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概括的是关于思想的，思想无法琢磨，哲学学起来依然很空。历史永远是过去的，而且讲究的是准确，融不得半点虚假，所以，历史是死的，至于文学为什么是浅的？说实话，我也不太明白，也许是因为文学太深奥了，使人对这种深奥产生了一种浅的错觉吧～

我曾见过不同的说法： 文学——白杨树的湖中倒影 哲学——迷宫中望见星空 史学——沙漠玫瑰的开放 （人文素养这东西，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因为哲学是很玄妙的，历史是过去的，文学是抒情的

中国史学与哲学是什么关系？只有站在中国人自身的学术立场和价值取向思考问题，才能在哲学和史学之间搭起认知的桥梁。
　　钱穆先生对中国学术之渊源有着敏锐的考察：“大抵古代学术，只有一个‘礼’。古代学者，只有一个‘史’。史官随着周天子之封建与王室之衰微，而逐渐分布流散于列国，即为古代王家学术逐渐广布之第一事。”王国维曰：“史为掌书之官，自古为要职。殷商以前，史官之尊卑虽不可知，然大小官名及职事之名多由史出，则史之位尊可知矣。“ 龚自珍在《治学》一文中更清楚地点出了“史”与“治”的关系：“自周而上，一代之治，即一代之学也。一代之学，皆一代王者开之也。载之以文字谓之法，即谓之书，谓之礼。其书谓之史职。民之识立法之意者谓之士。士能推阐本朝之法意以相戒语者，谓之师儒。若士若师儒，法则先王、先冢宰之书以相讲究者，谓之学。道也、学也、治也，则一而已矣。”
　　对于中国“史”之特质，见解最为深刻的莫过于清儒章学诚。他在《文史通义·史释》中断言：“法显而易守，书吏所存之掌故，实国家制度所存，亦即是尧汤以来因革损益之实迹。苟有志于学，则必求当代典章，以切于人伦日用。必求官司掌故，而通于经术精微。则学为史事而文非空言，所谓有体必有用也。不知当代而言好古，不通掌故而言经术，则鞶帨之文，射覆之学，虽极精能，其无当于实用也审矣。”这就极其清晰把中国“史”之特质表露无疑——如果历史无实用价值，只知道“昧于知时，动矜博古”，那就“譬如考西陵之蚕桑，讲神农之树艺，以谓可御饥寒而不须衣食也”。可见，中国之史学，非同于西方实证主义史学，而始终有着强烈的价值取向：“其明必足以周万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难知之意，其文必足以发难显之情”，“斯盖哲王经国，通贤垂范，惩诫之方，率由兹义。”
　　在中国传统思想史之大背景下，“史”与“哲”非两个问题，而可合二为一，除了因为“史”、“哲”都在研究“治”的问题，更为关键的一点，即从学术渊源而论，则“哲”出于“史”。
　　钱穆先生通过对中国思想史之考察，得出结论，中国诸子百家皆出于儒家，即归宗于孔子：“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则墨源于儒”，而“以下战国学派，全逃不出儒、墨两家之范围”——“极端右派，则为后起之法家。极端左派，则为后起之道家。法家、阴阳家、纵横家，皆属右。道家、农家、名家，皆属左。”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指》中指出儒家之特点：“儒者以六艺（经）为法。”班固在分析各哲学流派时有一个精辟判断：“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今异家者各推所长，穷知究虑，以明其指，虽有蔽短，合其要归，亦六经之支与流裔。”换言之，六经是中国各哲学流派的共同源流，那么六经同“史”有何关系呢？章学诚先生一言以蔽之：“六经皆史也。”国学大师章太炎确言道：“六经者，周之史籍。”孔子曾评价自己的学说：“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总而论之，“诸儒治经，实皆治史。”
　　如果说治经即治史，那么有经学就够了，史学对于“治”的价值何在呢？或者说，二者是如何统一与“治”的呢？李保泰在《廿二史札记》序中有着清晰的解释：“经者治之理，史者治之迹。三代以上，明于理而经立；三代以下详于迹而史兴。”余英时在考察宋代士大夫思想脉络时也点出了其中之关节：“胡瑗、孙复、欧阳修诸家早已提出了三代以下‘圣人之道’有体用或本末之别。大体言之，他们把仁义（道德）礼乐看作‘体’或‘本’，而以政与刑得实际措施为‘用’或‘末’；前者是‘历世不可变’的，后者则必须因时制宜。”“宋人讲学问也可分成两派：一派像王荆公，他是经学一派。像司马温公，他是史学。经学可说是等于孟子之所谓‘法先王’，史学派可说是等于荀子之所谓‘法后王’。经学派总是偏重理想、多议论，王荆公就是这样一个人。史学派重实际、重经验，司马温公就是这样一个人。也可说经学家常看重制度，要摆出一大套来，因为他喜欢理论，而史学家则多重人事，人事和制度是两回事。”明清之际的经世大儒更是如此，王夫之在哲学和史学方面都有所建树；顾炎武“遍览二十一史，明代十三朝实录，天下图经，前辈文编说部，以至公移邸抄之类，有关于民生利害者，分类录出，旁推互证” ；全谢山论（黄）梨洲学术也说：“公谓：‘明人讲学，袭语录之糟粕，不以六经为根底，束书而从事于游谈。’故受业者必先穷经。经术所以经世，方不为迂儒之学，故兼令读史。”
　　司马迁之《史记》之所以被称为二十四正史之首，在于他的文字记载详实，纪传体又为史学一大创见，更在于他写史之旨趣十分高远：“欲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钱穆先生对此评价极高：“‘人事’同‘天道’中间的这个分际何在？而在人事中则还要‘通古今之变’——怎么从古代直变到近代，中间应有个血脉贯通。此十字可以说乃是史学家所要追寻的一个最高境界，亦可说是一种历史哲学。西方人讲历史哲学乃是一套哲学，只把历史来讲。若说中国人也有历史哲学，应该不是一套哲学，而仍是一番历史，只是从历史里透出一套思想来。即如说‘究天人之际’‘明古今之变’，这才是中国人的历史哲学。”
　　不仅是六经和《史记》，中国之史学著作无论是叙史、论史还是考史，究其大方向，始终强调从史学之立场“史以载道”。就论制度之史书而言，在一般人看来，此种图书无非是对历代制度的一番搜罗和摘述，作工具书之用，有何高远意向？但李翰在为唐代杜佑所作《通典》作序时说：“君子致用在乎经邦，经邦在乎立事，立事在乎师古，师古在乎随时。必参古今之宜，穷终始之要，始可以度其古，终可以行于天下。”朱熹也非常推崇《通典》，说其是一部“是今非古之书”。钱穆先生总结道：“倘使仅为史学而讲史学，这决非真史学。” 真史学者，有其哲学旨趣作根基也。
　　经过以上分析，我们大致可以得出结论：如果摒除西方学科分类的影响，那么就中国哲学与史学而言，实则为一而二，二而一之事，对二者强行分割，显然有悖于国学之本意。对史学著作进行哲学研究，寻找到其背后的哲学价值，非但是可能的，而且也应该成为中国哲学研究所努力的方向。

历史学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学科 ,它的研究对象涵盖了人类社会以往的一切活动领域及其过程。因而 ,史学和其他学科都有着密切的关系 ,尤其是和哲学的关系最为密切。哲学为史学提供世界观 (历史观 )和方法论 ,史学为哲学的发展提供经验和史实的依据。
哲学是关于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最一般规律的学问 ,它为史学提供了世界观 (历史观 )和方法论 ,西方古典史学的萌芽和优良传统以及中世纪史学的发展充分说明 :有什么样的哲学 ,就有什么样的史学.

历史学与哲学是个别和一般、辩证统一的关系。哲学为历史学的发展提供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历史学的成果反过来又作为哲学的基础丰富了哲学的内涵，历史学与哲学是辩证统一的。

历史主义是一种方法。
通过历史的联系和变化发展来考察对象，这种原则和方法就叫做历史主义。
历史哲学是指一种学说。
一般的通史类历史书籍仅仅是历史而已，但历史哲学是用哲学方法写作的历史，即“用哲学方法写作的社会历史”。因此历史哲学类书籍既是历史书，也是哲学书。
有必要再说明的是，‘历史哲学’和‘哲学历史’也不同。
‘哲学历史’就是哲学史，即单独的哲学发展史。
但‘历史哲学’是整个社会的历史（只是用哲学方法写作的）。

大概是哲学家吧
借个书上的概念来说 哲学是关于世界观的学说 是具体知识的概括和总结
哲学是比较系统的学科 应该比较全面 马哲不是还分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嘛 ……我好像有点跑题了

我觉得是哲学家。
我觉得对中国历史最有影响的两个人是孔子和秦始皇。

一哲学家必定是一历史学家，但一历史学家不一定是一哲学家，所以。。。。。。

中国古代的哲学家往往既是历史家又是文学家，像孔子著有诗书 又著春秋

都重要

如果说哲人的灵魂是使得过去“熟悉化”，也即是“清晰化”、“当世化”，追求的根基在于“永恒”，在于道的“同一性”；那么史家的事业则是使得过去“陌生化”，也即是“模糊化”、“历时化”，寻求的根基在于道的“差异性”。由此可见，哲学与史学不仅具有相互依存和相互超越的品格，而且同时兼具哲学反历史和史学反哲学的品性。

如果我们从这一视角来关照的话，真正的“历史著作”几乎是不存在的，大多数的“历史书写”都是“哲人书”，这可以在西方的“历史”（history）原初的意涵（“探究”）中得到明晰的彰显，按照柯林武德的意念，西方第一部“历史著作”是希罗多德（herodotus）的“历史”，其实“历史”何尝不是对荷马“史诗”的一次模仿，由此我们或许可以说“历史”在整个西方历史上从没有成立过，或者不那么绝对的话，我们可以说“历史”在整个西方史学史上从没有独立过，如果我们站在兰克那个“高贵的梦想”上来观照的话。

“历史”沦为婢女，在这一“后见之明”才是清晰的，不管是神话的婢女，哲学的婢女，还是神学的婢女，这一婢女的状态从确立的那一刻从没有消失过，历史学与其他学科相关联的历史，也即是向其他学科看齐的历史，也即是成为其婢女的历史。也即是从确立的那一刻历史就成为了“永恒”的婢女，这可以从“历史哲学”的诞生与歧义的变迁中澄明，“历史哲学”一词在维科、伏尔泰、黑格尔之间的歧义的争论中恰恰说明了历史哲学本身的“合法性”危机，此后的历史哲学也在这一“危机”的辨析与辩护下彰显着自身的合法性，个人认为历史哲学的形成恰恰是神学与哲学妥协的，与兰克不同的是，从哲学的层面看，这一建立者无疑是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在黑格尔这里，神学下降为哲学，由此，哲学也自然的下降为历史，兰克反黑格尔就恰恰在于黑格尔对神学的改造，兰克的“如实直书”来源于他对上帝的认信，基于对“年代记”的坚守，可以这样说，兰克对历史的确立基于对年代记的坚守。

哲学是关于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最一般规律的学问，它为史学提供了世界观和方法论，西方古典史学的萌芽和优良传统以及中世纪史学的发展充分说明：有什么样的哲学，就有什么样的史学。

史学理论中，强调一个运用和分析史料，并得出结论，也就是“史学即史料学”。但是如何分析，则讲求一个方法，讲求一个思维。于是，哲学就会相应而生。例如事物的发展是矛盾的。具体的历史人物有功有过，功过都在史料里，但如何去区分功与过，能否因功而否定过或相反，这时哲学中的矛盾论就可以解释这一问题。因此，二者是相依而共存的。

对于哲学和史学两个学科相互通用，我认为是这么理解哲学的道理，更多是从历史学中，转化而来。反过来说哲学的理论同时又适用于史学。因为他们是个相互印证的学科。所以历史学和哲学可以互为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