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明是李渊带儿子们反隋，为何李世民要抢夺，晋阳起兵的首功呢？】“晋阳起兵”是隋亡唐兴过程中的一件大事，历来为史家所重视。但谁是起兵的决策者呢？可以说从唐初起这就是一桩疑案。

贞观史臣如魏征、房玄龄等，虽有“良史”、“直笔”之美称，但他们修“国史”、“实录” 皆是应太宗本人“自看国史”的要求撰录的，“曲笔之惰”在所难免。关于“晋阳起兵”首谋决策人物的记载，就有贬低高祖，吹捧太宗之功的倾向。新、旧《唐书》、《资治通鉴》均-致颂扬了太宗在“晋阳起兵”时的作用，都是沿袭唐初的《实录》等史书的观点。

“晋阳起兵”是叛隋的秘密行动，是在极其隐秘的情况下策划的，其真相本不易知，及经贞观史臣的篡改之后，就更难于探明它的究竟了.“晋阳起兵”的首谋决策人物，究竟是李渊还是李世民？作为历史上的疑案，曾引起学界的众多讨论。

有人认为李渊是胸无大志沉溺于酒色的无能之辈，根本不能掀起反隋的风暴，他起兵取关中、建立唐王朝，主要是依靠的是李世民的谋略与战功。而且，李渊的起兵最开始也是被迫的，是李世民拉他踏上了反隋的大船。这都是根据新、旧《唐书》、《资治通鉴》的记载：“我儿诚有此计，既已定矣，可从之”(《旧唐书》)；“高祖起兵太原，非其本意，而事出太宗”(《新唐书》)；起兵晋阳也，皆秦王之谋”，高祖所以有天下，皆太宗之功”(《资治通鉴》)。有的人对此持不同意见，他们对李渊的作用作了较高的评价。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认为：“后世往往以成败论人，而国史复经胜利者之修改，故不易见当时真相(《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历史学家吕思勉先生也说：“谓高祖起兵，太宗有大力焉则可，谓其纯出太宗则迟矣”“谓其素无叛隋之心，固不可也”(《隋唐五代史》上册)。

要了解“晋阳起兵”的内幕，必须抹去新旧《唐书》，《资治通鉴》等史料的曲笔灰尘，才能显露出历史的真相。

实际上，李唐起兵反隋的全过程，自始至终都是李渊组织领导的。李渊是一个颇具雄心，且富于权谋，早有四方之志的政治家和军事家，早在“晋阳起兵” 前，他就曾命李建成“于河东潜结英俊”，派李世民“于晋阳密招豪友”，为反隋积蓄力量，作组织上的准备。接着，李渊又以策略手段，稳住了隋炀帝，掩盖了自己叛隋的意图，为起兵争取了充分的准备时间。李渊担任太原留守之后，通过努力表现，逐渐获得了太原周边各种力量的支持，成为北方部分力量寻求的新的保护伞人物。

早在大业七年(611年)，杨玄感起兵前，李渊任卫尉少卿往怀远(今辽宁省朝阳县附近)督运粮草、路过涿郡时，就曾与人密论过天下大事。杨玄感起兵后，他握有重兵，但始终迁延不发，表明他是一个富有政治经验的老官僚、是个老谋深算的宿博。隋末之际，各路起兵反隋者大有人在，却均以失败而告终，惟李渊获得了成功。历史证明，他选择的大业十三年于晋阳起兵，是一举成功的最好战机。

“晋阳起兵”是李渊久已在胸的反隋计划的第一步。接着，他就攻入长安，“约法十二条”，很快地稳定了关中秩序，取得了做地主阶级代理人的资格，顺利地走完了从起兵到坐上皇位的全过程。他在隋末诸雄的角逐中，无疑是最有远见的，因而取得了地主阶级的拥护，建立了大唐王朝。

综上所述，有理由认为李世民是“晋阳起兵”的直接参加者和策划者之一，但绝不是首谋决策者。大业十三年，李世民年仅二十岁，虽然在“解雁门之围”等战斗中崭露头角，但无论从资历还是声望上，都无法盖及李渊。他以“聪明勇决、识量过人”的才智，参与了“晋阳起兵”，并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这是事实，但他这些行动都是在李洲的‘授意” 下进行的；他在“晋阳起兵”时的组织和领导作用，是绝不会超过父亲李渊的。

公平地说，参加“ 晋阳起兵”只是唐太宗走向政治舞台的起点。正因为如此，李世民的皇位，不能从合法的继承方式取得，而只能经过“玄武门之变”这样的手足残杀事件取得。这种行动，当然受到了 封建法统与封建伦理的指责与非议。他当上皇帝后，就命史臣撰写《国史》，为自己辩护。史臣们鉴于太宗的功绩和优秀的执政表现，也愿意挖空心思，帮助他在“晋阳起兵”的密谋上略作文章，所以便委屈了唐高祖，突出太宗的主动地位，把太宗捧为起兵的精心策划者，使太宗成了李唐王朝的真正奠基人，这样就能使他获得的皇位更加“合法”。可是这样一来，就留下了“千秋功罪，后人评说”的历史疑案。

隋大业十三年。

李渊以勾结突厥、意图谋反的罪名将王威和高君雅二人斩首示众，随后起兵，于当年十一月攻克长安之后，拥立隋炀帝杨广的孙子、代王杨侑为帝，并尊远在江都的杨广为太上皇，李渊以此行“挟天子以令诸侯”之事。

当然，李渊号令不了诸侯，只是想要打着杨侑的旗号去打各路诸侯。

只不过第二年杨广一死，李渊便撕下了伪装，迫不及待地逼迫隋恭帝杨侑禅位，他也就因此在618年即为称帝了，成了李唐的开创者。

此后李唐在李渊的领导之下，南征北战，打败了窦建德、王世充、萧铣、刘武周、李轨、刘黑闼等人之后，统一了天下。

李唐之得江山，始于晋阳起兵，对于晋阳起兵一事，历代史家们多认为是李世民在背后一手策划和推动，从新、旧两唐书到司马光所著《资治通鉴》无不如此，可是历史上真实的晋阳起兵又如何呢？

难道真的是李世民一手策划？事情恐怕没那么简单，至少温大雅所写的《大唐创业起居注》并非如此。

根据《旧唐书·高祖本纪》的说法是：“群贼蜂起，江都阻绝，太宗与晋阳令刘文静首谋，劝举义兵。”

这短短的二十几个字已经很直白地说出了晋阳起兵的“首谋”是李世民，在《旧唐书·太宗本纪》里也说“时隋祚已终，太宗潜图义举”，总之，旧唐书很明确地表明了立场，晋阳起兵就是李世民策划和推动的。

对于此事，新唐书和通鉴的记载更为详细，尤以通鉴为详尽，将李世民、刘文静、裴寂等人劝说李渊起事之语详载于书。

根据《新唐书·高祖本纪》记载：“高祖子世民知隋必亡，阴结豪杰，招纳亡命，与晋阳令刘文静谋举大事。计已决，而高祖未之知，欲以情告，惧不见听。高祖留守太原，领晋阳宫监，而所善客裴寂为副监，世民阴与寂谋，寂因选晋阳宫人私侍高祖。”

新唐书将李世民如何逼迫李渊做出起兵谋反的决定的“阴谋”写得一清二楚，李世民和刘文静商量好了起兵之事以后，生怕李渊不同意，所以挖了一个坑让李渊跳，挖了什么坑呢？让裴寂从晋阳宫里挑了几个宫人去给李渊侍寝。

晋阳宫是什么地方？隋朝皇帝的行宫呀，晋阳宫里的宫女，不论是妃嫔也好，是宫女也罢，她们通通是皇帝的女人。

杨广本来便一直在猜疑李渊，这时候如果让杨广知道李渊碰了晋阳宫的女人的话，还不得扒了他的皮？所以，李渊为了保命，也就不得不起兵造反了。

此外，在两唐书的《李建成传》和《资治通鉴·唐纪七》中更是直接通过李渊的嘴说出了“李世民系晋阳起兵之主谋”这一论断。

当时，李建成邀请李世民赴晚宴，李世民因喝了毒酒而吐血数升，淮安王李神通急忙送李世民回西宫，随后李渊来探望李世民，依旧唐书之言，李渊对他说了句：“发迹晋阳，本是汝计；克平宇内，是汝大功。欲升储位，汝固让不受，以成汝美志。”

新唐书中，李渊也说：“吾起晋阳，平天下，皆尔力，将定东宫，尔亟让，故成而美志。”

通鉴之中，李渊亦有此言：“首建大谋，削平海内，皆汝之功。吾欲立汝为嗣，汝固辞。”

李渊的话不仅说出了晋阳起兵的首谋和主谋是李世民，还抛出了另一件让人惊疑不定的事——李渊称帝之后，曾经说过要立李世民为皇太子，可是李世民却坚决不肯接受，所以李渊只好成全他的“美志”了。

实际上，根据两唐书和通鉴记载，在武德七年杨文干叛乱，李渊让为了保全李建成，让李世民前去平叛的时候，李渊还给过李世民一个承诺：“文干事连建成，恐应之者众，汝宜自行，还，立汝为太子。”

可是，李世民平定了杨文干之后，因为李渊的宠妃吹了枕边风，李元吉、封德彝等人也联络朝臣为李建成说情，所以李渊没有遵守承诺，对立李世民为皇太子一事只字不提。

不论如何，两唐书和通鉴已经一口咬定，晋阳起兵系李世民一手策划和推动。

隋炀帝在大业十三年任命李渊为太原留守之后，李渊是什么反应？是“私窃喜甚”，然后悄悄地跑去对李世民说：“唐固吾国，太原即其地焉。今我来斯，是为天与。与而不取，祸将斯及。然历山飞不破，突厥不和，无以经邦济时也。”

他将隋炀帝任命自己为太原留守视为“天与”，这是天意，是上天赐给他的，不能不要，不然的话辜负了上天的美意，那恐怕会酿成祸事。

从这一点来看，李渊在看到“反者多于猬毛，群盗所在蜂起”这一现象之后，实际上已经生出了很强烈的政治野心，即便没想过造表弟杨广的反，也必然有了割据一方的想法。

此外《大唐创业起居注》所描写的李渊的形象也不像两唐书和通鉴里所描写的那样畏首畏尾，他带着五六千步兵和骑兵遇到了两万多人的叛军，王威和军中将领无不吓得脸色苍白，李渊却还在笑谈自若，并且表示不足为虑，随后果然打得叛军狼狈而逃。

李渊当时还对李世民说了句：“隋历将尽，吾家继膺符命，不早起兵者，顾尔兄弟未集耳。”他的意思也说得很明显了，隋朝肯定要灭亡了，我要不是顾及到你在河东的哥哥李建成和弟弟李元吉的话，我早就起兵反隋了。

反倒是李世民劝李渊“以观时变”，看到这里，也看得出来创业起居注和两唐书、通鉴的记载几乎是反着来的。

后来，隋炀帝从江都派了个使者来太原，李渊听说之后高兴得跑去对李世民说：“吾闻惟神也不行而至，不疾而速。此使之行，可谓神也。天其以此使促吾，当见机而作。”

这句话彻底暴露了李渊的野心，“见机而作”，只要时机合适，立即造反！创业起居注也说“雄断英谟，从此遂定”，造反这件事就这么定下来了，是谁定下来的呢？是李渊，不是李世民。

为了日后有足够的实力起事，李渊招兵买马的同时，还“命皇太子于河东潜结英俊，秦王于晋阳密招豪友”，可新唐书中却成了“高祖子世民知隋必亡，阴结豪杰”，前者是李渊的命令，后者是李世民主动行为，完全相反。

李渊率军驻扎在兴国寺的时候还对李世民说：“纪纲三千，足成霸业。处之兴国，可谓嘉名。”他所说的每一句话，实际上都是谋逆之言，他之所以驻兵于兴国寺，所想要的便是“兴国”二字，可国又不是他的，怎么兴？唯有自己建国了。

此外，对于李世民、裴寂等人以晋阳宫宫人服侍李渊一事，创业起居注中更是只字未有，完全是因为王威、高君雅二人发现了李渊的野心，想谋诛李渊，李渊收到了消息之后，这才一不做二不休、先下手为强地杀了王、高二人，随后和刘文静、裴寂等人商量之后，做出了起兵的最终决定。

所以，按照创业起居注的说法，李渊才是晋阳起兵的主谋，并且在刚刚被任命为太原留守之后便已经有了割据称雄的野心。

实际上，这事还得说到“玄武门之变”，李世民之所以能够当上皇帝，正是因为及时并且成功地发动了这场政变，杀了李建成和李元吉二人，然后控制并强迫李渊交出权力，先立李世民为皇太子，随后禅位给李世民。

所以李世民能够坐上皇位，手段多少有点不光彩，虽说最是无情帝王家，可是弑兄弟而迫父兄终究有违人伦，会受到天下人的指摘。

李世民也知道“玄武门之变”会成为自己一生的污点，所以为了洗清或者掩盖这个污点，他用了两种方式，一种是用历史功绩为自己辩护，另一种则是有意地篡改或删减史书上的文字记载。

对于晋阳起兵之事，两唐书、通鉴之所以和创业起居注之所以会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记载，原因便在于李世民当了皇帝之后，插手了史书的记载工作，史官们一则想要巴结和讨好李世民，二则也畏于他的权威，生怕自己落得个和司马迁一样的下场，所以也只能竭尽自己所能地去为他修饰和掩盖这段历史。

当然，李世民将晋阳起兵的功劳揽到自己身上，实际上也算是一种“造神”行为，他要将自己打造成为一个绝对英明神武的形象出现在人们的眼前，只有这样才能受到所有人的敬畏，也只有这样才能体现他得位之正。

于是这才有了李渊和李世民各执一词的怪异现象，不过，创业起居注毕竟出于李渊创业打江山时期，可信度也应高于两唐书和通鉴。

如果让李渊看到两唐书和通鉴的话，他恐怕也会跳起来愤怒地说：不，朕才是晋阳起兵的主谋，老二太混帐了，连这事也要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