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慈禧太后并没能真正地将权力交还给光绪，因此，光绪和慈禧太后同时管理国家，权力出现了偏颇，导致了权力不统一，最后在战争中失败了。但是在当时那样的情况下，封建的清朝就算齐心协力也不一定能打得过列强主义，但是至少不会因为政见不一而出现内乱，当时不一样的党派之间要斗争，还要去对抗外来侵略，胜负自然不言而喻。慈禧太后从垂帘听政开始，其实在打理国家的事务上，很有自己的一套方针。由于慈禧太后还算有能干，所以清朝在她的带领下并未发生什么祸患，反而是稳步上升；但是这个时候，西方列强早已经实现了一轮又一轮的工业化，因此，此时的清朝虽然还在发展，但是方向不对，所以在面对列强侵略的时候，几乎是毫无招架之力。在光绪皇帝十五岁的时候，慈禧太后便宣布了自己要将政权还给皇帝，然而没能成功。慈禧太后此举是为了让世人知道自己这么做其实是为了国家，而非是自己一己私欲。但是此时的慈禧太后已经掌权多年，这权力也不是轻易能交得出去的，众大臣认为慈禧太后此时还不能退出一线，因为此时的光绪皇帝还没有自作主张的能力。于是，慈禧太后便开始与光绪皇帝一起把持朝政，几乎所有重大决定都是由慈禧太后决定。但是逐渐的，两个人做主的朝廷出现了权力的转移，在矛盾出现的时候，朝廷迅速分成了两派，一派是慈禧太后的保守派，一派是光绪皇帝的“维新派”。在日本来袭的时候，清朝政府还处于内斗状态，清朝政府一方面要应付日军的侵略，一方面还要防止“对手”趁机下手，因此，权力的分散直接导致了清政府不能够全力对抗日本，这也是战争失败的重要原因。

慈禧（1835年11月29日—1908年11月15日）即孝钦显皇后，叶赫那拉氏，咸丰帝的妃嫔，同治帝的生母。晚清重要政治人物，清朝晚期的实际统治者。

关于慈禧究竟是保守还是开明，学术界一直存在较大争议。其实，一个人的思想既与她的成长环境、知识积累有关系，又会随着时代变化而变化。任何带有绝对性的结论，都会失之偏颇！

慈禧出生在封建礼教盛行的社会，从小就受着封建伦理道德的教育。进宫之后，她所受封建伦理道德的规范更加宽泛，约束也更为严厉。毫无疑问，慈禧的政治态度必然要受到封建道德伦理观念的深刻影响。慈禧在咸丰二年(1952年)被选入宫，那时她才17岁。从此以后，她难以接触日益变化的现实，“她足不出京，对于中国人民的生活习惯茫无所知，对于国内发生的事情只凭京师和各省大臣所上的……报告和奏折来判断。”

所以，慈禧的政治态度中具有保守的一面是理所当然的。戊戌年光绪帝要求变法，慈禧许可的前提是“无违祖制”，“若师日人之更衣冠，易正朔，则是得罪祖宗，断不可行”。

在清末新政时期，慈禧对兴办女子教育，采用西方的教育方式仍不以为然。1908年11月傅增湘曾为设立女子师范学堂的事情，向慈禧请示，“太后问：汝曾办女学堂，究竟如何？闻成效颇好！对：在天津创办女学三处，又办女小学八处，……成效颇佳。太后曰：女学生规矩最紧要，以后当益加奋勉，务要整齐严肃。又问：学堂科目如何？对：……。太后曰：学科自以中国学问为重，其洋文算学等不过稍求新知识，并未尝有大用处。”

由此可见慈禧对西学的态度依然是有所保留的。时人亦曾记载：“近日慈圣大不以学堂教科为然，召见京察各员，无不垂询学堂，甚至拍案厉言：‘经书乃为人之根本，何可废弃？’又云：‘私立学堂必较官立者为愈’”。

并且：“如果谁想更改中国的传统风俗习惯，那么慈禧也是绝对不允许的”。

在《清宫禁二年记》中有着诸多的例证来说明慈禧这种保守的性格。如慈禧在1903年即新政举办后两年仍旧认为：“至西人政事中，亦有吾所欣羡者，如其海陆军与机械之类。惟论其文化，吾必谓中国实居首选。”并且说：

“中国礼俗，素称文明，今以不及者为代，非智者所为。”西方的礼俗是不及中国：“彼西人者，依其习俗，固和蔼且恭谨。惟其礼仪，则不能与吾途并论。余且作保存之言可也。盖中国俗尚，吾深佳之，终吾之身，颇不欲其或有更易。”

另一面，慈禧的性格中亦不乏开明的表现。洋务运动，慈禧给予洋务派以很大支持，赞同洋务派的洋务主张，重用洋务派进行革新活动，甚至有学者指出，“慈禧实际上是洋务运动的指挥者和决策者”。

戊戌变法之初，慈禧也默许了光绪的改革活动。庚子之变以后，慈禧在各方面都展示了其开明的一面：慈禧愿意接受西方事物(这将在下文提到)，让女官德龄替自己翻译西方报纸，建造宫殿参用西制，殿堂中之陈设也“悉用西式”等等。当然，新政启动和向立宪政治转变，则更是其开明的显著表现。

慈禧在她的一生中所表现出的开明，其原因之一在于她受到的传统教育很有限，这虽然给她带来学识上的局限，但同时也带来了思想的灵活性和应变性方面的好处，行事不那么循规蹈矩。她没有在受教育过程中得到不可违背的准则和坚定的信仰。传统虽然对她颇有影响，但没有在慈禧的意识中形成一整套的理念。慈禧对传统的遵循是“服从”作用的结果。

传统并没有在慈禧的意识中形成一种自觉性。因此慈禧才做出了许多反传统的事情，她没有像顽固派那样，坚决地排斥洋务运动等新生事物，而是具有一定的灵活性，正如研究者所言，“作为一个相当精明的统治者，西太后对事物有较敏捷的反应能力，靠经验、感觉何不是理论学说的支配，她能够针对不同的形势在一定程度上调整统治政策。”

根据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慈禧受着环境、传统观念的制约和眼界的局限，她保守的一面比较突出；但是她在具体的决策中又有相当地灵活性，表现出开明的一面。慈禧的这种政治态度，影响了她在晚清大变局中的应对措施，对晚清政局和近代中国产生了重大影响。

慈禧太后政治手腕堪称干练，尤其擅长操弄亲贵朝臣之间的权力平衡，以维系自身的绝对权威，清朝因为她的能力而续命数十年。她改革手段其实非常高明。在庚子年一场大祸之后，慈禧皇太后意识到时局已不容她坚持帝制传统，所谓的“祖宗成法”，乃容许清廷推展多种新政措施。可以说她保守，但在实际政策中又比较开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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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久以来，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都是政见不和，矛盾很深。1898年6月11日，康有为、梁启超等改良派在光绪皇帝的支持下，希望通过改革来提升清朝国内综合实力，发动了戊戌变法。但变法损害了以慈禧为首的保守派的利益。最终慈禧太后发动政变镇压变法，只历时102天，便以失败告终，也称“百日维新”。

经过百日维新的失败，慈禧将光绪帝囚禁在西苑的瀛台，瀛台四面环水，只有北边有座木桥能通到陆地。光绪帝被软禁之后，所有服侍太监均由慈禧的亲信李莲英亲自挑选，名为服侍实则“管教”。据说有一年冬天，北京城下起了大雪，瀛台四周都凝结成了冰块，光绪帝想通过冰面趁机逃走，结果没走多远，就被守门人员发现，全体跪下阻止。慈禧知道后，派人将冰面凿开。这还不够，并将光绪帝身边的所有太监发落，将珍妃打入冷宫之中。

虽然慈禧已经将光绪帝软禁，但考虑到自己已经年老，终有驾鹤西去的一天，死后光绪帝就会名正言顺的当上正统皇帝。于是决定，必须废除光绪帝，另立新君才行。于是开始了她的废帝计划。

第一步，罗列光绪帝的罪状，维新变法失败后，慈禧多次组织朝臣围攻和训斥光绪，罗列他在位时候犯下的种种错误和罪行。苏继祖的《清廷戊戌朝变记》中详细记载了当时的围攻和批斗场面，使光绪皇帝颜面扫地。

第二步，颁诏重新立储君，立端君王之子为大阿哥，方便以后废除光绪皇帝后，可以从容不迫的扶新君上位。

第三步，大量制造光绪皇帝身患绝症的传言。为立储君找借口，这引起了朝野上下的轰动，因为光绪帝在四月份还在风风火火的组织变法，怎么现在就听说已经一病不起。为何慈禧太后昭告天下说：皇帝已经一病不起，太医已经无法医治了呢？

光绪皇帝“患重病”和另立储君的消息散播之后，引起了朝野的轩然大波，慈禧废除光绪帝的意图已经昭然若揭。但有两股势力，使慈禧的如意算盘落空，不得不放弃计划。

第一个反对势力是：国内工商界人士联名反对慈禧罢黜光绪皇帝。

慈禧的“立端王载漪之子为大阿哥”的谕旨颁布之后，第二天下午在上海传播开来，引起了极大反响，并将谕旨内容刊登在日报上面。于是上海一片人声鼎沸，上海的电报总办经元善联合上海各界人士1200余人，形成保皇派。立志阻止慈禧的废帝行为。经元善的举动得到了全国的支持，对慈禧造成了很大的舆论压力，慈禧深陷泥潭，不能自拔。

第二个反对势力是：列强的强烈反对

列强处于在中国利益的需要，拥立光绪帝创建一个更加开放的政府对自身利益更为有利。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封建主义顽固派把持朝政，有损列强在中国的利益。于是，当得知光绪帝“病重”后，他们一再要求觐见皇帝，想了解皇帝现在何处，是否真的是已经病入膏肓。最终，慈禧迫于对列强的无奈，准许了一个名叫多德福的法国使馆医生，进入紫禁城为皇帝看病，最终结果只是：光绪帝病情无大碍，只是血气有点虚弱而已。

正是有全国工商界人士的联名保皇以及各列强国家对慈禧施加了巨大的压力，致使慈禧废除光绪的计划落空。这就是慈禧怀揣“利剑”而未能刺穿光绪皇帝“盾”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