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苏轼简介：

苏轼（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字子瞻，又字和仲，号铁冠道人、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苏仙 [1-3]  。汉族，眉州眉山（今属四川省眉山市）人，祖籍河北栾城，北宋文学家、书法家、画家 [4]  。

嘉祐二年（1057年），苏轼进士及第。宋神宗时曾在凤翔、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职。元丰三年（1080年），因“乌台诗案”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宋哲宗即位后，曾任翰林学士、侍读学士、礼部尚书等职，并出知杭州、颍州、扬州、定州等地，晚年因新党执政被贬惠州、儋州。宋徽宗时获大赦北还，途中于常州病逝。宋高宗时追赠太师，谥号“文忠” [4]  。

苏轼是北宋中期的文坛领袖，在诗、词、散文、书、画等方面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其文纵横恣肆；其诗题材广阔，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其词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同是豪放派代表，并称“苏辛” [4]  ；其散文著述宏富，豪放自如，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轼亦善书，为“宋四家”之一；工于画，尤擅墨竹、怪石、枯木等。有《东坡七集》、《东坡易传》、《东坡乐府》等传世。

二、苏轼的命运可以概括为三起三落：

1、“一起”：步入仕途。公元1057年苏东坡22岁时参加科举考试，一举成名天下知。这一年录取进士388人，苏东坡名列第二，他的弟弟苏辙名列第五。他的策论《刑赏忠厚之至论》后来收入《古文观止》，使他名震京师、脱颖而出。考中进士后，苏东坡第一个职务是陕西凤翔府判官，品级不高，从八品，扎扎实实干了将近3年。

被召回朝廷后，他任职史馆(国家图书馆)，在那里读了很多书。神宗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下派到杭州做通判，做了2年零9个月。然后到密州任太守(公元1074年)，当时38岁，属于“年轻干部”。后来又转任徐州太守2年，湖州太守3个月。可以看出，苏东坡步入仕途后，一步一个脚印，逐步被提拔重用。

2、“一落”：大难临头。公元1079年，因为“乌台诗案”，苏东坡被关在御史台审讯130天。乌台就是御史台。为什么叫乌台？唐朝时御史台内有几棵大柏树，乌鸦在上面筑巢，所以把御史台叫乌台，一直沿用下来。

案件是因文字而起的，所以叫“乌台诗案”。宋神宗任用王安石变法，产生了新党与旧党之争。苏东坡反对变法，站在旧党一边。李定和舒亶等人千方百计迫使宋神宗给他定罪。政敌一心想置他于死地，但神宗一时举棋不定，太祖早有誓约，除叛逆谋反罪外，一概不杀重臣、不杀士大夫。宋神宗又特别爱惜人才，所以就用了一个折中的办法，贬。

贬到哪里去呢?黄州。黄州当时是下等州，贫穷落后。长江自北向南折向东绕城而过，巴河自北向南注入长江，长江和巴河一起把黄州围得像一口井，苏东坡说：“黄州真在井底”，相信是有感而发的。但苏东坡毕竟人才难得，宋神宗也不想太亏待他。好在黄州离开封不远，基本生活还有保障，就把他贬到这里来了。

3、 “二起”：东山再起。公元1085年4月，宋神宗驾崩，年仅10岁的哲宗继位，英宗皇后也就是皇太后摄政，尽废王安石新法，史称“元祐更化”。任用司马光为宰相，也使苏东坡青云直上。先任登州太守，到任5天就被召回京城，官至翰林学士知制诰。短短17个月时间，苏东坡从戴罪之身的从八品升到正三品，跃升了12个官阶。

4、“二落”：知难而退。太后和司马光全盘否定王安石的新法，苏东坡坚持原则，反对全盘否定。因与太后和司马光政见不合，苏东坡觉得不开心，一再主动请辞外放。公元1089年7月至公元1091年2月，出任杭州太守1年零7个月。

5、“三起”：再回朝廷。苏东坡公元1091年3月回朝，当了7个月的吏部尚书，然后出任颍州、扬州太守，再任兵部尚书1个月、礼部尚书9个月。从苏东坡频繁的上下左右调动，反映了朝廷当时极端矛盾的心态。一方面，太后对苏东坡极为赏识，希望他作为与新党制衡的政治力量;另一方面又恨铁不成钢，对苏东坡爱也不是、恨也不是。

6、“三落”：一贬再贬。公元1093年9月，太后驾崩，18岁的哲宗亲政。哲宗的心灵已经有些扭曲，太后摄政时，他基本上是个局外人，大事小事与他无关。他很郁闷，刚一亲政，就变本加厉地进行政治反扑，无情打击“元祐党人”。先把苏东坡降为定州太守，赶出京城;上任1个月又被贬到遥远的惠州，在那里住了2年零6个月;再贬，被贬到更远的儋州，就是今天的天涯海角。

扩展资料：

一、苏轼文学成就

1、词作

苏轼在词的创作上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就一种文体自身的发展而言，苏词的历史性贡献又超过了苏文和苏诗。苏轼继柳永之后，对词体进行了全面的改革，最终突破了词为“艳科”的传统格局，提高了词的文学地位，使词从音乐的附属品转变为一种独立的抒情诗体，从根本上改变了词史的发展方向。

苏轼对词的变革，基于他诗词一体的词学观念和“自成一家”的创作主张。自晚唐、五代以来，词一直被视为“小道”。柳永虽然一生专力写词，推进了词体的发展，但却未能提高词的文学地位。而苏轼首先在理论上破除了诗尊词卑的观念。

他认为诗词同源，本属一体，词“为诗之苗裔”，诗与词虽有外在形式上的差别，但它们的艺术本质和表现功能应是一致的。因此他常常将诗与词相提并论，由于他从文体观念上将词提高到与诗同等的地位，这就为词向诗风靠拢、实现词与诗的相互沟通渗透提供了理论依据。

为了使词的美学品位真正能与诗并驾齐驱，苏轼还提出了词须“自是一家”的创作主张。此处的“自是一家”之说，是针对不同于柳永词的“风味”而提出的，其内涵包括：追求壮美的风格和阔大的意境，词品应与人品相一致，作词应像写诗一样，抒发自我的真实性情和独特的人生感受。

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其文如其为人”（《答张文潜县丞书》），在词的创作上自成一家。苏轼一向以文章气节并重，在文学上则反对步人后尘，因而他不满意秦观“学柳七作词”而缺乏“气格”。

扩大词的表现功能，开拓词境，是苏轼改革词体的主要方向。他将传统的表现女性化的柔情之词为扩展为表现男性化的豪情之词，将传统上只表现爱情之词扩展为表现性情之词，使词像诗一样可以充分表现作者的性情怀抱和人格个性。苏轼让充满进取精神、胸怀远大理想、富有激情和生命力的仁人志士昂首走入词世界，改变了词作原有的柔软情调，开启了南宋辛派词人的先河。

与苏诗一样，苏词中也常常表现对人生的思考。这种对人生命运的理性思考，增强了词境的哲理意蕴。苏轼虽然深切地感到人生如梦，但并未因此而否定人生，而是力求自我超脱，始终保持着顽强乐观的信念和超然自适的人生态度。

苏词比较完整地表现出作者由积极转而矛盾苦闷，力求超脱自适而不断追求的心路历程和他疏狂浪漫、多情善思的个性气质。继柳永、欧阳修之后，苏轼进一步使词作中的抒情人物形象与创作主体由分离走向同一。

苏词既向内心的世界开拓，也朝外在的世界拓展。不同于晚唐、五代文人词所表现的狭小的生活场景，苏轼不仅在词中大力描绘了作者日常交际、闲居读书及躬耕、射猎、游览等生活场景，而且进一步展现了大自然的壮丽景色。

苏轼用自己的创作实践表明：词是无事不可写，无意不可入的。词与诗一样，具有充分表现社会生活和现实人生的功能。由于苏轼扩大了词的表现功能，丰富了词的情感内涵，拓展了词的时空场景，从而提高了词的艺术品味，把词堂堂正正地引入文学殿堂，使词从“小道”上升为一种与诗具有同等地位的抒情文体。

“以诗为词”的手法则是苏轼变革词风的主要武器。所谓“以诗为词”，是将诗的表现手法移植到词中。苏词中较成功的表现有用题序和用典故两个方面。

有了词题和词序，既便于交代词的写作时地和创作缘起，也可以丰富和深化词的审美内涵。在词中大量使事用典，也始于苏轼。词中使事用典，既是一种替代性、浓缩性的叙事方式，也是一种曲折深婉的抒情方式。苏词大量运用题序和典故，丰富和发展了词的表现手法，对后来词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从本质上说，苏轼“以诗为词”是要突破音乐对词体的制约和束缚，把词从音乐的附属品变为一种独立的抒情诗体。苏轼写词，主要是供人阅读，而不求人演唱，故注重抒情言志的自由，虽也遵守词的音律规范而不为音律所拘。正因如此，苏轼作词时挥洒如意，即使偶尔不协音律规范也在所不顾。

也正是如此，苏词像苏诗一样，表现出丰沛的激情，丰富的想象力和变化自如、多姿多彩的语言风格。虽然苏轼现存的三百六十二首词中，大多数词的风格仍与传统的婉约柔美之风比较接近，但已有相当数量的作品体现出奔放豪迈、倾荡磊落如天风海雨般的新风格，如《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

在两宋词风转变过程中，苏轼是关键人物。王灼《碧鸡漫志》说：“东坡先生非心醉于音律者，偶尔作歌，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笔者始知自振。”强化词的文学性，弱化词对音乐的依附性，是苏轼为后代词人所指出的“向上一路”。后来的南渡词人和辛派词人就是沿着此路而进一步开拓发展的。

2、诗作

苏轼对社会的看法和对人生的思考都毫无掩饰地表现在其文学作品中，其中又以诗歌最为淋漓酣畅。在二千七百多首苏诗中，干预社会现实和思考人生的题材十分突出。

苏轼对社会现实中种种不合理的现象抱着“一肚皮不入时宜”的态度，始终把批判现实作为诗歌的重要主题。更可贵的是，苏轼对社会的批判并未局限于新政，也未局限于眼前，他对封建社会中由来已久的弊政、陋习进行抨击，体现出更深沉的批判意识。

苏轼一生宦海浮沉，奔走四方，生活阅历极为丰富。他善于从人生遭遇中总结经验，也善于从客观事物中见出规律。在他眼中，极平常的生活内容和自然景物都蕴含着深刻的道理，如《题西林壁》和《和子由渑池怀旧》两诗。

在这些诗中，自然现象已上升为哲理，人生的感受也已转化为理性的反思。尤为难能可贵的是，诗中的哲理是通过生动、鲜明的艺术意象自然而然地表达出来，而不是经过逻辑推导或议论分析所得。这样的诗歌既优美动人，又饶有趣味，是名副其实的理趣诗。

“不识庐山真面目”和“雪泥鸿爪”一问世即流行为成语，说明苏轼的理趣诗受到普遍喜爱。苏诗中类似的作品还有很多，如《泗州僧伽塔》、《饮湖上初晴后雨》、《慈湖夹阻风》等。苏轼极具灵心慧眼，所以到处都能发现妙理新意。

深刻的人生思考使苏轼对沉浮荣辱持有冷静、旷达的态度，这在苏诗中有充分的体现。苏轼在逆境中的诗篇当然含有痛苦、愤懑、消沉的一面，但苏轼更多的诗则表现了对苦难的傲视和对痛苦的超越。

苏轼学博才高，对诗歌艺术技巧的掌握达到了得心应手的纯熟境界，并以翻新出奇的精神对待艺术规范，纵意所如，触手成春。而且苏诗的表现能力是惊人的，在苏轼笔下几乎没有不能入诗的题材。

以“元祐”诗坛为代表的北宋后期是宋诗的鼎盛时期，苏轼与王安石、黄庭坚、陈师道等人的创作将宋诗艺术推向了高峰。就风格个性的突出、鲜明而言，王、黄、陈三家也许比苏轼诗更引人注目。然而论创作成就，则苏轼无疑是北宋诗坛上第一大家。在题材的广泛、形式的多样和情思内蕴的深厚这几个维度上，苏诗都是出类拔萃的。

更重要的是，苏轼具有较强的艺术兼容性，他在理论上和创作中都不把某一种风格推到定于一尊的地位。这样，苏轼虽然在创造宋诗生新面貌的过程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他基本上避免了宋诗尖新生硬和枯燥乏味这两个主要缺点。所以苏轼在总体成就上实现了对同时代诗人的超越，成为最受后代广大读者欢迎的宋代诗人。

3、文章

苏轼的文学思想是文、道并重。他推崇韩愈和欧阳修对古文的贡献，都是兼从文、道两方面着眼的。但是苏轼的文道观在北宋具有很大的独特性。首先，苏轼认为文章的艺术具有独立的价值，如“精金美玉，文章并不仅仅是载道的工具，其自身的表现功能便是人类精神活动的一种高级形态。

其次，苏轼心目中的“道”不限于儒家之道，而是泛指事物的规律。所以苏轼主张文章应像客观世界一样，文理自然，姿态横生。他提倡艺术风格的多样化和生动性，反对千篇一律的统一文风，认为那样会造成文坛“弥望皆黄茅白苇”般的荒芜。

正是在这种独特的文学思想指导下，苏轼的散文呈现出多姿多彩的艺术风貌。他广泛地从前代的作品中汲取艺术营养，其中最重要的渊源是孟子和战国纵横家的雄放气势、庄子的丰富联想和自然恣肆的行文风格。苏轼确实具有极高的表现力，在他笔下几乎没有不能表现的客观事物或内心情思。

苏文的风格则随着表现对象的不同而变化自如，像行云流水一样的自然、畅达。韩愈的古文依靠雄辩和布局、蓄势等手段来取得气势的雄放，而苏文却依靠挥洒如意、思绪泉涌的方式达到了同样的目的。苏文气势雄放，语言却平易自然，这正是宋文异于唐文的特征之一。

苏轼擅长写议论文。他早年写的史论有较浓的纵横家习气，有时故作惊人之论而不合义理，如《贾谊论》责备贾谊不知结交大臣以图见信于朝廷，《范增论》提出范增应为义帝诛杀项羽。但也有许多独到的见解，如《留侯论》谓圯上老人是秦时的隐君子，折辱张良是为了培育其坚忍之性；《平王论》批评周平王避寇迁都之失策，见解新颖而深刻，富有启发性。

这些史论在写作上善于随机生发，翻空出奇，表现出高度的论说技巧，成为当时士子参加科场考试的范文，所以流传极广。苏轼早年的政论文也有类似的风格特点，但随着阅历的加深，纵横家的习气遂逐渐减弱，例如元祐以后所写的一些奏议，内容上有的放矢，言词则剀切沉着，接近于贾谊、陆贽的文风。

史论和政论虽然表现出苏轼非凡的才华，但杂说、书札、序跋等议论文，更能体现苏轼的文学成就。这些文章同样善于翻新出奇，但形式更为活泼，议论更为生动，而且往往是夹叙夹议，兼带抒情。它们以艺术感染力来加强逻辑说服力，所以比史论和政论更加具备美文的性质。

苏轼的叙事记游之文，叙事、抒情、议论三种功能更是结合得水乳交融。

由于苏轼作文以“辞达”为准则，所以当行即行，当止就止，很少有芜词累句，这在他的笔记小品中表现得最为突出。如《记承天夜游》，全文仅八十余字，但意境超然，韵味隽永，为宋代小品文中的妙品。

苏轼的辞赋和四六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他的辞赋继承了欧阳修的传统，但更多地融入了古文的疏宕萧散之气，吸收了诗歌的抒情意味，从而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创作了《赤壁赋》和《后赤壁赋》这样的名篇。《赤壁赋》沿用赋体主客问答、抑客伸主的传统格局，抒写了自己的人生哲学，同时也描写了长江月夜的幽美景色。全文骈散并用，情景兼备，堪称优美的散文诗。

苏轼甚至在四六中也同样体现出行云流水的风格，他在翰林院任职时所拟的制诰曲赡高华，浑厚雄大，为台阁文字中所罕见。他遭受贬谪后写的表启更是真切感人，是四六体中难得的性情之作。

苏轼的散文在宋代与欧阳修、王安石齐名，但如果单从文学的角度来看，则苏文无疑是宋文中成就最高的一家。

二、艺术成就

1、书法

苏轼擅长写行书、楷书，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为“宋四家”。他曾经遍学晋、唐、五代的各位名家之长，再将王僧虔、徐浩、李邕、颜真卿、杨凝式等名家的创作风格融会贯通后自成一家。

他曾自称：“我书造意本无法”、“自出新意，不践古人”。黄庭坚称他：“早年用笔精到，不及老大渐近自然。”这说明苏轼一生屡经坎坷，致使他的书法风格跌宕。存世作品有《赤壁赋》、《黄州寒食诗》和《祭黄几道文》等帖。

2、绘画

苏轼擅长画墨竹，且绘画重视神似，主张画外有情，画要有寄托，反对形似，反对程序的束缚，提倡“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而且明确地提出了“士人画”的概念，对以后“文人画”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其作品有《古木怪石图卷》、《潇湘竹石图卷》等。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苏轼

蘇轼（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眉州眉山（今四川省眉山市）人，北宋时著名的文学家、政治家、艺术家、医学家。字子瞻，一字和仲，号东坡居士、铁冠道人。嘉佑二年进士，累官至端明殿学士兼翰林学士，礼部尚书。南宋理学方炽时，加赐諡号文忠，复追赠太师。有《东坡先生大全集》及《东坡乐府》词集传世，宋人王宗稷收其作品，编有《蘇文忠公全集》。
姓：蘇
名：轼
字：子瞻、和仲
号：东坡居士
出生：宋仁宗景祐三年十二月十九日，1037年1月8日，成都府路眉州。
婚年：1054年、1069年。
逝世：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七月二十八日，1101年8月24日（64岁），两浙路常州。
諡号：文忠
父亲：蘇洵
母亲：程氏
元配：王弗
继室：王闰之
侧室：王朝云
元配之父：王方
继室之父：王介
同胞兄弟：蘇景先、蘇辙。
同胞姊妹：蘇氏、蘇氏、蘇八娘。
嫡子：蘇迈（母王弗）、蘇迨（母王闰之）、蘇过（母王闰之）。
庶子：蘇遁（母王朝云）。

苏轼生于四川眉山，从小聪明伶俐，年少与父亲兄弟去参加科考，高中，对当时的太学体给予抨击，名噪一时，后任凤翔通判，在当地做了不少有利于民的举措，正要调回京城任职期间父亲去世，不得已回老家守孝三年，回来后即赶上王安石变法，因反对其中弊端，苏轼被排挤，自请外放至杭州，后又到密州，救弃婴，期间写下了著名的《江城子·密州出猎》和《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词，后又到徐州，在那里领导民兵抗击洪水，后又到湖州，此时朝廷中的新派担心苏轼崛起，便收集苏轼诗词，强硬的套上反对新法、对皇上不恭的帽子，于是乌台诗案发生，苏轼逃过死结但是被贬黄州，在此，他的心智完全开化，以旷古的胸襟名世，写下了著名的前后《赤壁赋》及《念奴娇·赤壁怀古》，再后来神宗驾崩，高太后打压新党，旧党重新被启用，苏轼也恢复声誉，还京授官，但是他反对旧派对新派的全盘否定，又触及了旧党的利益，又被排挤到了杭州，在杭州疏通河道，才有了现在的西湖美景，后有辗转很多地方，高太后去世后，哲宗即位再次启用新党，苏轼再次被贬瘴气之地的岭南惠州，写下了“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的诗句，苏轼近60岁被贬海南岛，这里民风尚未开化，条件艰苦，但是苏轼依旧豁达，在这里办私塾，传播知识文化，在这里培养了海南岛历史第一个举人姜唐佐。哲宗去世后，徽宗大赦天下，苏轼终于得以返回大陆，但是病死于常州。苏轼的晚年写了一首诗“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反嘲的口吻写下了他一生的“不合时宜”。总的来说，苏轼的一生是传奇的一生，他是当时的文坛领袖，全国第一偶像，史上第一全才，他还是一个慈善家、美食家、品酒师，他还是一个与民同乐、每到一处都为百姓做好事做实事的好官，还是一个待人真诚的人，胸怀宽广，对生活充满热爱，等等等等，这些都不足以形容完整的苏轼。

　　苏轼（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苏仙。汉族，北宋眉州眉山（今属四川省眉山市）人，祖籍河北栾城，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画家。
　　早年经历
　　苏轼于宋仁宗景祐三年十二月十九日（1037年1月8日）出生于眉州眉山，是初唐大臣苏味道之后。苏轼的祖父是苏序，表字仲先，祖母史氏。苏轼的父亲苏洵，即《三字经》里提到的“二十七，始发奋”的“苏老泉”。苏洵发奋虽晚，但是很用功。苏轼其名“轼”原意为车前的扶手，取其默默无闻却扶危救困，不可或缺之意。苏轼生性放达，为人率真，深得道家风范。好交友，好美食，创造许多饮食精品， 好品茗，亦雅好游山林。
　　进京应试
　　嘉祐元年（1056年），苏轼首次出川赴京，参加朝廷的科举考试。苏洵带着二十一岁的苏轼，十九岁的苏辙，自偏僻的西蜀地区，沿江东下，于嘉祐二年（1057年）进京应试。当时的主考官是文坛领袖欧阳修，小试官是诗坛宿将梅尧臣。这两人正锐意诗文革新，苏轼那清新洒脱的文风，一下子把他们震动了。策论的题目是《刑赏忠厚之至论》，苏轼的《刑赏忠厚之至论》获得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却因欧阳修误认为是自己的弟子曾巩所作，为了避嫌，使他只得第二。苏轼在文中写道：“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欧、梅二公既叹赏其文，却不知这几句话的出处。及苏轼谒谢，即以此问轼，苏轼答道：“何必知道出处！”欧阳修听后，不禁对苏轼的豪迈、敢于创新极为欣赏，而且预见了苏轼的将来：“此人可谓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
　　名动京师
　　在欧阳修的一再称赞下，苏轼一时声名大噪。他每有新作，立刻就会传遍京师。当父子名动京师、正要大展身手时，突然传来苏轼苏辙的母亲病故的噩耗。二兄弟随父回乡奔丧。嘉祐四年十月守丧期满回京，嘉祐六年（1061年），苏轼应中制科考试，即通常所谓的“三年京察”，入第三等，为“百年第一”，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四年后还朝判登闻鼓院。治平二年，苏洵病逝，苏轼、苏辙兄弟扶柩还乡，守孝三年。三年之后，苏轼还朝，震动朝野的王安石变法开始了。苏轼的许多师友，包括当初赏识他的恩师欧阳修在内，因反对新法与新任宰相王安石政见不合，被迫离京。朝野旧雨凋零，苏轼眼中所见，已不是他二十岁时所见的“平和世界”。
　　自请出京
　　熙宁四年（1071年）苏轼上书谈论新法的弊病。王安石很愤怒，让御史谢景在皇帝跟前说苏轼的过失。苏轼于是请求出京任职：熙宁四年至熙宁七年（1074年）被派往杭州任通判、熙宁七年秋调往密州（山东诸城）任知州、熙宁十年（1077年）四月至元丰二年（1079年）三月在徐州任知州、元丰二年四月调往湖州任知州。革新除弊，因法便民，颇有政绩。
　　乌台诗案
　　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四十三岁，调任湖州知州。上任后，他即给皇上写了一封《湖州谢表》，这本是例行公事，但苏轼是诗人，笔端常带感情，即使官样文章，也忘不了加上点个人色彩，说自己“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这些话被新党抓了辫子，说他是“愚弄朝，妄自尊大”，说他“衔怨怀怒”，“指斥乘舆”，“包藏祸心”，讽刺政府，莽撞无礼，对皇帝不忠，如此大罪可谓死有余辜了。他们从苏轼的大量诗作中挑出他们认为隐含讥讽之意的句子，一时间，朝廷内一片倒苏之声。这年七月二十八日，苏轼上任才三个月，就被御史台的吏卒逮捕，解往京师，受牵连者达数十人。这就是北宋著名的“乌台诗案”（乌台，即御史台，因其上植柏树，终年栖息乌鸦，故称乌台）。
　　乌台诗案这一巨大打击成为他一生的转折点。新党们非要置苏轼于死地不可。救援活动也在朝野同时展开，不但与苏轼政见相同的许多元老纷纷上书，连一些变法派的有识之士也劝谏神宗不要杀苏轼。王安石当时退休金陵，也上书说：“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在大家努力下，这场诗案就因王安石“一言而决”，苏轼得到从轻发落，贬为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本州安置，受当地官员监视。苏轼坐牢103天，几次濒临被砍头的境地。幸亏北宋时期在太祖赵匡胤年间既定下不杀士大夫的国策，苏轼才算躲过一劫。
　　被贬黄州
　　出狱以后，苏轼被降职为黄州（今湖北黄冈市）团练副使（相当于现代民间的自卫队副队长）。这个职位相当低微，并无实权，而此时苏轼经此一役已变得心灰意冷，苏轼到任后，心情郁闷，曾多次到黄州城外的赤壁山游览，写下了《赤壁赋》、《后赤壁赋》和《念奴娇·赤壁怀古》等千古名作，以此来寄托他谪居时的思想感情。于公余便带领家人开垦城东的一块坡地，种田帮补生计。“东坡居士”的别号便是他在这时起的。
　　东山再起
　　1084年（元丰七年），苏轼离开黄州，奉诏赴汝州就任。由于长途跋涉，旅途劳顿，苏轼的幼儿不幸夭折。汝州路途遥远，且路费已尽，再加上丧子之痛，苏轼便上书朝廷，请求暂时不去汝州，先到常州居住，后被批准。当他准备要南返常州时，神宗驾崩。常州一带水网交错，风景优美。他在常州居住，既无饥寒之忧，又可享美景之乐，而且远离了京城政治的纷争，能与家人、众多朋友朝夕相处。于是苏东坡终于选择了常州作为自己的终老之地。
　　1085年，宋哲宗即位，高太后以哲宗年幼为名，临朝听政，司马光重新被启用为相，以王安石为首的新党被打压。苏轼复为朝奉郎知登州（蓬莱）。四个月后，以礼部郎中被召还朝。在朝半月，升起居舍人，三个月后，升中书舍人，不久又升翰林学士知制诰，知礼部贡举。当苏轼看到新兴势力拼命压制王安石集团的人物及尽废新法后，认为其与所谓“王党”不过一丘之貉，再次向皇帝提出谏议。他对旧党执政后，暴露出的腐败现象进行了抨击，由此，他又引起了保守势力的极力反对，于是又遭诬告陷害。苏轼至此是既不能容于新党，又不能见谅于旧党，因而再度自求外调。
　　筑建苏堤
　　元祐四年（1089年），苏轼任龙图阁学士知杭州。由于西湖长期没有疏浚，淤塞过半，“崶台平湖久芜漫，人经丰岁尚凋疏”，湖水逐渐干涸，湖中长满野草，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苏轼来杭州的第二年率众疏浚西湖，动用民工20余万，开除葑田，恢复旧观，并在湖水最深处建立三塔（今三潭映月）作为标志。他把挖出的淤泥集中起来，筑成一条纵贯西湖的长堤，堤有6桥相接，以便行人，后人名之曰“苏公堤”，简称“苏堤”。苏堤在春天的清晨，烟柳笼纱，波光树影，鸟鸣莺啼，是著名的西湖十景之一“苏堤春晓”。
　　“东坡处处筑苏堤”，苏轼一生筑过三条长堤。苏轼被贬颍州（今安徽阜阳）时，对颍州西湖也进行了疏浚，并筑堤。绍圣元年（1094年），苏轼被贬为远宁军节度副使，惠州（今广东惠阳）安置。年近6旬的苏轼，日夜奔驰，千里迢迢赴贬所，受到了岭南百姓热情的欢迎。苏轼把皇帝赏赐的黄金拿出来，捐助疏浚西湖，并修了一条长堤。为此，“父老喜云集，箪壶无空携，三日饮不散，杀尽村西鸡”，人们欢庆不已。如今，这条苏堤在惠州西湖入口处，像一条绿带，横穿湖心，把湖一分为二，右边是平湖，左边是丰湖。
　　流落儋州
　　苏轼在杭州过得很惬意，自比唐代的白居易。但元祐六年（1091年），他又被召回朝。但不久又因为政见不合，元祐六年八月调往颍州任知州、元祐七年（1092年）二月任扬州知州、元祐八年（1093年）九月任定州知州。元祐八年高太后去世，哲宗执政，新党再度执政，绍圣元年（1094年）六月，别为宁远军节度副使，再次被贬至惠阳（今广东惠州市）。
　　绍圣四年（1097年），年已62岁的苏轼被一叶孤舟送到了徼边荒凉之地海南岛儋州（今海南儋县）。据说在宋朝，放逐海南是仅比满门抄斩罪轻一等的处罚。他把儋州当成了自己的第二故乡，“我本儋耳氏，寄生西蜀州”。他在这里办学堂，介学风，以致许多人不远千里，追至儋州，从苏轼学。在宋代100多年里，海南从没有人进士及第。但苏轼北归不久，这里的姜唐佐就举乡贡。为此苏轼题诗：“沧海何曾断地脉，珠崖从此破天荒。”人们一直把苏轼看作是儋州文化的开拓者、播种人，对他怀有深深的崇敬。在儋州流传至今的东坡村、东坡井、东坡田、东坡路、东坡桥、东坡帽等等，表达了人们的缅怀之情，连语言都有一种“东坡话”。
　　最后结局
　　徽宗即位后，苏轼被调廉州安置、舒州团练副使、永州安置。元符三年四月（1100年）大赦，复任朝奉郎，北归途中，于建中靖国元年七月二十八日（1101年8月24日）卒于常州（今属江苏）。葬于汝州郏城县（今河南郏县），享年六十五岁。苏轼留下遗嘱葬汝州郏城县钧台乡上瑞里。次年，其子苏过遵嘱将父亲灵柩运至郏城县安葬。 宋高宗即位后，追赠苏轼为太师，谥为“文忠”。

是曲折的，但也是伟大而光辉的，后人仰而不及呀

　　苏东坡，即苏轼，为北宋文学家，书画家，“大江东去”和“千里共婵娟”的作者与父苏洵，弟苏辙和称“三苏”，也是文学史上所称的唐宋八大家之一。苏东坡在政治上恪守传统礼法，而又有改4革弊政的抱负，故在仕途上多经坎坷。他性格豪迈，诗词汪洋恣肆，清新豪健，开创豪放一派。他心胸坦荡，在书法上虽取法古人，却又能自创新意，充满了天真烂漫的趣味。同时，他善绘画，喜作枯木怪石。苏东坡自称平生有三不如人的事情，即喝酒，下棋及唱曲子，但他的诗文、书、画却名垂后世。
　　一，书香世家
　　苏轼，字子瞻，又宇和仲，自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县)人，生于北宋中期，即仁宗景佑三年十二月十九日。母程氏是大里氏木(相当于最高法院院长)程文应的女儿，书香门第出身，因从小耳闻目染，故品德、学识都相当好，苏轼很幸运有这样的母亲，因此他能够受到良好的家教。祖父苏洵等人对他的出世都感到欣喜不已。三年后其弟苏辙也诞生了。如果依照苏洵编纂的"苏氏族谱"记载，苏家的祖先最远可以追溯到唐朝的著名文人苏味道，然而真相难以确定，但可证实苏轼的祖先可追溯到五代前的苏斩。
　　苏轼的父亲苏洵志在科举，然而他开始做学问的时间太晚了，大约是在苏轼出生后的时期，他己经年过而立，结果是屡试不中，只能感叹自己怀才不遇，因此他对苏轼、苏辙两兄弟的期望很大。苏轼出生后不久，苏洵便到京都去游学，所以苏轼一直到八岁都没有受到过父亲的言传身教。他最早由母亲启蒙，后来因程氏深信道教，便命他拜天庆观道士张易简为老师，与镇上的百余名幼童一起学习。苏轼和其后成为当地小吏的陈太初经常受到私垫先生的褒奖。当时中国官宦人家的子弟通常是聘请家庭教师在家传授学业，苏轼与镇上的孩童并坐读书的道观私垫则是非常平凡的庶民教育场所。在私垫里就读的孩童都是商人和农民子弟，苏拭在私垫里度过了童年，这培养了他的庶民性格，对他日后的为官做人有很大的益处。
　　苏轼在天庆观的私垫里读了三年，十岁时母亲教他念《后汉书》，读到《范傍传》时，他感慨很深。不自觉地就叹息起来，并对母亲说:"做儿子的如果也像范谤，母亲高兴不高兴?"程氏说:"你如果真能像范谤一样，我难道不能像范谤的母亲一样感到光荣吗？由于苏轼从小天资聪颖，因此他在母亲的教导下进步的非常快。
　　二、名震京城
　　苏轼在二十岁前一直在故乡眉山专心学习。仁宗嘉枯元年(公元1056年)，他同其弟苏辙在父亲的陪伴下初次离开眉山，并赶赴京城参加科举考试。这一年顺利地考上预备考试的两兄弟，又一起参加第二年春季的科举，苏轼一举进士及第。此次科举考试的知贡举(监考官)是当时著名的文坛领袖欧阳修及梅尧臣，欧阳修一心提倡古文，以挽救当时文坛浮华不实的流弊，当他读到苏轼的《刑赏忠厚之至论》的文章时，十分惊讶，以为是自己的学生曾巩的作品，本来想取第一名的，考虑很久，为了避偏袒之嫌，终于取了第二名(后来原先应是第二的曾巩，反倒成了第一。)，苏轼的春秋对义则考了第一。殿试(皇帝亲自口试)时，他献上二十五篇进策，很得仁宗皇帝的欣赏，于是将苏轼评为翰林学士。欧阳修当时对人说:"吾当避此人，出一头地。"意即"我要避开他，好让他出人头地"，可见欧阳修当时拨摺后进的爱心。后来，苏轼及苏辙均拜欧阳修为师。
　　东坡在赴京考试以前，已经在家乡结了婚。苏轼母亲程氏，在嘉佑二年四月生病去世，苏家嘉佑四年，丧期已满，父子三人再度塔船循泯江、长江水路赴京都。嘉佑六年，苏轼、苏辙二人在恩师欧阳修推荐下参加制科考试，这一年举行的是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谦科的考试。苏轼以三等、苏辙以四等的成绩分别考中人选。制科的成绩分为五等考核，在宋朝尚无以一、二等的成绩考中之例，通常都以三等为最高分。相传当时仁宗曾满心喜悦地向皇后曹氏说道:"肤为子孙得两宰相。"仁宗所说的两人就是指苏轼和苏辙。苏家两兄弟一心所期待的就是有朝一日能登上宰相之位，他们的亲苏洵也为此欣喜不已。
　　嘉佑六年十一月十九日，苏轼出任签书凤翔府判官事，也就是知府的助理官，相当于副知府。去上任时，苏辙一路送到京都外城通往西边的郑新门才依依不舍地与兄长分手道别。后来苏轼把当时所作的一首《留别诗》收集在自编《东坡集》四十卷的卷首，表示这首诗是自己的处女作。
　　他在凤翔府判官任内的第二年春，由于很长时间不下雨，严重的旱灾使百姓们生活困难。后来奉上级的命令到太白山上求雨。后来果然下雨了，于是就在扶风官舍的北边筑了一个亭子，名?quot;喜雨亭"，他也有感而发的为这件事作了"喜雨亭记"，并以轻快的笔调抒发了久旱得雨的喜悦心情。
　　三、反对变法
　　英宗继位以后，韩琦做了山陵使，他表面上爱护苏轼，其实有点妒忌他的才华，所以苏轼办事格外小心。为了应付山陵的需要，他编了不少木筏、竹筏，想顺渭水东下，可是水太浅，木筏便停滞住了，他非常着急，花了五个月的时间才设法运出。后来又碰上西夏人侵，边境上的老百姓非常恐慌，他日夜奔波，供应军粮民食，十分的辛苦。
　　除了疲于工作，苏轼还得应付官场上的种种关系。由于之前所学的圣贤教诲与政治现实差距甚远，作为一位初任官职的热血青年，他感到无比的忧虑。英宗治平二年(公元1065年)冬，凤翔的任期届满后，苏轼迫不及待地奔回了父亲及弟弟居住的都城开封。不料翌年他深爱的妻子死了(妻子王弗，是本乡贡进士的女儿，知书识礼，能诗能文，十六岁嫁给东坡，后来生下儿子苏迈，可惜红颜薄命，二十七岁就死了)，不到一年，父亲也跟着去世，带着沉重的心情，苏轼乘船运送父亲及妻子的灵枢回到了故乡眉山。
　　熙宁元年，神宗即位，服满了丧期的苏轼离开故乡。翌年，出任监官浩院(掌管官吏辞令书的官)。此时，政治上己有了新的局面，神宗为挽救面临困境的国家财政，任用王安石为相，并推行其所提倡的新法。苏轼的政治思想较为保守，他虽不满当时的社会现状，但也不完全支持王安石的改革思想，他认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法制，而在于吏治，他希望能以较缓和的方式改革，若要变法，也应逐步进行，而非如王安石的变法般地急于求利。所以他不断上书神宗，呈奏《议学校与贡举札子》、《谏买浙灯状》，后又上《上皇帝书》及《万言书》，但都未被神宗接受。苏轼因而成为当时反对王安石等新法派中的旧法派的一员，在政治上受到了排挤。甚至还有人诬告苏轼贩卖私盐。
　　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年方三十六岁的苏轼见变法大局已定，反对也没有用，并且他也不愿意陷人宗派斗争的旋涡中，便请调杭州（今浙江省杭州市)，但心中不免有些难过和挫败感。
　　杭州是个风景秀丽之地，苏轼在办完公务后，便四处游玩，以解烦忧。他在此地不但结识了许多知交，也作了不少的诗歌，如著名的《饮湖上初晴后雨》、《六月二十七日于望湖楼醉书》等。政治上的挫败反而促使东坡以诗人的身份，体验了更丰富的人生，从此开拓了一片更宽广的文学领域。
　　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苏轼自愿调任密州(今山东省诸城县)，那儿离苏辙任职的济南很近。他在密州也作了许多烩炙人口的文学名作，如《超然台记》、《水调歌头·中秋怀子由》、《江城子·密州出猎》等。
　　四，漂泊流离
　　苏轼后来被调任到徐州(今江苏省铜山县)、湖州(今浙江省吴兴县)。神宗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在他移任湖州的第三个月，有一天，突然闯进一位朝廷钦差，不容分说便把他捉拿进京，原来是一群和苏轼有嫌隙的御史，为了讨好王安石，便指称他在诗文中歪曲事实，诽谤朝廷，并请皇上下令司法官员判他的罪。不久，苏轼就被送人狱中，这就是著名的"乌台诗案"。
　　苏轼在杭州作通判时的确作了不少诗讽刺新法，譬如《山村五绝》的第四首:"杖黎裹饭去匆匆，过眼青钱转手空。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这首诗就是讽刺青苗法的执行不力，官吏强迫农民借钱，然后又在当地开设赌场、妓院，把钱捞回来的丑恶行径。但这毕竟是诗，本不应构成罪状，但是围绕新法所进行的严肃的政治斗争己演变成争权夺利的宗派斗争，苏轼的诗得罪了那些青云直上的新贵，就难免获罪。
　　对苏轼的审问进行了一百多天，苏轼的政敌李定等人，千方百计罗织罪名，妄图把苏轼置于死地，他们的卑鄙行为引起了很多人的不满。
　　除湖州、杭州等地的百姓请和尚念经为苏轼祈福外，前太子少师(太子的老师)张方平、前吏部侍郎范镇替他上疏求情，于是情势缓和下来。再加上神宗原本就喜爱他的文学，又有生病的曹太后(神宗祖母)为他说情，最后只定了苏轼"讥讽政事"之罪。是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神宗皇帝判他流放黄州(今湖北省黄冈县)，苏轼终于免于一死。
　　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苏轼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刚到黄州，生活困难、没有薪傣，连住的地方都成问题。后来，只好暂居定惠院里，天天和僧人一起吃饭，一家大小靠仅剩的钱节俭过活。老友马正卿实在看不过去，替他请得可城东营防废地数十亩，让他耕种、造屋。他汗流陕背地在东坡上辛勤耕作，妻子王氏则在一旁打下手，夫妻二人同甘共苦。
　　由于苏轼亲自在东坡开荒种地，所以便对这个曾经长满荒草的地方产生了深厚的感情，他赞扬这东坡如同山石般坎坷坚硬的道路，要自己也必须不避艰险、乐观地在人生坎坷的道路上前行。他把东坡看做是自己个性的象征。辛苦一年后，苏轼在东坡旁筑了一间书斋，命其名为"东坡雪堂"，从此自号"东坡居士"。
　　苏轼在经过了此次的文字狱冲击后，胸中郁积着无数要说的话，他虽然一直压抑自己的激情，不想再写诗惹祸，但创作的激情岂是能压抑住的?他一面在诗中倾诉自己的冤屈与不平，一面又在张罗日常茶饭的生活中寻找淡泊自得的喜悦，以保持心理平衡。一有空，他就到处寻幽访胜，悠闲度日。这段期间对苏轼而言，是他文学创作的一个高峰。
　　原因有二:一、在这些年中，他刻苦读书，因而在知识方面有了新的拓展。二、由于"乌台诗案"给他打击很大，从而他深深体会到自己在做人方面有些欠缺，因而写了不少与修养有关的文章，如《前赤壁赋》，即在探讨人生的变与不变的道理。除上述《前赤壁赋》外，他还作了如《念奴娇·赤壁怀古》、《后赤壁赋》等作品，来阐发自己旷达的人生态度。此时的苏轼，不仅在文学艺术的造诣上达到了顶峰，而且在做人的原则上也达到了极高的境界。苏轼的文章汪洋恣肆，明白畅达，其诗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在艺术表现方面独具风格。词开豪放一派，对后代很有影响。擅长行书、楷书，取法李邑、徐浩、颜真卿、杨凝式而能自创新意，有天真烂漫之趣。
　　元丰七年，神宗下令苏轼离开黄州，改授汝州(今河南省汝南县)团练副使。路过金陵(今南京市)时，遇到当年政敌王安石，两人谈得很投机，这时的东坡对王安石仍不客气，亲切地责备王安石不该连年在西方用兵，又在东南造成大刑狱，而违背了祖宗仁厚的作风。这个时候的王安石已经历尽沧桑，胸襟也开阔多了，不但不见怪，反而对别人说:"真不晓得再过儿百年，才能出现像东坡这样的人物!"
　　五、政事艰难
　　元丰七年，苏轼四十九岁时，宋神宗为他恢复名誉，任为登州(今山东省蓬莱县)知事，仅十余日，又受朝廷之召出任礼部郎中。这年腊月调回京都开封，任起居舍人。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三月，大力推行新法的神宗在位十九年后崩逝，年仅十岁的哲宗即位，高太后垂帘，大力提拨旧派人物，东坡奉召还朝，太后命坐赐茶，又撒御前金莲烛台送他回院。由于太后废除新法，政局的情势开始逆转，原为政权中枢的新法派群臣被排斥。司马光等昔日的重臣们又得以重新执政。后世史家称之为"元枯更化"，旧法派继续当权执政。
　　第二年，苏轼晋升为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知制语，同时兼任侍读。苏轼迸京后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升了三次官，但此时的苏轼已对做官没有兴趣了。人京以后，苏轼发现实施了十几年的新政，有一部分己经有相当的成果，司马光上台后，却不分青红皂白地完全废止，他有点不以为然。东坡本来也是反对新政的健将之一，但是他的言行和主张，是对事不对人的，现在他和王安石又有了进一步的交情，对新政也有了一定的了解，他的态度自然有所改变。他认为新政中的"免役法"尤其出色，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力劝司马光采用，司马光坚决不肯。这样一来，保守派的人便说他是王安石的新法派了。可是新法派的也并不把他当作自己人，所以东坡便成为夹缝里的人物，两面都不讨好。
　　这年九月，旧法派的领袖司马光去世，使得旧法派四分五裂，陷人了丑陋的派阀之争。集宋朝理学之大成的程颐领导的洛党相苏轼等人的蜀党势不两立，朔党夹杂其间，也纠缠不清，派阀之争愈演愈烈，甚至涉及到对私事的诽谤。
　　元枯四年，苏轼想离开这个是非之地，便请调转任杭州叶知事，上任时，杭州人焚香列队欢迎，不料苏轼刚到任就遇到严重的天灾和病害。后来，他在此地修建了我国第一所公立医院。苏轼在知事任内修筑了与白居易的白堤齐名的西湖苏堤。元佑六年又奉召出任翰林学士承旨，并兼任侍读，但是遭到作风激进的朔党的排斥，不到几个月又被调任颖洲(今安徽省阜阳市)知事而离开朝廷，次年转任扬州(江苏省扬州市)知事。元佑七年(公元1092年)九月，苏轼又被召回朝廷，出任兵部尚书，十一月晋升为礼部尚书，这是苏轼从政以来的最高职位。
　　六、诗人之死
　　苏轼的职位越升越高，而对立的党派对他的攻击也愈演愈烈，甚至有人对其以前的文字狱(即乌台诗案)大作文章。郁郁寡欢的苏拭请奏调任江南之地，但末获批准。元枯八年九月，苏轼出任定州(今河北省定县)知事。同月，高太后崩逝，"元佑更化"也随之宣告结束了。
　　元佑八年九月，十八岁的哲宗开始亲政，重新推行其父神宗所主张的新法。政权又转移到吕惠卿等新法派人士的手里，于是又对旧法派展开了严酷的弹劾。绍圣元年(公元1094)四月，五十九岁的苏轼被指称诽谤朝廷，贬为岭外英州(广东省英德县)知事，六月，在转任英州的途中义受命流放惠州(今广东省惠州市)。在惠州的两年中，苏轼生活困窘，有时连酿酒的米也没有，吃菜也得靠自己种。可是苏轼这一辈子对磨难早就习惯了，他对这一切安之若素。他有两句诗写道:"为报先生春睡足，道人轻打五更钟。"即使身处遭人唾弃的岭外之地，也不因此而丧志，仍旧悠然地过着清贫的生活。不料京城朝廷的奸人仍不肯罢休，再度以莫须有的罪名加害于他。这次苏轼竟被放逐到有天涯海角之称的儋州。儋州在海南岛，是一个人迹罕至，瘴疬丛生之地。而苏辙当时则被贬在雷州，两地间隔着海峡，两人要分手时，苏轼还打趣说:"莫嫌琼雷隔云海，圣恩尚许遥相望。"
　　到了儋州，苏轼一贫如洗，为了糊□，他连酒器都卖掉了。可是他没忘了读书，这一段时间他最爱读柳宗元和陶渊明的诗。他还常常带上个大酒瓢，在田野里边唱边走，作诗自娱。他还结交了不少平民朋友，闲了就去串门，跟野老饮酒聊天，还常常给乡邻看病开方。苏轼晚年流放海外的岁月很艰苦，但他仍然超然洒脱，并自得其乐。
　　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正月，哲宗崩逝，徽宗即位，大赦天下，皇太后向氏摄政，试图促成新旧两派的和解。五月，苏轼被赦免了流放海外之罪，并被提举为成都玉局观。在自惠州后七年的流放生活中，苏轼一家死了九口人，虽然生活对他如此残酷，垂暮之年的他依然乐观开朗、富有朝气。苏轼六月渡过琼州海峡返北，月在悍江边时，他吟诵道:"我心本如此，月满江不湍。" 百姓并没有忘记这位大诗人。苏轼北还，经过润州、前往常州时，运河两岸拥满了成千上万的百姓，他们随船前行，争着要看看这位久经磨难的大诗人 风采。然而，此时的苏轼因旅途劳顿早已染病在身。建中靖国元年(公元1101年)六月，苏轼卧病常州，七月二十八日，苏轼逝世，一代才子就此陨落.

请耐心看完，有你想要的答案
我们一般称北宋大文豪苏轼为苏东坡，因为他的号叫东坡居士。可是苏轼这么大的才学，为什么会给自己起个“东坡”这样通俗的名号呢？若有人叫张西坡、刘北坡，你会觉得这名字俗不可耐。

　　原来，苏轼被贬黄州(今湖北黄冈)的时候，喜欢上了干农活。他在他家东面山坡上开垦了一片荒地，又因为白居易的一句“何处殷勤重回首，东坡桃李种新成”的诗，苏轼就号东坡了。

　　那么苏轼干过最多的农活是什么呢？

　　是种树！他曾经持续不断地在一座山上种了三万棵雪松！

　　苏东坡为什么要种那么多树呢？是为了响应国家植树造林的号召吗？还是意识到绿化与环保是一个新兴的朝阳产业？事实上都不是。原因你恐怕很难想到，他竟然是为了一个女人种了这么一大片的雪松！

　　提到这个女子，就不得不提到大家都很熟悉的那首千古悼亡之作《江城子》。这是很多人都很喜欢的一首词，连半文盲杨过都很喜欢它。金庸先生的《神雕侠侣》里说，杨过一生潜心武学，对文学全然不通，之所以认得两个字还是小时候在桃花岛上黄蓉教他读《诗经》、《论语》时认得的。而杨过在后来浪迹天涯的过程中，在一家路边小酒店的墙壁上偶然读到这首词，“一读之下便也牢牢记住”。

　　这说明了什么？这说明这首词一是特别容易懂，二是特别感人，所以它才成了杨过这个半文盲也能牢记的文学作品，才被后人评为“千古悼亡之首”。

　　我们来看一下，这篇号称“千古悼亡之首”的《江城子》到底好在哪里？

　　词曰：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何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对无言，惟有泪千行。料来年年断肠处，明月夜，短松冈。

　　这首词作于宋神宗熙宁八年，也就是公元1075年，当时苏轼被贬在山东密州任知州。苏轼写这首词的时候，用的标题只有两个字，叫《记梦》，也就是说，他这首词写的是一个梦。那么他做了一个什么样梦呢？

　　词里说梦到一个女子，在窗边梳妆，而苏轼自己与她默然相对，泪流满面，这其中既有相逢的浪漫，又有无奈于命运的悲伤，所以梦醒后，苏轼才说这样的情景足以让他“年年断肠”。

　　那么这个让苏轼断肠的女子到底是谁呢？

　　答案很多人都知道，她就是苏轼的第一任妻子——王弗。正是在词中所说的“千里孤坟”旁，也就是在王弗坟墓所在的山坡旁，苏轼亲手种下了三万棵雪松，以此来纪念自己的亡妻，可见苏轼与王弗的感情之深。

　　但是我发现这首《江城子》还有一个小小的谜团，那就是苏轼既然渴望与亡妻相会，怎么又会说“纵使相逢应不识”呢？

　　“纵使相逢应不识”应该是一句很白的话，就是说恐怕我们见了面你也认不得我了。既然是这样，为什么后来又说“相对无言，惟有泪千行”呢？难道是因为王弗认不出站在对面的苏轼，才让东坡先生伤心到“泪千行”的地步吗？这样的话，未免太过荒唐可笑。

　　所以真正的解答应该在于，词的标题虽然是《记梦》，但词中真正记梦的应该只是下阙，而上阙说的并不是梦，而是苏轼这十年以来的心态。那么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呢？

　　在“纵使相逢应不识”的前面，苏轼说“不思量，自难忘”。也就是说不去想却已刻刻难忘，这说明这种意识已经成了一种刻骨铭心的存在，用心理学词汇准确地说也就是成了一种自觉的潜意识。随后的“纵使相逢应不识”的感觉其实也应该是这样的。那么苏东坡为什么会产生这种不被王弗认识的直觉呢？

　　其实，苏轼自己在词中也给出了一个答案，那就是“尘满面，鬓如霜”。

　　一般的解读只停留在字面意义上，认为是尘土满面、星鬓如霜让苏轼自觉难以面对自己的妻子。也就是苏轼觉得，即使这时妻子王弗真的再看到自己，也会认不出年华老去的苏轼了。但苏轼为什么会这么想呢？这是不是只是一般人的年华老去之感呢？

　　我们知道王弗16岁嫁给苏轼，死的时候刚好26岁。他与苏轼结婚的这十年，正是苏东坡一生中最锐意进取，也最春风得意的十年。这十年里，苏轼与苏辙兄弟高中进士，名满天下，被授官职，层层提拔，那叫一个“春风得意马蹄疾”啊。可自从王弗死去到苏轼写下《江城子》后的这十年呢？苏轼卷入由王安石变法引发的新旧党争。前面新党得势的时候，他由于反对新政，被王安石这一派排挤；后面旧党得势的时候，他又强调王安石变法中也有可取的地方，结果又被司马光这一派排挤。结果是不论新党得势还是旧党得势，执着于自己理想与坚持个人主张不趋炎附势的苏轼都倒霉得很。这段时间，在政治上他经受的最多的事儿就是贬官，一贬再贬，那真的是叫“宦海沉浮”了。

　　此后的数十年，苏轼也一直没能摆脱这种仕途上的险恶命运，就在他写完这首《江城子》后的第四年，爆发了宋代历史上著名的“乌台诗案”，东坡他老先生锒铛入狱，差点儿就性命不保。所以这时候的苏东坡，十年间历尽宦海沉浮，对年青时的政治理想即使不是心灰意冷，也在个人情绪上产生了重大的改变。我认为就是这种改变导致一个文化史上的巨人而不是政治史上的巨人开始脱颖而出。

　　所以这个地方的“尘满面，鬓如霜”要和前面的两个字合起来读，那就是那个“十年生死两茫茫”的“茫茫”。其实不只是生死间的茫茫隔世，也是人生的旅程的“路漫漫，夜茫茫”。正是这种对人生政治理想的“茫茫”之感，让苏东坡将心血与精力放到人文生活的层面上来，放到烧菜与饮酒上来，放到养生与练瑜伽上来，放到诗词歌赋上来，放到男女情感上来。以苏东坡的才学与天赋，当他把全副精力都放到文学艺术上来的时候，那么宋代就幸运地诞生了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文化巨匠。

　　理解了这种情绪，我们就会理解苏轼为什么会在这段时期特别思念前妻王弗。

　　要知道，苏东坡写《江城子》的时候，现任的妻子是王闰之，就是王弗的表妹，而且是一个极贤淑的女子，是当时有名的贤妻良母。她病逝的时候，苏东坡自称是“泪尽目干”，也就是眼睛差点儿要哭瞎，由此可见两个人的感情是相当深的，也就是说不可能是因为现在的夫妻不合，苏东坡才份外思念前妻的。

　　还要知道，苏东坡写《江城子》的时候，他后来的第三个妻子，也可以说是他一生最钟爱的女子王朝云已经来到他的身边。朝云12岁被苏东坡发现、赏识并收为侍女，后来苏夫人也就是那位王闰之劝东坡把她立为妾，成了最终与苏东坡一生能共患难、深知情的女子，也就是说此时的苏东坡也并不是缺乏情感的慰藉。那么，他为什么在这个贬职黄州期间就特别地思念王弗呢？

　　这就要说到他和王弗这段婚姻的特色所在了。

　　王弗的父亲是四川的一个乡贡士，在古代也算是个知识分子家庭了。王弗自幼就知书达礼，我们不知道王弗的才学到底怎么样，当然，要赶上苏轼肯定有点困难，但苏轼自己就在文章里记载过，说有一次自己夜里读书的时候，被旁边“红袖添香伴读书”的王弗指出了一个错误，这让一肚子学问的苏东坡大为佩服。我想，要指出苏东坡读书中的错误，那一般的知识积累肯定是不够的，所以王弗的才学那肯定是不一般的。

　　王弗不仅天天陪着丈夫读书学习，而且她对丈夫的仕途也很操心。史书记载王弗有一个爱好，就是苏轼做官之后，家中凡有苏轼的同僚、下属来拜访，苏轼在前厅接待、攀谈，王弗就在帘子后面悄悄地听。客人走了之后，王弗就凭自己女性特有的直觉为丈夫分析谈话的内容与谈话的人，据说苏轼往往是大受裨益。
如说章惇未发迹的时候来拜访苏轼，走了之后，在帘后偷听的王弗就对丈夫说，这个章惇一定是个大奸大恶之人，不可不防。苏轼不以为然。后来这个章惇仕途得意之后果然是个极阴险的小人，苏轼、王安石都栽在他的手里，以至于苏轼这么豁达的性格都咬牙切齿地说就是做鬼也不愿再碰到章惇这个小人，并感慨说还是王弗看人看得准。

　　这就可以看出王弗“贤内助”的贤妻特色了。苏轼在《亡妻王氏墓志铭》中就明确地称王弗是个贤内助。苏轼他爹也很喜欢这个儿媳，王弗死的时候，苏洵也就是王弗的公公提出来，要苏轼把王弗送回四川故乡与苏轼的母亲也就是王弗的婆婆程氏安葬在一起的。可见这个儿媳在苏洵的眼中是多么的称职了。

　　但是我想，苏东坡作为一个男人，会喜欢一个在帘子后面偷听自己跟同事谈话的老婆吗？

　　我想，碰上这样的情况，中国的大多数男人是不情愿的，这要让同事和朋友们知道，一定会笑这男人是“妻管严”嘛！但放在苏轼身上则不然。

　　首先，王弗只是帮着苏轼出主意，并不是什么事儿都管着他。苏轼是个天性豁达、不拘小节的人，也就是说是个心机不深的人，所以他在仕途上才屡屡受挫。而这样一个关心其仕途命运的老婆，从某种意义上说，她的出谋划策，倒是那些希望能在政治上有一番作为的男人的好依靠。

　　这一点很容易理解，男人们说起来是“妻子岂应关大计”？可事实上，在中国历史里，“妻子关大计”的情况又何尝少呢？秦桧风波亭害死岳飞，不就是和他老婆王氏在东窗下商量出来的吗？所以有个成语叫“东窗事发”，指的就是他们夫妻合谋。要不然，杭州岳王庙里跪在岳飞面前的就不会是秦桧夫妻俩了。所以，说起来秦桧这个家伙大奸大恶，但我觉得至少还有一点可取之处，就是他挺尊重他老婆的。只是可惜的是，他老婆也不是个什么好东西，要不，说不定历史会因为一个善良的女人而变得温柔一些。
　　另外，这样一个在仕途上全力支持苏轼的知识女性也更容易让苏轼所接受。这就要说到苏轼的成长背景了，苏轼最敬爱的母亲程氏恰好也是这样的一个知识女性。
　　《宋史·苏轼传》记载“生十年，父洵游学四方，母程氏亲授以书，闻古今成败，辄能语其要。程氏读东汉范滂传，慨然太息，轼请曰：‘轼若为滂，母许之否乎？’程氏曰：‘汝能为滂，吾顾不能为滂母邪？’”
　　这段记载是说，苏轼十岁的时候，父亲苏洵那两年不在家，苏轼的母亲程氏亲自教苏轼、苏辙兄弟俩读书。说有一天读到《后汉书》中的《范滂传》，因为范滂是古代忠直的知识分子的典型，他被奸党抓走时，他的母亲大义凛然在为他送行。苏轼读到这儿就问程氏：“如果我以后以范滂为人生的榜样，母亲会同意吗？”你看，苏轼十岁的时候就有舍生赴义的理想，绝对是不容易的，但更绝的是程氏听了这话放下书毅然决然地回答：“如果你能成为范滂那样的人，我就不能成为范滂母亲那样的人吗？”
　　这件事对年幼的苏轼影响很大，这也可以看出程氏在人生志趣与人生理想上对苏轼的影响。从某种角度上说，程氏的这种人格魅力与知性气质毫无疑问会给苏轼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而从男人普遍具有的恋母情结的角度上看，对于接近于程氏这种性格与气质的女性，那毫无疑问也是苏轼最理想的伴侣。而王弗正是这样的一个理想人选。
　　所以苏轼才会由衷地说王弗是个贤内助，所以连老学究苏洵也对这个儿媳妇称赞不已，所以苏轼最终才会按父亲说的在王弗逝世一年之后，又将王弗的棺椁运回四川葬在自己母亲的墓旁。因此，从儒家的角度上看，苏轼与王弗的婚姻就是儒家知识分子“达则兼济天下”的最理想的“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齐家”模式。从这个意义上讲，在仕途上历尽“路漫漫、夜茫茫”的苏轼，在政治信仰与文化信仰面临拐点时最为痛切地思念起王弗，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那么，既然苏轼与王弗的婚姻如此的理想，我们为什么又会说王朝云才是他一生最钟爱的女子呢？
　　请注意，我们用的是“钟爱”这个词。我认为苏轼对王弗的感情更多的则是“敬爱”。
　　在王弗这个贤内助死后，王弗的堂妹王闰之嫁给了她早已暗恋了多年的堂姐夫。王闰之是个绝对的贤妻良母，虽然她在才学上不如她的堂姐，在艺术才情上也不如后来的王朝云，但她却是苏轼生命中最为嘘寒问暖的人。她无微不至地关怀苏东坡，关怀三个她亲生和不是她亲生的孩子，这一切都让苏轼很感动。元稹怀念妻子韦丛的时候说“贫贱夫妻百事哀”，王闰之的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随苏轼贬官流放，所以她和苏轼应该是一对最纯真质朴的“贫贱夫妻”。
　　但严格地说，虽然苏轼与王闰之感情很深，但王闰之并不是一个完全了解苏轼的人，她是他的贤妻，却并不是他的知音。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乌台诗案的时候，苏轼被抓进狱中，王闰之因为害怕，把家中苏轼的诗稿付之一炬，不能不说是一件特别遗憾的事儿。当然，乌台诗案本质上是一场文字狱，苏轼得祸也确实是因为写诗而起，但王闰之的反应表现出她更看重的是老公苏轼的生命，而不是他的才情与成就。
　　但也正因为如此，当真正的知音来到身边时，苏轼就表现得特别钟爱，特别珍惜，这个知音就是苏轼最后深爱的女子——王朝云。
　　首先要问一个问题，王朝云来到苏轼身边的时候才12岁，而此时苏轼已经37岁了，两个人之间会产生所谓的爱情吗？
　　我们当然不否认人与人之间有“忘年交”，同样男女之间也可以有“忘年恋”，就像杨振宁先生与翁帆女士一样。但王朝云这时候的年龄毕竟太小了，就算古人结婚时间早，恋爱的岁数也比较小，但再小也不应该小到12岁这个年龄。所以苏轼一开始将王朝云带回家中，无疑是看中了她的艺术气质与艺术才华，应该不存在男女之间的那种情愫。所以，可以这么说，苏轼与朝云开始在一起的那些日子纯粹是一种自然而然的“生活态”，是不带有半功利性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苏轼将身为歌女的朝云带回家中，教她读书写字，教她音乐舞蹈，教她诗词歌赋，他们之间是以师生的身份开始了这段旷世情缘的。也正因为这样，这段情就显得特别的浓郁，苏轼对朝云的怜爱与朝云对苏轼的崇拜都加重了这份浓郁。这份情发展到极致，就使当事人产生了强烈的“知音”、“知己”之感。
　　据宋代费衮的《梁溪漫志》记载，天性豁达的苏轼虽然在朝廷里受了一肚子的气，但他却喜欢以有趣的方式来宣泄。有一天下班后，他回到家拍着自己的肚皮问家中的侍女说，你们猜这里面是什么？一个丫环想也不想就说当然是中午刚吃的饭呗。苏轼摇摇头。另一个聪明的丫环说，一定是满腹文章。苏轼又笑着摇摇头。又有一个丫环说，这还不简单，苏大学士满腹都是聪明才智，难道还能是一肚子草包？苏轼听了哈哈大笑，却依然摇摇头。
　　所有的人都呆了，大家面面相觑，苏轼看着一直没有说话的朝云，朝云笑了一下，又叹了口气道：“这里头啊，是一肚子的不合时宜！”苏轼听了放声大笑，捧着肚子，只顾点头。所以后来苏轼在朝云墓址所在的惠州西湖曾为了纪念朝云建过一个六如亭，亭子上他亲笔写的一幅对联就是：
　　不合时宜，惟有朝云能识我；
　　独弹古调，每逢暮雨倍思卿。
　　这里说的“惟有朝云能识我”就是将朝云引为平生唯一的知音了。也就是说在苏轼看来，连那个与他“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感情深厚的弟弟苏辙，在“懂你”“懂我”这一点上，也是不如王朝云的了。
　　我们说朝云是苏轼的知音，那反过来，苏轼对王朝云又是怎样呢？
　　苏轼被贬官到海南，那时的海南不像现在的特区，经济发达，灯红酒绿。那时的海南是有名的瘴疠之地，在古代是环境最恶劣的流放之地，派到那儿的官就等于是发配充军，别想活着回来了。就连天性乐观的苏东坡也不能满怀生还中原的信心，所以他在临去之前遣散家人，尤其是把家中侍女姬妾都另作安顿。朝云这时候已经是苏轼的妾了，别人都散去，可她却执意要跟着苏东坡去“天涯海角”，死也不肯离去。到了今天的广东惠州一带，苏轼一家终于安顿了下来。有一天，朝云又唱起了她特别喜欢唱的苏轼的一首《蝶恋花》：
　　花褪残红青杏小，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
　　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
　　根据史料记载，朝云唱到一半的时候，“歌喉将啭，泪满衣襟”，苏轼就问她怎么了，朝云回答说：“奴所不能歌，是‘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也。”原来，是“天涯何处无芳草”这句让朝云泪满衣襟，唱不下去。据说不久朝云就病死了，而苏东坡终其一生，再也不听这首词了。
　　那么，朝云为什么唱到这一句就泪满衣襟唱不下去了呢？而苏轼又为什么将其视为人间绝唱，再不听这首词了呢？
　　我们大多数人读这首词的时候，一般读出来的都是一种豁达甚至是有些欢快的情调。你看，墙里的秋千上有佳人的笑声，墙外的有心人虽然空留遗憾，但终究有着“天涯何处无芳草”的洒脱。尤其是“天涯何处无芳草”这句，那种洒脱的境界被大多数人所接受认可，已经成为我们生活中一句常用的俗语了。这么洒脱的一句话，怎么会让朝云泪满衣襟，甚至难以为继呢？
　　这就要说到“天涯何处无芳草”这句词里所用的典故了。这句话是从屈原《离骚》中的一句化来的，原句是“何所独无芳草兮，又何怀乎故宇？”什么意思呢？屈原是在宽慰自己说，天下到处都有香草，你又何必只怀念着故国。我们知道，香草美人在屈原《离骚》中只是一种比喻，一种象征，是说人生的理想既然在自己的国家不能实现，你可离开故国呀！但屈原这样说，是为了反衬自己离不开自己的祖国，离不开自己的理想与事业。既离不开又这样说，才分外能表达出这其中的痛苦。
　　苏轼这句话既然是借用屈原的诗意而来，那其中的情绪就可想而知了，那并不是我们一般感觉到的其中只有旷达与洒脱，而应该蕴含着一种深切的悲痛。
　　这层意思，没有人读得出来，可朝云读出来了。只有朝云能体会到，在严酷的现实面前，苏东坡只是一个墙外失意的匆匆过客罢了，所以她为之泪下。
　　苏东坡当时的反应是笑着宽慰朝云说：“是吾悲秋，而汝又伤春矣！”内在的含义是说，朝云啊，没必要这么伤感，我能在这天涯海角听你唱《蝶恋花》就是人生的幸福了，其它的苦痛又算得了什么呢？
　　可朝云死后，爱好诗词的苏大学士“终身不复听此词”，可见苏轼当时面对朝云的落泪好像表现得很豁达，实际上他是被朝云的知己之情、知音之情所深深感动，这种感动在当时表现为克制与洒脱，在过后却成为苏轼心中一处永远温暖却又伤痛的存在。换句通俗的话说，就是朝云是唯一理解苏轼的，而苏轼对朝云对他的理解又产生了巨大的理解与共鸣，也就是他们是真正做到了心有灵犀的互通。在朝云的眼中，在苏轼的世界里，举世浊浊，只有他们二人才是彼此生命中最为清澈的存在。
　　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说王朝云才是苏东坡一生的最爱了。当生死茫茫、尘世茫茫皆成过眼烟云之后，对于苏轼这样一个文化的巨匠、艺术的魂灵来说，只有最真、最纯、最清澈的情感，才是他最后的梦想。
　　苏轼一生都很崇拜唐代的大诗人白居易，他早年曾羡慕地做诗说“我甚似乐天，但无素与蛮。”就是说我的才情也不比白居易差，只可惜我不像他那样拥有樊素和小蛮两位名姬，不像他那样坐拥“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
　　可晚年的苏东坡又做诗说“不似杨枝别乐天，恰如通德伴伶玄。”是说我所钟爱的女子不像樊素和小蛮一样最终离开了白乐天，她会跟着我海角天涯，忠贞不渝，而这却是白乐天比不上我的地方。
　　苏轼这首沾沾自喜之作的诗名就叫：《朝云》。
　　其实从爱情的角度看，白居易比起苏东坡来确实差远了。其实不止白居易，中国古往今来的大多数男人比起来苏东坡来都差远了。他一生既拥有过王弗这样的事业上的贤内助，又拥有过王闰之这样的家庭生活中的贤妻良母，还拥有过王朝云这样的才艺双绝的情感知音。也就是说，苏轼苏东坡，这个男人，他几乎拥有过中国男人在爱情与婚姻上所能梦想到的所有的理想爱人。这样的一生，又哪还会有一点一丝的遗憾呢？这让我不禁想起林徽因的那首《人间四月天》：
　　“你是爱，是暖，是希望，你是人间的四月天！”
　　对于苏轼来说，或者可以说，王弗是希望，王闰之是暖，王朝云是爱！而东坡居士就永远生活在他的“人间四月天”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