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敦之乱东晋的开国功臣为何还要发动叛乱

王敦之乱，又称王敦之叛，是东晋初年发生的一场动乱，爆发于晋元帝永昌元年(322年)，结束于明帝太宁二年(324年)。由出身琅琊王氏的权臣王敦所发动，以诛刘隗为名进攻建康，并击败朝廷军队。后自任丞相，诛杀周顗等人，并在武昌遥控朝廷。

晋元帝死后，明帝继位，王敦意图夺位，但明帝已准备反击王敦。同时王敦亦患病，面对明帝的讨伐，只得由兄长王含与部下将领钱凤等领军与朝廷军队作战，但最终失败。王敦亦在战事期间病逝。

起因

王敦与堂弟王导都是东晋的开国功臣，当日仍是琅邪王的晋元帝司马睿初镇建康时仍没有威望，江南士族以至平民都无人理会他，王导与王敦则为他建立威望，建立起在南方较安定地方的一个朝廷。王导主掌政策事务，而王敦则掌握军事力量，对东晋建立有极大的贡献，当时的人更称“王与马，共天下。”可见王氏的地位和影响力。

但东晋建立后，司马睿希望减弱琅琊王氏的影响力，于是提拔刘隗、刁协等其他士族人士，用以制衡王氏势力。司马睿亦忌惮掌握军事大权的王敦，亦疏远了曾经极力扶持自己的王导。

同时，王敦亦渐见专擅，如自行选置属下州郡官员，自行加任割据险处的何钦为将军，更意图安插亲信任州刺史。这些事都让司马睿感到厌恶，而王敦亦对司马睿的反抗行为大为不快。

举兵内向

永昌元年(322年)，王敦举兵向建康前进，以诛刘隗为名并上奏刘隗的罪状。王敦党羽沈充亦在吴兴举兵响应王敦。王敦到芜湖时又上奏另一位宠臣刁协的罪状。司马睿对王敦的行为十分愤怒，于是决意与他决战，要亲率六军与王敦对抗，并召命刘隗和戴渊回建康准备防卫王敦的进攻，又下令斩杀王敦就可封为五千户侯。

在朝中任光禄勋的王敦兄长王含见此偷偷乘船投奔王敦。王敦同时呼唤梁州刺史甘卓，请他一同进攻，甘卓原本答应但最终甘卓都没有前来，更派参军孙双谏止王敦，王敦大惊并以公爵之位请求甘卓支持，甘卓对他的立场犹豫不决。王敦又请司马承任军司，但司马承拒绝，更派主簿邓骞到襄阳劝甘卓反对王敦，支持朝廷。

王敦所派的南蛮校尉魏乂率军二万进攻湘州治所长沙，因长沙城城池不稳固而又缺乏军需储备，众人都十分恐惧，有人更劝司马承投靠陶侃或退守零陵或桂阳，但司马承坚持要婴城固守。

甘卓写书司马承要出兵沔口断绝王敦归路，藉以解除长沙之围，但司马承劝他直接攻击王敦。同时王敦亦派甘卬向甘卓求和，甘卓再次犹豫，在猪口停驻了数十日仍不前进。

被召还建康防守的刘隗回京时受到百官在道上欢迎，意气自若。入宫后与刁协要求司马睿因王敦叛乱而尽诛王氏，但遭到拒绝，刘隗因而有惧色。同时王导亦率宗族子弟二十多人请罪，都被司马睿原谅。王导任前锋大都督，戴渊任骠骑将军，周札为右将军、都督石头诸军事。

又命王廙劝止王敦，但王敦不听，更留下王廙自行任用。王敦逼近建康时，刘隗被指挀守金城，周札守石头城，司马睿亲自领军在城郊准备迎战。

建康陷落

王敦兵临石头城，打算进攻金城，打击刘隗。但部将杜弘认为刘隗死士众多，不易攻克，建议先攻石头城;又认为周札少有恩德，士众不服他，易于攻克，而石头城一旦被击破，刘隗就会退走。王敦听从并进攻石头城，周札开城门投降。

王敦因而占据石头城。司马睿于是命刘隗、戴渊、刁协、王导、周顗、郭逸和虞潭等率军进攻石头城，但都被王敦军打败。太子司马绍知道诸军兵败后打算亲率将士决一死战，但被太子中庶子温峤谏止。

王敦在石头城中拥兵，不入宫朝见司马睿，更放纵士卒四处抢掠，当地大乱，官员都逃走，只余下安东将军刘超率众与两名侍中侍奉司马睿。

司马睿亦只好脱下戎服，派使者向王敦求和。同时，兵败的刁协和刘隗回宫见司马睿，司马睿流着泪劝二人快点逃走避祸，更给予二人人马让他们逃走。但刁协因年老而不能骑马，亦对人无恩情，元帝召募刁协随从时竟然全都推辞。刁协行到江乘时被杀，首级被送到王敦那里;刘隗则领家属北逃至后赵。

影响

王敦之乱期间，东晋集中应付内斗，对于北方的侵扰都没有力量去应付，导致后赵在王敦之乱期间夺取了东晋兖州、徐州和豫州的大片土地。

苏峻凭著协力平定王敦之乱而有功获封赏，并且威望渐长，军事力量强大。但同时苏峻亦骄傲自满，甚至有异心，最终导致了后来的苏峻之乱。

东晋十六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最混乱的时代。在长江以北，先后出现了20多个大大小小的政权，我们统称为“十六国”。除了早期的后赵、中期的前秦以及后期的北魏之外，其他的政权面积都很小，实力有限。而当时在面积、人口、军事上长期处于绝对优势的是东晋。东晋王朝也先后发动了四次较大规模的北伐战争，但是为什么始终无法统一南北呢？

从西晋以来，北方爆发了八王之乱、永嘉之乱，经济遭到了严重的破坏，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尖锐。而南方则相对比较安定，于是大量的北方百姓选择南迁。根据谭其骧等人的推测，当时选择南迁的户籍人口大约有90万。而西晋皇室以及世家大族也纷纷南下，在江南建立了东晋政权，史称“衣冠南渡”。

大量的人口南迁，为南方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根据葛剑雄的《中国人口史》的资料，东晋初期的人口达到了1000万，基本和北方持平；到东晋后期，人口已经到达了1700万，大大超过了北方。人口南迁加速了南方的经济发展，依靠繁荣的江南经济，东晋“财阜国丰”，完全可以支撑其统一北方的大业。

然而，东晋内部并非和谐。首先，东晋名义上是一个统一的国家，但是实质上却是四分五裂。以汉代的地域为划分，南方分为扬州、益州、荆州、交州四大地区，交州地区的经济比较落后，地广人稀，因此在人力、财力上无法提供更多帮助。益州在东晋一般处于割据状态，早期有成汉政权，直到桓温时期才收复；东晋中期又被前秦占据，后期又是谯纵割据。因此，真正能够为东晋提供比较稳定的支撑的就只有荆州和扬州。

偏偏荆州和扬州的矛盾又十分突出。扬州是东晋的京畿之所在，乃立国根本。扬州北有长江天险，是抵御北方民族南下的天然屏障。北方民族想要南下进攻东晋，必然会先进攻长江上游，然后再顺流而下。因此，长江上游的荆州就成为了东晋的防御重心。东晋在荆州的军事力量十分雄厚，“资实兵甲，居朝廷之半”。

整个东晋时期，坐镇荆州的将领都有“不臣之心”。最早坐镇荆州的王敦曾发动“王敦之乱”，后来又有陶侃、庾亮、庾翼、桓温、桓豁、桓冲、殷仲堪、桓玄等坐镇荆州，掌握上游兵权，其中桓玄在403年攻破了建康，称帝，改国号为楚，于是东晋实质上已经灭亡。从王敦之乱到桓玄起兵，东晋至始至终都陷入了荆扬之争的泥潭，使得国家没有多余的力量进行北伐。

因为西晋的八王之乱和永嘉之乱，导致了北方的任敏大肆死亡，为了躲避饥荒和战乱，大量百姓从中原迁徙到南方，据史料记载，南下的人数多达百万，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南迁的高潮，史称"衣冠南渡"。

在西晋灭亡之后，公元317年，琅琊王司马睿被拥立称帝，他继承了晋朝的过好，定都南京，古代称建康。而司马睿就是东晋的第一位皇帝—晋元帝。

东晋王朝初初建立，根基还没有很稳固，司马睿能登基的很大一方面就是几大门阀士族的支持。特别是琅琊王氏的王导、王敦兄弟。

在司马睿上台之后，军权依旧被掌握在王氏手里，从晋元帝时期开始，东晋就形成了门阀政治的独特格局，即几大士族与皇帝共同治理天下，皇帝差不多就是士族手中的政治工具。

权力太过巨大，就会产生不该有的野心。东晋初期，就先后的发生了王敦之乱和苏骏之乱。这两位位高权重的重臣，因为不满皇帝一直削减自己的权力，两次都攻进了建康城，朝廷每次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才能平息叛乱。

在王敦和苏峻叛乱之后，朝政大权又落入大将桓温手中。桓温自负才能过人，渐渐起了不该有的心思，为了给自己有造反的资本，他决定率军进行北伐，收复北方丧失的国土。

在北伐期间桓温的声望权势一度达到顶峰，令东晋皇帝和很多世家大族大为忌惮。在北伐失败之后，桓温为了挽救自身的威望，震慑权贵，废除了对他不满的皇帝司马奕，拥立会稽王司马昱为新帝。同时，他还启用了一个深为赏识的年轻人——谢安。

谢安是一个既有政治才能，又能随机应变的一个人，桓温认为谢安可以帮助自己掌握东晋政权，但没想到的是谢安，两面心思，用了很多迂回的手法，来阻止桓温专权，这样一直出现到了桓温病死。

因为有了谢安的帮助，一直被军阀控制的朝政，才终于得以归还给东晋王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