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看来，宋朝不是对世大夫阶层好，只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和士大夫阶层联盟，共同压制武将集团，实际上各取所需罢了。

纵观历史，文官身居高位最多就是贪权、贪钱，等他死后这些东西自然会回到君王手上。可武将权力过大就不一样了，他们手上权力大了，就容易滋生反心。更何况开国君王赵匡胤就是凭借手中兵权发动“陈桥兵变”，从而登基建立宋朝的。因此，赵匡胤对武将有充足的发言权，所以他留下了重文轻武的国策。

再加上天下经历了五代十国的乱世，大家达成了共识：武将权力过大是一个朝代衰弱的开始，是一个乱世的开端。因此。压制武将权力是很有必要的。

但是，要靠君王一人实现对武将集团的压制明显不现实，所以君王必须寻找可靠的盟友。这些读着忠君、尊孔“圣贤书”的士大夫要比武将可靠的多，所以君王会和士大夫结盟，共同压制武将，从而实现天下的长治久安。

文官身居高位最多就是贪权、贪权，在君王看来这无伤大雅；而武将信奉的是“谁的拳头大，谁就是老大”，自己的实力够强，那九五至尊的位置也可以坐。

君王想找世大夫阶层结盟，而士大夫阶层也想找升级的“阶梯”，两者一拍即合，开始共同治理天下。刚开始皇权是占优势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士大夫的权力不断扩大，逐渐达到和君王抗衡的地步，这就成了历史上著名的“美谈”---士大夫与君王共治天下。

如果君王有机会，肯定会削弱士大夫阶层的权力。他想要的是一个不如自己的盟友，而不是一个分庭抗礼的对手。综上所述，宋朝不是对士大夫阶层好，只是宋朝君王和士大夫各取所需罢了。

因为士大夫阶层的政治力量十分雄厚，已经能和宋朝君王分庭抗礼。

如果宋朝君王想撇开士大夫阶层单独治理国家，那是天方夜谭。上至宰相六部官员，下至大家族出身的部分七品县令，这都是士大夫阶层的成员。也就是说，士大夫阶层已经占据了官场中的许多席位，能和君王分庭抗礼。如果君王想绕开士大夫阶层单独实施自己的政令，那这些士大夫阶层出身的官员会选择阳奉阴违。这些政令得不到贯彻落实就只是写在纸上的“废话”，因此君王必须做出妥协，变相地和士大夫阶层共治天下。

当然，宋朝君王也不是啥都不懂的小白，不可能允许一个阶层和自己分庭抗礼、对抗皇权。只是士大夫阶层的出现充满了偶然和必然。首先，五代十国的战乱给天下带来了严重创伤，宋朝建立之后，第一任务就是恢复社会经济秩序，与民休息，通过合理的行政措施抚平战争创伤。这就需要选拔一定的官员代替君王治理天下，让武将去肯定不合适，毕竟五大三粗的他们哪懂政治上。因此，被派往全国各地的官员就成了最初的士大夫阶级，尤其是其中的大族子弟。

另一方面，宋朝君王极其忌惮武将势力，总是想方设法地削弱武将权力，制衡武将集团。君王采取的一项重要措施，就是扶持士大夫阶层，也就是让文官和武官“打擂台”，以此限制武官的地位和权力，防止可能的兵变。事实证明，宋朝君王的目的实现了，但却出现了一个意料之外的产物---士大夫阶层。等宋朝君王反应过来的时候，士大夫阶层已经是庞然大物，宋朝君王只能选择妥协，和士大夫阶层共治天下。

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三月，作为主兵政的大臣枢密使文彦博在与宋神宗对谈时，说：“祖宗法制具在，不须更张以失人心。”宋神宗说：“更张法制，于士大夫诚多不悦，然于百姓何所不便？”文彦博回答说：“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

君臣间的这次谈话，如同一场争论，并将各自心里话都明确表达无遗。

文彦博所谓“祖宗法制具在，不须更张以失人心”，意思是祖宗的成法已经非常完备了，如今变法改革，无异于瞎折腾，不但于国于民无益，反而会失去人心。这里的“人心”，就是指士大夫的人心。宋神宗说，改革祖宗成法，士大夫固然有些人不高兴，但于老百姓并无不利。于是，文彦博就讲出了那句经典名言，皇帝您是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而非与老百姓共治天下。所谓士大夫，即指古代的士人和官吏，也指受过良好教育、经过科考出身的朝廷官员。

文彦博为什么讲这句话？我们可以先了解一下说此话的背景。熙宁二年（1069），宋神宗召在地方任职的王安石到京出任副宰相，要求他牵头组织变法。王安石便开始提出改革方案，组织班子，颁布新法，推动改革。熙宁三年（1070），宋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宰相，王安石提出一系列的变法措施，如均输法、青苗法、市易法、免役法、方田均税法、农田水利法保甲法、保马法等等，这些改革在全国大面积铺开。熙宁四年（1071），王安石改革科举制度。文彦博说“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就是这个时候与宋神宗君臣对谈时说的。

理解文彦博这句话，有一个问题要明确，就是文彦博的意思并非说只要贵族官员的利益，而不管老百姓的死活。文彦博作为饱读儒家经典的孔孟之徒，他的爱民与忠君在思想上是一致而并不矛盾的，同时，他在老百姓利益方面，与王安石改革初衷也不矛盾。但是，还有个前提，即孟子所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这也是文彦博奉为圭臬的孔孟之言，根深蒂固的统治思想。

他的意思是，你作为皇帝，是与劳心者一起治理老百姓的，而不是与老百姓一起治天下，治天下是皇帝和士大夫的事，老百姓高不高兴、答不答应并不重要，但改变祖宗法度，士大夫不乐意了、不高兴、不答应了，说明你这个事做得不对，所以，改革是错误的。

关于这场小小的争论，表达了文彦博的保守思想，也反映了当时士大夫阶层反对宋神宗和王安石变法的心理和态度。

古代时期的帝王真的是得民心者得天下吗？这要看在哪什么时代，古代信息传递非常不发达，《寻秦记》中，项少龙穿越古代的第一个女人，连国家的都城都没有听说过。加上交通不便，人员流通需要各种手续，民众对国家的影响很大，但对帝位影响不大，对帝王影响最大的是掌握国家资源的士大夫，而隋朝以后，这种局面彻底改变。

隋朝时期，杨广非常重视文化、教育与人才，除大量收藏古籍（收藏量是唐朝时的近百倍），还大量开展平民的教育工作，又开创科举选才，打破了士大夫对国家资源的垄断，全面提升了民众对国家政治的影响力。

再加上杨广时期，大量修建官道、运河，使得信息传递更快、更广，自隋以后，民心成为了帝王生存的根本，唐、宋、元、明、清各朝，纷纷开始重视民间疾苦，这也是为何，中国人口自唐开始快速成长的主要原因。

另一方面随着科举制度的不断完善，大量官员出身于基层，特别是很多丞相都是科举状元，民众对国家政策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同时民众为了改变命运，纷纷开始读书识字，使得唐以后，舆论的影响力越来越大。

不管是天外飞石，还是刮风下雨，抑或是地动山摇，一旦发生，民间必会出现各种舆论，这种舆论经常通过传颂，影响范围非常之广，帝王稍有处理不当，民心不稳，往往会引起地方出现反叛军，轻则动摇国本，重则改朝换代，特别是到了明朝时期，舆论非常自由，帝王经常要应对各种批评，到最后，很多帝王连选谁做太子，都不能随心所欲，得民心者得天下就更加深了。

所以说，古代隋以前，帝王是得士大夫者得天下，隋以后确实是得民心者得天下。

宋朝是中国历史上经济最为繁荣的时代。在重农轻商的古代社会里，商业在宋朝有了长足的发展。

而宋朝的“士大夫”也是历朝历代的“士大夫”生活条件最好的。朝廷对文人有着强于其他王朝的待遇，而民间也重视文化，对文人非常的尊重。

之所以会如此重视文人，是因为从宋太祖开始，宋朝的基本国策就是“重文轻武”。经历了五代十国，割据混战的赵匡胤，对地方兵权有着深深的忌惮。

所以，他站稳脚跟之后，就搞了一次“杯酒释兵权”，弱化地方武装力量。而他后来的重禁军、轻边军等一系列军事政策，更是让宋朝的武备力量进一步弱化。

武备力量的弱化的同时，文人的春天到来了。那么，这种“与士大夫共天下”的国策，是从何而来？对宋朝有着哪些影响呢？

所谓的宋朝与士大夫共天下，其实有一部分是“以讹传讹”，说的也对，但也不全对。

历朝历代的君王，都希望皇权能够集中，无论说什么话都不可以全信。

要想讨论“天子与士大夫共天下”，我们需要先看看宋太祖说过的几句话：“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者”。

这句话，为后来北宋的言官加了一个护身符。正是因为宋太祖的这一句，让宋朝的言官可以肆意的去议论朝政，反正都不会死。

宋太祖还说过一句话：“本朝与士大夫、百姓共治天下”。他的本意并非是只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是包涵了百姓的。

这句话宋太祖想要表达的是他亲民的态度，是他在决定要“重文轻武”后，而拉拢一部分人的手段。想要“共”天下，是不存在的。说到底“共天下”的表现，就表现在宋朝对文人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