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前期，旧礼犹存，战争有规则可讲。两国打仗要宣战，偷袭是要被人看不起的。又不能趁着人家有国丧的时候开战，陈成公卒，正准备伐陈的楚军闻丧乃止；晋国的士匄率军侵齐，听说齐丧，立刻还军，都是例子。当然也有不管三七二十一的，如秦国。

宋襄公与楚国交战，宋军已经成列，楚军正在渡过泓水，军官劝宋襄公击其未济，他不同意。楚军既已渡河，尚未成阵，宋襄公又一次拒绝进攻。直到楚军结阵已成，这才鸣鼓而攻。宋军大败。

那时车战用方阵，战阵十分重要。阵型一旦被冲散，如《国殇》里说的“凌余阵兮躐余行”，多半就要“首身离兮心不逞”了。当年周武王伐商，每行进十来步，就要停下来整顿队型，并不是为了样子好看。战阵不整而致失败的例子很多，如著名的鄢陵之战中的楚军。

宋襄公是在遵守古义。《司马法》中记录了一些古代的军礼，其中一条便是“成列而鼓，是以明其信也”。宋襄公是骄傲的人，在他看来，自己是中原旧国，商王之后，楚国是南蛮子；与楚国打仗，如果不讲身份，岂不把自己降低到对手的水平？

打了败仗，国人抱怨宋襄公。他辩解说：君子不伤害已经受伤的人，不擒捉上了年纪的老人，不攻击尚未成阵的敌车。我虽然是亡国之余，也不忍有违这些古礼。

所谓“亡国之余”，指的是宋国是殷商后裔。周人灭亡商朝，在其故土建立一个新公国，把遗民集中起来，有方便管理之意，亦有存亡续绝之德。这些后裔不肯放弃遗民身份，其礼制和宗教，和周人都有不同。他们在文化上的骄傲，使别国的人侧目而视，认为他们既顽固又迂阔。

先秦的笑话，主角往往是宋人，如野人献曝的故事，“资章甫而适诸越”的故事以及有名的守株待兔的故事。韩非子还讲过一个故事：有一个宋人，看到书里讲“绅之束之”，就给自己系上两重腰带，别人对他的装束不解，他就说：“书言之。”——韩非喜欢讽刺宋人。宋人的风格，与韩子正相抵牾。

宋人秘密地怀有复国的抱负。《诗经》的最后一篇《殷武》，可能便是宋襄公的诗。诗里歌颂祖先伐楚的功绩，有滋有味地怀念商朝的“赫赫厥声，濯濯厥灵”。泓之战的几年前，曾有六只水鸟倒退着飞过宋都的天空。宋襄公以为这是明显的预兆，预示着霸业可成。他的不自量力，急于求成，也可能是觉得时不我待吧。

宋的复国只是梦想。不过，宋襄公倒是有个后人当上了“素王”。孔子正是襄公的后裔，他长大后，还要回到宋国，穿一穿故国衣冠。孔子重仁，重礼，有襄公遗风。

春秋时期，在原则与权变之间的选择，并非易事。城濮之战前，晋文公向咎犯和雍季问计。咎犯说，打仗的事，诈伪是没关系的，请君用诈。雍季说，诈伪虽可得志于一时，却断了后路，请君用正。晋文公用咎犯的建议打败了楚军，回来行赏，雍季在上，理由是雍季讲的是万世之利，咎犯讲的是一时之务。

连晋文公这样的人物，也不再有了。孙子的兵法，清清楚楚地说要“乘人所不及”，吴子的兵法，也明明白白地说“行列未定可击”。当年秦军袭郑，路过天子之城的北门，仅仅脱去头盔以示敬，而未按礼法要求的去甲束兵，有人议论说，这样无礼的军队，一定会吃败仗。那一仗秦人虽然打败了，最后得天下的却是他们。

《左传》对泓之战的记录给选在中学语文课本里，题目却叫《子鱼论战》。子鱼是驳斥宋襄公的人，多听他的聪明话，想必能帮助孩子成长。课文没有讲的是，宋襄公敢和强大的楚国交战，是仗着自己是仁义之师，以为仁者无敌。这种信念，果然是讲也不是，不讲也不是。

而伐丧，到了战国便已屡见了。但古义毕竟是古义，伐丧一直是有争议的。刘表之死，鲁肃说孙权“伐丧乱之国，克可必也”，孙权欣然；刘裕死，崔浩劝阻北魏的皇帝伐宋，皇帝不从，便是两边的例子。至于隋朝高颎督师伐陈，闻丧而还，则如王夫之所论，只是形势使然，装装样子，惠而不费的事。（4）

半渡而击这个成语相信大家很熟悉，但具体出自那个时期，那个典故，相信大家都有所疑问？

今天小虫就来为大家详细讲一讲半渡而击的人和事。

讲起半渡而击这个典故就必须要说一说春秋时期的宋襄公，根据《史记》中记载宋襄公是春秋五霸之一，关于春秋五霸的说法五花八门，有八种之多，本文以《史记》记载为准。

说起宋襄公为人，后世对宋襄公的褒贬不一，有人说宋襄公仁义有信，知晓春秋大义；又有人说他虚人假意，是假道学的典型。但需要提到的是宋襄公固然迂腐、不自量力，但在做人方面还是仁义有信的。

宋襄公是宋桓公的次子，但也是宋桓公的嫡子，在宋襄公没有继位前，他曾向他的父亲宋桓公说，要把位子让给他同父异母的哥哥目夷，请求他的父亲将他的哥哥目夷立为太子，但目夷没有同意，为了躲避宋襄公的让贤，目夷还逃到了卫国。在宋襄公即位后，目夷被宋襄公立为相。

假如说，宋襄公让位是为了套路他的哥哥，那么就说明宋襄公没那么二球，不仅不是??楞的角色，还有挺深的心机和城府，那么他也不会傻到在兵力劣势的情况下，让敌人安全渡河之后才开战。

反过来也就说明了宋襄公本人本质上是一个具有仁义礼智信、仁爱真善美的社会主义五好青年，虽然说仁义的有点智障。

毛主席曾这样评价宋襄公：“我们不是宋襄公，不要那种蠢猪式的仁义道德。”为什么，会这样说宋襄公呢？

首先，要说在齐桓公死后，霸主之位便空了下来，这个时候宋襄公不知道抽了什么风，想效仿齐桓公，会盟称霸，相比于晋、楚、齐、秦来说，宋国就是个巴掌大小的地方，小国争霸本身就是再找死。于是在当时形成两个集团，一个是由楚、齐、郑、陈、蔡等国组成的一大集团，另一个是由宋襄公、卫、邾、曹、滑等几个小国组成的集团。结果可想而知，你当霸主了，楚国说我怎么办？老子还想当一回霸主呢？于是在宋襄公会盟的时候，楚国把宋襄公直接逮了起来，最后在鲁国的调停下，才被放了。

回去之后，宋襄公还不死心，本着剪其羽翼的原则，于是去攻打郑国，结果楚国逮住宋国大军外出这个机会，楚成王带着大军浩浩荡荡的杀向宋国，老巢马上就没了，宋襄公之后苍茫回国。很明显，楚国那么大地方兵多将广，宋国巴掌大的地方原本兵就不多。

结果呢？在泓水河边，宋襄公又抽风了，大手一挥全军后退，让他们上岸，就过可想而知，当楚国大军登岸以后，十个打一个，宋襄公被打的落荒而逃，半渡而击这个典故就是在这一战中产生的。

要说的是在宋襄公战败回国后，国人都埋怨宋襄公迂腐，宋襄公却驳斥到“一个有仁德之心的君子，作战时不攻击已经受伤的敌人，同时也不攻打头发已经斑白的老年人。尤其是古人每当作战时，并不靠关塞险阻取胜，寡人的宋国虽然就要灭亡了，仍然不忍心去攻打没有布好阵的敌人。”看到这相信大家对宋襄公这个人也是五体投地了，在这种脑抽风的情况下，宋襄公带着他的王图霸业、春秋大义在重伤中不治身亡。

不要说以现代的眼光看宋襄公的迂腐，再往上推两千多年，连古人都觉得不可思议。如果把宋襄公的行为孤立起来看，确实不符合绝大多数人的战争观念，但是这场宋楚泓水之战发生在春秋时代的公元前638年，还是一个有着比较特殊背景的年代。

按孔子的说法，那时已经是“礼崩乐坏”。但是一些各诸侯王贵族的行为习惯里还保持着贵族的所谓高尚风度，“礼”在一定程度上还没有真正彻底地“崩”掉。特别是表现在军事战争方面有许多行为规范，比如讲究在战斗中君子不再伤害已经受伤的士兵，不俘虏上了年纪的敌人，不攻击没有准备好的队伍，不追逐逃跑的，更不能杀害投降的。

这些打仗时的“讲究”，看似和平时所理解的战争残酷和兵不厌诈完全相反。但是这种观点至少在春秋早期是很正常的。诸侯大国之间最早开始征伐的主要动机是为了争霸，而不是以消灭对方军队和吞并土地为目的，宋襄公也是心比天高，想接替齐桓公的霸主地位。打个比方，就像在众兄弟面前要做老大，既要有实力也得有各位弟兄认可的仁义，当然不会以消灭哪个弟兄为最终目标。

如果以后来人的战场法则来看宋襄公，他一定是个怪胎，但是春秋早期以争霸为目的的战争远没有战国时代那般直接和残酷。宋襄公泓水之战失败后五年，还发生了晋楚城濮之战，晋文公遵守诺言，诞生了著名的“退避三舍”，这种礼节性质的战场行为其本质其实和宋襄公没有区别，只不过晋文公重耳不像宋襄公那样没有底线罢了。如果晋文公败了，那么他可能就是历史上第二个被嘲笑的“宋襄公”。

春秋时代的争霸战延续到后期至战国的土地国家兼并战争，战争规模和残暴程度才发展到无以复加。任何手段都是为战争最后取得胜利服务，诸侯王的血统遗传基因里没有任何“礼”可讲，只有铁血厮杀残酷的一面。

春秋无义战，宋襄公之所以不击半渡，不成列之楚军，是因为宋襄公还在遵守着周王朝建立的礼法制度，虽然现在看起来这些行为有些迂腐、可笑，可是正是由于有宋襄公这样的人才使得人们能够认识到古代的战争精神。

春秋无义战，是孟子对春秋战争的一个盖棺定论，春秋时期，诸侯国逐渐开始互相攻伐，但是这些战争都是为了自己的私利，而不是为了整个国家，并没有遵守周王室设定的礼仪制度，所以孟子才会这样形容春秋时期的战争，但是并不是所有春秋时期的战争都不遵守礼法的，宋襄公就是礼法的捍卫者，但是在那个礼崩乐坏的年代，宋襄公这样有着古代贵族精神的君主往往下场并不好，但是他的行为却体现了贵族跟蛮夷之间的区别，也是古代战争精神的体现。

其实这种战争精神不仅仅是在国内，在国外同样盛行过，就比如国外两个人之间的决斗，就是一种公平的体现，但是当文明遇上蛮夷，这种公平就彻底的不复存在，就像你要拿剑决斗，对方却拿出了枪一样。宋襄公不击半渡，不成列之楚军，是发生在宋国跟楚国之间的一场战争，在历史上成为“泓水之战 ”当时楚国军队在渡河，宋襄公却并没有急于攻击他们，而是等他们渡过河流，并且列好战阵之后，才进行攻击，但是等待宋襄公的却是惨败，很多人因此嘲笑宋襄公，他的行为在后世看来的确可笑，可是如果放到当时的环境下，他只不过是遵循礼仪制度，进行最公平的决斗而已，反而那些嘲笑他的人才是礼制的破坏者。

春秋无义战，你知道为何宋襄公不击半渡，不成列之楚军吗？欢迎留言讨论。

当然是愚蠢至极。宋襄公思想极为保守，看到敌人还没有准备好，就放弃了进攻，要知道在战场上。机会很难遇到，只要遇到了一个好的机会。我们应该抓住，以最小的代价来取得胜利，而宋襄公却不是这么想的，他受周礼思想的束缚，思想守旧，可以说是冥顽不化了。

宋襄公曾经还做了一件愚蠢的事情，就是将本该是自己的国家让给了自己的兄弟，按道理来说他的年纪最大，也很有头脑，本来应该是宋襄公继承王位，但是宋襄公确是这么想的，他认为这样做既可以避免杀父杀兄的情况，不想自己与兄弟之间反目成仇。另外这样做更加能够表现出宋襄公他的胸怀宽广，和他的仁义之情。果不其然，这件事情也被后代传为了一段佳话，但我们从这件事情也可以看出来宋襄公这个人的思想太守旧，简直可以说是愚蠢了。

正是因为有这样的事情，导致后来的泓水之战大败，这可以说与宋襄公的不当指挥是息息相关的。其实儒家思想所说的战争中的军事礼节在春秋战果时期少有人遵守，大部分人为了争夺地盘，已经不管这么多了，可是宋襄公却依然将军事礼节贯彻到底，本来在有利的战时候，宋襄公的手下子鱼多次建议带兵出战，但是宋襄公认为敌人还没有排好阵列，这个时候去攻打别人是不道德的，不仁义的。可最后等到别人准备好了自己却打不过了。

从这件事情我们可以看出宋襄公思想的守旧和迂腐，仁义道德也不是任何地方都要遵守的，我们要分场合地点，同时儒家思想也不是都是适合现实需要的，我们应该学习里面的好的，而不是全部都学过来。

春秋时期正处于西周与战国两个时代的转折点，周王室衰弱走向瓦解，面对中原四分五裂的格局，出现南北征战的局面。这是逐渐礼崩乐坏的时代，人心叵测，野心勃勃。

宋襄公作为春秋五霸之一，他身上既有英明决策流芳百世，又有迂腐顽固的思想作祟导，最终一代霸业悲剧收场。

宋襄公“让国”之美背后的守旧思想

宋襄公“让国”之举倍受褒扬，公元前652年，宋桓公病重之际，急召（兹父）宋襄公及目夷（子鱼）至殿嘱托身后之事：

“宋公疾，大子兹父固请曰：‘目夷长，且仁，君其立之。’公命子鱼。子鱼辞，曰：‘能一国让，仁孰大焉？臣不及也，且又不顺’，遂走而退。”

宋襄公是嫡长子，按照道理来说继承国君是应该的事情，但是宋襄公却以目夷年长且仁义为由而让出了国君之为，直到目夷坚决推辞而作罢。

宋襄公通过“让国”一事，在时代中凸显出来，春秋混战不断，皇子王孙时刻为皇位这块蛋糕弑父杀兄，拉帮结党无情争夺。而宋襄公的“宽容、礼让、大度”这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此事在当时令众人大吃一惊，宋襄公的胸怀之大更是成为佳话。

让国之美，在宋襄公的角度有怎样的阐释？宋襄公出身于殷商贵族，西周那一套礼乐之教对宋襄公耳濡目染。在宋襄公的思想里，依然保留着那一套传统观念。

可是，春秋时期，礼崩乐坏。专政与皇权成为人们争夺的重点，不再实行“礼让”制度。理想主义制度逐渐被血淋淋的现实社会取代。

宋襄公并不能敏锐察觉，即使改变，依然认为周室礼教主宰这一切。“井底之蛙”形容此刻的宋襄公再不为过。此时的宋襄公沉浸于自我蒙蔽之中，仍未醒来。

泓水之战中突显宋襄公之“迂”与“愚”

影响宋襄公霸业走向的，绝非宋襄公口头的让国，而是操起武器实战，如果说宋襄公的“让国”并没有突显宋襄公的守旧的弱点，仅仅是他高尚的一面。那么，从泓水之战起，宋襄公的路彻底走偏。

孟子曰：春秋无义战。战火频繁的时代，人们对自身所需追求得更加直接，权利成为拉开战争的胜利品。因此，战争不再是礼乐制度中军事礼节的“摆设”，作战手法和谋略逐渐变得五花八门。

可以说，只要能过最快达到目的不惜一切手段，其中，军事谋略成为战争中重要的指导。一些先进的作战观念得以凸显，如：远程奔袭、迂回包抄、歼灭战、伏击战、“半渡而击”、“出其不意，攻其不备”、避实就虚等等。

识时务者为俊杰，不但有明争——实力的抗衡，更有暗斗——技巧取胜。春秋之战是血淋淋的，礼节已经被践踏无视。

大环境如此，领袖应该具备随机应变的实力，把握战机。根据《左传·僖公二十二年》记载：冬十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战泓水。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济，司马曰：“彼众我寡，及其未既济也，请击之。”公曰：“不可”。既济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陈而后击之，宋师败绩。

面对敌军有利战机，子鱼两次请求出战都被驳回。宋襄公一定要等到敌军站好队伍才作战，否则就是不道义的事情，足以见得旧思想观念对宋襄公的禁锢。

宋襄公在危急关头，依旧秉持“不鼓不成列”的信条，依然“以礼待人”，发扬礼乐指教足以见其“迂腐”。作战是宋军本就出于人少的劣势，领导者更应该趁敌军队伍未整时先发制人，趁其不备袭之，用最小损失将敌军打个措手不及，成功方能几率大增。

子鱼两次提醒宋襄公，可见子鱼有审时度势的远见。宋襄公没能分清场合和局势，沉浸在高尚思想中。可是在权力争夺中，根本无人在意是否仁义，包括楚军在内。

泓水之战因为宋襄公思想顽固一败涂地。

史论纵横说

春秋时代的外交政策双线并行。一是由空有虚名的周王室实行周礼，封有能力者为侯伯。二是现实中的外交：战争、贸易等用一系列条件换取自身所需。

此外，一国国力是否强盛也决定着国家在众国家的地位。宋襄公却想用周王室的礼仪制约别的国家，达到自己称霸的目的。这是可笑的。宋襄公一直是周礼的追从者，不但对自身定位十分迷茫，更妄想用这样的旧制度约束他人，他的妄想软弱无力，最终被淘汰。

时代变了，宋襄公却没变。宋襄公的仁义绝对不是真的仁义，他接受的周室礼教与新时代格格不入，仁义在新时代下演变成了迂腐。他保守的思想与社会快速的发展产生了冲突，宋襄公不能够纵观大局，发现自身问题，一错再错，酿成了悲剧的发生。

仁义还是愚蠢，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阐释。宋襄公的悲剧印证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