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的不同在于，西方文化意欲向外，在面对外在的冲突之时，强调人为的征服；而东方文化意欲向内，强调平和中庸。如今，东西方世界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碰撞交融，社会环境愈发变得强悍似乎形成包围之势，而人心内在的柔韧则规行矩步，两者夹击，人们的肉体与心灵都饱受煎熬，甚至在茫然失措当中随波逐流。

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差异
中国传统文化是农耕文化，是以定居农业和血缘氏族制度为基bai础。来源可以追溯到漫长的新石期时期，主要构成是源于北方农业厚朴雄浑、质朴刚健、厚重实用的不屈不挠龙的精神和来源于南方渔稻轻巧婉丽、奇幻多姿、绚烂瑰丽的凤的风采。两者的代表是传统的鲁文化和楚文化，引申到以后就是儒家和道家。传统中国文化成熟的特别早，大概是在周王朝前期就已经成熟，那时的中国文化就已经走出蒙昧，不再匍匐于人格神的控制之下，对所处环境作出成熟的判断，标志就是我们所说的周易。周王朝之前的商代是个极端发达的文明社会，今天发现的青铜器大量来自商代。其工艺制作水平今天的我们还有不能解释的地方，能够肯定的是商朝时期，人可能还有鬼神信仰，而周代人们就知道“圣人以鬼神设教”。明确将“神”定义为“聪明正直，死而为神。”但这并表示中国古人就没有信仰，中国人虽然不信仰鬼神，但是却信仰“道”，这可以是“规律”、“礼法”、“宗法”“天命”等等任何东西，只要说这是“道”，中国人都信。造成的国民性是：全世界都没有像我们这样讨厌自己传统的族群，我们总是毫不犹豫地打碎我们的过去，去创造所谓新的传统。看看我们周围，没有超过三百年的建筑。可吊诡的是我们的文化坚信我们的过去是好的，我们总是试图回到过去。
传统的西方文化来源据说：一是古希腊求真的精神；二是古希伯来求爱的精神。古希伯来和古希腊都是游牧、航海和商业社会。面对的是不稳定的社会环境和交易对象，这就要求要有严格的契约精神和理性自治能力。这与建立在定居的氏族成员和熟人之间的我们中国传统文化温情脉脉的感情关系就迥然不同，那就是建立在契约基础上奴隶只是会说话工具的社会理性。
我将文化定义为：人适应环境的生活方式。文化没有先进和落后之分，只有适应不适应的问题。今天是工业社会，社会的主要生产方式是社会化大生产，要求的是标准化和专业化。很显然建立在农耕基础上中国传统文化不能满足这样的要求，这就需要文化的改造，甚至于革命。

西方文化比较开放，浪漫的一种文化，中国传统文化较内敛内敛的传统文化，他的不同就是浪漫与内敛的差异

中国文化讲究的是一个藏而不露，和西方文化本质上的区别是。中国文化是内涵，西方文化是开放。

讲究礼仪文化，其实本质上的区别就是礼仪的方式是不一样的，也是受东西方历史发展的影响，所以导致两个地区的国家文化以及背景完全是不一致的，当然，与此同时也形成了非常有魅力的一些文化。

中国文化最讲究的就是礼貌，里边包括了很多的道理，但是西方文化比较讲究的就是刺激，而且他们也比较注重人的兴趣发展，所以他们的文化也特别的开放，和我们的文化有很多的不一样。

讲究的是以和为贵。理念上就有非常大的差别，因为西方文化是没有这样的概念的，所以行为方式也会有很大的区别。而且西方也经常会发生一些战争。也是非常的不好了。

首先要从两者的文化模式说起。
文化是主体和客体在社会实践中的产物，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文化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的文化指人类的文化心态。中国传统文化(traditional culture of China)是中华文明演化而汇集成的一种反映民族特质和风貌的民族文化，是民族历史上各种思想文化、观念形态的总体表征，是指居住在中国地域内的中华民族及其祖先所创造的、为中华民族世世代代所继承发展的、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历史悠久、内涵博大精深、传统优良的文化。西方文化指的是最初形成于南欧、北欧；盛行于西欧、北欧、北美、澳洲的文化，包括西方世界中共同的标准、价值观、风俗等。 中西方文化的差异有以下几点： 1.中国文化重人性，西方文化则重理智。中国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仁”，孔子曰“爱人”，孟子曰：“仁也者，人也”。所谓人就是指人际关系，中国讲究礼节，注重孝为仁之根本，注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不同等级秩序，要求臣忠于君，子孝于父母，弟尊敬兄长，等等，否则为“不仁”。然而，西方的文化则偏重于理智、理性，认为理智应该而且能够控制情感，人应该控制自我的欲望，用理智和道德去追求幸福，理智的份量大于人情的份量。“我爱我师，我更爱真理”这一哲理名言充分体现了西方对理智的偏重远远大于对人情的重视。这也与中西方的伦理观念不同密切相关，西方人认为人与人之问是契约关系，人与人之问只是依靠契约联系在一起的，而中国人讲究人伦情谊关系，讲究“君臣、父子、夫妻、兄弟、师友”、“三纲五常”等等。 2.中国人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强调“天人合一”，西方人强调“人为万物之灵”，自然不过是人的陪衬。西方人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时，往往注重个人和物质利益，强调对自然的索取和征服，认为人有能力而且必须征服自然以获取生存的条件。而中国人从先秦时代就形成了“天人合一”的思想，强调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时，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认为“天、地、人一统于道”，老子认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德自然”。 3.从语言角度看，汉语是非形态语，西方语言为形态语。西方文字是由单个字母组成的流线性的文字，它以形统意，通过严密复杂的形态变化来表达意思。在句法上只要是主谓结构都是句子，也只有主谓结构才是句子，而汉语是以象形文字为基础的方块字，方块字本身就包含了丰富的语意意思，汉语言是以意统形的，句子的句法、组织结构和语义根据所要表达的意境和内容来安排，而且在汉语中没有主语和谓语的句子是随处可见的，所以汉语组织以达意为主，不滞于形而以意统形。西方流线性的语言和文字相应于西方人单向性的思维模式，他们强于分析、逻辑。中国文字是以象形文字为基础的，讲究整体性与立体性，体现了中国人立体的思维模式。 4.西方重物质，中国重精神。在西方人眼里，物质的满足是相当重要的，从西方的殖民史可以看出，西方人对于物质的追逐简直不择手段，对物质的追逐，对感官刺激的寻求，一度使西方人感觉迷茫。相反，东方文化尤其是中国文化的核心是重精神，注重精神上的满足。 5.西方重个人主义，中国文化重集体主义。西方自从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以来，自由、人权、平等、博爱等思想深入人心，西方的精神强调个体的自由，注重个体的奋斗，个人的权利。私人的权利与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甚至会为个人的私利而不顾国家之利益。而中国文化重集体主义。从古至今，家国思想贯穿人心，一个与众人格格不入的人在中国是没有出路的。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集体主义更是深入人心。中国人的行为注重的是以大局为重，不以自我的私利而去损害国家集体的利益，强调集体至上的原则，在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发生冲突时，必要时要牺牲个人利益而维护国家、集体的利益。 6.西方重竞争，中国重和谐、中庸。竞争是西方社会中的不二法则，西方人崇尚竞争，西方社会到处充满竞争，任何人要在社会上生存必须学会竞争，赢得竞争。引入竞争机制后，西方人便注重通过竞争赢得成功，赢得事业的胜利。同时，竞争的失败也认为理所当然，失败了冉去竞争。而中国人却依靠中庸之道，不偏不倚来处理人际关系。 每一个民族国家的文化，都是因特定的民族、地理及历史的条件逐渐形成的，它包含 着这一民族特有的价值观念、审美情趣和民族心理。中西文化虽然是两种特性各异的文化类型，但都属于世界优秀文化的一部分，二者各有所长，不分仲伯，不能厚此薄彼，也不能搞“一刀切”，要提倡“拿来主义”。“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不断的充实和完善中国文化，使之与时俱进，引领社会发展。如此，中国文化才能长生不衰。
其次是中西方的宗教模式来说
宗教是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是东西方在历史发展进程中都存在的文化现象。宗教最初的产生是人们对于自己无法理解的现象的精神寄托，简单来说即是对神灵的崇拜，而神则是人的外化。引用费尔巴哈的话来说,人是按照自己的形象来创造了神。而对于不同的文化地域，其所产生的宗教文化也是截然不同的。中国和西方的文化也不例外。本文结合了部分书籍和我自己的了解，简单谈谈中国与西方宗教的对比。 一、 天生之神与人身成神——神的形成 在西方的宗教体系里，上帝是唯一的神，而这个神是天生的，由他创造了世界，而耶稣则只是他在人间的使者，代理他在人间传道，而耶稣也只不过是肉体凡胎，只因为他是耶和华之子，“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上帝是永恒的，他居住在天国，是一个超脱于整个世俗的净土之地，远离人世，高高在上。 相比之下，中国虽然在早期也曾有过“天帝”、“上帝”的传说，但那不是一种宗教意义上的人格神,而只是指某种外在于自己的神秘的自然的或社会的力量。中国的大多数神显得“亲民”得多，他们大多是有名望、有过巨大功绩的或是有大智慧的人，经过一代代中国百姓的传说，逐渐被捧上了神坛。例如，道教所尊奉的太上老君的原型就是老子，他是春秋是一位有名的智者；佛教中所传的大肚子弥勒佛的原型就是五代时一位布袋和尚。此外中国历史上的很多杰出的人物在后来也由于各种原因成了神，享受百姓的祭祀和侍奉，例如三国时期的名将关羽、商代的名臣比干都被尊奉为神，而且受到历代从皇家到黎民百姓的虔诚祭祀。在中国还有个有趣的现象：每一个行业都有自己的所尊奉的“祖师爷”，在老一辈的从事这一行业的人的眼中，如果不尊重自己的祖师爷，那就是欺师灭祖的行为，是很严重的罪行。这种“祖师爷”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一种神，比如工匠行业的鼻祖鲁班，戏曲行业的鼻祖唐玄宗等，都可以被奉为他们所在行业的神灵。 二、 一家独大和三教并存——一元的西方宗教和多元的中国宗教 西方的基督教从罗马帝国灭亡起就已经成为西方世界唯一的宗教，因此基督教认为自己世界上唯一合法的宗教。基督教是一个具有绝对性和排他性的宗教，可以说一元论始终贯彻于基督教的教义中。耶和华就曾通过摩西向以色列人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对于基督教的信徒来说，他们被要求只可以信奉一个宗教，侍奉一个神。如果有教徒信奉了其他的神，或是其他的宗教，那么就会被判为异端，受到极其残酷的惩罚。帕斯卡尔说:“凡
是到耶稣基督之外去寻求上帝并且停留在自然界之中的人,要么便不能发现任何可以使他们满意的光明,要么便走向为自己形成一套不要媒介者就能认识上帝并侍奉上帝的办法;并且他们便由此不是陷人无神论便是陷人自然论,而这两种东西几乎都是基督宗教所同样憎恶的。”所以在西方世界的历史上经常会看到对异教徒的迫害，甚至一些与基督教教义不符的学说也被斥为异端邪说，日心说的提出者和捍卫者哥白尼与布鲁诺就是个极好的例子。更令东方人不能理解的是，西方人可以为了宗教发动战争。这是在古代中国完全不可能发生的事。因为中国古代的宗教教义之争通常会通过学术辩论的形式来解决。 相比于西方基督教的唯我独尊，中国的宗教文化则更具包容性和多元性。中国的宗教不仅有产生于中国本土的道教，也有来自外国的佛教。而佛教在不同地域也有不同的流派，比如位于中原地区的大乘佛教，接近西南边陲所崇信的小乘佛教还有在青藏地区传播的藏传佛教等。由于中华文化的包容性，所以在中国古代诸多宗教都可以在中国境内传播，当然前提是不能影响到皇族的统治。各个宗教之间也保持着和平共处、相互尊重的状态。而信徒也不用为信奉哪个宗教烦恼，可以说宗教信仰是完全自由的，只要你愿意甚至可以同时信奉多个宗教，吸收不同的文化特点。这一点在中国的历史上可以得到证明。宋代的大文豪苏轼就是一个兼修儒释道三家的人物，他的思想里不光有儒家入世的理想，也不乏佛道两家潇洒隐逸的风范。在文学作品中也经常看到有兼修两家甚至多家的人物。例如《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他是蜀汉的丞相，为国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是典型的儒家学者形象，但他又有登坛作法，借风秋雨甚至是撒豆成兵这样的仙家法术这又是一个道人的形象。可以说，随着多种宗教的和平共处，更多的信徒都拥有不止一种宗教信仰。 三、 中西方宗教不同的社会地位与其社会影响 在西方世界体系中，宗教是超脱于一切的存在，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与其相提并论。在中世纪的欧洲，权力的核心并非是国王而是罗马教皇，因为教皇是宗教的最高领袖，他作为上帝在人间的代言人，拥有无与伦比的地位。教皇以及他手下的主教、教士不仅负责宗教事务，同时还会插手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事务。教皇可以有自己的军队，国王登基需要教皇的承认并得到主教的加冕才能视为合法。可以说在中世纪的欧洲，教会控制着一切领域。他们的一举一动都会对社会产生极大的影响。在中世纪,你的文化修养再高,学问再多,但如果是一个异教徒或一个无神论者,你就等于什么也不是,你不仅毫无价值,而且还在被打击和消灭之列。这一情况在文艺复兴运动之后才有所改变。 在中国情况则完全不同。中国从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开始实行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统治。在古代的中国，皇帝才是至高无上的存在。皇帝被称为“天子”，代天行道。而
宗教人士没有实际权力，必须服从统治才可以传道，否则会被安上“妖言惑众”的罪名，他们所信奉的宗教也会遭到严重的打击。可以说，宗教对统治者来说有时候更像是一种工具。由于宗教有导人向善、追求平和的作用，统治者认为可以利用宗教让自己的统治更加稳固。于是历代的统治者都会尊敬当时宗教界的领袖，甚至有些皇帝还会亲身受戒成为宗教信徒以示对宗教的重视。比如著名的“菩萨皇帝”梁武帝、沉湎于炼丹之道的宋徽宗、嘉靖皇帝等。但一旦宗教的存在构成了对统治的客观威胁，那么统治者会毫不犹豫地对宗教进行打压。比如东汉末年张角利用太平道鼓动了黄巾起义就马上遭到当时汉王朝的强力镇压，唐武宗时也曾进行过灭佛教的行为，这一切都说明宗教在古代的中国虽然具有一定的影响力，但毕竟还不能成为决定社会走向的绝对力量。 从另一方面来讲，中西方的宗教已在千百年的传播中融入了人们的生活里，现在我们的一言一行都很有可能受到宗教的影响。有可能我们说的一个词，就会是佛经里的词语；我们说的一句俗语，就来自某一本道教典籍，可以说宗教现在依然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的思维和生活方式。 东西方的文化有着完全不同的文化基因，因此中国和西方的宗教表现出很多不同，本文还有很多没有涉及。但无论是西方世界的基督教，还是中国的儒释道都是在相应的文化领域孕育出的文化结晶。宗教文化在文化交流、哲学和语言领域结出的丰硕的果实更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虽说随着现代科学的发展，宗教能够带给我们的精神寄托越来越少，但是宗教之中导人向善、寻求内心宁静的内涵是无论何时都不会改变的，而这些也是我们所应该继承和发扬的部分。新时代的宗教在不断地发展、变化和调整，以适应世俗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宗教中唯心的和虚幻的东西将会逐渐被人们抛弃，宗教中积极的科学的成分仍将为人们所保留和继承，并与社会进步的伦理道德相融合，成为推进社会文化进步的重要力量。

文明与文化的区别 关于文明与文化的关系，学术界主要有如下3种意见： 其一，文化和文明没有多大差别，甚至可以说，两者是同义的。 不少人类学家和民族学家持这种意见，尤其是在19世纪的法国和英国，两者的意义几乎等同，“文明”这一词的“意义精确地或几乎精确地等同于‘文化”’。[12]如英国人类学之父泰勒在1871年出版的《原始文化》一书把文化与文明连在一起，他说：“就广义的民族学意义来说，文化或文明，是一个复合的丛体，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一分子所获得的全部能力和习惯。”[13] 其二，文化包括文明，即文化所包含的概念要比文明更加广泛。 不少学者认为，文明是文化的最高形式或高等形式。文明是在文字出现、城市形成和社会分工之后形成的。尤其在历史学和考古学界，普遍认为文明是较高的文化发展阶段。如英国考古学家柴尔德（Vere Gordon Childe）的《社会进化》（Social Evolution，1951）和克拉克（G. Clark）的《从野蛮到文明》（From Savagery to Civilization，1946）均持这一观点。 美国学者巴格比也认为，在19世纪，英法两国把“文化”与“文明”视为同义词。“然而，总的来说，在最近几十年里，在英法这两个国家——尽管英国更甚于法国，有以‘文化’取代‘文明’的倾向。”文明“似乎指一种较高级的，较发达的文化形态，或者较特殊地指城市文化。”[14]在英法等国，比较喜欢使用“文化”一词，虽然他们也曾经使用“文明”一词。 其三，文化和文明是属性不同的两个部分。 有些学者认为，文明是物质文化，文化是精神文化和社会文化。在20世纪之前，德国传统的看法普遍认为，文化包括人的价值、信仰、道德、理想、艺术等因素；而文明仅包括技术、技巧和物质的因素。如德国文化社会学家艾尔夫雷德．韦伯（Alfred Weber，1868—1958）认为：“文化与文明的分别，便是文明是‘发明’出来的，而文化是‘创造’出来的。发明的东西可以传授，可以从一个民族传授到另一个民族，而不失其特性；可以从这一代传到那一代，而依然保存其用途。凡自然科学及物质的工具等等，都可目为文明。”“文化既是创造的，所以它是一个地方一个时代的民族性的表现，只有在一定时间与空间内，能保存其原有的意义，别个地方的人，如抄袭过去，总会把原意失去的。凡宗教、哲学、艺术等，都是属于文化一类的。”[15]他所说的文明即是科学技术及其发明物，而文化则是伦理、道德和艺术等。 日本一些学者也持这一观点。如伊东俊太郎认为，文明是物质的，文化是精神的。两者应结合起来，物质丰富与精神充实的人才是真正的人。文明具有扩散的性质，文化具有凝聚的性质。[16] 以上三种观点中，第二种较为符合事实，即广义的文化概念包括文明，两者的区别主要表现在如下几方面： （1）文化通常与自然相对应，而文明一般与野蛮相对应。 （2）从时间上来看，文化的产生早于文明的产生，可以说，文明是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中形成的。在原始时代，只有文化，而没有文明，一般称原始时代的文化为“原始文化”，而不说“原始文明”。因此，学术界往往把文明看作是文化的最高形式或高等形式。 （3）从空间上来看，文明没有明确的边界，它是跨民族的，跨国界的；而广义的文化泛指全人类的文化，相对性的文化概念是指某一个民族或社群的文化。 （4）从形态上来看，文化偏重于精神和规范，而文明偏重于物质和技术。文明较容易比较和衡量，较易区分高低，如古埃及的金字塔、中国的长城、秦代的兵马俑等，因而，文明在考古学使用最为普遍；而文化则难以比较，因为各民族的价值观念不同，而价值是相对的。作为物质文化的文明是累积的和扩散的，如交通工具，不同时期先后发明的马车、汽车、火车、飞机等直到现在仍存在。而且，一项发明一旦公诸于世，便会迅速传播到世界各地；而作为精神文化的文化（规范、价值观念等行为模式和思维模式）是非累积和凝聚的。 （5）从承载者的角度来看，文化的承载者是民族或族群，每个民族或族群都有属于自己的文化。而文明却不同，承载者是一个地域，一个文明地域可能包含若干个民族或多个国家，如西方文明，包括众多的信奉基督教的国家。我们可以说“中国文明”，但一般不说“汉族文明”，而说“汉族文化”。这也说明“文明”具有国家或地区性，“文化”具有民族性。另外，一个国家也可以包含多个文明。例如中国，并不仅仅有一个儒教文明，而是有三个主要文明：儒教文明、伊斯兰文明和藏传佛教文明。 （6）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一种文明的形成与国家的形成密切相关，一般是历史上建立过国家的民族才有可能创造自己的文明，而未建立过国家的民族通常只有文化，未能形成自己的独立文明。 （7）文明的动态性较为明显，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发展进步，如物质文明，变化最大；而表现在规范、伦理、道德方面的文化则不尽然，变化缓慢。 （8）从词义来看，“文化”是中性的，使用范围很广；而文明是褒性的，使用范围较窄。例如，可以说酒文化、食文化、服饰文化，但一般不说“酒文明”、“食文明”和“服饰文明”。 据上，文明属于广义的文化范畴之内，“文明”与“文化”在词义上有些区别，在有些条件下可以替换，在有些条件下不能替换。 五、文明本身不会冲突 文化或文明是否会冲突，这是学术界和政界均感兴趣的问题。深入探讨这一问题，有助于正确对待国内外各种文明之间的关系问题。 近十年来，在有关“文明”的论著中，影响最大的当是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撰写的论著。1993年夏，他在美国《外交》杂志（夏季号）上发表了题为《文明的冲突?》一文，引起国际学术界普遍关注和争论。随后，他又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并于1996年结集成为一部专著，书名为《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17]亨廷顿认为，在冷战后的世界，冲突的基本根源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是文化或文明方面的差异。世界新格局的决定因素在于七大文明或八大文明，即中华文明（1993年亨氏称“儒教文明”，1996年改称“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西方文明、东正教文明、拉美文明，还有可能存在的非洲文明。文明的差异是人类各种差异中最具根本性的差异，而且基本上是不可消除的。具有相似文化的人民和国家正在聚合，具有不同文化的人民和国家正在分离。由意识形态和超级大国关系界定的联盟正在让位于由文化和文明界定的联盟。因此，一个以文明为基础的世界秩序正在形成。未来主宰世界的冲突主要是“文明的冲突”。 在亨廷顿看来，冷战后，世界将形成西方文明与非西方文明的对抗局面。西方文明正在衰落，与其他文明相比，它在世界政治、经济、军事力量中所占有比重正日益缩小。相反，亚洲文明正在发展壮大它们的经济、军事和政治力量；伊斯兰文明的人口正在激增，打破了穆斯林国家与其他国家的平衡关系。一般来说，非西方文明都在重新肯定它们自身的文化价值。在21世纪初期，人类将经历非西方权力与文化的复兴，经历非西方文明内部相互之间以及与西方文明之间的冲突。 亨廷顿还认为，在21世纪，西方文明与非西方各种文明的关系及其对抗程度有相当大的差别。按其程度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属于挑战者的文明，即与西方文明传统最远的中华文明与伊斯兰文明，这两种文明可能会联合起来，向西方挑战。第二类是属于中间文明或摇摆文明，即俄罗斯、日本和印度三国的文明，这些文明与西方文明既有合作也有冲突，有时与挑战者（中国和伊斯兰）站在一起，有时又与西方站在一起。第三类是弱势文明，即拉丁美洲文明与非洲文明，这两种文明相当程度上依赖于西方，与西方文明的冲突将会很少。[18] 亨廷顿特别强调西方文明的主要挑战者将是中华文明和伊斯兰文明。他说：“伊斯兰国家和中国拥有与西方极为不同的伟大的文化传统，并自认其传统远较西方的优越。”“21世纪的全球体制、权力分配以及各国的政治和经济”，或主要反映西方的价值和利益，或主要反映伊斯兰国家和中国的价值和利益。[19]他还认为，“在最近的将来，反西方的全面联盟似乎还不会形成。伊斯兰文明和中华文明在宗教、文化、社会结构、传统、政治和植根于其生活方式的基本观念上，存在着根本的不同。从根本上来说，这两者之间具有的共性可能还不及它们各自与西方文明之间的共性。但是，在政治上，共同的敌人将产生共同的利益。伊斯兰社会和华人社会都视西方为对手，因此它们有理由彼此合作来反对西方，甚至会像同盟国和斯大林联手对付希特勒一般行事。”[20] 亨廷顿认为，文明间的冲突主要表现在断层线冲突或断层线战争。“断层线冲突是属于不同文明的国家或集团间的社会群体的冲突。断层线战争是发展成暴力的冲突。”[21]断层线冲突一般有两种形式：一是国际间的断层线冲突，即国家间、非政府集团间或国家和非政府集团之间的冲突；二是国家内部的断层线冲突，即同一国家内的不同文明的集团。断层线冲突具有持久性、特定性（即特定的集团）等。[22] 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在世界上引起极大的反响，美国一些著名的政治家赞赏他的理论，说它是20世纪40年代以来最富争议的国际关系理论。不过，在世界学术界，文明冲突论受到普遍的批判。多数学者均认为，国家利益仍将是今后国家之间冲突的主要原因。[23] 文明之间真的会自动冲突吗？笔者认为，文明本身不会冲突，因为文明不是有机体，文明是半有机、半无机的第三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