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稀泥的艺术
对申时行而言，江东之这一类人实在是小菜一碟。在朝廷里待了二十多年，徐阶、张居正这样的超级大腕他都应付过去了，混功已达出神入化的地步，万历五年（1577年）出山的这帮小喽自然不在话下。

混是一种生活技巧，除个别二杆子外，全世界人民基本都会混，因为混并不影响社会进步。人类发展，该混就混，该干就干，只混不干的，叫做混混儿。

申时行不是混混儿，混只是他的手段，干才是他的目的。

一般说来，新官上任，总要烧三把火，搞点政绩，大干特干。然而综观申时行当政以来的种种表现，就会惊奇地发现，他的大干，就是不干，他的作为，就是不作为。

申时行干的第一件事情，是废除张居正的考成法。

这是极为出人意料的一招，因为在很多人看来，申时行是张居正的嫡系，毫无理由反攻倒算。

但申时行就这么干了，因为这样干，是正确的。

考成法，是张居正改革的主要内容，即工作指标层层落实，完不成轻则罢官，重则坐牢，令各级官员闻风丧胆。

在很长时间里，这种明代的打考勤，发挥了极大效用，有效提高了官员的工作效率，是张居正的得意之作。

但张先生并不知道，考成法有一个十分严重的缺陷。

比如朝廷规定，户部今年要收一百万两税银，分配到浙江，是三十万，这事就会下派给户部浙江司郎中（正五品），由其监督执行。

浙江司接到命令，就会督促浙江巡抚办理。巡抚大人就会去找浙江布政使，限期收齐。

浙江布政使当然不会闲着，立马召集各级知府，限期收齐。知府大人回去之后召集各级知县，限期收齐。

知县大人虽然官小，也不会自己动手，回衙门召集衙役，限期收齐。

最后干活的，就是衙役，他们就没办法了，只能一家一家上门收税。

明朝成立以来，大致都是这么个干法，就管理学而言，还算比较合理，搞了两百多年，也没出什么大问题。

考成法一出来，事情就麻烦了。

原先中央下达命令，地方执行，就算执行不了，也好商量。三年一考核，灾荒大，刁民多，今年收不齐，不要紧，政策灵活掌握，明年努力
，接着好好干。

考成法执行后，就不行了，给多少任务，你就得完成多少，缺斤少两自己补上，补不上就下课受罚。

这下就要了命了，衙役收不齐，连累知县，知县收不齐，连累知府，知府又连累布政使，一层层追究责任。大家同坐一条船，出了事谁也跑不掉。

与其自下而上垮台，不如自上而下压台。随着一声令下，各级官吏纷纷动员起来，不问理由，不问借口，必须完成任务。

于是顺序又翻了过来，布政使压知府，知府压知县，知县压衙役，衙役……就只能压老百姓了。

接下来的事情就简单了，上级压下级，下级压百姓，一般年景，也还能对付过去，要遇上个灾荒，那就惨了，衙役还是照样上门，说家里遭灾，他点头，说家里死人，他还点头，点完头该交还得交。揭不开锅也好，全家死绝也罢，收不上来官就没了，你说我收不收？

以上还算例行公事，到后来，事情越发恶劣。

由于考成法业绩和官位挂钩，工作完成越多，越快，评定就越好，升官就越快，所以许多地方官员开始报虚数，狗不拉屎的穷乡僻壤，也敢往大了报，反正自己也不吃亏。

可是朝廷不管那些，报了就得拿钱，于是挨家挨户地收，收不上来就逼，逼不出来就打，打急了就跑。而跑掉的这些人，就叫流民。

流民，是明代中后期的一个严重问题，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社会不安定因素。这些人离开家乡，四处游荡，没有户籍，没有住所，也不办暂住证，经常影响社会的安定团结。

到万历中期，流民数量已经十分惊人，连当时的北京市郊，都盘踞着大量流民，而且这帮人一般都不是什么老实巴交的农民，偷个盗抢个劫之类的，都是家常便饭，朝廷隔三差五就要派兵来扫一次，十分难办。

而这些情况，是张居正始料未及的。

于是申时行毅然废除了考成法，并开辟了大量田地，安置各地的流民耕种，社会矛盾得以大大缓解。

废除考成法，是申时行执政的一次重要抉择，虽然是改革，却不用怎么费力，毕竟张居正是死人兼废人，没人帮他出头，他的条令不废白不废。

但下一次，就没这么便宜的事了。

万历十八年（1590年），副总兵李联芳带兵在边界巡视的时候，遭遇埋伏，全军覆灭。下黑手的，是蒙古鞑靼部落的扯立克。

事情闹大了，因为李联芳是明军高级将领，鞑靼部落把他干掉了，是对明朝政府的严重挑衅。所以消息传来，大臣们个个摩拳擦掌，打算派兵去收拾这帮无事生非的家伙。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非打不可了，堂堂大明朝，被人打了不还手，当缩头乌龟，怎么也说不过去。而且这事闹得皇帝都知道了，连他都觉得没面子，力主出兵。

老板发话，群众支持，战争已是势在必行，然而此时，申时行站了出来，对皇帝说：

“不能打。”

在中国历史上，但凡国家有事，地方被占了，人被杀了，朝廷立马就是群情激奋，人人喊打，看上去各个都是民族英雄，正义化身，然而其中别有奥秘：

临战之时，国仇家恨，慷慨激昂，大家都激动。在这个时候，跟着激动一把，可谓是毫无成本，反正仗也不用自己打，还能落个名声，何乐而不为。

主和就不同了，甭管真假，大家都喊打，你偏不喊，脱离群众，群众就会把你踩死。

所以主战者未必勇，主和者未必怯。

主和的申时行，就是一个勇敢的人。事实证明，他的主张十分正确。

因为那位下黑手的扯立克，并不是一般人，他的身份，是鞑靼的顺义王。

顺义王，是当年明朝给俺答的封号，这位扯立克就是俺答的继任者，但此人既不顺，也不义，好好的互市不干，整天对外扩张，还打算联合蒙古、西藏各部落，搞个蒙古帝国出来和明朝对抗。

对这号人，打是应该的，但普鲁士伟大的军事家克劳塞维茨说过，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打仗说穿了，最终的目的就是要对方听话，如果有别的方法能达到目的，何必要打呢？

申时行找到了这个方法。

他敏锐地发现，扯立克虽然是顺义王，但其属下却并非铁板一块，而是由各个部落组成，各有各的主张。大多数人和明朝生意做得好好的，压根儿不想打仗，如果贸然开战，想打的打了，不想打的也打了，实在是得不偿失。分化瓦解才是上策。

所以申时行反对。

当然，以申时行的水平，公开反对这种事，他是不会干的。夜深人静，独自起草，秘密上交，事情干得滴水不漏。

万历接到奏疏，认可了申时行的意见，同意暂不动兵，并命令他全权处理此事。

消息传开，一片哗然，但皇帝说不打，谁也没办法找皇帝算账，申时行先生也是一脸无辜：我虽是朝廷首辅，但皇帝不同意，我也没办法。

仗是不用打了，但这事还没完。申时行随即下令兵部尚书郑洛，在边界集结重兵，也不大举进攻，每天就在那里蹲着，别的部落都不管，专打扯立克，而且还专挑他的运输车队下手，抢了就跑。

这种打法毫无成本，且收益率极高，明军乐此不疲，扯立克却是叫苦不迭，实在撑不下去了，只得率部躲得远远的。就这样，不用大动干戈，不费一兵一卒，申时行轻而易举地解决了这个问题，恢复了边境的和平。

虽然张居正死后，朝局十分复杂，帮派林立，申时行却凭借着无人能敌的“混功”，应对自如，游刃有余。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他不但自己能混，还无私地帮助不能混的同志，比如万历。

自从登基以来，万历一直在忙两件事，一是处理政务，二是搞臭张居正。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两件事，其实是一件事。

因为张居正实在太牛了，当了二十六年的官，十年的“皇帝”（实际如此），名气比皇帝还大，虽然人死了，茶还烫得冒泡，所以不搞臭张居正，就搞不好政务。

但要干这件事，自己是无从动手的，必须找打手，万历很快发现，最好的打手，就是言官和大臣。

张居正时代，言官大臣都不吃香，被整得奄奄一息，现在万历决定，开闸，放狗。

事实上，这帮人的表现确实不错，如江东之、李植、羊可立等人，虽说下场不怎么样，但至少在工作期间，都尽到了狗的本分。

看见张居正被穷追猛打，万历很高兴，看见申时行被牵连，万历也不悲伤。因为在他看来，这不过是轻微的副作用，敲打一下申老师也好，免得他当首辅太久，再犯前任（张居正）的错误。

他解放言官大臣，指挥自若，是因为他认定，这些人将永远听从他的调遣。

然而他并不知道，自己犯下了一个多么可怕的错误。因为就骂人的水平而言，言官大臣和街头骂街大妈，只有一个区别：大妈是业余的，言官大臣是职业的。

大妈骂完街后，还得回家洗衣做饭，言官大臣骂完这个，就会骂下一个。所以，当他们足够壮大之后，攻击的矛头将不再是死去的张居正，或是活着的申时行，而是至高无上的皇帝。

对言官和大臣们而言，万历确实有被骂的理由。

自从万历十五年（1587年）起，万历就不怎么上朝了，经常是“偶有微疾”，开始还真是“偶有”，后来就变成常有，“微疾”也逐渐变成“头晕眼黑，力乏不兴”，总而言之，大臣们是越来越少见到他了。

必须说明的是，万历是不上朝，却并非不上班，事情还是要办，就好比说你早上起床，不想去单位，改在家里办公，除了不打考勤，少见几个人外，也没什么不同，后世一说到这位仁兄，总是什么几十年不干活之类，这要么是无意的误解，要么是有意的污蔑。

在中国当皇帝，收益高，想要啥就有啥，但风险也大，屁股上坐的那个位置，只要是人就想要。因此今天这里搞阴谋，明天那里闹叛乱，日子过得那叫一个悬，几天不看公文，没准刀就架在脖子上了。但凡在位者，除了个把弱智外，基本上都是怀疑主义者，见谁怀疑谁。

万历自然也不例外，事实上，他是一个权力欲望极强，工于心计的政治老手。所有的人都只看到他不上朝的事实，却无人察觉背后隐藏的奥秘。

在他之前，有无数皇帝每日上朝理政，费尽心力，日子过得极其辛苦，却依然是脑袋不保，而他几十年不上朝，谁都不见，却依然能够控制群臣，你说这人厉不厉害？

但言官大臣是不管这些的，在他们的世界观里，皇帝不但要办事，还要上班，哪怕屁事儿没有，你也得坐在那儿，这才叫皇帝。

万历自然不干，他不干的表现就是不上朝，言官大臣也不干，他们不干的表现就是不断上奏疏。此后的几十年里，他们一直在干同样的事情。

隐私问题

万历十四年（1586年）十月，这场长达三十余年的战争正式拉开序幕。

当时的万历，基本上还属于上朝族，只是偶尔罢工而已，就这样，也没躲过去。

第一个上书的，是礼部祠祭司主事卢洪春，按说第一个不该是他，因为这位仁兄主管的是祭祀，级别又低，平时也不和皇帝见面。

但这一切并不妨碍他上书提意见，他之所以不满，不是皇帝不上朝，而是不祭祀。

卢洪春是一个很负责的人，发现皇帝不怎么来太庙，又听说近期经常消极怠工，便上书希望皇帝改正。

本来是个挺正常的事，却被他搞得不正常。因为这位卢先生除了研究礼仪外，还学过医，有学问在身上，不显实在对不起自己，于是乎发挥其特长，写就奇文一篇，送呈御览。

第二天，申时行奉命去见万历，刚进去，就听到了这样的一句话：

“卢洪春这厮！肆言惑众，沽名讪上，好生狂妄！着锦衣卫拿在午门前，着实打六十棍！革了职为民当差，永不叙用！”

以上言辞，系万历同志之原话，并无加工。

很久很久以前，这厮两个字就诞生了，在明代的许多小说话本中，也频频出现，其意思依照现场情况，有各种不同的解释，从这家伙、这小子、到这浑蛋，这王八蛋，不一而足。

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两字不是好话，是市井之徒的常用语，皇帝大人脱口而出，那是真的急了眼了。

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卢洪春的那篇奏疏，你看你也急。

除了指责皇帝陛下不该缺席祭祀外，卢主事还替皇帝陛下担忧其危害：

“陛下春秋鼎盛，精神强固，头晕眼黑之疾，皆非今日所宜有。”

年纪轻轻就头晕眼黑，确实是不对的，确实应该注意，到此打住，也就罢了。

可是担忧完，卢先生就发挥医学特长：

“医家曰：气血虚弱，乃五劳七伤所致，肝虚则头晕目眩，肾虚则腰痛精泄。”

气血虚弱，肝虚肾虚，症状出来了，接着就是分析原因：

“以目前衽席之娱，而忘保身之术，其为患也深。”

最经典的就是这一句。

所谓衽席之娱，是指某方面的娱乐，相信大家都能理解，综合起来的意思是：

皇帝你之所以身体不好，在我看来，是因为过于喜欢某种娱乐，不知收敛保养，如此下去，问题非常严重。

说这句话的，不是万历他妈，不是他老婆，不是深更半夜交头接耳，天知地知，你知我知，而是一个管礼仪的六品官，在大庭广众之下公开上书，且一言一语皆已千古流传。

再不收拾他，就真算白活了。

命令下达给了申时行，于是申时行为难了。

这位老油条十分清楚，如果按照万历的意思严惩卢洪春，言官们是不答应的，如果不处理，万历又不答应。

琢磨半天，想了办法。

他连夜动笔，草拟了两道文书，第一道是代万历下的，严厉斥责卢洪春，并将其革职查办。第二道是代内阁下的，上奏皇帝，希望能够宽恕卢洪春，就这么算了。

按照他的想法，两边都不得罪，两边都有交代。

事实证明，这是幻想。

首先发作的是万历，这位皇帝又不是傻子，一看就明白申时行耍两面派，立即下令，即刻动手打屁股，不得延误。此外他还不怀好意地暗示，午门很大，多个人不嫌挤。

午门就是执行廷杖的地方，眼看自己要去垫背，申时行随即更改口风，把卢洪春拉出去结结实实地打了六十棍。

马蜂窝就这么捅破了。

言官们很惭愧，一个礼部的业余选手，都敢上书，勇于曝光皇帝的私生活，久经骂阵的专业人才竟然毫无动静，还有没有职业道德？

于是大家群情激愤，以给事中杨廷相为先锋，十余名言官一拥而上，为卢洪春喊冤翻案。

面对漫天的口水和奏疏，万历毫不退让。事实上，这是一个极端英明的抉择：一旦让步，从宽处理了卢洪春，那所谓“喜欢某种娱乐，不注意身体”的黑锅，就算是背定了。

但驳回去一批，又来一批，言官们踊跃发言，热烈讨论，反正闲着也是闲着，不说白不说。

万历终于恼火了，他决定罚款，带头闹事的主犯罚一年工资，从犯八个月。

对言官而言，这个办法很有效果。

在明代，对付不同类别的官员，有不同的方法：要折腾地方官，一般都是降职，罚工资没用，因为这帮人计划外收入多，工资基本不动，罚光了都没事。

言官就不同了，他们都是靠死工资的，没工资日子就没法过，一家老小只能去喝西北风，故十分害怕这一招。

于是风波终于平息，大家都消停了。

但这只是表面现象，对此，申时行有很深的认识，作为天字第一号混事的高手，他既不想得罪领导，又不想得罪同事，为实现安定团结，几十年如一日地和稀泥。然而随着事件的进一步发展，他逐渐意识到，和稀泥的幸福生活长不了。

因为万历的生活作风，是一天不如一天了。

事实上，卢洪春的猜测很可能是正确的，二十多岁的万历之所以不上朝，应该是沉迷于某种娱乐，否则实在很难解释，整天在宫里待着，到底有啥乐趣可言。

说起来，当年张居正管他也实在管得太紧，啥也不让干，吃个饭喝点酒都得看着，就好比高考学生拼死拼活熬了几年，一朝拿到录取通知书，革命成功，自然就完全解放了。

万历同志在解放个人的同时，也解放了大家，火烧眉毛的事情（比如打仗，阴谋叛乱之类），看一看，批一批，其余的事，能不管就不管，上朝的日子越来越少。

申时行很着急，但这事又不好公开讲，于是他灵机一动，连夜写就了一封奏疏。在我看来，这封文书的和稀泥技术，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文章大意是这样的：

皇帝陛下，我听说您最近身体不好，经常头晕眼花（时作晕眩），对此我十分担心，我知道，您这是劳累所致啊，由于您经常熬夜工作，亲历亲为（一语双关，佩服），才会身体不好，为了国家，希望您能够清心寡欲，养气宁神（原文用词），好好保重身体。

高山仰止，自惭形秽之感，油然而生。

对于这封奏疏，万历还是很给了点面子，他召见了申时行，表示明白他的苦心，良药虽然苦口，却能治病，今后一定注意。申时行备感欣慰，兴高采烈地走了。

但这只是错觉，因为在这个世界上，能够药到病除的药只有一种——毒药。

事实证明，万历确实不是一般人，因为一般人被人劝，多少还能改几天，他却是一点不改，每天继续加班加点，从事自己热爱的娱乐。据说还变本加厉，找来了十几个小太监，陪着一起睡（同寝），也算是开辟了新品种。

找太监这一段，史料多有记载，准确性说不好，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万历同志依旧是我行我素，压根儿不给大臣们面子。

既然不给脸面，那咱就有撕破脸的说法。

万历十七年（1589年）十二月，明代，不，是中国历史上胆最大、气最足的奏疏问世了，其作者，是大理寺官员雒于仁。

雒于仁，字少泾，陕西泾阳人。纵观明清两代，陕西考试不大行，但人都比较实在，既不慷慨激昂，也不嗦嗦，说一句是一句，天王老子也敢顶。

比如后世的大贪污犯和，最得意的时候，上有皇帝撑腰，下有大臣抬轿，什么纪晓岚、刘墉，全都服服帖帖，老老实实靠边站，所谓“智斗”之类，大都是后人胡编的，可谓一呼百应。而唯一不应的，就是来自陕西的王杰。每次和说话，文武百官都夸，王杰偏要顶两句，足足恶心了和十几年，又抓不到他的把柄，也只能是“厌之而不能去”（清史稿）。

雒于仁就属于这类人，想什么就说什么，从不怕得罪人，而且他的这个习惯，还有家族传统：

雒于仁的父亲，叫做雒遵，当年曾是高拱的学生，干过吏科都给事中。冯保得势的时候，骂过冯保，张居正得势的时候，骂过谭纶（张居正的亲信），为人一向高傲，平生只佩服一人，名叫海瑞。

有这么个父亲，雒于仁自然不是孬种，加上他家虽世代为官，却世代不捞钱，穷日子过惯了，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不怕罚工资，不怕降职，看不惯皇帝了，就要骂。随即一挥而就，写下奇文一篇，后世俗称为“酒色财气疏”。

该文主旨明确，开篇即点明中心思想：

“陛下之恙，病在酒色财气者也，夫纵酒则溃胃，好色则耗精，贪财则乱神，尚气则损肝。”

这段话用今天的话讲，就是说皇上你确实有病，什么病呢？你喜欢喝酒，喜欢玩女人，喜欢捞钱，还喜欢动怒耍威风，酒色财气样样俱全，自然就病了。

以上是全文的论点。接下来的篇幅，是论据，描述了万历同志在喝酒玩女人方面的具体表现，逐一论证以上四点的真实性和可靠性，比较长，就不列举了。

综观此文，下笔之狠，骂法之全，真可谓是鬼哭狼嚎，就骂人的狠度和深度而言，雒于仁已经全面超越了海瑞前辈。雒遵同志如果在天有灵，应该可以瞑目了。

更缺德的是，雒于仁的这封奏疏是十二月（农历）底送上去的，搞得万历自从收到这封奏疏，就开始骂，不停地骂，没日没夜地骂，骂得新年都没过好。

骂过瘾后，就该办人了。

万历十八年（1590年）正月初一，按照规矩，内阁首辅应该去宫里拜年，当然也不是真拜，到宫门口鞠个躬就算数，但这一次，申时行刚准备走人，就被太监给叫住了。

此时，雒于仁的奏疏已经传遍内外，申先生自然知道怎么回事，不用言语就进了宫，看到了气急败坏的皇帝，双方展开了一次别开生面的对话（以下言语，皆出自申时行的原始记录）：

万历：“先生看过奏本（指雒于仁的那份），说朕酒色财气，试为朕评一评。”

申时行：……（还没说话，即被打断）

万历：“他说朕好酒，谁人不饮酒？……又说朕好色，偏宠贵妃郑氏（即著名的郑贵妃），朕只因郑氏勤劳……何曾有偏？”

喘口气，接着说：

“他说朕贪财……朕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天下之财皆朕之财！又说朕尚气……勇即是气，朕岂不知！人孰无气！”

这口气出完了，最后得出结论：

“先生将这奏本去票拟重处！”

申时行这才搭上话：

“此无知小臣误听道路之言……”（说到此处，又被打断）

万历大喝一声：

“他就是出位沽名！”

申时行傻眼了，他在朝廷混了几十年，从未见过这幅场景，皇帝大人一副吃人的模样，越说越激动，唾沫星子横飞，这样下去，恐怕要出大事。

于是他闭上了嘴，开始紧张地思索对策。

既不能让皇帝干掉雒于仁，也不能不让皇帝出气，琢磨片刻，稀泥和好了。

“他（指雒于仁）确实是为了出名（先打底），但陛下如果从重处罚他，却恰恰帮他成了名，反损皇上圣德啊！”

“如果皇上宽容，不和他去一般见识，皇上的圣德自然天下闻名！”（继续戴高帽）

在这堆稀泥面前，万历同志终于消了气：

“这也说得是，如果和他计较，倒不是损了朕的德行，而是损了朕的气度！”

上钩了，再加最后一句：

“皇上圣度如天地一般，何所不容！”（圆满收工）

万历沉默地点了点头。

话说到这儿，事情基本就算完了，申时行定定神，突然想起了另一件事，一件极为重要的事。

他决定趁此机会，解决此事。

然而他正准备开口，却又听见了一句怒斥：

“朕气他不过，必须重处！”

万历到底是年轻人，虽然被申时行和了一把稀泥，依然不肯甘休，这会儿回过味来，又绕回去了。

这事还他娘没完了，申时行头疼不已，但再头疼事情总得解决，如果任由万历发作胡来，后果将不堪设想。

在这关键的时刻，申时行再次展现了他举世无双的混事本领，琢磨出了第二套和稀泥方案：

“陛下，此奏本（雒于仁）原本就是讹传，如果要重处雒于仁，必定会将此奏本传之四方，反而做了实话啊！”

利害关系说完，接下来该掏心窝了：

“其实原先我等都已知道此奏疏，却迟迟不见陛下发阁（内阁）惩处（学名：留中），我们几个内阁大学士在私底下都互相感叹，陛下您胸襟宽容，实在是超越千古啊。”（马屁与说理相结合）

“所以以臣等愚见，陛下不用处置此事，奏疏还是照旧留存吧，如此陛下之宽容必定能留存史书，传之后世，千秋万代都称颂陛下是尧舜之君，是大大的好事啊！”

据说拍马屁这个行当，最高境界是两句古诗，所谓“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在我看来，申时行做到了。

但申先生还是低估了万历的二杆子性格，他话刚讲完，万历又是一声大吼：

“如何设法处他？只是气他不过！”

好话说一堆，还这么个态度，那就不客气了：

“此本不可发出，也无他法处之，还望皇上宽恕，容臣等传谕该寺堂官（即大理寺高级官员），使之去任可也。”

这意思就是，老子不和稀泥了，明白告诉你，骂你的这篇文章不能发，也没办法处理，最多我去找他们领导，把这人免职了事，你别再闹了，闹也没用。

很明显，万历虽然在气头上，却还是很识趣的。他清楚，目前形势下，自己不能把雒于仁怎么样，半天一言不发。申时行明白，这是默认。

万历十八年（1590年）的这场惊天风波就此了结，雒于仁骂得皇上一无是处，青史留名，却既没掉脑袋，也没有挨板子，拍拍屁股就走人了。而气得半死的万历终于认定，言官就是浑蛋，此后的几十年里，他都保持着相同的看法。

最大的赢家无疑是申时行，他保护了卢洪春、保护了雒于仁，安抚了言官大臣，也没有得罪皇帝，使两次危机成功化解，无愧为和稀泥的绝顶高手。

自万历十一年（1583年）执政以来，申时行经历了无数考验，无论是上司还是同僚，他都应付自如。七年间，上哄皇帝，下抚大臣，即使有个把不识趣、不配合的，也能被他轻轻松松地解决掉，混得可谓如鱼得水。

然而正是这一天，万历十八年（1590年）正月初一，在解决完最为棘手的雒于仁问题后，他的好运将彻底结束。

因为接下来，他说了这样一句话：

“臣等更有一事奏请。”

虽然雒于仁的事十分难办，但和申时行即将提出的这件事相比，只能说是微不足道。

他所讲的事情，影响了无数人的一生，以及大明王朝的国运，而这件事情，在历史上有个专用名词：“争国本”。

　　《明朝那些事》 和稀泥的艺术 这一章主要讲了首辅申时行在朝廷里的朝政作为，以及他帮助万历怎样和大臣搞好关系。

　　《明朝那些事儿》简介：
　　《明朝那些事儿》，网络连载历史小说，作者是当年明月，本名石悦，广东顺德海关公务员。 2006年3月在天涯社区首次发表，2009年3月21日连载完毕，边写作边集结成书出版发行，一共7本 。
　　《明朝那些事儿》主要讲述的是从1344年到1644年这三百年间关于明朝的一些故事 。以史料为基础，以年代和具体人物为主线，并加入了小说的笔法，语言幽默风趣。对明朝十七帝和其他王公权贵和小人物的命运进行全景展示，尤其对官场政治、战争、帝王心术着墨最多，并加入对当时政治经济制度、人伦道德的演义。

这本书里面一般的和稀泥的艺术我想你是说的万历年间的那几个首辅吧，虽说这只是一家之谈，不过对现在来说也差不多，和稀泥无非就是欺上瞒下罢了，该说得说，不该说的不说，能不说的不说，能装不知道的就装不知道，实在混不过去了就“请专家出来”，总之就是尽量什么都不干，揣着明白装糊涂

白话历史方面的书 能看做是 将做事方法的么？ 我记得书里面提到和稀泥 最多的就是XXX是和稀泥的老手了 他一边怎么弄上面 一边怎么弄下面......

张居正的继任本轮不到申时行，但一连串的变故把申时行推到了这个位子。因着两人的关系，这无疑是把申时行推到了风口浪尖。

如果说张居正是一道阴雷，翻云覆雨，威赫一时，那么申时行则是像一潭静水，波澜不惊，清明透彻。张居正刚去世的时刻至关重要——无论是撇清关系，落井下石都会被万历这位看似头脑简单的这位万岁爷在心中默默记在小本子上，今后在官场中的旗帜也会随之而动。在这局势大变之时，申时行秉承着他一向低调的作风，无声无息地做着自己的工作。虽然他主要是靠才干吸引了张居正，但他知道张居正和自己的关系必然给皇帝留下心结，在皇帝的俯瞰下，最好的辩解便是沉默——最终，在一把冷汗中，他度过了万历这一关。

因为有张居正的前车之鉴，文官集团是断不会再允许有如此之流的种子的萌发。对于申时行，虽然一开始常常有人提及他与张居正的渊源，并且在工作中时常有文官指称他“消极怠工”，对于他的上台却没有太多反对之声。论起为人和手段，申时行与张居正恰恰相反，他的行政方式温文尔雅。他清醒地看出朝廷是“文官的朝廷”，所以在处理文官的大小事务上追求的是“折中、调和”以赢得文官们的支持，而非利用权力去促成看上去合理，事实上弊大于利的政策，他“和事佬”的戏称也由此而来。

以万历立储一事来说，“立长不立幼”已在人们心中凝成刻板印象，而万历却一心想立宠妃的儿子常洵为太子。这实在为文官所不容，于是劝诫皇帝一事自然落在申时行头上。

但申时行没有张居正那般的魄力，他多数时候必须选择和皇帝站在同一战线以获取皇帝的信任，再慢慢缓解两方的矛盾，避免“上下否鬲，中外睽携”。不少这类烂差事使他背负了“首鼠两端”、“八面玲珑”的负面评价，但他始终扮演着润滑剂的角色，任劳任怨。有人在这点抨击他软弱无能，可在我看来，这何不是张居正死后，引领一个王朝过渡的高明之举？

申时行是个现实主义者，他不急功近利，构建虚无缥缈的空中楼阁。他“无为”但并不是不作为，所以对于有些人的诟病，我认为是片面了的。

东阳没出过文状元，但出过6位武状元。依次为厉仲方、周师锐、杜幼节、周梦雷、俞葵、俞仲鳌。

东阳建县1800多年来，没有出过文状元。邑人引为憾事，于是千方百计查找，这就有了“东阳出过半个文状元”之说。
这种说法的依据，是明嘉靖四十一年（公元1562年）壬戌科状元申时行，系东阳徐氏的养子。而申时行何以为徐氏养子，又是依据弹词《玉蜻蜓》及据此改编的婺剧折子戏《庵堂认母》。
上海师大历史教授吴仁安在其所著的《明清江南望族与社会经济文化》一书中，专辟一章论述此事，题为《明代“状元宰相”申时行其人其事与弹词〈玉蜻蜓〉禁演的前前后后》。洋洋7000言，将申时行与徐氏的关系及《玉蜻蜓》的产生原因论述得一清二楚。
吴教授综合《明史》、《列朝诗集小传》、《弇山堂别集》、《罪惟录》、《嘉靖以来首辅传》、《召对录》、《眉公见闻录》、崇祯《吴县志》卷40《申时行传》及《申氏世谱》等资料，理出申时行的身世历史如下：
申时行（1535~1614），字汝默，号瑶泉，苏州府长洲县人，明嘉靖十四年乙未（1535）出生于苏州平江路混堂弄徐家。祖父徐乾原姓申，因幼年过继舅家才改姓为徐。父亲徐士章，字俊民，号古愚，系苏州府长洲县庠生，生于明正德十一年丙子（1516），卒于嘉靖三十八年己未（1559），享年43。徐时行生母在他12岁时去世，继母为黄氏。徐时行20岁入庠，24岁时其父去世，26岁中状元，28岁因祖父徐乾病故回乡守制。30岁起复，即要求恢复本姓，万历十三年（1585）获准“复姓归宗”。此事轰动苏州城乡，街头巷尾传为美谈。
对于弹词《玉蜻蜓》的产生，吴教授认为是申时行为官多年，宦囊颇丰，苏州邸宅就有八大处，后裔也赫赫扬扬，成为苏州望族，不免引人嫉恨。于是采用“擒贼先擒王”、“砍树先挖根”的方法，以影射附会的手段抹黑申氏祖宗，达到动摇申氏望族地位以宣泄不满的目的。
由此可见，所谓的东阳半个文状元只是人们的良好愿望，或是某些人的牵强附会自作多情而已。
另外，也有人认为冯宿是状元。但冯宿登第的唐德宗贞元八年（792）壬申那一科自有状元，为贾棱（异体字亦作“稜”），《状元史话》、《科举史话》，不同版本的《历代状元录》都明明白白地写着。在《历代金殿殿试鼎甲朱卷》一书中载有贾棱的应试作品《明水赋》及《御沟新柳诗》。因此也不予采信。
东阳虽然没有出过文状元，但出过6位武状元。依次为厉仲方、周师锐、杜幼节、周梦雷、俞葵、俞仲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