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现在的人懒，不愿意去读古诗，不花时间怎么知道古诗的魅力。现在的是快餐式文化。

因为古代的信息传播渠道单一，除了官方就靠人们口口相传，传播的信息量也很有限，娱乐活动也少，人们生活单调，文人之间津津乐道的话题也就相对集中。现代，人们的信息量大大增加，有大量的杂事充斥人们的时间，已经没有太多的人关注诗人了。再者，还是以前文人少，名人更少，名气大的人较集中。现在人人都是秀才，你在文学大师的圈子里，著名诗人还是张口就来的。只是离我们远了。

现代的诗人是不“是人”还不好说，何谈“诗人”？

因为现在娱乐太多 ，知识各方面太多，现在诗人的诗句不如古代的朗朗上口

古代有洗墨池，现在有吗？

因为古诗的推广力度相对要大一些，在我们的课本上都能够见到。

古典诗词是作为“文化遗产”而呈现出来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中之一就是古典诗词。我们推广古体诗词作用就是民族自豪感，民族向心力。诗词确实是最古老的文化题材，甚至龙榆生表示“诗经”是中华文学之源头。

因为考试规定的，在教育部我们的语文课本里面就会有古诗，而且这些古诗都是要熟读熟背的。其实现在的诗歌是接触过的，比如说海子的诗。

因为在唐宋时期，诗词达到了鼎盛时代，所以在我们现在都会或多或少背一些古诗词，而现代的诗歌却没有古诗词那样的韵味儿。

文/空因 （于加拿大温哥华） 多年前，我研究生毕业后，曾应聘过北美一个大学讲师的工作。这个系的系主任是个文学博士，他亲自面试了我。显然，他对中国文学是有所了解的，面试时，他提了不少有关这方面的问题。整整一个下午的面试后，他告诉我，我被雇佣了，需要在24小时之内通知他是接受还是不接受这个工作。我临走时，他突然冷不防地问了一句，“我很好奇，中国当代为什么没有杰出的诗人呢？” 面试结束，刚刚轻松下来的我被他的问题又吓了一跳，我喃喃说，“啊，这……中国当代好诗人不是没有啊，至少徐志摩、冯至、卞之琳、陈敬容、北岛、顾城、海子等等，都算是好诗人呀。” 他笑眯眯地答，“我看过他们的一些翻译作品。他们也许算是好诗人，但不算是伟大的、杰出的诗人，因为他们没有感动世界。倒是中国古代的诗人比较不错，像陶渊明、杜甫、李白什么的。中国当代的诗坛，在国外几乎没有什么声音呀。为什么中国没有西方那样的诗人呢，像纪伯伦、叶芝、海顿斯坦姆、狄金森、弗罗斯特、卡瓦菲斯、夸西莫多、米沃什……等等，那样伟大的令人一提就肃然起敬就禁不住激动起来的诗人呢……？” 我当时因为要赶回温哥华，随便回答了他几句，就走了。后来那个大学的工作，我也因为考虑到先生转换工作不方便，而没有接受。可是，10多年过去了，那个系主任的刁钻的问题仍然萦绕在我的心头：中国当代为什么没有杰出的诗人？诗人们，难道你们不觉得这是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吗？ 近几年，我好好地研究了一下中外诗歌，发现当年那个系主任说的并不假——中国当代诗坛的确没有特别伟大的诗人。除了顾城的“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和海子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还有什么传诵下来的句子呢？ 在海外，我认识不少华裔诗人。他们有些是在这边出生的，有些不是。有些用英文创作，有些用中文，也有一些边做翻译一边写诗。跟一些诗人们碰头谈诗时，我发现他们一致异口同声：“对我影响最大的是西方诗歌，而不是中国的新诗。”有几个诗人朋友甚至明确告诉我，他们从不读中国大陆的诗。他们如果不读49年到79年之间的诗歌，我完全可以理解。可是，为什么对大陆当代的诗歌也这样排斥呢？ 他们告诉我的原因是：“我的灵感来自于西方诗歌。”或者，“中国的诗歌不够成熟、深沉……”有的说，“它们太僵硬太政治化……”有的说，“中国诗人太讲究形式，喜欢玩文字游戏，但诗歌本身并没有多少内涵……”还有一个对古诗比较有研究的朋友说，“它们太闷，太多呻吟，脱离不了少年诗人那种感伤情怀。似乎中国诗人在一个“愁”字中走着，从李商隐，不，从李清照起，一直走到现在，还没有走出来……” 我并不像我的一些朋友们那样走极端——完全置中国新诗于不顾。但是，扪心自问，我也得说——比起中文诗歌，我的确更喜欢外国的。 那么，中国当代的诗歌，到底失败在什么地方呢？我好好地思考、观察了一番，最后总结出两点：第一，中国诗歌的题材、视野过于狭隘——过多侧重于情感、伤痕、忆旧、琐事、历史事件上面。第二，中国不少诗人过于媚俗，而他们的作品也因此不可避免地烙上了一个“俗”字。 现在，让我先来阐述一下第一点。 首先，到底什么是诗和诗人？先看看几个著名诗人是如何给诗和诗人下定义的吧。亚里士多德说，“比起历史，诗更哲学，具有更高的价值，因为诗更倾向于表达普遍性，而历史则表达个别性。（Poetry is more philosophical and of higher value than history; for poetry tends to express the universal, history the particular.）” 爱默生说，“真正的哲学家和真正的诗人，是一体的，美即为真，真即为美——哲学家和诗人两者的共同目标。（The true philosopher and the true poet are one, and a beauty, which is truth, and a truth, which is beauty, is the aim of both.）” 雪莱说，“诗撩起世界隐秘美丽的面纱，让熟悉的东西变得陌生起来。（Poetry lifts the veil from the hidden beauty of the world, and makes familiar objects be as if they were not familiar.）”R.S.托马斯说：“通过心灵， 到达理性这一层，可谓诗歌（Poetry is that which arrives at the intellect by way of the heart.）” 许多西方的诗人都对诗和诗人的定义做过诠释。鉴于篇幅，这里不一一赘述。仔细看一看这些定义，我们不难发现一个共同点，即西方的诗人们认为诗歌是美丽的、真诚的、哲学的、理性的、有普遍性的。 中国的很多新诗，却并没有做到这几点，尤其是最后几点。有的甚至还跟上述精神完全背道而驰：不美、不真、不哲学、不理性、没有普遍性。 中国当代有美的诗歌吗？当然有。我相信：身在汉语环境的大陆诗人们驾轻就熟的语言表达，是我们这些海外诗人所望尘莫及的。这，是令人羡慕的一点。可是，语言仅仅是诗歌的一个环节。诗歌的哲学思想，却是它的灵魂所在，它的芳香所在。如果一首诗歌没有灵魂，它的语言再美，也只是一个空架子而已。 我说中国诗歌题材、视野狭窄，不是没有原因的。我们随便浏览一下中国当代的诗歌，就不难发现：它们绝大多数都属于情感型或生活型，爱情、爱国、怀旧等等，为诗歌最明显的主题。中国诗坛看起来热闹非凡，各种各样的诗人也层出不穷。但是，无论这些诗歌的表面多么富有个性，但是它们总是有着浓厚的抒情性和自白性，平铺直叙描写日常生活、社会现象的痕迹非常明显。 所以，我对中国当代诗歌的大体印象是：它们跟现实隔得太近 ——要不用白描手法描述现实，要不从生活感受中直接抒发情感，诗歌明显缺少求知性、 宇宙性、 寓言性。 而西方的诗歌却正好相反。随便举几个例子吧。 比如，诗人艾米莉·狄金森的《因为我不能等待死神》（Emily Dickinson；Because I could not stop for Death）；爱默生的《日子》（Ralph Waldo Emerson； Days）弗罗斯特 的《雪夜林边小驻》(Robert Frost；Stopping by Woods on a Snowy Evening) ；苏利.普吕多姆 的《疑问》（Sully Prudhomme；Le Doute）; 波德莱尔的《人与海》（Charles Baudelaire； L’Homme et la Mer）…… 我相信，我列举的这些诗人和诗歌，大家都并不陌生。这些诗人在西方，也几乎算是家喻户晓的，很多人都可以背出我列举的那些诗歌中的一些名句。为什么呢？当然因为这些诗歌不仅充满了艺术魅力，而且对我们自己的人生，也充满了含蓄的启示性。难道一首诗歌的灵魂，不正体现在这里吗？一首诗歌之所以能够千古流传，不也是因为它的灵魂所在？ 中国当代诗人也不是没有受外国诗歌的影响。随便问一问，你们就会发现，大多数中国诗人至少都有几个自己钟情的外国诗人，尤其是欧美诗人。可是，我觉得他们大多数只是在形式上学习他们，而不是在精神实质上。他们所写出来的东西就是证明——诗歌极少涉及哲学、环境、自然、灵魂、宇宙这些大命题。用另外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中国的新诗太小家子气，还没有脱离无病呻吟风花雪月的闺秀味。如果青少年们写这样的诗，可以体谅，他们的视野受经验所限制，题材当然比较狭窄。但如果你已经过了而立、不惑之年，你的诗歌里面还找不到“思惑”的痕迹，那么如果不是令人尴尬，至少是有些幼稚了。 当然中国也不是没有关切社会反映现实生活的诗歌。我研究了一下现在的打工诗和所谓现实主义风格的诗歌，我发现，它们大多仍然是局限于某一个行业，某一个地域，某一个特定的历史事件等等。所以，它们依然是狭隘的。诗歌如果过分依赖于某一段社会环境，就很容易变得政治化或时事化。当时读一读还好，那特定的生活条件一过，就毫无生命力可言了。 诗歌，可以用来抒发感情，可以用来写生活中、社会中发生的事，也可以用来表达诗人的社会责任感。但写的时候，要跟它们拉开一点距离。归根结底，诗歌的本质是“精神”，而不是情绪。如果诗歌仅仅拘泥于个人的特别感受、感情或局部环境而不能自拔，那诗歌就不可避免地受束缚了，它的立意变矮，它的颜色变得苍白，它因此钻入到亚里士多德所说的“个性the particular” 而不能自拔，反而言之，就是没有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宇宙性 the universal”了。 著名诗人里尔克也曾强调过这一点，大意是：诗歌不是普通的情感，而是一种经验的升华。如果要打动别人，我们必须让诗歌提升到更高更广泛的一个层次。诗歌来源于生活，但它又应该高于生活。就如绘画一样，如果你的画画得跟照片一样逼真，这固然不错，但是，它的艺术价值体现在哪里呢？难道艺术不应像雪莱所说的“让熟悉的东西变得陌生”吗？ 真正有感召力、启示性、独创性、震撼力的诗歌是相当难写的，因为它对于作者要求太多。一个好诗人不仅要有很好的语言技巧，更重要的是，他应该是一个不断怀疑、思惑、求真的人。什么才算是伟大的诗歌呢？当读者们-- 无论是东方人还是西方人，读你的诗歌时心不禁怦然一动，仿佛感到他们自己的灵魂跟诗歌的灵魂做了一个无意的碰撞。那么，这首诗就是成功的、伟大的诗歌。 做一个好诗人，不仅仅要有一颗敏感心、社会心，而更需要有一颗宇宙心。我们回头看看，历史上的老子、庄子、陶渊明等等，都算是有宇宙心的作家、诗人、哲学家。他们的宇宙心，体现在他们的大爱，他们的天人合一的思想上。为什么历史跨越了这么多个世纪，而中国诗歌的视角反而在变窄？为什么诗歌中的宇宙精神竟然在退化？文学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小家子气起来？不信？你们自己看看现在的诗歌：有多少诗歌体现了作者的人文、哲学思想？你读了他的诗歌，能够了解到作者的人生观、哲学观、宇宙观吗？有多少诗歌在探讨人类意识与现代社会、自然环境、浩瀚宇宙的冲突？有多少诗歌在寻求、分析真善美或者灵与肉的关系？ 我觉得，印度、日本的诗歌比中国的诗歌视野广阔多了。在印度，不说别人，至少泰戈尔，将《摩诃婆罗多》和《薄伽梵歌》中的“梵天合一”的精神充分体现了出来。而在日本，至少也有个创造了自己特色的谷川俊太郎。无论是泰戈尔还是谷川俊太郎，他们的诗歌都是充满东方色彩的，可是，这并不影响他们的深度，他们诗歌里面的空灵和宇宙视角，不但被本国人所敬慕，在西方，也是相当被推崇的。叶芝坐车时，都不忘要带泰戈尔的一卷诗歌在手。我在西方读日文课时，曾经一个白人老师跟我谈起谷川俊太郎的诗歌时，竟然激动得手舞足蹈起来。试问，中国的泰戈尔在哪里？中国的谷川俊太郎在哪里？ 现在再来阐述第二点：中国诗人的媚俗。 我知道，我这么一提出来，一定会挨很多骂，也会因此得罪很多诗友、网友。骂就骂吧，反正我的本意是好的，我的话语是真诚的。我只是把这一点印象说出来跟大家探讨一下。我的印象也是可以改变的。 我说中国诗人媚俗，首先来源于我自己的直接经验。我有一些大陆的诗友，有几个还有些名气。我跟其中几个也有些电话、书信来往。跟他们交流时，有时也会有些快乐的火花。但我发现，他们对外国诗人、诗歌的了解都限定在那几个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身上。我对这点很惊讶，除了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还有好多好多伟大的诗人和诗作啊，如果完全不读它们，岂不是太可惜了？而这些朋友们，对于国内的诗人们呢，似乎也仅仅关心那几个赫赫有名的大家而已。有几次，我跟他们提到几个我有些喜欢但名不见经传的中国当代诗人，他们惊讶地问，“你怎么会知道他们的？怎么会去读那些无名小卒的东西呢？” 无名小卒，如果写得好，为什么不可以读一读呢？ 有一个诗人朋友告诉我，她痛恨上网，总觉得上网特别累。我问她为什么，她说老要去逛人家的网站，太累了。我说，这个你完全可以自己掌握呀，累了就别看呗。“不看？”她说，“人家来捧了我的场，我得礼尚往来回报他们呀。我要不闻不问他们，他们哪还会再理我？” 我不禁摇头悲哀，什么时候诗歌也到了需要人捧场的时候呢？就因为人家说他喜欢你的诗歌，难道就表明你也非得喜欢他的？试问，如此一来，你作为一个诗人的起码的真诚，到哪儿去了？我现在明白了，所谓的“人气”是如何来的了。我也明白，为什么一个相当平庸的诗人，他的作品有成千上万的点击率了，而一个默默无闻的优秀作者，却几乎无人问津了。 另外一个大陆朋友，有时候也会打电话过来跟我聊聊文学。我清晰地记得，他头几年对于中国当代的文学家，譬如苏童、莫言、贾平凹，等等，都是颇有微词的，他说他从来就不看那些“毫无水准乱七八糟”的作品。可是，最近，我发现他每次谈话都要提到莫言。我说，“你不是不大喜欢他吗？”他答，“人家到底得了诺奖呀。再怎样，也得熟悉一下他的作品，不然，出去跟人家吹牛，说这也没看，挺丢面子的呀……” 这，就是我说中国文人（不仅仅是诗人）媚俗的原因。就因为人家得了奖，那么你就得说他好；如果人家没得奖，那么你瞧也不瞧。就因为他在文学上有一点名声或权威，大家都一窝蜂地跟了上去同声喝彩。试问，你作为一个艺术家的原则到底在哪里呢？又因为这，文学和诗歌中又哪里能够有坦率的、开放的、真诚的、自由的沟通？生活中的走后门、送红包、趋炎附势、溜须拍马难道不是我们诗人所厌恶所不齿的吗？可是，我们自己在诗坛上的媚俗，跟那些人又有什么区别？ 再看一看某国际华文诗歌大赛，乍看上去，这是一个为诗人们提供的创新式的对话平台，里面新老诗人也济济一堂，热闹、风光得很。我自己因为好奇，也报名进去了。但很快，我就发现，这里也是个充满媚态气息的地方。大家拉帮结派，你吹我捧，四处找好友，找靠山，找关注，结成一个恶俗的关系网。当稍有名气的某人或某评委贴一篇什么东西上去，无论它多么平淡无奇，大家一律乱哄哄即时跟上，赞贴纷纷。试问，这个所谓的自由交流的平台，跟著名画师吴冠中先生所说的“变相的妓院”又有什么区别？ 话说回来，所谓的媚俗，其实不仅仅是诗坛，整个文坛、思想界、学术界也普遍存在着这个问题。有独立见解有思想深度老老实实做学问搞艺术的人被挤到最边缘，趋炎附势、投机取巧的人反而高高凌驾他们之上。这种普遍媚俗的大人文环境，实在是令人扼腕嗟叹的。而能够洁身自好不被这个大染缸染黑的诗人，就更令人打心里崇敬了。 反右前在著名民主人士章伯钧引荐下当过《光明日报》总编的储安平就是这样一个不媚俗的典型（见章诒和《最后的贵族》）。他的一篇说真话的“党天下”的文章，竟然可以让某领袖好几个晚上气得睡不着觉。而浪漫的他，多年前，为了表达自己对诗人徐志摩的倾慕，特意从西湖捡了一袋桃花邮寄给他。我觉得这样的人实在是太可爱太令人敬佩了–既有诗意又有骨气！我常常想，中国的文人们/诗人们，如果都能够像储安平那样耿直、率真、高傲、不屈，我们的故乡该是一个多么美好多么令人魂牵梦绕的国土啊！ 诗人应该代表社会的良心，是权势的挑战者，而不是它的依附者。要求诗人崇高也许有些过分，但诗人至少应该以追求精神、心灵、真理、美为目标。否则，一个低级浅薄，见风使舵，以追求物质、权势、名利为荣的人能够写出什么深刻、震撼人心的作品出来呢？另外，艺术变得如此低俗，它本身还能够被称为艺术吗？ 作为文人，尤其是诗人，是应该有些高傲的。不过，诗人的高傲，应该体现在做人的骨气，和对自己作品的严格要求上。而不应该体现于拥有人气和对自己作品的满足上。我们只应该对作品负责，而不应该去取阅任何人。违心地去巴结、奉承人家的作品，只为了获得某人对自己展开一笑，这绝对是诗人的大忌。它不但扭曲了诗人的人格，也严重影响了诗歌的健康发展。当然，偶然的媚俗并不少见，这在西方也有，但如果让它在诗坛成为一种主流而大行其道，甚至连诗人本身对此也变得麻木不仁、习以为常，那就令人担忧了。 诗人永远是社会的一个少数族群，这是毋容置疑的。但越是因为少，他们越是珍贵。而这个少数族群作为一个共同的集体，所应承担的责任是什么？就是用他们的诗歌向物欲横流的社会吹一缕清新的风；就是用自己清高的精神和作品来抵制权势和诱惑；就是让那些得过且过的民众，静下心来瞥一眼自己的灵魂；就是将整个民族的灵魂提升到一个更高一点的层次；就是像医生一样给唯利是图的人动一动手术，唤起他们的善心、童心和良心……我们做到这些应做的百分之一了吗？ 你们或许会问我，“你自己不也是一个诗人吗？你为什么对诗人这么苛刻？”为什么呢？爱之深恨之切。我可以忍受浅薄幼稚的作品，但我不能容忍媚俗虚伪的诗人。我骄傲，我是一个中国人，但是，与此同时，我要说：诗歌是属于宇宙的。作为一个诗人评论诗歌时，我只可能站在世界的立场上。 我相信，西方诗人和他们的作品之所以走在了中国的前面，除了因为体制的不同，同时还有一个主要原因——西方诗人比较甘于寂寞，比较安贫乐道，比较甘愿做边缘人，甚至以此而自豪。他们的诗歌也因此比较容易跳出个人的圈子，而用一种更广泛更幽默更哲学的眼光来看待人类、地球、宇宙。他们的思想、视点、风格也因此比较独特。人云亦云，努力去迎合主流，这在西方诗坛是不可想象的。 我们谈到文化大革命时，总以为那场浩劫已经离我们远去。年轻人们似乎以为那场荒唐的大革命只发生在爷爷、奶奶那一辈人身上。他们却不知道，其实他们自己同样也是那场噩梦的受害者。中国的经济在飞速发展，GDP令全世界瞩目。可是，人们的思维模式，却还明显地笼罩在旧日的阴影之下。而当今中国诗歌（其它文学体裁也一样）的畸形发展，正是一个有力的证明。 事实上，不仅仅文化大革命对中国文人的思想有巨大的消极影响。我们可以说，中国文人的思维方式自从五四运动以来就很有些畸形了。近百年来的社会变迁和思想革命，没有教会文人们如何去提高自己的作品，而是教会他们如何用“谋略”去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用“心计”去处理人和作品的关系。历史的教训已让文人/诗人们戚戚然，畏惧自由思想会给他们带来惨痛“恶果”，尽管它是促进社会进步发展的唯一推动力。最后，中国的文坛/诗坛自然而然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媚俗流派。不说别人，曾经的诗坛领袖郭沫若就是一个伟大的媚俗家。 总而言之，在我看来，中国当代诗歌最大的缺点第一在于它缺乏独创性和广视角的求知精神、探索精神。另一个缺点则是大多数人的诗德：追求华而不实、迎合大众口味，诗人不以追求质朴、宁静、高贵的胸怀为荣。如果不改变这两点，中国的诗歌很难有什么大成就，它只能被中国诗人们自己孤花自赏，更不用说产生杰出的走向世界感动世界的诗人了。 普通民众媚俗，可以原谅。但诗人媚俗，是绝对不可以被原谅的。中国新诗的鼻祖胡适先生曾强调做人要做一个“不受人惑”的人，而做诗应该“去其腐杇，还我神奇”。这，实在是值得我们每一个诗人好好深思、反省一番的。 空因：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硕士毕业，曾任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助教。现在加拿大某校任教。多年来热爱并从事诗歌、小说、戏剧创作，试图通过创作来追寻生命的意义。曾在多家杂志（包括《〈读者》）上发表短文。短篇小说《落基山的雪》被17家著名杂志转载，并被湖南电视台拍为电视片。空因曾受日本政府邀请访问日本。2021年台湾发表了她的第一篇中文长篇小说《太阳草》。2021年南非出版了《太阳草》的英文版，随即出版了她的另外一英文长篇小说《顾彼和梦游人》。她的诗作散见于海内外报刊。中英双语诗集《提灯的人》由美国出版。双语诗集《今天是一条路》、中、英、法语诗集《登山者之歌》和《简单心》已经出版。曾连续两次获得微尔达摩里斯诗歌挑战奖。双语诗集《提灯的人》和《今天是一条路》在《世界日报》的《温哥华周报》和《多伦多周报》上长期连载。空因的英文诗歌和短篇小说集即将由美国出版。目前，空因除了教书以外，专注于诗歌、中英法翻译和童话故事创作中。

在汹涌澎湃的时代大潮中随波逐流，心情浮躁不安，患得患失，没有敬畏之心，没有担当精神，忘了自己是谁，迷失了方向，惧怕权势，对世间不平事不敢言、不敢阻止，“今有几多洒脱者，能为正义把命舍？”就是一种深深的叹息，大家变得集体失声沉默，恰如大理诗人潘正伟在《奈何人生》描述的那样：“一语未出三思索，话到嘴边复琢磨。”

穆旦不错，楼上说的那几个外国诗人也称不上伟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