呢。

　　石头间是杂乱的鞋印：橡胶水鞋的，胶鞋的，钉子草鞋的，布鞋的，偶尔还可以见着皮鞋的。26码的，36码的，42码的……说不清码数的。重重叠叠，杂乱无章。鞋印间躺着些烟蒂：叶子烟的，过滤嘴香烟的，平嘴纸烟的。如果你到的时间足够巧的话，那些烟蒂有可能还冒着依稀的烟雾。但在呼呼刮起的风里，那几缕细弱的烟雾，很快就飘散得无影无踪了。

　　稍稍长大一些以后，我就跟着大人，翻过垭口上，下过垭口那边陡峭的、似乎永远也望不到头的坡，去往县城。后来是我一个人。再后来，我便经过那里，到外地念书，然后在县城里长久地驻扎下来了。

　　两年前，在顺着溪头沟的方向修了机耕道，进出溪头沟的路于是变得平坦，溪头沟里的人们便少有人愿意再爬那个陡峭的高坡，下那延绵不绝的坎。每次得知我要回去，父亲总免不了要事先打来电话，就说：不要再翻垭口上了——路荒！

　　现在，我站在溪头沟边，望着垭口上。

　　这是春天。那块平地也该是绿草如茵了吧。

　　长安家的老木屋

　　长安家的老木屋是五间名副其实的木头房子：脸盆粗的木头柱子，清一色的木板墙壁、木制门槛、木格子窗户。站在屋檐口下抬头仰望屋顶和它连着的天空，冷不丁就又一种强烈的眩晕感，猛一下将你击中，让你觉着自己就那么矮小了下去。五间房子呈“L”形排列，三间正屋向着溪头沟流去的方向，两间偏房则与溪头沟平行着耸立在那里。“L”形对着的两边，一边是青石垒就的半人高的围墙，上面种了些四季常绿的“鬼简槽”，另一边是高高的土坎，土坎上面就是溪头沟人过往的大路。围墙靠近大路一些的地方有一个不大的缺口，那是“四合院”的龙门口。四合院就叫黄家院子。

　　老木屋到底有多老？大人们说，那是长安的爷爷从父辈上继承下来的，而后传给长安的父亲，再后来就传到了长安的手里。长安的爷爷九十多了，如今仍健在。这样算来，长安家的老木屋起码也有百岁高龄，是真正的老木屋了。

　　长安和我生于同一年、不同的月份。我们两家相隔不到一里地，从小，我们就一起玩耍，地点在我家，或者黄家院子，或者溪头沟里我们能够达到的地方。在黄家院子的时候，我就时常站在长安家高高的屋檐下，抬头仰望高高在上的屋顶，时常盼望自己快些长大。

　　长安小学毕业后就没再继续念下去。我上中学的一个假期，已经在外修了几年汽车的长安跑来找到我，要我去他家玩。同去的还要几个溪头沟同龄的伙伴，在老木屋二楼属于长安的那个房间里，长安说起他喜欢的一个女孩，要我替他写封情书。我这才知道，长安为什么那么早就辍了学。我不答应，他们几个就扬言要脱掉我的裤子，说着，就开始动起手来。老木屋的楼板于是在我们的脚下发着轰咚轰咚的声响，一些烟尘受惊了似的，飘飘渺渺地升腾而起。

　　这些都是旧事。那封情书我后来还是硬着头皮写了，但情书的接收者是谁，我现在已经是不记得了。我知道的是，长安后来娶的，并不是那封情书的接收者，而是他修理汽车时认识的一个女子，矮矮小小的，很精致的一个美人儿。娶了那个美人儿之后，长安便再没去修理汽车，而是回到溪头沟，和美人儿一起，住在那栋百年老屋里。

　　谁也不会想到，长安家的老木屋会在这个春天，因为一场突起的大火，瞬间消失。

　　那是几天前的事。据说，老木屋冒起浓烟的时候，三四里地外的春云家正在办喜酒，整个溪头沟的人差不多都去了。看到黄家院子上空的浓烟，人们纷纷丢下手里的碗筷和酒杯，丢下不明就里的新郎和新娘，迅速聚集到了黄家院子。

　　据说（也是据说），最初发现大火的人即刻就拨打了“119”，但通往溪头沟的机耕道不好找也不好走，消防车从县城出发以后，一路走走停停，等消防员问了好几拨人终于赶到时，老木屋早已在冲天的大火中轰然倒塌。

　　这是这个春天溪头沟里发生在同一天的两件大事。计划总是赶不上变化，既定的事总是要让位于偶然事件。

　　下面接着说那条路。以前，那是凹凸不平的崎岖山道，现在是铺着碎石、宽敞许多也平坦许多的机耕道。我听从了父亲的话，这次回去，没再翻越垭口上，而是叫了一辆车，绕过一个近乎圆形的弯，走机耕道，直接就到了家门口。

　　车过黄家院子的时候，我看到了长安。在老木屋空旷的老地基上，背的，抬的，砌砖头的，扎钢筋的……男男女女，人来人往，忙忙碌碌。大都是些我熟悉的面孔，有几个年岁小些的，我虽叫不上名字，但通过他们脸上的棱角和模样，我依稀能够知道那是谁家的后人。在这个将逝的春天，他们撇下自己手头的活计，来“相伴”长安家（无偿帮长安家的忙）。这也许他们唯一能做的事情了。我知道，换了他们中任意一家遇到这样的事，也会是这么个情形。

　　长安在最靠近机耕道的那个角落，正清理着刚刚买回的钢筋。嘴里叼着一支烟，还不停地说着什么，有些歪斜的脸上隐隐约约的浮现着笑意。

　　我推开车窗，探出头去和长安打招呼。长安叼在嘴角的半截纸烟猛一下滑落了下来，脸上的笑意于是更浓了。仿佛刚刚烧毁的不是他的百年老屋，仿佛，他不过是众多的“相伴客”之一。

　　看着长安，我想我应该有许多的话对他说的，可一见到他的笑脸，我就再没吐出一个字来。

　　从此以后，长安家的那栋百年老木屋，我是再也看不到了。

　　看茶叶在杯中浮沉

　　到家的时候，父亲正在打扫院坝。这个春天的阳光照在父亲身上，在不远处的水泥地上映出一个隐约的影子，随着父亲的走动，变换着模样。我们的车还没停稳，父亲就甩开手里的扫把，一路小跑着来到了跟前。我清楚地听到父亲喉间的呼吸，呼啦呼啦的，急促而重浊。随后，一家人就坐在屋檐坎上，在这个春天难得一见的阳光里，杂七杂八地说话。一边说着，父亲就拿出我专门为他买回去的茶叶，提起火炉上早已滚开的水壶，泡茶。父亲取茶叶、提水壶的动作一如既往，慢吞吞的，像电影里被修剪加工过后的慢镜头，和杯中无声地浮沉的茶叶有着相似的步调和韵味。

　　这是父亲一直以来的习惯了：凡是与茶有关的事情，父亲总是十分细心；而且，父亲从来不喝自己种植加工的茶叶（不是不喜欢，而是要通过喝别人的来寻找自己加工工艺上的毛病；每年留下准备自己吃的那些茶叶，到后来总被亲戚朋友们拿去了）。父亲还是个茶农的时候就是这样，现在父亲是明显地老了，这个习惯依然改不了。

　　在其他的事情上，父亲表现出的却是完全相反的一面。就说供我们读书吧。溪头沟里和我们一般大的孩子，大多读到小学顶多是中学就辍学了，父亲不，父亲总是想方设法地让我们读下去。尽管为此父亲几乎借过溪头沟里所有可以借到的钱，尽管那些债务，直到我们参加工作以后，父亲才从我们给他的零花钱里抠出来，一点点还清。

　　另外一个更加典型的例子，就是父亲成为茶农的经历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年产承包，责任到户”的风终于吹抵溪头沟。从此，各家各户都有了自己的田和地，可以想种什么就种什么，想怎么种就怎么种了。溪头沟人的兴奋自不待言，父亲的兴奋自不待言。但父亲的兴奋劲没持续多久，就被一个艰难的选择取代：太阳山那一百多亩茶树像烫手山芋，乡村干部们想尽了各种办法，也没能够找到一个心甘情愿接管茶园的人，于是他们想到了父亲——更早些年头，作为生产队长的父亲带领乡亲们种下了那些茶树，伺弄它们一截截长大长高，长出一片片绿油油、可以加工而后饮用的茶叶。

　　那时候，父亲大约还是我现在这般年岁，二十多年过去，我和弟弟妹妹都长大了，又都纷纷从父亲身边走开了，这时候，父亲也渐渐地老了。

　　结束茶农生涯的时候，父亲特意从他精心伺弄了多年的茶园里移植了三株茶树，栽种在龙门口旁边的土堆上。没事的时候，父亲就看着它们，为它们除草、施肥。从此，除了那三株茶树，那个土堆就再也见不到其他的植物生长了。年前，为了重新铺平院坝，那个土堆被铲平，那三株茶树没有了合适的空间，被父亲拔掉了。

　　父亲泡好茶，侧身坐下。我扭头去看了父亲一眼，眼前猛地浮现出罗中立那篇名叫《父亲》的油画。父亲不知道罗中立，因此父亲不可能知道我此刻想到的那幅画。我在想，是不是所有的父亲到了一定的年岁，就都会趋于近乎相同的模样——他们的脸会不由得变黝黑，曾经饱满亮堂的额头会横生出一道道醒目的刻痕，就像罗中立的那副名画，就像我身边坐着的，我的父亲？

　　我和父亲都没有说话。这么些年来，我发现我和父亲之间越来越没有可说的话题了。有些事情，比如每次回去我总要为他带上最新上市的茶叶，他不说我也知道去做，比如上次他翻盖屋瓦的时候摔伤了脖子，我请了十天的假，想好好陪陪他，可没过三天，我就回去上班了，因为我好几次发现，父亲悄悄地站在不远的角落，瞅着无所事事的我，目光黯然。

　　我端起茶杯，喝了一口已见发凉的茶。平整一新的龙门口上，没有了那三株茶树，看上去就有些扎眼了。

　　又是春天，采茶的好时节。父亲还会想起他的茶园来吗？

　　溪水静静流

　　站在老家门前的小溪边，抬眼便是小溪对岸那片四季翠绿的竹林，和竹林掩映着的那间小木屋。那便是董叔的家了。

　　就像溪头沟原本不叫溪头沟，因为那条小溪，人们顾名思义地给它起了这个自己喜欢的名字一样，董叔其实不姓董，他本来的名字叫李月奎。从我能记事起，大人们就都叫他董永或者司令或者董司令。我就纳闷，大人们为什么老这样叫他，而不叫他李月奎呢？

　　按照家族里的辈分和书面的说法，我们该叫他叔。从小到大，我们也就直唤他董叔。我们这么唤他的时候，他先是一惊，直起笔直的腰身，猛一句：“狗日的，你这娃娃！”然后伸出那双大手摸摸你的头，或者干脆做出吓唬人的样子，轻轻地掴你两个屁股板。以后再这么唤他的时候，他也就什么也不说了，只偶尔应一句：“啥子事哦？”却头也不抬，只顾着手里的活计。

　　董永。司令。董司令。这便是董叔除了“李月奎”以外的另外三个名字。后来我读了一些书，知道了古人也通常有几个名字，所不同的是，那是他们自己给自己起的，书面的说法叫字或者号。在溪头沟，董叔连他本来的“李月奎”都难得一用，更不可能再另外给自己取上几个名字了。

　　董叔一直没有结婚。据我懵懂的记忆，董叔其实是险些结了婚的。她是村里的秀，按照辈分，她是他拐了七八个弯的侄女，就像我是他拐了七八个弯的侄子一样。其实他和她的年龄相差无几。他和她是怎么好上的，我不知道，她的父母不知道，村里没有人知道。秀的父母知道他们好的事情，是在他和她商量好了以后请媒人带着厚礼上门提亲。秀的母亲是个典型的农村妇女，从没和村里人红过脸。可那天媒人的话没说完，便被她一顿大骂打发走了。村里人不明白她为什么突然莫名其妙地发那么大的火，就私下里去问。然后就有人劝秀的母亲：“人一辈子图个啥嘛？姻缘来了，改都改不了的！”秀的母亲没等劝说的人把话说完，反问一句：“一个侄女和她的叔结婚，你说成何体统？”劝说的人于是不再说什么，也再没人去劝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