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弃疾在史书上一出场就不同凡响。

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金海陵王完颜亮大举南侵，想要一举消灭南宋。海陵王为了伐宋，准备了两年多，期间对老百姓可谓是极尽盘剥之能事，百姓纷纷反抗。当时金朝境内爆发了多处农民起义，如大名府的王友直起义、金蒙边界的契丹人起义、还有济南府的耿京起义等。

当时，二十一岁的辛弃疾也聚集了两千人，参加由耿京领导的起义军，并担任掌书记。在金军伐宋时，耿京他们这支起义队伍就活跃在今天鲁南苏北地带。

很快，金军发生兵变，完颜亮被杀，金军撤退。耿京派辛弃疾去南宋联络归正的事情。辛弃疾面见宋高宗完成使命回去后，却听闻耿京却被叛徒张安国所杀、义军溃散的消息。愤怒的辛弃疾于是聚集了几十人，趁金军不备，冲入敌营活捉了叛徒，并将其一路带回南宋，交给朝廷处置。

这么亮眼的登场，当然引起了宋高宗的注意，勇敢果决、有文采、有谋略的辛弃疾从此登上了南宋政治舞台。

按说良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文武全才的辛弃疾今后的仕途应该一帆风顺才对。可是，辛弃疾在南宋待了45年，最大官阶只是从四品，还没干几天，其他时间都是在各地当个地方官；他北伐恢复故土的愿望，始终也没机会施展。南宋朝廷为什么一直不重用文武双全的辛弃疾呢？

说辛弃疾文武双全，那是一点都不含糊的。文能写词、写政论，武能平盗贼、建强军。

文的方面：不但文彩飞扬，而且政论也具体深刻。

要说辛弃疾的文彩，不但在宋代，就是在整个中国古代都算名列前茅。一首《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不但气势豪迈，且借古讽今、托物言志，爱国之心跃然纸上。

再如《青玉案·元夕》，这首词更是脍炙人口、名句迭出，“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 蛾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还有《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慷慨激昂，雄浑悲壮。

除了抒情寄怀的词之外，辛弃疾的政论文章，一样是千古名篇。

一篇《美芹十论》，把发展生产、治国、理政、整兵、用人等方方面面论述的透彻入微，条理清晰，所提措施建议也都切实可行。

比如关于归正人这个事，辛弃疾就很有见解和主张。

在隆兴北伐失败后，金宋双方和议就归正人的遣返与否发生过激烈的争议。宋孝宗坚决拒绝遣返北方来投的军民，最终金方无奈，只得达成叛逃到对方的人不再遣返的决定。

当时的南宋对于归正人还有诸多限制，如果有一群人一起从北方来投南宋，那么这群人还要被分开安置在南方人之间，基层还有小吏盯着，监视、不信任的意味很浓，南宋担心归正人叛逃。

辛弃疾因此在《美芹十论·屯田》和《美芹十论·防微》中指出，归正人来南投，“或激于忠义，或迫于虐政，故相扳来归，其心诚有所慕也”。辛弃疾建议，可以安排归正人屯田，每户给田百亩，之后则“人有常产而上无重敛，彼何苦叛去以甘虏人横暴之诛求哉！”辛弃疾请求宋孝宗严明法度，不让基层归正人的管理官员贪墨，不要让心诚而归的北人，因为朝廷措施不当而绝望；还要特别注意识别其中的人才，以利于社稷。

又比如在《美芹十论·久任》篇，辛弃疾论述了用人要持久、专一的道理，例举丰富，说理深刻。

武的方面：扑灭茶商军、创建飞虎军

从本文开头的描述看，辛弃疾的军事才能是毋庸置疑的。后来朝廷派他去剿灭盗贼。

扑灭茶商军

辛弃疾的军事才能主要体现在他能够迅速扑灭为患江西的茶商军。

淳熙二年（1175年），茶商赖文政在湖北起事，后来茶商军转入湖南、江西，官军屡次剿灭都被茶商军击败。当年六月，辛弃疾被任命为江西提点刑狱，负责节制各路兵马，以督捕茶商军。

辛弃疾到任后，先挑选精兵把守要冲，之后指挥官军步步为营，对茶商军进行围追堵截。他还用了剿抚兼用的策略，对叛军展开招降，有效地瓦解了茶商军的实力。

很快，茶商军首领赖文政无路可走，向辛弃疾投降；辛弃疾立即将其处斩，茶商军全军覆灭。辛弃疾让叛军选择：不愿当兵的人则遣散回家，愿意当兵的则编入官兵部队。朝廷耗时半年、用兵万人都没剿灭茶商军，辛弃疾则很快便将其剿灭，足见他的军事才能。

创建飞虎军

辛弃疾于宋孝宗淳熙七年（1180年）任知潭州兼湖南安抚使（岳飞曾任知潭州兼荆湖东路安抚使）时，创建了一支纪律严明的军队，取名“飞虎军”。

飞虎军的建立，对维护地方安定起到了很大作用，朱熹后来曾称赞说：“选募既精，器械亦备，经营缉理，用力至多。数年以来，盗贼不起，蛮徭帖息，一路赖之以安。”由此可见，辛弃疾办事用心，计划周详，的确是一名干练的治军之将。

当然，辛弃疾创办飞虎军的主要目的是防备溪峒蛮獠和剿灭盗贼，规模不过二、三千人，这与当年中兴大将的五路护军各有数万人的规模不可同日而语。

文武双全的辛弃疾，为什么一直不受南宋重用呢？

辛弃疾崭露头角不久，宋高宗就退居二线，把皇位让给宋孝宗了。宋孝宗一开始很想有所作为，于继位的第二年（1163年）就任用老将张浚开始北伐，史称隆兴北伐。

此时的辛弃疾年仅24岁，任职江阴签判（从八品），这次北伐没有他什么事。北伐初期进展顺利，然而很快宋军将帅不和，在撤退过程中遭遇金军追击，导致了符离大败，最终双方签订“隆兴和议”。

从那以后，辛弃疾就只在江淮、江西、湖南等地任职，一直没能进入宋朝权力中心。但辛弃疾位卑未敢忘忧国，期间他不断向朝廷上书、提建议。宋孝宗乾道元年（1165年）时，他呈上了著名的《美芹十论》，全面提出了恢复和治理方略，时年26岁。1170年辛弃疾又向朝廷上了《论阻江为险须藉两淮》及《议练民兵守淮》，以及写了《九议》上呈虞允文。此后，辛弃疾没有就军国大事再向朝廷上过建议书，这大概是因为看透了南宋政治。

从1181年起，辛弃疾基本上很少任职，大部分时间在他的带湖庄园闲居。

直到嘉泰三年（1203年），主张北伐的韩侂胄起用了主战的辛弃疾。辛弃疾很兴奋，以为终于可以一展身手了。第二年，他晋见了宋宁宗，认为金国“必乱必亡”，被加为宝谟阁待制（从四品，有权参与朝议，讨论国事）。然而，不久他却被出知镇江府。原来，韩诧胄虽然谋划北伐，但他只是想利用辛弃疾的名望而已，并不打算采用辛弃疾建议的策略和部署。

为什么文武双全的辛弃疾一直不受重用呢？

首先，南宋的立国思想依然重文轻武、以文驭武，害怕武将坐大，满足于苟且偷安。这是最重要的原因。假如是一个开拓进取的王朝，遇到辛弃疾这样的人才，那一定早已重用。

其次，南宋的政治与北宋比有一个重大变化，就是相权逐步增大，逐渐出现权臣政治。皇帝不爱理政或者无能力理政，大权就容易旁落。这个趋势其实从宋徽宗时期就开始了，到宋高宗时，专用秦桧几十年，冤杀忠良；后来则陆续出现韩侂胄、史弥远、贾似道等权倾朝野的大臣。在这种局面下，一个人想要有所作为，如果不能成为权臣（权臣一般都是外戚），那就要投靠权臣。而辛弃疾因为性格刚直不阿，屡屡被言官弹劾，因此他无法获得权臣的青睐。

第三，辛弃疾运气不好，宋孝宗主政时，因为太年轻又是归正人，没有赶上隆兴北伐的机会；等他能力经验大涨后，宋孝宗却因北伐失败而一蹶不振，再也没有北伐之意。

隆兴北伐时，辛弃疾虽然有名气，但毕竟人微言轻。同时他还是个归正不久的北人，还没有经过南宋朝廷的考察，因此不可能让他到前线军中任职。另外，即使让辛弃疾随军北伐，以他当时年轻、职位低的状态，恐怕也难以发挥大的作用。之后辛弃疾虽然能力大幅提高，但可惜宋孝宗已经无意北伐。

等到宋宁宗时，已经暮年的辛弃疾再次与北伐事业失之交臂，权臣韩侂胄只是想利用他主战的幌子而已。此后，辛弃疾就进入了生命的最后阶段，再也没有主持抗战的可能了。

第四，辛弃疾是归正的北人，被南宋本土官僚集团所排挤，难以获得高级职位，难获重用。

南方本土官宦把朝廷的职位视同他们自己的领地，自己的领地岂能容忍他人占有？因此，南人不喜欢北人、排斥北人是正常的。连朱熹这样的人也把归正的北人视为一大潜在危害。朱熹曾将归正人这个群体对朝廷的危害与唐代宦官、藩镇相提并论：“古今祸乱，必有病根。汉宦官、后戚，唐蕃镇，皆病根也。今之病根，在归正人忽然放教他来，州县如何奈得他何！”（摘自《朱子语类》）

总体来说，归正人在南宋政坛力量比较薄弱，在现实中常受歧视、排挤，辛弃疾也难以摆脱这个大环境的影响。

结束语

辛弃疾奉耿京之命来南宋联络归正事宜时，受到宋高宗的接见，并获得赞许，这鼓舞了他的斗志和锐气。

后来宋孝宗经过失败之后虽然意志消沉，但辛弃疾斗志不减，写了不少抗金北伐的建议，比如著名的《美芹十论》和《九议》等。但朝廷已经无意恢复，因此只让辛弃疾去担任地方官，负责招民屯田、转运财税、缉捕盗贼等工作。

辛弃疾文武全才，但性格耿直，屡遭排挤，归正人身份使他在朝中缺乏援军，最终仕途难有发展，难有施展抱负的机会。

然而，作为文武双全的人，正因为“武”才得不到施展，辛弃疾才发展了“文”才。辛弃疾的诸多词作都是在抒发郁郁不得志之情，如果他的军事才能得到了发挥，那还会有一代文豪辛弃疾吗？

吕乂（yì）是荆州南阳郡(今河南省南阳市)人，在《三国志》蜀书九中与董和、刘巴、马良、马谡、陈震、董允、黄皓、陈祇共列一传，相对于其它人来说，吕乂显得更为低调。吕乂的父亲是吕常，与关羽襄樊之战时驻守襄阳的襄阳太守吕常同名，应该不是一个人，吕乂的父亲吕常因为送益州牧刘焉入蜀，官道堵塞，就留在了益州，但吕常很早就去世了，因此吕乂就留在了益州。

陈寿评价吕乂是这么说的：吕乂临郡则垂称，处朝则被损，亦黄、薛之流亚矣。意思是：吕乂在郡上任职就被人称颂，在朝中为官名声就有所降低，大概像是黄霸、薛宣一类的人吧。黄霸、薛宣都是西汉时期善于治理郡县的官员。吕乂喜好读书弹琴，刘备在世时，吕乂被他的同乡兼上司王边任命为典曹都尉，管军粮的官吏，是盐府校尉的属官。吕乂后来被任命为新都县令、绵竹县令，因为政绩突出升任巴西太守。诸葛亮北伐期间，需要向各郡县调拨士卒、钱粮，各郡县大多完不成任务，唯有吕乂任上的巴西太守，士卒、钱粮均能按时交到前线，并且吕乂爱民守法，得到地方上百姓的称颂，诸葛亮也由于吕乂的政绩将吕乂平级调到汉中太守，汉中算是诸葛亮北伐最靠前的后方阵地，直接供应诸葛亮北伐的兵员和粮草。

诸葛亮去世后，吕乂历任为广汉太守、蜀郡太守，蜀郡是首都成都所在地的郡，也算是蜀汉最繁荣富庶、人口最多的郡，吕乂由于多年在地方上治理的经验突出，在任蜀郡太守时，依法处事，纠正了许多吃空饷及冒领空饷的士兵。由于在地方上的治理功绩，吕乂被上调蜀汉中央政府任职，起初任尚书，在前任尚书令董允去世后，吕乂被任命为尚书令，成为蜀汉政府的执政官。与吕乂同列一传的刘巴、陈震、董允、陈祇四人都官至尚书令，吕乂任尚书令期间，处理政务很有当年诸葛亮的风范，依法办事，不讲人情，不拖延公务，不怠慢宾客，并且生活简朴，为人谦虚低调，与诸葛亮处理方法很相似，但吕乂虽有诸葛亮的风格，但其才能、声望远远不如诸葛亮，由于执法过严，吕乂因此而得罪了一批人。

与吕乂同传的一批人中，就数吕乂声望最低，吕乂是接替董允成为尚书令的，而陈祇是接替吕乂为尚书令的，但陈祇在传中的排名在吕乂之前，并且声望也超过吕乂。正因为吕乂的执法严格，得罪了一些权贵，名望不如在郡县任职那样好了，就连在史书中的记载也不多，在传中也排行垫底。总体来说，吕乂是这么一个人：为人低调、为官清廉、依法办事、执法严格的蜀汉官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