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看待中医是哲学而不是科学？哲学本身就是科学。这个命题应该是：怎么看待中医是文化而不是科学（不论别人怎么看的，我认为中医是科学...
怎么看待中医是哲学而不是科学？
这个命题应该是：怎么看待中医是文化而不是科学（不论别人怎么看的，我认为中医是科学，并且是深奥的科学。只不过某些方面现在的所谓科学还解释不了）
一、中医只是经验科学，而不是现代科学
在现代西医学发展起来之前，世界上各个民族在其生存和发展的过程中，都或多或少的产生了自己民族的自己的医疗方法。汉族有中医，西藏有藏医，印度，罗马，印地安也都有自己的医疗方法。
古代医学的特点就是靠经验，哪个民族的文明历史长，哪个民族的医学经验就丰富，由于中国的古典文明5000年来绵延不绝，医疗方法也就代代相传，几乎成为古代世界最优秀的医学体系。
但是，经验科学毕竟只是经验科学，中医的理论基础是阴阳五行，基本医疗方法是在阴阳无行的朴素唯物主义基础只上进行整体治疗。中医的理论基础从现在看来就是有大问题的，其基础理论都来自黄帝内经，也被几乎证明为后人伪作。所以，在这个阴阳五行基础上的所谓整体治疗，也就根本靠不住，治好了属于蒙对，治错了属于蒙错。
阴阳五行的基本假设是，世界由5种元素构成，这是人类认识世界的早期阶段，随着人类对世界的认识从朴素的观念发展到现代的唯物主义（或者唯心主义），阴阳五行和古希腊早期三大哲学家的思想一样，都已经被扬弃。
西医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这是在人类对自然认识的有限性的前提下的选择，我也认为整体治疗比局部治疗好，但问题是人的系统机能非常复杂，如何进行整体治疗？如果有一天人类对自己的认识达到了能整体治疗的水平，西医也自然会去整体治疗。现在的局部治疗，总比中医瞎蒙的进行整体治疗可靠的多。
一个医疗体系，如果仅仅是药物，治疗手段这样的技术层面，那就只是一门经验科学，只有上升到理论层次，才能叫现代科学。5000年的历史，使得中医能治疗一部分疾病，但是阴阳五行理论不可能对没见过的疾病进行判断和治疗，而这一点是西医的强项。
二、中医是一种文化，而不是科学
尽管人们将科学和文化两个概念一起使用，即所谓“科学文化”，但科学和文化是两个不同范畴的概念。科学的概念是对各种事实和现象进行观察、分类、归纳、演绎、分析、推理、计算和实验，从而发现规律，并对各种定量规律予以验证和公式化的知识体系。科学的任务是揭示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探求真理，作为人们改造世界的指南。而文化的概念是人类所创造的财富的总和,特指精神财富,如文学、艺术、教育、考古等等（以上两个概念的定义来自于中国大百科全书和高级汉语词典）。它们的共同点就是不论科学还是文化，都是人类生产劳动过程中创造的成果，不同点是科学揭示的是事物的内在规律，是对各种定量规律予以验证和公式化的知识体系；文化则特指精神财富,如文学、艺术、教育、考古等等。简单地说，科学是理性的，文化则是感性的，科学是有唯一的正确答案，文化可以是多元的。比如，水分子是由两个氢原子和一个氧原子组成的，而不是一个氢原子和两个氧原子组成的，这就是科学。除了这一个答案其它的都是错的；而文化就不同了，它是多元的，只有不同而没有对错之分。比如蒙古族的舞蹈和藏族的舞蹈，你不能说谁对谁错，只能是各具特色。东方文化体系和西方文化体系尽管截然不同，但没有对错，各领千秋罢了。
那么，我国几千年流传下来的中医究竟是文化范畴的东西，还是科学范畴的东西？让我们首先从中医的具体内容来看就会明白了。中医学的基础理论主要包括阴阳、五行、运气、脏象、经络等学说，以及病因、病机、诊法、辨证、治则治法、预防、养生等内容 。阴阳是中国古代哲学范畴。中医学运用阴阳对立统一的观念来阐述人体上下、内外各部分之间，以及人体生命活动同自然、社会这些外界环境之间的复杂联系。阴阳对立统一的相对平衡，是维持和保证人体正常活动的基础；如平衡失调和破坏，则导致人体疾病的发生发展，影响生命的正常活动。五行学说用木、火、土、金、水等5个哲学范畴来概括客观世界中的不同事物属性，并用五行相生相克的动态模式来说明事物间的相互联系和转化规律。中医学主要用五行学说阐述五脏六腑间的功能联系以及脏腑失衡时疾病发生发展的机理，也用以指导脏腑疾病的治疗。运气学说又称五运六气，是研究、探索自然界天文、气象、气候变化对人体健康和疾病的影响（中国大百科全书）。由此可见，中医学的立足基础只不过是哲学范畴的东西，而哲学当然不是自然科学了，完全是文化范畴的东西。仅此一条就不难看出中医也是一种属于哲学范畴的文化。西医就完全不同了，它是建立在现代科学基础上的自然科学，是完全依据逻辑推理而确定的自然科学体系。它的基础科学有现代数、理、化、生物、解剖、生化、药理、微生物等等一系列自然科学。所以，西医完全是一门以现代科学为基础的自然科学。
那么，人们所患的各种疾病又是什么范畴的东西呢？如果用中医来解释就是文化范畴的东西了。什么阴阳失调、金克木、火生金、寒气太盛、脾胃不和、肝亏肾虚等等。究竟什么是失调、什么是太盛、什么是不和、什么事虚实?恐怕没有一个能够量化的标准，张大夫说是脾胃不和，王大夫说和的很呢，谁对谁错莫衷一是。在阴阳五行的哲学理论指导下，对疾病的认识都是模模糊糊有虚无实，既看不到也摸不到，完全是在胡说八道。几千年了中医连人体的基本解剖解构都闹不清楚，只是凭想象虚构出许多无法证实的东西来解构疾病，既没有逻辑推理也没有实验证实。所以说，中医看病实际上就是在用文化的东西来对付疾病这种客观的东西了。但实际上疾病就是非常客观的自然科学的东西,并不是文化范畴的东西。肺结核就是结核杆菌感染所致，而不是肺炎球菌；SARS就是冠状病毒所致，而非阴盛阳衰所致；肺癌就是肺组织的恶性肿瘤在生长，而非什么气血两亏所致。西医对疾病的认识已经达到了分子、原子、离子、基因、蛋白质的水平。在中医眼里，病毒、细菌、蛋白质、电解质、氨基酸、大环内脂、霉菌、X光、心电图、核磁、CT、直线加速器、Gu60……、这一切都是不存在的，对中医大夫来说这些都是天书，是西人的奇技淫巧。
至此，我们不难明白，对付疾病这种非常客观的自然科学范畴的东西，必须用科学的武器，而不能用文化这种东西。我国的中医一头扎到文化里面不能自拔，至今也没有放弃阴阳五行这种哲学的东西的迹象，还是三根手指一把脉，一堆草药锅里烩，经过不同温度下的谁也说不清的成千上万种化学反应，不知道熬成什么东西，一口喝下去，疾病的好坏只能听天由命了。
有人说，中医已经合西医结合了，所谓中西结合。这实际上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翻版，是一种主动拉郎配的行为。这里面体现出中医对西医的不服气与被迫服气，实际上是一种不丢面子的服输。最初中国人是拒绝西医和所有西方自然科学的，包括欧氏几何学，但后来终于抵挡不住自然科学的威力转而求其结合了。中西结合的好处是治好病功劳各一份，甚至是“你看，要没有中医，西医肯定治不好病，西医治标中医治本。”要是治不好病就说“我中医不行，你西医也不怎么样”反正有理的总是中医。鲁迅先生在《父亲的病》（朝花夕拾）中曾经非常辛辣地讽刺了一位中医大夫开的“蟋蟀要原配的”的药方――如果蟋蟀有过不正当地男女关系，则连入药的资格也将被取消了。这的确具有很高的可笑性。中医在阴阳五行理论的指导下越来越向玄学和隐语化方向发展了。中医只不过是一些文化范畴的东西，离科学有十万八千里。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必然变成愚弄百姓的巫术。由于指导理论的不同，中西结合只能是肌肤相触，而非血脉相通。
也有人说，中医已经走向世界了。这完全是夜郎自大的昏话。中医除了在东方文化圈的几个国家，比如日本和韩国有一些零星的存在，什么时候走向世界了？即使是韩日也不曾把中医当成科学，至于代表人类现代科学发展潮流的欧美何曾正眼看过中医一眼？人家的逻辑门槛和分子检验门槛就足以让中医无法通过。只要人家问你“你们中医的理论能否在实验室里反复验证？可以用数学模式表达出来吗？你们的牛黄解毒丸的主要化学成分是什么？”这些问题就足以让中医一头雾水，灰溜溜地滚回来了。而通不过人家的门槛的东西是绝对不允许在他们的国家里立足的。所以，说中医已经走向世界完全世夜郎自大的梦话。
把文化的东西抬举到自然科学的高度，并且用来治疗属于自然科学范畴的疾病，这完全是在胡闹。时代发展到今天，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全方位的，中华民族的医学事业也要复兴，靠什么？靠科学，而不是靠文化。既然中医是文化范畴的东西就应该把他看成是非科学的。所以中医大夫最好不要抱着那个阴阳五行和一锅“烩菜”（草药）去胡弄病人了，更不要闹腾什么走向世界了，连自己也说不清究竟是什么东西的中医，最好呆在博物馆里睡觉去吧！如果中医非要发展，只有一个办法：放弃阴阳五行而从数理化的最基本知识学起，彻底依托现代自然科学的最新成就。否则永远是死路一条。还是鲁迅先生说的好：中医只不过是些有意无意的骗子。拿文化而不是科学来看病，拿文化的东西解决疾病这种自然科学的问题，这不是骗子是什么?
还记得非典吗，当时经过西医治愈的病人，后又因伤肾导致的骨病，这个病变就证实了中医的阴阳五行理论的神奇！为什么？等你弄懂弄通了中医的精髓后，你就明白这其中的深奥了。中医不是实验室的化学反应，是系统论，整体论。中医对病的定义是：阴阳失衡刚为病，可是西医就定义不了，只能以化验室的数据来判断是否有病了。
中医其实也是一种科学（只要不是迷信和巫医），中医中的绝大多数说法其实能和科学的说法相对应的。中医是中国古代人民从生活中提炼出来的。
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有哪些问题？
我们国家是个多元的文化，简单用俗语来讲就是“五里不同语，十里不同风”。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各个地区，民族间都在“入乡随俗”的文化影响下，相安无事。造就了中国人很强的适应能力，即便面对外族，也很容易地在外在层面实行包容。
譬如你到了欧洲，很快就会模仿刀叉的西餐礼仪，但一个老外到了中国坚持使用刀叉，你却又很容易接受他不用筷子的事实，很“包容”他的“缺点与不足”。这大概是中国味道的另一种形式的“人权”或“民主”吧，用辜鸿铭先生的话说，这是一种“不侵凌”他人的美德。
所以这第一大元凶，是领导者所谓的“不侵凌他人的美德”。不愿意做恶人，于是在结果似出非出的情况下，自己“身先士卒”把事情做完了。个人的结果是业绩，组织的结果则是团队成长。IBM前总裁郭士纳说，别人不会做你期望的，只会做你检查的。这个检查，就是一种明确的要求。
其次，所谓侵凌与要求，从外在的行为模式上，又有多大的区别呢？在善意的“包容”（这是底层思维模式）下，表面的和谐成了追求的结果，而并不在乎在整个沟通中是不是“鸡同鸭讲”，或者是不是在一个频道了。绝大部分时间，你听得懂每一个汉字，但句子的真正意思，却是在千差万别的“悟”的过程中实现的。可见汉语言发展到今天用之于商业，基本上还停留在“期望别人去悟”的阶段。这样的工作效率，必然是低下的。
西方最近有个研究，他们发现在工作中使用外语的效率比使用母语的效率要更高，譬如讲英语。看到这里你可能会想，我都不会英语，怎么讲英语？你没看错，就是你不会讲，才让你讲。错了都要讲。就是你那磕磕碰碰的英语水平，夹杂各种词法，文法的错误，反而达到了出人意料的高效。譬如你说“中午一起吃个饭”，不知道会衍生出多少种意思来。你说，嘿，咱12 clock go eat 啊？居然磕磕碰碰全看懂了！什么杂念都没有。
所以第二大元凶，就是工作语言上的。中国的古人很聪明，几千年来一直使用文言文。白话文随时代变化，但文言却基本不变，形成了组织语言的高效。直到1919年白话文运动，到现在100年了，我们反而觉得文言是迂腐的东西。于是我们迫切需要在工作中形成“标准交互语言”。不要小看这个过程，拿会议举例子。企业在会议里浪费掉的时间与产值是巨大的，其实只需要在语言交互上做一些规范，基本会议的时间可以缩短80%，决议落地可以提高5倍以上！
综上，怎么解决这两大元凶呢？
一是要求明确，明确要求。
我把它总结为从感觉到标准。领导对员工说，你好好干啊。员工说，头儿，我一定努力。请问，这个沟通获得了什么有效信息？
指令发出者需要知道，好好干是期望，如何明确要求呢？这就是结果沟通里的三化：
一是要量化；
二是要具体化；
三是要行为化。
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完成多少，这是量化。完成到什么程度，这是具体化。你需要做什么，就是行为化。量化是第一位的。譬如要求任务时你需要消灭掉“尽量”，“努力”，“好好干”这类词语。这个不是员工需要努力的地方，而是领导者需要自我规范的地方。
二是规范工作语言。
工作语言的规范是个长期的行为，一两句话说不完，简单举几个例子。
譬如在做事流程上，你是不是强调五个凡是？凡是工作，必有计划；凡是计划，必有结果；凡是结果，必有责任；凡是责任，必有检查；凡是检查，必有奖罚。这是属于企业管理流行语层面的。好处就是，不需要每次都在错误后给员工说教，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而这些一系列的语言，可以通过简单的搭建环境来完成。
譬如在汇报工作时的语言规范，把“症状”和“病”分开。你问：这个事情干得怎么样啊？下属回答，还行。这个一问一答获得了什么有效信息？你问，你觉得咱们团队怎么样？他说，团队能力太差。这个一问一答，你从哪里解决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结果语言的规范，第二个问题就是症状和病（问题）的分开。事情干得好不好，是在事后的结果与事前的定义作比较的。而不是凭感觉说好坏，艺术可以如此，管理不可以如此。评价团队怎么样，我更愿意听到的是，譬如迟到早退现象严重，这个可以对症下药。譬如接到命令大家都不愿意主动行动，那这是畏难情绪。又譬如对待做错的事情大家没有感觉，那这就是文化和结果奖罚的问题。所有这些问题，都不要简单用“执行力不好”来概括——这样的概括并不能帮你找到解决这些问题的钥匙。
在企业发展的今天，所有企业都进入到全要素竞争时代，战略与商业模式的竞争，激励体系的竞争，团队执行力的竞争，管理层领导能力的竞争，创新的竞争，市场资源的竞争。很难说哪一个要素能决定你的成败。但这些个点，都是需要持续建设的。互相之间并不能对冲。
作为本文的总结，与大家共勉一句话：不要用做人的习惯来做事。做人讲究的是发心，善良，诚信，责任等；做事则是科学数据精神。我们追求好人好事，但这两者其实并无必然联系。
今天中午在微信上看到一些同学在讨论中医的思维方式以及如何才能把中医的思维方式学会。那么中医看病，中医分析病人的思维方式是不是逻辑推理？
后来我发微信说中医的思维方式肯定不是逻辑推理，因为逻辑推理是现代西方的一种思维方式，古希腊人也不是逻辑推理，中国人更不是这么思维的。如果你把福尔摩斯推理断案的这种思维方式用于中医看病，肯定是学不会中医的，肯定是要出错误的，因为这是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福尔摩斯是怎么推理，怎么判断一个案情的？虽然福尔摩斯断案很神奇，但那是西方文明，和我们现在中医看病是不一样的，所以没法跟人家学，我们只能学我们老祖宗的这种思维方式。
你要是一个西医大夫，用西医学看病，你可以学福尔摩斯的这种思维方式。但是你想学中医看病，我们只能学狄仁杰、学包公，学这些人的思维方式。那么历史上断案的故事，中国有中国人的一套故事，和西方福尔摩斯是两码事，就像中国人吃饭用筷子，西方人吃饭用刀叉一样，根本原因是思维方式不一样，同样是吃一样东西，中国人和西方人用的餐具都不一样，中国人的筷子是阴阳的道理，一阴一阳，一动一静。筷子一块儿动不行，只能一动一静，这样才能夹起很多复杂的东西来，比如拿筷子夹一个花生米，外国人认为这是中国人的绝技，但是中国人谁都会，因为都是从小练出来的，而且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就适合这个。外国人要想学会用筷子吃饭，那得下一番工夫。另外，外国人吃什么都用刀叉，而且上一道菜换一副刀叉，中国人很难理解为什么吃饭要用这么特殊的工具才能吃饭。我们用一双筷子什么都解决了。
刀叉的思想就是一是一、二是二，不是阴阳的观念，阴阳的观念是一分为二，合二为一。所以我就跟学生讲中医的思维方式就是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是刻在骨子里头的，中国人的基因里面就用这种思维方式，所以中国人学自己民族的文化应该是顺理成章很简单的。而西方人，比如白种人想学中国文化就要费点劲了，因为他的基因里头没有这种思维方式，所以会很费劲。而我们中国人虽然从小就学很多数理化，从小就训练逻辑思维，但是骨子里头还是中国人，骨子里头还是要用中国人的思维方式。
中医的思维方式就是直观思维
今天北京大学的楼宇烈楼老就跟我说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就是一种直观的思维。特别是中医的望闻问切四诊就最能体现中国人的直观思维，不是逻辑推理来的。
比如望诊，我一看就知道是怎么回事，这就是直观的思维，闻诊也是这样。那么问诊呢？中医大夫问的是病人自己的直观感受，比如病人发烧了，我们中医大夫直接就问病人身上是冷还是热？我们不问病人体温多少度，因为那是用体温表仪器量出来的，不是病人直观的感受，所以体温器量出来的温度对于我们中医大夫没有用。我们中医大夫只会问病人身上的感受是发冷还是发热，有可能病人发烧到39°，但是病人跟我讲他怕冷，虽然病人身上是39°，但是他的感觉是怕冷，虽然用手摸着病人的皮肤是热的，但病人自己的感觉是发冷，这个完全是有可能的。所以我们中医问的是病人自我的感觉，这个就是直观的东西。病人自己直观的感受通过问诊是能问出来的，所以我们中医搜集的东西都是直观的东西。
切诊这里面既有直观的，也有理性分析，切脉是直接的感受，比如脉象怎么样。但是要用大脑来分析，所以切诊里面有理性分析，所以中国人既有直观的东西，也有理性的东西，切脉可以讲是一种求证的过程。楼宇烈不但是哲学大家，而且对中医学也研究的非常深，这个我是深有体会的，我跟他学习也是受益匪浅。
我们讲四诊望闻问切合参以后得出来的是什么病、什么症候，这些也是非常直观的思维，它既是感性的，又是理性的，这里面没有用一点罗辑推理。
福尔摩斯认为世界上的很多事情都是一个链条一个链条扣起来的，如果你知道其中几个链条就可以知道整个事情的真相，但是这个不是中医的思维方式，中医不是这样分析的，中医是非常直观的，用的是《易经》的象数思维，观其相知其数，观其外知其内，直接就能知道了，用不着去做逻辑推理，中医用的是这种思维方式。
中医看病在10分钟内，再长也不超过半个小时之内，就要把病情判断的一清二楚，而且解决的方案全都出来了。
中医用不着像福尔摩斯坐在那里去沉思半天一天，突然案情明显了，中医不是这样的。我们中医看病非常快，对于病人得了几十年的病，病人坐在那儿可能还不到10分钟，但是病的来龙去脉我全清楚了，而且方子也开出来了，而且还切中病情，病人吃了也管用。对于病人整个的治疗过程，大夫已经成竹在胸了，而且还能知道这个病半年内、一年内能彻底好，大夫已经成竹在胸了，这才是一个真正成熟的大夫。但是病人能不能做到坚持看半年、一年，那就不知道了，但是我们大夫理想化的治疗方案都出来了，所以病人不坚持来看真是对不起我们，因为我们已经为你设想好了，一步一步给你逐步缓解病情，最后花半年给你治好，但是病人只看了一两回，下回就不来了，这就对不起我我们了，所以一个真正能坚持看病的病人，直到坚持把病看好，我们大夫要感谢你们，因为你们能配合我的治疗，我才能完成这样一个奇迹，可惜这样的病人非常少。
中医看病不存在需要探索
中医看病不存在要探索，比如这个病没有见过需要探索，中医不存在这个问题，只能说你还没有学会中医。在古人医书里早有医案了，什么样的病应该怎么治，早有病案了，只是你没有学会，你没继承下来，所以你很懵然，既然懵然，就不要硬治了，赶快把病人推荐给更加有经验的大夫，也就是让贤，不要耽误病人的病情。如果你没有成竹在胸就不要给病人治，这是一个基本的医德。
中医看病就是这样的，非常直观的，所以平常的知识积累非常重要，中医看病现查书是没有用的，西医可以查资料去，但是中医不行。在中医里面，这个病你会治就是会治，不会治就是不会治，现查书也不行，而且现查也查不出来。为什么？需要平时的积累。
在座的甭管以前是学文科、学理科的，劝告大家重新地审视一下自己，用中国人特有的思维方式来学习中医。中国人的思维方式都是统一的。甭管是易经、国学，还是道家，都是一个思维方式，这是我们老祖先传给我们的。应该说，在我们的骨髓基因里面，都是这种思维方式，所以我们学起来应该很方便。
关于国学大师楼宇烈简介
楼宇烈先生是我国当代著名的中国哲学史家、佛学家、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教授。先生以“传道、授业、解惑”为使命，以宋代大儒张载的四句教“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为座右铭，下面是我为大家精心整理的文章，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光辉的历程
楼宇烈先生1934年12月10日生于杭州，一九五五年毕业于上海浦光中学，同年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哲学专业本科，一九六○年北京大学哲学系哲学专业本科毕业，留校任教。
楼宇烈教授在北京大学的学术生涯：
一九六○年七月至一九七九年五月，北京大学哲学系助教;一九七九年六月至一九八○年十一月，北京大学哲学系讲师;一九八○年十二月至一九八五年八月，北京大学哲学系副教授;一九八五年九月至今，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一九九○年起，担任北京大学中国哲学专业博士生导师
楼宇烈教授在北京大学曾任职务：
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教研室副主任(1979-1984);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1981年起);北京大学哲学系东方哲学教研室主任(1985年12月起);北京大学哲学系副主任(1987-1993);北京大学宗教研究所所长(1989年 3月起);北京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1989年12月起);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第三届，1992年—1997年);全国宗教学会理事、副会长(第三届，1988年—1995年);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1985年 9月起)
楼宇烈教授曾任职过的学术团体(部分)：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1997年起);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委员(第三届，1992年起);全国宗教学会理事(第三届，1988年起);孔子基金会理事、学术委员会委员(1986年起);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理事、学术委员会委员(1991年起) ;国际儒学联合会理事(1999年起);
楼宇烈教授其它兼职(部分)：
中国社会科学院东方文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1997年起);中国社会科学院佛教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1998年起);陕西省社会科学院荣誉研究员(1998年起);曲阜师范大学客座教授(2000年起);孔子文化大学客座教授(2000年起);广西玉林师范学院客座教授(1999年起);闽南佛学院研究生导师(1999年起)
学富五车，著作等身
(一)思想巨人，明星讲师
楼宇烈教授在北京大学哲学系长期从事于中国哲学史、佛教史方面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博览群书，融会贯通古今中外的哲学思想，构建起自成一家的完整思想体系。
在中国哲学史方面，楼宇烈教授侧重于魏晋玄学和近现代哲学的研究。他整理的《王弼集校释》，把魏晋著名玄学家王弼的现存全部作品作了校勘、注释，是目前研究魏晋玄学和王弼思想的必备书。
楼宇烈教授认为，魏晋玄学对中国传统哲学理论模式和思维方法的形成起着某种承上启下的作用，乃至对整个传统文学艺术精神的形成也有着极其深刻的影响。
在中国佛教史方面，楼宇烈教授侧重于禅宗思想和近现代佛教史的研究。由他本人组织和主持编选的《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已出四卷，十册)，在推动近年来学术界对于佛教思想文化的研究方面，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他的论文《敦煌本〈坛经〉、〈曹溪大师传〉与初期禅宗思想》，探讨了初期禅宗思想中融合般若性空和涅槃佛性说的理论特征;而论文《胡适禅宗史研究平议》，则对胡适在禅宗史研究中的历史贡献和存在的问题做了比较客观公允的评价。此外，他的《中国近代佛学的振兴者——杨文会》、《佛学与近代中国哲学》等论文，则重点论述了近代中国佛学的一些特点和对近代中国哲学的深刻影响等问题。
楼宇烈教授十分重视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和古为今用的问题。近年来，他发表的一些论文，如《儒家“节欲”观的现代意义》、《儒家修养论今说》、《佛教与现代人的精神修养》等，不仅在学术界受到好评，而且在社会上也产生了巨大的反响，为发掘传统文化的现代意义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楼宇烈教授长期执教北大，为北京大学的本科生、研究生、留学生讲授过十余门中国哲学、文化、国学方面的课程。楼宇烈教授的教学深入浅出，妙趣横生，吸引北大各系莘莘学子强势围观和追捧，每次公开课都达到爆棚的程度。楼宇烈教授讲授过的课程主要有：
◎ 中国哲学史(通史)
◎ 近代中国哲学(专题)
◎ 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专题)
◎ 中国哲学名著概论(史料学)
◎ 中国哲学原典选读:
(周易、老子、庄子、法言、朱子语类、天演论、仁学、
章太炎佛学著作选读等)
◎ 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
◎ 宗教学(史)研究方法
◎ 佛典名著概论(史料学)
◎ 佛教原典选读:
(缘起经、圣谛经、法句经、异部宗轮论述记、杂阿毗昙心论、
金刚经、维摩诘经注、胜鬘经、中论、十二门论、百论、
成唯识论等)
(二)科研骨干，著作等身
楼宇烈教授学术水平精湛，著有二十余部高水准的学术专著，以及80余篇具有相当影响力的学术精品论文。
主要著作：
1、《荀子新注》
2、《中国哲学史(上、下)》
3、《王弼集校释(上、下)》
4、《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第一卷)》
5、《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第二卷全四册)》
6、《论语注(校点)》(康有为学术著作选之一)
7、《孟子微、中庸注、礼运注(校点)》(康有为学术著作选之二)
8、《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第三卷全四册)》
9、《长兴学记、桂学答问、万木草堂口说(校点)》(康有为学术著作选之三)
10、《康子内外篇(外六种)(校点)》(康有为学术著作选之四)
11、《诸天讲(校点)》(康有为学术著作选之五)
12、《春秋董氏学(校点)》(康有为学术著作选之六)
13、《康南海自编年谱(外二种)(校点)》(康有为学术著作选之七)
14、《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第四卷第一册)》
15、《东方文化大观》
16 《东方哲学概论》
论 文：
《郭象哲学思想剖析》/ 《汤显祖哲学思想初探》 /《 原始道教——五斗米道和太平道》/
《易卦爻象原始》《佛学与中国近代哲学》《中国近代佛学的振兴者——杨文会》《东晋南北朝“志怪小说”中的观世音灵验故事杂谈》《漫谈儒释道“三教”的融合》《大乘佛教和小乘佛教的区别以及在中国流行的情况》《玄学与中国传统哲学》《黄宗羲心性说评述》《敦煌本〈坛经〉、〈曹溪大师传〉与初期禅宗思想》《论传统文化》《 太虚与中国近代佛教》《 禅悟的认识论意义》《 儒家“节欲”观的现代意义》《 佛教与现代人的精神修养》《 中国传统哲学中主体修养学说的认识论意义》《 禅的生命，禅的正受——读耕云先生《安祥集》》《 康有为与儒学的现代转化》《 东方智慧的魅力》《 理学大师马一浮》《 袁宏与东晋玄学》《 一种协调个人与社会关系的理论——玄学的名教自然论》《老庄的顺自然与反异化思想》《 儒家修养论今说》《 读帛书〈系辞〉杂记》《 圆瑛大师的佛学思想》《 神会的顿悟说》《 中国儒学的历史演变与未来展望》《 中国文化中的儒释道》《论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 对于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化建构的思考》《 禅宗“自性清净”说之意趣》《 《法华经》与观世音信仰》《大乘佛教的慈悲精神和智慧解脱》《 中国现代社会与儒家伦理》《 略论印光大师的念佛法门》
饮誉海内外，桃李遍全球
楼宇烈教授北大执教数十载，指导过60余名海内外的博士、硕士研究生，可谓英才满天下。
博士研究生：
徐文明(现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姚为群(现北京大学哲学系);金勋(现北京大学东方学系);周学农(现北京大学哲学系);程恭让(现首都师范大学);李尚祐(现韩国汉城大学);郑安德(加拿大籍韩国人);张志强(社科院哲学所);王瑞昌(北京财贸学院);章启群(现北京大学哲学系);朴胜显(韩国);李四龙(现北京大学哲学系);沙宗平;崔福姬(韩国);安孝烈(韩国);张敏(在职);刘元琪;俞炳光(韩国);赵源一(韩国);尹美淑(韩国);姜芝娟(韩国);罗翔;李嶷;李成宁(韩国);黄棕源(韩国);陈中浙;张 华;贾瑀铉(韩国);李演都(韩国);梅谦立(ThierryMeynard 法国);金尧炫(韩国);韩成求(韩国);金钟洪(美国)
硕士研究生：
香 蒂(斯里兰卡，斯里兰卡大学);向 宁(四川师范大学);王中江(河南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洼田忍(日本，日本女子大学);张慧姝(北京中医学院);王 洪;陈金华;沙宗平(留系工作);伍先林(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周学农;叶远厚(中央电影学院);谢路军(人民大学);张志强;裴 勇(宗教局);李四龙;戈国龙;韩剑英(北京机械工业学院);刘元琪;金尧炫(韩国);俞炳光;黄棕源(韩国);李成宁(韩国);陈中浙;藤卷惠子(日本);释满耕;金东淑(韩国);郑大均(韩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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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
关口顺、坂元弘子、村田雄二郎、丘山新、吾妻重二、中条道昭、加治敏之、小川隆、奈良行博、辛岛静志、南泽良彦、前川亨、垣内景子、岩城英规、永富青地、白杉悦雄、中健次郎、高堂晃寿、远藤祐介、土田健次郎、户川芳郎、池田知久、边土名朝邦、中村璋八、菅野博史、影山辉国、谷中信一、横手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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襟怀坦荡，兴致盎然
楼宇烈教授多才多艺，兴趣广泛，酷爱中外古典音乐、诗词书画、传统戏曲等。从2001年左右开始，先生就坚持每周带领北大学子学唱昆曲、京剧，风雨无阻。《牡丹亭·惊梦》 、 《荆钗记·见娘》、 《琵琶记·赏荷》都是先生的拿手唱段。先生喜欢接受新事物，对电脑的熟悉，大部分年轻人都望尘莫及，他不仅会自己做网站，还给学生们上过电脑课。先生的博客主页，都是自己亲手设计制作的。
楼宇烈：明星信佛最根本的虔诚,还是要担当社会的责任
楼宇烈老先生刚过了80岁生日不久。他是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北京大学宗教研究院名誉院长，一生致力於哲学、佛学研究，虽深居京郊一隅，但对王菲等明星的信佛潮、对浮世种种信仰热，安然洞见。
楼老先生接受了环球人物杂志记者的专访，指出大部分佛教徒是盲目的，大量的信徒并非正信正修，很多人以为烧香拜佛就能升官发财，其实错了，佛教恰恰是看到了升官发财增加了人们的痛苦和烦恼，而要人们从升官发财中解脱出来，放下一切。
什么样的人都可以做佛弟子
环球人物杂志：当今社会，一面是很多人感觉信仰缺失，一面又出现明星、名人的佛教热、上师热，您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楼宇烈：信仰就是一种价值的追求，是人坚持活下去的动力。它是一个很广泛的概念，除了宗教信仰，还有制度信仰、理论信仰等。可以说没有一个人是没有信仰的，只不过有的人对自己的信仰是自觉的，有的不自觉。人是高级的生命形式，是物质生命和精神生命的结合体。所以精神追求是一种信仰，物质追求也是一种信仰。现在中国的信仰缺失主要是精神上的。随着物质的发展，人们越来越关注物质方面的需求，精神生命方面的需求就被淡化了，甚至消失了。
环球人物杂志：当前的佛教热是人们意识到了精神信仰的重要性，还是出于功利或跟风等比较盲目的目的？
楼宇烈：我看大部分都是盲目的。很多人在物质生活得以满足后并不感到愉快，虽然物质很丰富，但精神很空虚，所以他们就开始追求精神方面的意义，但这种行为并不一定是自觉的。
还有相当一部分人把信仰宗教看作时尚，甚至是为了在交友中能取得话语权。因为看到人家都在谈论宗教，他不知道，所以也要去了解了解，以此获得和朋友交流的谈资。现在的国学热、佛教热和其他宗教热，都和人们的交友圈子有关系。
环球人物杂志：在信佛的人群中，娱乐明星由于受关注度高，是一个比较特殊的群体。娱乐圈中出现学佛热潮，有没有特殊原因？
楼宇烈：现在信佛的主要有几个群体：娱乐圈的明星、企业界的精英和法律界的人士。娱乐圈的人给别人带来了很多快乐，但他们自身不一定快乐，可能还很纠结。再加上娱乐界的功利心特别强，潜规则又特别多，而他们内心的痛苦并没有人能慰藉，所以他们要追求一种寄托，去找宗教的信仰。
环球人物杂志：对明星拜师以及明星出家，您持什么样的态度？
楼宇烈：佛教提倡人不能有分别心。什么样的人都可以做佛弟子，哪怕你是犯人，只要悔过，放下屠刀，就会被包容。对于拜师学佛的明星，我们也应该把他们当成普通人来看。如果明星要拜师，首先要放下明星的架子，以一个普通人的身份来拜。
出家完全是个人的选择。我们应该了解，选择出家是选择更大的担当。因为一旦出家，你就是一个主持佛法的人，就要去弘扬佛法，上求菩提，下化众生。同时，也不是说没有选择出家，就不是一个好的佛教徒。有一句话说得好，以出世心做入世事。如果他完全按照佛陀和佛经的教导，去规范自己的人生和事业，那也很好。
环球人物杂志：有的明星抄写经书、参加法会、出国拜访佛教大师，这可以作为其虔诚的一种表现吗？
楼宇烈：我想不能，这些只是形式上的东西。当然，明星们有可能通过这些行为来表达内心的虔诚，但最根本的还是要看他们在生活中怎样规范自己，怎样去担当社会的责任。一个艺术家应该意识到自己的艺术创作对社会产生的影响。他们应该通过自己的言行和艺术作品，来发挥正确的引导作用。
宗教的传播离不开艺术
环球人物杂志：王菲是行为上比较虔诚的信佛者，但她生活中的绯闻又压过了她信佛的一面。王菲结过两次婚，现在又有绯闻传出，不少人觉得她既然信佛，就不该如此，您怎么看？
楼宇烈：佛教的清心寡欲并不等于禁欲。所谓清心寡欲就是要把欲望控制在一个适当的范围内，不去追求过分的东西。我们说一个人贪，就是过分。如果一个人需要吃好的，需要穿好的，就不算是贪，如果超过了这个需要，就是贪了。
对于王菲来说，主要是看她的出发点和处理方式。不能说信佛的人就绝对不能有欲望的追求，要看王菲的几段感情是怎么产生的，又是怎么解决的。如果说她是合理地结婚，又是合理地分手，我想也不能去指责她。如果结婚是为了贪财、贪色，可能就有问题。
人物杂志：王菲录制了《心经》这首歌曲，《心经》也是佛家经典，这样的行为是否有积极意义？
楼宇烈：明星通过这些行为来传播宗教思想，让更多人了解佛教，应该是有积极意义的，客观效果可能不错。但这还要看他们这样做是否真心诚意，如果其主观的出发点不是弘扬佛教，而是沽名钓誉、炫耀自己，那么对其自身是有损害的。
环球人物杂志：这样的行为会把宗教娱乐化吗？
楼宇烈：宗教的传播离不开艺术。比如敦煌石窟里有很多变文，变文很多情况下和我们现在的说书差不多，就是用讲故事的方法传播佛法。歌唱、舞蹈、绘画、建筑，也都可以作为传播佛法的一种手段。所以蔡元培先生提出以美育代宗教，就是这个意思。很多艺术形式，包括唱歌，也能起到净化人心、引导人心的作用。这主要还是看他的唱法，是净化心灵还是扰乱人心的，如果用摇滚音乐来唱佛经，那肯定不行，是搞笑的。
烧香越多功德越多是邪信
环球人物杂志：信佛要以一定的学识修养做基础吗？
楼宇烈：学佛有不同的层次。对一般人来讲，也很简单，就是不要做坏事。佛教经文里说，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意思就是不能做坏事，要做好事，要能够净化自己的心灵，这就是佛教。这不是很简单吗？一般老百姓都懂。有时候不识字的老百姓更明白佛教。识字的人，反而去琢磨这个，琢磨那个，理解得似是而非。
环球人物杂志：佛教中常说因果报应，这是一种消极思想吗？
楼宇烈：很多东西从消极的角度去讲，就是消极的，从积极的角度去讲，就是积极的。说到因果，消极地看，我种了这个因，已经没办法改变了，我就得受这个果。可是既然因是我造的，那么我可以去改变这个因，那不就改变了果吗？
很多人把佛教的因果思想看成是一种宿命论，命定论。错！那是婆罗门教。佛教很积极的意义在于，它不说前世今生，而是要超越轮回。那么我们怎么看报应的问题？过去、现在、未来，是相对的。我们的一生，有过去10年、现在10年、以后10年，有去年、今年、明年，也有昨天、今天、明天。比如，我现在落得这个下场是我前10年追名逐利的结果，如果我这10年踏踏实实做事，未来不就改变了吗？
环球人物杂志：佛教作为一种精神信仰，怎样帮助人们解决现实生活中的问题？
楼宇烈：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精神信仰和现实生活是密切结合的。这有其优点，即中国的宗教不搞神秘的东西，而是要人在现实生活中磨练自己。但另一方面，人们又总希望通过信仰来改变现实生活。这就使信仰带有很强的功利性、实用性。这是中国信仰，特别是宗教信仰中的一个大问题。
现在很多人信仰是为了自己，去烧香、磕头、拜佛，是为了自己能够得到更好的福报，希望佛祖能保佑自己升官、发财、延寿。不少官员去烧头香，觉得烧了头香，明年就可以升一级。还有人觉得香烧得越多，功德就越多，回报就越大。这都不是正信，而是邪信。不是信佛就能升官发财，佛教恰恰是看到了升官发财增加了人们的痛苦和烦恼，而要人们从升官发财中解脱出来，抛弃、放下一切。
环球人物杂志：那么信佛行善的目的应该是什么？
楼宇烈：佛教的一个核心理念是缘起，缘起论概括为4句话：此生故彼生，此灭故彼灭，此有故彼有，此无故彼无。佛教不认为世界是佛创造的，也不是任何一个神创造的，而是各种因缘聚会而形成的。所以，不能靠一个救世主，而要靠大家的觉悟和智慧。把佛当成救世主，就有问题了。
如果说佛是救世主，那也应该是开启你智慧的救世主，最终还是靠自己的智慧使自己得到解脱。如果等著佛来救，自己不努力，那是婆罗门教，而不是佛教。我们信佛行善的主观愿望不是为了去求什么，而是你行善之后，整个社会的风气得以改变，整个社会清净了，大家都能受益，你也在其中受益。
佛教让人能够放下和奉献
环球人物杂志：什么是正确的宗教观？总体上如何认识佛教？
楼宇烈：任何的宗教信仰都要解决一个问题，即认识生命的起源、价值和意义。佛教让人能够放下和奉献，特别是大乘佛教强调慈悲，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净慧老和尚生前用两句话来诠释大乘佛教觉悟人生，奉献人生。这很符合时代的语言，用佛教的话来说就是悲智双运，悲是慈悲，智是智慧，运就是一起运作。人生难得，要珍稀人生的价值，慈悲为怀，既要觉悟人生，还要奉献人生。这两个是分不开的，只有觉悟人生才能奉献人生，只有在奉献人生中才更能觉悟人生。
环球人物杂志：宏观层面上，有什么途径可以帮助人们树立正确的宗教观？
楼宇烈：避免盲目信仰，最根本的要从基础教育做起。基础教育里就应该有宗教学的内容，或者叫宗教常识。在小学就可以让学生了解有宗教这样一种文化，它属于一种信仰，让学生了解宗教有各种不同的形态。有了这样的基础，以后他们再接触宗教就不会走歪。
在整个社会上也应该多传播各种宗教的正确知识。一般的信众接触不到这些思想，他们看大家怎么做，就跟着做。比如现在流行放生，这本来是很好的事情，但是却走歪了，破坏了生态平衡，残害了生命，甚至有人攀比放生的多少。这种思想要纠正过来，甚至我们可以暂时先放一放放生这个概念，多提一提护生，因为护生才是更根本的。
环球人物杂志：在个人层面上，信佛之人如何更好地修炼自己？
楼宇烈：关键是净化自己的内心。一切的烦恼都来源于人心的不清净。人心有这个追求、那个追求，有这个恨、那个恨，有这个爱、那个爱，所以才产生了这个问题、那个问题。老子就说，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给我吃什么我都觉得好吃，给我穿什么衣服我都觉得好看，入乡随俗，就很好了。《黄帝内经》里又在后面加了一句话：高下不相慕，即不要攀比。现代人攀比问题很严重，高下一相慕，心就不静了。如果做到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高下不相慕，你看你快不快乐。
君子的意义与德行 楼宇烈 君子品德怎么养成
长期以来,有不少佛家的著作,批评道家是“自然外道”.因为他们看到老子讲“道法自然”,便自然而然地将二者联想在一起.其实,印度释迦牟尼佛在世时,与佛教对立的几十种哲学思想,尤其当时同释迦牟尼佛影响一样大的几个大学派之一,专讲“唯物思想”的“自然外道”,和中国老子所说“道法自然”的自然,并不相关.二者并未结为姊妹道,或者兄弟道什么的,并无彼此互通声气之嫌.
印度当时的自然外道,属自然学派,其所谓的“自然”,完全从物理观点而说.但是老子的思想绝非如此.近代中国翻译西方典籍,把物理、化学等学科,统称为自然科学,这是借用老子的名词,我们不能因此便认为老子说的“自然”,就等同物理范畴的自然.将老子的思想硬往上套,这是指鹿为马,栽赃前人,非常没有道理的.
虽然老子并未给予直接的定义,但老子的“自然”究竟是什么意思?我们却也不可以如法庭上的法官们,审判一个案件,可以采用了“自由心证”,随便判决学术思想的归化,乱下断语,硬是认定老子所说的“自然”也就是印度的“自然外道”；不分青红皂白地将老子一竿打入“唯物哲学”的案日,这是千错万错,大错特错的误解.这种情况,如借用佛学名称来说,就是“众生颠倒”,“颠倒众生”,这所谓“颠倒”,是指我们在见地观念上和思想上的错误,因此而形成见惑、思惑.由于我们一直被这见惑、思惑两种认识上的不清所障碍,因此不能成道,无法彻见宇宙天地间的真谛.
那么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个“自然”的确实含义又是如何呢?答案很简单,“自然”二字,从中国文字学的组合来解释,便要分开来讲,“自”便是自在的本身,“然”是当然如此.老子所说的“自然”,是指道的本身就是绝对性的,道是“自然”如此,“自然”便是道,它根本不需要效法谁,道是本来如是,原来如此,所以谓之“自然”.
我们如果将大乘佛学彻底贯通了,必然不会对于宇宙本体和现象的哲学问题,感到左右为难.佛家有一个名词“法尔如是”,它是说明诸法本身本来就是这个样子.人生来怎么会成那个样子?人就是那个样子.你怎么会是这个样子?我就是这个样子.一切本来就是如此,一切法便是一切法的理由,更没有什么其他原因不原因的,这样就叫“法尔如是”.从“法尔如是”来看“道法自然”,最清楚不过了.“道法自然”,而“自然”自己本身原来就是如此这般,没有别的规范可寻,再也找不到一个东西可以另为之主,“道”就是“自然”,“自然而然”,就是“法尔如是”,古人翻译佛经,怕与老子的“自然”混合了名词,只好另创一词,便叫“法尔如是”.
讲到这里,我曾经一再强调,我们后世之人读古人的著作,常常拿着自己当代的思想观念,或者现代语言文字的习惯,一知半解地对古人下了偏差的注解,诬蔑了古人,这是何等的罪过.读什么时代的书,首先自己要能退回到原来那个时代的实际状况里去,体会当时社会的文物风俗,了解当时朝野各阶层的生活心态,以及当时的语言习惯,如此掌握了一个时代文化思想创造的动源,看清这个历史文化的背景所在,这才能避免曲解当时的哲学思想和文艺创作,并给予正确合理的评价.
比如,我们研究释迦牟尼佛的经典,也要退回到二千多年前的古印度的农业社会,设身处地替当时的人民想一想.那时的印度是一个贫富差距极大,极不平等,到处充满愚昧和痛苦的世界.假若你读历史,真能“人溺己溺,人饥己饥”地将自己整个投入,身历其境,于那种痛苦如同亲尝,那么方能真切地了解到释迦牟尼佛何以会提倡“众生平等”,何以会呼吁人人要有济度一切众生的行愿,才能体会到当时的佛陀真正伟大之处.如果天下太平,世界本来就好好的,大家生活无忧无虑,什么都不虞缺乏,汽车、洋房、冷暖气,样样俱足,日子过得满舒服的；即使比这种情况差一点,那也还甘之如饴,又何必期待你去救度个什么?帮助个什么呢?
念天地之悠悠
话说回来,老子说“人法地”.人如何效法地呢?人要跟大地学习很难.且看大地驮载万物,替我们承担了一切,我们生命的成长,全赖大地来维持,吃的是大地长的,穿的是大地生的,所有一切日用所需,无一不得之于大地.可是,我们回报它的是什么?只不过是死后一把又脏又臭的腐烂掉的脓血和败坏了的朽骨头罢了.
人活着时,不管三七二十一,将所有不要的东西,大便、小便、口水等等乱七八糟地丢给大地,而大地竟无怨言,不但生生不息滋长了万物,而且还承载了一切万物的罪过.我们人生在世,岂不应当效法大地这种大公无私、无所不包的伟大精神吗?其实中国传统文化,一直非常强调此一精神.《易经》的“坤卦”,形容大地的伟大为“直”、为“方”、为“大”,指出大地永远顺道而行、直道而行.包容一切,不改其德.佛家对此的看法也是一样,后来翻译《华严经》,冠以“大方广佛”为经题,也可以说是受“坤卦”卦辞影响的关系.
再者,我们效法大地,除了上述的道理之外,同时还要了解大地自久远以来运动不止的意义.地球永远在转动.地球一天不转动,甚至只消一分一秒停止,我们人类和其他万有的生命,都要完结.
地球的转动,人们以为是近代科学知识,其实中国上古早已知之,只是我们自己不加详察而已.又有人根据中国若干书籍上说的“天圆地方”,便一口咬定古人的观念认为地球是方的.这种不明究里人云亦云的说法,非常错误,孔子的弟子曾子,就曾讲过地是圆的,不是方的,而且一直在旋转,所谓：“天道左转,地道有旋”的观念,早已由来悠久.我们人欲效法大地,就应该如《易经》卦辞所言：“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行健”,是天地的运行转动,永远是健在地前进,所以人要效法它的勇往直前的精神,一分一秒绝不偷懒,时时刻刻向前开创,永远生机蓬勃,永远灵明活泼,这才是合乎大地所具有的“德行”.
但是,宇宙间日月星辰与地球,究竟是谁使它在转动呢?由哪个作主呢?是上帝吗?是神吗?是佛吗?老子却不采用这些具有人神造作化的名词,他只是根据上古传统文化中固有的名称,无以名之,仍然称之为“道”,称为“自然”,最恰当不过了.所以便说“天法道,道法自然”.抽象而言,道是自然地具备无究尽的功能,拥有不可思议的“生灭”力量.这股力量,在佛学而言,便叫它做“业力”,业力并不一定不好,有好有坏,坏的叫“恶业”,好的叫“善业”.其实,天地本身这股力量在运转,本无善恶,所谓善恶,都是人类自己附加上去的价值判断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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