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严嵩并不是一个十恶不赦，一无是处的人，他虽然也贪污，但只是小贪还是做了很多实事的，而且所谓的陷害忠良根本也不成立，他的专治其实是对皇帝的一种矫正，虽然很多事情都脱不了他的影子，但是他顶多是管教不严之罪；他性格耿直，导致树敌良多，不懂得迂回变通。

我个人认为他刚开始步入仕途的时候，是一身正气的不小人打交道，因为社会的种种原因以及政治关系导致他后期成为了 奸细；我个人认为他最大的缺点就是没有自主能动性，没有自己的想法，轻信他人话语对他的仕途等各方面名誉也受到了影响。

对于历史上的严嵩，他是一个有着一己私欲的小人；他横行朝廷，还贪赃贿赂，结党私营，陷害同僚，骄奢跋扈。

严嵩是一心辅佐朝政的良臣，因为他提出了很多的治国政策都是比较好的，而且如果按照他这个政策继续进行的话，国家也会越来越好，也会繁荣昌盛。

是良臣，他非常的有心机，而且也非常的聪明，他总是能够了解皇帝的想法，而且也是皇帝的矛和盾。

一心辅佐朝政的良臣。因为他恶意诋毁自己的名声，也要保住自己的国家，是皇帝的左膀右臂。

严嵩的死，让我想起了另一个人，他就是岳飞。岳飞的死，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天字第一号的大冤案。其让后人之痛心疾首，一如明代诗人文征明的《满江红》所说：“最无辜堪恨更堪怜，风波狱！”然而岳飞曾经是极受信任和器重的，宋高宗赵构甚至对他说过“中兴之事，一以委卿”的话，还对王德等人说“听飞号令，如朕亲行”。所以文征明才说：“慨当初，依飞何重，后来何酷！”这就和严嵩不乏相似之处。严嵩最得宠的时候是很风光的。因为年纪大，嘉靖特许他乘肩舆出入紫苑，还为他修办公室，每天赐御膳，赐法酒。最后呢？寄食墓舍以死，也就是睡在坟场里，靠人家上坟的供品过日子。岳飞和严嵩在皇帝那里所受的“两重天”待遇，真是何其相似乃尔！或许有人会说，你怎么能拿严嵩和岳飞比？一个是公认的大奸臣，一个是公认的大忠臣。一忠一奸，泾渭分明；一功一罪，天壤之别！这当然不错。但我们要问：奸臣就可以冤枉么？坏人就该冤死么？罢免（后来又抄家）严嵩，处死严世蕃，固然是实现了“实质正义”，然而这种正义如果要靠不正当的手段来实现，那就只能叫做“荒唐的正义”。我在《帝国的惆怅》一书中，使用的就是这个标题。正义要靠非正义的手段来实现，这种荒唐的事情只可能发生在荒唐的时代。不过，即便在那个荒唐的时代，也有很多人不以为然。张居正在主修《世宗实录》时就说，严世蕃是该杀的，但罪名应该定为“奸党”而不是“反贼”。其实，就连说严嵩父子是“奸党”，也是冤枉的。他们两个恶贯满盈不假，对皇帝却是忠心耿耿。我们知道，嘉靖皇帝为了长生不老，是要亲自炼丹的。丹炼好以后，要找人吃一下，试一试。谁试呢？严嵩。严嵩多大年纪呢？七八十岁。然后吃下去还写实验报告，说什么臣夜服仙丹一丸，浑身燥热，痛下淤血二碗云云。这正是铅汞中毒的症状。一个七八十岁的老人，心甘情愿的充当皇帝实验室的小白鼠，你还说他是奸臣？所以，严嵩只能算是“奸贼”，不能算是“奸臣”，更不是“奸党”。实际上严嵩原本也是“正人君子”。《明史》说他身材高大，眉目清朗，声音洪亮，才华横溢，名重一时，初入官场时也还正派，能和其他大臣一起反对嘉靖的胡作非为。但是，自从嘉靖皇帝发过一次“雷霆之怒”后，严嵩身上原本不多、却好歹还有的那么一点“正义感”，就荡然无存了，他也从此踏上了媚上、邀宠、弄权、谋私的不归之路。可以说，严嵩这个“奸臣”，其实是嘉靖“培养”出来的。那么，嘉靖这个混账皇帝，又是谁“培养”出来的？何况中国古代的皇帝，又有几个不混账呢？只不过混账的程度各有不同罢了。还说岳飞这个案子。岳飞的死，在民间常常是归咎于秦侩之罪的，但史家却另有说法。许多历史学家都指出，大宋一朝，原本有一个比较好的传统，就是不妄杀重臣；岳飞以前，也不曾有一位大将被杀。秦侩胆敢破此先例，谋杀岳飞，没有高宗的默许，几乎就不可能。至少，也是投其所好。文征明说得好：“彼区区一侩亦何能？逢其欲。”也就是说，秦侩那贼，不过算准了皇帝的心思而已！同样，严嵩干了那么多坏事，没有嘉靖的纵容，也不可能。不要以为嘉靖在西苑炼丹就两眼一抹黑了。实际上就连一只苍蝇从朝堂飞过，他都知道，怎么会不知道严嵩都干了些什么？不过睁只眼闭只眼，甚至有意放纵罢了。等到不想放纵时，他自有办法对付。所以，严嵩混账是因为嘉靖混账，秦侩丑恶是因为赵构丑恶。皇帝，是所有这一切的罪魁祸首。但你不能说皇帝就天生混账，皇帝的混账也是被“培养”出来的。谁的“培养”？帝国制度。前面说了，秦侩谋杀岳飞，是看准了高宗的心思。什么心思呢？“徽钦既返，此身何属！”也就是收复了中原，迎回了钦宗（其时徽宗已死），赵构就得让出皇位来。为了保住皇位，他就不能把仗打得太大，也只能向敌人曲膝求和，甚至帮敌人除掉岳飞。“千载休谈南渡错，当时自怕中原复。”这，也许就是他默许甚至暗示秦侩杀掉岳飞的原因之一。其实宋高宗也好，明嘉靖也好，如果不当皇帝，也未必就有多坏。靖康之难时，当时还是康王的赵构，也曾有过“慷慨请行”赴金人军营谈判的壮举，而且表现还不俗。嘉靖的个人素质也不差，至少是个明白人。但是一当皇帝，就对不起了，既没有是非，也不讲道理。“尽忠报国”如岳飞，“贪赃枉法”如严嵩，在他们眼里并没有什么两样，都是想用就用想杀就杀的。原因和道理也很简单，就因为他们是皇帝。从这个意义上讲，混账和丑恶的就不是嘉靖和赵构，而是皇帝制度。或者说，嘉靖混账，是因为皇帝制度混账；赵构丑恶，是因为皇帝制度丑恶。正因为这个制度是混账和丑恶的，所以，就连皇帝本人，也未必都有好结果。黄仁宇先生就说，他《万历十五年》一书中所涉及到的人物，从权臣到名将，从清官到太监，从贵妃到皇子，其“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业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有的身败，有的名裂，还有的人则身败而兼名裂”，包括皇帝，也不例外。显然，制度才是问题所在，皇权才是万恶之首。所以，我觉得对于历史人物，确实要有“历史之同情”，要看到他当时的那些处境和原因。最后我们得出的结论，也不应该是个人品质的优劣，而是制度的问题。简单地把历史人物分为好人和坏人、善人和恶人、君子和小人，是没有意义的。人性中不会纯粹是善，也不会纯粹是恶。坏人也有好心，恶人也有善意，小人也曾想做君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