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老是下个不停，早起我无法下地劳动，就随意翻着床头的那些书册。忽然遇到了《唐宋八大家》，就对苏轼留意起来。

　　在我的心中，苏轼是很有地位的。因为他的文、诗、词三方面都有极高的造诣，而且他的创造还不局限于文学，在书法、绘画等领域内的成就都很突出，对医药、烹饪、水利等技艺也有所贡献。因此，我非常羡慕苏轼这一类的富有文化精神的文人。

　　苏轼，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汉族，宋仁宗景佑三年十二月十九日?（1037年1月8日）出生于眉州眉山。祖父是苏序父亲苏洵，即《三字经》里提到的“二十七，始发奋”的“苏老泉”。?苏轼其名“轼”原意为车前的扶手，取其默默无闻却扶危救困，不可或缺之意。?苏轼生性放达，为人率真，好交友，?好美食，好品茗，亦雅好游山林。

　　嘉佑二年（1057年），苏轼进士及第。宋神宗时曾在凤翔、杭州、黄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职。任职期间，很是亲民，为人民办了许多实事。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四十三岁，调任湖州知州。上任后，他即给皇上写了一封《湖州谢表》，这本是例行公事，但苏轼是诗人，笔端常带感情，即使官样文章，也忘不了加上点个人色彩，说自己“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这些话被新党抓了辫子，说他是“愚弄朝，妄自尊大”，说他“衔怨怀怒”，“指斥乘舆”，“包藏祸心”，讽刺政府，莽撞无礼，对皇帝不忠，如此大罪可谓死有余辜了。他们从苏轼的大量诗作中挑出他们认为隐含讥讽之意的句子，一时间，朝廷内一片倒苏之声。这年七月二十八日，苏轼上任才三个月，就被御史台的吏卒逮捕，解往京师，受牵连者达数十人。这就是北宋著名的“乌台诗案”。乌台诗案这一巨大打击成为苏轼一生的转折点。新党们非要置苏轼于死地不可。救援活动也在朝野同时展开，不但与苏轼政见相同的许多元老纷纷上书，连一些变法派的有识之士也劝谏神宗不要杀苏轼。王安石当时退休金陵，他在上书说：“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在大家努力下，这场诗案就因王安石“一言而决”，苏轼得到从轻发落，贬为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本州安置，受当地官员监视。苏轼坐牢103天，几次濒临被砍头的境地。幸亏北宋太祖赵匡胤年间既定下不杀士大夫的国策，苏轼才算躲过一劫。苏东坡并不因为自己受到打击就不好好做官，还是一如既往为民众办事。

　　元佑四年（1089年），苏轼任龙图阁学士知杭州。由于西湖长期没有疏浚，淤塞过半，湖水逐渐干涸，湖中长满野草，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苏轼率民众十多万人，疏浚西湖，开除葑田，恢复旧观，并在湖水最深处建立三塔作为标志。（今三潭映月）。苏轼把挖出的淤泥集中起来，筑成一条纵贯西湖的长堤，堤有6桥相接，以便行人，后人名之曰“苏公堤”，简称“苏堤”。苏堤在春天的清晨，烟柳笼纱，波光树影，鸟鸣莺啼，是著名的西湖十景之一“苏堤春晓”。“东坡处处筑苏堤”，即使是被贬期间，也不计较自己的事，积极为民众办事。苏轼被贬颍州（今安徽阜阳）时，对颍州西湖也进行了疏浚，并筑堤。绍圣元年（1094年），苏轼被贬为远宁军节度副使，惠州（今广东惠阳）。年近6旬的苏轼，日夜奔驰，千里迢迢赶到贬所，受到了岭南百姓热情的欢迎。苏轼把皇帝赏赐的黄金拿出来，捐助疏浚西湖，并修了一条长堤。为此，“父老喜云集，箪壶无空携，三日饮不散，杀尽村西鸡”，人们欢庆不已。如今，这条苏堤在惠州西湖入口处，像一条绿带，横穿湖心，把湖一分为二，右边是平湖，左边是丰湖。苏东坡筑堤成为人间佳话。

　　苏东坡还是宋代文学最高成就的代表者。他在诗、词、散文、书、画等各方面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其诗题材广阔，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其词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同是豪放派代表，并称“苏辛”；其散文著述宏富，豪放自如，与欧阳修并称“欧苏”，成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轼亦善书法，为“宋四家”之一；工于画，尤擅墨竹、怪石、枯木等。有《东坡七集》、《东坡易传》、《东坡乐府》等传世。晚年新党执政，他被贬惠州、儋州。宋徽宗时获大赦北还，途中于常州病逝。宋高宗时追赠太师，谥号“文忠”。算是得到了合理的评价和善终。

　　因此我很佩服苏东坡的“忍耐力”。他做个大官，也被贬荒野。但是苏东坡“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他从权力的漩涡里驱逐出来，能很快调整自己的心态和位置，成为适应社会的角色，让自己依旧快乐的生存下来。

　　在当时“家天下”时代，“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皇帝老子要喜欢谁，用谁，这种雇佣关系本无道德良心可言，他喜欢你，给你一定乌纱帽，你便鞍前马后的效劳。他不喜欢你了，把你乌纱帽一摘，你就要倒上大霉。即使你做个寻常老百姓，但你还是他的草民，皇帝老子想什么时候收拾你都来得及，你怎么也逃不掉，你总不会上月球……所以苏东坡他很懂这一点，在仕途上倒霉时，他总是表现得毫无怨心，很虔诚，很恭敬，很对百姓好。因为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扭转颓势的败局。因此苏东坡的官越做越小，离家越来越远，即使被贬到蛮荒之地，也始终保持这种耐心和忍耐力。他在《前赤壁赋》里感叹：“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取之无尽，用之不竭。”他寄情山水，写些辞赋，以此来寄托他谪居时的思想感情。还带领家人利用业余在城东开垦出一块坡地，种田帮补生计。还自取“东坡居士”的别号。但是无论怎样，总是不愿“挂印封金”，总是舍不得头上那顶微小的乌纱帽。“当官不易，辞官更难，紫袍金带死死的勒住了文人们十年寒窗换来的那点功名。”苏东坡凭着忍耐，终于在死后得到了封赏，一生从此以“喜剧才结束了。”

　　写写诗词歌赋，来点棋琴书画，搞点游乐山水，或者添点酒茶……文人嘛，只能用这些“灵丹妙药”来宽慰自己，安慰自己，来逃避现实的折磨。有人说，文人的思想就是“少年游侠”、“中年游宦”、“老年游仙”。这些话听起来颇有道理，细细想来却未必尽然，功名思想大都渗透在每个人的骨髓里。不信你听，《水浒传》里的阮氏兄弟即使在石碣村打鱼为生，还要拍着脖子高喊：“这一腔热血，定要找个识货的买主！”草莽英雄尚且如此，何况儒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