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次运动中，共有3.5万名军官被镇压，其中包括高级军官的80％，元帅的3／5，涉及所有的军区司令和绝大部分集团军司令；第一批被授予元帅军衔的5人中，有图哈切夫斯基、叶柳赫尔、叶戈罗夫3人被处死；15名集团军司令中，也有13名被杀；85名军长中，处决57人；159名师长，110名被处决；4万多名营级以上高中级军官遭到迫害。

大清洗中五个元帅杀了3个，分别是图哈切夫斯基，叶戈罗夫，布留赫尔。将军就多了，从大将到少将有400多人，占将军总数的80%。

当时6个元帅杀了4个。
将军也大多数被杀。找它们的马克思去了。

前苏联大清洗是指在苏联领导人斯大林执政下，爆发的一场政治镇压和迫害运动。

1937至1938年苏联“大恐怖”时期，在此期间，130万人被判刑，其中68.2万人遭枪杀，大清洗时期典型的现象包括无处不在的政治审查、到处都存在的怀疑“间谍破坏”、做秀公审（沙赫特案件、工业党审判、莫斯科大审判等）、关押和死刑。

大清洗使500万人受到牵连，30-40万人被处决，1936年-1939年，有一半以上的党员，即120万人被逮捕。出席第十七次党代会的1966名代表中有1108人（即半数以上）被捕，联共（布）十七大选出的139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有98名（即70%）被逮捕和处决。

扩展资料

从1934年12月1日起至1935年，大肃反的对象还仅仅是“谋杀基洛夫的凶手”，被清洗的“谋杀基洛夫的凶手”据有关资料透露达50多万人。这是第一阶段。

1936年是第二阶段。在这一阶段，最出名的事件是第一次“莫斯科审判”，第一次莫斯科审判有16名被告。

1936年8月19-24日，在莫斯科对16名被告进行了公开审讯，这16名被告中有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等，罪名是组织“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恐怖中心”，阴谋暗杀以斯大林为首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基洛夫就是他们策划暗杀的，所有被告拒不承认有罪，结果，被告16人被判死刑并被立即枪决。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苏联肃反运动

1943年12月，斯大林借苏共中央第二号人物基洛夫被杀为由，开始对前反对派成员及其追随者进行迫害。先后杀害了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皮达可夫、布哈
林、李可夫、图哈切夫斯基等一大批党政军要员，清洗、枪毙了几十万干部，殃及1500万无辜群众，成为人类史上空前的政治灾难。它使人们认识到对权力进行制约、监督的重要性。

成千上万的人受到死亡威胁，然后在一段不长的时期内成批成批地死去——不是死在战场上，也不是死于人所不能控制的自然灾害，而是按照一个可怕的计划死在刑讯室和监牢里。这场完全人为的政治灾难发生在前苏联本世纪三十年代的“肃反”运动中。就其规模来讲，它确实堪与一场大战、一次肆虐的自然灾害相比；考虑到它的阴险性和隐伏在迫害后面狭隘可鄙的个人目的，它的危害性就更加令人震惊。这场灾难现在已经广为人知，但首次将这一可怕的灾难的详情揭露出来，却要等到许多受害者已死去近15年以后，这不能不说是人类的悲哀。人类的理性和良知在这一事件中备受拷问。

　　30年代的大清洗运动

　　30年代初,苏联已基本形成高度集权的统制型经济体制,与此相适应,政治权力也趋向于高度集中,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及斯大林对权力的专断正在成为苏联政治领域的主导倾向。这种情况引起了党内部分领导干部的忧虑,同时,在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政策方针等具体问题上,党的领导层也一直存在分歧。虽然通过几轮政治斗争,斯大林已经清除了曾经对他的权力和路线构成威胁的老布尔什维克中的"反对派",提拔了一批忠于自己的较年轻的干部进人领导层,但他的地位还没有最后稳固,他的政策主张仍有可能遭到来自中央委员会乃至政治局成员的反对或抵制。为了把新反对派扼杀在萌芽状态,斯大林需要展开一场全面的政治清洗运动

　　“基洛夫事件”与大清洗运动的开始

　　1934年12月1日傍晚,在列宁格勒州委机关所在地斯莫尔尼宫内的走廊里,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列宁格勒州委书记基洛夫被一位潜入宫内的凶手厄古拉也夫枪杀。这一事件遂成为30年代苏联"大清洗"的开端。

　　基洛夫被刺事件至今是一个案情扑朔迷离的历史疑案。凶手尼古拉也夫虽然当场被捕,并由当天赶到列宁格勒的斯大林亲自审问,但审讯记录始终没有公布,尼古拉也夫当月即被枪决；另一个主要证人鲍利索夫（基洛夫的警卫队长）在前往受审路上因"交通事故"而死亡。无论基洛夫案的真相如何,有一点十分清楚,即这个事件给斯大林提供了彻底清洗一切反对派（包括潜在的对手）、巩固自己权力地位的机会和采取种种非法手段以达到上述目的的借口。斯大林当时就是按照这一逻辑行动的。

　　1934年12月1日晚,根据斯大林的建议,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通过《关于修改各加盟共和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典的决议》,规定：凡属恐怖组织和对苏维埃政权工作人员进行恐怖活动的案件,侦察工作不能超过十天；控告结论在正式开庭审判前一昼夜交给被告；原告、被告双方都不参加审判；不接受判决上诉书和赦免请求书；极刑判决被宣布后立即执行。这个后来被称作"特别程序"的规定为政治清洗中采用非法手段罗织罪名、迫害异己打开了方便之门,成为斯大林随心所欲清洗政治对手的工具。此后,"大清洗"被逐步推向高潮,其中第一步就是对所谓"列宁格勒总部"的审判。

　　大清洗运动的全面展开

　　1934年12月1日晚,根据斯大林的建议,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通过《关于修改各加盟共和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典的决议》,规定：凡属恐怖组织和对苏维埃政权工作人员进行恐怖活动的案件,侦察工作不能超过十天；控告结论在正式开庭审判前一昼夜交给被告；原告、被告双方都不参加审判；不接受判决上诉书和赦免请求书；极刑判决被宣布后立即执行。这个后来被称作"特别程序"的规定为政治清洗中采用非法手段罗织罪名、迫害异己打开了方便之门,成为斯大林随心所欲清洗政治对手的工具。此后,"大清洗"被逐步推向高潮,其中第一步就是对所谓"列宁格勒总部"的审判。
　　1934年12月22日,苏联政府发表侦查基洛夫案的通报,首次提到有一个名为"列宁格勒总部"的恐怖组织,说尼古拉也夫即是这个组织的成员,该组织主要由原季诺维也夫一加米涅夫反对派成员组成。12月27日,苏联政府公有关于"列宁格勒总部"的控告结论,确认基洛夫被杀是该组织指使所为,并说谋害基洛夫是该组织谋害斯大林和党的其他领导人的长远计划的一部分。在立即处死尼古拉也夫后,1935年1月15日对"总部"主要成员进行了审判,季诺维也夫等人坚决否认自己与基洛夫案有任何牵连,尽管拿不出证据,法庭仍判处季诺维也夫十年监禁,加米涅夫五年监禁。l月18日,联共（布）中央向全国党组织发出秘密信,要求各地动员所有力量深挖敌人,由此开始了遍及全国的大逮捕,制造了无数冤案。

　　为了给"大清洗"披上"合法"的外衣,1936年8月,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举行了第一次公开审判,被告是所谓"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合总部"成员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斯米尔诺夫等16人。审讯中,法庭没有出示任何证据,所有的指控都建立在被告的"交代"和"承认"上,在没有律师辩护的情况下,被告的"供词"被作为定罪的依据。法庭最后宣布,季诺维也夫等与已被驱逐出境的托洛茨基相勾结,主使谋杀基洛夫的罪名成立,判处16名被告死刑。判决后不到24小时,报纸即报道：死刑已经执行。

　　对"联合总部"的审判带动了新一轮逮捕浪潮,根据审讯中被告的"供词",又挖出了一个所谓"托洛茨基平行总部",其成员有皮达可夫、拉狄克、索柯里尼科夫等人。1937年1月,对"平行总部"进行了"大清洗"中第二次公开审判。被告被指控"接受托洛茨基指示","背叛祖国,从事侦察和军事破坏工作,实行恐怖和暗害勾当"。与第一次公开审判的程序一样（只是形式上为被告指定了"辩护人"）,17名被告中皮达可夫等13人被判处死刑,拉狄克等4人被判处十年或八年监禁。

　　由于拉狄克在受审时交代他与布哈林、李可夫等有"罪恶的联系",1937年2月底,布哈林、李可夫在出席中央全会时被捕,次年3月,对所谓"右派一托洛茨基联盟"进行了"大清洗"中第三次公开审判。布哈林等2I名被告被以"谋害罪"和"叛国罪"起诉,其中包括布哈林、李可夫在内的19人被判处死刑

　　三次公开审判都是"大清洗"运动中为欺骗国内外舆论而精心炮制的假案,这几次审判所涉及的对象也只是"大清洗"中无数被冤屈者的极少数代表,实际上,"大清洗"所制造的冤假错案远比公开审判所暴露的多得多,清洗的对象从中央到基层几乎包括所有的社会领域和各个阶层。据有关资料显示,在联共（布）十七大当选的139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有98人,即70％被清洗；出席十七大的1996名代表中,有1108名,即半数以上被清洗；17名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中,除基洛夫外,有5人被杀；苏维埃和政府机构也遭到沉重打击,仅1937-1938年间被捕并处决的部人民委员就有17人,加上他们的副手和下属,数量还要翻几倍；军队也难逃厄运,1937年5月,副国防人民委员图哈切夫斯基等一批高级将领被指控犯有组织"反苏军事中心"的叛国罪而被逮捕并遭处决,随即在军队中进行了全面清洗,共有3.5万名军官被镇压,其中包括高级军官的80％,元帅的3／5,涉及所有的军区司令和绝大部分集团军司令；即使作为"大清洗"工具的保安机构--内务人民委员部自身也无法幸免,其成员被不断更新,以维持对领袖的忠诚或被当做替罪羊。"大清洗"前期领导内务部的亚哥达因不能满足斯大林的要求而于1936年9月被更加心狠手辣的叶若夫取代,不久被捕并于1938年被处决。叶若夫在按斯大林旨意把“大清洗”推向最高潮后,也遭到同样下场,1938年7月被贝利亚取代,1940年4月1日被以"毫无根据地镇压苏联人民"的罪名而枪毙。

　　"大清洗"究竟制造了多少冤案、杀害了多少无辜者？至今没有一个确切的统计数字,但作为一场政治性镇压运动,其规模之大、涉及面之广、危害之深,在历史上堪称空前,它是斯大林领导苏联时期最黑暗的一页。1938年以后,因考虑到苏联人民的承受力已接近极限,同时"大清洗"的目的也已基本达到,所以镇压浪潮趋于缓和,也在不同程度上纠正了一些错误做法。然而,由于斯大林并没有从根本上认识"大清洗"的错误,而是继续把它当做巩固集权体制的必要手段,因此"大清洗"的余波一直延续到战争前夕和战争初期,并在战后再掀高潮。

　　大清洗运动的严重后果

　　"大清洗"的后果表现为两个方面,其一,这场政治运动给苏联社会造成了严重创伤,各个领域的社会精华均受到摧残,人们在生命安全和行动自由得不到法律保护的环境中精神受到极大压抑,而且,在保安机构滥用非法刑讯手段和特务手段的情况下,人人自危,诬告、假供盛行,人格被扭曲,社会道德水平严重滑坡,其消极影响祸及几代人。其二,这场运动最终确立了高度中央集权体制的极端形式--斯大林个人专制。由于用持续数年的大规模镇压清除了从老布尔什维克到年轻一代干部中可能构成对自己权力挑战的对象,特别是整肃了在十七大上流露不满的代表和中央委员会,斯大林终于稳固了自己至高无上的地位,登上了权力金字塔的顶端。而且,凭借保安机构这一专政工具,斯大林得以不受法律制约,也不受党和政府机关的制约,完全将个人凌驾于党和国家之上,在党和国家的名义下实行个人专制统治。从这个意义上说,"大清洗"是苏联确立"斯大林模式'体制的最后一个。

指的是斯大林镇压反革命和铲除异己的大规模运动，持续时间长。

从下文可以看出“大清洗”从1934年末持续到二战之后，在38年后有缓和迹象，但余波一直延续到战争前夕和战争初期,并在战后再掀高潮
1934年12月1日傍晚,在列宁格勒州委机关所在地斯莫尔尼宫内的走廊里,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列宁格勒州委书记基洛夫被一位潜入宫内的凶手厄古拉也夫枪杀。这一事件遂成为30年代苏联"大清洗"的开端。

基洛夫被刺事件至今是一个案情扑朔迷离的历史疑案。凶手尼古拉也夫虽然当场被捕,并由当天赶到列宁格勒的斯大林亲自审问,但审讯记录始终没有公布,尼古拉也夫当月即被枪决；另一个主要证人鲍利索夫（基洛夫的警卫队长）在前往受审路上因"交通事故"而死亡。无论基洛夫案的真相如何,有一点十分清楚,即这个事件给斯大林提供了彻底清洗一切反对派（包括潜在的对手）、巩固自己权力地位的机会和采取种种非法手段以达到上述目的的借口。斯大林当时就是按照这一逻辑行动的。

1934年12月1日晚,根据斯大林的建议,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通过《关于修改各加盟共和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典的决议》,规定：凡属恐怖组织和对苏维埃政权工作人员进行恐怖活动的案件,侦察工作不能超过十天；控告结论在正式开庭审判前一昼夜交给被告；原告、被告双方都不参加审判；不接受判决上诉书和赦免请求书；极刑判决被宣布后立即执行。这个后来被称作"特别程序"的规定为政治清洗中采用非法手段罗织罪名、迫害异己打开了方便之门,成为斯大林随心所欲清洗政治对手的工具。此后,"大清洗"被逐步推向高潮,其中第一步就是对所谓"列宁格勒总部"的审判。

大清洗运动的全面展开

1934年12月1日晚,根据斯大林的建议,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通过《关于修改各加盟共和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典的决议》,规定：凡属恐怖组织和对苏维埃政权工作人员进行恐怖活动的案件,侦察工作不能超过十天；控告结论在正式开庭审判前一昼夜交给被告；原告、被告双方都不参加审判；不接受判决上诉书和赦免请求书；极刑判决被宣布后立即执行。这个后来被称作"特别程序"的规定为政治清洗中采用非法手段罗织罪名、迫害异己打开了方便之门,成为斯大林随心所欲清洗政治对手的工具。此后,"大清洗"被逐步推向高潮,其中第一步就是对所谓"列宁格勒总部"的审判。
1934年12月22日,苏联政府发表侦查基洛夫案的通报,首次提到有一个名为"列宁格勒总部"的恐怖组织,说尼古拉也夫即是这个组织的成员,该组织主要由原季诺维也夫一加米涅夫反对派成员组成。12月27日,苏联政府公有关于"列宁格勒总部"的控告结论,确认基洛夫被杀是该组织指使所为,并说谋害基洛夫是该组织谋害斯大林和党的其他领导人的长远计划的一部分。在立即处死尼古拉也夫后,1935年1月15日对"总部"主要成员进行了审判,季诺维也夫等人坚决否认自己与基洛夫案有任何牵连,尽管拿不出证据,法庭仍判处季诺维也夫十年监禁,加米涅夫五年监禁。l月18日,联共（布）中央向全国党组织发出秘密信,要求各地动员所有力量深挖敌人,由此开始了遍及全国的大逮捕,制造了无数冤案。

为了给"大清洗"披上"合法"的外衣,1936年8月,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举行了第一次公开审判,被告是所谓"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合总部"成员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斯米尔诺夫等16人。审讯中,法庭没有出示任何证据,所有的指控都建立在被告的"交代"和"承认"上,在没有律师辩护的情况下,被告的"供词"被作为定罪的依据。法庭最后宣布,季诺维也夫等与已被驱逐出境的托洛茨基相勾结,主使谋杀基洛夫的罪名成立,判处16名被告死刑。判决后不到24小时,报纸即报道：死刑已经执行。

对"联合总部"的审判带动了新一轮逮捕浪潮,根据审讯中被告的"供词",又挖出了一个所谓"托洛茨基平行总部",其成员有皮达可夫、拉狄克、索柯里尼科夫等人。1937年1月,对"平行总部"进行了"大清洗"中第二次公开审判。被告被指控"接受托洛茨基指示","背叛祖国,从事侦察和军事破坏工作,实行恐怖和暗害勾当"。与第一次公开审判的程序一样（只是形式上为被告指定了"辩护人"）,17名被告中皮达可夫等13人被判处死刑,拉狄克等4人被判处十年或八年监禁。

由于拉狄克在受审时交代他与布哈林、李可夫等有"罪恶的联系",1937年2月底,布哈林、李可夫在出席中央全会时被捕,次年3月,对所谓"右派一托洛茨基联盟"进行了"大清洗"中第三次公开审判。布哈林等2I名被告被以"谋害罪"和"叛国罪"起诉,其中包括布哈林、李可夫在内的19人被判处死刑

三次公开审判都是"大清洗"运动中为欺骗国内外舆论而精心炮制的假案,这几次审判所涉及的对象也只是"大清洗"中无数被冤屈者的极少数代表,实际上,"大清洗"所制造的冤假错案远比公开审判所暴露的多得多,清洗的对象从中央到基层几乎包括所有的社会领域和各个阶层。据有关资料显示,在联共（布）十七大当选的139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有98人,即70％被清洗；出席十七大的1996名代表中,有1108名,即半数以上被清洗；17名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中,除基洛夫外,有5人被杀；苏维埃和政府机构也遭到沉重打击,仅1937-1938年间被捕并处决的部人民委员就有17人,加上他们的副手和下属,数量还要翻几倍；军队也难逃厄运,1937年5月,副国防人民委员图哈切夫斯基等一批高级将领被指控犯有组织"反苏军事中心"的叛国罪而被逮捕并遭处决,随即在军队中进行了全面清洗,共有3.5万名军官被镇压,其中包括高级军官的80％,元帅的3／5,涉及所有的军区司令和绝大部分集团军司令；即使作为"大清洗"工具的保安机构--内务人民委员部自身也无法幸免,其成员被不断更新,以维持对领袖的忠诚或被当做替罪羊。"大清洗"前期领导内务部的亚哥达因不能满足斯大林的要求而于1936年9月被更加心狠手辣的叶若夫取代,不久被捕并于1938年被处决。叶若夫在按斯大林旨意把“大清洗”推向最高潮后,也遭到同样下场,1938年7月被贝利亚取代,1940年4月1日被以"毫无根据地镇压苏联人民"的罪名而枪毙。

"大清洗"究竟制造了多少冤案、杀害了多少无辜者？至今没有一个确切的统计数字,但作为一场政治性镇压运动,其规模之大、涉及面之广、危害之深,在历史上堪称空前,它是斯大林领导苏联时期最黑暗的一页。1938年以后,因考虑到苏联人民的承受力已接近极限,同时"大清洗"的目的也已基本达到,所以镇压浪潮趋于缓和,也在不同程度上纠正了一些错误做法。然而,由于斯大林并没有从根本上认识"大清洗"的错误,而是继续把它当做巩固集权体制的必要手段,因此"大清洗"的余波一直延续到战争前夕和战争初期,并在战后再掀高潮。

大清洗运动的严重后果

"大清洗"的后果表现为两个方面,其一,这场政治运动给苏联社会造成了严重创伤,各个领域的社会精华均受到摧残,人们在生命安全和行动自由得不到法律保护的环境中精神受到极大压抑,而且,在保安机构滥用非法刑讯手段和特务手段的情况下,人人自危,诬告、假供盛行,人格被扭曲,社会道德水平严重滑坡,其消极影响祸及几代人。其二,这场运动最终确立了高度中央集权体制的极端形式--斯大林个人专制。由于用持续数年的大规模镇压清除了从老布尔什维克到年轻一代干部中可能构成对自己权力挑战的对象,特别是整肃了在十七大上流露不满的代表和中央委员会,斯大林终于稳固了自己至高无上的地位,登上了权力金字塔的顶端。而且,凭借保安机构这一专政工具,斯大林得以不受法律制约,也不受党和政府机关的制约,完全将个人凌驾于党和国家之上,在党和国家的名义下实行个人专制统治。从这个意义上说,"大清洗"是苏联确立"斯大林模式'体制的最后一个

1943年12月，斯大林借苏共中央第二号人物基洛夫被杀为由，开始对前反
对派成员及其追随者进行迫害。先后杀害了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皮达可夫、布哈
林、李可夫、图哈切夫斯基等一大批党政军要员，清洗、枪毙了几十万干部，殃及15
00万无辜群众，成为人类史上空前的政治灾难。它使人们认识到对权力进行制约、监
督的重要性。
成千上万的人受到死亡威胁，然后在一段不长的时期内成批成批地死去——不是
死在战场上，也不是死于人所不能控制的自然灾害，而是按照一个可怕的计划死在刑
讯室和监牢里。这场完全人为的政治灾难发生在前苏联本世纪三十年代的“肃反”运
动中。就其规模来讲，它确实堪与一场大战、一次肆虐的自然灾害相比；考虑到它的
阴险性和隐伏在迫害后面狭隘可鄙的个人目的，它的危害性就更加令人震惊。这场灾
难现在已经广为人知，但首次将这一可怕的灾难的详情揭露出来，却要等到许多受害
者已死去近15年以后，这不能不说是人类的悲哀。人类的理性和良知在这一事件中备
受拷问。

关于死亡
从1922至1928年，苏公安和安全机关总共枪决了一万一千二百七十一名各类犯罪分子。1930年一年就达到了两万零两百零一人。1937年的数字是三十五万三千零七十四人，1938年的数字是三十二万八千六百一十八人。1939年下降到四千二百零一人，1940年再下降到一千九百三十九人。
1934年1月至1947年12月31日止，古拉格自然死亡人数为九十六万二千一百人。1937年死亡两万五千人，1938年死亡九万五千人，1939年死亡五万五千人，1940年死亡四万六千七百人，1942年猛增到二十四万八千九百人
1953年斯大林刚去世，苏共中央主席团（即苏共政治局—赤军注）立刻要求安全部门提供有关在押“反革命犯罪分子”人数的详尽资料。1954年2月，苏总检察长鲁登科、公安部长克鲁格洛夫、司法部长戈尔申宁向苏共中央主席团连名递交了相关报告。报告中说，从1921年到1954年2月1日止，以反革命罪判刑的人数是三百七十七万七千三百八十人。其中被处死刑的有六十四万两千九百八十人，被判劳改和监禁的有二百三十六万九千二百二十人，被判流放和强制迁居的有七十六万五千一百人。在所有判刑人员中，对大约二百九十万人的判决是由非常规司法机关做出的：政治保卫局工作组、“三人审判组”和特别专案组。剩下的九十万人是由一般的法院、军事法庭和最高法院做出的。这一报告在九十年代初被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领导部门批露出来（见《苏联历史》杂志，1991年第5期，第152至153页）。
要指出的是，在这一组数字中，包含了一部分（尽管是不大的一部分）重复的判决，就是说一个人被先后判了几次。这样的情况主要是针对当时的左翼反对派（即所谓的托派—赤军注）成员来说的。
1992年，当时的俄罗斯联邦国家安全部档案登记处处长向舆论界通报了苏联时期的全部政治犯资料。这些资料证明，从1917年1990年，总计有三百八十五万三千九百人以政治罪名（反革命罪、国事罪）被判以各类刑罚，其中八十二万七千九百九十五人被判处死刑。要补充的是，一小部分死刑犯没有被执行，而是改判为其他刑罚。另外，对一些刑事犯罪分子的处罚是以政治罪名进行的，这主要牵扯到内战和二次大战时期那些趁火打劫的打砸抢份子。
1954年，苏公安部制订了一张详细的历年安全部门抓获和随后被判以各类刑罚人员表。按照这份表格，刚结束内战的1921年，被捕的全部人数是三万五千八百人，这里包含了所有的在押刑事犯罪分子，因为初期的苏俄公安、安全部门是不分开的。1922年和1923年的相应数字是六千人和四千八百人，1928年增加到三万三千人，这个数字已经纯粹是安全部门（所谓的格柏乌，即政治保卫局—赤军注）的工作结果了。要阐明的是，这里面既仍含有部分刑事和经济犯，如走私犯、贪污受贿分子，也反映了当时苏共党内的剧烈斗争。大大小小十几个派系之间的斗争越来越带有火药味，一些反对苏共中央多数派政策的党内干部被捕、被判刑。
1930年开始，政治保卫局逮捕了二十万零八千人，创下纪录。这与刚刚开始的农业集体化有直接关系，同时，苏共党内的反对派几乎全部被捕。1931年，1932年，1933年的相应数字是十八万零七百人，十四万一千零九百人，二十三万九千七百人（见1994年版《俄罗斯历史大事记1917—1940年》第385—386页）。
1936年是大清洗的第一年。按照1937年的人口普查结果，到1937年1月1日为止，共有不少于一百八十万人关在监狱、劳改营或是住在强制定居点。1939年进行的另一次人口普查现示，相应数字达到二百六十万人，其中约一百万人是农村来的强制移民。这些农民因为反抗强制集体化，被当局迁往人烟稀少的地区，开荒或是建立新城市。他们和一般居民的主要差别在于不享有公民权利，但是三十年代末，这一歧视性规定被政府取消，强制移民从此混同于一般居民了。

更加详尽的资料，来自古拉格（俄文“全国劳动营管理总局”的缩写—赤军注）领导层向公安部负责人以及后者向斯大林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报告材料。1940年，古拉格的中央档案里保存了八百万人的个人资料。这些人包括：1/。正在服刑人员；2/。刑满释放人员；3/。死于服刑期间的人员。从总体上讲，自1921至1953年间，总共有一千万人曾于不同时间在古拉格服刑。在1930年，古拉格在营人数为十七万五千人，1933年达到三十三万四千人。1937年达到一百一十九万六千人，1940年达到一百六十六万人，（见《苏联历史》杂志，1991年第5期，第152页）。1941年达到了二百三十万人，新增加的犯人来自波兰、波罗地海沿岸三国，以及大批触犯劳动纪律的工人（苏当局在三十年代末以严刑峻法对付工人，上班迟到或无故旷工会受到刑事处罚—赤军注）。
自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至1944年12月止，古拉格释放了三百四十四万人。仅从1941年6月12日至当年10月24日止，苏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释放了六十万人，其中十七万五千人被征招入伍。被释放的人主要是触犯劳动纪律的工人和不太严重的经济犯，以及军官和各类技术人员。
与此同时，古拉格接收了二百五十五万名新犯人，主要是投敌和为德军工作的人员。1948年新的大清洗使古拉格的人数在1950年达到了二百五十六万一千人，创最高记录。
1939至1944年止，在监狱的犯人数量徘徊于三百五十万五千人（1939年1月的最高记录）和十五万五千二百人（1944年1月的最低记录）之间。（见《苏联历史》杂志，1991年第5期，第153页）

据沈志主编的《世界史》记载，（在525页）在这场大清洗中，约有500万人受到牵连，30--40万人被处决。在936年至1939年间，有一半以上的党员，即120万人呗逮捕。第17次代表大会的1966名代表中，有1108人被逮捕，占56%；大会选出的139名中央正式和候补委员中，有98名被逮捕和枪决，占70%。会后选出的17名政治局成员中有 5名被害，1名自杀。军队的损失更是惊人。第一批被授予红军元帅军衔的5人中，有3人（图哈切夫斯基、叶戈罗夫、布留赫尔）被处死。15名集团军司令中，13人被杀。总共有4万多名营级以上的高中级军官遭迫害。乌克兰、哈萨克等少数民族的党政领导人几乎均被处决。许多学者、作家也没能幸免，著名的生物学家瓦维洛夫，经济学家康德拉基耶夫、恰亚诺夫，喀秋莎炮的发明设计者朗格马克，喷气研究所所长雷伊苗诺夫，坦克设计家扎斯拉夫斯基等人都被杀害。这场历时多年的大清洗，给苏联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损害。

30年代的大清洗运动

30年代初,苏联已基本形成高度集权的统制型经济体制,与此相适应,政治权力也趋向于高度集中,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及斯大林对权力的专断正在成为苏联政治领域的主导倾向。这种情况引起了党内部分领导干部的忧虑,同时,在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政策方针等具体问题上,党的领导层也一直存在分歧。虽然通过几轮政治斗争,斯大林已经清除了曾经对他的权力和路线构成威胁的老布尔什维克中的"反对派",提拔了一批忠于自己的较年轻的干部进人领导层,但他的地位还没有最后稳固,他的政策主张仍有可能遭到来自中央委员会乃至政治局成员的反对或抵制。为了把新反对派扼杀在萌芽状态,斯大林需要展开一场全面的政治清洗运动

“基洛夫事件”与大清洗运动的开始

1934年12月1日傍晚,在列宁格勒州委机关所在地斯莫尔尼宫内的走廊里,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列宁格勒州委书记基洛夫被一位潜入宫内的凶手厄古拉也夫枪杀。这一事件遂成为30年代苏联"大清洗"的开端。

基洛夫被刺事件至今是一个案情扑朔迷离的历史疑案。凶手尼古拉也夫虽然当场被捕,并由当天赶到列宁格勒的斯大林亲自审问,但审讯记录始终没有公布,尼古拉也夫当月即被枪决；另一个主要证人鲍利索夫（基洛夫的警卫队长）在前往受审路上因"交通事故"而死亡。无论基洛夫案的真相如何,有一点十分清楚,即这个事件给斯大林提供了彻底清洗一切反对派（包括潜在的对手）、巩固自己权力地位的机会和采取种种非法手段以达到上述目的的借口。斯大林当时就是按照这一逻辑行动的。

1934年12月1日晚,根据斯大林的建议,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通过《关于修改各加盟共和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典的决议》,规定：凡属恐怖组织和对苏维埃政权工作人员进行恐怖活动的案件,侦察工作不能超过十天；控告结论在正式开庭审判前一昼夜交给被告；原告、被告双方都不参加审判；不接受判决上诉书和赦免请求书；极刑判决被宣布后立即执行。这个后来被称作"特别程序"的规定为政治清洗中采用非法手段罗织罪名、迫害异己打开了方便之门,成为斯大林随心所欲清洗政治对手的工具。此后,"大清洗"被逐步推向高潮,其中第一步就是对所谓"列宁格勒总部"的审判。

大清洗运动的全面展开

1934年12月1日晚,根据斯大林的建议,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通过《关于修改各加盟共和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典的决议》,规定：凡属恐怖组织和对苏维埃政权工作人员进行恐怖活动的案件,侦察工作不能超过十天；控告结论在正式开庭审判前一昼夜交给被告；原告、被告双方都不参加审判；不接受判决上诉书和赦免请求书；极刑判决被宣布后立即执行。这个后来被称作"特别程序"的规定为政治清洗中采用非法手段罗织罪名、迫害异己打开了方便之门,成为斯大林随心所欲清洗政治对手的工具。此后,"大清洗"被逐步推向高潮,其中第一步就是对所谓"列宁格勒总部"的审判。
1934年12月22日,苏联政府发表侦查基洛夫案的通报,首次提到有一个名为"列宁格勒总部"的恐怖组织,说尼古拉也夫即是这个组织的成员,该组织主要由原季诺维也夫一加米涅夫反对派成员组成。12月27日,苏联政府公有关于"列宁格勒总部"的控告结论,确认基洛夫被杀是该组织指使所为,并说谋害基洛夫是该组织谋害斯大林和党的其他领导人的长远计划的一部分。在立即处死尼古拉也夫后,1935年1月15日对"总部"主要成员进行了审判,季诺维也夫等人坚决否认自己与基洛夫案有任何牵连,尽管拿不出证据,法庭仍判处季诺维也夫十年监禁,加米涅夫五年监禁。l月18日,联共（布）中央向全国党组织发出秘密信,要求各地动员所有力量深挖敌人,由此开始了遍及全国的大逮捕,制造了无数冤案。

为了给"大清洗"披上"合法"的外衣,1936年8月,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举行了第一次公开审判,被告是所谓"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合总部"成员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斯米尔诺夫等16人。审讯中,法庭没有出示任何证据,所有的指控都建立在被告的"交代"和"承认"上,在没有律师辩护的情况下,被告的"供词"被作为定罪的依据。法庭最后宣布,季诺维也夫等与已被驱逐出境的托洛茨基相勾结,主使谋杀基洛夫的罪名成立,判处16名被告死刑。判决后不到24小时,报纸即报道：死刑已经执行。

对"联合总部"的审判带动了新一轮逮捕浪潮,根据审讯中被告的"供词",又挖出了一个所谓"托洛茨基平行总部",其成员有皮达可夫、拉狄克、索柯里尼科夫等人。1937年1月,对"平行总部"进行了"大清洗"中第二次公开审判。被告被指控"接受托洛茨基指示","背叛祖国,从事侦察和军事破坏工作,实行恐怖和暗害勾当"。与第一次公开审判的程序一样（只是形式上为被告指定了"辩护人"）,17名被告中皮达可夫等13人被判处死刑,拉狄克等4人被判处十年或八年监禁。

由于拉狄克在受审时交代他与布哈林、李可夫等有"罪恶的联系",1937年2月底,布哈林、李可夫在出席中央全会时被捕,次年3月,对所谓"右派一托洛茨基联盟"进行了"大清洗"中第三次公开审判。布哈林等2I名被告被以"谋害罪"和"叛国罪"起诉,其中包括布哈林、李可夫在内的19人被判处死刑

三次公开审判都是"大清洗"运动中为欺骗国内外舆论而精心炮制的假案,这几次审判所涉及的对象也只是"大清洗"中无数被冤屈者的极少数代表,实际上,"大清洗"所制造的冤假错案远比公开审判所暴露的多得多,清洗的对象从中央到基层几乎包括所有的社会领域和各个阶层。据有关资料显示,在联共（布）十七大当选的139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有98人,即70％被清洗；出席十七大的1996名代表中,有1108名,即半数以上被清洗；17名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中,除基洛夫外,有5人被杀；苏维埃和政府机构也遭到沉重打击,仅1937-1938年间被捕并处决的部人民委员就有17人,加上他们的副手和下属,数量还要翻几倍；军队也难逃厄运,1937年5月,副国防人民委员图哈切夫斯基等一批高级将领被指控犯有组织"反苏军事中心"的叛国罪而被逮捕并遭处决,随即在军队中进行了全面清洗,共有3.5万名军官被镇压,其中包括高级军官的80％,元帅的3／5,涉及所有的军区司令和绝大部分集团军司令；即使作为"大清洗"工具的保安机构--内务人民委员部自身也无法幸免,其成员被不断更新,以维持对领袖的忠诚或被当做替罪羊。"大清洗"前期领导内务部的亚哥达因不能满足斯大林的要求而于1936年9月被更加心狠手辣的叶若夫取代,不久被捕并于1938年被处决。叶若夫在按斯大林旨意把“大清洗”推向最高潮后,也遭到同样下场,1938年7月被贝利亚取代,1940年4月1日被以"毫无根据地镇压苏联人民"的罪名而枪毙。

"大清洗"究竟制造了多少冤案、杀害了多少无辜者？至今没有一个确切的统计数字,但作为一场政治性镇压运动,其规模之大、涉及面之广、危害之深,在历史上堪称空前,它是斯大林领导苏联时期最黑暗的一页。1938年以后,因考虑到苏联人民的承受力已接近极限,同时"大清洗"的目的也已基本达到,所以镇压浪潮趋于缓和,也在不同程度上纠正了一些错误做法。然而,由于斯大林并没有从根本上认识"大清洗"的错误,而是继续把它当做巩固集权体制的必要手段,因此"大清洗"的余波一直延续到战争前夕和战争初期,并在战后再掀高潮。

大清洗运动的严重后果

"大清洗"的后果表现为两个方面,其一,这场政治运动给苏联社会造成了严重创伤,各个领域的社会精华均受到摧残,人们在生命安全和行动自由得不到法律保护的环境中精神受到极大压抑,而且,在保安机构滥用非法刑讯手段和特务手段的情况下,人人自危,诬告、假供盛行,人格被扭曲,社会道德水平严重滑坡,其消极影响祸及几代人。其二,这场运动最终确立了高度中央集权体制的极端形式--斯大林个人专制。由于用持续数年的大规模镇压清除了从老布尔什维克到年轻一代干部中可能构成对自己权力挑战的对象,特别是整肃了在十七大上流露不满的代表和中央委员会,斯大林终于稳固了自己至高无上的地位,登上了权力金字塔的顶端。而且,凭借保安机构这一专政工具,斯大林得以不受法律制约,也不受党和政府机关的制约,完全将个人凌驾于党和国家之上,在党和国家的名义下实行个人专制统治。从这个意义上说,"大清洗"是苏联确立"斯大林模式'体制的最后一个。

30年代的大清洗运动

30年代初,苏联已基本形成高度集权的统制型经济体制,与此相适应,政治权力也趋向于高度集中,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及斯大林对权力的专断正在成为苏联政治领域的主导倾向。这种情况引起了党内部分领导干部的忧虑,同时,在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政策方针等具体问题上,党的领导层也一直存在分歧。虽然通过几轮政治斗争,斯大林已经清除了曾经对他的权力和路线构成威胁的老布尔什维克中的"反对派",提拔了一批忠于自己的较年轻的干部进人领导层,但他的地位还没有最后稳固,他的政策主张仍有可能遭到来自中央委员会乃至政治局成员的反对或抵制。为了把新反对派扼杀在萌芽状态,斯大林需要展开一场全面的政治清洗运动

“基洛夫事件”与大清洗运动的开始

1934年12月1日傍晚,在列宁格勒州委机关所在地斯莫尔尼宫内的走廊里,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列宁格勒州委书记基洛夫被一位潜入宫内的凶手厄古拉也夫枪杀。这一事件遂成为30年代苏联"大清洗"的开端。

基洛夫被刺事件至今是一个案情扑朔迷离的历史疑案。凶手尼古拉也夫虽然当场被捕,并由当天赶到列宁格勒的斯大林亲自审问,但审讯记录始终没有公布,尼古拉也夫当月即被枪决；另一个主要证人鲍利索夫（基洛夫的警卫队长）在前往受审路上因"交通事故"而死亡。无论基洛夫案的真相如何,有一点十分清楚,即这个事件给斯大林提供了彻底清洗一切反对派（包括潜在的对手）、巩固自己权力地位的机会和采取种种非法手段以达到上述目的的借口。斯大林当时就是按照这一逻辑行动的。

1934年12月1日晚,根据斯大林的建议,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通过《关于修改各加盟共和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典的决议》,规定：凡属恐怖组织和对苏维埃政权工作人员进行恐怖活动的案件,侦察工作不能超过十天；控告结论在正式开庭审判前一昼夜交给被告；原告、被告双方都不参加审判；不接受判决上诉书和赦免请求书；极刑判决被宣布后立即执行。这个后来被称作"特别程序"的规定为政治清洗中采用非法手段罗织罪名、迫害异己打开了方便之门,成为斯大林随心所欲清洗政治对手的工具。此后,"大清洗"被逐步推向高潮,其中第一步就是对所谓"列宁格勒总部"的审判。

大清洗运动的全面展开

1934年12月1日晚,根据斯大林的建议,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通过《关于修改各加盟共和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典的决议》,规定：凡属恐怖组织和对苏维埃政权工作人员进行恐怖活动的案件,侦察工作不能超过十天；控告结论在正式开庭审判前一昼夜交给被告；原告、被告双方都不参加审判；不接受判决上诉书和赦免请求书；极刑判决被宣布后立即执行。这个后来被称作"特别程序"的规定为政治清洗中采用非法手段罗织罪名、迫害异己打开了方便之门,成为斯大林随心所欲清洗政治对手的工具。此后,"大清洗"被逐步推向高潮,其中第一步就是对所谓"列宁格勒总部"的审判。
1934年12月22日,苏联政府发表侦查基洛夫案的通报,首次提到有一个名为"列宁格勒总部"的恐怖组织,说尼古拉也夫即是这个组织的成员,该组织主要由原季诺维也夫一加米涅夫反对派成员组成。12月27日,苏联政府公有关于"列宁格勒总部"的控告结论,确认基洛夫被杀是该组织指使所为,并说谋害基洛夫是该组织谋害斯大林和党的其他领导人的长远计划的一部分。在立即处死尼古拉也夫后,1935年1月15日对"总部"主要成员进行了审判,季诺维也夫等人坚决否认自己与基洛夫案有任何牵连,尽管拿不出证据,法庭仍判处季诺维也夫十年监禁,加米涅夫五年监禁。l月18日,联共（布）中央向全国党组织发出秘密信,要求各地动员所有力量深挖敌人,由此开始了遍及全国的大逮捕,制造了无数冤案。

为了给"大清洗"披上"合法"的外衣,1936年8月,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举行了第一次公开审判,被告是所谓"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合总部"成员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斯米尔诺夫等16人。审讯中,法庭没有出示任何证据,所有的指控都建立在被告的"交代"和"承认"上,在没有律师辩护的情况下,被告的"供词"被作为定罪的依据。法庭最后宣布,季诺维也夫等与已被驱逐出境的托洛茨基相勾结,主使谋杀基洛夫的罪名成立,判处16名被告死刑。判决后不到24小时,报纸即报道：死刑已经执行。

对"联合总部"的审判带动了新一轮逮捕浪潮,根据审讯中被告的"供词",又挖出了一个所谓"托洛茨基平行总部",其成员有皮达可夫、拉狄克、索柯里尼科夫等人。1937年1月,对"平行总部"进行了"大清洗"中第二次公开审判。被告被指控"接受托洛茨基指示","背叛祖国,从事侦察和军事破坏工作,实行恐怖和暗害勾当"。与第一次公开审判的程序一样（只是形式上为被告指定了"辩护人"）,17名被告中皮达可夫等13人被判处死刑,拉狄克等4人被判处十年或八年监禁。

由于拉狄克在受审时交代他与布哈林、李可夫等有"罪恶的联系",1937年2月底,布哈林、李可夫在出席中央全会时被捕,次年3月,对所谓"右派一托洛茨基联盟"进行了"大清洗"中第三次公开审判。布哈林等2I名被告被以"谋害罪"和"叛国罪"起诉,其中包括布哈林、李可夫在内的19人被判处死刑

三次公开审判都是"大清洗"运动中为欺骗国内外舆论而精心炮制的假案,这几次审判所涉及的对象也只是"大清洗"中无数被冤屈者的极少数代表,实际上,"大清洗"所制造的冤假错案远比公开审判所暴露的多得多,清洗的对象从中央到基层几乎包括所有的社会领域和各个阶层。据有关资料显示,在联共（布）十七大当选的139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有98人,即70％被清洗；出席十七大的1996名代表中,有1108名,即半数以上被清洗；17名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中,除基洛夫外,有5人被杀；苏维埃和政府机构也遭到沉重打击,仅1937-1938年间被捕并处决的部人民委员就有17人,加上他们的副手和下属,数量还要翻几倍；军队也难逃厄运,1937年5月,副国防人民委员图哈切夫斯基等一批高级将领被指控犯有组织"反苏军事中心"的叛国罪而被逮捕并遭处决,随即在军队中进行了全面清洗,共有3.5万名军官被镇压,其中包括高级军官的80％,元帅的3／5,涉及所有的军区司令和绝大部分集团军司令；即使作为"大清洗"工具的保安机构--内务人民委员部自身也无法幸免,其成员被不断更新,以维持对领袖的忠诚或被当做替罪羊。"大清洗"前期领导内务部的亚哥达因不能满足斯大林的要求而于1936年9月被更加心狠手辣的叶若夫取代,不久被捕并于1938年被处决。叶若夫在按斯大林旨意把“大清洗”推向最高潮后,也遭到同样下场,1938年7月被贝利亚取代,1940年4月1日被以"毫无根据地镇压苏联人民"的罪名而枪毙。

"大清洗"究竟制造了多少冤案、杀害了多少无辜者？至今没有一个确切的统计数字,但作为一场政治性镇压运动,其规模之大、涉及面之广、危害之深,在历史上堪称空前,它是斯大林领导苏联时期最黑暗的一页。1938年以后,因考虑到苏联人民的承受力已接近极限,同时"大清洗"的目的也已基本达到,所以镇压浪潮趋于缓和,也在不同程度上纠正了一些错误做法。然而,由于斯大林并没有从根本上认识"大清洗"的错误,而是继续把它当做巩固集权体制的必要手段,因此"大清洗"的余波一直延续到战争前夕和战争初期,并在战后再掀高潮。

大清洗运动的严重后果

"大清洗"的后果表现为两个方面,其一,这场政治运动给苏联社会造成了严重创伤,各个领域的社会精华均受到摧残,人们在生命安全和行动自由得不到法律保护的环境中精神受到极大压抑,而且,在保安机构滥用非法刑讯手段和特务手段的情况下,人人自危,诬告、假供盛行,人格被扭曲,社会道德水平严重滑坡,其消极影响祸及几代人。其二,这场运动最终确立了高度中央集权体制的极端形式--斯大林个人专制。由于用持续数年的大规模镇压清除了从老布尔什维克到年轻一代干部中可能构成对自己权力挑战的对象,特别是整肃了在十七大上流露不满的代表和中央委员会,斯大林终于稳固了自己至高无上的地位,登上了权力金字塔的顶端。而且,凭借保安机构这一专政工具,斯大林得以不受法律制约,也不受党和政府机关的制约,完全将个人凌驾于党和国家之上,在党和国家的名义下实行个人专制统治。从这个意义上说,"大清洗"是苏联确立"斯大林模式'体制的最后一个。

人数自然不可能少，但远远不及二战时期苏联牺牲的人数，二战时期苏联至少损失有近3000万人。

如果2000万的数字属实，死于“大清洗”的苏联人数快赶上二战的苏联死亡总数了。

根据俄罗斯目前的官方统计，共有2660万苏联公民在二战中丧生。
而斯大林大清洗的人数根据不完全统计超过了2000万这个数字，确实抵得上二战时苏联人的死亡总数。

苏联“大清洗”，是世界历史上一场空前的政治浩劫。斯大林为了清洗其主要的政治对手——托洛茨基分子，人数可与二战苏联死亡人数匹敌。