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知道魏晋南北朝时期是士族地主阶级发展的最高峰，但受当时北方中国五胡乱华的影响，北方残留的士族阶层已不复西晋时期的荣光。而''衣冠南渡''后的整个南朝时期，士族却仍能在维持自身政治、经济、社会地位的同时，甚至还有所发展，最终在东晋时期达到了士族地主阶级统治的最高峰。

然而，顶点的到达也意味着终点的开始，自此之后整个南朝的士族地主阶级开始飞快地滑向衰落的深渊（北方的士族地主阶级反而顽强地坚持到了唐末）。今天，我们就来看看这南方花花世界里发生在这些花花太岁身上的故事。

一、顶峰的辉煌，东晋王朝的士族。

在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士族的乐土在中国南方（南朝），而在南方的五个偏安政权（东晋、宋齐、梁、陈）中，其士族的最顶峰在东晋时期。

这是因为一方面，整个东晋王朝就是以北方南迁的士族为主导而建立的，其实质就是北方士族通过与南方本土士族达成政治妥协的产物，至于皇帝不过是士族手中的政治招牌而已。而在皇帝、北方士族和南方士族三方政治势力中，又是以北方流亡士族为绝对主导的。

在东晋初期著名的''王与司马共天下''说的就是北方流亡士族的代表人物王导，甚至细究下来，掌握朝廷实际权力的的王氏，是''王替司马坐天下''。士族尤其是北方流亡士族的势力在东晋王朝达到了顶峰。

究其原因，除了东晋王朝本身就是士族（尤其是北方士族）手中外，也与士族阶级自身在当时过硬的政治、军事素质有莫大的关系。要知道，当时北方中国已是五胡横行的时期，这些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如走马灯一般，但不论是谁，都对南方汉人的最后乐土垂涎欲滴。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这个时候的当权者如果没有过硬的政治素质，就不能安定社会秩序，恢复生产，缓和东晋政权内三方政治势力的矛盾，秉持汉族人不打汉族人的大原则，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枪口一致对外。

而没有过硬的军事素养，难道仅仅凭借士族的几下玄学清谈、儒雅风度，就能靠打嘴炮就把这些北方自打出了娘胎就开始挽弓策马、勇猛剽悍的狼族汉子，打的相持几十年使他们始终无法策马南渡？！可以说正是王、谢两家的政治、军事素质，撑起了整个士族地主阶级的脊梁。

二、自甘堕落，终成黄花。

然而，作为一个统治阶级，巨大的权力必然带来巨大的腐蚀。士族阶级在南渡初期的热血奋斗很快随着自己统治地位的稳固，而逐渐腐朽没落，只为我们后世的读者留下了一个个荒唐可笑的段子。没有王、谢的治国之才，有的只是熏衣剃面、涂脂抹粉。

作为一群老爷们他们活的可比现在模特还光彩照人（字面意思）。而真正老爷们该干的事情，不说骑马打仗、上阵杀敌，就是出个门都得坐车坐轿，走路都需要奴婢搀扶。建康县令王复看见马的嘶叫，就吓得面如土色，说这明明就是老虎嘛！怎么能称作是马呢！

有钱人的生活不是我们这些韭菜能理解的。在当时，士族在政治上垄断清闲高位，在经济上占尽丰美膏腴之地，庄园别墅鳞次栉比。享受着巨大的物质财富，那个时代又没有后来资本主义发展的再投资扩大再生产，有钱了不知道怎么花当然就如同现在的煤老板暴发户一样，疯狂消费奢饰品了。

三、辉煌之后的隐忧。

士族地主阶级的上述行为除了有钱烧的之外，还有一个他们打死也不会承认的深层次原因，就是不论他们是否愿意，寒门庶族开始走上历史舞台，政府内的实际权力开始逐步向这些庶族地主阶级转移。

其实这一现象自东晋政权建立不久就已经产生了苗头。晋元帝司马睿不甘心大权尽落入王氏（北方士族）之手，在朝廷内排挤王导的同时，开始重用刁协、刘、周、戴渊等人组成自己的执政团队。值得玩味的是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均出身于寒门庶族。

后来王敦起兵打着就是''诛''的政治口号，这当然反映出东晋初期士族集团与皇权的激烈矛盾。但其中寒门庶族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绝对不是可以忽略不计的。王敦的主要矛头当然是意图加强皇权的司马睿，但那些作为皇帝的忠实爪牙的庶族臣子，身为士族代表的的王敦也是恨得牙根直痒痒。

在建康城破后，刁协就被王敦所杀，而刘隗则腿脚快投奔了北方。也算是士族地主阶级第一次对尚处于萌芽期的庶族地主阶级施以颜色。

然而，弱小的终将走向强大，庶族地主的上升不是腐朽没落的士族集团所能阻挡的。当东晋灭亡后，当起于草莽的寒门皇帝（如刘裕）越来越依赖于庶族集团处理政务、抗击北虏、加强皇权时，士族集团也就不可避免地被政权所边缘化，逐步退出王朝的政治舞台。

另一方面庶族集团也在帮助皇帝加强皇权，削弱士族集团过程中不断被其重用，从而掌握权柄走上了王朝的政治舞台。双方各取所需、一拍即合，庶族地主阶级的时代即将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