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还是有价值的，因为古人的思想还是可以借鉴的，因为他们非常聪明。

　　人物品藻就是人物评论，晋代的人物品藻主要是指对人物风采、风姿和风韵的审美评价。
　　其最基本的价值取向，乃是以人为着眼点，进行由表及里、由外及内，从现象到本质、从具体到抽象的观察与评价；换言之，就是对人进行从形骨到神明的审美批评和道德判断。这种文化现象，与当时的历史背景、社会思潮以及审美观念等等，均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汉末以来的所谓人物品藻，是通过社会舆论的品评向统治者推荐人才。这种品评，由于当时各种情况，逐渐发展为不只看人物的道德节操如何，而且十分重视才能、智慧、应变的本领等等。刘劭的《人物志》便是这种品评的系统的理论著作。到了晋代门阀世族大兴之后，人物品藻更演变为对人物的个性气质、风度才华的品评。从《世说新语》一书中可以明显地看到，这种品评不只是政治伦理的，而且更是审美的，后者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这种情况深刻地影响到各门文艺和美学思想的发展，使得这一时期的美学思想经常从人的内在的个性、气质、天赋、独特的心理感受等角度来观察审美与艺术问题，因而比前代更为深入地看到了审美与艺术所具有的特征。例如曹丕(187～226)的《典论·论文》中的“文以气为主”的说法，它所强调的是作家的个性、气质、天赋与作家的创作风格、创作成就的关系，这和以前孟子、扬雄主要强调道德品质的修养很不相同。钟嵘(?～约518)的《诗品》虽然和汉代的《毛诗序》一样认为诗是情感的表现，但它所强调的是个体的各种“摇荡性情”的多样的心理感受的表达，而不是诗与政治得失、王道废兴的关系。在绘画方面，东晋顾恺之(约346～约407)的 “以形写神”， 南齐谢赫的“气韵生动”（见《古画品录》）等原则的提出以及南齐王僧虔(426～485)在书法理论方面主张“书之妙道，神采为上，形质次之”等说法，都明显地反映出受当时人物品藻的风气影响。美与艺术被看作是同个体的精神、气质、心理不能分离的东西，这是魏晋南北朝美学思想的显著特征，也是它较之先秦两汉的美学大大前进了一步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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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庸》是儒家经典，至今已流传两千多年，在儒家学说中占有重要地位，位于“四书”次位，在中国历史上的各个时期都有其独特的学术特点、学术成就和社会地位。中庸是中华民族的古典哲学，曾广泛而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历史的发展。
《中庸》在西汉时被戴圣整理并编入《礼记》中。魏晋南北朝时期，伴随着儒道合一、佛道流行的时代新趋势，有学者把儒家的“中庸”与道家“无为”联系起来，为“尚俭”立据，但影响有限。如刘劭在《人物志》中将“中庸”作为一种极高德行来推广，把“中庸”列为最完美之“情性”。据记载，当时伴随着佛家“格义”学说的流行，还有引佛家义理释解“中庸”的著作出现。
唐代李翱将《中庸》尊为经书，撰有《中庸说》，提出了一个《中庸》的传承谱系，并与佛家心性之学相糅合，阐发与弘扬《中庸》儒家天命性道学说。他将传承《中庸》的本意弘扬性命之说为己任，在糅合佛儒观念的基础上，用佛家“不动心”的理论来诠释儒家“诚”的内涵，不仅由此建构起了一个较为完整的思想体系，同时，其融汇佛家与儒家的心性学说为一体，对于后来宋明理学的理论建构，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宋代以来，《中庸》逐步确立了儒家经典地位，成为科举考试的重要内容。宋真宗年间，曾将《中庸》一书作为科考的内容；宋仁宗时，还对新中的进士颁赐《中庸》一书以为奖励。北宋程颢、程颐首先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同等看待，并行同列，提高了《中庸》的儒学地位和社会影响，为《中庸》成为宋明道学问世的理论基础，开辟了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