赋：
赋就是铺陈直叙，即是人把思想感情及其有关的事物平铺直叙地表达出来。在篇幅较长的诗作中，铺陈与排比往往是结合在一起用的。铺排系将一连串内容紧密关联的景观物象、事态现象、人物形象和性格行为，按照一定的顺序组成一组结构基本相同、语气基本一致的句群。它既可以淋漓尽致地细腻铺写，又可以一气贯注、加强语势，还可以渲染某种环境、气氛和情绪。赋是最基本的表现手法，赋中比兴，或者起兴厚再用赋。 在赋体中，尤其是富丽华美的汉赋中，赋法被广泛地采用。汉乐府和汉代某些五言诗也与汉赋互相影响，更将铺陈与排比相结合，相得益彰。如《七月》叙述农夫在一年十二个月中的生活，就是用赋。

比：
比就是比方，是其中最基本的手法，用得最为普遍。以彼物比此物，诗人有本事或情感，借一个事物作比喻 一般说，用来作比的喻体事物总比被比的本体事物更加生动具体、鲜明浅近而为人们所知，便于人们联想和想象。形象生动，鲜明突出事物（事情）的特征。《诗经》中比的运用很广泛，比较好理解。其中整首都以拟物手法表达感情的比体诗，如《魏风·硕鼠》《小雅·鹤鸣》，独具特色：而一首诗中部分运用比的手法，更是丰富。《卫风·硕人》，描绘庄姜之美，用了一连串的比“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兴：
兴，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从特征上讲，有直接起兴、兴中含比两种情况；从使用上讲，有篇头起兴和兴起兴结两种形式。激发读者的联想，增强了意蕴，产生了形象鲜明、诗意盎然的艺术效果。

赋，是与比兴并称的古代诗歌的基本手法。赋陈，一作铺陈。铺排，是铺陈、排比的简称。在篇幅较长的诗作中，铺陈与排比往往是结合在一起用的。铺排系将一连串内容紧密关联的景观物象、事态现象、人物形象和性格行为，按照一定的顺序组成一组结构基本相同、语气基本一致的句群。
它既可以淋漓尽致地细腻铺写，又可以一气贯注、加强语势，还可以渲染某种环境、气氛和情绪。 在赋体中，尤其是富丽华美的汉赋中，赋法被广泛地采用。汉乐府和汉代某些五言诗也与汉赋互相影响，更将铺陈与排比相结合，相得益彰。
（一）景观物象的铺排。即通过多侧面地描绘景观物象，以渲染环境、气氛、情调。如汉代乐府诗《江南》（一题作《江甫弄》）：“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这可能是一首武帝时所采的《吴楚南歌诗》，是江南水乡渔家儿女与劳动相结合的情歌。诗中以“莲”谐“怜”（怜爱，爱恋），又以“鱼”谐“女”（女郎、渔家姑娘）。后面四个铺排句，仅仅换动了“东西南北”四个方位词，却富有情韵地反映了男女青年在采莲劳动中互相娘戏追逐的情态。
（二）事态现象的铺排。在叙事诗中常以排比的句式铺陈其事。如北朝民歌《木兰诗》中就有好几处着意铺排渲染．这位古代巾帼英雄代父从军的典型事迹。诗中铺写她在出征前“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出征中“朝辞爷娘去，喜宿黄河边，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黄河流水鸡溅溅。旦辞黄河去，暮至黑山（一作‘黑水’）头，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燕山胡骑鸣瞅瞅”；归来时“爷娘闻女来，出郭相扶将。阿姊闻妹来。当户理红妆。小弟闻姊来，磨刀霍霍向猪羊。开我东阀门，坐我西阁床。脱我战时袍。着我旧时装。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通过这些铺排抒叙，有力地突现了花木兰保家卫国、居功不傲的劳动妇女的质朴本色。读之，使人感到畅酣达意、痛快淋漓。
（三）人物形象、性格行为的铺排。叙事诗中还有对人物一服饰装扮、年龄、言谈举止、个性气质的铺排抒叙，有助于多角度地塑造完整的人物形象。
1．销写人物的服饰装扮。借此以显示人物的身分和外表。如汉代《陌上桑》中描写秦罗敷的装束：“头上倭堕髻，耳中明月珠。湘绮为下裙，紫绮为上襦。”意在突现罗敷的端庄和美貌。
2．铺写人物的年龄教养。借此以显示人物的成长过程。如《焦仲卿妻》中的刘兰芝：“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以突现兰芝的知书达理、聪明能干。
3．铺写人物的性格、行为。以此突出人物的鲜明个性特征，这在塑造人物形象中是至关重要的。如关汉卿作自我画像的[ 南吕] 《一枝花·不伏老》（节录）：“「黄钟尾」我是一个蒸不烂、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响当当一粒铜豌豆。恁子弟每、谁教你钻入他锄不断、斫不下、解不开、顿不脱、慢腾腾千层锦套头（圈套）。我玩的是梁园月，饮的是东京酒，赏的是洛阳花（牡丹，借指出众的女色），扳的是章台柳（妓女的代称）。我也会吟诗，会篆榴（写古体字）；会弹丝（弦乐），会品竹（管乐）；我也会唱鸣鹤（《鸣鹤天》等曲调）、舞垂手（舞蹈名）；会打围（围猎）、会激鞠（踢球）；会围棋治双陆（类似下棋的博戏）。你便是落了我牙、歪了我口、痴了我腿、折了我手，天赐与我这儿般歹症候，尚兀自不肯休。则除是阎王亲自唤，神鬼自来勾，三魂归地府，七魄丧冥幽（阴间）。天啊，那其间才不向烟花路儿上（指勾栏妓院）走。”这段曲子以铺排的手法突显作者玩世不恭、放浪形骸的反常举止，寄寓着坚强不屈的反抗精神和执着于文艺事业的决心。
由此可见，铺排与含蓄恰好是完全不同风格的两种艺术手法。铺排的主要美学特征乃是淋漓尽致，畅酣达意。
比
赋比兴是我国三种传统的手法，比即喻，是其中最基本的手法，用得最为普遍。 一般说，用来作比的喻体事物总比被比的本体事物更加生动具体、鲜明浅近而为人们所知，便于人们联想和想象。
如李白的《宣州谢肌楼钱别校书叔云》：“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销愁愁更愁。”以抽刀断水喻举杯销愁，真是贴切精当，妙语惊人。
又如蒋捷的《梅花引·荆溪阻雪》：“都道无人愁似我，今夜雪，有梅花，似我愁。”状愁情之冷清孤独犹如夜雪家海．耐人品味。
如苏轼的《水调歌头》：“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将人生在世悲欢离合的事理同自然界的自然现象及其规律相比，发人深省，给人启迪，使人旷达。
例如汉代无名氏的《古绝句四首》其三：“菟丝从长风，根茎无断绝。无情尚不离，有情安可脱？”（其意调：菟丝本是无情的草木，其根茎尚能相依不离；而人是有情的，怎能轻别离呢？！）诗中先对无情的菟丝（一种蔓生的植物）作肯定，从而对本应有情的人却轻别离作否定。尽管人非草木，而今人却还不如草木！激愤之情以反喻出之，更见入木三分。
例如李煜的“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乌夜啼〉）即以两种状态与动作，博喻愁绪纷乱、难以排遣。
再如贺铸的“试问闲愁都几许？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青玉案》），以博喻状“闲愁”漫无边际、纷乱杂沓、绵绵不绝。
徐再思的“才会相思，便害相思。身似浮云，心如飞絮，气若游丝”（蟾宫曲·春情》），后三句博喻少女病态又似见其人，如摄其魂，惟妙惟肖。
博喻，有时用来摹状某种事物各个方面的情状，有时则专门用来摹状某种事物的某个方面的特征。恰当选用某种生动具体的事象来比况某种生活的哲理，会给人留下鲜明而深刻的印象。
例如曹操的名句：“老骥伏枥（马棚），志在千里；烈士（积极于建功立业的志士）暮年，壮心不已”（《龟虽寿》），就是将老马闲置马棚与志士处于暮年这两件事情先后讲出，让人们自己去体会其间在道理上的相似之处。
又如汉代无名氏的《古歌》：“高田种小麦，终久不成稳。男儿在他乡，焉得不憔悴！”将小麦不宜种在高田，用以比况太不宜久居他乡，让读者体会两者在道理上的相似之处。
兴
兴，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从特征上讲，有直接起兴、兴中含比两种情况；从使用上讲，有篇头起兴和兴起兴结两种形式。
1．兴中含比
兴中含比，即在“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的起兴句中也兼含有“以彼物比此物”的比喻在内。兴中含比，多用在诗篇的开头。用来起兴的物象本来与主题没有直接的关联，只是起触媒作用，也含有一定的渲染铺垫之意。但若与比一旦相结合，兴中含比，那就和本题直接挂上钩了。兴中含比，要比单纯地起兴或单纯地用比，则诗中意味倍增。兴中含比，以兴为主，比则从之。
兴中含比，常见于表示情爱、亲情、离别之类的诗作中，多从外界景观物象中触发联想。从兴中含比所取的兴象类型来看，有以动植物作比兴者，也有以非生物或自然现象作比兴者。
从《诗经》以来的古代诗歌中，兴中含比，取兴象于植物的颇多。
例如杜甫的《新婚别》的开篇就是这样的：“菟丝（一种蔓生的草本植物）附蓬麻，引蔓故不长。嫁女与征夫，不如养路旁。”一开头就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的起兴，起兴句中又隐含着“嫁女与征夫”的不可靠、不长久的比喻。这就是兴中含比。
又如《诗经·周南·桃夭》云：“桃之夭夭（鲜嫩貌），灼灼其华（花）。之子（犹言‘这人儿’）于归（出嫁），其宜（使……和顺）室家（家庭）！桃之夭夭，有贲（果实大而多貌）其实（果实）。之子于归，宜其家室！桃之夭夭，其叶蓁蓁（茂盛貌）。之子于归，宜其家人！”这是一支庆贺新婚的歌，可能是新娘的女伴送她出门时唱的、歌词的大意是：鲜嫩的桃树呀，花儿开得火样红。这个姑娘过门去，定能使家庭红火火！鲜嫩的桃树呀，果实累累结满枝。这个姑娘过门去，定能使家庭很幸福！鲜嫩的桃树呀，叶子长得密稠稠。这个姑娘过门去，定能使家庭更兴旺。歌词三段开头都以“桃之夭夭”起兴，又从桃的花、果、叶层层着色渲染，兴中兼含比喻，对新娘嫁过去表示了许多良好的祝愿。这也是以植物起兴兼作比。
乐府《古艳歌》：“茕茕（孤独无依貌）白兔，东走西顾。衣不如新，人不如故。”这首诗的前两句即以动物起兴，兴中兼含比喻。写弃妇被迫出走，犹如孤苦的白兔，往东去却又往西顾，虽走而仍恋故人。后两句是规劝故人应当念旧。
北朝《陇头歌辞》其一为：“陇头（陇山之巅）流水，流离（淋漓）山下。念哥一身，飘然旷野。”其三为：“陇头流水，鸣声呜咽。遥望秦川（关中），心肝断绝。”这两首诗歌，前两句都以陇头流水起兴，兼及以流水的状态和声响作比，状漂泊未归和乡愁悲凄之情态。此处虽作为触景生情、情景交融解也未尝不可，但毕竟是由此及彼产生的联想的兴笔，又由于兴中兼比，便将前半与后半紧密联系起来而成为一个完整的整体了。
兴中含比，比兴兼取，便有这样的妙处。可见，方东村的“兴而兼比”则“取兴不取比”之说未免有点偏颇。
2．兴起兴结
诗词中凡用“触物以起情”、“感物而动”的兴笔开篇或收束，谓之“兴起兴结”。它具有触发联想、渲染气氛、调动情绪的功能。古代诗词中，兴起，用得较为普遍；兴结，相对地说来用得较少；而兴起兴结，有时合用于一首诗中，则更为少见。
如杜甫的史诗《新婚别》中云：“菟丝附蓬麻，引蔓故不长。嫁女与征夫，不如弃路旁。结发为妻子，席不暖君床。 …………仰视百鸟飞，大小必双翔。人事多错迕（交织着不如意），与君水相望！”这是一首代言体的叙事诗，诗中塑造了一位深明大义的新娘子的形象。开篇以植物兴起，结尾则以动物兴结：柳视百鸟飞，大小必双翔。”由比翼乌联想到别离人，这是又一种形式的兴笔。

今天说时候和街舞景象和景像舒婷打一的，他说的是那个对女孩的向往主情。但是那个女孩不接受

赋
赋陈，一作铺陈。铺排，是铺陈、排比的简称。在篇幅较长的诗作中，铺陈与排比往往是结合在一起用的。铺排系将一连串内容紧密关联的景观物象、事态现象、人物形象和性格行为，按照一定的顺序组成一组结构基本相同、语气基本一致的句群。它既可以淋漓尽致地细腻铺写，又可以一气贯注、加强语势，还可以渲染某种环境、气氛和情绪。 在赋体中，尤其是富丽华美的汉赋中，赋法被广泛地采用。汉乐府和汉代某些五言诗也与汉赋互相影响，更将铺陈与排比相结合，相得益彰。
比如《周南芣苢》:采采芣苢，薄言采之。采采芣苢，薄言有之。 采采芣苢，薄言掇之。采采芣苢，薄言捋之。 采采芣苢，薄言袺之。采采芣苢，薄言襭之。

比
比即喻，是其中最基本的手法，用得最为普遍。 一般说，用来作比的喻体事物总比被比的本体事物更加生动具体、鲜明浅近而为人们所知，便于人们联想和想象。形象生动，鲜明突出事物（事情）的特征。
比如《氓》：桑之未落，其叶沃若。

兴
兴，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从特征上讲，有直接起兴、兴中含比两种情况；从使用上讲，有篇头起兴和兴起兴结两种形式。激发读者的联想，增强了意蕴，产生了形象鲜明、诗意盎然的艺术效果。
比如《关雎》开头：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中国古代对于诗歌表现方法的归纳。它是根据《诗经》的创作经验总结出来的。最早的记载见于《周礼·春官》：“大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后来，《毛诗序》又将“六诗”称之为“六义”：“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唐代孔颖达《毛诗正义》对此解释说“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赋、比、兴者，《诗》文之异辞耳。……赋、比、兴是《诗》之所用，风、雅、颂是《诗》之成形。用彼三事，成此三事，是故同称为义。”今人普遍认为“风、雅、颂”是关于《诗经》内容的分类；“赋、比、兴”则是指它的表现方法。
“赋、比、兴”之说提出后，从汉代开始两千多年来，历代都有许多学者进行研究和论述，但在具体的认识和解说上，一直存在着各种分歧意见，众说不一。
汉代对赋、比、兴的解释汉代解释“赋、比、兴”最具有代表性，对后世产生了较大影响的是郑众和郑玄两家。郑众说“比者,比方于物……兴者,托事于物。”（《毛诗正义》引）他把 “比兴”的手法和外在世界的物象联系起来，认为“比”是修辞学中以此物比彼物的比喻手法，“兴”是“起也”，即托诸“草木鸟兽以见意”的一种手法。论述虽较简单，但总的说，是抓住了“比兴”这一艺术思维和表现手法的特点的。郑玄的解释则不同，他认为：“赋之言铺，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比，见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类以言之。兴，见今之美,嫌于媚谀,取善事以喻劝之。”(《毛诗正义》引)这里,除了讲“赋”的特点是表现手法上的铺陈其事,比较符合实际外，其他的解释则都跟政治、教化、美刺联系起来，这就把一定的表现手法看成了某一特定文体的特征,不免牵强附会。《毛传》、《郑笺》中对于《诗经》的解释,常常在径情直遂的诗歌中,离开艺术形象去寻求有关君臣父子的“微言大义”，例如把爱情诗《关雎》说成表现“后妃说乐君子之德”等，和这种对于“赋、比、兴”的穿凿曲解，是有直接关系的。所以后来孔颖达就不同意郑玄把“比兴”分属“美刺”的说法，指出：“其实美刺俱有比兴者也。”（《毛诗正义》不过，郑玄把“比兴”提到美刺讽谕的高度来看待，对唐代陈子昂、白居易等所标举的“美刺比兴”说，是有启迪作用的。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论述魏晋南北朝时期,论述“赋、比、兴”的代表人物主要有挚虞、刘勰和钟嵘。挚虞继承了郑众的观点，认为：“赋者,敷陈之称也；比者,喻类之言也；兴者，有感之辞也。”（《艺文类聚》卷五十六）他并且对汉赋的不“以情义为主”而“以事形为本”、极尽闳奢巨丽之能事,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赋”的表现手法在汉赋的创作实践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和发展,以致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体,这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也造成了相当一部分汉赋专门去铺采□文地描摹宫室之美、田猎之盛等,以致缺乏深刻的、有意义的思想内容。挚虞对汉赋的批评是切中其弊的。由于汉赋中大量运用了比喻性的辞藻，容易使人误认为“赋”与“比”有较密切的联系,和“兴”似乎无关,所以刘勰在谈到汉赋时,称其“日用乎比,月忘乎兴,习小而弃大”,结果是“比体云构”，“兴义销亡”（《文心雕龙·比兴》）。实际上这里所说的“比”是“赋”中之“比”。由于这一原因,同时也由于中国古代抒情诗远比叙事诗发达,所以人们有时略“赋”而标举“比兴”，以“比兴”概括诗的“三义”。
刘勰对“比兴”的论述，曾受到《毛传》和《郑笺》牵强附会说诗的影响，如他说过“《关雎》有别，故后妃方德；‘尸鸠’（指《召南·鹊巢》贞一，故夫人象义”(《文心雕龙·比兴》)等等。但他同时又继承了郑众的见解,并作了进一步的发挥,认为“比者,附也；兴者,起也。附理者切类以指事,起情者依微以拟议。起情故兴体以立，附理故比例以生。”又认为“比”的要求是“写物以附意，□言以切事”。这就概括了“比兴”作为艺术思维和表现手法的特点。他还指出 “诗人比兴，触物圆览”。即认为“比兴”的思维和手法必须建立在对外部事物观察、感触的基础之上。这些意见，都是很可取的。
刘勰之后，钟嵘对“赋、比、兴”的论述，有了更多的新内容。他说：“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强调“兴”的特点是“文已尽
参考资料：http://ht88.com/downinfo/23748.html
人教版高中语文第三册第一单元选用了《诗经》中的三首诗：《卫风·氓》、《秦风·无衣》和《邶风·静女》。作为《诗经》中的篇目，分析其写作手法必然要提到赋、比、兴，《教学参考书》也不例外。该书是这样分析的：“《氓》运用了兴的手法”，“有人认为，用桑叶嫩绿而枯黄来比喻恋爱生活由幸福而至痛苦，这种兴兼有比的特点，更具艺术魅力”；“这是一首赋体诗（指《无衣》），用‘赋’的表现手法，在铺陈复唱中直接表现战士们共同对敌、奔赴战场的高昂情绪……”然而近读章陪恒、骆玉明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第三章《诗经》部分却说：“《诗经》里大量运用了赋、比、兴的表现手法……大体在《国风》中，除《七月》等个别例子，用铺排陈述的较少；大、小《雅》中，尤其是史诗，铺陈的场面较多。”又读《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版）：“赋就是陈述铺叙的意思，一般多见于《颂》和《大雅》；但像《七月》《氓》《溱洧》等优秀民歌作品，也使用了赋的手法……”于是产生一连串的疑问：两本非常权威的论著都提到“赋”在《国风》中极少，既然《氓》也运用了“赋”的手法，那么教参为什么不把这难得的例子拿过来分析给学生呢？两本论著中都没有提到《无衣》也采用了“赋”的手法，那么《无衣》中到底有没有“赋”？如果像《无衣》一样的“重章叠唱”诗歌就是“赋体诗”，“赋”岂不在《国风》中非常普遍？
要解决这些疑问，首先得对“赋”有一个彻底的了解。关于“赋”，最早见于《周礼·春官·大师》：“大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在《毛诗序》里，又把“六诗”叫做“六义”。对这两个名词历来有各种不同的解释。其中唐代孔颖达在《毛诗正义》中的解释较有代表性。他说：“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赋、比、兴者，诗文之异辞耳。大小不同，而得并为六义者，赋、比、兴是诗之所用，风、雅、颂是诗之成形，用彼三事，成此三事，是故同称为义。”他认为风、雅、颂是诗的不同体制，赋、比、兴是诗的不同表现手法，这看法被长期沿用下来。
后代对“赋”作为一种表现手法的解释很多。汉郑玄认为：“赋之言铺，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毛诗正义》）魏晋南北朝时的虞挚认为：“赋者，铺陈之称也……”（《艺文类聚》卷五十六）刘勰认为：“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文心雕龙·论赋》）“铺采摛文”就是铺排辞藻文采；“体物写志”就是说要通过写具体事物来表达作者的思想、意愿。南朝齐梁时的钟嵘认为：“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诗品》）他的看法比虞挚和刘勰进了一步，强调了“赋”是“直书其事”，“直书”就把“赋”的直接叙述与“比、兴”的含蓄隐藏的特点明显区分了开来。到了宋代，河南李仲蒙认为：“叙物以言情谓之赋，情物尽者也。”（胡寅《斐然集·与李叔易书》引）显然，他眼里的“叙物”，不仅是一个“铺陈其事”的问题,还必须和“言情”结合起来,这就比传统的解释大大前进了一步，更加符合诗歌创作中对于“赋”这一表现手法的要求，从而对后来关于“赋”的研究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其后，朱熹对“赋”又作了这样的解释：“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这一理论基本上成为后代对“赋”的定论。但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侯敏泽先生在他的《赋·比·兴》一文中指出：“朱熹虽然比较准确地说明了‘赋’作为表现手法的‘铺陈’的基本特征，但他的概括还不如李仲蒙的解释更切合文学创作的实际。他的说法之所以在后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主要是由于他的思想学说在封建社会后期受到统治者大力倡导的缘故。”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给“赋”来一个这样的总结：赋，是文学创作中的表现手法之一；它的显著特征一是铺陈，二是直叙，合起来其实就是要详细地、直接地叙述具体事情、具体事物；它的直叙与“言情”紧紧相连，是为表达主人公的思想、情感服务的。有了这样的认识，我们再回过头来分析《氓》和《无衣》中的表现手法。
首先看《氓》，《氓》中的确用了“比、兴”，这是无可置疑的。那到底有没有“赋”呢？答案是肯定的。我们看这些句子，“氓之蚩蚩，抱布贸丝。匪来贸丝，来即我谋。送子涉淇，至于顿丘。匪我愆期，子无良媒。将子无怒，秋以为期。”一个貌似忠厚老实的男子，假借“贸丝”的名义来到心仪的女子家中求爱，单纯的女子被他的甜言蜜语骗住了，不但喜欢上了他，还不辞劳苦，远送他“涉淇”，情意缠绵地请他不要着急生气，约他秋天前来订婚迎娶。《诗经》作为远古歌谣其语言极其简练，这是人所共知的。而这里的描写显然应该属于“详细而直接的叙述”了，因为正是通过这样详细的叙述，一个善良、热情、不谙世事、对爱情充满了美好憧憬的女子形象才栩栩如生，呼之欲出。“乘彼垝垣，以望复关。不见复关，泣涕涟涟。既见复关，载笑载言。尔卜尔筮，体无咎言。以尔车来，以我贿迁。”这里的描写就更细腻传神了，它运用了动作、神态、心理等多种人物刻画的方法将一个急切的对爱情抱有热烈向往的少女形象生动逼真地塑造了出来，使人如见其人，如闻其声。这不都是典型的“赋”的手法吗？那么《无衣》中有没有“赋”呢？重章叠唱是不是“赋”呢？我们不妨把全诗分析一下，“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岂曰无衣？与子同泽。王于兴师，修我矛戟，与子偕作！岂曰无衣？与子同裳。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偕行！”诗歌三段都以“岂曰无衣？”反问开头，接下去是对该反问的辩解，虽然也提到了“王兴师”“修理戈矛”等叙事的内容，但一提而已，过于简单。如果连这样简单的叙事也是“赋”，《关雎》、《静女》等《国风》中其他很多的篇章岂不是都用了“赋”？那么三个段落构成的“重章叠唱”形式能不能算作“排比的叙事”，进而算作“铺叙”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有必要先看一看专家们对“重章叠唱”的论述。“《诗经》常常采用叠章的形式，即重复的几章间，意义和字面都只有少量改变，造成一唱三叹的效果。这是歌谣的一种特点，可以借此强化感情的抒发……似乎有一种合唱、轮唱的味道。四言诗衰微后，这种形式也被捐弃，只能偶一见之。倒是在现代歌曲中，又常看到这种情况。”（选自章陪恒、骆玉明的《中国文学史》第三章《诗经》）“《诗经》善于运用章句的重叠来表达思想感情，使诗歌在音律上和修辞上都收到美的效果。这种情况在《国风》和《小雅》的部分诗篇中尤为突出。有的通篇重叠，各章对应地只换几个字，如《周南·芣芑》；有的只在章首或章尾重叠；有的隔章重叠，重首重尾。重叠便于记忆和咏唱，是民歌的特色之一，回旋反复，可以增加诗歌的音乐性和节奏感，更充分地抒发情怀”(《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版)。清人方玉润曾写过读了《周南·芣芑》后的感觉：“恍听如田家妇女，三三五五，于平原旷野、风和日丽中群歌互答，余音袅袅，忽断忽续。”（《〈诗经〉原始》）显然，“重章叠唱”作为一种表达形式，只是为了便于咏唱，引发听者丰富的联想和想象，更好地为抒发感情服务的，这种形式适应了《诗经》中的诗歌作为古代歌谣用于歌唱的需要，说白了，只是歌谣的一种形式而已。它与“详细地、直接地铺叙具体事情、具体事物以塑造人物形象，表达主人公的思想、情感”的“赋”还是有着一定的不同的。况且，《国风》中“重章叠唱”很普遍，如果它真的等同于“赋”，那不是《国风》中也普遍运用了“赋”的手法了吗？这与《中国文学史》、《中国大百科全书》中的观点无疑相矛盾了。

教学参考书对《氓》作为很少见的使用了“赋”手法的典型例子视而不见，避而不谈，把《无衣》中当然也是民歌中很常见的“重章叠唱”手法却牵强附会地视为“赋”加以分析，这不能不说是编写时的一个失误。

景物描写是文学作品的一个重要的表现手法。好的景物描写可以向读者真实地展现出丰富的生活画面，更好地烘托人物的性格特征，深化主题。我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虽然至今已有两三千年的历史了，但是其中有的诗篇成功地运用了景物描写，它不仅真实地描绘了当时的风景、风俗画面，把绚丽多彩的生活呈现在读者面前，还点明了时间和地点，形象逼真地表现出事物的变化和思想感情的变化。这些都有助于创造出一个幽雅、浓郁、含蓄、深邃的意境，给读者以美的艺术享受，在美的艺术享受中，自然就贪略了诗的深层底蕴，收到言尽而意无穷的效果。　　一、《诗经》中的景物描写烘托了人物的思想感情。　　文学作品的景物描写，是为了烘托人物的思想感情的，具有不同思想感情的人物，对同样的景物会产生不同的感受。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这就是说。境界是由真景物与真感情密切结合而成的。所以好的文学作品紧扣人物的思想感情进行恰如其分的景物描写，使情和景紧密结合，达到水乳交融的境界，造成一种强烈的气氛，可以更好地烘托人物、渲染人物，更好地感染读者、表现主题。例如《卫风·硕人》一诗，是赞美卫庄公夫人庄姜的，因为全诗经赞美为基调，所以描写的景物应该是新鲜的、活泼的，给人以欢悦、美好的感受。诗的最后一章是这样描写的：　　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施罛，鲔发发。葭揭揭。庶姜孽孽，庶士有。这里用“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描写黄河水势汹涌澎湃、浩瀚无涯的壮丽景色，以衬托庄姜出嫁时的气派之盛。“施罛，鲔发发。葭揭揭”是庄姜一路上看到的景物，是一派生机勃勃、活泼向上的欢乐景象，这正是对庄姜出嫁时喜兴心情真实而形象的烘托。以上景物描写还对庄姜的美丽、身世的高贵以及浩浩荡荡高大健美的随嫁队伍都是很好的烘托，给人以含蓄优美的艺术享受。　　又如《卫风·氓》中勤劳善良的女主人公被休弃回家、路过淇水的时候有两句景物描写：“淇水汤汤，渐车帷裳。”女主人公被休弃是一件非常不幸和痛苦的事情，在路上又遇到了浩浩荡荡、汹涌澎湃的淇水，水花溅湿了她的车围子，好象淇水对她这个不幸的女人也有意采取了暴虐恣肆的态度。这就把女主人公悲伤的感情融于景——无情的淇水之中，景又反过来有力地烘托出她遭受不幸的悲苦凄凉的心情，给人以哀惋、凄楚的感觉。　　以上两例都涉及到了关于水的景物描写，因为两诗所表现的主人公的心情不同，她们对水的感受也不一样；同样是关于水的景物描写，因为是烘托了两个不同心情的人，所以景物描写反映出来的思想感情是不一样的。下边我们再看看《王风·君子于役》一诗，该诗第一章有这么三句精彩而感人的景物描写：“鸡栖于埘、日之夕矣、羊牛下来。”（下一章略同）《君子于役》是表现役夫的妻子对丈夫的思念和牵挂的思想感情的，这三句景物描写是从鸡栖、日夕、羊牛归来的景物烘托出思妇的思念和牵挂的思想感情的。“日之夕矣”是说夕阳西下，夜幕降临，正是行人当归、合家欢聚的时候，当归不归，就使思妇怀人的希望落空，就不能不加深思妇的思念之情了。另一方面，“日之夕矣”的景色，在思绪满怀的思妇看来，是暮色已降，周围是苍茫迷蒙的景色，是给人增添悠思之苦的景色，是给人增添悠思之苦的景色，这就自然地增加了思妇的怀人之情。从“鸡栖于埘”，“羊牛下来”两句里，生动真实地描写出：思妇看到，在红日落山的时候，成群的鸡、羊、牛都回来了，上窝的上窝，进圈的进圈，各有归宿，自己的丈夫却连禽畜都不如，还远在天涯一方，不能归来。这么几句景物描写，通过对思妇愁思环境气氛的渲染，很容易引起思妇的联想，即即景生情，所以发出了“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的感叹，达到了物我交融的情境，从而有力地烘托了思妇对丈夫的思念和牵挂之情。　　以上各例均出自《风》诗，就是以赋见长的《颂》诗也不乏景物描写的佳例。例如《周颂·良耜》有这么几句：　　获之挃挃，积之栗栗。其崇如墉，其比如栉，以开百室。百室盈止，妇子宁止。《良耜》是一首周王在秋收之后答谢社稷之神的乐歌。诗人是怀着一种丰收的喜悦的心情来进行景物描写的，所以全诗充满了赞美的情调。“挃挃”是收割庄稼的声音，好象今天说的镰刀唰唰响，这就表现出一个喜气洋洋的大丰收的收获场面；“栗栗”是形容收获的数目之多，这就是把大丰收收更具体化、形象化了。“其崇如墉，其比如栉”是作者怀着喜悦的心情用夸张的手法，进一步描绘大丰收的具体景象。“百室盈止”，“百室”在这里也是夸张，极言其多，这句是说所有的仓房都装得满满的。常言说：“手中有粮，心里不慌。”所以“妇子宁止”，丰收了，粮食满了仓房，老婆孩子自然是高兴，安闲无事了。以上有关大丰收的景物描写，就把诗人在大丰收之后的喜悦心情形象而自然地表达了出来。　　二、《诗经》的景物描写可以含蓄而生动形象地显现出时间及其变化，更好地表现诗的主题。　　在诗歌中，有时根据表达需要，要点出时间的变化。有时，时间的变化不是直接表达出来的，而是通过景物描写暗暗显示出来的，这样就能创造一个动人的、形象的意境，使诗歌就更含蓄、生动、风趣、幽雅，更富有诗的意境。例如《豳风·七月》每章都有关于农事和节令方面的景物描写，象“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载阳，有鸣仓庚”，“七月鸣，八月载绩”，“四月秀，五月鸣蜩。八月其获，十月陨”，等等。这些景物描写形象幽雅，表明随着时间的变化，真实而生动地写出了农奴们一年四季在从事着不同的劳动，从而反映出他们劳动的艰苦和繁重。尤其是该诗的第五章景物描写别具特色，甚为精彩。为了分析方便，现把该章抄录于下：　　五月斯螽动股，六月莎鸡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穹窒熏鼠，塞向户。嗟我妇子，曰为改岁，入此室处。　　“五月斯螽动股，六月莎鸡振羽”是紧接上章“四月秀”而来，诗人用一般的物候现象，表示出时间的推移。不过，诗人把斯螽、莎鸡这两个小昆虫的动作写得很细腻，活灵活现，美妙动人，从它们的得意的“动股”、“振羽”的动作里，我们知道这正是昆虫最活跃的盛夏季节。“七月在野”四句是写蟋蟀，蟋蟀先在田野里活动，再入屋檐下，再入户，入床下，从蟋蟀活动的处所由远及近的转移，暗暗点出气候渐渐冷了。这四句景物描写没有用一个表示秋冬寒冷的词，就把季节的变迁、天气的寒冷写得形象具体，富有诗情画意，给人以看得见、身临基境的感觉。同时，对下文写“穹窒熏鼠，塞向户”，农奴们作着简陋的过冬准确，也就显得自然，顺理成章了。　　在《召南·摽有梅》一诗里，每章的开头用梅子落的景物描写，说明女子随着时间的推移、青春年华的消逝，求偶的愿望越来越迫切的心情。全诗是这样的：　　摽有梅，其实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　　摽有梅，其实三兮。求我庶士，迨其今兮。　　摽有梅，顷筐塈之。求我庶士，迨其谓之。　　这是一首已逾婚期的女子希望男子及时来求偶的诗。诗的每章的第一、二两句是描写随着时间的流逝，梅子的果实坠落得越来越多了，生动形象地比喻出女子青春年华消逝的程度。第一章是说，树上的梅子还多，比喻女子正是青春年茂之时，希望求婚的男子“迨其吉兮”，要趁着吉日良辰赶紧来求婚。第二章是说，树上的梅子“其实三兮”，尚存不多了，已经落下了大半，比喻青春年华已逝去了大半，好景不长了，求偶的要求当然就迫切了，顾不得选择吉日良辰了，所以要求求婚的男子“迨其今兮”，希望抓紧时间马上就来求婚。第三章是说，树上地梅子已经落完了，地上的梅子到了需要用筐来装的时候了，则是女子容貌衰退、青春已过，求偶的心情最迫切的时候，所以她殷切地希望男子“迨其谓之”，只要告诉她一句爱她的话，则可立定终身。这首诗每章的前两句巧妙地采用了梅子坠落的景物描写，表现出女子随着时间的流逝、年龄的增大，对婚姻的要求越来越迫切的心情。此诗通过景物描写，把抽象的干巴巴的时间变化，采用形象化的比喻，变成了可以摸得着看得见的具体的东西，使女子对感情的表达显得更真挚感人，增加了诗的抒情意味。　　三、《诗经》中有的景物描写就是比兴手法，可以渲染气氛，引起下文。　　《诗经》里用比兴的时候，常常是从周围的自然景物写起，是周围的自然景物触发了诗人的情怀。所以，比喻借助于景物描写可以渲染气氛，引起下文，更好地表达诗人的思想感情。例如《豳风·东山》有这么两句景物描写：“蜎蜎者蠋，烝在桑野。”这是在秋雨凉宵中战罢归来的战士看见的自然景物，在这里兼有比和兴的作用。诗人通过对在桑间蜷曲着身子的蜎的描写，和下两句写归途中的战士“敦彼独宿，亦在车下”形成鲜明对照。这就容易使战士触景生情，形成一种悲凉的气氛，感到无限的凄苦和心酸。　　《诗经》里大量的比兴则是用在每一章的开头。例如《周南·桃夭》：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桃之夭夭，有蕡其实。之子于归，宜其家室。　　桃之夭夭，其叶蓁蓁。之子于归，宜其家人。　　这首诗每章的开头都是比兴，也是很优美的景物描写。首章是用火红的桃花开得鲜艳茂密，比喻嫁女的娇艳美丽，容姿焕发；第二章是用累累的果实比喻嫁女婚后生儿育女；第三章是用桃树叶子繁茂比喻嫁女身体健康。这些美丽、形象的景物描写，造成一种轻松、欢悦、清新、优美的热烈气氛，表现出诗人对嫁女的美好祝愿。　　《秦风·蒹葭》也是用比兴手法描写景物的一首好诗。诗的第一章是这样的：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　　开头两句，诗人用茂密的蒹葭结满了白绒绒的霜雪开端，描绘出一幅露重霜浓百草凋零的清秋景象。在这容易引起诗人情肠的景色里，诗人神魂颠倒地思念起意中人来了。她在什么地方呢？眼前是一道弯弯的秋水，她“在水一方”，又“宛在水中央”，若隐若现，朦朦胧胧，使诗人眼花缭乱、恍恍惚惚，好象意中人就在眼前，可望不可即，没有办法到达她的跟前。“蒹葭苍苍，白露为霜”这一用比兴手法的景物描写，形象逼真地勾画出一幅肃杀的清秋景象，就把追求意中人而不可得的痴情迷罔、空虚惆怅的心境渲染了出来。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收入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大约五百年间的诗歌三百零五篇。《诗经》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它是中国文学的光辉起点，它以丰富的思想内容、高尚的审美情操和精湛的艺术手法哺育了历代作家和诗人对后世的文学创作形成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本文仅就《诗经》中的赋、比、兴艺术手法及其对唐代以前的诗歌创作形成的影响进行粗浅的分析研究。
一、《诗经》中生动形象的赋、比、兴艺术手法
我国古代著名的文论学家钟嵘在《诗品序》里提出了“诗有三义”说：“故诗有三义焉：一曰兴，二曰比，三曰赋”。他对“三义”的具体解释是：“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钟嵘所说的“兴”，就是要诗言约而意丰，言外有丰厚的意韵，即有言外之意，韵外之旨；“比”，就是通过写景叙事来比喻寄托诗人内心的情志；“赋”，就是对事物进行直接的陈述和描写，但写物时要用蕴含有寓意的语言。这一解释绕有新意，他把“兴”放在第一位，是为了突出诗歌的艺术思维特征；对“比”、“赋”的解释，也说明他注意到了诗歌抒情言志、假物取象、富有滋味的审美特征。赋、比、兴是《诗经》首创的三种表现手法，囊括了中国古代诗歌艺术表现手法的精华，现予以简析。
（一） 赋

赋、比、兴三义中，赋是最基本、最常用的一种表现手法，它的特点是“敷陈”、“直言”、即直接叙述事物、铺陈情节、抒发感情。在诗歌创作中，它是直陈事物的艺术。钟嵘强调指出：赋除了直书其事，也可以在叙写的事物中寄寓深刻的含义，所谓言在此而意在彼，或者含而不露，言尽而意长，把内心感情直接表露出来，不曲折，不隐晦，直截了当，明白如话。例如，用赋来抒情，《诗经》的《郑·遵大路》：“遵大路兮，掺执子之祛兮，无我恶兮，不寁故也！遵大路兮，掺执子之手兮，无我丑兮，不寁好也！”全诗没有修饰词，似乎不假思索，自然流露出真切的情意，一个被遗弃的妇女拉着情人的衣袖苦苦哀求的形象跃然纸上。再如，用赋描叙政治危机，《小雅·正月》中的第五章和第六章：“谓山盖卑，为冈为陵。民之讹言，宁莫之惩。召彼故老，讯之占梦。具曰予圣，谁知乌之雌雄！谓天盖高，不敢不局。谓地盖厚，不敢不蹐。维号斯言，有伦有脊。哀今之人，胡为虺蜴？”这首诗揭露了贫富悬殊、善恶颠倒的黑暗现实，“说山多么低矮，却是高峰耸立。岩盐既已出现，怎么不采取制止的行动？把元老请来询问，在请占梦预言吉凶。都自夸高明的圣人，可谁知乌鸦的雌雄？说谈多么高，可人们不得不低头弯腰。说地多么厚，可人们不得不缓慢行走，人们喊出这些话，确实很有道理。可恨世人，为何像蛇一样咬人。”作者用设问、对偶、夸张等各种修辞方法表现了满腔激愤。又如，用赋来写景，《豳·东山》：“我徂东山，慆慆不归；我来自东，零雨其蒙。果赢之实，亦施于宇；伊威在室，蟏蛸在户；町疃鹿场，熠燿宵行。不可畏也，伊可怀也。”描写主人公，即一个老兵，在细雨蒙蒙的还乡途中，想象着家园荒芜、一片衰败的景象： “自我远征东山东，回家愿望久成空。如今我从东山回，满天小雨雾蒙蒙。栝楼藤上结了瓜，藤蔓爬到屋檐下。屋内潮湿生地虱，蜘蛛结网当门挂。鹿迹斑斑场上留，磷火闪闪夜间流。家园荒凉不可怕，越是如此越想家。”通过这些细节描写，就把主人公的心情中那复杂的变化写出来，在这首诗中，情的哀伤和景的荒凉是一致的。
（二）比
比，就是用本质不同的两种事物在某方面的相似点打比方，或用浅显的事物来说明抽象道理和情感，或者借以描绘和渲染事物的特征，突现事物形象。比，是《诗经》中普遍运用的艺术手法，在具体的运用方面，有两种情况，一是通篇用比的，二是局部用比的。例如,《鹤鸣》中通篇用比: “鹤鸣于九皋,声闻于野。鱼潜在渊,或在于渚。乐彼之园,爰有树檀,其下宅萚。它山之石,可以为错。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鱼在于渚,或潜在渊。乐彼之园,爰有树檀,其下维榖。它山之石,可以攻玉。”此诗意在教诲宣王求贤访士，重用贤才。但从始至终并未说破，其中提到了“鸣于九皋”的鹤或“在渊”，或“在渚”，的鱼，还有那可加工为美玉的“他山之石”，都指贤才，含蓄隽永，耐人寻味。再如，局部用比。比喻句有时在“赋”中，有时在“兴”中，并且有明喻、暗喻、借喻之分。一是明喻。如《小雅·斯干》：“如跂斯翼,如矢斯棘,如鸟斯革,如翚斯飞。”接连用四句明喻描写宫室建筑：宫殿像人立正那样端正，四角像箭头一样又尖又直，栋宇像大鸟展开翅膀，彩檐想彩色的雉鸡高飞。将静态无生命的写成了动态的有生命的，体现了诗人丰富的想象力。二是暗喻。如《豳·东山》：“蜎蜎者蠋,烝在桑野;敦彼独宿,亦在车下。” 用蜷曲的野蚕露宿野外，比喻征夫露宿车下。《诗经》中有不少的诗篇有这样的句式，前两句写喻体，后两句写本体。
三是借喻。如《邶·谷风》：“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浅，泳之游之。” 意即“要是河水深，就用筏用船渡过去；要是河水浅，就是到河里游过去。”直接用喻体代替本体，突出本体的某些特征。表面看是写渡河的几种不同方式，实际上是用来比喻一个姑娘能够灵活应付不同的情况，这样更能激发读者的想象力，使之更加耐人寻味。
（三）、兴
兴，就是要诗言约而意丰，言外有丰厚的意韵，即有言外之意，韵外之旨。《诗经》中的大部分兴句，与下文有着委婉隐约的内在联系,或烘托渲染环境气氛，或比附象征中心题旨，构成诗歌艺术境界不可缺的部分。例如,《郑风·野有蔓草》:“ 野有蔓草，零露溥兮。有美一人，清扬婉兮。邂逅相遇，适我愿兮。” 清秀妩媚的少女，就像滴着点点露珠的绿草一样清新可爱。而绿意浓浓、生机盎然的景色，和诗人邂逅相遇的喜悦心情，正好交相辉映。再如《周南·桃夭》以“桃之夭夭，灼灼其华”起兴，茂盛的桃枝、艳丽的桃花，和新娘的青春美貌、婚礼的热闹喜庆互相映衬。而桃树开花、结实、枝繁叶茂，也可以理解为对新娘多子多孙、家庭幸福昌盛的良好祝愿。诗人触物起兴，兴句与所咏之词通过艺术联想前后相承，是一种象征暗示的关系。《诗经》中的兴，大部分都含有喻义、易引起读者的联想。比和兴被后世“比兴”合称，用来指《诗经》中通过联想、想象寄寓思想感情于形象之中的创作手法。

二、赋比兴手法对后世诗歌创作的影响
《诗经》是中国上古文化的诗的总结和艺术的升华，它生成于中华民族丰厚的文化土壤，具有极为丰厚的文化内容。这使它在中国历史上影响远远超出了诗的界域，它的文化意蕴的开掘是无限的。《诗经》中赋、比、兴的艺术手法为后世诗人的创作提供了成功的借鉴。诗人们通过种种生动具体的比兴形象来寄托心曲，使诗意委婉含蓄，富于诗情和魅力。中国诗歌以抒情为主的基本美学特征，就是由《诗经》这种思维特点决定的。现仅以唐代以前的诗歌创作为例予以论证。
（一） 对先秦诗歌创作的影响
《楚辞》是先秦文学中继《诗经》之后在楚国出现的以屈原作品为代表的一种新诗体，标志着先秦诗歌发展的又一座丰碑。王逸在《楚辞章句·离骚序》强调指出《楚辞》继承了《诗经》的赋比兴表现手法：“《离骚》之文，依《诗》取义，引类譬喻。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谄佞；灵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虬龙鸾凤，以托君子，飘风云霓，以为小人……”。正是屈原借鉴了《诗经》的这一表现手法，才创作了堪称古代文学积极浪漫主义的典范的别具一格的骚体诗，文论学家对《楚辞》的评价是“乃甚或在《三百篇》以上”。
屈赋中关于比兴的文辞不胜枚举，现仅以《楚辞》的代表作品《离骚》为例，分列出九类予以引证：一是以栽培香草比招揽人才，如：“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畦留夷与揭车兮，杂杜衡与芳芷。冀枝叶之峻茂　　兮，愿俟时乎吾将刈。虽萎绝其亦何伤兮，哀众芳之芜秽。”二是以众芳芜秽比好人变坏，如：“兰芷变而不芳兮，荃蕙化而为茅。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为此萧艾也？岂其有他故兮，莫好修之害也！余以兰为可恃兮，羌无实而容长.委厥美以从俗兮，苟得列乎众芳。椒专佞以慢慆兮，樧又欲充夫佩帏。”三是以善鸟恶禽比忠奸异类，如：“鸷鸟之不群兮，自前世而固然。”四是以舟车驾驶比用贤为治，如：“彼尧、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何桀纣之猖披兮，夫唯捷径以窘步。惟党人之偷乐兮，路幽昧以险隘。岂余身之僤殃兮，恐皇舆之败绩。”五是以车马迷途比惆怅失志，如：“悔相道之不察兮，延伫乎吾将反。回朕车以复路兮，及行迷之未远。步余马于兰皋兮，驰椒丘且焉止息。”六是以规矩绳墨比公私法度，如：“固时俗之工巧兮，偭规矩而改错。背绳墨以追曲兮，竞周容以为度。” 七是以饮食芳洁比人格高尚，如：“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苟余情其信姱以练要兮，长顑颔亦何伤。”八是以服饰精美比品德坚贞，如：“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高余冠之岌岌兮，长余佩之陆离。芳与泽其杂糅兮，唯昭质其犹未亏。忽反顾以游目兮，将往观乎四荒。佩缤纷其繁饰兮，芳菲菲其弥章.。”九是以撷采芳物比及时自修，如：“汨余若将不及兮，恐年岁之不吾与。朝搴阰之木兰兮，夕揽洲之宿莽。” 此外，还有通篇以物比人的如《橘颂》；通篇以游仙比遁世的如《远游》。总之，屈原的辞赋差不多全是用比兴法来写的，其间很少有用赋体进行直接表叙的。后来楚词作家宋玉、唐勒、景差等都继承了前代诗歌的比兴手法。如宋玉的《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三赋皆以女色为题“假设其事”，讽谏君王勿以沉迷女色误国。
（二）对汉代及魏晋南北朝诗歌创作的影响
《诗经》中的赋比兴手法，直接影响着汉代及魏晋南北朝的诗歌创作。文论学家刘勰在《文心雕龙.诠赋》中说：“赋也者，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也。”强调赋是由《诗经》和《楚辞》发展而来的，《诗经》是远源，《楚辞》是近源。汉乐府民歌《孔雀东南飞》和北朝乐府民歌《木兰辞》就是用赋体描写人物事件的名篇。例如，出自于北朝的《木兰诗》是千百年来脍炙人口的杰作。诗歌先用织机声引出木兰的叹息声，后引出可汗点兵，木兰替父从军。“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用简洁的笔墨描写了10年的征战和凯旋归来的情景。用“归来见天子……，不知木兰是女郎”，写木兰辞官和与家人团聚的喜悦之情。该诗用叙事的手法，塑造出一位千古传颂的巾帼英雄。另外，大量的汉乐府民歌中沿袭了《诗经》的比兴和铺陈手法。例如，《饮马长城窟行》运用比兴形象生动地表达了思妇之情，发人联想；《白头吟》中以“皑如山上雪，皎若云间月”比喻女子的爱情纯洁；《陌上桑》中用“行者见罗敷，下担捋髭须……耕者忘其犁，锄者忘其锄。”等铺陈夸张，极写罗敷的容貌之美；《十五从军征》中以“兔从狗窦出，雉从梁上飞，中庭生旅谷，井上生旅葵”，烘托荒凉氛围；其艺术效果都很强烈。
居于建安文学领袖地位的是曹操、曹丕、曹植。曹操的诗歌既继承了《诗经》的四言传统和比兴手法，如《龟虽寿》，先以神龟起兴，说生命必有终时；然后，以老骥作比，“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用形象的比喻表达事在人为，人定胜天的朴素观点。曹植的文学成就在三人之中是最大的。他的《野田黄雀行》就是承袭《诗经》比兴手法的佳作：“高树多悲风，海水扬其波。利剑不在掌，结友何须多！不见篱间雀，见鹞自投罗？罗家得雀喜，少年见雀悲。拔剑捎罗网，黄雀得飞飞。飞飞摩苍天，来下谢少年。”曹丕称帝后迫害异己势力，杀死曹植的好友丁仪等人，在诗人无力营救，异常悲愤的情况下写的。全诗用比兴，写得隐晦曲折，诗中用“见鹞自投罗”的黄雀来比喻自己和友人的处境十分危险，幻想有一个“拔剑捎罗网”的少年来解救自己和友人逃出困境，以质朴恳挚的语言，哀怨与激昂交织的情调，表达了对友人遇难无力救援的悲愤心情。
（三）对唐代诗歌创作的影响
初唐的诗坛，摆脱了齐梁诗风的影响，举起了诗坛革新的大旗；至盛唐，诗歌繁荣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晚唐诗歌虽然不及盛唐繁荣，但也出现了杜牧、李商隐等许多著名诗人。唐代诗人的创作，各有其风格和特色，但大部分有艺术成就的诗人，都创造性地继承了《诗经》赋、比、兴的艺术表现手法。
在初唐诗坛上，继初唐“四杰”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之后，陈子昂举起了诗坛革新的大旗，他在其文论《修竹篇序》中对齐梁诗歌“兴寄都绝”提出了批评，并提出了著名的“兴寄”说。所谓“兴寄”，是说诗歌要有充实的内容，言之有物，寄怀深远，因物喻志，托物寄情，这正是《诗经》中弘扬的比兴手法。他自己的《感遇诗》三十八首，就借咏物叙事抒发自己壮志情怀，并且兼有以物喻人，托物喻志，寄托自己对社会政治的主张和见解，是他对自己的“兴寄”主张的最好的实践和最明确的注解。例如，《感遇》其二：“兰若生春夏，芊蔚何青青。幽独空林色，朱蕤冒紫茎。迟迟白日晚，袅袅秋风生。岁华尽摇落，芳意竟何成!”这首托物感怀之作，前四句赞兰若的秀美与幽独，正是写自己的怀才与高洁；后四句感叹兰若的凋谢，是写自己在现实中备受摧残与理想破灭的悲愤。全诗物我融合，寓意深婉，风格清新，生动感人。
李白堪称为大唐盛世的歌手。他的诗歌以蓬勃浪漫的气质表现出无限生机，出色地扭转了初唐以来的诗歌趋势。首先，他的诗歌继承发展了《诗经》的比兴手法。如在《古风》其三十九中，用“梧桐巢燕雀，枳棘栖鸳鸾”，比喻社会不公。再如《古风》其三十七中“群沙秽明珠，众草凌孤芳”和《送裴十八图南归蒿山》中“风吹兰芳折，日没鸟雀喧”，都是用来比喻腐朽黑暗的统治者黑白颠倒，贤愚不分的。其次，他的诗歌屏弃了六朝的浮华文体，追朔至《诗经》赋的本源。有意用“清真”来救“绮丽”之弊，语言直率，即所谓“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如《江夏赠韦南陵冰》：“我且为君捶碎黄鹤楼，君亦为吾倒却鹦鹉洲”。清新自然而又豪气逼人。
晚唐时期的诗坛，李商隐与杜牧并称，号“小李杜”，但李商隐的诗歌成就更高。他的诗虽刻意求深，造成诗意晦涩，但善于运用比兴，写得感情深沉，语言含蓄。例如《锦瑟》：“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这是一首追叙生平、自述身世的诗篇。开头由锦瑟起兴，象征着自己悲凉的一生，引起对华年往事的追忆。古瑟花纹锦绣，声调凄凉。接下来以庄生梦蝶，望帝化鹃的典故比喻自己华年已逝，生如梦幻；继而以沧海遗珠、蓝田韫玉比喻自己怀才不遇、有志难酬，因而怀念哀伤，怅惘无已。另外，《初食笋呈座中》以嫩笋为象征，，抒发对社会的愤慨和自己前途的忧虑；《回中牡丹为雨所败二首》以为雨所败的牡丹象征自己，表现自己的不幸遭遇等等，都是运用比兴手法的佳句。
《诗经》是中国上古文化的诗的总结和艺术的升华，它的赋、比、兴艺术手法生成于中华民族丰厚的文化土壤之中，它对后世作家的影响源远流长。这一影响远远超出了我国古代诗歌创作的界域，还惠及我国古代、现代、乃至当代诸多文学题材的创作，赋、比、兴表现手法在我国文学长河中的延续和发展将是永无止境的。
（转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